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来源：文学城
要点提示：贵州农民曹大和在火车上被列车长黄建成绑死案开审，黄建成庭上表现相当“轻松自如”，甚至面露笑容。曹大和死后，黄建成没有向其家属表达任何歉意，只在庭上说：“这毕竟是一条生命”。他表示，捆绑是出于公众利益和周围人的安全。他甚至反问法官，下次该如何绑人？
贵州农民曹大和，在被送回家乡的火车上，在被乘务员捆绑了一夜之后，死了。2009年1月13日上午，从广州开往遵义的1291次列车列车长捆绑致乘客曹大和死亡一案，在贵阳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身着深蓝色夹克的犯罪嫌疑人、1291次列车列车长黄建成出现在庭审现场。案发后，这位列车长留给公众的只是一个沉默、负重的背影，这是他首度公开露面，此前一直被取保候审在家。
2008年9月25日，贵州省仁怀市高大坪乡银水村高路组的农民曹大和，在被送回家乡的火车上，在被乘务员捆绑了一夜之后，毫无尊严地死了。死后一周，是这位农民30岁的生日。他死的当天，家里凑不足100元钱。
在2009年1月13日庭审中，曹大和家属委托的张凯律师认为，应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罪对参与捆绑曹大和的黄建成从重处罚。最后检方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黄建成提起诉讼，但检方同时认为，黄建成的捆绑事出有因，所以建议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令人惊异的是，黄建成在庭审现场表现得相当“轻松自如”，甚至面露笑容。当庭证人成准强只能对他说：你不应该在法庭上趾高气扬。
一夜捆绑
9月24日晚上，从广州开往贵州遵义的1291次列车在晚点两个小时之后，从黝黑湿漉的轨道上开出。台风“黑格比”当天在广东登陆，直到下午2点，暴雨才歇了下来。这是趟行驶缓慢的绿皮车，台风带来的凉意从敞开的窗户灌了进来，车厢里没有坐满人，空气不算闷。
34岁的成准强坐着这趟车去遵义看望他的“兄弟姐妹”。多年前从经济法专业毕业后，他换了多份工作。实习时在地方法院看到的一切，让他选择远离司法系统。毕业后他去了广州的一家国企，又受不了那里的官僚气息。最后，他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偶尔为媒体撰写时评，没有固定的收入。
成准强的车票是6号车厢，靠近餐车。上车后，被夹在两个老乡中间的他从106号换到了103号座位。列车开出后，他听到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
这些含糊不清的喊声来自曹大和，他不时会站起来，坐在身旁的两个同伴就用力将他摁下座位，“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曹大和没有走出自己的座位，也没有破坏的意思。
坐在附近的成准强凑近看护着曹大和的老乡：他会不会打人？曹的老乡说：不会。打听这些的时候，曹大和只是旁若无人地坐着，并没有异常反应。
有乘客报告了乘警。乘警通知了列车长，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简单询问了一下，就决定把曹大和绑起来。
曹大和的三个同伴没有反对列车长的做法，曹的同乡李永昌认为三个大男人绝对能把曹安全护送到家，但是在他们眼中，列车长的制服代表了绝对权威。
在权威面前，曹大和看起来像个温驯的小学生，他坐直身子，双臂紧贴在胸前，双腿并拢，任由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用6厘米左右宽的封箱胶带把自己绑了起来。
曹大和的上臂以及膝盖以下被缠绕了若干圈。这一次捆得并不是很紧，胶带很快就被挣松了。这个时候，列车长过来看了看情况，又在他的手腕部位、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带。
大多数人充当了看客。一位黄姓乘客后来在网上发了名为《亲历1291次列车长把“异端”绑死》的帖子，其中提到，“有个四眼青年为此提出异议”。
这个“四眼青年”就是成准强。曹大和死后，成在网上发帖叙述经过，黄跟帖证实他说的是事实，并给成发了短信。两个原本不认识的人在网上相遇，成感谢黄能出来作证，黄说：这些感谢，我受不起。
捆绑加剧了曹大和的叫喊，他痛苦地挣扎，这天夜里，哀号声或急或缓地在车厢里回荡。成准强随后坐到了曹的对面，他剥了橘子喂曹大和，又不断将手放在曹额前，祈祷，能给曹带来安宁。
