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华人精英回流上海
河南日报 (2001-11-20)
2001年5月的一项统计结果表明，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加之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良好预期，在美国硅谷的华人精英中有43%愿意在目前或将来回国工作，其中45%选择上海。
真正的硅谷精英开始归国
硅谷，2001年8月：离开3个月后的马先生回到硅谷后猛然发现：原先灯火通明、每次都需要订座的华人餐厅黯淡了下来，生意冷清。硅谷的道路上车辆也不再拥挤。
从5000点降至2000点的纳斯达克股市危机使全美的大科技公司产品出现严重供过于求，为之进行配套设计的一些硅谷小公司普遍裁员，只留下资深的技术中坚集中研制下一代产品。尽管大部分华人硅谷精英被留了下来，但是众多只有1—4年硅谷从业经验的华人则纷纷失去了工作。他们曾是硅谷公司最看重的稳定雇员。
上海，2001年10月：一股潮流首先被上海的风险投资商们捕捉，一批批硅谷华人代表团到上海寻找项目的落脚点，风险投资商们应接不暇。在2000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只有40家归国人员企业，到2001年11月已达到170家，其中不少是硅谷归国者创办的。在2001年的头10个月中，这个科技园区已接待了3000人次的归国问询，其中30%归国心切。
“这是明显的趋势，这两年我接触的海外归国高科技创业者人数每年在以50%的速度递增。”IDG风险投资太平洋创投公司中国总裁章苏阳向记者证实。
更让风险投资商们兴奋的是，一批在硅谷从事了10多年技术开发与高层管理的真正精英也开始起程回国，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硅谷有过三次回国浪潮，一次是1999年前以亚信田溯宁为代表的极少数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资历非常短，大多只有一两年硅谷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带来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肤浅的融资神话，而这次却是真正的硅谷精英回归。扎根十年的他们不仅带回了硅谷科技开发的精华，带来中国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统管理经验，而且带回了硅谷的市场网络。”资深风险投资人、宏基风险投资基金吕强称。
章苏阳更是断言：“他们是大萝卜，拔一个大萝卜不仅带回来硅谷的泥土，还带来一批中小萝卜。上海第一次可以和硅谷结成信息与市场的持久纽带。”
据记者从不少风险投资商处获悉，目前正不断涌来的硅谷人才潮中不乏撞大运者、被迫失业者，但章所说的“大萝卜”仍占有四分之一强。
在硅谷华人中，还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国的门槛边观望。2001年5月，硅谷经济研究权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安娜教授对2000名硅谷移民的最新调查中发现：占硅谷外来技术移民46%的华人(大中华区)中43%愿意在未来合适时机回国工作，77%的硅谷华人称自己已有一个以上的朋友或同事回国。她判断，中国加入WTO之后，这将是一个普遍的心理潮流。
归国者心态：是什么原因使硅谷精英愿意放弃十来年的积累，投身于一个已显陌生的母国？
马劲正是这样一个归国硅谷精英。他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专用半导体系，1987年自费出国去日本，1993年来到硅谷，十余年的奋斗使他从高级技术人员成为世界五百强ROHM公司的美国副总裁。2001年7月15日，他回到上海创办思略微电子公司。
马劲归国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回来时，十个朋友九个劝我别回去。我却看到了我在硅谷的职业瓶颈，美国是个非常合理的社会，它承认文化多元并包容它们，但真正的成功者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融入美国文化中。当然对于77%的硅谷华人来说，作为技术人员并不曾体会这一点，这也是不少华人愿意保留技术身份的原因。但一旦你成为CEO，从事人事管理后，那种文化的差异将会令你非常痛苦，你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进主流社会。这样，我为什么不回国？只有在硅谷工作十多年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我想我们到了这样的时刻。”
马劲的念头动了两年，之所以选择2001年，还有市场的考虑，中国加入WTO后，家电业开始转向研发芯片等核心技术、参与国际竞争上，而马劲做了14年的正是家电专用芯片行业。在中国成立公司，马劲看重的是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五年前，我和中国家电厂家谈芯片，他们仍是敬而远之而大谈搞价格战，在今年，他们开始发现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来了。”
英斯克公司是硅谷从事无线通讯数字软件平台的公司，其CEO吴骏在原公司与微软合并的前一天辞职。“中国市场等不及了，既然中国是未来最大的无线通讯市场，我们只有贴近这个大市场，才能明白他们的需求。”
由于回来及时，吴骏的公司成为国内首家专业手机数据信息平台软件公司，参与了行业标准制定，现占有中国40%的市场。
坐落在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展讯通迅技术公司老总张翔则告诉记者，他们五个高层人士全部是在硅谷经过十多年锤炼的CEO或技术高层，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最大的手机芯片设计公司。
