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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类更是农民的基本作息制度。所以是农民的基本作息制度，是因为：⒈黑夜无法干农活，白天是干活的最好时间，晚上是最好的休息时间；⒉干了一白天农活必累，累就要休息；只有睡够才能恢复精力，才有精力日复一日地干活；⒊人类不同于动物，有食色的本性，以夫妻制和温饱解决性欲，以“日出而作”解决食欲，以“日落而息”解决温欲和性欲；⒋公鸡的作用，仅仅是报时，不能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这个习惯不受公鸡叫的早晚控制，因为人类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还有眼睛，更有思想、意识和意志天数遥控的思想、意识和意志，不管鸡叫于半夜后，还是叫于天亮前，只要天未亮，不管睡的够不够，还要赖在床上继续睡。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地主，除了科考、封官、经商、继承和极少数金盆洗手的强盗外，全部是在运顺的条件下靠勤劳节俭、精打细算成为地主的。不论以什么方式成为地主，都不是奴隶主，雇工都不是奴隶，两者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有自由的劳动合同关系，都互相视为摇钱树。雇工的权利是除了约定的工钱外，三餐或四餐吃雇主或地主，各地的雇工伙食都有一定的标准，逢年过节还有年节待遇。除非情况特殊，都是天亮以后起床、洗刷、换工装、吃早饭，早饭后开始干活。偶而发生的起早摸黑时间都是发生在路上，而不是在地上，如到边远的地块耕作。如果需要起早摸黑，地主要起的更早、摸的更黑。一般的小地主，其实就是比自耕农多一点耕地而需要多雇些工的自耕农。自耕农也需要雇工，也当雇工。小地主也经常当雇工。
在我老家，大小地主年年都要在本地农闲时多次外出当插秧、耘草、收割雇工，因为本地与外地存在农时差，故至今流传着本地地主与外地地主比智比技比能的许多精彩故事。季节差存在于全国，相信全国各地的地主都有外出当雇工的情况，除了人少地多而无法换工的东北。包括地主在内的任何雇主，为了提高工效，时时处处都要走在雇工前头，干在雇工前头，比雇工干更多的活，犹如工头或生产队队长。在自由的劳动合同关系下，别说地主不敢用杖殴打虐待雇工，就是说话不够客气，伙食不够当地通常标准，雇工不但会炒地主的鱿鱼，还会败坏地主的名声，令他找雇工难。没有雇工就没有地主，地主必须尊重雇工；绝大多数的地主形成于雇工，又年年要当雇工的情况，整个农业社会就是雇工社会的基本事实，必然导致地主和雇工关系，既是自由的合同关系，又是相互依赖的合同关系。象周扒皮那样的小地主绝对找不到雇工，找到了也会在第二天休工、结账、卷铺盖走人。如果发生象周剥皮杖打雇工的事件，非吃官司不可。
公鸡所以成为司时动物，是因为它们各有特定的生物钟，时间不到不报时。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公鸡报晓有早有晚，时间不一，早的叫于半夜后（如志士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于半夜后），晚的叫于天亮前。这就是说，公鸡是公鸡，不是人类，从未发生“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清赵翼《论诗》）的“人云亦云”的附和情况；公鸡是公鸡，不是狗，报警动物的狗需要“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报警功能以唤醒村民群防、联防的意识和行动，公鸡则完全根据自己特定的生物钟所定的报时时间从梦中醒来鸣叫，叫后再睡，报晓犹如说梦话；夜间从未发生一鸡叫后全村公鸡都叫的情况。公鸡报时不分睡态或醒态，且不因醒态而啼叫不止，如公鸡在白天只啼叫两次，分别在半上午和半下午啼叫。故不能把“雄鸡一声天下白”理解为雄鸡一叫就天亮，只能理解为天快亮，绝大多数公鸡也是叫于天快亮的时候。
正因公鸡的生物钟由天数决定，因鸡而异，报晓时间不一，皇宫和城镇才需要安排专人打更，或建钟楼鼓楼以钟声鼓声代替更声，市郊有寺庙的，则由小和尚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饭和尚定时撞钟提供报时服务，故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月》）、“始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枫桥夜泊》）、“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唐杜甫《夜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三十二判官》）、“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唐韦应物《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因此，即使周剥皮半夜跑到鸡窝边学鸡叫，且叫声仿真如公鸡叫声，也引不起公鸡唱和，何况周剥皮不是公鸡，也不是相声演员，根本学不象公鸡的叫声，怎么可能引起笼里公鸡的唱和，全村公鸡的唱和呢？
