来源：新闻午报
2007年9月初，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问世。《高兴》一书的原型刘高兴，这位和贾平凹一个院子出生又一起上学，共同生活了18年的伙伴，引起了媒体的兴趣。
此前，贾平凹自身的经历和作品，也多次成为他人笔下的素材。但其青少年时期一直是一个空白。刘高兴无疑是这段时期最直接的见证者，这位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的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写了篇描述青少年时代的贾平凹的文章，贾平凹读后，对刘高兴说：你若当年留在西安上大学、会是比我强很多的作家……
贾平凹是鲁迅的话,我就是闰土 这是四五十年前，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贾塬村东街五组一个普通的院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和贾平凹先后在这个院子里降生。18年后，贾平凹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大学，再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我则去当了兵，后来回乡种地，这几年则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
虽然我和平凹的生活和身份如今相差千里，但那份情依然在，打他的电话，我只需“喂”一下，他就能分辨出我是“高兴”，无论他是在开会还是写作，都会和我聊上半天。
在西安城里，在这个让我这个乡巴佬格格不入的地方，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没有任何的景象，只有声音，只有“嗵、嗵”棒槌敲打粗布衣服的声音从一个遥远而又空旷的地方传来。
这两天，贾平凹托人送来了他签名送我的书《高兴》，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一口气将书读完，这本以我为原型的书让我多次流泪，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大作家对一个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怜悯。
如果把贾平凹比作鲁迅，我则是那个在月光下举着钢叉守护西瓜地的闰土。
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 平凹比我小一岁，1952年生，中等身材，从小就略显胖。由于农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学，平凹的头几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扁，后面一个把儿，人称马提笼子头。平凹小时候叫平娃，嘴阔鼻直，眉浓，眼泡微胀，脸长而方。长大后自己将“娃”改为“凹”。不过，外面人经常将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时脚后跟落地很重，这是俗称的“平板脚”，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平凹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风街就是我们的棣花街。棣花街东西长三里，南北宽一里，往北就是陈家沟，西三塬，巩家河，过了丹江河那个叫南沟的地方，则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小时候，平凹家算一个大户，总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没有分家，家里有三间上房，堂屋两间。人多，饭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锅，这个锅深而大，能盛两桶水。每次吃饭时，平凹父亲先给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队来盛饭。做饭烧的是草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是最听话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大人们忙着包饺子，叮咛我们几个小娃快睡觉。平凹贪念着压岁钱，睡不着，一晚上醒来好几次，盼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给婆磕头拜年，婆还没起床，平凹就跪在炕边的地上，连磕三个头，起来再作揖，婆忙说：“起来，起来，算了。”平凹说：“这是规矩！”婆穿上外衣，从衣衫的小布袋里给平凹掏了三毛钱。平凹高兴地扭头就跑。然后又去给大伯、二伯、三伯磕头。
平凹胆子小，秋千荡得不是太高 “丢窝”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个窝儿，再划条线，每人拿一个核桃往前滚，谁的核桃离线最近，谁就是第一名，用劲太大，滚到线外就是最后一名。后来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个酒店收破烂时，看到了大厅里摆的一个台子，挤了一堆人在玩。保安说那叫沙弧球。保安看我是个农民，让我赶快拿了破烂离开。我出了门，心里想，那玩法和我们小时候的“丢窝”一样。
点天灯，这是平凹父亲在山阳中学教书学会的。我、平凹还有其他几个小伙伴，把白纸用糨糊糊成直径为一米的圆锥形，底子用铁丝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间绑一个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圆盘，煤油和松香被点燃后冒出的烟把天灯送上天，穿过村镇，随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小时候的游戏还有摔泥巴，没有水的时候就用尿和泥，捏成一个中间凹的圆饼，口朝下摔到地上，一声脆响，上面就破开一个洞，比看谁摔出的响声大以及破的洞大，输了的人要挨打。平凹个子矮，劲小，常常是他输得多。我们还用泥捏汽车等。每年的清明，除了上坟外，大人们不定期要为孩子们架一个秋千，平凹胆子小，荡得不是太高。
在我们的童年里，玩具都是自制的，把包谷秆的皮从中间豁开一个口子，插进去一个木棒棒，沾上唾沫，拉动小木棒，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就是“二胡”。或者用烂瓦片玩过家家，边玩边喊：“叮当叮当饭熟了，锅里煮个狗娃球。”
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报过名后，高高兴兴地抱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回家。那时平凹只有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刚进大门，看见平凹光着身子在台阶下挖土玩，平凹看见我后很激动地喊：“我还要念书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学校。
在四年级后半学期，学校里准备排练一出剧，选演员，其中有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我要我妈。”但这个角色要求做到不怯场，而且动作要逼真大方，在全校三、四年级四个班中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平凹不负众望。
平凹今天成为著名作家，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受到了艰苦耐劳的父辈们的影响，知难而进，不轻言放弃。上学时，平凹虽然人小，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几乎都是到河边去抬石头，用来填学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头却不小。
平凹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对发生的事能分析、琢磨，他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积少成多，最终成了大文豪。他平时除了拾柴、打猪草外，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书，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平凹爱看书这是大家公认的，“两鼻子流着鼻涕，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书，人经过旁边他头都不抬。”
