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钢
来源：《北京文学》
题记：10 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她究竟被什么所打动？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 “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6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当时我看着连“Howareyou!”都听不懂的儿子，真是不敢相信弗丝女士的断言。但是后来的事情说明弗丝女士是对的。也就是在半年后的一天里，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发现儿子拿着电话和他的美国小伙伴有说有笑地在聊天了！儿子英语虽然简单，但是很流畅。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之前我就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一些的英语句子呢？我不是搞语言学教育的，我不知道这里的奥秘。当然，我一直坚持严格要求孩子在家里一定不能说英语，这倒不是因为听了弗丝老师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会说中国话了，我会愧对祖先！感谢老天，我的这一要求让儿子至今一直保留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汉语口语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随着他的英文越来越熟练，他也几乎不能用中文写作，对中文的阅读也日益艰难了。弗丝老师真的是在微笑中预见了一切。
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带着几分神秘说：“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确切地说，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而是你们的孩子！”
孩子们此时也交头接耳，嗡嗡地议论起来。弗丝女士说：“孩子们，请不要吃惊，你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因为两小时前，我们刚刚把它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取回来。但是，确实是你们创造了它。”
这时，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这位老师转身走出会议室，从外面推进一个有轮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绸布覆盖着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方块儿。弗丝女士走上去轻轻地掀开了绸布，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
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这个学期，我们讲授了英文诗歌的写作，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印成这本诗集。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请各位阅读吧。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
一瞬间，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的家长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话。渐渐地，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几位西服革履的家长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矜持，纷纷站起身来，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书了。孩子们更是喧声一片。
——这太出乎意料了！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些小学生，竟然写了诗，还印成了书！
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我也拿到一本，打开目录，很快看到了儿子的两篇“作品”。
一首诗题为《朋友》，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儿子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的痛苦，对童年小伙伴的怀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我们都会长大，我们再见面时，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直到我白发苍苍。
天啊，离开中国，离开小伙伴，让儿子一下想到了“老”吗？
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仰望着天上的云。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
我一遍遍读着儿子写的诗，刹那间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感叹，但是很快就被一种自责的心绪笼罩了。我自认为平日对孩子不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关注的，我是职业记者，平日就是与人打交道的，面对社会采写的也都是“深度报道”，我一直相信自己很了解儿子。但看了儿子的诗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惊异儿子对英文诗歌韵律的掌握。我记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还为他对英文报纸的一则广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恼火，和他严肃地谈过学习英语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当然是教训他。儿子当时真是很老实的样子，我还为自己抓住了他的隐藏很深的弱点而暗自得意呢！
看着儿子写的诗，我不禁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
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书”，我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籍的英文诗作，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于是问弗丝女士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弗丝女士笑着说：“对不起，每个家庭只能有一本。这是绝版的印刷。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费。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工作。”
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显然，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被震撼了，被感动了，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
我也看到，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家长们都在捐钱。这个时候，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绸缪’，还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渐’，还有一句叫……”
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光明，充满欢乐，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
回家后，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儿子说，就是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着玩的，又不是作业。我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要出版？”儿子说：“没有。老师就是说，你们写得很好，再努力写，你们中间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谁知道她真的把我们的诗给印成书了。爸爸，你说过，作家就是写书的人。现在我们也写书了，我们现在都是作家吗？”
让我怎么回答呢？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这本小小的诗集，会激发起孩子对于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未来的作家可能真会是从这里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发现，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孩子长到12岁以来，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
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12点了，还在写他的日记。我发现，从那以后，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而且写得越来越快。他一有什么感慨，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遇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
尽管我和儿子都认定，他以后是要学理工科的，自然科学是推进人类进步的绝对的“物质力量”，何况咱们中国人是在美国，为了谋生，为了把日子过好，也都是重理轻文的。但是从那以后，儿子对写作的兴趣始终不减。
我的一些留学生的朋友看过我的儿子写的一些文章后都说，他写作的天赋是受了我这个当记者的爹的遗传。其实，我根本不相信遗传之说，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诗集，激发了儿子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培养起他对写作的自信心。那本诗集让他相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有用英文写作的才能，于是，他才兴致盎然地尝试各种文体的英文写作。
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
——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诗变成了真正的书，而且让自己的父母阅读后真正受到感动，于是，孩子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与此同时，每个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创造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面前，家长们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对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头脑的家长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过程中与孩子的关系，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败，从而去寻找培养和教育孩子的更为正确的途径。
这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家长会上，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抑扬顿挫地讲着话，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此时，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低眉顺眼，洗耳恭听。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更是心惊肉跳，如坐针毡，受了这番“折腾”之后，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整治调教)孩子的对策。而孩子们呢？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充满忧虑等待着父母的归来，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开家长会的这一天，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家长等待着老师的“宣判”，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审判”。