高玉宝生长于农村，没有理由不懂得鸡叫特点，更没有理由在编写《半夜鸡叫》前不回忆鸡叫特点。但他为了向诈骗党献媚争宠而抛开常识虚构道：“周扒皮这一啼明不要紧，笼里鸡叫唤起来，全屯的鸡也都叫唤起来”更荒唐的是，他居然把周剥皮半夜学鸡叫诈骗长短工起床做工这种不可能发生的绝活，虚构成祖传法宝：“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从周扒皮的老祖太爷子起，就有人说周家有这一手，一直传到周扒皮这一辈。”
高玉宝不顾鸡叫特点，不等于长工们不懂得鸡叫特点；高玉宝无知，不等于长工们愚昧。也就是说，即使“老周扒皮——他也有那个穷精神”半夜学鸡叫，即使他学鸡叫能引起公鸡和鸣，长工也不可能在没有月亮的三更半夜上山干活。不是猛龙不过江，敢闯关东有二下，周扒皮的五六个伙计怎么可能一听半夜鸡叫就闻鸡起舞——摸黑起床摸黑干活呢？怎么可能让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臭屁计连连得逞呢？怎么可能被周扒皮用杖殴打而不辞工、不告官呢？有理由相信，满州国不是毫无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混乱社会，如果发生地主虐待、殴打雇工的事___件，相信告到政府后，政府也会管理。日本兵在半夜梦中听到“喊贼”如听军号而起床，对周剥皮开两枪的事情，说明日本兵也管社会秩序。小小地主和保长根本不可能成为二朝廷。
俗话说，惹不起，躲的起。如果周剥皮为富不仁，仗势欺人，但天下好地主多的是，雇工可以找其他地主打工；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如果周剥皮刻薄、刁钻、阴险、恶毒、霸道、无赖，比奴隶主还残酷，一定恶名满天下，无人不闻其名而恶其人，无人给他做工，他只能自耕其地，成为自耕农；也很容易被受害人暗杀。而半夜学鸡叫催长工起床干活的荒唐故事又告知，周剥皮不是恶霸，不是奴隶主——只是秘密装鸡叫引群鸡报晓的骗子，没有杖打长工的权___力资本，不存在杖打长工的可能。童工高玉宝的工种是放牧母猪带群小猪的猪倌，半夜拉肚子后，居然在“回来时到牛圈去看牛槽有没有草，想再给牛添点草就快点回去睡觉”，又说明高玉宝多管闲事。为什么多管闲事？以地主家为家也，视自己为地主家庭一员也，无份内份外之事也，无日夜工作之分也，说明周剥皮对他很好，好到让他爱屋及乌也。如果周剥皮对他不好，凭他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在拉肚子后又想着给牛添点草。既然他与地主这么好，为什么又忘恩负义、昧着良心丑化地主呢？
——马无夜草不肥，入夜牛则睡觉，三更半夜干么给睡牛添草——多此一举？这又说明高玉宝根本不懂家禽家畜的生活规律，不懂得农业基本知识，只是一个低级低能的虚构故事的大王，《高玉宝》是本胡说八道的诈骗书。
——猪不是牛，不是放牧家畜，而是圈养家畜，放牧缓慢长膘，只有生了小猪的母猪需要带着小猪在草地溜跶，以提高小猪成活率和健康率，农家一般在早晚时间在房前屋后或房屋附近溜跶母猪和小猪。农家养家并不赚钱，若算工钱则远低于雇工，养猪的意义只在：一变废为宝，利用人类不能食用的米泔水、黄菜叶、五谷糠皮等废食物，二利用老少成员力所能及的劳务和成人的零散时间，三为农业积肥，要积猪肥就要圈养；四是浑身是宝的猪能为人类提供味道最可口的食油和骨肉。养猪苗虽比养菜猪多点利，但是，如果周剥皮精明，就没有理由专门雇个小孩放牧一窝猪来增加养猪成本。如果周剥皮真的雇了高玉宝放牧一窝小猪，应当是高玉宝父母因故求情周剥皮而使他难以拒绝的照顾性雇工。正因如此，高玉宝才以地主家为家，以地主成员自居，爱屋及乌地为睡牛添夜草。
——即使半夜学鸡叫会扰乱公鸡生物钟而引起公鸡和鸣，即使周扒皮的老祖太爷子也会半夜学鸡叫，他就将立即失去雇佣长短工的雇主命而成为自耕农，能让周剥皮继承的是自耕农。
请问，《半夜鸡叫》是在丑化地主呢还是在神化地主呢？是在智化长工呢还是在愚化长工呢？是周剥皮在诈骗雇工呢还是高玉宝在诈骗读者呢？
据来自东北的中老年人告知，东北，是片富饶肥沃到发黑的厚土地，１９４９年前的东北地广人稀（许多地区人均十几垧，１垧＝１公顷＝１５亩），有种有收到种庄稼不追肥的水平（地多人少，也无肥可施），耕作相当粗放；人民开荒自由（要跑马圈地开荒时，只要在一袋烟的工夫内无人前来主权，此地便是无主地，便可开荒）、租地便宜，旱涝罕见，当雇工、长工、地主都很容易。由于地多、收成可观，故关东人收获庄稼时，没有“粒粒皆辛苦”的意识，没有南方人颗粒归仓的精打细收态度，只要在他人收成后的土地上检穗检到地冻时（约一个多月），便够一家子一年的吃喝，故有很多来自关内的人民先以检穗谋生过渡。正因东北地多地肥、旱涝少见，解决温饱容易，故从清末到“解放前”，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关内农民去关外，关西农民闯关东、谋发展。关东土地的富饶和等待开发的大片处女地，一直保留到“新社会”，如开发北大荒。即使在“解放后”，仍有大量胆大的关内农奴以逃荒、要饭的名义络绎不绝地闯关东插队落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单干前。
