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mine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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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表于: 2009-03-30

王朔：美国是个“理想社会” zt

美国是物质很丰富的国家，而且丰富到大家都很糜烂的程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处于物质生活很贫乏的年代，我很希望能够糜烂一下，之后再精神空虚。因为从小就精神空虚说穿了是很没意思的事情。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些美国兵用过的勺子，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和“USA”。我妈妈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这东西是她带回来的。

那些勺子质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钢，直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还曾经用这些勺子喂过好。而且，我母亲也曾经给我讲当年和美国人打仗的事情，讲自己吃美国罐头的感觉，这就给我一个“美国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国半年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别外，当时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没去。

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人家不会跟你多罗嗦了。

在美国，我在纽约和洛杉矶呆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我去一些美国内地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

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我们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你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我英语不好，他们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让我显得挺无理的。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后来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呆着别人还挺害怕我的，可能他们把我当成越南人了，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我遇到的别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有一天，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我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我当时正担心如果让我绕，我怕我会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我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我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别处，谁干呀？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

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王朔也会拐弯说话了，哈哈）。

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由，但是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呆在美国会有点麻烦。

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

我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我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我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这些哥们全到美国来了。

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才问题方面有些上吐下泄，好多人都被泄在美国了。美国就好比一个大便盆，什么都接着。

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我感觉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所认识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在那里呆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他的这个努力还算好，但是也有点过分艰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我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我才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大家都这么专门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我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我想他们其实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国犯法之后，你别想“托人帮忙 ”。

但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我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当然，我想我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的，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我开始明白，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呆着其实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围弄干净了，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了。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了。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轻，如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了。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也肯定没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

当然，我也还有一些自尊心，对于我到美国生活这件事情，我一直这样比喻；你到人家家里来住就他妈够腆着脸的了，然后你再跟人家抢着干活，比如说抢着到餐馆打工之类的，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干不动。）从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别吃、别人的东西别拿。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经把我介绍给《花花公子》这些杂志去写小说，我用中文写，他们翻译，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一类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对《花花公子》这类的杂志我这次也有一些新认识。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实也就为了我的书能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1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

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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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发表于: 2009-03-30

只看该作者 ┊ 小中大

以前看一个网站说清华北大最好的学生都会去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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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发表于: 20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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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楼username于03-30-2009 17:37发表的 : Jcd-
以前看一个网站说清华北大最好的学生都会去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的，是的。不是最好的也争取出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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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发表于: 20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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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2楼peace于03-30-2009 17:49发表的 : ig/xv
9sYMSc~Bm
VY7[)
是的，是的。不是最好的也争取出国的。

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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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发表于: 20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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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朔十几年前写的东西之间一部分。全文如下：

《王朔独白》 N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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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背景：

　　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

　　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84年初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

　　1997年1月赴美。

　　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

　　王朔录音：

　　按中国人说籍贯的算法，我算是辽宁人；按外国算出生地的习惯、我生在南京。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我随父母来到北京。

　　我的生日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8月23日，那天是我们万炮齐轰金门的日子。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是文革高中，在北京的三里河那一带上的，后来我到北海舰队当兵去了，当卫生员，海军这个兵种战争性质挺残酷的，一打起来整个船都沉，所以进了海军之后，上面也没怎么让我们学东西，我是去当卫生兵的，受训时间应该算是长的了，但也只用了半年时间。

　　当了四年兵之后复员回北京，安办把我分到医药公司当卖药的了。

　　我在医药公司其实什么都没正经干，算是个业务员吧，描述这个工作的性质说起来特复杂，也就是糖、盐水之类的东西药量比较大，药店一般从药厂直接发货给医院，我就是药厂方面管开票的。那几年，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光华路第一制药厂拿一回单子，然后下帐。

　　1983年我辞职了，从那时候自动下岗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就业过，我当年挣的工资很低，一个月也就三十六块钱，所以我觉得自己给公家干不干都无所谓。

　　
　　要说我的写作生涯应该从挺早就开始了，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具体的时间大约是在1978年，84年在《当代》杂志发表的《空中小姐》是我最早的一部中篇，在这以前，我的东西也发出来过，但那都是些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都很差，很难看。后来我就一本一本地写书，写到今天，我总共写出中、长篇小说二十多个。

　　从医药公司辞职之后我一直靠写小说挣钱，这样做比在国家单位工作的收入要强。我挣钱最多的时候大约是在92年到95年，后来钱不是那么好挣了，自己的书卖了几年之后不如过去卖得多了，而且对我的有些书籍社会评价不一，最后就不出版了。