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实的日子。每逢这一天，儿子显得特别懂事。实际上，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总是想做个好孩子，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也还是如此惧怕“家长会”。可见中国学校“家长会”的威严之甚。
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甚至恐惧呢？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这是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那么，究竟是孩子们在内心叛逆了教育，还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说：“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她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她说，她确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特殊的潜能，而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掘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这不只是教育学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
1993年，我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育学专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发采访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专业名称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差。
她从事的专业是“天才教育”。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超凡脱俗，意味着出人头地……而一说到天才教育，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种种为培养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权……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对象，却是那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儿童、新近移居到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和各种各样的残疾孩子。梅克教授在这个领域埋头耕耘了15年。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各种肤色的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墙壁。
采访她的时候，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看起来比正常孩子更远离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间，进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静地回答：“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忽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时常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境遇感到哀伤。我想，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教育在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万别的孩子，从而制约了孩子们各种潜能的发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这些孩子的办法来。”
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一个孩子最大程度地拥有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这个梦想如此强烈地缠绕着梅克，因此当她摘取了教育哲学博士的桂冠，进入教育科学的殿堂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后，她终于找出一种能够发现各种孩子的各种特殊才能的测试方法。这是一项在美国教育界前所未见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采用一种使孩子们兴致无穷，能够积极参与的测试方法，在一种近乎游戏的过程中，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进行严格检测并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作出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规划，然后指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施。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细致到要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假想的纯粹的科学实验，很少有人相信这项科学研究对于改革和推进教育实践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她的科研组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家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
我采访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4所印第安保护区的学校、10多所普通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50多所学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数百所学校，都已经在使用梅克教授的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承袭已久的教育体制进行重新的审度、剖析和规划。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也开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进行实验。
梅克教授对我说：“我的研究遵从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这个长处。而以往人们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去发现孩子们的短处，再想方设法去弥补孩子的短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伤了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对于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孩子们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发现孩子的长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信。而专门注视孩子的短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认真地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现行教育的公认标准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特殊才能，这是人所拥有的天赋，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往把这种最应该重视的东西忽略了。”
我问梅克教授：“你认为推广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人的观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干脆。“可能传统教育理念太强大了。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去适应教育提出的标准，而不是让教育去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个观念不改变，教育就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让人去适应教育，还是让教育适应人！
梅克教授说：“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他们的天赋。我想，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应该能够看到每一个生命拥有的价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经得到美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同。这种观念不仅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的差异，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成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力的基础，而教育的任务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自己的产品造成一个模样。
采访过梅克教授之后，我对美国教育为什么通常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授课，不用一套标准答案去测验学生的能力，不用类似于成绩排位的方式去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能够给学生那样大的自由度，让学生们去想像、去发挥、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说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我想，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们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而想方设法去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就是美国教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处心积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有十大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美国2000 年教育目标法》，确定了美国2000年的8项教育目标。在这8项目标中的第3项目标，就专门论及了基础教育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提高全体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难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进行流畅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学生的比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服务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保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使学生学会开动脑筋，成为负责的公民，能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生产部门顺利就业。”
