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睿
来源：《世纪中国》
一、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创立 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学者 / 行动家们，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决定建立妇女研究，在大学开创妇女学课程，美国大学第一个妇女研究所由此在加利福尼亚圣蒂亚哥州立大学成立。1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建立这个学科的先驱者们决没有想到这个学科领域会发展得如此成功和壮大，在美国的学院中的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美国大学中有七百多个妇女研究系或所，妇女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交叉学科。据美国教育部统计，百分之十二的全美大学生从妇女研究学科取得学分。虽然目前授妇女研究博士学位的学校还不太多，但是，妇女研究学科中的研究生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1978年，“妇女研究”第一次作为索引条目出现在《国际博士论文提要》中，到1985年，八年中，这个条目下的博士论文提要达一万三千多部。“远非时髦，如许多非议的人预言的，妇女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部分。”布郎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瑞•周•布赫在其为《女权主义的政治：三十位开创母亲的证词》写的序中说。2
妇女研究学的创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但是，三十多年后来看这个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在妇女研究领域的人都惊异地感到，妇女研究从一出现就好像铺天盖地，一夜之内就开起花了。比如，1976年，妇女研究学科在美国出现七年之后，国家妇女教育咨询委员会对妇女研究学科进行统计。统计的结果是，那时全国就已经有270个妇女研究系所，共开了一万五千多门课，参与的学校有1500多所。全国有850多位教师专门从事制定妇女学科课程，教授课程，这些课程，有的逐渐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课程。主要的核心的课程有“文学中分妇女形象，”“性别角色的社会学”，“美国妇女历史”等等。1981年，妇女研究系所在全国已经达350个，增长的速度是任何学科都不能比拟的。在建立妇女研究系所的同时，这些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联络，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组织学会，推动妇女研究的发展。美国文学和语言教学最大的协会，现代语言协会，在这个方面成为领导力量。1968年，协会内成立了“妇女地位和教育委员会”。随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也相继成立了相似的协会。妇女学科的发展，是和学者－行动者们的其他工作分不开的。为了推动妇女研究学术的发展，1972年，芙劳润~斯郝，保罗~劳特等创办了“女权主义出版社”，并发行了学术交流的信息刊物，《妇女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这个刊物最终成为妇女研究中最主要的刊物。同年，另外两个杂志《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也相继创刊，1975年，《标志》(Signs) 杂志创刊。所有这些跨学科的刊物都对这三十多年的几代女权主义学者和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7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国家妇女研究协会成立，几年之内，协会的年会就吸引了一两千参与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女权主义发展的基础。
妇女研究的最初十年是最困难和艰苦的阶段，不仅仅是在各个大学建立崭新的系所需要很多的力量，而且，要想办一个系所，需要机构落实，课程设置，与非议的势力斗争，协商，妥协等等。女权主义学者/行动家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妇女研究也在重重困难中成长。历史上看，美国的大学从1860年代开始接受女生。从那时起到20年代，女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一直平衡地增长。但是，到了30年代，女生数目开始降低，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女学生数量降到一个新的低水平。50年代，正是贝蒂•弗瑞丹写<<女性的奥秘>>的时代，正是美国的妇女回家去作家庭主妇的时代。比如，在30年代的美国，每七个博士中就有一个是女性，但是到了50年代，这个比例下降到每十个博士中只有一个是女性。从总体上看，美国妇女的高等教育，七十年代时还不如三十年代。一直到1976年，美国的女大学生人数才达到大学生总数的45％。因此，女权主义学者们在建立妇女研究系所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发展史。她们不仅标志着女性回到学校，也标志着女性参与大学教育的开始。1970年，美国共有3976名女性获得博士学位，十年之内，这个数目增长了三倍。1977年，美国博士学位的30％是授与女性的。正是这些新的博士们开始了大学的妇女教育，妇女文学，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新的教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初的妇女研究系所带有强烈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印记。位于纽约市内的亨特学院的“妇女研究集体”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宣言，生动地表达了妇女研究的政治敏感性。这个宣言说：
“妇女研究不仅仅是对妇女的研究，它是把妇女的经验放在研究过程的中心的研究，它以问题、分析和直接与妇女的经验有关的理论来检验世界，检验居住在世界的人。”
也就是说，妇女研究是以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的的研究，以女权主义理论为武器的重新检验世界的女性的集体努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教课，组织项目，发展教学计划的过程中，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很多人回忆这个过程，都不约而同地肯定说，是妇女研究系所的发展把她们从所谓纯粹的学者变成了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很多人开始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在建立妇女研究学科的学者中，一部分人是重新回到学校的妇女，她们在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回到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任教，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她们的经验密切相连，她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权主义学者。另一部分人则是年青的妇女，在大学开始任教后，由于担当课程，开始走向女权主义。有意思的是，当时，教授和学生一起学习，参加“提高觉悟”小组等等，并不是不常见的。这些新的教授在大学里声音微弱，不仅因为她们刚刚走上讲台，是新人，还因为她们都没有终生职，还面临着学术和事业的压力。在大学内，反对的声音也比支持的声音要大得多，毕竟，妇女研究，对那些已经在大学工作了一辈子的西方文明的传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概念。这些早期的在妇女研究领域的学者，就是在自己要学习，要教书，要在学院内立足等等压力下开创妇女研究的事业的。
在建立妇女学的努力中，学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喜欢选妇女研究的课，课往往从小班迅速发展成大班，上百人的班等等，对妇女研究在学院内立足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的热情证明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结果是那些反对的人面对学生的热情也无话可说，妇女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正是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妇女研究最初的课程设置带有革新性，带有师生共同做决定的色彩，很多课的教学法与教学的内容都与一般的课程都不一样。比如，“参与民主”是妇女研究课教学的一大哲学基础，至今也是妇女研究教学法之一。所谓参与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动员每一个人都参与课程的建设，把每个人从孤独与隔绝中拉出来，形成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共同的信仰是，从个人的生活到政治运动，从历史到文化的每个方面，一切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个人尊严和民主参与之上。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课上不是教授决定学什么，而是大家共同讨论学什么和怎么学。这种教学哲学对妇女研究的课程有决定性的影响，影响了妇女研究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学发本身也是妇女研究课的一个内容。