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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林家次女 作者:林太乙
lotus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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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6-04-03   

林家次女 作者:林太乙


作者简介


  林太乙从事文学创作多年,著有多种小说,多以英文撰写,并且译成八种其他文字出版。她曾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二十三年,退休之后,著有<林语堂传>,小说<春雷春雨>,<明月几时有>,并且编撰<语堂文选>及<语堂幽默文选>。

  林太乙曾受联合国文教组织委托,将中国古典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英美两国出版,并与黎明合编<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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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6-04-03   


  我在这本书里描述我充满快乐,又好玩又好笑的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以及父亲给我的不平凡的教育。

  我不平凡的教育从小时在上海开始。父亲惆傥不群,对什么都有创见,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大学堂,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不如从校外所见所闻能得到的知识。只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一部字典在手,凭自修,什麽学问都能学到。

  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就随家人去美国。那是在三十年代,我国多年来饱受外国欺侮,而在美国有排华法案,美国人严重歧视中国人。父亲对我们小孩子说"你们在外国不要忘说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看得起你。"

  父亲认为我们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在上海时他带我们去馆子叫条子,在家里欣赏西洋音乐,也去杭州游西湖。在美国我们饱受文化震撼,无论在哪一方面,美国人都与我们不同。父亲教我们如何适应。恶补英文之后,我入美国小学, 但在只差几个月就可以毕业时又随家人去欧洲。我们探火山口,参观教堂,看脱衣舞,我入校恶补法文,但没多久又回美国入中学。一年之后回国,在内地饱受日本空袭的惊吓。回美国之后,又不得不努力自修才赶得上学校里的课程。

  而在这些年里,父亲无时不在教我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母亲则依她在厦门鼓浪屿娘家的家教教导我们,因此我们虽然在外国长大,还是不折不知的中国人。

  中学毕业之後,我不平凡的父亲竟然不要我上大学!他要我踏入社会做事,念"文学所取材的人生" 。天下事无奇不有,我在十八岁时,竟然去耶鲁大学教中文。胜利之后,我回到上海,但那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上海。去年我又去过一次,那更不是我小时的上海。美国小说家沃尔夫说,"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意思说,假如回去,会发现那已经人事、景物全非了。换句话说,童年是再也找不到的。我只有在记忆中能回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所以我把它写出来,看看是否曾真有其事。


  林太乙 一九九六年于华府
[ 此贴被lotus在04-03-2006 16:2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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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6-04-03   
一)
  1。移植上海的厦门人


  小时候,在三十年代,我们住在上海。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因为周围的人都讲别种话。我们住的弄堂在静安寺附近,叫做柳迎村,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的窗子俯身窥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仔"字有几分蔑视别人的涵意。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其实,父亲是在平和县板仔付出世的,但是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厦门人,因为母亲是厦门人。她给我的印象是,唯有厦门人才靠得住,而最靠得住的莫如住在厦门对面鼓浪屿漳州路一百二十号(现在改为四-四号)的花园洋房里的人。那是外公廖悦发的家,是母亲一切智慧的泉源。

  外曾祖父廖宗文年轻时在厦门开小店子,卖餐具厨房用品。他有四个儿子,外公排行第二。他怎样变成富商我不知道,却知道他的兄弟早就和南洋有生意来往。他创办豫丰钱庄,拥有房地产,在厦门有自己的码头和仓库。廖家的人骄傲地说:"鼓浪屿廖家谁都知道,你写信的时候不必写地址,只写廖宅就可以了。"

  鼓浪屿是公共租界。清政府与各国订立南京条约的时候,辟厦门等五埠为通商口岸,但在条约上无所谓租界,到光绪十八年才由当地宦吏与英美德法日等七国领事签定鼓浪屿为公共租界。各国领事乃设立工部局及会审公堂,办理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宜,而大权实操於英国领事手里。

  鼓浪屿矗立海中,风景清幽,龙头山与厦门的虎头山相对,有龙虎守港之称。厦门是天然海港,国际战舰沿岸行驶。在三十年代更填筑堤岸,长凡三里,造大码头,并开辟鹭江道,其热闹与上海的黄浦滩无殊。那是外国人威风凛凛的地方,外国商人坐在轿子上会随便踢轿夫或拿棍子打路边的孩子。但这些番仔也带来耶稣教,设立许多学校。母亲少年时就在毓德女校读书,而父亲在寻源学校就读。

  我从小就听说鼓浪屿的沙滩的沙有多细多白,山丘的洋房多漂亮,街道多麽清洁。岛上居民只有几千,没有车马,走在山上小道可以听到从洋房里传来的贝多芬或萧邦的钢琴曲,或从教堂里传来的<圣母颂>.

  外公的花园洋房就在绿荫处处的山上。花园里有盆栽,有棵高及二楼阳台的玉兰树,蝴蝶在绿叶中飞舞。还有酒坛,装著廖家自酿的黄酒。廖家男人从外面回来,会揭起盖子顺手舀一瓢起来喝。走上宽大的石阶便是走廊,石阶后面是大厨房。大厅方方正正,後面是外公外婆的卧房。外公有三男三女,大舅三舅根本没有好好的读过书,也不帮外公做生意,只会花钱抽烟喝酒找女人。二舅倒去过美国学医,後来在厦门大学教书。廖家对女儿却管教得很严. 女儿要会烧饭洗衣服缝纫打扫房屋,样样都要照规矩学,将来才能嫁到好人家。外公是家中暴君,动不动就对家里的女人发脾气。在楼上住的是大舅三舅两房,洋房後面还有个比较小的房屋,里面住三叔公和他从南洋带回来的马来婆和他们的孩子。那马来婆把家里弄得又臭又脏,是外公常发脾气的一个原因。母亲提到外公时,总说,"我老爸真恶,脾气很坏,很会骂人。"从照片看来,外公外貌的确威严。

  外婆娘家姓林,长得很俏,皮肤皙白,大眼睛,尖鼻子,薄薄的嘴唇。她天性温顺,被外公欺侮时她一声不响。她养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她,而且头发带点黄色。甚至两颊上有雀斑。母亲会指著她的尖鼻子当笑话说,"我们有犹太种!"论脾气,母亲却没有外婆那麽温顺。哥哥骂她,她会顶嘴,绝不让人欺侮。

  然而在那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人自有女人的天地、女人的办法。女人是一党,男人是一党。珠宝是女人的私藏,外婆有许多首饰,金的银的,钻石、玉器、珍珠。母亲出嫁时(嫁给板仔那穷牧师的儿子,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 外婆就给了她许多首饰。父母亲在外国留学时不够钱用,不得不变卖首饰以维持生计。

  女人逍遥自在的地方是厨房,那是男人从来不去的。但在厨房里也有复杂的阶级组织,一个女人凭她在家里的地位、年龄、丈夫有没有出息,决定讲话大声、小声或索性不出声。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在外婆监视下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来就要买几十斤猪肉,大家忙得团团转,切肉的切肉,在大灶上熬猪油的熬猪油,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隔壁的阿发嫂一连生了六个女儿,去烧香求佛给她生个儿子,上个礼拜又生了个女的!""哈!又生了个查某哈?」大家惊叫,虽然大家已经知道这消息。"是的,又生了查某,第七个了!"大家格格地笑。"胡家的媳妇不肯为整家人洗衣服,爬到树上蹲著不肯下来,直到天黑,她公公答应找个丫头来帮忙,她才从树上跳下来。"大家又笑了一阵。 "那次从金门来住几天的表嫂,我们一起做针线,"谁又说,「表嫂的鞋面倒绣得真水(美),但是翻过来一看,失德喔!针线胡邋邋.线打结之後都拖个尾巴!」大家又笑了。一面工作一面聊天,大家的眼睛却很尖锐,什麽都看在眼里。谁别剔猪肉筋剔得不够乾净,谁切猪肉切得不够细,都被人看见。「阿珠呀,你的猪肉切得这麽大块,是要喂狗吗?」有地位的姨母会问年轻的外甥女。阿珠脸一红,低下头来把肉切细了。有的女人可以当面指摘,有的需在背後批评,就这样,年轻的一辈从长辈的谈吐举措,学会烧饭,做针线和做人的道理。

  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猪腿肉去皮去筋切成小块之後,要放入水里川一下,拔去血水。在大灶上的大锅里烧热猪油,加红糟、黄酒、白糖略炒之後便可以放下猪肉,炒透之後加清汤,用文火慢慢地烧,烧到肉变成浆糊状,继续用极小的火慢慢地炒,炒到汤什汁完全收乾,猪肉起泡发松,便可以起锅。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乾,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廖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们尝了都赞口不绝。肉松冷却之後装在铁皮饼乾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母亲移植在上海,周围都是他乡人,她不相信他们,样样要厦门的才好。她好像在异域建立厦门基地。我们在家里当然讲厦门话,女仆是从厦门带来的。论吃的,没有什麽比得上厦门的海鲜、蒸浔,蚵仔煎、加腊鱼煮面等等,在上海不容易吃到,母亲想起来就流口水。从厦门到上海要乘三天的轮船,是件大事。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凸柑、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虎苔和外婆嘱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高兴。她把肉松象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亲戚自然也带来许多家里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大多数母亲已经知道,因为她和家人经常通信(是用罗马拼音的「白话文」写的,这是在基督教办的毓德女校学到的),但是她还是好像第一次听见,不时"啊唷!啊唷"地叫。

  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我们收到的肉松增加一倍,是大拇托人带来的。肉松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姊舜姊思乡之情。这对姊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她们一回来就和妈妈重温厦门的事,一遍又一遍,好像从这些信息吸收滋养。报告学校里的情形时,她们会加几句上海片语, 但是只有讲厦门话时才活泼起来, 如鱼得水,如沐春风。

  这也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人和我们的亲戚讲厦门话,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特征,像家里许多方面一样,与众不同。


  2。妈妈只会生女儿


  从小,我就知道有鼓浪屿这个地方,好像我未出世前就在那里,好像我是从那里来的。也许是因为我出世不到一个月母亲便抱我回去那里。但是那时我没有记忆力,一切是听母亲说的。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出世的。早一年在三月,国父逝世,五月"五卅"惨案,七月国民政府成立。就在我出世的四月,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下台。那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执教,兼任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和教务主任,并且常写文章在<语丝>发表,批评政府。

  我出世,母亲一定很失望,因为她又生了个女儿,不过,这次生产很顺利,不像姐姐那样难产,险些儿送掉母女俩的生命。姐姐是在外公家里生的,幸亏有二舅,他是西医,救活了她们。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世的,这家医院母亲叫做PUMC,过了许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那是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简称。母亲说话常是几种语言和方语混在一起,基本上是厦门话,内羼马来话、上海话、国语、英语和偶尔一个德国字。我打喷嚏,她会说"Gesundheit!"她结婚之後,和父亲去过许多地方。我从小就听她讲话,後来才认出话中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她说,我是医院里十八个婴儿中最胖的,她说她是抱着我乘马车离开医院同家的,於是我知道我的来源。

  我出世後二十天,段祺瑞下台,白色恐怖笼罩北京。父亲和五十三名批评政府的教授被列入通缉名单,我们就到厦门去。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但不久因为人事问题辞职而去汉口参加革命政府,任外交部英文秘书。武汉政府分裂之後我们便去上海。