在这个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是对孩子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的培养，是全面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把上述目标的追求设定在“全体学生”、“所有学生”的身上，也就是每个孩子的身上。
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这个法律能否真正落实，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渴求。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他们学校考察，发现同一年级的各个班级上课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教美国历史，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千奇百怪。
我本来是想跟老师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书，配合课堂教学辅导一下孩子，但却发现，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教科书。
我问老师：“你们上历史课不指定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要点啊？”
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
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更适合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中小学的其他辅课更是由各学校甚至教师自行决定其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课程的原则只有一个：贴近生活，务求实用。美国中小学会为孩子们开设园艺、电脑、驾驶、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通过对孩子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谋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谋生的一般知识，也从中激发学生对大千世界、对千行百业的兴趣。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只需参加一个“学业能力考试”，这项测验主要是考核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水平。在一年中，学生可参加几次这样的考试，哪一次的成绩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绩为准，从而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
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学业能力考试”的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特长、个人自传、老师推荐信以及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这时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如果美国大学像我们这样“一考定终身”，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会有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景观了。
我常想，教育应该是与制造业完全不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总编辑约翰·派克请我吃饭，饭后他问我是否要一点甜食，我说冰激凌吧。约翰·派克说：“好！咱们不在这儿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约翰·派克把我领进一个号称是图桑地区最有名的冷饮连锁店，他神秘地一笑，对我说：“你将见到一个有趣的人。”
当我走到柜台前决定选择哪几种冰激凌时，我发现，那琳琅满目的样品都标着我几乎读不出来的英文单词。原来，这里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采用特殊方法制成的，品种繁多，在大商店里绝对见不到。
这时从里面跑出个精干的小伙子，见到约翰高兴地大叫：“老朋友，你怎么有空来这里？”
约翰指着我：“这位中国记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会有兴趣知道你怎么从一个工科硕士成了一个冰激凌店的老板。”
工科硕士？冰激凌店的老板？我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小伙子笑了，他对我说：“就是因为一个梦，一个孩子的梦，让我成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总是抢他的那一份，他不给，就要挨打。那时他就下着决心：长大自己要开个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长大了，他尝试过写作，当过摄影记者，他甚至为当一个工程师而修了个硕士学位。但是，幼年时那个冰激凌店的梦想始终缠绕着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尝试，来到美国最炎热的“沙漠火地”——亚利桑那州，实现了他的梦想，开了一个配方独特的冰激凌店。
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的店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又从两个变成了三个，最后发展成为连锁店，生意红火得不行！他感慨地说：“我为我的冰激凌店骄傲，不只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它让我相信，我可以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坚持不让我们付钱，还送给我一件印着他的店徽的T恤衫。他对我说：“你是吃我的冰激凌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冰激凌店开到中国的北京，开到天安门广场边上，那时你可一定要来！”说完又自得其乐地笑起来。
离开冰激凌店时，天色已晚，深蓝色的夜空繁星闪烁。这个狂妄的、要把冰激凌店开到天安门广场的美国小伙子让我浮想联翩：人类的理想和才能可能就像这满天星斗，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然而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壮丽景观。
兴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它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小心地呵护兴趣，为千奇百怪的兴趣，千奇百怪的志向，提供发展的可能，或许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我在想，我们能够在航天飞机的驾驶员和这位冰激凌店的老板之间区分出谁的理想和能量更伟大吗？我相信，无论是面对人的生命的价值还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二者之间只有不同，没有高低。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施展了自身生命的潜能，就能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幸福进行真正的创造。把公民个人利益的获取和国家利益的推进融为一体——美国的教育，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造纸房子，观察蚂蚁，从小学开始，美国老师就让孩子动手、动脑。进了中学，美国老师甚至让学生去参与研究城市灯光布局的市政项目。美国学校培养学生的着眼点不是前人已经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们进行全新创造的能力。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带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说，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BIGMOUTH”(夸夸其谈的”大嘴”)。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得意地告诉我，这是50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 “论文”。对于作业，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时间。
当然，作业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个纸房子可不算完，老师还要让孩子同时提交记录制作过程的文章，特别是制作想法的文字说明；光写一个蚂蚁生活习性的“调研报告”也不行，老师还要让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蚂蚁习性”的三张照片；交上汽车发明史的“论文”，老师会要求孩子同时提交在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的借阅目录存根。
儿子的作业，几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系统工程，孩子非要调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非要动用“听说读写做”的综合能力不可。我发现，这些作业不仅让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兴趣无穷。儿子提的问题渐渐多起来，想像力也开始丰富起来。
有一天，儿子一放学，就火急火燎地非要让我带他去亚利桑那大学的图书馆不可。我正忙着写一篇文章，就和儿子商量：“明天去不行啊？”
“不行不行！要找的书太多了！”
看着儿子急得红通通的小脸，我觉得奇怪，一个孩子，什么事儿至于这样急赤白脸的？儿子告诉我，历史课的作业多着呢！
我要儿子把老师留的作业拿过来，一看，真吃了一惊：这作业的阵势咱们在中国还确实没见过：
1.老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
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
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
4.这还没完，老师还要求孩子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我问儿子，这个作业老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难怪他这么着急，这个“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忙活一阵子呢。
学校布置的这类作业一般没有“标准答案”，给你一种可以完全任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让你发挥的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文字描写，但是对你完成作业的基本方法和投入的工作量是进行严格要求的。
我很为美国老师想出的这种作业方式而感慨！我想，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作业中一次一次、一点一滴被开掘出来的。
我们中国孩子们面对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课本后面的练习题。我小时候的作业，基本就是默写生字和做那些枯燥的习题。据说现在的孩子简直就是陷在题山题海中了，在这种枯燥的习题中，孩子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在模仿前人，复制前人，或者说敬畏前人，而不是俯视前人，思考前人，质疑前人，因此也就难以积蓄起超越前人的力量。
美国人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牛气哄哄，什么都敢怀疑，什么都敢问一个“为什么”。我想可能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不可“冒犯”。美国的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
