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颖
当我拿到第三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成果报告会的参会人员名单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戴安迪这个名字，名单上面附有他的介绍，说他是花旗银行最年轻、提升最快的副总裁。今年4月15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美收入最高的500家公司的排名中，总部设在纽约的花旗集团以1120多亿美元名列第7，稳居全美银行首位。目前在全球拥有25万名雇员的花旗集团，其核心业务部门花旗银行近年来招揽了大批金融及高科技精英，充实其企业的尖端领域。这批顶尖的专业人才，被称为驱动花旗银行这部伟大的资本主义金融机器的最有价值的"芯片"，而其中，来自中国南京、现任花旗银行集团副总裁的戴安迪（Andy Dai）博士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当我和同事参加完报告会的开幕式的酒会，正和一位美国商人交谈。那位美国人操着浓重的美国南部口音，听他的英文让我感觉非常艰难。这时，身边一位中等身材的年轻男子微笑地对我说：“他的意思是说：‘作为一家技术含量很高的企业，他很有兴趣在中国投资。’”我如同看见救星一般地抓住他，请他为我们做翻译，他微笑地同意了。他穿着深色的西装，长着一张娃娃脸，很普通的打扮，比起周围那些气宇轩昂的老总们来，我想这一位最多也就是哪位老总带来的小助理。他很热心地为我们做翻译，看得出他有很深厚的英文和中文功底。我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当我礼貌地送走那位美国商人后，一回头，我的“翻译”还站在那里，望着我微笑。我掏出名片对他说：“先生，我们交换一张名片吧！”当我得到他的名片的时候，我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名片上赫然写着“戴安迪博士，美国花旗银行副总裁”！
第二天，我和戴安迪约在武汉外滩的一个小茶社里见面。武汉初秋的晚上是凉爽的，徐徐的江风吹过来，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舒服和凉爽。品着芬芳的香茗，吹着初秋的晚风，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灯火辉煌的沿江大道，我对戴安迪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留学美国：从“书虫”到儒商
戴安迪生于上海，长于南京。他的父亲是一位光学与发光材料总工程师，哥哥是一位大校教授，因为受到家庭的熏陶，戴安迪从小就希望成为一名教授，能够像哥哥那样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教书育人。90年代，当戴安迪顺利地拿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电气与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的时候，他几乎同时收到了美国约翰.霍甫金斯大学、伊利诺香槟大学、阿利桑纳大学等五所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入学许可。经过权衡，他决定选择伊利诺香槟大学，因为这里的电气计算机及工程专业当时在全美各大学院的排名中名列前茅。
为了实现自己当上大学教授的梦想，进入到伊利诺香槟大学的戴安迪几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虫”。他每天啃书本，整天泡在机房里，天天写学术论文，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写出了近20篇论文，当他提前将140多页的博士论文写完时，导师的书桌上积压着他厚厚的学术论文，都来不及看。于是他决定先去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等导师将他的论文读完之后，再回香槟大学进行博士答辩。
当他到了硅谷，进入到斯坦福大学之后，他的观念变了。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网络经济如火如荼的时代，他感到自己的平生所学在商界才能得到更大的施展。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以前对生意人并不感兴趣，觉得自己并不是做生意的料，可是当他来到斯坦福之后，他发觉，现代商场对一名成功商人的要求更注重其知识涵养和内在修养，在这里往往一个好的商业IDEA（想法）就能赚钱。在硅谷他接触到了一大批拥有高学历、高智商的商人，他们勤奋工作，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开辟了属于个人的天地。看到他们，戴安迪对自己说：“他们拥有的，我也拥有，他们没有的，我会做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到商海中去搏一搏呢？”就在那一刻，戴安迪立志要成为一位成功的儒商。
一旦下定了决心，戴安迪便开始一步步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在专业理论上，戴安迪拥有非常深厚的功底，可是在商业实践上，戴安迪觉得自己的经验是匮乏的。在斯坦福大学，他不再一味地做“书虫”了。他一边读书，一边到位于硅谷的美邦证券去工作。他将自己所学的计算机专业与经济学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且找到了一个较为领先的结合界面，而这也正是网络经济时代金融领域最急需的专业。他一周工作20小时，还要抽时间准备香槟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当他回到香槟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的时候，他的资格考试和答辩在全系240名博士中名列两个优异，主管研究生的教务长告诉他，他是该系设立排名制度的20年来唯一拿两个优异的博士生。
闯荡华尔街：看不见太阳的双学位博士