  我最早的记忆是住在极斯斐尔路的小洋房。会爬会走路之後,视野常限於别人的脚、鞋、木屐、桌底椅底。家人常叫我戆囝仔,即傻孩子。我不知道戆囝仔也是大人对孩子表示亲爱的昵称,只知道戆是笨的意思。我的确晕头晕脑地过日子,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麽。「来呷糜呀!」「去困啦!」我一一听从。

  冬天里,母亲和桐姊舜姊常坐在小电炉前取暖,表姊们有时在电炉网上烤太妃糖,糖烤轨之後可以拉丝,又好玩又好吃。要不然她们就卷头发,把烫发钳放在电炉上烘热,小心翼翼地卷。卷好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可做,她们就要剪我的"头毛"了。我知道她们是因为无聊才要剪我的头发,所以不肯让她们剪,但是她们会哄我,说剪了之後我会"真水(美)",我还是不肯,要等到母亲说,「这个囝仔真番态!头毛却尼长抑哩肯恒郎剪(头发那麽长还不肯让人剪了)!」我才勉强同意。「番态」是不讲道理的意思,即行为像番仔。我在学,我在拚命学,想明白大人讲的话的意思。

  话可以变成字,字可以写,可以打,也可以读。我常在父亲的小书房里静静地玩。他坐在书桌前写字或在打字机上打字,他打得很快,那卡答卡答的声音很好听,我当然不知道他是林语堂,当时是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专栏作家,也在写<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书。他出版了<剪拂集>,是渐渐为人注意的作家。我只知道他是爸。

  多半的时候,我蹲在地上,把书架低层的书一本本拉出来。许多书的背後都有几页空白的纸,我就在上面涂鸦。爸爸说,不要在有字的页上乱涂就不要紧。所以我就沾沾自喜地涂下去。那些书,有许多本在封底有个图案,我问爸爸那是什麽?他说是商务印书馆的记号。那大概是我最早认识的「字」。书店的名称,如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开明书店等,我早就听惯了,虽然不知道那是什麽意思,却隐约知道和爸的工作有关系。

  有一天,爸爸说,他每天要出去办公,白天不再待在家里了,他是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中央研究院任英文总编辑。我听说他每天要出去,哭得好厉害。他把我抱起来坐在他那旋转椅上说,「赣囝仔,我早上出去,下午回来,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我又哭了好久才不哭了。

  爸爸同我和姐姐玩,有时我们一起在地上打滚,有时他教姐姐和我骑在沙发椅背上用枕头彼此斗打,看谁先被打下来,我们玩得很起劲,哈哈大笑。他也讲故事给我们听,故事里的主角是一根香蕉和一只橘子,我听得很入迷,可惜爸没有将这些故事写下来。

  我也在妈妈身边玩,妈妈比较严肃,我有点怕她。有一次,她做针线我穿珠子,不小心把一盒珠子打翻了,珠子滚得到处都是。我想,不好了,她要骂我了,但是她倒没有生气,笑著说,「勿要紧」,用一把刷子接在珠子上面,神奇地把珠子吸起来了。大人能做的事真不可思议。

  一天,爸爸告诉我,妈妈要到医院去生孩子,第二天下午,他拿著一件鲜血淋淋的衬衫回来放在浴缸里冲洗,说妈妈又生了个女儿。「唔,」我说,那时我四岁。

  第二年,爸爸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出席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民会年会,他决定开会之後到美国和工程师研究制造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的模型(详惰请参合拙作<林语堂传>)。他离上海前夕,妈妈烧了一锅鸡汤,大家围著桌子吃。妈妈用筷子掰开炖得很烂的母鸡,肚子里有一团像珍珠一样大小的东西,沾酱油非常好吃。妈妈说是卵,鸡蛋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第二天,爸爸就走了。那时国内情势很不稳定,十一月日军攻陷黑龙江。年底,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辞职,林森继任。「一。二八」事变,日军轰炸上海。妈妈焦虑万分,托人替我们买轮船票到厦门避难。我记得空袭时妈妈叫我们和衣睡在楼下客厅地上,以便随时逃走。我觉得睡在地上很好玩。

  终於一位表叔为我们买到了船票,妈妈就带我们三姊妹和桐姊舜姊乘船去厦门。我在船上睡著之後查票的来了。他看见我的头这麽大,说我一定要买半票,舜姊只好把毡子掀起来给他看我是五岁的孩子。查票的走了之後,大人们大笑。

  到了外公家,她们又把查票的笑话讲给家人听,廖家的女人把我拉过去仔细研究,说我长得白白胖胖的,眼睛很大,「真水」,头也不怎麽大嘛,就是额堂凸出一点,她们封了「凸头的」这个绰号给我。缺点被人指出,我很不自在。我并不知道,廖家女人习惯以各人的缺点做绰号,看那人的年龄和在家庭的地位,当面叫或在背後叫:跛脚的、裹足的、姨太太生的、懒惰的等等。妈妈当然是只会生女儿的。有时,家里人也叫我阿No。,据说是有一次我在公园里听见个外国孩子说"No,no,no!"回家後我便学他说"No,no,no!"说个不停。

  我们到外公家之前,妈妈就对我们说,外公脾气很坏,我们要特别乖。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生儿子。现在丈夫在外国,她拖著三个查某囝仔从上海逃难回娘家,心情非常之坏。事实摆在大家面前,廖家富有,语堂收入平平而已。旧事不用提,她和穷牧师的儿子结婚是她自己愿意的。人家都说语堂聪明,很有前途,但这是她结婚之後第二次逃难回厦门了。第一次是因为语堂话大多,写文章骂人,以至人家要捉他。这次倒不能怪他,是因为日本人攻击上海所以她带了三个女儿回娘家。语堂在那里呢?他去瑞士开会之後不回国,却去英国发明什麽中文打字机。已经去了将近一年。这怎麽对家人解释?还是不要提吧!

  对外公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根本不把翠凤(妈妈)放在眼里。我们住进二楼一间房间,他就不再管我们了。家里的女人却对我们很好,表姊们带我们去沙滩玩。有一次我们还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祖父早已去世)。祖母躺在床上,她说我们好乖。第二年,她却就过世了。

  外公的房子後面是「番仔墓地」,有时番仔在那里举行葬礼,我们孩子们便趴在窗口看热闹。我们也在那里玩。那既然是番仔葬身之地,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怕。我和表姊们在那里摘三叶草,每人把茎撕得只留一丝,设法钩住对方的三叶草然後一拉,谁的叶子被拉下来就输。

  廖家笃信基督教,饭前必祷告,晚餐後大家在大厅里开祈祷会,大人轮流朗诵圣经,有闽南语、罗马拼音系统圣经,然後唱赞美诗。"主呀!你是我的救星!""上帝的名字就是爱!"还有身材高大、长鼻子的番婆来传教,要大家把所有的问题交给主,自己就无忧无虑了。"世事难测,你们要随时准备去见上帝",这个番婆说的厦门话没有音调的变化。"你们预备好了没有?"我听了很害怕,显然我没有预备好。在上海,我们并不做礼拜。

  後来爸爸从英国回来了。我们坐一种叫做"双桨"的小木船摇到停在海面的轮船去接他。表姊们说,姊姊和我一定要打扮起来,在我们脸上擦粉涂胭脂,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大约一年不见爸爸,我很害羞,但想到我们一起玩时有多开心,我一直对他笑,却不愿意和他说话。他在外国买了手表,送姊姊和我每人一只。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回去上海了。在上海,妈妈不再因为只会生女儿而被人笑。爸爸说,女儿和儿子一样好,什麽传宗接代,他一点也不在乎。我听了也很高兴,我是林家次女,并没有什麽可耻的。


  3。 戆囝仔


  回上海之後,我第一次和父母亲去看电影。对我来说,那是件大事,因为姐姐已经有资格看电影了,妹妹太小,还不能去看。我不知道看电影是怎麽回事。只知道大人认为我可以去看了,所以觉得非常神气。爸爸说,在戏院里我要乖乖的,不许讲话。我答应了。

  到了戏院,爸爸去买票。要入场的时候,我看见每人手里拿一张票,要交给收票的,让他撕一半才能进去。轮到我们的时候,我向爸爸要我的票。他却说,「你不必票就可以进去。」

  我觉得一一非常不公道。为什麽人人都有一张票而我没有?爸既然带我来,为什麽不给我买票就要拉我进去?「我也要一张票!」我大叫,大哭起来。

  「你这孩子真不讲道理,」爸妈同时说,「你不必票就可以进去,还在吵什麽?」

  我继续大哭大闹。我要的只是公平待遇,人人都有票,我也要一张,这有什麽不讲道理?我们挡住了人口,别人都在看我,很不耐烦,有的摇头,和父母亲一样,说,「这孩子真没有道理!」

  他们越说我没有道理我越生气。爸爸拿我没办法,只好买一张票给我。我这才像别人一样,把票规规矩矩地交给收票的,让他撕成一半,跟父母进去戏院。放的是什麽电影我完全没有印象,只在黑漆漆的戏院里静静流眼泪,情绪还没有平复。

  回家後,父母亲又教训我一顿,说六岁以下的儿童不必买票。你这麽不讲道理,以後不带你去看电影。我听了才不在乎。我五岁的时候对金钱毫无认识,所以对白花钱替我买票也不觉得是冤枉的。一个人,无论是什麽年龄,对什麽是对,什麽是错的感觉,只能凭当时的知识。我认为我为自己争取公平待遇,绝对有道理。

  过了这麽多年,我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我对金钱是什麽东西多多少少有了认识。我也买过不知道多少张入门票。但是我不知道,假使再遇到五岁时同样的情况,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公平待遇,会不会再冒大不韪,大吵大闹,还是会静静地免费入场?

  我希望我还有那股蛮劲。

  不久,我入觉民小学,家里的戆囝仔摇身一变成为小学生林王玉如。有了新身分和新名字,好像整个人都要改变。学校和家里不同,要记分数,要及格,有竞争,有考试,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妈妈对我说,"汝老爸真骜(聪明)," 她要我用功,好好地读书,希望我像爸爸那麽 "骜。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已经证明她是聪明的,她在学校里总考第一名,我呢?大家叫我戆囝仔,我到底笔不笨?我好紧张,想知道。

  不知道为什麽,先生(那时大家称老师为先生)同学讲的上海话我都听得懂。我个子不高,所以坐在第一排,我用心听先生讲话,看她在黑板上写字。要学的东西真多呢!我学到.人的心脏长在胸膛左边,不在中间,我简直不相信。大人总是指著自己的胸膛中央说,"我心里好难过!"或是拍拍胸膛中央说,"我吓得心卜卜跳!""我好开心!""我放心了!"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拍著胸膛左边这麽说。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跳动,他就死了。这麽重要的东西怎麽可以不长在胸膛中央而长在旁边呢?我对大人起了疑心,要留心,不要上他们的当

  我又以为,人体是个皮肤袋子,里面装满血,没有别的东西。等到先生给我们看一张图画,我看见皮肤袋子里所藏的器官,吓了一大跳。原来我身体里有这麽多难看的东西! 而最使我吃惊的是,身体里有一副骨架,头里有脑壳。我本以为死人才有这些骨头,我摸摸自己的眼眶,果然发现了骨头的轮廓,如果没有眼睛填著,就是两个空空的黑洞。我吓得连连几夜都睡下著,也不敢伸直身体仰卧,怕就这样被人放进棺材。