9月25日上午7点多，成准强在餐车找到乘警和乘务员，表示曹大和不具有攻击性，希望他们能将他身上的胶带去掉，结果无功而返。这个时候，“曹还是很活泼的”。
李永昌去餐车吃完早餐，再回来等另两名老乡吃完早餐。李为死者留下了生前的最后一段视频，曹不断叫嚷什么时候到家，同伴不断用话宽慰。他想，等曹大和恢复正常后便可拿这段经历来取笑他了。
拍完这段视频后，李就去了卧铺车厢拿水。他事后为自己的这个举动感到后悔，就在此时，他听到广播里传来寻找医务人员为6号车厢的病人做抢救的播音。李跑回去的时候，曹已经不省人事了。
突然死亡
李永昌不知道转身的这一刻发生了什么。在场的老乡、成准强和在网上发帖的那位黄姓乘客讲述，列车长对曹进行了第三次捆绑。
上午9点多，列车长又露面了，说了句：怎么松了？他又拿来了胶带。
成准强马上站出来反对：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捆了。
列车长的质问令成准强无言以对：如果曹大和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你该承担什么责任？
但成准强的反问也令列车长焦躁：如果捆出了事情怎么办？
列车长对着曹大和两个老乡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
成准强担心他们被赶下车，于是“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把曹大和绑成了一个“粽子”。这一次，列车长将曹大和的上躯干都绑了起来，曹大和的上衣已经松开，部分胶带直接贴到了身体上。成准强说，当时看了真是心酸。
不到十分钟，曹大和伸在凳子外的脚不断地抽搐。成准强看到曹大和脸色苍白，浑身虚汗，马上跑到餐车，列车长和很多乘务员在一起吃饭，他焦急地对列车长说，可能会出事啊。
列车长依然浑然不顾地说：出了事，我负责！
成准强立马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成准强跑回车厢，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带。但是“生命如同细沙，从指缝流出，怎么抓也抓不住，怎么拉也拉不回”，生命的迹象很快流失，已经摸不到曹的脉搏和心跳了。
一切努力失败以后，愤怒的成准强转头找列车长，列车长已经走开了。他开始往各方拨打电话，寻求媒体和法律帮助。他还登记了身边乘客的联系方式。
其间列车长两次想找成准强去餐车谈话，被他拒绝了。他回到车厢，坐在曹的遗体旁，遗体已经蒙上了从卧铺车厢找来的一块白被单。悲伤、自责和愤怒让这个男人泪流满面：我的勇敢要是早半个小时就好了。
火车在广西来宾火车站停了下来，成准强留下来作证。下车前，他给车上的乘客深深鞠了一躬。从曹大和死亡的那一刻起，车厢的气氛就凝固了。
成准强要求列车长留在来宾。站台上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值班大姐说：列车长不必留下。
成坚持：他涉嫌杀人，必须留下。
那位大姐马上问列车长：人死了吗，你怎么交了一份重病报告给我？
广西来宾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蒙国升回忆说，曹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他在后来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死亡原因一栏写着“呼吸循环衰竭”几个字，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致死，他建议家属报警或请殡仪馆的人员到场，通过尸检确定。
列车长最终还是没有留下。每趟列车都应该有正副两名列车长，但这位列车长声称，这趟1291次只有一位列车长，他还要负责车上其他千余乘客的工作。
成准强经常想：如果曹大和穿着一身西装，遭受的待遇会不会文明一点？就在曹大和死前约一个月，8月22日，沈阳铁路局为7名外籍旅客乘坐的2220次列车在周水子站临时停车1分钟，这些外籍旅客由警车护送赶往机场，最终顺利搭乘飞机、返回日本的事件得广泛宣传。
铁道部颁布的《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中提到：在处理有人陪护、没有明显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时，列车方往往将看护人和精神病患者隔离在一个房间。