——托马斯·杰斐逊是什么人哪？他是美国立国的伟人之一，他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是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独立宣言》被多少西方学者视为是人类高尚道德精神和杰出智慧的结晶啊！
然而老师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
1.好好阅读甚至要研究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美国的立国宣言；
2.认真研究一下各种专家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
3.调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更重要的是老师告诉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进行质询，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奇绝的学习方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理性地看待前人，才能更确切地了解前人的建树，认识前人的价值，看清前人的局限，由此生发的对前人的评价也才能更加客观。
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我问儿子：“他哪儿不一般啊？”儿子当时就朗诵起《独立宣言》的原文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儿子接着感慨道：“不可思议！200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有这样杰出的思想！可能是受到的压迫太深重，才生出了特殊的智慧。”
我问他：“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局限？”
儿子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局限，我倒是看到现在人的局限了！”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我相信，老师当时对孩子们的提问，绝对不是让孩子们去否定杰斐逊，而是让孩子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开眼界，活跃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上的伟人们建造的宏基伟业，感受这些历史伟人的不同凡响之处，从而激发孩子们为社会、为人类进行全新创造的内心冲动。
在完成这种作业的过程中，孩子要阅览比教科书上丰富得多的资料，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孩子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教科书的内容太有限了，知识的海洋在小小的课堂之外！
孩子在阅读各方专家学者对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时，不仅会打开眼界和思路，而且会发现，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复杂，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因此，孩子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绝对权威”，同时也不会随便忽视“一家之言”的价值。
老师深刻的用心还在于，让孩子们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锻炼阅读能力、概括能力、思考能力、写作能力，熟悉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和综合调用的技术。这可能对孩子们的一生都有用。
儿子进了中学，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论文中要求引文的数量和参考书的数量，不能少于多少篇文章，多少部著作。你的论文观点如何，没人追究，但你的功夫必须下到，你的研究方法要正确，你要言之有据，注重事实！
我想起我参加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时的情景，在论文评议表的评语栏中，对评审人撰写评语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审定论文的观点是否正确。
—— 观点是否正确？逢到这时我就非常作难，论文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依据我的经验标准，还是依据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的经验标准？我想即使是扩张到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人类凭借已有经验划定的是非界限是永恒不变的吗？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实践吗？而实践恰恰是不断更新啊！我们在高级专业人材的培养过程中，在他们面对全新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时候，怎么能对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是与非的评判呢？在我们的高级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在思维观与方法论上犯了一个低级的却是致命的错误？
美国学校给孩子的“大型”作业，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对方法要求严格，训练你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实用性，让你去关注生活的实际，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价值。这种作业你想偷懒都困难，找不到机会。
美国学校在一种表面上轻松、开放、自由的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进行训练，对他们的严谨、细致、专心的习性进行培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务实精神。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看上去和玩一样，但是对过程的要求非常细致，孩子几乎不可能偷懒。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天以上，因此，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据说美国全国科研机构的90%的天文望远镜都在这个地区。
对天文观测来说，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越微弱越好。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摆到了学生们面前。
儿子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它城市照明的各种布局结构，公共照明系统的最新技术，把地面照明对天空反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径。
为了这个作业，孩子们走访了当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用电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专家求教，寻找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术。他们也走访了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一些天文观测机构，与天文学家们一起探讨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一个学期又加上一个暑假。最后，他们从照明系统的整体布局，根据不同时段对光源强度的适时调控，灯管、灯罩、防反射装置的配备等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图桑市区新型照明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报告和一组新型照明系统的规划图。
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作业中，忙得脚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作业把我们都变成城市照明的专家了！”
没过多久，他们的研究报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嘉奖，在讨论城市照明系统的专门会议上，一群真正的专家们还请批评指正了他们的课题小组去列席旁听。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让孩子们知道，一切学习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要勤于动手，要勤于思考，要实事求是。
谁要是认为美国的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纵学生，是让学生们有机会偷懒耍滑、投机取巧，那就错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在教育中体现得十分充分，他们也同样要求孩子们吃苦耐劳，刻苦奋斗。美国学校对孩子们高强度思维的训练，对孩子们高强度吃苦精神的训练也是美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训练更多地是体现在孩子进入中学时代以后。可能美国人认为，孩子进入中学后，身体已经发育得更加强健，已经有了吃苦耐劳的“本钱”。
我的儿子在美国进入中学特别是高中之后，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每天功课压力巨大，作业量常在4～5个小时之间。
在美国，上大学同样是每个孩子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儿子也抱着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梦想。为了应付“学习能力考试”，他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读世界文学名著和美国文学原著，规定自己每天背诵几十个平时很少用到的单词和短语，要做一大堆千奇百怪的数学难题。
“学业能力考试”，这个考试的成绩虽然不是美国孩子能否进入大学的唯一标准，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有点类似我们的高考。这个考试的成绩，关系到一个孩子能够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决定孩子们进入大学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资助。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对这个考试成绩是非常重视的。
儿子长期受我们中国父母的教育，对这种关系到他前程的考试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轻忽。
为了应付进入大学前的“学业能力考试”，高中最后一学期，儿子每天只睡5个小时，由于睡眠不足，饭量急剧减少，体重也骤然下降，人一下子瘦下来，以至让从小对他要求甚严的妈妈也心疼起来。我们都劝他不要“竭泽而渔”，不要“杀鸡取卵”，要注意身体。
而到这个时候，孩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已经大体定型了。从小学到中学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已经知道了人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知道了，目标一旦确定，能否持之以衡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七年的美国教育已经让他相信，任何成果都要靠脚踏实地的劳动，靠勤奋工作的积累。他知道，他此生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积蓄实力，去攀登理想的山峰。
