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富士康28天：工人像碎片一样活着
2010-05-15 00:30:00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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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一样的生活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时30分。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卢新自杀的那个时候，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深圳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有着心灵慰藉的作用，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2
钱是加班的动力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同事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1500元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所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老板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油压车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这些工人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时间，他们都会开着自己的油压车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3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录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必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李祥庆说。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但伤者惹人羡慕。“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年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最近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4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与其相熟的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时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6日凌晨，他还是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专家称，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专家说。
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这种“原子”状态：“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