　　我想也是，我的这些书已经在中国卖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不会象刚开始卖的那么好。面对这样的状况我无非得走两条路，一条是再写、另一条是别找其他办法去挣钱。我当然愿意走“再写”这条路，但当时我已经开始写得不好了，自己觉得自己渐渐写不出来了。

　　事实上，自92年之后，我的创作就基本上已经停止了。

　　我想，写不出东西来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前几年写得太多了，总想找一些更新的东西写，但是这样的东西已经越来越难找了。

　　这样一来，文字出来之后就显得特别干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时候写了一些电视和电影剧本，常写这些东西把我的文字感觉写坏了，因为写小说和写影视完全是两回事，尤其是写电视剧，它只是简单地要求你描写一些动作性场面，这和小说要求具有文字魅力不一样。

　　这种标准弄“拧”了之后，对我的文字感觉伤害比较大。

　　再后来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怎么写怎么不对。

　　回忆起自己能捕捉到文字的年代，那时我靠的是“天份”（笑），当然也靠北京的生活氛围促成。我是用口语写作的，我没受到过文字教育，不象有些人能够成为知识的奴隶。

　　中国的文字和口语分开的，我原来一直认为书面语言是不可能被写成很好的文章的。但是这个观念后来被一些好的、年轻的作家改变了，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我也不必尝试。那些人中很多人过去是诗人，所以才能把书面语言写成那样，我不行。
　　
　　我年纪大了之后，写作成为我的一个非常孤立的生活状态，我和人群的接触慢慢少了，从84年开始一直到98年，基本上都是闷在屋子里自己写东西，所以我对社会上新的流行语言都不知道了，或者说都不能身同此受了，这对我的口语化写作是一个最大的、致命的破坏，所以我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再彻底地搞口语化写作了，彻底的口语化作品应该在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写。
　　
　　这时候，我又看了很多老作家的复辙，那就是他们年纪大了之后仍然用年轻人的口吻写作，那就让人毛骨悚然了，我不喜欢那样，中国的那一辈老作家最后都还有国家给养起来，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茬，从小人家就没养过你，现在你也不是人家亲生的。当我一没有文字感觉了，就觉得什么故事也没法写了。

　　其实，这里面的真实情况应该是我有故事要写，但就是没找到一个好的表达方式。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实际上我直到98年才找到新感觉。具体地说，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在98年春节以后找到新感觉的，也就是说，我已经在文字方面反复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了，最后终于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和一个合适的文字感觉。

　　我对自己的新感觉没法判断，但是我想，我的这个新的写法和新的感觉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虽然没有脱胎换骨变得像英语那样，但还是有变化，也许有人将来看到我的新东西时会认为我没有改变，这我就不知道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强，可能就会认为我的新东西还是过去的那一套。我在找到这种感觉之前的这几年里，我每年都曾经不断地用几个月的时间悄悄写一些东西，但是结果往往让我灰心，对于写得不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扔，这么写怎么也写了有二十多万字。

　　东西写得不好，我宁愿把它扔了，因为你如果要换钱的话就得拿好东西去换，不能拿次东西出去，不然对方一下就会觉得自己这方面不值了，从你这方面来讲也不可能一下子换到很多钱。其实真正象我们这种以写作为赚钱目的的人，对作品质量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高的，不敢随便把东西端出去，因为我们总还会有一个对自己饭碗珍视程度的考虑。

　　写作的人写出东西来总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不想让别人看的话我可以写日记，没有必要拿去出版。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对于读者，我们又是不可能迎合的，再说读者的水平也非常不一样。我假定自己代表中国某一个广泛的人群，我只需写作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那么和我生气相求的人就会喜欢这个作品。

　　我也不知道如今和我生气相求的人算是哪一类人，也就是我这路人吧。我觉得这类人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很大的，因为在我出生的五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的生育高峰，55年大丰收之后到60年自然灾害之前，中国的父母们狂生了一段时间，而且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到60年代末期，那时候出生的人生活背景已经和我们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一类人在城市人口中杂七拉八的总也有几千万吧，觉得他们都是我潜在的读者。

　　当然，到了后来大家的经历都不一样了，有的人去上学了，然后不少人做下毛病了，当然，有的人一辈子受苦也有可能做下病。很多方式都有可能让人做下病，我也做下病了，当然这得让别去说了，但你不能假定自己是健康的，我受教育的这十年，从小学到高中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我不能假定自己心灵特别高尚，我真的不敢这么说自己。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成长过程基本上应该算是病态的吧，拨乱反正是在我们毕业以后。