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怎样教和怎样学，探索教与学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探讨基础上，女权主义教学法成为妇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成为今日妇女研究系所的重要部分。（我自己在教“妇女研究入门”课时，每个星期都必须参与教学法讨论课。这种课对如何教课，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参与妇女研究建设的学者学生的共同信仰是通过批判性的教与学，可以带来社会变革，改革社会和改变文化。由于妇女研究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而女权主义运动又与当时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要求知识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的新左派运动密切相连，妇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生都对通常课堂中产生的知识不平等格外敏感，比如，阅读材料上一般的社会人文学科以往都主要是男性作者，在妇女研究课上，就强调加大女性作者的比例，或者，就以女性作者为主等等，还比如，有时在课堂上女性通常不爱发言，有些男性却滔滔不绝，该如何处理这些情况等等，妇女研究学科的创立者们都此进行很多考虑。最初的妇女研究系所的教师们还在全国内出版了《激进教师》（Radical Teachers）信息刊物，交流教学法，提倡新的教学法。在保罗•福莱耶的书，《被压迫者教学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一书在1968年被翻译成英文后，妇女研究成为试验新的教学法的一个基地，对三十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教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到了先锋作用。
也许在教学法中，我个人体会最深的是教与学权力关系概念的置换。在一般的课程中，教师是权威，学生跟随老师学习权威认为值得学的东西。在妇女研究的课上，学生领导的讨论课，个人经验，小组讨论，学生报告等等都是最通常的教学方式。教师并不是权威，而是组织者。一个当年教第一门妇女研究课的教授回忆当时的感觉，“我们是先锋，创造一种不同的课堂，非等级的，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但也是个人的，以妇女为中心的”课堂。“这是我们谁都没见过的课堂。”在这个课堂里，师生是平等的，打破了以往的权力关系。妇女研究课是争取男女平等的课程，因此，平等这个原则在每时每刻都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种族，性别，国别，年龄等等的平等，在妇女研究课的教学中甚至体现出绝对的倾向。另外，在妇女研究课上，师生都有强烈的愿望来重新理解认识自己，社会和文化，而且都抱着改变既存社会的理想。“改变自己，改变社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种对个人和社会改革的承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也体现在课堂的教学中。比如，课堂上，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其他人进行帮助，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父权社会对人的教育经年历久，好像成为自然，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去自然”的方式。学术与个人的政治相连，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在妇女研究课上，学生也要参与很多社会工作，帮助和改变妇女的地位，比如，学生参与被虐待妇女救护中心，救护热线等等，如州立纽约大学芭福楼分校的妇女研究创立者们说的：
“教育将不仅是学院性的经验，教育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改变妇女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教育必须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完美的社会的奋斗。”
妇女研究学科就是在这些思想和教学事件中诞生成长的，形成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的学院领域。先驱者们的理想，制定的教育哲学基础，都对三十年来的妇女研究系所的建设有决定意义，也对美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社会中提倡的多元文化，多样性，都是从妇女研究学开始的。妇女研究学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改变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了解女权主义的人，很难理解美国如何走到今天的。
二、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发展 1837年，美国精神之父之一，那时三十多岁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这样定义美国的学者：学者要“把事实从表面现象中揭示出来，鼓舞、提出、引导（男〕人们。”八年之后，他的好朋友，玛格丽特•富勒，那时也是三十多岁，这样勾勒出妇女的需要，无论妇女是学者还是非学者：“妇女需要的不是以妇女的名义去行动或统治，而是如自然一样成长，如知识分子一样明察，如灵魂一样活得自由而自在，以展示她先天具有的力量。” 也许没有比这两位美国精神的先哲的预言对今日的妇女研究更为准确的描述了。爱默生和富勒的理想是一百多年后美国高等学院里的妇女研究专业的目标。从妇女研究在1969年第一次出现在高等教育的课程表上，这个目标始终如一。大学的妇女研究成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爱默生所说，妇女研究的教育强调学者的道德作用；如富勒所说，妇女研究给妇女提供一个机会，实现和展示她们的能力和力量。
妇女研究相信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研究可以说是最为“美国”式的，体现了美国文化的精髓。美国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有根本的哲学思想的不同。中国文化相信，“学而优则仕，”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是为了当官，发财，或光宗耀祖，或耀武扬威。美国的教育，从哲学思想上看，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勒康麦格所说，教育起着宗教的作用，那就是塑造一个人的品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信仰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充满创新的精神。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具有无法比拟的创新精神。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力量就是发展教育，建立了一个世界上举世无双的公立教育系统。非宗教的，强迫的，税收制度支持的教育系统，在十九世纪蘑菇般地出现在美国辽阔的大地，为美国二十世纪的兴起培养了一代有一代的理想主义者。被称之为美国教育原则的创始人的霍拉斯•曼，也是爱默生和富勒的同时代人，信心十足地相信，“教育是道德的创新者，”也是“人类条件的平等者，社会机器平衡轮，和不可梦想的财富的创造者。”
美国的教育，从1636年创建哈佛学院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近二百年里，对学校的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似乎没有什么疑义。那个时候，学校的目的是训练神职人员，转述欧洲文化，培养精英和领袖阶层。在一个清教思想占主导的社会，在一个神职人员是精英的社会里，教育的目标和职业目标是一致的。受教育就是为了作神职人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复杂性的发展，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820年代之前，传教授内容主要是古典文学和哲学，诸如希腊语，拉丁文，圣经等，以及为数甚少也极为浅显的科学。1820年代，商业化、工业化和交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对这种教育内容进行了挑战。古典文学和哲学，对美国的“建国父亲”那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继续这种教育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到1870年左右，美国上下，从学生到公众人物，都纷纷要求改革教育内容，要求教育包括现代语言与科学。当时的新罕布尔州长维廉普拉莫论争说，美国的教育要”追求人为的、试验性的课程，以适应（男）人对这个世界的商业和责任”。正是这种教育与现实的关系，美国的教育的内容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更新过程。比如，我任教的大学，今年实行了新的课程改革。在学校在进行新课程改革培训中，我才得知，我的学院的课程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次。对一个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学校来说，一次课程改革不亚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更新。