为什么不把曹大和隔离在乘务室呢？成准强不止一次质问：公共资源应该为谁服务，公务资源究竟在为谁服务？
艰难的谈判
1291次列车留下两名列车员和一名乘警处理这事。成准强开始给车站派出所写报案材料，列车员十分“尽职”，成说：我到哪里，他们总有人跟到哪里，有机会就劝说一番，述说自己列车的无辜。
铁路方面给曹的三个老乡和成准强安排了住处，“这个时候他们的态度很是谦恭，我都受之有愧了”。
赶来处理此事的贵阳客运段副段长慕泽君对成准强非常客气。他欢迎“小成”去贵阳参观，含蓄地希望他不要插手。对方的彬彬有礼让成准强看到了希望，他以为能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他答应“不会去寻求扩大影响”。因此，虽然他当天就拨打了媒体的电话，12天之后才有媒体报道。
曹大和死亡的当天，他的妻子熊堂莲接到了李永昌的电话：曹大和死了。她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都没听懂这句话，很难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什么。
曹大和是9月21日上午离家的。家里有个4岁的女儿和还在吃奶的儿子，位于公路外侧的平房一下雨就被淹。同乡李永昌等人去广州揽到一份给铁路挖隧道的活，需要人手，每天有70块钱，曹决定去试试。
这是他们结婚十年来第一次分别。一家四口只有六分地，曹大和和妻子不得不经常外出。之前曹在福建打工，妻子也跟着去做饭。
在家中排行老二的曹大和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他甚至认不全汽车上写着的地名，要和人一同外出才不至于坐错车。三兄弟中学历最高的幺弟曹大军也未能读完初中。
家里共有300多块钱，都给曹大和做了路费。但事情很快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曹到广州的工地上才一天，嘴里胡乱念叨儿子、妈妈，甚至一个人跑上了高速公路。熊不觉得丈夫有病，只是觉得他太想家了：实在不行就回来吧。
她没料到这是一趟死亡之旅。
家族里好不容易凑了两千多块钱，找了些“见过世面”的亲属陪熊去来宾，他们很想显得强势一点的。
三天后，六个家属才赶到来宾。铁路方面对成准强的态度随即大转弯，他从住的地方被赶了出来。他们告诉熊堂莲：这人又不是你们老乡，没存好心。
熊相信成准强，她从老乡口里知道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不过她只敢和成准强暗地里接触，“铁路方面的人说，有成先生在，他们就不跟我们谈”。
家属到达以后去看遗体，三四个小时后还没回来，成准强预感到事情不妙。他跑到铁道宾馆，大堂里坐了两个警察。楼上已经开始谈了。
无论是在成准强看来，还是曹大和的家属自认为，这些家属都是没有谈判能力的人。铁路方面有十几个代表和他们谈判，无论人数还是气势上都绝对压倒了这些农民，熊堂莲说：他们说那种官话和法律，我们根本就不懂。
慕泽君等人先后和他们多次“座谈”。铁路方面刚开始提出，赔偿的最高标准是4万，再加2万的保险赔偿。
家属认为，曹大和去世时30岁，以无意外活到60岁计，每年挣一万元，应该赔偿30万，加上两个儿女的抚养费和赡养父母的费用，铁路方面应该赔偿70万。
铁路方面提出的赔偿价码由6万上升到11.3万，随后表示，不能再高了。到9月30日，双方僵持不下，家属再回到房间时，被告知已退房。他们从家里出发时凑的两千多元已花完，无法续住。
他们打电话给对方谈判的负责人，手机全关了。曹的九个亲属和老乡，以及目击证人成准强，随后去受理报案的来宾车站派出所求助，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向救助站求助。救助站这时已经下班了。
正当他们用仅剩的一点钱吃饭时，贵阳客运段“刘队”出现了，熊堂莲还记得他现身时的第一句话：你们就吃这个菜呀？
他显然不是来关心民生的。他是来通知，临近国庆，如果家属方面还未作出决定，那只有等10月6日再谈了。
这天晚上，被悲伤压垮的熊堂莲最终和铁路方面达成了12万赔偿的协议，有关方面提取了尸体标本。第二天，曹大和的尸体在来宾火化。
在电话采访中，慕泽君对记者显然并不排斥，刚开始，他客气地表示：有什么你请问。但是提到赔偿的谈判过程，慕表示对此不做评论。
不断改变的口风
按照当地的风俗，家属在火化之前应该为曹大和备上寿衣和鞭炮。熊堂莲说，铁路方面之前答应得很好听——需要什么你们就在殡仪馆拿吧。但是殡仪馆的人却告诉他们，对方事先已经招呼过，什么都不能给。
骨灰盒的钱甚至都没兑现。最后，曹的骨灰是用一块红布包着，装在塑料袋中带回家的。