　　在交待完关于我自己的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再来谈美国。

　　美国是物质很丰富的国家，而且丰富到大家都很糜烂的程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处于物质生活很贫乏的年代，我很希望能够糜烂一下，之后再精神空虚。因为从小就精神空虚说穿了是很没意思的事情。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些美国兵用过的勺子，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和“USA”。我妈妈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这东西是她带回来的。
　　
　　那些勺子质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钢，直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还曾经用这些勺子喂过好。而且，我母亲也曾经给我讲当年和美国人打仗的事情，讲自己吃美国罐头的感觉，这就给我一个“美国兵吃得特好”的印象。

　　我去美国的确切年份是97年，去了半年我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别外，当时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因此我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我就没去。

　　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决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人家不会跟你多罗嗦了。

　　在美国，我在纽约和洛杉矶呆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专门接等亚洲人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我去一些美国内地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

　　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我们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我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你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你极为客气。但是我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我英语不好，他们一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让我显得挺无理的。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也有安全感，原来我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我到那里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后来我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呆着别人还挺害怕我的，可能他们把我当成越南人了，这使得我大有安全感。

　　我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有一天，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我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我，我们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我当时正担心如果让我绕，我怕我会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我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我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你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你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里的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我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别处，谁干呀？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过去的我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我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我过去的想法打破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错，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碜。在中国，我不太能够见到这些东西。偶尔见到一些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的画，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很地道。

　　说来说去，我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我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由，但是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呆在美国会有点麻烦。

　　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我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谁未经准许进了你家家门你不是都可以对他开枪吗？但是如果我在那里不看中文的东西，我的中文本身就不活跃，慢慢地，中文水平就会下降；但如果我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那些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我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起码会认为写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事儿”。

　　我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轨，这些人很多都是我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我的一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我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中国的这些个“人渣子”全到美国来了。

　　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才问题方面有些上吐下泄，好多人都被泄在美国了。美国就好比一个大便盆，什么都接着。　
　　
　　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我感觉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所认识的作家阿城，他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在那里呆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他的这个努力还算好，但是也有点过分艰辛了。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了。

　　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我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我才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我“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大家都这么专门提醒我，就好像我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我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我想他们其实也想要你知道，在美国犯法之后，你别想“托人帮忙”。

　　但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我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当然，我想我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的，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我开始明白，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呆着其实非常矛盾。

　　第一，我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我都可以把自己周围弄干净了，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了。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了。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　　

　　第二，我又太年轻，如果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了。

　　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也肯定没有外星人入侵，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

　　当然，我也还有一些自尊心，对于我到美国生活这件事情，我一直这样比喻；你到人家家里来住就他妈够腆着脸的了，然后你再他妈的跟人家抢着干活，比如说抢着到餐馆打工之类的，这就不太合适了。（而且我也干不动。）从小，我家里的大人就教育我：别人的东西别吃、别人的东西别拿。

　　谈完了美国，现在我还想回过头来谈我的写作。

　　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出版社也曾经把我介绍给《花花公子》这些杂志去写小说，我用中文写，他们翻译，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一类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对《花花公子》这类的杂志我这次也有一些新认识。我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其实也就为了我的书能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我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像美国青年刊物那样有病态的东西。而且，像《纽约客》（《NBW YOR KER》）、《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之类的刊物我觉得他们的读者大部分都是雅皮白领，是中产阶级的读物，他们喜欢的文学我明白是类似于中国作家钱钟书那样的文字，就是爱抖点小机灵、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挠挠痒痒、说一点俏皮话的那种。

　　那是一种非常机灵的文字，实际上和中国的随笔有点像。林语堂他们都属于这类，这类东西力度是非常适中的、恰到好处的，不是大耳贴子抽得你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或者一下子掉粪坑里的那种。

　　　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我不能写这类东西，我一写、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出来。这也是我没法在美国写作原因。当然我那时候的写作也差不多处于瘫痪状态。这样的话，如果硬着头皮扮演个美籍华人号称要“打入主流社会”，也不太可能。

　　我也试图想在美国恢复我的创作状态，试过一些写作的路子看看是不是可以走，但是直到最后也没走通。当时我觉得特失望，不能写作对我来说生活就没意义了，因为，第一，我不能挣钱了；第二个人的心理满足也达不到了。