把妇女研究放到美国教育内容发展和改革史中，可以看出妇女研究与美国整体教育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的出现是历史和现实变化的反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时代里，妇女研究应运而生，适应了美国社会转变的需要，与美国妇女的教育发展密切相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69－1970学院年间，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妇女研究开始出现，一个有系统的新型学科和学院知识孕育并出生。这年，全美国的大学一共开了17门妇女研究课程。康奈尔大学的某个年青女学者收集并发表了一本薄薄的书《女性研究（第一号）：课程计划和阅读单收录》，为开妇女研究课提供参考。到1970年底，一百多门课已被创造出来。到1971年底，600多门课被创造出来，到1973年，80多个妇女研究系所已经建立，开了2000多门的课。到1980年，350多个妇女研究所已经建立，2万多门课已经遍布美国高等院校。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到的，到2000年，美国高等院校已经有700多所妇女研究系所，128所可以颁发硕士或相当硕士的研究证书学位，还有十来所大学授与妇女研究博士学位。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妇女研究从无到有，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对美国的社会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我在多种场合说过，一个对妇女学，对女权主义力量毫无了解的人，今天在美国大学恐怕很难立足。我知道有一些中国学者访问美国，或对女权主义充耳不闻，或根本鄙视女权主义理论，好像只有不带女字在主义才能算思想。我只能感叹，唉，人只能理解一个人头脑允许他理解的东西，既使是再聪明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头脑。
妇女研究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深入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它改变的不仅是教学课程，而且改变了学生入学人数。从2000年起，美国的大学，女学生总人数已经超过男生。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女生人数都超过男生。近几年教育界很有一些人在惊呼，这样下去，高等教育将是女学生的天下，男生数量在缩小，男学生质量下降，也许有一天，男生大概都不能与女生在大学竞争。如何帮助男生成为近几年出版物中的热门之一。去年我为写女权主义理论介绍，一下子就买了8本关于男生以及男孩子在社会上处境落后的书。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我的孩子是个男孩子，我也很想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除了直接影响到女性的教育机会外，妇女研究影响了人文学，社会科学和科学史的几乎所有课程。文学，历史，社会学是女权主义的最初阵地，很快，心理学，人类学，教育，政治学，哲学和法律就纷纷倒戈，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实践的一部分，女权主义改变了这些学科的面目和他们所提供的课程。在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中，很多技术和实践课程也开始增加女性的分量。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课程的改变，反映了妇女研究的最根本的目标：发展妇女的潜能，展示她们先天具有的力量。
妇女研究的发展与应用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同步进行的。研究，写作和出版与妇女研究学的建立同步，给在大学里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提供交流和提高的机会。多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和十几种学术刊物相继建立和出版，到1979年，女权主义研究目录年度索引不得不出两大卷来包括主要的出版物。妇女不仅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题目，妇女这个题目还改变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妇女的历史，妇女的角色和贡献成为任何学科探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妇女研究也与妇女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960年代，妇女的角色和雄心从传统上有很大的转移。美国的1950年代，是双职工家庭崛起的年代。二次大战之前，美国的妇女参与工作的主要是未婚的女性，如果是已婚的，通常是贫困的黑人妇女。到了1960年代，无论阶级和种族，妇女已经参与各个行业的工作。1975年，50％的妇女都参与拿工资的工作，其中70％的人是全职工作。与妇女参加工作相辅相成的是出生率的降低，家庭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妇女对平等和自治的要求。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妇女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又把妇女提到政治的、立法的、公共讨论的领地之中。美国的堕胎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最高法院通过的。从内部中看，妇女运动是一个教育运动。妇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育自己也教育社会来理解社会现实和历史，来理解妇女在历史和现实的地位，作用。
女权主义理论塑造并推动了大学的妇女研究学的发展。那些不在学院教书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给妇女研究提供了新的想法，信息，并在学院的研究中被证实或受到挑战。大部分的理论家都在学院工作，直接地影响了妇女研究的发展。弗吉尼娅吴尔芙是妇女研究学的中心之一，其他的，如贝蒂•佛利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蕾的《性别的政治》，苏珊•格理芬的《色欲出版物与沉默－－文化对自然的强暴》，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强奸》等著作都是当时最强力的思想武器，是妇女研究的比读书目。多很多人来说，妇女研究是女权主义的“学院臂膀”。如此说来，妇女研究就有三个任务在肩：研究、教授关于妇女的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结束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性别歧视；把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大学里学者教授和社会上的妇女工作者相得益彰，互相营养，互相支持。社会上的女权主义者为学院派提供研究的题目，学院派给女权主义行动者们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促进美国的立法，政治的改变和社会进步。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对学术，人类有史以来的学术和知识，提出了一个道德挑战。女权主义要求学术和知识为妇女服务。在1975年广泛阅读的一篇心理学家马利帕里的文章中，帕里总结了有关妇女的三种心理学知识：关于妇女的心理的－这种知识充满了对妇女的误解；反对妇女心理的－这种学术以貌似客观科学的名义贬低妇女；为妇女的心理的知识－这种学术要求新的对妇女心理的阐释，从而暴露过去的知识的片面性。其他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议题。
这个挑战使一些对女权主义并不了解的人对妇女研究产生了敌意和误解。有人的人认为妇女研究只是极端女权主义者对常识、理智思考或人类文化风俗习惯的攻击，所以妇女研究没什么真正的知识，只是对男性的批判。还有的人认为女权主义者都是一些厌恶男人的同性恋分子，或者是嫁不出去的丑女人等等，所以妇女研究是发泄对男人的仇恨等等。有些人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男人也是女人创造的，为什么非要把过去中没有女性这部分补上来？没有必要，对历史的性别思考毫无必要。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人也在学院工作，他们并不意识到历史是一种从某个角度的叙述，他们坚信“常识”的永久性，就如同加例略之前相信地球中心的常识一样。
妇女研究坚持的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影响，提出了很多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探索了很多从未探索的领域，扩大了知识的范畴。最初，在各个学科中，女权主义学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妇女在哪里？”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的新爆炸，人类历史一半的主体的历史终于被提到知识的日程上来，有关这一半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发现那些值得被发现的女性成了最初的妇女研究学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遗忘的名字重新放出光彩，这种“弥补历史”的努力同时也有自我发扬的目的：寻找妇女的榜样，提高妇女的自我意识，创造积极的自我形象。与此同时，很多女权主义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促进妇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68年，政治学妇女讨论协会成立，1969年，妇女在历史学职业协调委员会成立，1970年，从事哲学的妇女协会成立，1971年，从事物理学的妇女学会成立。