  我还学到,日本鬼子在侵略中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要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抵抗日本人。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我是知道的。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轰炸上海才逃去厦门吗?先生说,中国和日本签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是国耻。国耻这构想太大,我不明白。我只知道纪念国耻的日子学校放假,我可以在家里玩。我也学到国民政府主席叫做林森,我好高兴好高兴,因为我姓林,再写三个"木"就是"森"字了。我也特别记住,林则徐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力主禁鸦片的好人也姓林。

  一切新知识和教室里的橡皮、铅笔、粉笔味道混在一起,我喜欢削铅笔,削出一卷卷的木屑和铅末。橡皮用了之後也有碎屑。这些我都收在一个自己摺的纸盒子里,放在书桌里。我在书桌里还养几条蚕,放在桑叶上,上课时有时偷看一下。先生用粉笔在黑板上喳喳地写字也很有趣,她写完之后手指上会沾粉末,我坐在第一排,也会间到粉末的气味。有时她会在黑板上写出问题,点名叫学生上去写答案,如果写错了,那错误就留在黑板上让大家看,实在难为情。因此我十分用功,我要面子。我最爱看先生用擦子擦掉黑板上的字,擦得那麽乾浮净,像雨後天晴,一切错误难题都不见了。

  十二点钟,放学了。我脑袋里塞满要记得的新字和新知识,走到学校门口看见矮矮胖胖的黄妈等著接我回家吃饭,我便把学校抛在脑後,跟她走。黄妈每天陪我上学,她提著我的书包,我抓住她粗糙的手,跟她那双裹过的小脚蹬蹬蹬走向北丰路觉民小学。中午,我又抓住她的手跟她蹬蹬蹬走回家。那时我们已经住在柳迎村。等到闻到一阵强烈的咖哩炒洋葱味道,便知道快到家了。柳迎村弄堂口住著个印度人,每天炒咖哩洋葱。有时他站在街上,包著头巾,一脸胡子。黄妈说,他留著一头长发从来不剪,我想,那不知道有多长!那印度人看见我,会睁大眼睛瞪我一下,吓得我拉著黄妈赶快向前跑。

  回家,我又回到妈妈管辖的讲厦门话的世界,一切和学校无关。

  夏天天气热,我穿著背心短裤,坐在门口玩水,用水彩笔染成各种颜色的水,倒在小瓶子里,倒来倒去可以玩好久。到了晚上,家家户户便搬藤椅、板凳到弄堂里乘凉,天渐渐放黑,只看得见地上的蚊香发出一点橘色的光,和抽烟的人的香烟头,像萤火虫般在空中飞来飞去。声音却很多,很杂。远处有人在打麻将牌,有广东仔的留声机放出刺耳的粤剧,近处一声咳嗽,一声轻笑,劈拍打蚊子两声,剥花生米,嗑瓜子,啃蚕豆,喝茶,吐痰的声音不断传来。我感觉到处都是人。

  "上海从来没有像今年这麽热过。"有人说。
  "你年年都这麽说。"
  "可是今年真的顶热,哎,热杀了!"

  在黑暗中,我用舌头把一根松了的乳牙推来推去,心里充满忧虑。让妈妈拔掉嘛,我怕痛。爸爸说,到时候牙齿自然而然会脱掉,一点也不痛,但是那要等到什麽时候?白天,卖杂货的老头子推著车子到弄堂来,车上挂著几串项链,是用儿童的乳牙串成的。黄妈说,给那老头几个铜板,他就叫我张开嘴巴,拍的一下把牙齿拔下,又快又不痛。但是我不敢试,何况那老头一身好臭好脏。啊呀!怎麽办?做小孩真麻烦。我叹了口长气。我什麽时候才能长大呀!

  突然有人粗声大叫"操他妈的!"

  妈妈说,"入去困啦!"於是我进屋子睡觉去了。


  4。家里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


  假使母亲是养育我的土壤,我不平凡的父亲是培养我这棵小苗的水和阳光。我的教育是从他那里开始。他对什麽都有创见,对读书,他在<论读书>一文(申报月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午五日)部分这麽说: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
  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
  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婚;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成求爵
  禄,划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扑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
  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
  利禄之责,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
  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平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
  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
  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
  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
  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堂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
  课,则等於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训导处干
  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文学。记问之学
  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么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
  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知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於是沾沾自
  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
  以非注重托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於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
  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
  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加
  罗马帝国之亡,有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
  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於蚊子(传播寒热病),这是书上所无的。

  关於他自己读书的经验,他说:

  我在中学以第二名毕业,在圣约翰亦然。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
  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
  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
  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点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
  我向来对於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几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
  由於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徙原素。结果:无论在家或在校,每当考试的一星期,其他学生正在「三更灯火五更难」中用苦工之时,我却逍遥游荡到苏州河边捉鳝鱼, 而且搅风搅雨引诱别的好友一同去钓鱼。那时我真是不识得知识的魔力和求学的妙处,有如今日之引吾入胜,使我深入穷知探奥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贯不断的程序,从不知道身在校耶抑
  出校耶,在学期中耶抑假期中耶。这对於我看书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分别,只不过
  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书,显露头面,而一到学校开课便须秘密偷看而有犯规之
  虑。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员和最优的学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爱看的书。
  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并不搅扰我的。但这却令我得了一种确信(即
  现今我常在报章论说上所发表的意见。) 学校是致令学生看书为非法行为的地方。
  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阴作上课之用,由早晨八时至下午五时,把学生关闭在课
  堂内。凡在校时间偷看杂书,或交换意见(即所谓课堂闲谈)者,皆是罪过,是
  犯法。在中学课堂之中只许身体静坐,头脑空洞,听著别的学生错答问题而已。
  至在大学,这时间乃用在课堂听讲演。这我相信乃是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
  一个小子能够紧闭其嘴唇,腾空其头脑便称为品行优良,得甲等操行积分,而课
  堂中最优的学生乃是一个善於揣摩教员心理和在考试答案中迎合教员的意思者。
  在中国文字上,课堂中最优良的学生正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因为独有他晓得
  说教员所要他说的话,和思想教员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离开这一道,或不合
  教科书的,或者是有些独立思想的,皆目为异端。由此不难知道我为甚么屡次毕
  业总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摘自<林语堂自传>


  我却是个平凡的学生。爸爸"偶然用十分或二十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便可以考第二名,我可要每晚做许多钟头的功课才考到前五名,而我不像爸爸那不重视分数。我非常重视分数,不肯认输。

  爸爸认为我们除了学校之外,什麽都应该见识见识,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大学堂。他什麽地方都带我们去。有时我们和他的朋友去吃馆子,他们会在馆子里叫局。那种馆子楼上辟有雅座,桌子上有一叠粉红色的纸条,上面印著一些女人的芳名。那些女人就坐在窗子对面。爸爸解释说,你勾出什麽人的名字,她就会过来陪客人喝酒唱歌。於是我也提笔乱勾。那些女人来了,那里知道是我请来的!她们总是两个一起来,一个拉胡琴,一个唱歌,脸上抹浓厚的脂粉,头发烫得髻曲不自然,身穿花花绿绿的旗袍。我们吃完饭就走,爸爸的朋友大概也松了口气。"语堂到什麽地方都带他小孩子一起去!"如果他们心里没有这麽想才怪呢。走到街上,我们有时会看见那些女人双双坐在黄包车上招生意,车上挂著红色或绿色的灯笼。妈妈就说,她们是坏女人,是过皮肉生涯的,随便让男人碰她们的身体。我们长大之後绝对不要像她们,她又添了一句。爸爸则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所以不得已要过这种生活,我们不要看不起她们。有时,我们一家人去吃饭,也叫条子,那些女人来了,爸爸就跟她们讲话,问东问西,

  於是我们看出她们和平常人没有什麽不同。

  爸爸精力超人,什麽新的都要试一下。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对著麦克风讲话,制造一张片子。这叫做"灌音",当时是很稀奇的。我们拿著片子回家在留声机放出听了又听,觉得很好玩。在学校,先生要我们每星期作文一篇,我就写"星期六爸爸带我们去灌音。"先生不明白那是什麽意思,叫我过去问。在众目睽睽下,我低头不语,羞得不得了。解释给生生听嘛,怕她不相信,惹来同学的嘲笑。我当下决定,家里的事以後不能让学校里的人知道。现在想起来,我如果在作文里说,"星期六爸爸带我们去馆子叫条子",不知道先生会怎麽说!

  这时,父亲在国内声誉鹊起。他创办了独特风格的<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而他自己的文章评论时事噱而不虐使读者有会心的微笑,或有妙悟,很受欢迎。他有了「幽默」大师的称号。

  爸爸爱旅行,偶然带我们去杭州。他倜傥不羁,我行我素,火车的窗子开著,他拿一张报纸伸手出去让风把报纸撕裂,要我们也这样玩。妈妈很不赞成,但是拿他没有办法。 我们只觉得好玩,学他的榜样,殊不知他离上海时写了这样一段文章:

  某月日,日本陷秦皇岛,迫滦河,觉得办公也不是作文也不是,抗日会不
  许开,开必变成共产党,於是愿做商女一次,趁春日游杭。该当有人说,将来亡
  国责任应由幽默派文人独负的吧?因为听说明朝之亡,也是亡於东林党人,并
  非亡於吴三桂、李自成、魏忠贤。其实,这样也好,近日推诿误国责任颇成问题,
  国民党推给民众,民众推给政府,政府推给军阀,军阀一塌刮子推给共产党,弄
  得难大鸡犬不宁,朝野噪动。如果有一人能代众受过,使问题解决,天下太平,
  从此不再听推诿肉麻的话,也是情愿的。

  到了杭州,我们住进西冷饭店之後,便在湖边散步,爸爸教我们看山、看云、看水。青山耸翠,令他想起他在崇山峻岭围绕的板仔过的快乐童年。我们雇船游湖,他便告诉我们.他小时在云山千叠之间的板仔长大,影响了他一生的人生观。他说:"你要是生长在山地里,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变。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山逼得人谦逊,对山敬畏。你生在山间,不知不觉评判什麽都以山为标准,於是人为的事都变得微不足道。摩天大厦吗?可笑之至。财富、政治、委利都可笑之至。"

  他说他的人生观也深受祖父的影响。祖父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小时做过卖糖饼的小贩,也挑重担卖竹笋和米,他深知穷苦的滋味。祖父二十四岁入教会的神学院,会读书全靠自修。後来他当牧师,每月收入大概二十银元,却梦想送儿子到上海,甚至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念书。结果,二伯、爸爸和六叔都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而爸爸和六叔都到外国留学。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爸爸说。

  母亲也告诉我们,父亲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由於她患急性盲肠炎要动手术,把他们的钱都用光了,有一个星期父亲只有钱买一罐老人牌麦片吃。母亲从医院回家之後,大学的学生顾问赛叶(Francis Sayre)教授夫妇临时来探望,父亲手忙足乱,快点打扫他们与两个别人分住的小公寓,在厨房里发现一只死老鼠的时候,赛叶夫妇已经上楼。父亲手持畚箕,正要把死老鼠扔进垃圾桶。

  "你们猜猜,赛叶太太是谁?"妈妈问。"她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女儿杰西(Jesse)!"

