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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三个表 @ 2006年12月29日6:21
2006年10月的某一天，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的一个编导打电话找我，说搞一个什么节目策划，想跟我面谈，然后我们约在昆仑饭店。我们谈了一个小时，由于还有其他事情，我提前告退。
在饭店门口打车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个黑色的皮夹子，肯定是钱包，我环顾一下四周，除了饭店的服务生在招呼来往的出租车，没有其他人，我手疾眼快将钱包捡起来，然后躲在一个没人处，将钱包打开。我的天，里面很有多卡，还有一个护照，美金有大约800元。打开护照，一个中年男人，我很失望，要是个美女该多好。这个人叫Richard Stengel，一看就是美国人。这个家伙是不想回美国了，如此粗心大意。
我拿着钱包，回到了饭店门口，估计这个人一会儿会回来，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影。我想他一定住在昆仑饭店，便到办理入住的前台询问，果然，他住在这家酒店，服务员往房间打电话，很巧，他在。几分钟后，这个美国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英语实在糟糕，连最简单的对话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Stengel很兴奋，连声说“谢谢”，然后拿出一部分现金递给我，意思是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这点钱就想搞定我？”这是我经常跟一些公司的企宣和市场推广的人说的一句话。我拒绝了这位美国人的谢意。他又说了几句我似懂非懂的话，大概意思是：这笔钱应该属于你，没有你我会有更多麻烦。我觉得这位老美看上去还算挺实在，我的脑子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便对他说：“我们交个朋友吧。”说完，我挺后悔，这有点强迫人家，万一人家不愿意呢。
Stengel明白我的意思后，非常高兴，然后示意我到咖啡厅一坐。天啊，旁边也没有个翻译，这让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过，哑语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当年我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常跟聋哑人打交道，学会了不少哑语，急了用哑语估计他也能明白。
事实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
我拿出手头上仅存的一张名片，递给了Stengel。他微笑着看着名片：“你是记者？”“是的。”我说。然后他说的几句话我有点不明白，我礼貌地摇着头。于是他四处寻找，看到有一个报刊架，便走过去拿起几本杂志，然后示意我。
我明白了，他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杂志是哪一个类型的杂志。他手里拿着房地产、时尚和财经类杂志。我摇头，然后走到报刊架旁，拿起了一本《时代》周刊，然后我告诉他：“我们主编说过，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本这样的杂志。当然，在中国，这种想法往往只停留在梦想阶段。”
Stengel听完，马上兴奋起来。他从我交还给他的皮夹子里面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名片，大吃一惊：“你是《时代》周刊的主编？”他微笑点点头。这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把英语学好。现在对话太困难了。不行，我得找一个翻译。我看旁边有一桌人，一个女士在跟一个老外聊天，我便走过去，对那女士说：“对不起，你能帮个忙吗？”我说明来意，这位女士很痛快，嘱咐了那位老外几句，跟我来到Stengel身旁。
为了节省时间，我直奔主题。我对翻译说：“你跟他说，我想上《时代》，想让他们杂志介绍我。”翻译把话翻译过去。Stengel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说：“我想成名，想赚钱，想让所有的人都关注我。”他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吗？”我说：“都是跟你们美国人学的。”“我们美国人现在不这样了，这种做法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但是，”我说，“这招在中国很灵。”“那你为什么不上中国的杂志呢？”他反问。“这样没有人会关注我，每个中国人都能上杂志，所以上了中国杂志跟没上一样。但是《时代》不同，因为在过去，只有中国的政治人物才能让你们感兴趣。但我想尝试一下，很巧我认识了你。”
我想，我这么厚颜无耻，这位老兄肯定烦了。但他很认真在听我说话，丝毫看不出厌烦的情绪。“你能给我一个上《时代》的理由吗？”“很简单，如果我成名，我就可以出书，我的书会卖得很好，我的版税可以竞拍，以前我出过书，但是没有人买。另外，我还可以去唱歌，不管我会不会唱歌，只要我有名，就可以赚钱。我还可以演电影，不管我会不会演电影，他们都会让我去做男主角。我还可以去做主持人，不管我说话是否利落，成名后，会有很多电视台要我。我想过媒体明星式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狗仔队像一群苍蝇一样追逐我。我参加活动的时候要坐阿帕奇直升飞机从天而降，我要看到粉丝放到天上的氢气球上写着‘我爱你’，我想做任何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我想跟其他明星闹绯闻，让我的新闻天天出现在各大报纸、网站的头条……我就是想秀出自己，让自己的利益获得最大化。”
Stengel轻轻点着头：“今天的中国人都这么想么？”“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终于从一个知耻民族变成了恬不知耻地民族了。”“这倒可以成为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个点。”我一看有戏，便趁热打铁：“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典型人物来报道，总比你们没事关注中国的人权、言论自由什么新颖多了。关键是，像我这样无耻的人在中国有很多。2006年，中国仅有一个人因为制造假药畏罪自杀，其他坏人活的都很坦荡。”
“但是，”Stengel喝了一口咖啡，“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你进入我们杂志的视线，因为你太普通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硬是把我放进《时代》，我就不普通了，2007年，如果你再来北京，当你从首都机场进入市区的时候，你会在路边的建筑物上看到：‘王小峰全球粉丝祝贺专辑《The Two》成功上市。’而且是巨幅广告牌，这就是《时代》引领时代，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专辑名字叫《The Two》呢？”Stengel问。“因为《The One》已经有人出过了。要是早一年认识你，我就出《The One》了。”
“你是个很坦率的中国人。”Stengel微笑着喝完杯中最后一滴咖啡，他礼貌性地看了看表，“很高兴能认识你并且得到你的帮助，这次中国之行让我很难忘。”“可我的事您别忘了。”我叮嘱他。“不会，因为我的钱包只有在中国失而复得。”“请问您什么时候回美国？”“四天之后。”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昆仑饭店，给Stengel送一盒巧克力，连着送了四天。几个月后，《时代》周刊编辑部给我发来一封邮件：“王先生，很高兴地通知您，用一部你们国家的电影的名字形容您可能最恰当：梦想照进现实。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准备你想做的一切了，包括演唱、电影，但我们也顺便提醒您，您的生活可能从此进入另一种状态，总被人关注未必是件好事。在您被关注之前，请您先关注一下我们年终的回顾特刊。谢谢。《时代》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