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已经让孩子知道，你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是你不可能不劳而获！想买一辆好的山地车，他就要利用暑假去打工挣钱；想把国际象棋下好参加州赛，他就要拼命背记大本的棋谱；想进入学校的管乐队，他就要每天早早起床到旷野里去练习吹黑管。而现在，他面临的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进入大学，这不仅是他独立人生的开端，而且关系着他此生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知道，他必须努力奋斗。这时谁要想阻止他，改变他，已经相当困难。
看着孩子不用任何催促日以继夜地学习，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怎样对自己负责。
然而，就在孩子临近考试的前两周，我向他端出了我的想法：“休息吧！儿子！你就是考得再好，我看你也不要上哈佛，上斯坦福了！”
“为什么？”儿子非常吃惊。他觉得他完全有能力考上美国的一流大学，而且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你的知识基础还不够坚实，你对美国的了解还很有限，你的心理素质还不够坚强，你还经不起真正的挫折和失败。总之，你仍然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继续你的知识积累和品格修炼！＂
儿子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他的全部努力有些泡汤的感觉。
我继续对他解释说：“凭你的性格，你不能允许自己失败，这样你就会拼命学习，而在我看来，大学时代还不是一个人在学业上最后冲刺的阶段，你提前兴奋有可能会影响你以后对学习的兴趣。此外，一旦你在美国名牌大学顶尖学生群中不能领先，你的自信心会受到重大打击，凭你现在的意志，你还不足以对付这样的逆境。再说，进入名牌大学，你在第一年也很难拿到足够的资助，这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也会给你精神上带来负担。”
我说出了我的想法：让儿子进入一个水平较高的美国公立大学，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稳稳当当拿着全程资助，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厚积薄发，再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在奠基人生职业最为重要的研究生阶段作最后的拼搏。
尽管向美国名校冲击的念头那么强烈，但儿子最终没有好高骛远，还是欣然认同了我的筹划，17岁的时候，拿着我们所在的城市最好的一所中学的前沿成绩，进入了美国公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他在高中时已经修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进入大学后，同时学习计算机和数学两个专业。同学们都说他“疯了”，每个期末，为了应付两个专业的课程考试，他会忙得每天只睡5个小时。
我对他说：“你犯得着这样拼命吗？你得劳逸结合。”他很平静地说：“你们过去不是老和我说‘艺多不压身’吗？现在我有精力，多学些本事，以后的生活中的选择机会就多一些。”
暑假到了，我让他回中国玩一玩，他说，不行！我要去汽车修理厂打工！我以为他要打工挣钱，就问他，是不是汽车厂挣钱多？儿子说：“主要还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彻底了解汽车！在美国生活，汽车是我的腿，我要对它了如指掌！而且要认识一群修车的朋友，真要是有了事情，好有人帮助我！”一个暑假三个月，儿子就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和一群美国小青年摸爬滚打。不仅挣了一笔钱，而且和他的这群修理工朋友一起把他的汽车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整修了一遍。那天回家兴奋地说：“看！我的车变成新车了！”那得意的样子就像他当年从大学里得到助教工作时一样。
看着儿子为自己的目标去作种种实际的努力，我不禁想起当年怕他变成成夸夸其谈的“BIGMOUTH(大嘴)”的忧虑，也想到了美国老师对我的忧虑不以为然的劝解。我看到了美国教育的力量，他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人。
从爱护小小的蜂鸟开始，美国小学让孩子们学会了爱。到了中学，同情心和责任感就是美国教育中强制性的要求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和建造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2002年2月23日下午1点10分，在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人们像往常一样将食品投喂给正在乞食的熊。突然，两只黑熊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来回翻滚，发出“嗷嗷”的惨叫。
经诊断，发现两只熊是被酸液烧伤了，其中一只黑熊嘴角滴着白色的唾液，两只前爪不停揉搓紧闭的双眼，发出痛苦的呻吟。
用硫酸烧熊的一个21岁的年轻人被现场抓获。这个名叫刘海洋的青年居然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曾经先后两次用火碱和硫酸伤害了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
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一时竟难以理解和解释。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平均2分钟就要接到一个热心群众的电话，对此事表示愤慨。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大多数媒体和社会的极大关注。据说当时网上一片哗然，10天之内，中国最大的一家新闻网站在8天内对这一事件的网评数量达到25000多条，甚至超过了美国9·11事件！
同样是2002年。12月21日晚上，杭州西湖的苏堤之上，浙江教育学院二年级大学生周英民与同学洪某正在散步，两人聊天谈起了两性问题，周英民将女友的隐私透露给洪某，洪露出嘲笑的神情。周英民恐洪回校后将隐私透露给其他同学，遂起杀心，趁其不备用随身携带的裁纸刀猛割洪颈部致其倒在血泊之中。
周英民逃离现场后担心姓洪的同学不死，途中又返回现场，并利用拾得的绳索将石块绑在洪身上后将其抛入西湖。
就是为了怕同学泄露个人秘密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因，一个大学生就能将自己的同学杀死！
近年来，类似新闻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某县实验中学初二五班学生戚恩伙同同学段昌、陈泽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在了家中。杀完妈妈还计划杀爸爸。
两年前浙江金华一名叫徐力的高中学生把母亲杀害了。2001年4月，湖南衡阳一名叫李毅(化名)的初三学生毒翻全家。
不久前，发生了贵州安顺市两名16岁孪生姐妹为“自由”毒死父母的案件，犯罪动因是中考成绩未上重点高中录取线，害怕父母责骂,于是两人竟决定将父母毒死。她们在煮稀饭时将6瓶鼠药放进稀饭里，其父母食用后发生中毒，并很快死去，她们用被子盖在父母的尸体上，从家中拿走存折及2000余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跑到外地玩耍。
我们的孩子们究竟怎么了？《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报道刘海洋烧熊事件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是谁“教会”了他残忍？》
——是谁教会了孩子们残忍？我不禁在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注重对孩子们智力的培养了，以致偏离了教育要全面塑造人的灵魂的宗旨？
《中国教育报》不久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我国当前一些大学生思想活跃、志向远大，但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提出质疑：教室脏得没法进人，课间没人擦黑板，宿舍水龙头开着，没人动手关一下，图书馆里的书被撕被毁被窃的现象屡屡发生……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们是否考虑过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拥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的人？我们是否考虑过为孩子们设计一个行之有效的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我们是否考虑过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所需要运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是否考虑过当孩子们第一天坐进小学校的教室时，对他们进行的第一次道德教育应该从哪里开始？
我查阅了一下我们的《小学生守则》：
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按时上学，不随便缺课。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
三、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四、讲究卫生，服装整洁，不随地吐痰。
五、热爱劳动，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六、生活俭朴，爱惜粮食，不挑吃穿，不乱花钱。
七、遵守学校纪律,遵守公共秩序。
八、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对人有礼貌，不骂人，不打架。
九、关心集体，爱护公物，拾到东西要交公。
十、诚实勇敢，不说谎话，有错就改。
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爱！人，只有懂得爱，一个人才能善良，才能正直，才能有同情心，才能有责任感。爱心或许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
中国的《小学生守则》把“爱”的要求列为十条守则之首，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刚刚进入小学的6岁孩子，面对“祖国”和“人民”这样抽象的概念，会有什么感觉呢？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问过我的老师：“什么是祖国？”老师随口说：“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疑疑惑惑地想：我从小是在邮电学院大院里长大的，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吗？当然老师还有不少随后的解释，但是，我真是听不懂，直到现在也记不起来老师还说了什么。
后来长大了，知道祖国不仅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是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繁衍的地方。再后来当了记者，足迹开始延伸至大江南北，才知道祖国的辽阔和壮美，才理解了祖国和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深刻关系。
然而真正理解“祖国”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我到了美国之后。那时，我已过中年。身处异国他乡，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对我的心灵是一种何等的召唤、何等的支撑。它让你魂牵梦系，时刻都会左右你的喜怒哀乐。只有当我的双脚离开了祖国的大地时，我才会深切感受到与祖国之间血浓于水的不可分割联系。
当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听着车载音响传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声时，会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当我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康涅狄格大街上忽然抬头看到中国大使馆门上悬挂的国徽时，我会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在春节聚会上我们中国留学生一起高唱“我的祖国”时，大家心如潮涌泪如雨下……
在中国时，我对社会问题会怀有种种批判的冲动，就像眼里揉不得沙子。到了国外，听到谁说中国的坏话，我会从心里生出反感，生出愤怒，生出鄙视。就像是对自己至爱的人，我会严厉批评她的错误，但却容不得别人对她冷言冷语，更容不得别人对她恶言恶语！