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对推动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妇女研究出现发展在六十年代末，说明了那个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在发生深刻的、影响深远的革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学生的变化说明，美国的大学在从象牙之塔的少数人精英机构向大众教育转变。这是史无前例的。1955－1965年间，美国共有3百万人入大学，这个数目比上三十年总体人数还多。也正是这种变化，妇女研究的出现并没有造受到什么大的机构阻力。学术自由保证了学者所教授的内容的个人负责制，大学教育的多种目标也帮助了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美国的大学教育，，从1890年以来，就致力于以下三个目标：职业性的教育，自由人文教育，以及发展专长。这三个传统的目标在1960年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在这三个互相激励和竞争的目标中形成新的结构。1960年代，美国的大学也成为社会改革的前锋，专注与社会公正和发展，妇女研究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尽管传统的学术还存在，196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对新的思想，对理论革命张开双臂。极具影响的著作，托马斯•库恩教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论证，既使是自称客观的科学也并非“免价值”的，相反，对世界的描述本身永远体现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其他学科也不落后，文学和文化的理论爆炸使文学的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女权主义为各种研究提供了目标，社会历史为研究带来了方法和资源，双方都如此必需，缺一不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妇女研究学的发展受到广泛的支持，很多支持者本身都是男性。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系主任等等那个时代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回应妇女研究学问题，支持妇女研究学的发展，对从事妇女研究学的学者给予道义和物质的支持。妇女研究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是和两性的合作努力分不开的。
三、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议题与方法 妇女研究系的课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睁开眼睛”的学习过程。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我选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历史课的阅读内容，几乎篇篇都给我打开一个新的思考的世界。那个时候我像一个饥饿的人，囫囵吞下读的每一本书，为每一本书的内容激动，每天都好像是在听真理的妙音。这种感觉，好像是无法比拟的幸福，是一个人觉醒的幸福。我在妇女研究系学习的课程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并使我的生活美好起来。在人生的沧桑中，我第一次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且，毫不羞愧地说，我能做得力所能及地不错。使每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女权主义主义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现在为写这些文章，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妇女研究历史的书和文章，我发现和我分享这种发现自我的共同经验的人，男性女性都有，在美国的大学里，真是数不胜数！很多人在妇女研究课上都有共同的经验。妇女研究课在改变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能力上好像一场改变生命的爱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向。斯蒂姆森在描述许多人的经验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由于接受和逐渐发现这些知识排斥、扭曲和缩小自我，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又着迷，又陌生的感觉。”3这种感觉导向对一切信念的怀疑。对习以为常的信条的怀疑。从“女主内－－妇女的位置是家庭”这样的几千年来的信条，到“女人是被阉割的男人”这样的理论性、心理学的所谓“真理，”这些理念都受到挑战。怀疑和挑战并没有导向否定，相反，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一种快乐的发现－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发现自己的真实经验，重新创造现实。这种快乐开始于把妇女当成主体来看，结束于对妇女自己力量的信心。在学习女权主义理论中，很多人发现他们经历了两个认识经验的过程，一个是解构过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建构过程，一个的新的主体，或新的理论在批判中建立起来。
在妇女研究的学术中，这个解构－建构的过程非常明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吉利甘(Carol Gilligan)。她于1982年发表了她的研究结果《以一个不同的声音》。她研究的是女性的道德发展过程。吉利甘重新检验了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新的测验，试验。她的研究成果最终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心理学方向。弗洛伊德的理论宣称女性缺乏发育完全的道德感。吉利甘的哈佛大学同事劳伦斯•寇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对从同年到成人的道德感的发展进行了六个阶段的划分。根据寇尔伯格，女孩子或女性只达到第三道德发展阶段，就停滞不前了。在这个阶段，善意味着帮助他人，让他人满意。男人，包括男孩子，都要超越这个阶段而达到第四，第五，第六阶段，在这些阶段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服从于宇宙性的公平的原则和规则。寇尔伯格的理论曾在心理学界有很大影响。吉利甘在论著指出，寇尔伯格的理论在试验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寇尔伯格只观察了84个男孩子，就得出如此垄断的结论对女性的结论，其方法论就是靠不住的，其结果更是乱谈。其次，吉利甘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女性也包括进来，对男女的道德感发展进行对比研究。她发现，男女在道德感的发展上的确有不同的伦理阶段和标准，但是这些不同并不达到男性优秀而女性低劣这样的结论。吉利甘对现有理论的批判和对妇女心理现实的新的发现，既解构了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理论对女性的歧视，也在新的观察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论，开拓了对妇女心理发展的新认识。
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于妇女研究领域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对妇女进行研究的学术知识是如此朝气蓬勃，发展迅速，各个学术领域都似乎进行了一场看不见的革命。与此同时，那些学术的先驱者的成果被学院接受，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学术的一部分。那些对妇女研究有目也不睹的人也许会低估妇女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但是，只要你在电脑上打上几个关键词，你就会发现，妇女研究对各个学科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妇女成为研究的主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方法论的讨论和变革。首先是怎样来看待妇女－－妇女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还是一个生物种类？其次是妇女的经验和男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很多学者在各个不同学科都记录和论述了妇女的不同经验，并比这些经验带进知识的殿堂。著名的学者，如杰尔达•勒纳（Gerda Leaner)，朱丽•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琼•凯利（Joan Kelly),等等都在斯高特之前就提出为了把妇女的经验纳入历史，对历史的分析，需要一个新的、激进的修正. 历史学家、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琼•斯高特(Joan Scott)，向传统的历史实践挑战，于1988年提出“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的类别。”4她的论点几乎立刻成为经典的口号，现在没有人会对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类别有任何怀疑。5这些女权主义理论前锋成为后来者的起点。