  "哗!"我们叫道。「美国总统的女儿来看你们,爸爸手里拿著一只死老鼠!"我们笑得前俯後仰。如今回忆,似乎仍可听儿我们的笑声,看见双亲的笑脸,不禁感到父母亲的爱心,像一道光辉,照亮我天真无邪的童年。

  第二天,我们爬玉泉山,在石阶左右都是乞丐,有跛脚的、生烂病的、瞎子、哑巴,个个伸手向游客要钱。爸爸说有些乞丐是假装生病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力的乞丐会会员。"乞丐也有会呀?"我简直不能相信。虽然如此,妈妈还是给我们一些铜板,我们给每第五个乞丐一个铜板,这样才够布施。有个特别胖的乞丐赤膊坐在地上,一面拍著大肚皮一面叫道,"什麽都是空,吃饭也是空,喝酒也是空,女人也是空,有钱也是空,没钱也是空。"爸爸笑了。"看他那麽胖,说什麽都是空的,谁也不相信!"

  在山上土庙里,我爱看那些脸色灰白的和尚双膝盘坐,双手合在胸前念经。我盯著他们好久,想不通为什麽好好的一个人要出家。在庙寺旁边有个小石塔,爸爸说那是个笼,从前有个和尚坐在里面,叫人把笼门锁起来,加纸封密。那和尚在里面坐禅或诵经,只吃几个枣子。过了几个月,外面的人听不到他的声音,以为他死了。细听之,又听到念珠的声音。这叫做坐饿关。

  「为什麽要这样呀?」我惊奇地问。
  「因为他要修心、炼丹,想求长生不死的仙术。」
  「他难道不喝水吗?他久坐在里面脚会麻吗?他冷不冷?」我一直问下去。「後来他是不是死了?」
  「大概是死了。自古以来连皇帝都想求长生不死,但是谁也没有办法不死。」

  下山的时候,我们又看见那些乞丐,但是我看不出哪些是骗子,哪些不是,心裹有点难受,因为我不想受骗。

  晚上,我躺在床上,窗外满天繁星。我想,世界上有那麽多难懂的人,等我长大,大概就会懂。

  生命究竟是什麽东西?我为什麽是人,而不是狗,还是猫?或是一只大象?倘若我是大象,会在森林中吃树叶,还是被关在动物园里?倘若我是一棵树,人家砍下我的枝叶,把我制成一把椅子,坐在椅子上的人不会知道他坐在林玉如上面。倘若我是一条大鲸鱼在海里游水又怎样?不知道会有什麽感觉?但是既然我是我,为什麽我是我呢?

  天空无际,哪里是尽头?尽头之外是什麽?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我迫不及待赶快要长大,但如今半世纪之後,还是想不通。


  5。我是不是白痴?


  我的世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一部分是家。学校部分由倪校长管理,她是个老小姐,大概四十多岁,长得矮矮胖胖。她在腋下的旗袍钮扣上挂著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锵作响。倪校长有权力罚整班的学生坐在楼梯上一个小时,或给整班的学生记过,只因为一两个学生在班里吵闹,或是整班考试成绩不够好。她有权力命令全校学生一个个去看护士,有沙眼的每星期要刮眼睛一次,我也被刮眼,刮得好痛好痛。

  家里的部分由妈妈管理,她也长得矮矮胖胖,也有一大把钥匙,是放在大皮包里。妈妈声音宏亮,也非常权威。她拿钱给佣人买菜,指挥她们工作。"要下雨啦!快把衣服收进来!""出太阳了!快把衣服晾出去!"她的声音像时钟一样,催我们起床、吃饭、洗澡、睡觉。她在我大便里发现蛔虫时,会失声大叫,拿一种粉红色螺丝形的药糖给我吃。我喉咙痛,她用一个纸卷,把一种喉风散吹到我的喉咙,味道很苦。每星期,我们要吃一汤匙角肝油,是加酱油,捏著鼻子灌下去的。每隔多久,她要扯著我的耳朵挖耳屎,挖得好痛好痛。夏天,她叫理发师把我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一样,这样才凉快,又容易洗。每天下午,我们一定要喝一碗白果绿豆汤解暑,我很不喜欢白果的苦味,但是也只好吃下去。吃水蜜桃时,饭厅里不准开电风扇,因为若是风把桃子上的细毛吹到皮肤,皮肤会发痒。如果水果连皮吃,一定先泡在一种鲜紫色的晶盐水里消毒才可以吃。"你们三个孩子是妈妈全副精力拉拔大的,"爸爸後来常这麽说,"那时流行病很多,孩子没有细心照顾很容易夭折。"

  对我来说,学校和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想到,在我念三年级的时候,家里的角色居然伸到学校里去。

  读三年级时,我们开始学英文。我们用的教科书不是别的,而是爸爸所作的<开明英语读本>,里面有丰子恺画的插图。我们跟著先生念:Good Morning. Goodbye.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What's this? A cock. This is a cock. What'sthis? A hen. This is a hen. What's that? A goose. That's a goose.

  大家念得好辛苦,尤其是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发出th的声音时很吃力。我觉得很不好过,家里和和气气的爸爸怎麽籍他所写的书,伸到学校里来给我们学生出难题?那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我是"林语堂的女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男生欺侮。他们英文考不及格时,就围著我,指我骂道,「全是林玉如格阿爹勿好!全是林玉如格阿爹勿好!」弄得我脸胀得通红,差不多要哭出来。

  学校里的学生很杂,班里的学生有的年龄比我大许多,有的是从乡下来的姑娘。坐在最後一排的是一些吵吵闹闹的男生,常被先生记过,但是他们似乎不在乎,一再吵闹。

  「放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学生就在校园,即一块空地上玩。有时我和别的女生坐跷跷板。我们穿著长及踝部的旗袍,侧面坐在跷板上。有的男孩会等我坐的那端板跷高的时候,把坐在另一端的女孩推开,自己坐上去。玩了两下,他著地的时候就突然跳开,使我砰的一声猛然坠地,吓得我哭出来,那些野男孩却拍手大笑。

  但是後来我有了个保护人。有一次男主再在跷跷板上捉弄我的时候,一个长得又高又胖的女孩跑过来,一拳把那男孩击倒。那男孩从地上爬起来叫,「白痴!白痴!」做了个鬼脸就跑掉了。

  我猜想那女孩是十三、四岁,穿著乡下姑娘的衫裤,梳著一条大辫子,她与我同班。有了她保护,我不再给男生欺侮了,於是我总是找她一起玩。她是住读生,住在校舍二楼一间大房间。有一次她带我上去,从她床底下拉出个小皮箱,取出两个用火柴和碎布做的洋娃娃给我玩。

  「哎唷,真漂亮,你在哪里买的?」我问。
  「我自己做的。」她说。
  「你真聪明,你教教我怎麽做好吗?」
  「我不聪明啊,」 她低头说,「人家说我是傻子。」
  「不要紧,」 我说,「家里人也叫我傻孩子。」

  她看看我笑了。「我喜欢你,」 她说。

  我们变成好朋友。吃过午饭(那时我已经不回家吃午饭,而是由佣人送午饭来学校吃。) 我们经常在楼上趴在地上玩洋娃娃,或是吹肥皂泡泡。有时她皱著眉头说不能玩,有功课要做。我看她做得很辛苦,就替她做,然後一起到校园去玩。有时她会逗男生赛跑,跑赢了就拍手大笑。她很会跳绳子,有一次跳到一百次都没有绊倒,其他的学生围过来看了。她愈跳愈高兴,谁料到汪先生这时走过来骂道,"不要跳了,难看死了,以後不许再跳绳子。"

  汪先生怒气冲冲地走开後,有个高班的男生笑道,「白痴跳起绳来两个奶子一上下用得好厉害,所以汪老师不许她跳。」他高声龌龊地大笑。

  白痴的脸一红,哭了起来。被人欺侮的滋味我知道,我替她伤心。我们回到楼上,她伸出肥大的手臂紧抱住我,我们哭成一团。「我跟你最要好,」她说。「我也跟你最要好,」我说。我们形影不离,彼此依赖,她是我的保镳而我替她做功课。可是好景不常。

  有一天,在上算术课时汪先生一走进教室,就厉声说,「林玉如,走过来!」

  我看他铁青的脸,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到他跟前。汪先生说,「林玉如,你作弊,你替白痴做功课,把手伸出来,我要教训你以後不能再这样做!」

  我倒抽了一口气,吓得手脚发冷。我从来没有被老师骂过。我没有作弊,我只是想帮白痴的忙而已。谁知汪先生拿起戒尺就要打下来时,白痴已经从教室後排抢过来,叫道,「你不要打她,林玉如是我的好朋友!」 她一拳把汪先生击倒。

  同学都怔住,教室一片静寂。我瞪视白痴,心里既感激又惊慌。她呆呆地站著,一丝不动。这件事太严重了。白痴要保护我,说什麽也不应该出拳把老师击倒。汪先生从地上爬起来时,嘴唇流血,脸如土色,踉踉跄跄地走出教室。大概过了五分钟,有个工友进来哄白痴出去吃饭,我们就自动下课。我难过得不得了,不知道白痴会受到什麽刑罚。我被指作弊,也不知道会有什麽後果。

  下午白痴没有来上课,也不见汪先生。放学的时候,我看见个六十多岁的乡下人拉著白痴的手,提著她的小箱子走向校门。白痴看见我说,「我走了。」

  「你不要走!」我叫道,但是那老人拉著她快步向前走出去了。

  这时汪先生走到校园,脸卜贴著纱布。有几个学生走过去,问他怎麽啦。

  「我辞职不干了!」 他说,「我早就告诉校长,一个二十五岁的白痴虽然智商和七、八岁的孩子一样,却不能和正常的孩子混在一起上课。」

  白痴是个二十五岁的大人!我不能相信。我不明白,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爸爸。「白痴就是傻子的意思,」爸爸说,「她虽然身体发育正常,头脑却和八岁的小孩一样。」 这时我才觉悟,白痴不是我的朋友的名字。

  我愣住了。想到她替我抱不平,出拳打捉弄我的男生,打汪先生,我的心碎了。又想到一个大人趴在地上玩洋娃娃吹肥皂泡,逗男生赛跑的时候她有多高兴,我难过得要哭起来。白痴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不想长大之後像她那样。

  「为什麽没有看出她是白痴呢?」我问爸爸。
  「也许是因为你只有八岁。」他回答,摸摸我的头。
  「以後我会不会变得聪明一点?」我焦虑地问,「我会不会也是白痴?」
  「戆囝仔,」爸爸说,「你放心,你绝对不是白痴。」

  我为白痴伤心了好久,想念她。我不知道她被那老人带走之後过著怎样的日子,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惦记我。爸爸说,你别担心,像白痴那样的人记忆力不强,说不定已经忘记了你。他这样说,使我更加受不了。难道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消逝了?