1964年，初中开始报考，我和平凹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背一起写，两个人都较着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录取通知书双双拿到。我们家离要上学的丹凤县第二中有七八公里。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时带的干粮，因为粮食少，馍吃不饱时，就吃红苕。红苕吃多了胃酸，很难受。平凹的小说《秦腔》出版后，有一次回老家拍纪录片，大家饿了，我说去拿些红苕吃，平凹赶忙摇了摇手说：“还吃红苕呢，都把胃吃坏了！”
在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开玩笑，也喜欢给人起外号，我开始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却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却学习很好，后来又给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撮毛”，因为他的头发留得长，写作业时总是有一撮毛挡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我和平凹只好回家。当年我16岁，平凹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命运把我们推向了另一种状态。“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难以说清的痛苦，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胡宗南的特务，被开除回家。教了半辈子书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当农民，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勒进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卖力地埋头劳动。
偷着砍树，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生产队养了几十头牛，草料都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妈和姨(平凹的母亲)分别给我和平凹烙一个碗口大的饼子，割完草饿了吃。但我们顶不住饥饿的折磨，在去割草的路上边走边吃，还未到割草的地方，饼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个大口的背笼，比人还高，走起路来只见背笼不见人。
割草时为了完成规定的重量我们经常耍小聪明，比如连草根带土装进笼里，叫“就地围”，或者过河时特意走深水，让水把草泡湿了，偶尔也在背笼里放石头。
我们农业队队长的儿子叫信用。有一次，我们一帮娃们被派去挖地，大中午天气很热，有人建议，说选一个小队长，专门监督大家劳动，谁选上了就可以不干活。平凹很机灵，大声说那就选信用，大家也一致通过。信用当了我们的小队长后，平凹也被特许可以不干活，在大树下休息。
棣花街靠近河道，1957年的那场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河水退去后，全大队组织男女劳动力清理河床，并组织人力开山炸石，重修河坝。可当时最大的石头要48人抬，石头在河南边，要抬到北边，队长根据石头的大小来打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大人们抬大的，挣的工分多，我们一帮小家伙咋办？平凹出主意，咱们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结果就由平凹执笔，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
那个年月是用柴烧的土坑取暖，柴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五郎沟去砍。有一次平凹去砍柴，因为没有表，平凹看着天快亮了，就起来去砍柴了。等砍柴回来时，天才麻麻亮。由此估计，他可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去砍柴了。
南沟在棣花街正南，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坟还难过、心疼。而一些人为了砍一些烧起来耐实的柴火，总是趁树林的主人不在时偷着去砍。南沟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来往，我长得啥模样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着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虎大大发现：“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镰刀留下！”
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有人说平凹吝啬，即使当了大作家，挣了大钱了还很小气，作为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环境造就人。
同在西安城，但已经很少来往 农村里经常有一些招工，但这始终轮不到我和平凹，每次招工，不是队长的儿子，就是支书的女儿。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人只能去当兵，我连续三年报名当兵，前两次都没通过，直到1970年冬天，我才被选上。我当兵的第二年，平凹给我写信说，他被推荐到西安上了西北大学。
平凹在农村干活的时候，曾有人给他说过媳妇，当时平凹在修水库，介绍人有意安排在平凹家和那个女子见面。事后，那女子的母亲说，平凹个子不高，穿的衣服也不太整齐，最后就没有消息了。后来我才知道，平凹对那次见面也不太积极，当时平凹暗恋着一起修水库的一位女子，但后来也没有能进一步发展。
家里还曾为平凹说来一门亲事。有一年过中秋节，平凹的母亲让他去未来的丈人家送节礼，平凹坚持不去，并且和母亲说得吵起来，当时平凹正吃着饭，手里端着米汤煮红薯，一气之下翻碗摔在了堂屋的地上，提着衣服包包就出门了，当天就到丹凤。平凹的父亲认为平凹大逆不道，非常生气，叫人守在路边，把凡是经过的班车都搜查一遍，如果发现平凹就收拾一顿。结果平凹用短大衣把头包严，趴在椅子背上假装睡觉逃过了被处罚的一劫。
大约十年前，我也来到了西安，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两年前的一天，平凹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并请我吃了一顿饭，后来又和我在茶馆里聊了大半天。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他是在以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次见面之后，我找过平凹几次，但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一次他的爱人在家，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了一下，她立即把我让进屋里，递烟倒茶，很是热情。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丈母娘和小女儿在家，我说借用孩子的笔给平凹留个言，但那小家伙直喊我拿了她的笔，又哭又闹，我干脆想算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发现平凹家的楼道口，已经安上了铁门，进门要按了密码才能进去，我只好望而止步了。
摘自《文化周刊》2007年第43期 刘高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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