为了把妇女的经验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学者们通常从两个相关的方面来入手。一些学者关注女性的不同于男性的历史，文化，工作和习惯。他们的研究对象完全关注于女性，女性文学，女性历史，女性心理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把男女怎样一切研究比较，经验社会结构和组织是怎样塑造男女的不同的。那时还是密执甘大学的研究生的人类学学者盖欧•如宾的文章《对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进理论笔记》和《妇女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如炸弹一样，震动了学术界，她应用的方法就是后者。6如宾论证，如果心理学揭示了我们的意识，潜意识是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的，经济学揭示了商品和服务的关系，人类学揭示了家庭体系，如这些学科一样，妇女研究可以揭示性别，男性阳刚或女性阴柔这些所谓性别气质是怎样被特定的社会建构在人类这个生物种类的雌雄体上的。如宾的理论对后来的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有很大的意义。
妇女研究学术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记录妇女生活和教育中的性别主义。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都同意，男女关系与权力有关。在既存的权力关系中，男性对女性有更大的权力。相当男性来说，女性处于权力的弱势。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性别强化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对这个议题的探讨，学者们也从几个不同角度介入分析。有些学者受波芙娃的第二性的影响，认为妇女一直是处于服从地位的。有的人用恩格斯和马利•玻德(Mary Beard)的理论，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男女平均分享权力的时代。他们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比如，如果曾有过这样的时代，何时何方，又是为何结束的？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这样的大型社会转变是怎样影响了男女以及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这些问题都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的道路。
对性别主义在现实和历史的探讨，经过了两个阶段。早期女权主义学术专注妇女被压迫的根源的分析，把妇女看成是社会的牺牲品，被动地被压迫。这种学术对认识父权社会有很大作用，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很多学生的愤懑和绝望。学生们感到没有希望，社会就是这样的，意识到妇女的被压迫地位，生活变得更没有希望起来。70年代中期，妇女研究学术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除了继续分析妇女在种族主义，强奸，性骚扰中的牺牲品地位外，妇女史的深入研究开始带来了新的思考。妇女是否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否都是被动的？研究发现，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在历史上，妇女也是积极的成员，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对杰出妇女的研究，对妇女作用的研究，对妇女的观点的研究纷纷涌现。妇女研究从研究妇女的“问题”转变到妇女的力量上来。
无论走哪条路走向对妇女的研究，妇女研究的学者都不得不面对怎样理解、阐释“性别的不同性”这个问题。男女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怎样不同？这种不同有多少是由生物种类决定的，有多少是由文化社会决定的？妇女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特别是心理，社会，历史，人类和文化等方面探讨这个问题，揭示心理，社会和文化对性别的塑造过程。学者们发现，性别的概念与两个生产活动领域相关，一个是公共生产领域，一个是私人生产、即家庭生育领域。这两个领域格有自己的工作，前者由男性，后者由女性占主导。前者被看成是父亲儿子的领域，后者是母亲女儿的领域，前者拥有政治的、文化的权力，后者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在文化上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对男女两个领域的研究导致了很多学术的产生。一是检验妇女是怎样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中，从而处于服从地位的。二是专注妇女领域的研究，到底妇女的领域有多大，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变化，目的是什么。三是检验那些跨如公共领域的妇女的成就，动机和困难，发掘妇女的贡献。电影《铆工柔思》就是在这种话语中产生的。这部纪录片纪录了二次大战时女工的生活，赋与女工以应有的尊严。其他学者研究各个行业妇女的成就，埃琳•肖瓦尔特研究女作家，朱蒂斯•斯第姆研究空军中的妇女飞行员等等，不一而足。
到70年代中期，对男女性别的研究导致学者们分成两派。一派人－－这派人被称之为“微小派，”承认性别的不同，性别的生理，心理的不同，但是认为，这种不同在工作、生命长短、道德能力、语言能力，基本素质和才能上、男女的不同实际上不是生理性的，不是由荷尔蒙决定，生理的意义不大，很微小。他们认为男女的不同是历史和社会性的，是历史和社会的构建形成的。这派人在妇女研究中占大多数。社会学家辛西娅•弗茨•爱泼斯坦(Cynthia Fuchs Epstein) 对这派人的位置总结说，“就近来研究的基础来说，男女的生物性区别，除了性与生育的角色外，这些区别与男女的行为和能力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早期的性别社会构建也可被成年的经验倒过来。逐渐增长的知识说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从跑步到做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表现出相似的能力，才能，雄心和欲望。这种条件如此有规律地变化，对男女具有决定性，更多地与社会中的权力分工有关，而与内在的性别不同没关。”7
另外一派人，被称之“很大派”，认为生物的性别不同与社会性别的不同有着比“微小派”相信的大得多的意义，不能简单地把生物种类的不同忽略不见。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不同不是女性必须服从男性、或女性在社会、家庭与社区中的性别不平等的基础。“很大派”的人可以概略地分为四个不同的小派别。第一是以学者卡罗吉利甘为代表；第二是以学者阿丽斯•罗斯(Alice Rossi) 为代表。这两派学者都强调生物性别的不同不能被忽视。罗斯认为生物性别的不同根本是由生物的进化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是生物的种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根植与物种的竞争与生存的体系之中。她认为妇女的身体是人类物种繁衍的载体，过分强调男女在做父母时的绝对平等不符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界中的位置。8吉利甘没有阐述男女不同的问题，但是她强调妇女的特质对人类有好处，因为妇女先天就是好的。第三派学者以法国女权主义为代表。他们强调和庆祝女性与男性的不同。他们认为这种不同最深刻地表现在语言上，来源与男女身体结构，特别是父亲和孩子，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源于潜意识，来源与欲望本身。第四派学者把男女不同看成是生物性的，是由女性的生育力决定的，由于生育这个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蜕化，男女性别不同本身也应该蜕化，男女将越来越同样。这些观点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多种角度，虽然没有统一答案，统一答案也是不必要的，这些观点要求我们对自然～哺育，生物～文化这些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意识到这些关系的复杂、隐蔽、和相互的作用，而避免简单结论。
与此同时，妇女研究激发了对男性的研究。虽然妇女研究把过去的学术称之为“男性的学术”，因为过去的学术忽视妇女，但是妇女研究真正地把男性，特别是男性气质的构建当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来分析和研究。另外一个研究的议题是家庭－－男女在家庭中的关系与位置。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同样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描述性的，对家庭的作用进行描述，对家庭对性别的建构的作用进行分析。南茜乔多柔等发现家庭是性别身份的摇篮。9另外一种研究核心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对核心家庭的产生，作用等等进行阐述，也对家庭中的问题诸如虐待孩子，虐待妻子，妇女的双重负担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妇女研究对设定妇女是母亲和妻子而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进行了分析，对这些政策是怎样使妇女的生活更困难进行研究。
最后，妇女研究也促进了对男女共性的研究。男女之间的共同处实际上是大于他们的区别的，过分强调区别，可能会强化男女的对立。同时，对妇女的区别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因为妇女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会因为阶级、年龄、种族、国籍等等极为不同。对妇女的不同性的研究导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这将是下一篇文章的题目。