  我却一直没有忘记她。在那短短几个月中,我们是诚挚的好友。

  以後我再也没有交到那麽好的朋友了。

  有一天,家里门口来了两三个陌生汉子观察我们进进出出。父亲就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原来,杨杏佛在中央研究院遭凶徒枪击死亡。父亲和杨杏佛、蔡元培、鲁迅等人是中华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有人说,杨吉佛被杀害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

  爸爸在家里躲了两个星期之後,那些男人不再站在大门口了。爸爸於是在傍晚带我出去散散步。天下著小雨,湿路面反映著灯光。

  我问爸爸:「为什麽大家都说妹妹长得真较粹(玲珑可爱)?我看不出她有什麽较粹。」
  「小孩子因为天真,所以大人觉得他们较粹,」爸爸说:「这世界很复杂,大人多半已经失去天真。」

  「天真是什麽意思呀?」
  「小孩子不懂事就是天真。」他说。
  「为什麽懂了事就不可爱呢?」
  「戆囝仔,」他说,「你长大了就明白。」

  我心想,大人的世界不知道是怎样的。「天真」不知道是什麽东西,是怎样失去的,使人变得不可爱。我不想一辈子做不懂事的戆囝仔,但是懂事了就会变得不可爱,怎麽办?
[ 此贴被lotus在04-03-2006 16:2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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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6-04-03   
6. 两种不同的人


  由於父亲所作<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等教科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英文教科书,他的版税收入不少,我们搬到依定盘路一幢花园洋房,就在公共租界的边沿。那时在上海,有公共租界、大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每个租界有自己的警察。

  我们租的房屋楼下有客厅、书房、饭厅,厨房後面是慵人住的房间。楼上有父母亲的卧房和我们三姊妹的卧房。黄妈铺了帆布床,也睡在里面。桐姊舜姊从中西女塾回来,就和姐姐和我睡在一起,两张床并起来,好挤好挤,尤其是在夏天,罩著蚊帐,好像与世隔绝。她们会讲看过的电影故事给我们听。我们枕头底下常藏著从厦门托人带来的糖果蜜饯,床底还有廖家自制的鸡蛋卷和椰子糕,我们一面吃一面听故事,惬意得很。桐姊舜姊讲的多半是爱情故事,有时讲的是她们同学的故事,哪位同学又漂亮又聪明,许多家里有钱的男子追她,她都不理睬,只要嫁给她心爱的一个穷学生,我听了慢慢入睡时,她们还在讲话。

  楼上另外还有一间小卧房,三伯憾庐从厦门来帮父亲编一部中文词典,他就睡在那里。我们的卧房外有个大阳台,连著父母亲的卧房,有纱窗围著。二舅一家人从厦门来玩,就睡在阳台上。

  英俊的二舅廖超兴是高个子,腰干笔挺,像大多数廖家男人一样,声音宏亮,派头很大。他会吆喝孩子们和佣人和狗,我见到他总是怕怕。二舅是西医,二舅母是杭州大家庭闺秀,他们有两个女儿,年龄和姐姐和我差不多。他们来上海就买洋货,进出惠罹公司,做西装、买皮鞋、跑马、吃大菜(西餐)。二舅吸英国香烟,唱法国白兰地酒。他爱和爸爸用英语讲话,那时会讲英语是时髦的。他们回厦门的时候,表姊妹们留下的旧丝绒西装、漆皮鞋,妈妈就给我们穿。

  二舅和三伯形成强烈的比对。瘦削背弯的三伯也是医生,他在鼓浪屿救世医院读过医科,却不行医,他爱好文学。三伯就坐在饭厅桌子上编词典,文稿一篓篓地放在地上。他本性温柔,讲话时,像林家人,声音有点沙哑。他来上海和我们住之前死了一个儿子。他写了一首记念儿子的诗,带泪一再朗诵给我们听。三伯家庭负担很重,三伯母多病,有时他情不自禁,也朗诵旧词给我们听。

  无言独上西楼,月加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後来三伯的儿子伊仲兄来上海读书,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只好住到阁楼上去,要爬一副梯子,托开天花板上一扇小门才进得去。

  我放学之後就喜欢爬上去和伊仲兄玩。他会装配收音机,头上经常戴著耳机。他也会打摩尔斯电码,还会用细的钢丝编小篮子送给我。他对我说,他在研究电视,有一天,我们不但可以从空中收音,还可以从空中收影。伊仲兄喜欢卓别林,会学他走路的样子给我看。他也讲福尔摩斯的故事给我听。我常在阁楼上玩得要等妈妈叫才肯下来。家裹住这麽多人,妈妈的头都大了。基本上,林家的人和廖家的人个性完全相反。林家人想像力丰富,容易伤感,爱高谈阔论,天性乐观,却不怎麽实际;廖家人比较稳重,务实。

  六叔一家人住在柳迎村,六叔在英文<中国评论>杂志任编辑。他经常笑嘻嘻,而讲起笑话来要等他先笑完才讲得出口。象爸爸一样,也喜欢发明东西。他一直在研究利用地心吸力为动能的了"永久运动"方法。他发明过一种自来墨水毛笔,一种两脚平行的圆规,一种改良的回纹针,一种能照出令人感觉有深度的像片的照像机,都没有制造。像爸爸一样,他也娶了个务实的妻子。六婶娘家姓薛,她是马尼拉富裕家庭的闺秀。他们有两个女儿,年龄和姐姐和我差不多,她们也上觉民小学。她们也是福尔摩斯迷,常讲他的侦探故事给我们听。六婶笃信基督教,她笑颜常开,因为她把所有的问题交给了耶稣。她留长发,脸上不施脂粉,一看见我们就传主的福音,并且说她在为我们祷告。因为她知道,爸爸那时已经不信耶稣教。

  六婶和母亲都很会照顾丈夫。有一次,六婶说,"五嫂相信鸡蛋,我相信牛奶",她意思说,母亲每天早上要父亲吃两粒鸡蛋,而她要六叔每天喝一大杯热牛奶。不知道为什麽,六婶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大概是因为她说得那麽切实肯定的缘故。

  二伯玉霖住在静安寺附近梵皇渡路(现在叫做万航渡路)的三义坊。我们和六叔三伯两家时常相聚。二伯本来在圣约翰大学执教,後来时常换地方教书,或是失业。二伯母一连生了六个儿子才生一个女儿,这女儿生出来之後大家只管叫她「查某」,不叫她名字。二伯母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躺在楼上卧房床上,他们婚姻不怎麽和睦,二怕有一次在楼下发脾气,踏著虎步,双手举起作虎掌势向前扑,说,「查某郎是一步一步来的。」给我的印象也很深。爸爸和二伯、三伯、六叔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走来走去,比手画脚,吞云吐雾。他们谈论国家大事,也讨论文学,往往讲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在二伯家里爸爸说,「中日战争是无可避免的。日本对中国不宣之战从九.一八开始,他们吃掉东三省之後仍然饥肠辘辘,已经在觊觎整个华北。人民抵抗日本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但是因民政府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这教人民怎麽不气疯?」

  提到当时的青年,他又说,「一九二O年代成长的一代,思想极不平衡。旧的中国已连根拔去了,历史已失去了连续性。青年人不再读古书,旧的东西他们认为"封建"气息太重。到北平或上海上学的学生,讪笑他们故乡的长辈。对西方,他们也没有真的了解,没有深深扎根。共产主义,在这些青年人看来,最是激进,因此也似乎是最好。共产主义似乎给人希望最多,而青年人永远追求希望。共产主义要求人们信仰,而年轻人有的是信仰心。在这观念的真空中,共产主义像疾风一样的窜入,很容易为年轻学生接受。共产党在用武力占领中国前,已先俘虏了年轻人的心灵。」

  谈到上海,他说,「中国人和洋人接触,无不胁肩谄笑,必恭必敬,满口Yes,sir.中国人越是洋奴,洋人越看不起。我既以殖民自居,人也以殖民视之,所以在上海公共场所看不见有礼貌的西人。但是中国人有自卑感,连一个螺丝钉都做不好,国家怎麽强得起来?总而言之,外国强,中国弱,你能说只是器械之精,螺丝钉之巧,你能说只是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吗?居今之世,闻古人所未闻,见古人所未见,好学者,自然深思,不好学者,也不免深思以求其故。若还以为中国道德文明胜於西洋,不闭门思过,发愤图强,那末,中国真真不可救药了。」

  父亲滔滔不绝的谈下去,母亲探望二伯母之後下楼来听见他们在谈论「林黛玉那个痨病鬼如果多喝牛奶身体好起来,红楼梦将如何演变?」

  「啊唷,堂呀!」母亲说,「那些小说里的人与你有什麽关系?天黑了!我们回家吧!」

  爸爸一笑,我们便跟妈妈回家了。


  7. 耳濡目染


  我喜欢观察大人,他们比小孩子有趣。

  我常在爸爸充满阳光的小书房里消磨时间,看他写字,为他磨墨或削铅笔。他书桌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如四色自动铅笔,小钉书机,橡皮筋,各种夹子,回纹针,都可以拿来玩。爸爸并且教我在打字机上用不同的字母打出人像来。有客人来访,我就听他们谈论办杂志的事。徐讦是常客。黄嘉德、黄嘉音两兄弟是厦门人,後来合办<西风>杂志。我最记得父亲对女作家挑姚颖的作品佩服之至。她是在<论语>写专栏<南京通信>的作家。父亲说,她掌握住<论语>的幽默精神,文字老到,思想清丽。他求各地通信写像"京话",而遍国求之,独姚女士的"京话"涉笔成趣,散淡自然。耳濡目染,我觉得没有什麽比写作高尚的了。

  那时的文人,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尤其是到过英美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几个美男子,身穿山东绸长袍,底下是西装裤,英国皮鞋,头发梳得光溜溜,纤白的手指上戴著玉指环,口含用象牙烟嘴托著的埃及香烟,一时讲英语,一时讲国语。邵洵美、姚克、吴经熊都属於这类潇洒出群的文人。洵美走起路来像老生在戏台上跨步,我们在他背後学他,有一次爸爸叫妹妹学他走路给他看,但邵洵美并不欣赏。

  爸爸不穿西装,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

  「不知怎样,中装中服,暗中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中文程度。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奘,或是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钉女人者,亦必西装。一个人的年事渐长,素养渐深,事理渐达,心气渐平,也必断然弃其洋装,还我初服无疑。或是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身分,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装而掩饰其不通英语及其童稚之气时,也必断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所有例外,除有季常癖者,也就同时数得出来。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为一类,这本不足深责,因为他们不但中文不会好,并且名字就是取了约翰、保罗、彼得、杰米等,让西洋大班叫起来方便。再一类便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父等又为一类,其穿西装、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麽理由。在这一种俗人中,我们可以举溥仪为最明显的例子。我猜疑著,像溥仪或其妻一辈人必有钱镶过金齿,虽然在照片上看不出来。你看那一对黑眼镜,厚嘴唇及他的⑽拿?亨利",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溥仪在日本天皇羽翼之下,尽可称皇称帝。到了中国关内想要复辟,就有点困难。单那一套洋服及那英文名字就叫人灰心,你想"亨利亨利",还像个中国天子之称吗?」

  工作之馀,爸爸像个囝仔头和我们玩。他教我们在门口骑脚踏车,在车後推,然後放手,大声叫我踩踏板,我摔倒了他就跑来扶我起来,说不要紧,要摔倒几次才学得好。妈妈有时站在旁边看或在路边找五根草,拔下拿回家加冰糖煮,这种茶可以消炎,喝了对喉咙好。

  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父母亲常带我们去南京路.在冠生园吃午饭。我还记得那里的海鲜侩烩伊府面特别好吃。吃过午饭,母亲便带我们去永安公司或先施公司买东西。有一次,她在永安公司买到一罐花生酱,她高兴得不得了,看她那灿烂的笑容,我觉得很奇怪,买到一罐花生酱会使她那麽起劲,失去平常严肃的容貌。还有一次,她和爸爸去沙丽文西饼店买到檬果冰淇淋,她也兴奋得不得了。爸爸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冰淇淋是装在圆锥形的饼卷里,那等於是个可以吃的杯子,我们迫不及待要尝试。