真的就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更深地明白了祖国的含义，才更清楚地知道了祖国在一个人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一个人，要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才能理解祖国的概念啊！更别说一个人要修炼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境界是如何之难！
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知道，爱是分为层次的。爱父母，爱兄妹，爱家庭是一种爱，爱花草，爱动物，爱大自然是一种爱，爱祖国、爱人民这应该是爱的更高层次了。孩子怎样才能渐渐走到这个层次？
我们想一下子让孩子达及这样的境界，似乎显得有些匆忙了，我们似乎忽视了教育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甚至忽略了一个人生长的客观进程，而当我们硬要超越人们认识的客观进程强行实施教育上的跳跃时，我们就会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留下空白。教育的空白只能造成无知。
“祖国”、“人民”，这些我们要让孩子们去爱的对象，对于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只能通过直观感受认知世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太抽象了！抽象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就不容易被认识，就难以知道为什么要去爱它的原因，因此就可能爱不起来。或者嘴上说爱，心里并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们不如先引导孩子们去爱他们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的具体的对象，比如他们的亲人、老师、同学，甚至他们身边的花草树木、小鸟小狗，让孩子们从珍爱生命开始学习爱。
我想，我们目前这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的粗疏方式，与一个进了清华大学并且已经读到四年级的大学生可以在动物园里用硫酸去烧熊，一个进入教育学院已经两年不久就要为人师表去“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脸面就杀死同学之间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
教会孩子们“爱”，是一个点点滴滴、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工程！
美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在这个国家中，“爱”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对孩子“爱”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过宣讲圣经入手的。在美国，我注意到，老师会组织孩子们去观察蜂鸟。告诉孩子们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有许多奇异之处，它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扇动50～75次，它每天要吃进相当于自己体重两倍的食物，它从头到脚都长着闪烁异彩的羽毛，头部有细如发丝、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丝状发羽，颈部有七彩鳞羽，腿上有闪光的旗羽，尾部有曲线优美的尾羽……
当孩子们通过望远镜，通过图片资料对蜂鸟发生了极大兴趣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孩子们，这样小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为了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食物，有住处，我们需要关照它们，于是，老师告诉孩子们，应该爱护野外的花草树木，因为这些野外的每一朵花都可能是蜂鸟的粮仓。当然老师也会告诉孩子们，人类活动已经对蜂鸟造成了威胁，于是就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附近的树上安放喂养蜂鸟的一种专用的喂食器。几天后，当孩子们看到向喂食器聚集而来的蜂鸟时，欢呼雀跃，这时老师会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们，就是因为你们放置的这些喂食器，让蜂鸟有了食物，它们可以更好地生存，可以繁衍后代，炎热的亚利桑那沙漠间也就会有更多的美丽的蜂鸟了。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感动的，他们不仅去听，去看，而且参与其中。孩子最初的爱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的。
记得儿子10岁我刚刚把他带到美国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钓鱼。谁没有爱子之心啊，好，给他买渔具，再办理一个全年的钓鱼执照。每天傍晚，带他去湖边钓鱼。
可能是因为平日钓鱼的人太少，美国的鱼都特别傻，还没有生出对人类的戒备心。刚刚把鱼饵投入水中，鱼就开始咬钩，摇着线轮一收线，水中的鱼飞也似地追逐着鱼饵，如果把线收得快一些，鱼有时甚至会像飞镖一样蹿出水面。此时，儿子一边收线一边兴奋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着孩子在夕阳映照的湖边一站就是两小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么贪玩的孩子可怎么办？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国要走的路有多漫长，多坎坷？
后来我回国工作了，儿子在美国上了中学，我知道他学习用功，于是想方设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动。一天，我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市场上正在出售一种新的名为“直升机”机动鱼饵，号称可以轻而易举地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让他去买一个。
儿子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那鱼可要倒霉了。”接着说：“我已经不钓鱼了。真要把动物杀光，人类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灵。”
儿子养了一只小花猫，非常喜欢它。他这只猫的本事可谓了得！有一天竟然将一只小鸟给逮着了，这家伙并不急于把“俘虏”立即处死，而是不断地戏弄它，当儿子发现时，小鸟已是遍体鳞伤了。儿子赶紧将小鸟从猫口中救下，精心地为小鸟做了个窝，然后到互联网上查找有关小鸟种类、习性和喂养的知识，打电话向当地的兽医询问给小鸟治伤的方法，自己跑到药店去给小鸟买药。此时儿子已上大学，学习如此紧张，可是，他坚持护理着这只小鸟，几天后，小鸟的伤渐渐好了，儿子捧着它走进树林，看着它飞向远方。
我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接受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生态保护意识，我相信是美国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他们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国价值观念的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教育能教会我们的孩子面对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面对一颗被拦腰砍断的树木，感到震动而不是无动于衷吗？如果在我们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没有设计这样的运行程序，我们就难以企望他们对人类的不幸有足够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于为他人、为社会作出奉献的心底的冲动和神圣的责任心。
我有一位同学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当老师，教授“采访写作”。她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在课堂上，她满腔热血地向学生们灌输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职业新闻精神。有一次，她布置学生去了解下岗工人的状况，没想到一些学生公然拒绝这个作业，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她说：“老师，我们对下岗工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说：“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学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慨地说：“没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没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怎么能当新闻记者！”
面对已经进入大学，在思维观念上已经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个大学老师要花费什么样的气力才能改变他们？一个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培养的吗？我们是否感觉到对孩子们幼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孩子面对弱者，面对苦难者，面对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生出真切的同情吗？我们的孩子面对社会的苦难、民间的疾苦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吗？如果他们不能敏感地觉察别人的痛苦，不能觉察社会的苦难，那么还奢谈什么责任，什么奉献？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去背诵和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古训还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报社的副总编辑郑京湘女士聊天，谈到现在的年轻记者的素质，郑京湘感慨地说：“专业技术上的差距还可以通过训练弥补，让人感到难以补救的，是记者职业需要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记者，本事大小暂先不说，如果对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就不好办了。甚至你告诉他了，他还是无动于衷，就说明一种职业品质的缺陷。如果一个年轻记者热衷的是一个事件一夜成名，这怎么能当好记者？我看，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社会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我心中暗感惊异，这位职业新闻人，面对中国青年道德修养状况的忧虑所寻求的出路，与美国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之间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很长时间以来，对“同情心”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会把它斥为“小资情调”，认为同情心这种东西与从根本上解放劳苦大众的宏图大志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看过一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颇有些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作者弗兰尼斯基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出他的家庭背景而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伟大的同情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看了马克思早期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类文章，才知道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农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怎样推动他百折不挠地去探求世间真理。