四、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成就与挑战 妇女研究学科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大学的许多学科的知识景观，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妇女研究学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效力。但是，妇女研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中开始，在妇女研究蓬勃发展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美国社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 也就是里根政府的政治保守政策以及社会向右的、保守的方向转，女权主义理论遭到很多攻击，造成了社会上的一时的女权主义的“回潮”状态。在我看来，这种“回潮”或“停滞”也是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女权主义理论对学院的冲击在八十年代到达一个顶峰，已经改变了学院的很多学科的结构，在继续向前和向深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发展的面目不像早期那样立竿见影，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对社会结构进行改变的社会思潮或运动，在取得一定成功后都会有回潮或停滞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失败和女权主义理论的破产。妇女研究面临新的挑战。自称第三浪潮的女权主义者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她们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理论也有所修正。九十年代的妇女研究进入一个复杂的、多种潮流冲撞、蔓延发展的状态。
从总体的成就上看，妇女研究学科的议题和方法给人类的知识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往的人类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结构的理解，基本忽视了性别这个类别，把主要是男性创造的知识看成是人类的知识。妇女研究提出以性别这个类别来重新理解知识，人类的一半的声音终于被承认。美国著名的文学研究家，在中国也享有盛誉的W.C.布斯在1982年写到：“我最终接受了很多女权主义批判者一直在谈的东西。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典是被男人建立的，阅读的书籍是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妇女只是偷看的人。”10 如同哥白尼提出重新看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一样，女权主义理论提出重新看待人类的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是认识论的彻底变革。
也许更具体的，是妇女研究给很多学科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些新的活力表现在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思考方法，产生了新的知识。研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这种研究可以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而是这种研究是否打开我们的认识视野。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是相对论给人类立刻带来了什么具体效益，而是相对论打开了我们看世界的视野。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这个学科在学院的研究中就具有这个意义。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新的思考方法激发了新的创造力，新的知识产生了。这些新的知识逐渐被接受。那些在学院中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学术或学科领导人，在学院里教书的教授，开始承认和接受女权主义理论对传统的挑战，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在80年代也与人文及社会学科的理论热潮结合，与后现代主义，后解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发展结合，逐渐成为学院的主流学术之一。
从边缘到主流，女权主义学院主流化的过程令人吃惊。妇女研究在出现的时候，本身是一个边缘学科。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也被看作是边缘的学者，不具备很重要的意义。然而短短的二十来年，女权主义改变了大学学科的景观，成为学院学术主流之一。成为学院学术主流的意思是，妇女这个题目成为各个学科中的一部分。一个以女性为题目的课程或博士论文被接受为理所当然的教学或学术题目。女性历史，女性文学，女性人类学，女性哲学等等，都是学院里课程的一部分。如今讲授美国历史，妇女的作用，伟大的妇女的贡献已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不可能想象一部缺乏女性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教授哲学的时候，女性思想家的著作也是一部分。一部哲学史，不可能没有女性的思考在其中。可以说，各个学科在课程中都包涵女性的思想。成为主流是在研究、学术和教学中，妇女研究的题目，方法和视角成为学院的不容质疑的日常活动之一。这个革命过程是在80年代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完成的。这个完成的过程本身就是妇女研究成为主流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也是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的争论的。
妇女研究对社会现实也有直接的改变作用，这也是妇女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妇女研究帮助改变了政府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在强奸、乱伦、怀孕、妇女为主的家庭以及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等等问题上，妇女研究揭示了比人们想到的要严重得多得多的问题，并促使政府改变和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妇女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研究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妇女研究的国际化。妇女研究在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八十年代以来，令人瞩目。妇女研究系所在世界各地都如春笋一样出现，对这些国家的产生了深浅不一的影响。国际妇女大会，全称为“妇女进步十年国际会议”，在联合国的组织和支持下，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接着，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纳罗比，1994年在北京，已经召开了四届。在第二次大会的准备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专家委员会宣布：
“我们推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以创造和发展妇女研究系所、妇女研究，并把妇女研究作为大学以及有关的结构的课程的一部分。…妇女在总体上看，曾遭受非公正待遇，曾受阻碍其实现潜能的传统的枯桎，…在妇女研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是保障妇女根本平等的一个方法。”
现在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大学中的妇女研究系所，社会中的妇女组织，网络，各地的联合会等等，数不胜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妇女研究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也是这个大的、总体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这需要新的研究来写我们的妇女研究发展的历史。