  吃过午饭,父亲则去逛书店。那时,小书局大批翻印一折书。他买一大堆雇黄包车载回家,很得意。他花五分钱买一本<曼殊小说集>,五毛钱买一部<饮冰室全集>,七分钱买一本铜版<孟子集注>,三分钱买一本<随园诗话>,又三分钱买一本<陶庵梦亿忆>,又三分钱买一本<浮生六记>,一毛六买一本<曾文正公六种>,六分钱买一本<绝妙好词>,又六分钱买一本<白香词谱>,三分六买一本<郑板桥集>,一毛八买一本<龚定重集>,三分钱买一本<笃素堂文集>,一毛钱买一本<今古奇观>,一毛四买一本<儒林外史>,一毛六买一本<徐霞客游记>,八分钱买一本<虞初新志>,两毛钱买一部<明清十大名人尺牍>,又两毛钱买一部<近代十大名人尺牍>,七分钱买一本<苏黄尺牍>,三分钱买一本<李笠翁曲话>,七分钱买一本<桃花扇>,两毛半买一部<红楼梦>,四分钱买一本<莫泊桑小说集>,三分钱买一本<安徒生童话>,九分钱买一本<粉妆楼>,一毛钱买一本<孟丽君>,两毛钱买一部<经史百家什抄>,四毛半买一部<十八家诗抄>。

  "我花了三块钱买的书就够一个人自修国文两年了,如果花五块钱,岂不是有个当完备的国文自修丛书了吗?"
  我当时应该有预感,"自修"将是我受教育的座右铭。祖父年轻时挑糖果、豆仔酥在偏僻的乡下四处叫卖,是凭自修国文才能入基督教会神学院的。这给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在教会学校读到大学,要等到他三十岁在北大教英文时才觉悟他对中国文、史、哲各科的知识还不如他对西方同类学科的了解,由而发奋自修,才有今日的造诣。

  我看看那一大堆书,难免感到敬畏。他笑说,读书人每为「苦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他又说,人生快事莫如趣,而且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都由趣字得来。他在各方面培养我们的兴趣。他集有一百张唱片,有时,他叫我们关门关灯,躺在地上静听弦乐四重奏,他说这种音乐要在黑暗里听才能充分欣赏。我却最爱听斯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百听不厌。我们也唱中国流行曲,如<妹妹,我爱你!>

  妹妹,我爱你,
  我爱你的眼睛,明明亮,
  好象太阳一样明亮,
  小小的太阳明明亮,
  妹妹,我爱你,
  我的心窝里只有你,
  妹妹,我爱你!

  还有<叫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著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加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麽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边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刘半农作歌词,赵元任作曲的。赵元任和爸爸是好朋友。他们俩都是语言学家。爸爸喜欢教我们拗口令,英文的如She sell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中文的拗口令如赵元任创作的最难的<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土施氏,
  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十狮,恃矢势,
  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室拭,
  氏始试食十狮尸。
  食时,始识是十狮尸,
  实是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姐姐和我都学弹钢琴,老师是一位姓郁的老小姐。她戴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我们在她背後叫她突目金鱼。据说有一次她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从此我不能再专心跟她学钢琴。爸爸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才有老小姐。从前,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

  在周末,我们也时常去看电影,我们看的电影有Doleres del Rio 演的"Rio Rita",Jeanette MacDonald和Nelson Eddy 合演的"Rose-Marie",和她和Maurice Chevalier 合演的"LoveParade"。这些歌舞剧中的歌,妈妈都会唱,因为她参加了中西女塾的歌唱团,是女高音,有时歌唱团举行音乐会我们都去听。

  侦探故事的电影,如Myrna Loy 和William Powell 合演的Nick and Nora Charles 夫妇的故事我听不懂,但是给我的印象是:1。洋女人穿低胸的晚礼服,总要男人替她拉背後的拉链。2。外国男女很喜欢亲嘴。3。外国女人生气时会掴男人的耳光。这是我没有看见过中国女人做过的事。

  我最喜欢看的是秀兰邓波儿的电影。她的电影常在大光明戏院放映,里面有冷气。

  我对一部叫做"小上校"的电影特别欣赏。秀兰和一个叫做比尔.罗宾逊的黑人手拉手在楼梯上上下下跳踢踏舞的镜头给我印象很深。小时我夜里做梦,常梦见自己跟著她跳舞,醒来之後,察觉自己在遥远的上海,与她相隔一个大海,何况人家是大明星,哪里有和她一起跳舞的事,不觉失望、沮丧。唯一接近这个偶像的办法是收集她的照片。每星期六,十二点放学,校外就有小贩卖电影明星的照片,胡蝶、陈燕燕、王人美、黎明晖等等的照片我都不要。我只要秀兰邓波儿的照片。有一种是要泡在药水里,照片便会慢慢在白纸上出现。我常买这种,回家後找个饭碗,加入药水放在地上,蹲著全神贯注地看,不久,秀兰的影子就像魔术般在纸上出现。有时她是穿著军装在向我行礼,有时她穿著白色貂皮大衣,白袜白鞋,微笑向我招手。我看得眼睛发呆之後,便把照片收在一个铁皮香菸盒子里,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看看,那些照片比什麽都宝贵。


  8. 肚皮上有一条蜈蚣


  自从搬到依定盘路,姐姐和我上学是坐黄包车去的。妹妹上的中西女塾幼稚园就在家里附近,由黄妈带她去。我爱坐黄包车,跑得不快不慢,下雨天把座位前面的篷布拉起,中间有个透明胶布做的小窗子可以向外观看,像在看电影一样。

  家里的佣人除了黄包车夫水发之外,还有专门照顾妹妹的黄妈,听差阿经,厨子老周和洗烫衣服的娘姨周妈。早几年,还有从厦门来专门照顾我的「水仔」,後来被妈妈辞掉了。我观察他们,比听人讲故事还有趣。

  矮矮胖胖的黄妈因为和我们睡在楼上,所以非常骄傲,看不起住在厨房後面的其他佣人。她是南京人,她爱对我们说,她家里本来是有钱的,她十七岁时嫁给一个做官的,廿六岁时丈夫死了,她就到一个教会学校去读书。有一次她病了,人家劝她吸鸦片,就这样吸上瘾,要等到她看见耶稣才把鸦片戒掉。

  「你真的看见过耶稣?」我不相信。

  「怎麽没有?我在教堂里听见人说吸鸦片的坏处,就决定戒掉。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三天不起床,喊呀,叫呀,把被褥都撕破了,快要死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耶稣。他对我说,'你不要怕,你快要好了。'果然第二天,我就能起床,也不再吸鸦片了。」黄妈很得意,因为她看见过耶稣。别人都没看见过呢。后来她改嫁个卖水果的商人,一同到上海,和商人闹翻之後她只好出来找事做。显然,她在我们家里做老妈子是受委屈的。

  每过几个礼拜,在晚上大家上床以後,黄妈就在厨房里烧一桶热水,提到我们的浴室倒在脚盆里洗脚。她那双裹过的脚虽然获得解放,但是仍然要用长布条裹著才能走路。她会把裹足布解下,把像粽子一般的双脚伸到热水里去泡,一面「哎唷!哎唷!」地叫,我就起床跑过去看。

  「二小姐,快去睡觉,没有什麽好看的!」她愁眉苦脸地说。我只好回去床上。泡完了脚,她就开始修剪指甲和鸡眼,经常修得出血,又「哎唷!哎唷!」地叫。我就又起床跑过去看。

  「二小姐呀!快回去睡觉!」
  「我要看!」我坚持说。「让我看看没有关系嘛!」
  「二小姐呀!你不要磨我啦!我为这双脚受了一辈子的罪!」她带眼泪说,一面挖她的脚皮,和平常她欺侮我的样子完全两样。

  夏天晚上蒙在蚊帐里很热,她却一定要我在肚子上裹一条汗巾,说肚子不能著凉。我每次为这件事和她争吵。春天秋天,她也要管我,不许我双脚伸到被窝外面。上厕所,无论大便小便,她只肯给我两方厕只纸,我无论怎麽求她都不肯多给,她说用东西要节省。洗澡的热水有限,黄妈总要让妹妹先洗,才让姐姐和我洗。我觉得这很不公道,有时就抢先踏进浴缸,气得黄妈把肥皂抢去,不要我弄脏缸里的水。我说,真没有道理,为什麽妹妹一定要用乾净的水洗澡而我要洗她的脏水?就像我五岁时看电影坚持要买票一样,我要的不过是公平待遇。

  「二小姐呀,你吃了两碗面,我肚子还是空空的,我没有力气和你吵架!」黄妈叹气叫道。

  「吃面和洗澡水有什麽关系?」我理直气壮地说。幼稚的我不懂事,头脑里只有对与错两个观念。

  有一次黄妈在缝被窝,把被面反面当正面缝,我看见了指出来给她看,她不承认缝错了,我就叫妈妈过来看,谁料到妈妈一看就说,是缝错了,黄妈只好把被拆开来从头缝起。「二小姐最讨厌,」她喃喃自语,「最爱管闲事!」

  我的确爱管闲事,对什麽都好奇。没事做的时候,我喜欢到厨房去走走看看,如果大师傅在炸肥肉熬猪油,他会让我吃油渣,沾点白糖非常好吃。那时,谁也没听见过胆固醇,炒菜都用猪油,请客时大师傅还会从外面买来用肥肉白糖做馅的水晶包子。我最喜欢吃大师傅做的香酥芋泥鸭,那是家里请客时他才做的,但是他总留几块结我吃。但是大师傅的品德很坏。有一次我们到无锡去玩,关照佣人说要第二天才回来。妹妹没有去,留在家里由黄妈照顾。但是妈妈一路想念妹妹,於是大人改变初衷,我们当夜回家。谁料到,竟然看见大师傅和洗衣服的娘核姨公然睡在父母亲的床上!妈妈大发雷霆,赶他们下楼之後叫黄妈换被单。第二天,妈妈要赶走那两个佣人。我天真地问,「换了被单不就好了吗?危什麽要赶他们走?」爸爸大笑,替大师傅求情--他做的菜实在好吃--保住了他的差事。后来妈妈设法把大师傅在乡下的老婆弄来了,让她洗衣服。周妈胆子很小,并且有一股狐臭味。大师傅常和她吵架,有时还用长棍子打她。妈妈说,再打架两人就都得滚蛋,他们才慢慢地不吵了。大师傅晚上出去赌博,输了便偷偷的克扣买菜的钱,赢了便买一两角钱的针线给周妈,有时也买一两朵花。钱都输光了,他就拿周妈的薪水去赌。於是周妈托妈妈把她的薪水收起来。大师傅知道之後两人又大吵架,骂出很难听的话。

  「短命鬼!看我不剖破你的肚肠!」大师傅抓起棍子要打她。
  「畜生!」周妈回骂,两人你掀我,我掀你搅成一团。黄妈红著脸,扯开嗓子叫道,「你打死她,我叫巡捕把你抓起来,用你垫她的棺材底!」

  哗!黄妈真有两下子!她在厨房里用的词令和在妈妈面前用的完全不同。这个见过耶稣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麽凶!