恩格斯原本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然而他也没有承袭父业，同样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奠基人，追寻其原因，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看一下他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描述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悲惨生活景况的著作，我们就能确信这一判断。如果说外国的情况特殊，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前辈，周恩来，邓小平，这不也都是在旁人看来，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为穷苦人争天下的人吗？认真看几篇记述他们早期生活的文章，就能知道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怎样作用了他们的人生。
怎样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让美国人大为头痛之事。
1999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美国教育十大问题”展开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发现26%的美国人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质滑坡是美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九个问题，显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美国，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问题也被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在美国，青少年暴力、吸毒、早孕、盗窃等现象普遍存在。据1999年美国“约瑟夫道德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全美有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曾携带枪支上学，打群架的中学生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校园内学生开枪射杀师生的暴力惨案有增无减，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两名高中生开枪射击27名师生的悲惨事件给整个美国笼罩阴云。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赖利十分肯定地断言：“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取决于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
自1996 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70万美元，资助全美数十所中小学校创立青少年“品质教育”的样板。美国教育部还专设“蓝带奖”，每年对为青少年品质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约260多个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要求所在地中小学试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不少州政府还设立专项经费，培训政府官员、校长和家长，协助推进青少年“品质教育”实验活动。目前，约有20多个州的立法机构颁布了有关法规，规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青少年“品质教育”课程。
为了推进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10多年来，美国各地建立起一些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重视品质同盟会”和“品质教育联合会”就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前者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加州，约有370多个会员，其中包括全国教育机构、青少年组织、卫生、警察组织等，主要功能是评选“美国青少年品质奖”，举办各类研讨会，建立资料库，出版书刊和教材。后者也创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民间服务机构。它的董事会成员有大公司基金会、地方教育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Shapiro、摩托罗拉公司总裁Galvin等社会名流是其顾问委员会成员。它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地方学区和社区开展“品质教育”活动，每年与美国著名教育机构联手举办青少年“品质教育”论坛，评选、表彰“品质教育”活动中的先进学校。
美国佬怎样规范青少年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修养应该包括些什么样的内容？
被视为美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权威研究机构的美国“重视品质同盟会”，提出了构成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六大支柱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得到美国国会和几十个州政府的广泛认可。这六大支柱是：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美国人把这六大支柱视为能够超越各民族文化、超越不同宗教信仰，每个青少年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
美国人为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道德规范不仅让孩子们知道社会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且让孩子们知道怎样去做。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关系中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处理好这件事情，需要人有高度的修养。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团结，《小学生守则》就专门提出一条： “团结同学”。然而，什么是团结，怎么才能团结？我不知道每个小学的老师会怎样去教导孩子。比如当孩子不赞成一个同学的看法或者做法时，是应该按照“诚实勇敢”的要求，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还是应该委曲求全，以维护“团结”呢？这实际上恐怕不只是小学生的道德品行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一个人面对复杂社会需要弄清的行为原则。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每时每刻恐怕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应该求同存异？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退让？我们有时对孩子提出的这种空泛的要求，往往会让他们摸不到边际，不知所措。
美国佬是怎么做的呢？在美国基础教育的道德要求中，没有空泛地要求孩子们去维护什么“团结”，而是要求孩子们学会相处的艺术，学会“宽容”、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学会“用和平方式处理愤怒与争执”，学会“合作”。
在美国，孩子们从进入小学开始，老师就会不断布置一些让同学们合作完成的作业，学生间会组成各种课题小组、合作小组，要么是去制作一个沙盘模型，要么是去完成一个实际观察。在这种作业过程中，孩子会听到同伴的不同意见，会看到同学的不同做法，他们会争执，会冲突，会不愉快，可能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达成和解，或者可能达不成和解，但是他们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业的分数)，而达成妥协，最后向老师提交他们的合作成果。
我的儿子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让他们制作一个复杂的小型风洞模型，儿子和其他三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合作小组，四个孩子日以继夜地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交出作业时，儿子满怀兴奋地期待老师的赞扬。
然而，他的物理老师并没有赞扬他们的“杰作”，而是这样对孩子们说：“你们的聪明和才能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们给我的最大的震惊不是你们做出的这个模型，而是你们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表现的高质量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技巧。你们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做不出来。请你们记住，现代科学研究事业对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与人合作。只有合作，一个人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个事业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获得成功。不会合作的人将一事无成！”
我们对孩子进行过这样“联系实际”的道德教育吗？我们的道德教育，很多时候只是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标准，而没有达及这个标准的目标说明，更缺少达及这个标准的方法指引。我们的孩子们在那种只有标语口号式宣传和倡导的“道德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社会风浪的冲击下，其品德修养也往往显得虚弱无力，最可怕的是，孩子们为达及那个虚渺的“高尚”标准，赢得某种世俗的某种赞扬和某种荣誉，有时甚至会动用手脚，变得虚伪。
还是以我们在各种场合都会说到的“团结”为例，我们的教育笼而统之地从小学时代就倡导着孩子们要“团结”。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面上，口是心非，尔虞我诈，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窝儿里斗，暗扎针儿，不都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玩得极其娴熟甚至已经到达普及程度的实用技术吗？
一个几乎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共识”的说法是：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牛蹄子，三个人就是一堆沙，这究竟是为什么？
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仰天长叹：是社会教坏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从那时再往后几年的时候说这个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社会的责任推给旧中国。但是，新中国建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吗？现实的教育还能够一干二净地推卸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多么应该更多一些务实的内容，根据孩子们成长生理和心理特点，从塑造孩子们基本的人格品质开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让孩子们走向善良、正直、宽容、负责。