尸体火化之后，铁路方面告诉家属，12万的赔偿需要到贵阳取。熊堂莲揣测说：他们想甩掉成先生。
“刘队”等三人和曹的家属一起去了贵阳。家属说，当时对方答应到了贵阳后包车把他们送回家。
可是达到目的后，对方又轻易地撕毁了承诺。因为长途大巴不愿意拉携带不祥物品的旅客，曹的家人只好打车将他的骨灰从贵阳送回仁怀，800元的路费是从那12万赔偿里抽的。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刘队”用例行公事的口吻说，这些你去问单位吧。
在成准强看来，铁路方面在这些生死大事细节上的冷酷，才是激起曹家人愤怒的真正原因。“哪怕是虚情假意地鞠个躬道个歉也好，你这样做，怎么能要求别人的谅解？孩子们长大了怎样听这样的故事？”
成准强去了曹大和的家乡，并用镜头在曹的墓前捕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成准强的朋友、北京律师张凯在他的邀请下也开始关注并参与此事。
这一诉讼具体如何操作，还是得取决于尸检结果。10月26日，曹的家属终于拿到了久候的鉴定报告。成准强让家属找个能把报告全文电话里念出来的人——结果没找到。这份报告在11月8日才传给媒体。
因为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曹家也获得了当地派出所的“关照”。熊堂莲说，派出所的人没事也往她家跑，还吩咐说，媒体来采访的话一定要上报。
尸检报告由柳州市明桂司法鉴定中心执行，报告同意曹是由于缺氧而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但是强调“被鉴定人因自身体质差，对缺氧的耐受能力较常人低”。
熊堂莲一再表示：我老公是比较瘦，但是身体不差，平时最怕打针。
这份鉴定书在《询问笔录》部分抛出了一个令成准强吃惊的内容，里面声称，“我们同行三人(曹的老乡)对曹大和进行约束，列车长和工作人员给予协助。”李永昌否认了上述内容。
鉴定书的附注也让张凯律师操心：因本机构条件和设备有限，送检组织保存时间为一个月。这就意味着，当他们看到鉴定书的时候，仅存的尸体标本也没了。
这个鉴定书让成准强觉得不胜惶恐，因为意见书援引的内容和成的证词完全不同，这样他就涉嫌作伪证了。随后，他在网上贴出《我有被逮捕的可能性》一文，“我为三个民工兄弟忧虑，也为我自己忧虑”。
正义先锋遇困的消息很快得到网友的声援。有网友质疑说，“死因鉴定意见书”顾名思义只需鉴定死因，至于由谁捆绑致死，超出死因鉴定书范畴，属画蛇添足之举，搞不好就弄成袒护某方的“卸责书”了。“约束”这个词更是灼伤了网友的眼睛：这种滴水不漏极具行文措辞标准的字眼，很难想象出现在农民兄弟的口中。
庭审上的激辩
张凯在开庭前透露，为保证公正审理，他曾向有关方面申请铁路法院回避，但未获批准。
法庭上，双方就曹大和死因性质进行了激烈争辩。列车长一方的律师认为，曹大和的死因与列车长黄建成无因果关系，曹的身体状况差是其死亡的“内因”，且其他人也参与了协助列车长进行捆绑，因此不能断定曹大和的死与列车长捆绑有因果关系，列车长不可能预见死亡的结果。
张凯则认为，列车长没有权限对曹大和进行捆绑，这项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由乘警执行，列车长只有行政权，没有司法权，应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罪对列车长从重处罚。
曹大和死后，黄建成没有向其家属表达任何的歉意，张凯在法庭上向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黄建成表示道歉，“这毕竟是一条生命”。
黄建成表示，捆绑是出于公众利益和周围人的安全。他甚至反问法官，下次该如何绑人？
这种“不忏悔”的态度激怒了张凯。他说：对于一个没有伤害到周围任何人、仅仅是喊叫的农民工，列车长的做法传达了个体权利在公权力面前的全面溃败和萎缩，这向人们说明了这个一个农民工在得病时面临的遭遇。
张凯不知道判决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更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促进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改进，希望有关部门改掉职业冷酷，至少也应该令世人反思一下“同命不同价”的现象，以及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