  听差阿经是通州人,身材高大,是个老实人。他起初为我们拉黄包车,后来妈妈看他相当靠得住,就升他为听差。阿经识字,还想学英文,全凭听觉学会几句在接电话时用得著的英语,如"Wait a minute" 和 "Mr. Lin not at home" (谁需要动词呀?) 那时许多东家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仆人都要会说几句英语。爸爸说,有一次他在公园里听见一个看外国小孩的老妈子骂那小孩几十次「又登夫」(You damn fool). 显然,那是她听见洋老板骂人时用的词儿,她用来骂他的儿子,并不知道「又登夫」的意思。

  有一天早上,阿经揩桌子的时候不慎打破一座瓷马,他吓得不得了,把碎片埋在花园里,告诉妈妈是风吹倒的。妈妈不相信,问碎片在那里?阿经只好承认瓷马是他打破的。我就跟他到花园去看他把打碎的马腿掘出来。我为他很难为情。那麽大的一个人,还会说出这麽笨的谎话!大人不是个个聪明的,我又发现。

  後来阿经自己的腿出了毛病,患了关节炎。有时在三更半夜我会听见他痛得呻吟,妈妈要给钱叫他去红十字会医院看病,阿经不肯去。他到庙里去烧香求佛,在床头贴了一张辟邪的符,但是没有用,最後终於去医院看病服药把病治好了。

  病好了,阿经又坐在厨房後回的板凳上看书。周妈笑他说,「你看什麽书?」就抢他的书不让他看。

  「会看书是好啊!」黄妈以读过书的人的身分说:「难道大家要像你周妈这个笨蛋吗?把书还给他!」

  周妈只好把书还给阿经。不过,黄妈自己也有不聪明的时候。她爱吃辣椒,有自己一罐辣椒酱,每餐必一匙一匙舀出来拌饭吃。吃多了就肚子痛,泻腹,坐在马桶上「哎唷!哎唷!」地叫,给在外面听见的人笑破肚皮。但是过两天她好了,又吃起辣椒酱来。

  大人百态,我看得神往。但是我自己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那是因为我每晚在家里就要花许多钟头做功课。爸爸会说,不要再做啦!分数不要紧。我心想,我不像你,不必用功就可以考第二名。何况,姐姐总是考第一名。我不但没有爸爸那麽聪明,也赶不上姐姐。有时因为功课做得太多,我很紧张,睡不看觉便在床上乱踢乱喊,闹得谁都睡不著觉。妈妈骂我我就哭,越哭越睡不看,有几次,她披著散发拿着一把尺,分开蚊帐像一头狮子探身进来要打我,吓得我在床上乱闯,抽抽噎噎地说,我不再吵了。我想,我出世,妈妈一定很失望,因为她又生了一个女儿。我假使是男孩,她一定不会要打我。

  第二天很早醒来,头疼,照了镜子,看见眼睛哭肿了,变成单眼皮,很难看,就不想上学去给人看见。我说我头疼眼疼,不能上学,并不是假话。

  我不哭的时候眼睛也会痛。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发现我有散光和近视眼,要戴眼镜。那时,眼镜多半是老人才戴的。我听说要戴眼镜,非常难过。

  配好眼镜戴在鼻梁上,第一次到学校,我差得不敢抬头。我以为近视眼和散光是病,而那副眼镜是宣布我的病况。男同学笑我是四眼田鸡,使我上学时更加紧张,回家更加会吵闹。

  我九岁那年春天,常闹肚子痛,吃过晚饭肚子痛就哭。由於我经常在夜里吵闹不肯睡,父母亲都不怎麽理我,等到有一晚我又肚痛又发高烧,他们才请医生来看病。那英国医生来了,检查之後说,是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到医院去开刀。我听了,心惊肉跳,大声哭叫,心里想,我平常在床上吵闹说肚子痛,有时是夸张一点,这次真的闹出事来了,完了,完了,可不可以自首,说我是哄哄大家的?无奈他们把我推进医生的汽车,直驶上海滩一家医院。

  医生把罩子蒙在我鼻子上,滴下麻醉药,那药的气味难闻透顶,我用劲想把罩子拉开,但是医生紧按着不放。手术台上有个电灯亮得很刺眼,好像过了很久,我才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那麻醉药的气味仍然在我肺里,我头昏,想吐,腹部被胶布绷得紧紧的。我想起昨夜的经过,不禁眼泪滚滚而下。妈妈坐在床边,指看一个玻璃瓶给我看,里面装着我发炎的盲肠。我看了倒放心了。那不是骗局。我果然患了急性盲肠炎。

  下午爸爸带著姐姐妹妹来看我,他看见我非常沮丧的样子,就讲个笑话引我笑。谁料到笑起来肚子就痛,但是不能不笑,真是啼笑皆非。妈妈说,"不要跟她讲笑话了。"爸爸才停止。

  我在医院大约住了十天,等伤口痊愈,拆了线才回家。妈妈叫大师傅炖白鸽汤给我进补,黄妈对我特别好,喂我吃豆腐乳拌鸡蛋面,非常好吃。起床走到浴室从窗子看出去,花园里的树木已经长出绿油油的叶子。我好像曾经离家很久。回家真好。

  再过些日子,我已经恢复健康,肚皮上的伤口像一条蜈蚣,大约五寸长,一寸宽,红红的,左右有许多缝线留下的疤子,像蜈蚣的脚。我跑到厨房拉起衣服让大家看。我相当得意。肚皮上有一条娱蚣,为我仅有。

  从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夜里乱吵乱闹了。


  9。我们要去美国!


  中西女塾的学生装扮穿戴很讲究,桐姊、舜姊回家,妈妈时常带她们去绸缎庄挑衣料做旗袍,那时的大大小姐们好像都有的是时间,慢慢地挑选衣料,和裁缝商量要做夹的还是单的,配什麽滚边,要什麽样子的钮扣,开叉要多高。衣服做好,裁缝会亲自送来,哪里需要放大,哪里需要缩小,哪里做错了裁缝会用长长黄黄的指甲在衣料上按上按做记号,口里轻轻说,「有数了,有数了。」无论妈妈和表姊们怎麽指摘他,他都毫无表情,一直细声说,「有数了,有数了。」然後把旗袍包回去改。像那样的裁缝一定被女人指摘惯了,炉火纯青,所以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不知会不会有一天,像陈旧的飞机一样,由於金属疲劳,突然分裂,整个人垮了下去?

  桐姊中西女塾没有毕业,便和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吴师基结婚,师基兄也是厦门人,他父亲是商人,他们在厦门结婚之後,师基兄便帮他父亲做生意。

  舜姊也没有毕业就出嫁了。宗惟贤是北京人,他在纽约任副领事,回国省亲时在交际场合遇到父母亲。母亲听说他三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便介绍美丽的舜姊给他认识。不久之後,舜姊便时常打扮得漂漂亮亮,脸上抹著香香的雪花膏和薄薄的脂粉,戴著玉耳环,坐在客厅等惟贤兄来接她出去看电影吃晚饭,宗惟贤一来,她的眼睛就亮起来,两人大概是一见钟情。宗惟贤变成常客,他一来,黄妈就当他面说,「宗先生又来了!」大家笑哈哈地欢迎他。惟贤兄和舜姊结婚之前,厦门来了青天霹雳的消息。外公的豫丰钱庄由於海外和内地来往的公司欠巨款不还,以致倒闭。讨债者封了廖家的产业。妈妈和舜姊为家里人很伤心,舜姊夜夜躲在澡房里哭。

  妈妈为舜姊预备许多要带去美国的东西。我从学校回来,就看见餐桌上摆著许多衣料,那长指甲的裁缝来来往往赶著做新娘礼服和要带去美国的旗袍,家里热闹得使我忽略做功课。我在学校无论大考小考没有得过比「乙」等低的分数,现在却连连来几个「丙」。「糟糕了」,我打著南京口腔对黄妈说,「我的成绩越来越坏了。」

  「不要紧,」黄妈说。「等廖小姐结了婚,你再用功,成绩就会好起来。」

  舜姊的婚礼是在一家酒店举行的,惟贤兄的父亲从苏州赶来。我和妹妹是花童,我们穿看粉红色的丝质西装,技著短披肩,我取下眼镜,手拿花篮,走一步停一步,在红地毯上徐徐撒花瓣。舜姊结婚之後就上船去美国。大家都哭得很厉害,因为不知道什麽时候才会再见面。

  没想到,舜姊去了美国之後,过一年我们也去了。那是因为父亲所作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之後,被视为关於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出版这本书的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和赛珍珠夫妇觉得父亲应该去美国走走。

  父母亲决定举家到美国去住一年。我听说要坐大轮船去遥远的美国,非常惊讶。不必上觉民小学了!要离开亲友,把佣人辞掉,家具寄存在二伯和六叔家里。有千头万绪的事要做,姐姐都帮妈妈的忙。她一向很听话,大家都说她很像大人。爸爸为我们买了学校规定的课本,预备一年之後从美国回来我们可以插班。姐姐那时在工部局女中读一年级。父母亲买了许多大箱子,除了衣服之外,爸爸要带去许多书。

  妈妈非常高兴,理东西的时候唱起西洋歌来。大概是因为上海的社会很复杂;亲戚朋友多,也有许多麻烦。那时,父亲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之大,他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种刊物为当时文学创新风格,但也招来许多批评。<人间世>提倡发抒性灵的文章,而<宇宙风>则融汇<论语>、<人间世>的气质而无逊。母亲觉得到美国去走一趟是好的。

  外婆知道我们要去美国,就托人带来肉松让我们带去美国吃。父亲说,去美国别的可以带,却不可带肉松。妈妈不相信,大声说,「怎样不能带肉松?」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微菌,带进传染病。」爸爸说。

  「肉松怎麽会有微菌,带传染病?」妈妈惊叫起来,一时动摇了她去美国的决心。「我们把外国人叫做番仔,实在有道理!」

  我不能想象到美国去住会是什麽样子。在外滩,我看见过那些庄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里面是外国人开的大银行、大商行和大酒店。美国是那个样子吗,我只接触过一对洋人,是父母亲的英国朋友,艾利司顿夫妇。有一次他们要来喝茶,母亲关照厨房洋人喝茶是要加牛奶和糖的,或加柠檬片。爸爸说,洋人的鼻子好大,我们不要一直看他们。他说有一次一位中国太太请洋人喝茶,因为心里只顾不要看那人的鼻子,过分紧张,於是在倒茶的时候,问那洋人,「你要加一块或是两块糖在你的鼻子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艾利司顿夫妇来饮茶的时候我们倒没有出洋相,他们问我话,我的回答限於Yes和No。,我只觉得他们有一股骚味。洋人是像在电影里看见的人吗?女人穿从背後拉链的晚礼服,和男人亲嘴或打男人的耳光?还是像传教士长得那麽丑?小孩子是不是个个像秀兰邓波儿那麽可爱?

  大概在我们离上海之前一个星期,三伯带著子女从厦门来了。三怕要接办<宇宙风>半月刊。他们住在家里,使我们在百忙之中更加热闹。我初次和伊蕙姊和伊祝已见面。伊视祝和我同年,非常调皮,喜欢皱起鼻子向我做鬼脸,我也要在他面前出锋头,像跳芭蕾舞一般,用脚趾尖走路。

  上船的前一天,我们搬到旅馆去住。搬出依定盘路的家的时候,妈妈过度紧张,不知道电源没有关掉,就用剪刀剪断楼上的电线。砰然一大声,把大家吓住了。电力触到剪刀,把刀片烧了个洞。幸亏妈妈没有受伤。

  我们搬到旅馆之後,亲友川流不息地来看我们,送糖果饼乾,还有人顺便在浴室洗热水澡。下午陪妈妈去珠宝店,她想买一只玉镯子,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到了六点,我们坐汽车到码头。在那里又有许多送行的人,我们乘小汽艇驶到停在海上的「胡佛总统」号轮船,看见那艘两个烟囱的大轮船,我兴奋得手足发冷。我们真的要走了!上了大船,大人又和亲友们寒暄,爸爸在大厅里叫柠檬汁给大家喝。侍者是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我在上海所看见的外国人都是有地位的,没想到也有当待应生的外国人。

  送行的人到了十一点才走完,我们走回房舱,发现房里堆满花篮,舱门几乎打不开!爸爸叫人把花篮拿到饭厅去,大约有三十个,第二天摆满饭厅的长桌,舱房里还有许多礼物,我数了十八盒糖果。

  第二天醒来,轮船已经在海洋上驶着。


  10。突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喜欢在甲板上散步,走到船尾让强风吹拂我的头发,靠左边走,风把我的头发都吹到前面,靠右边走,风把头发都吹到後面。

  船上有许多外国老太婆坐在甲板上晒太阳,鸡皮鹤发,浓妆艳抹,露胸露背,我看了觉得很滑稽。中国老大大哪里会这样显丑?