“为什么2001年才回来？因为我明白做这件事非常不容易，必须有这个团队，为了组建这个团队，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加上考察市场准备了两年，2001年入世，大家人心也齐了。”
风险投资家吕强与李人洁认为，市场是硅谷回国潮的关键。美国硅谷有信息、人才与资金优势，中国台湾地区经过多年国际竞争，在压缩成本与工艺制成方面有优势，而中国大陆最大的吸引力是庞大的市场与人力优势，缺的是经验。在硅谷的华人精英最早看到这一点，也明白只有他们才能整合这些优势。
因此，他们在上海创立公司往往集三者优势于一身：在美国留下信息与研发机构，召集台湾地区管理者，贴近中国大陆市场。强烈的利益驱动促使他们回归。据李安娜教授的统计，61%的硅谷回国人士将市场看成回国的第一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据李安娜的统计，45%的硅谷未来回归者会将公司设在上海，41%设在台湾，8%设在北京，3%设在深圳，3%设在香港。
英特尔公司投资总经理DUANG KUANG称：在未来的5—10年中，从硅谷和世界各地回来的华人创业者将给中国带来50—100个产值达10亿美元的公司。
不理解中国者不得食
急于回国的硅谷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往往是不理解中国市场。硅谷是世界顶级技术的汇集，而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只能针对中国市场有所反应。
不少从硅谷回来的人才不明白这一点。风险投资商李人洁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位从美国硅谷回来的技术公司声称要做HDTV，风险投资商告诉他标准未定，中国数字电视在5—10年内还是未知数，那公司称，我们技术是最领先的，因为我们用的是无线传输，风险投资又问：“中国城市大多是有线电视，你的市场在何方？”这公司又称，“这种技术适合中国农村。”一时间，“农村HDTV”成了上海风险投资界的一则笑话。
相反，一位叫彼得刘的硅谷归来人员却获得风险投资的追捧，刘先生的技术并非顶级，是一种生产卫星通讯板的成熟技术，而且还是手工蚀刻，特别适合江南女工操作。转移到上海后，人力成本可降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而失败的硅谷回归者则表现在对中国市场的无知上。一位哈佛MBA、曾任职麦肯锡的王先生从硅谷回来后任职国内某公司CEO，他的业余生活封闭在欧美同学会中，从不深入接近中国市场，面对民营企业客户，常常成了自己发挥口才的讲演场，MBA术语使他成为客户敬而远之的角色。最近因为业务不佳，他又回到了美国。
是什么吓跑了硅谷精英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43%的硅谷华人表示出愿归国的意向，但大多数仍是处于观望状态，是什么使他们望而却步？
不少已经回来的硅谷精英反映，中国创办企业所需手续之烦杂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它令你精疲力尽。”注册花费的时间往往在一个月甚至三个月以上，各种资格认定手续惊人。展讯公司张翔透露，“美国往往鼓励创业，注册最多一个星期，而在中国往往是首先不相信你，要你拿出各种证明。”
马劲认为：“硅谷华人工程师回国是要创业，完成一个飞跃，但是华人技术人员往往希望政策透明，能像美国一样简单有规可循，创业手续一复杂，他们就缩回去了。”
华力创投副总裁、耶鲁博士黄勇则称：“我的两位朋友正是被某些官员糊里糊涂、语焉不详的回答吓回了美国。”
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与制度不合理，是这些硅谷回归者意见集中的焦点。
对此，上海风险投资商们也有不同看法：“既然到了中国就要有心理准备，其实中国做生意入门难，市场还是较为规范的。而俄罗斯入门容易，谁都可以来做，入门后却很难做。”
硅谷精英的另一个担心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目前在上海已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硅谷，由于专业分工非常细，许多经理或工程师只能胜任生产链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国公司往往只要求总体方案，结果专业分工的硅谷精英回国后发现孤立无援，或者一位专才被任命为技术总监或CEO负责整个生产链，结果大多不能胜任。
不好的消息传回美国，本来跃跃欲试的硅谷精英们又留了下来。
好在在硅谷，一个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为其他公司做顾问是很常见的，马劲现在请那些愿帮忙又不敢破釜沉舟回国的高级工程师做他的公司在美国的顾问。“知识分子嘛，总是要稳妥，通过给他们甜头，一步步让他们回国，就是我们先进来的桥头堡主要干的事。”马劲笑着说，“我们一定要干好，否则不少人要吓回去的。”
机会与挑战并存
尽管笼罩着硅谷的光环，但是海外归来者创办公司同样面国内公司相同的问题，并没有特权比别人活得更好。
据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统计，已有20%“海归派”公司在一年内倒闭，70%勉强维持，10%在不断壮大，这与社会上民营企业的成功比例是相同的。
对此，不少回国精英已开始对他们最初的预想做出一定的调整。比如，在很难找到合适的技术人才情况下，展讯公司已开始着手培养本土人才。而马劲则发现，在上海办公司他当初的成本估计是不对的，因为上海人力成本虽然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可是地皮房租并不便宜，加上工作站设备购买比美国贵了一倍，所以生产的芯片并不比美国便宜多少，因此他立即决定搬进更大却不用高档装修的办公房内。
理想和现实间总是存在着差别，但是马劲依然满怀梦想。对于那些还在犹豫的硅谷华人精英，马劲说：“我最想对他们说的是，当年我们到美国时是一无所有，现在也别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