1997年底，戴安迪获得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戴着双博士学位光环的他开始找工作了。当他满怀憧憬地来到华尔街时，华尔街的同行们都感到很惊讶：他有如此完备的学历，又刚从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何不留在硅谷赚大钱呢？要知道当时正是硅谷效应狂飙的年代，每一个网络创业者，无不热血沸腾。每个人都希望去硅谷“淘金”，而要到华尔街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去掘自己的第一桶金，对于一个初涉商海的人来说太难太难了。可是戴安迪很清楚自己的优势，他知道美国的专业人才如果是学计算机的，就去做IT；学金融的人才，往往计算机不太专精。而他却将这两个专业结合得很好，他才是华尔街最急需的人才。直觉告诉他，华尔街将是他的崛起之地，那里一定有他大展拳脚的机会。
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戴安迪并不太顺利。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家猎头公司告诉他，花旗银行正在寻找一位对计算机和金融都很精通的副总裁，戴安迪知道自己的机会到了。
当他刚刚到花旗银行时，他的部门一共才四个人，人们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华裔小伙子拭目以待。戴安迪知道“是金子就会发光”的道理，无论在怎样小的部门里，他都将最勤奋的工作态度、最优秀的工作成绩展示给所有人看。进公司仅仅两个月，他就因为表现杰出，被花旗集团授予Best Critigue（最佳表现）奖，并很快成为部门的负责人。在花旗这样的大集团里，一个新人要升迁到这样的职位上至少要奋斗5年，有的人一辈子也升不上去，而他得到这个位置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此后，他被正式调到债券部门，该部门是花旗银行债券业务的核心部门，他被任命为债券部门的副总裁，主管债券定价分析系统。该系统管理与支持400多个交易员，而他要负责这一系统的建立、管理、更新。他每天工作13至14个小时，从早上天还没亮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他说在花旗银行自己变成了一位"见不到太阳的人"。
职位高了，压力也就相应地大了。公司指定他开发一个针对南美洲阿根廷债券危机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通过计算机对债券进行危机补救。经过无数个不分昼夜的努力，戴安迪和他的同事们开发出了这一模型，然后成功地将这一模型安装在了债券部门的计算机系统上。这套产品在债券部门倍受好评，为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危机提供了极佳的方案。后来，土耳其也同样出现了经济危机，因为及时应用了该产品，花旗银行挽回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心系祖国：我为祖国的强大深感骄傲
作为一名在海外作出了突出成就的华人，祖国是戴安迪心中最大的牵挂。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商人可以走上国际舞台，与外国企业平等竞争，向世界展示中国商人的聪明才智。
戴安迪创立旅美科技企业家协会就是为了加强美国华裔高科技企业家进行创业计划的交流及创业资源互补，推动华裔企业家在美国及中国吸收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创办面向世界市场的高新科技产业。现在该协会汇聚了8位美国大银行的副总裁、6位著名风险投资家和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发展了700名会员，协会的绝大部份成员都拥有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硕士及MBA等高级学位。在协会的帮助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事业有成，成为美国高科技企业的领头人。
作为一名优秀的华裔金融专家，戴安迪虽然身处大洋彼岸，却时刻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戴安迪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就需要招募最顶尖的人才。中国企业可以把目光投向海外，在大量的留学生中寻找理论知识过硬，实战经验丰富，目光远大的人才作为企业的领导。”
夜，深了，江滩上的霓虹灯在夜的映衬下更加迷离，更加美丽。因为武汉国际旅游节的缘故，沿江大道上的人依旧很多，路灯在大路的两旁发出明亮的光芒，向着更深的夜一路延伸过去。戴安迪看着远方，眉宇间有一丝抑制不住的激动，他说：“看看我们眼前的大武汉，我不知道武汉居然有这么美的江滩，这是我第一次到湖北、到武汉，当我的双脚踏上武汉的土地时，我感到惊讶极了，原来武汉是这么一座美丽的城市。现在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祖国发展了、强大了，无论我身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深深地感到她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让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感到幸福，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儿女也真真正正地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短短几天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成果报告会很快就结束了，戴安迪离开了武汉。对于武汉来说，戴安迪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能够采访到戴安迪也只是一时的巧合。可是这种巧合的背后却有着某种剪不断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所有海外儿女对祖国深深地眷念和爱，因为这份爱让我们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也是因为这份爱让我们走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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