美国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么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养教育，甚至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陶冶和训练。于是，他们会一边用各种方法“循循善诱” 地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善美，同时，也会用一些强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个好人。这与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儿子进入高中后，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不是去看书，而是去义务劳动，帮助整理图书，输入资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扫卫生，做各种杂事。这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他懒着哪！他去公共图书馆工作，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性作业”。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要想进入大学，必须拥有作为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服务性工作的经历，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标准。一位美国大学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他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注重“志愿者服务时间”这个指标。他说，一个孩子能否关注他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孩子今后能否有大的造诣的前提条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么专业，他都需要把为人类工作当成目标和动力。
我们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们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要在200小时以上。这个时间长度可不是咬着牙参加一两次我们中国的那种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就能算数的。要想达到规定的要求，孩子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为自己生活的社区作“奉献”(不管你有私无私)。
美国的高中生必须完成这个“作业”。你可以去养老院当清洁工，也可以作残疾人学习的辅导教师，可以给小学校义务修剪花草，也可以给教堂粉刷墙壁。只要你“献爱心作奉献”就行，社区的各个机构都会帮你实现你的“善良愿望”。
—— 你就留心着去找能够当雷锋的地方干活去吧！干了好事，有专门机构为你记录时间，这些记录和评价将和你的学习成绩一起交给你的中学，作为你是否能够成为合格毕业生的标准之一，也将成为你进入大学时的录取标准之一，这就是你的操行评语，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鉴定”。
咱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时候，老师给学生写个评语，一般来说全班的学生的评语基本大同小异：“思想上进，乐于助人，谦虚谨慎，学习努力……”这样的鉴定，很多人的档案里都有不少，然而，谁能从这样的鉴定当中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呢？
说美国人不讲宣传，不讲政治，不讲思想改造？那是不了解美国！看看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的就职演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宣传教育不仅仅存在于总统的演说中，在学校，在教会，在社区比比皆是。就连美国电影这种“纯粹娱乐”的东西中，都会毫无例外地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的道德标准，美国的理想目标。
然而，他们敦促和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根本途径，是让人们去了解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你知道你和社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
198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那年夏天，黄石公园着了一场大火。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仍然无助于事。大火向着更大的区域蔓延，美国这个最大的国家公园面临毁灭的厄运。
专业消防人员已经显得杯水车薪，有关部门不得不发出招募灭火志愿者的通知，每小时的工资是7美元。我记得当时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5美元，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餐馆打工每小时也能挣到7美元。
我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也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告，看着那张通告，我在想，有多少人会去冒着生命危险干这每小时7美元的灭火工作呢？
然而，没过三天，又有一个告示贴出来：报名已满。一些想报名的人还没有机会了。
对美国人来说，参加志愿灭火队没有任何额外的优惠补助，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来说前去灭火还要影响学业，这不仅是时间，也是金钱。
然而美国青年人为什么这样“见义勇为”？
我问过一个当了灭火志愿者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你们不是觉得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吗？而你们去干这样危险的志愿者工作，到底是为什么？”
那位朋友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我不了解别人，我还是为自己。我非常爱我的女朋友，我们会结婚，我们都想要孩子。如果黄石公园真的烧毁了，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就永远不会再看到这片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美丽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对我说，我们去黄石公园看看吧。我告诉他，黄石公园在1988年的一场大火中毁灭了。孩子就可能会问我：你们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拯救它？我们说什么？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去保护黄石公园，为我和我所爱的人、为了我们今天还没出生的孩子能够永远看见地球上这个美丽的地方。”
我明白了，志愿者们不是在灭火与7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甚至是孩子的未来进行选择。
接受过完整教育尚且比较正常的美国人大多是这样看待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他们需要这个社会，依存于这个社会，因此他们能够自觉地爱护它，心甘情愿为它付出。
我在想，我们是否向我们的孩子们揭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家庭利益与整个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是否让孩子们了解了个人、家庭与祖国之间生死与共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
我们的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摆脱了那种虚无飘渺的纯粹的“精神倡导”，什么时候让孩子们领悟了道德修养与切身利益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才能锻造出真实而不虚伪、自觉而不造作的高尚灵魂！
一个民族何以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
应该说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国度。然而我们两个国家对孩子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如此大相径庭，差异之根源或许就在于对人的价值认识不同，对教育的功能认识不同。
我注意到，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把教育改革视为他执政第一年内的两项最重要的“内政议程”之一。
2002年1月8日，布什签署了一个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ChildLeftBehindActof2001)的教育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号称是对1965年以来美国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法案》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它摆开阵势，要全面提高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它要求从2004~2005学年开始，全国所有三到八年级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各州政府的阅读和数学统考。所有学校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与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各校必须缩短穷人与富人、白人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分数差距。
这个法案颇有些一反美国教育传统的架势，把咱们中国的“统一考试”也给请出来了！但是千万别以为美国是向咱们中国人看齐，要搞“应试教育”。美国这个尊重实用主义的民族只是使用了一个他们的过去未曾普遍使用的方法，他们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弥补他们教育的缺陷。面对自己的问题、缺陷、失误，他们敢于反省自己，敢于批判自己，敢于对自己实施治疗。这种精神不仅来源于理性，而且来源于自信。
在中国近年来呼吁教育改革的滔滔声浪中，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中国这样的教育方式哪儿不行了？不是也培养出大批人才了吗？不是也出了那么多科学成果吗？
的确，我们中国教育不仅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创造了很多教育上的奇迹。不过，我们认真想过吗——我们的教育是否着眼于开发每个人的潜能？是否着眼于激发每个受教育者学习的兴趣？是否着眼于帮助每个受教育者对自己建立起足够的自信与自尊？是否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的发展？
梅克教授说过的那句话长久以来一直震撼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教育不仅深刻地作用着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是否应该认真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民族，不会凭借看着别人的不足而取得欣慰，更不会借对别人弱点的指责而掩饰自己的缺陷。它不会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现状的合理性去作辩解，而是会千方百计地汲取其他民族的营养，以壮大自身。
如果我们有足够宽阔的心胸，有足够强大的自信，有足够健全的理智，我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长处，在学习中看清自己的局限。
一个民族怎样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才能不断修正自己，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不断积蓄起自身发展的更大能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