　　我过去一直认为美国能够有很多经验提供给我们作为借鉴，但是小说创作这个东西实在太个人化了，因此我的结论是“在美国进行中文小说创作，不可能有什么灵感”，那里也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可以提供给你进行创作。

　　那里的生活对大家来说都一样，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在美国没法呆。这样一来，我的回国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细比较的话，就生活质量来说，我在美国就只能当一个穷人吧。做一个那里的穷人和我在中国的生活质量没什么区别，敞开吃敞开喝你还不如在中国胆大，那里的消费毕竟还是高。就我可预期的生活水平来说，我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活得好。

　　但是如果让我比较我自己去美国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有点说不清楚，当然最主要的事情是，美国这样一个好地方我去过之后感觉心里踏实了。如果不去，心里老是有一件事儿，原来在北京有时候人家老问：你去过美国没有？你如果说“没去过”，人家就觉得你丫这人有点残疾似的，自己也感觉自己比人矮一头或者见识比人短一块。现在如果再听见人家绘声绘色的描绘美国，我已经无动于衷，觉得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大概齐知道美国了。

　　我一辈子也不觉得自己能够了解美国多少，我觉得我连中国都不了解，一个国家有上亿的人口，你连了解人都没法了解完。你可以说出很多美国的特征，但是你能说自己真正了解美国人了吗？我觉得我这辈子能了解好自己就可以了。

　　反而在回国之后，我的创作灵感突然出现了。

　　我觉得写作应该有一个标准，如果没有标准你就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你甚至连一个自然段都完不成了，而这种标准的产生是应该有参照的。你可以参照美国的东西，也可以参照欧洲东西，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可以参照，关键是你自己应该把自己在这中间的位置弄出来，你要知道人家的东西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当然，在中国写作是有一定规则的，是有类似在球场里踢球规则的，不是满大街撒了欢儿地跑，有规则你就是遵守。

　　我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那么我假定我自己的读者也都是四十岁的人，四十岁的人一定已经有了家庭拖累，在社会上经受尔虞我诈的事情也多了，看书的机会相对的也就少了。

　　我认为文学最好的读者是从高中到大三以下、不面临毕业的这些学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代言人，我写不了人家的东西，他们就会寻找新的代言人，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把哪个老的当做自己的榜样，我想下面的年轻人也会这样，我的东西不合他们的胃口也就顺理成章了。

　　面对这些东西我不坦然，但是也豪无办法最终只好坦然了。谁都愿意万古常青，但那是不可能的。

　　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活来，我还是得承认我曾经拿过坏东西换钱。因为我虽然是“文曲星”下凡，但是一开始我自己没意识到这点。

　　另外，中国文字又非常不严谨，掌握文字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一开始就不免出现纰漏。我想我的作品一开始超过一半都不是非常好的作品。那时候我年轻，求名心切，而且生活压力大，有时候真的是在等米下锅，吃了上顿没下顿。

　　所以我不是说吗，有时候你太想换钱，就换不来钱。比如说我写过侦探小说，就写得不好，也没赚到过什么钱。

　　后来我自认为自己能写出好东西来了，就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写了。另外我的生活态度也日趋严肃，我也不能给自己留下太多的污点。

　　目前我已经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活了，我希望自己现在的写作能和我过去的写作手法离得远一点，我的新书《看上去很美》已经正式出来了，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与我88年的创作距离比较远。

　　至于写作水平是不是比当年更高了，我不敢说，这本书的写法是口语和书面语言结合的一种东西，因为纯口语水分很多，你要想找到语感就要多说很多废话；可是书面语言又过分地精炼和明确，适用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不太好，北京话可以用来做口语写作，这也是操北京话的作家得到的一个便宜。

　　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进入了更新的一本新书的写作生活，我力求把手里的东西一一写好。
　　

　　但有一点，如果到了实在什么都写不出来的时候我绝对不当那种“哥哥、姐姐互相在报纸上问好”的老作家，就仗着岁数大成泰斗了，我觉得这叫寒碜。

　　虽然我这个人没什么原则，但是这还是我的某一项原则。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将来老了的时候可能还会到美国去住。这么多年我在中国这个地方沽名钓誉，结下了一些仇人，所以我老的时候打算死在美国那类地方，不为别的，就为图个清静。

http://www.xys.org/xys/ebooks/literature/novels/Wang-Shuo/dubai.txt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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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e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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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发表于: 20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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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长，顶起来，回头再仔细看。

一半是冰水，一半是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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