虽然妇女研究在上三十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和知识史，妇女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在学院里，在妇女研究最初发展阶段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挑战的主要方式是贬低、嘲笑妇女研究，或对妇女研究视而不见。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学院中的大多数学生和教师，都已经习惯了对妇女的文化贬低，觉得妇女和性别不值得一学或研究。有的人因此论证妇女研究没有意义。有的人觉得妇女研究是浪费时间。还有的人觉得妇女研究的题目太政治化，或者太具有挑战和革命性，他们不愿意接受。80年代，在妇女研究成为学院学术主流的过程中，新的挑战也时时出现。一个是认为妇女研究是一个时髦的潮流，如今时髦已经过去了，热潮已经退去了，妇女研究没什么可继续的了，走入了死胡同了。由于80年代妇女研究的发展，这些论点到90年代则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形成了90年代初的社会上的妇女研究的“回潮”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潮状态主要是在社会上发生。在学院界，妇女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并没有受到回潮的很大打击，虽然社会上的回潮在学院里也有一些回声，但是反对妇女研究的声音在学院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对妇女研究学术产生多大影响。社会上对妇女研究的“回潮”反应，表达了社会主流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惊恐不安，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妇女地位的提升，对成长在传统价值社会中的男男女女来说，都很大的直接的个人利益的冲击。并不是每个女性都对自己地位的提升或变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妇女，并不欢迎自己地位的改变，对变化的恐惧使她们对妇女研究，特别是女权主义很有抵触。对男性来说，妇女研究挑战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条件，面对巨大的两性关系的变革，他们失去的是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失去特权对每一个男性都是挑战，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平静地接受性别特权的丧失。在攻击女权主义理论中，有些男性就是从自己特权岌岌可危的恐惧出发的。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女权主义的敌人， 在女权主义发展中，很多男性都是积极的支持者。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我个人的经验。在我上研究生课时，我选的“当代哲学与科学”一课的教授，在课堂上几次激情地宣布当代哲学已陷入死胡同之中，只有女权主义哲学才有生机。他是一位法国人，在美国任教。对一位以多种语言训练和工作的哲学教授，做出这样的论断很难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回潮”发生的媒体效应在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妇女研究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妇女研究学术训练或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很容易被媒体的宣传操纵，他们对道听途说来的一知半解更感兴趣。在制造回潮效应的过程中，被大众传媒捧为回潮证据的几本由女性写的书突然都成为大众畅销书，使女权主义回潮成为大众交口谈论的政治议题。这种学院内妇女研究和女权主义理论主流化，社会上女权主义“恶魔化”平行发展，成为九十年代美国知识界发展与社会大众潮流背离的一大奇观。这种背离，进入新世纪后愈演愈烈，学院与社会的思想对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更为明显。2004年的总统大选就是一例。社会上，特别是喜欢哄动效应的传媒对女性写的攻击或批判女权主义理论的著作格外感兴趣，因为很多人相信女人自己骂自己才更好看。一些女性，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比如名与利之类，适应这种需要，也无需大惊小怪。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米丽•佩格利亚 （Camille Paglia）, 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 达芬妮 •帕泰（Daphne Patai）, 凯伦•李也曼（Karen Lehrman）等。这些人的书制造了一种女权主义陷入危机的社会效应。我将另文具体论述她们的观点。总体上看，她们的挑战并没有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实质性的作用。
妇女研究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妇女研究是在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当时的很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都纷纷在妇女研究学科执教，成了妇女研究系所的创造者。在妇女研究已经发展了二十年之后，在女权主义理论向多个方向发展之中，很多年轻的学者，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种族与国家，逐渐加入进来，他们给女权主义以及妇女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妇女研究已经建立的基础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黑人女权主义者积极加入妇女研究学科之中，改变了早期妇女研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力的状态。黑人女权主义对妇女研究的贡献是把“种族”这个类别引入性别研究之中。黑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之一，贝尔•胡克斯，于1984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书《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1这本书是黑人女权主义者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书中，胡克斯提出了女权主义的新定义，女权主义是结束性别压迫的社会运动，是改变看待权力的视角，是教育妇女，是结束对女性的暴力，是发展。她提出黑人男性是女权主义的同志。胡克斯涌现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黑人女权主义加入妇女研究带动了其他种族的妇女参与妇女研究之中来，也带动了理论的思考，特别是阶级这个类别也成为妇女研究中分析 的一个主要概念之一。 另一个黑人女权主义学者，Patricia Hill Collins 在其书《黑人女权主义思想》中，有意识地把黑人妇女的经验和思想作为她分析的中心。她说，“在这个集子中，把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死刑作为分析的中心，我不仅突出这些思想，也意为鼓励白人女权主义者，非洲裔美国男性，和所有其他的人来考察他们的立场与非洲裔美国妇女立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12
第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的多元化。女权主义理论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多元的、多种理论的汇合。这种汇合产生了巨大的创新效果，给学科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对性别本质的研究引发了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同性恋权利的改善，同性恋对性别本质的思考成为妇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除了种族、阶级之外，民族也成为一个分析的类别。在美国这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一个分析类别代表了一个力量，多元分析类别的应用，标志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深入，导致 “区别 /差别（difference）” 这个概念的提出。“区别/差别论”逐渐成为女权主义的思想核心之一，目前仍在妇女研究中占主要地位。区别论认为， 妇女研究必须时时刻刻都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一个事物本身都有其具体性。就某一个类别看，区别/差别也时时刻刻存在。比如白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黑人女性是不一样的，可是白人女性本身也有个体区别/差别，阶级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年龄的差别等等。对某个社会类别的研究必需考虑区别/差别的存在。13
第三，男性与妇女研究的关系。在妇女研究早期，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女性。随着妇女研究的发展，男学生和男性学者也加入了进来。男性学生和学者加入妇女研究的动机也许不同。有的来源于对妇女研究的知识的真诚的兴趣，有的是负面的，比如希望“掌握”女权主义理论从而与女性学者对着干，有的甚至说，他们只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女性。”不管动机如何，男性的加入给妇女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如何对待男性学者的妇女研究的学术成果？男性学者在妇女研究中的地位是什么？男学生在妇女研究课程中的学习过程、反应与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应该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法？男性教授是否可以教授妇女研究的课程？对男性出现在妇女研究系所中，女性学者的反应有很多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男性学习与教授妇女研究有一个内在的危险，那就是他们很难把理论应用于个人身上。他们可能很难承认他们作为男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特权，也很难承认他们在个人生活中还在运用这些特权。还有的女性学者对男性学者的动机表示不信任， 认为男性学者可能在课堂上阐释女权主义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在现实中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伊琳•肖瓦尔特引用印度裔美国学者戈雅特里•斯皮瓦克的话说，她对“转向女权主义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极度怀疑。”14这些女性学者怀疑，男性学者可能有个人动机。女权主义理论的主流化导致一些男性学者接受女权主义理论，他们把女权主义看成是学院时髦，以此来帮助自己的学术以及学术地位的提高。正是这些议题促进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的出现。1987年出版的由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学者合编的《女权主义中的男人》是一本比较早期的也相当深刻地谈讨这个议题的书。15其中， 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英国文学史和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等都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德里达开篇就说到，
