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佳芝、顾晓梦想起的美女间谍

千古情人我独痴

 
  
      说到关露，就仿佛《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关露的一生与女主角王佳芝比起来，更悲凉。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她精神分裂无以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上级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上级传达的一个任务，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因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任务很突然，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关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握手道别时，关露眼睛有些湿润，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两人畅谈很久。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以后，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也是这份温情，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王炳南是革命人士，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关露与组织派来的潘汉年有过如此的对话：潘：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我不辩护。当然，关露在说这样的话时，并没有想到此后的余生，她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索情报。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的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是有过犹豫的。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煎熬的痛苦。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来迎娶关露的，去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待材料的分上。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但王炳南是爱她的。她在最孤独的时候，怀里只揣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她写的是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关露写“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摘自《民国女子：此情可待成追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继电影明星艾霞、阮玲玉自杀之后，具有舞台与银幕“双栖明星”之誉的美人英茵于1942年1月23日也自杀身亡。关于英茵之死，多年来一直成为电影史上议论不休的话题。不久前在大陆热映的电影《风声》勾起了世人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据中国影人英达介绍，该片中的女主角、由周迅饰演的顾晓梦这一角色，其原型为正是英达的姑奶奶英茵。

　　
  继电影明星艾霞、阮玲玉自杀之后，具有舞台与银幕“双栖明星”之誉的美人英茵于1942年1月23日也自杀身亡。关于英茵之死，多年来一直成为电影史上议论不休的话题。不久前在大陆热映的电影《风声》勾起了世人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据中国影人英达介绍，该片中的女主角、由周迅饰演的顾晓梦这一角色，其原型为正是英达的姑奶奶英茵。

　　为救男友 受骗失身

　　为了救平祖仁出狱，她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以自己的青春做赌注，牺牲色相与敌人周旋。

　　杨村先生在《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续集）中这样描述道：“那时伪江苏教育厅长袁殊，本来曾追求英茵不遂，遂乘隙向英茵进攻，自言与李士群有莫逆之交，必能全力营救平祖仁出狱，不过要英茵嫁给他作为交换条件。英茵那时救友心切，再加本身亦有暴露身份之危，遂不惜自我牺牲，委身于袁。”

　　为了达到目的，英茵付出了她能付出的一切，以致受到欺骗失身，结果依然营救失败。

　　1942年1月8日，平祖仁被日本宪兵绑赴上海中山路荒地，惨遭杀害。

　　噩耗传出，英茵心如刀绞，悲痛欲绝。这时的她已不顾日本宪兵和汉奸的猜疑，亲自往刑场领尸。

　　此后，她把平祖仁的尸体送往大众殡仪馆，以重金请化妆师将其额上的枪洞补好，又把他安葬于万国公墓。这一侠骨柔肠、情意深重的行动一时传为佳话。

　　苦水涟涟 饮药自尽

　　就在平祖仁被日寇汉奸杀害之后，英茵茶饭不思，心中布满烟云。尽管她表面上强作欢颜，一脸平静，她内心深处却是苦水涟涟。一周之后，她为感谢合众电影公司演职员在安葬平祖仁一事上的相助，邀请他们到家中相聚，席间她不经意冒出一句话：“人死万事清静，不必再受精神之苦。”当时，在场的人并未留意这句话的底蕴。

　　殊不知，英茵那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并非玩笑。

　　1月19日，英茵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间吞服大量药物自杀。她一个人反锁房门，将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又掺和大量安眠药，一气喝光，事后人们未发现半点残留，可见其死志之坚。因为其身体素健，又拖延几天，直至23日凌晨3时心脏才完全停止跳动。时年25岁。

　　本来，平祖仁之死的仇恨未报，她并不想死。她曾想利用自己的青春才华还一个心愿——在平氏死后，她期待有朝一日返回舞台，痛骂汉奸日寇，浇除胸中块垒，伸张民族正义。然而天真的英茵此时已因她安葬平祖仁而被李士群之流紧紧盯上。

　　日寇敌伪不可能轻易放走任何一个与自己作对的人，正当英茵准备启程离沪时，李士群原形毕露，居高临下，仿佛处理手中一只小巧玲珑的鸟儿一般：“还是待在这里舒心，何必想不开 ”这个日本走狗已将英茵视作一个可供自己玩乐的对象，而且理由十足：有间谍嫌疑。

　　本来就在心底蔑视汉奸走狗的英茵岂能忍受这般羞辱，于是她在走投无路之时，只好以自杀换取身后清白。

　　自杀真相：为保秘密

　　在服毒之前，英茵留有一封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遗书写得非常晦涩——

　　陆先生：

　　我因为……

　　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英茵

　　她遗书中的“因为……”在1946年春有了答案——其谍报人员的身份已被日伪发现，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尔后由谍报人员杀死。资料表明，有9名日寇及汉奸以上述方式被暗杀。“因为……”就是因为怕日本人找麻烦，才隐约其辞的。当时，陆洁看完遗书就烧掉了。

　　英茵，在为平祖仁买墓地时，预先为自己在平氏坟旁购置了一方墓地。英茵死后，人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其埋葬在平祖仁墓旁。

　　谍海情鸳，生不同衾，死后同穴，真乃一曲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哀婉动听的悲歌。

　　英茵死后，日伪报纸曾以“殉情”为题大肆宣传，以掩盖其罪恶。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李士群阻止英茵离沪的黑幕，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再加上英茵富有侠骨，唯恐死后连累他人，因此在遗嘱上只字未提这帮汉奸特务的恶行。这也就成了英茵自杀之谜的原因。

　　1942年1月24日下午，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大厅里，庄严肃穆，哀乐声声。参加吊丧的影剧界人士有费穆、朱石麟、卜万苍、岳枫、张善琨、顾兰君、王熙春、李绮年、童月娟、夏霞、蓝兰、王丹凤、孙景璐、黄河、顾也鲁、李英、屠光启、韩非、严俊等约六七十人，前去瞻仰英茵遗容的影迷也不计其数。众多的影剧界同人挥泪唱出了哀伤的挽歌，哀悼年纪轻轻就香销玉殒的英茵。

   
     
  顾盼生辉、细腻多情，生活中，身边总是围绕着多情的男人，而实际上，这是她们对敌作战的最好掩护……顾晓梦是这样，对现年102岁的黄慕兰来说，当年的谍报生活也是如此。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现名黄定慧，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与何香凝、杨开慧等一起从事妇女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郭沫若曾将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蚀》三部曲中的女性，据说也有以她为原型的。

　　1927年3月，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黄慕兰与《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登报结婚。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随后，黄慕兰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后经组织批准，与新任中央委员贺昌结成夫妻。不久，贺昌被调往中央苏区(1935年牺牲)，黄慕兰则继续留在上海。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并展开疯狂追求。黄慕兰曾向组织提请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却被否决：“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与陈志皋结合更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组织会向中央证明这是服从工作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

　　在此期间，黄慕兰立下两大奇功。

　　一是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1931年6月的一天，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一个咖啡馆遇到了陈志皋的同学、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将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叫到自己的住处，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

　　第二天，向忠发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闯到周恩来家中，却扑了个空。第三天，康生和潘汉年带着黄慕兰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慕兰，你真不错呀！”

　　第二件奇功，是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因化名李世珍，他的身份并未暴露。几天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分析再三，她向陈志皋提出，拜访他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对黄慕兰非常喜欢，主动提出收她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但解放后不久，黄慕兰被卷入“潘杨案”，关进秦城监狱，直到20年后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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