关东地主与长工的劳动报酬合同多半是：由合同约定若干垧的土地庄稼作为长工工钱，长工可在做工前或播种前在地主的土地上挑最好的地块，以其所产的庄稼果实作为一年工钱，也可在收成前夕由雇工挑选庄稼长势最好的地块、挑足合同所定的面积作为一年工钱。因雇工期间三餐吃地主，外地的则免费住在地主家，故此报酬是净工钱，一人当长工能够养一家子。如果是单身汉或年青夫妻一起当长工，积累几年的净工资就成富农，想发家的则可租地或开荒当自耕农。因无霜期短，东北农民干农活的时间仅为半年或多点，在炕上过日的时间相当长。比起南方农民过日子要轻松的多，若与一年到头为中共做长工，所有收入还吃不饱的江南农奴比，不知要好多少倍。
因当雇工省的操劳、管理，筹备成本，收入不比自耕农差多少，故雇工比例不低，就象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当员工一样。地主都是勤劳节俭的农民，积点钱就买地添置牲口、农具、家用工具，许多牲口、农具、家用工具又常常成为村里的公用牲口和工具，地主富农的生活水平因节俭而普遍低于其他成份的农民。地主与长工、与邻里关系都很好，斗地主的会议都开不起来，只有个别懒汉因干部做了策反思想工作后，才会撕破脸皮讲几句话，但他们又因懒惰成性，无法克服雇工习惯，在公社化之前，把土改分得的大半土地抛荒，交不出征购粮，迫使中共开展批懒汉运动。
至于日本统治下的关东，因为日本关心的是侵占领土，开办厂矿修公路铁路，管理人员很少，一个县没几个日本人，几个日本人也是只当一把手，主要精力放在办日式学校，搞日式教育，在大的城镇则主要侧重于规划城镇建设，发展城镇工业，其余的政府人员都是中国人，宪兵都是中国人。而在日本治下的单位当员工，如当扳道工人李玉和，则日子很好过，甚至可以说阔。故在控诉会和忆苦思甜会上，经挑选的“苦大仇深”的控诉人曾控诉道：“给日本人当劳工，或给日本人干活，累是累点，但给钱，不给钱给白面，干一天活给两袋白面。”——为集体当一年长工的农奴年终能分得几袋白面呢？分田单干后的农奴辛苦一年能享受几袋白面呢？冒着当孙志刚危险进城的民工一月能挣几袋白面、能剩几袋白面呢？在“虎头人遇虎头年，白米盈仓不值钱；豺狼结队街中走”的“兽贵人贱”时代，在“不分牛鼠与牛羊，去毛存鞟尚称强”的时代，农奴辛苦一年能剩几袋白面呢？
高玉宝自称从小就爱读书，是因为周剥皮、日本鬼子夺去了他的读书机会，是三座大山夺去了他的读书机会。这也是惊世骗局。贫穷困不住求知的欲望，墙壁挡不掉读书的灯光。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无论何朝何代，凡是爱读书的孩子，都是囊中之锥，都能破囊而出，获得识字读书的机会，满州国也不会例外。凿壁偷光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高玉宝家境未必比匡衡更穷，但匡衡成为汉元帝的丞相；穷人孩子成学者、大家的故事不胜枚举，屡见于史。如果高玉宝真的从小就爱读书，而不是捣蛋鬼，掏鳥蛋鬼，不论孙家屯、太平村还是大连市，不论在地主家还是在日本窑厂，到处都可找到教他识字的老师。因为自古惺惺惜惺惺，到处是惜惺惺的惺惺，识字人对喜欢识字的人都持有“有教无类”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比如大华窑业厂中的刘长德是高玉宝及其工友们公认的“好心的刘叔叔”，向他求教，他决不会拒绝。因此，如果高玉宝从小就有后来的识字精神和毅力，早就成了大学者、留洋学者。可见，高玉宝想识字的时间不在小时候，而在从军之后，在经历了通讯员之后。此前，他根本不爱读书，是捣蛋鬼、掏鳥蛋鬼，好玩弹弓的小鬼，爱听故事、评书的小鬼，他从小爱读书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骗局。
诈骗不一定需要识字，将军不一定需要兵法，文盲的骗子、文盲的故事大王，不绝于史，不绝于世。高玉宝写《高玉宝》时虽是文盲，但他从小爱听故事，有听故事大王讲故事的条件，还听了六年的评书，具有编故事的特长，故在军中有故事大王称号，并以故事当识字学费——先给识字者讲个故事，再由识字者教他识字。
唯物而论，也许高玉宝写作《高玉宝》的初衷并无诈骗全民、诈骗世界的故意，只是为了虚荣，为了强出头，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显示虚构故事的天才。
[ ������卡拉��2005-02-13 14:44���±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