“在就卡夫卡的文本做的讲座中，一个人可以说，如果机构的条件是法，如果机构就是法，那么，机构的保护者就是法的保护者。由于妇女研究中的学术获得了机构的合法性，它也构成了，建构了， 生产了法的保护者。它吸引了那些从法面前来的男人，来试着掌握它，来看它，来抚摸它，来穿透它。妇女研究系在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坚固的机构，承认对这个机构的问题，限制和抵抗，既使是在美国，是十分重要的。”16
当代代表性的哲学家对妇女研究的注意，导致了妇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男性女权主义 （Male Feminism）”目前也是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一只力量，对结束性别主义有重要作用。
第四，性别研究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在英美迅速发展。 “性别”一词逐渐被加入到妇女研究系所的名称之中。一些妇女研究系纷纷改名为性别研究系。这个变化的实质表明了妇女研究的新发展。妇女研究不仅仅限于对妇女的研究，而且包括对男性、变性等等的研究。是对性别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性别中的某个性别，特别是妇女这个性别的单独研究。其次，性别研究为男性进入这个学科领域打开了大门。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对这个变化也是褒贬有加，各执一词。无论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性别研究看来正在取代妇女研究，成为美国大学中的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学科， 一个年轻的、从妇女研究中出生出来的学科。它与妇女研究的关系，需要另文探讨。
(August 2004-Janurary 20, 2005)
【参考文献】
1. Arron, Jane and Sylivia Walby. Ed. Out of the Margins: Women’s Studies in the Nineties. London: Faimer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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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ludi, Susan.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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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inds, Hilary, Ann Phoenix and Jackie Stacey. Eds. Working Out: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Studies. London: Faliner Press. 1992.
6. Howe, Florence. e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tudies: Testimony from Thirty Founding Mothers (The Women's Studies History Series, V. 1). Feminist Press, 2001.
7. Robinson, Victoria, and Diane Richardson.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88. New York: Colub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9. Stimpson, Catharine R.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10. Zinsser, Judith P. History & Feminism: A Glass Half Full.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11.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nwsa.org 1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http://www.aauw.org 【注释】
1 See the website:
http://www-rohan.sdsu.edu/dept/wsweb/ 2 Florence Howe.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tudies: Testimony from 30 Founding Mothers. The Women’s Studies History Series; Volume One.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2000. p.
3 Catharine R. Stimpson.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p.32.
4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88. New York: Colub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5 关于琼•斯高特教授及其对历史学领域的贡献，参看
www.sss.ias.edu/home/scott.html 6盖欧•如宾的文章《对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进理论笔记》和《妇女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1975.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4.关于这两篇文章，见沈睿的 “女权主义理论经典解读。”
7 引自Catharine R. Stimpson.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p.39. 原文见Cynthia Fuchs Epstein , “Ideal Images and Real Roles: The Perpetu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Dissent, 31 (Fall 1984). p.441.
8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Spring 1977, pp.1-33.
9 南希•乔铎柔：<<母亲的再制造：心理分析与性别的社会学>> Nancy Chodorow,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关于这篇文章，见沈睿的“女权主义理论经典解读”。
10 W. C. 布斯的主要著作《小说修辞学》在1987被翻译成中文。见《小说修辞学》 华明等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10 。 付礼军译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Wayne C. Booth,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Bakhtin and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Criticism,” Critical Inquiry IX (September 1982). p.74.
11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12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1990. p.XIII.
13 Mary Maynard and June Purvis. ed. New Frontiers in Women’s Studies: Knowledg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6.
14 引自Victoria Robison.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Elaine Showalter, 1987. p. 118.
15 Alice Jardine & Paul Smith, ed.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
16Jacques Derrida. “Women in the Beehive: A Seminar With Jacques Derrida,”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 ed. Alice Jardine & Paul Smith. p.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