  船到夏威夷时停一天,在我们还没有醒来时已经靠岸。七点钟,茶房敲门叫大家起来,因为要排队检查护照。到了十点钟,有人送来几个花环,是要套在颈上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认识什麽人。上岸的时候,居然还有二十多人等著欢迎父亲,而且有记者用闪光照像机给我们照像,又有人在我们的脖子上套花环。这些中国人请我们去吃午饭,饭後带我们乘一艘玻璃底的船,看在海里的珊瑚和热带角,后来又请我们吃夏威夷大餐和看土人表演草裙舞。那大餐倒没有什麽可吃的。我们不敢吃生鱼,还有一种冷的浓汤是芋头做的,不用汤匙而是要用手指沾起来吃,我们也没有吃。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来一只冷螃蟹,足有一尺宽。我们都饿肚皮,於是爸爸设法把螃蟹剥开,怎麽剥都剥下开,最後他把螃蟹竖在衣柜的抽屉中,用脚把抽屉猛然踢进。螃蟹是轧碎了,抽屉旋钮也轧碎了。我们吃著蟹肉,从房舱窗口望出去,船已经开动了。

  「为什麽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又送花又送螃蟹给我们吃呀?」我问。
  「那些人是华侨领袖,他们招待我们是因为爸爸是名人。」妈妈说。

  船到旧金山时,又有记者上来用闪光照像机为我们拍照,还有书店派一个人来接我们。一上岸,就知道这是美国了。处处是白人,搬行李的,开汽车的,卖报纸的。美国人不再是个个有地位的。那书店派来的人把我们带到一家旅馆,乘电梯到十八楼。爸爸说,房间是十八美元一天,那是六十块钱。我的天呀!

  在餐厅吃午饭,有许多美国人都在看我们。那时的美国和现在不同,没有多少中国人家会住进一流旅馆,何况,妈妈和我们都穿长及踝部的旗袍,也许这也是引入注意的原因。不但如此,妈妈还戴著她那副独一无二的无框眼镜,是用夹子夹在鼻梁上的,只有一边有一条很细的链子钩在耳朵。那副眼镜是她在德国的时候配的,她很喜欢,她说没有几个中国人的鼻梁够高,可以戴这种眼镜。那时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是在中国餐馆或在洗衣店里工作的。至於其他的中国人嘛,他们只想得起电影里的恶人Fu Manchu 和侦探Charlie Chan。也许妈妈戴著那副眼镜,他们以为她是个德国间谍哩!

  我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我们是"中国人",与众不同。就在这时候,爸爸说,「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过两天,我们就去好莱坞。没想到爸爸有个朋友为我们安排和秀兰邓波儿见面!秀兰在片场里有一幢精致的小洋房,是她的休息室,前面有小花园,白色栏杆。我们站在路上等她。不久,来了一辆长轿车,里面有秀兰本人,她母亲,两个保镳,一个褓母和司机。秀兰看起来和电影里一模一样,一头发曲金发,笑起来脸上有两个酒涡。她下车之後我们便跟她进了房屋,有许多人帮她脱下大衣。她笑咪咪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还说了几句中国话,那是她演"偷渡客"的时候学到的。有摄影者为我们照像留念。

  我一心想跟秀兰说,我多麽喜欢看她的电影,想告诉她我收集了多少张她的照片,多麽常梦见她,多麽想见到她一面。如今见到了,我却不会讲英语!羞得连"哈罗"都说不出口。照过像之後,我眼巴巴看她被人拥走了。幸亏所拍的照片朋友送了我们,我当它是宝贝,一直保留著。

  搭乘三天火车到了东岸,我们先在赛珍珠在宾州的家里住了一阵子,後来便在纽约市中央公园西边一座旧楼里的七楼租了一所公寓。公寓虽旧,地方倒相当大。我们很高兴又见到舜姊,我们搬到公寓之後,她也住进来,帮我们安顿一切。她带我们去美西百货公司,我们三姊妹里里外外买了西装,起码在外表上不再引人注意了。后来,妈妈把她的旗袍改短,但是她仍然戴著她那副独一无二的眼镜。我则把我的眼镜摘了,因为看了眼科医生,他说我只须在看书的时候戴眼镜。我的喜悦沁透全身,好像一只从鸟笼飞出来的小鸟。

  在美国,样样新奇。老宗(我们都这麽叫惟贤兄)和舜姊带我们到处玩。我们从路面走下阶梯去乘地道车,车站里又挤又臭,好像人人都在嚼口香糖,也许这样可以减少闻到臭味。老宗投一个铜板在装在墙上的机器里,一包口香糖就掉出来。我们手拉手挤上车,在第四十九街和第六大道出来,老宗带我们去一家药房,坐在长柜台前的无背旋转椅上,叫冰淇淋吃,或吃热狗和可乐。我们也到一家自动餐厅,食品都摆在小玻璃窗台面的格子,想吃什麽就在窗边投下硬币,窗子自动打开令人取出食品。妈妈觉得不好意思自己当众取柬西吃,所以她先坐下来由我们替她拿。爸爸则觉得这种餐厅妙极了。

  我们到无线电城最高一层楼,大概是八十几楼,俯瞰下面的街道,汽车和人都小得像玩具一样。我们去庞大的音乐厅看电影和舞台表演,欣赏那班叫做Rockettes的舞女跳大腿舞,挥著大腿踢来踢去,非常整齐好看。

  在时报广场有许多吸引游客的小店,爸爸喜欢带我们进去,买票可以看「有尾巴的男童」、「蓄胡须的女人」、「连体挛子」、「痴胖女人」、「侏儒」等等。现在美国重视人权,不再有这种秀,而痴胖的女人处处可见,不必买票。

  我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们不再有佣人,一切自己做。妈妈买菜烧饭,姐姐帮忙。每天早上我七点起来,走到门口拿牛奶、报纸进来,然後收拾房间,揩拭椅桌。姐姐做咖啡,烤面包,炒鸡蛋,妹妹负责倒烟灰缸。爸爸对擦皮鞋很起劲,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後教我们怎样在鞋上抹油,用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和街口的小童一样,摔出来的鞋和小童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他对什麽都有自己一套理论。他说,在浴缸里洗澡之後顺手用水抹一下澡缸,便不会留下圈子。他也起劲地这麽做。

  妈妈请了个黑种女人每星期来一次大打扫和洗烫衣服。这女人的皮肤黑得发紫,有一张可怕的大嘴巴。她名叫Stella,即小星星,我们认为她比较像个小猩猩。她一来到,我们就闻到她一股骚味,像洋葱和汗酸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比周妈的狐臭强烈多倍。她洗澡房和厨房时用一种极难闻的氨水,迫得我们只好憋住气才敢进去。谁也吃不消小猩猩,只有妈妈说她喜欢间氨水的味道。妈妈总是烧特别丰富的午餐招待小猩猩。「喔,太太,中国饭真好吃,我不要吃美国饭了。」小猩猩说。但是妈妈做西餐时,小猩猩照样风卷残云地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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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06-04-03   
11。文化震撼


  一九三七年初,姐姐入一家私立中学,我和妹妹入Ethical Culture School,那是私立小学,我入五年级,妹妹入一年级。校长董事和校长都读过<吾国与吾民>,她们欢迎我们入校就读,免付学费。

  我们很幸运。现在,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是好的,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胜於其他少数民族的。在三十年代,中国人被严重歧视。原来自从十九世纪初叶,来美国的中国人是被押来做白人不肯做的苦工的「猪仔」。他们来建筑铁路,开矿。那是因为在一八四三年,中国被迫五口通商之後,许多内地人由於太平天国之乱,逃到港口找工作。外国船来到这些港口时,船主和经纪人便大量和难民签契约,把他们送到各地做苦工,像非洲人被卖到新大陆做奴隶一样。在美国的「苦力」在劳动多年之後,可以赎回契约,留下来自由生活,但不准入籍,也不准接眷过来,更不能在法庭作证控告白人。像这样的猪仔越来越多,美国自认为有黄祸之虞,在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

  到了一九三O年代,这些华人绝大多数是在中国饭馆里工作,要不然就是在洗衣店里洗烫衣服。中国人的形象是留辫子,抽鸦片,迷信,好赌,怯懦的动物,白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大多数的小孩都会唱一首侮辱中国人的歌:

  Chink Chink, Chinaman, sitting on a rail,
  Along comes a white man and cuts off his tail...

  其实,那时在美国的华人都已经不留辫子了。

  但美国当然也有受过教育的人,知道中国有优秀的文化。<吾国与吾民>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大作用,而「若干浅识的西方人则知有林语堂而後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後知有中国灿烂的文化」。(中国时报社论,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不平凡的父亲给我们报名的时候,给我们取了古怪的名字。他不给我们取英文名字,因为他认为中国人不要有英文名字才好。但是我们的中文名字洋人叫起来不顺口,所以他给姐姐(乳名阿丽)取名Adet,我阿No变成Anor,而妹妹就叫Meimei。我非常不喜欢我的新名字,我多麽希望做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样样和别的小学生一样,我不愿意与众不同。但与众不同,好像是我们一家人的特徵。


  在美国,好像老小姐特别多。在觉民小学的先生都是二十多岁的,在这里的学校,老师们几乎清一色是老小姐。教五年级的吉凌翰小姐大概五十多岁,一张圆扁的脸,抹著白粉,金丝眼镜遮不住双眼下的两个大泡。红头发,灰黄的牙齿,若说我见到她时不怕是假的。

  班里有二十多个男女学生,大家好奇地看我,我猜想他们在想,「怎麽来了个中国学生?」我在想,「不知道他们讲的话我听得懂吗?」第一课是英文,教的是所有格符号的用法,如A boy's shoes.A girl's coat. 这个我在觉民三年级已经学过了。我松了口气。休息的时候,同学纷纷议论我,有个男孩索性跑到我面前,从头到脚把我看一遍,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怪兽。过几天,我们比较熟了,他们就问,你抽鸦片吗?中国人也会伤风吗?中国有桌椅吗?你是用敲鼓棍子吃饭的吗?你吃鸟巢吗?你为什麽没有裹足?你的眼睛为什麽不是向上翘的?中国有汽车吗?你为什麽不留辫子,你为什麽不戴碗帽?你为什麽不穿睡衣在路上走?我被他们问得好难过,回答也不好,不回答也不好,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我只好记住爸爸对我说的话「外国人的文化和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无论如何,在外国人面前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我决定快点学好英文,好为自己辩护。好在这个学校没有考第一名第二名那种制度,所以我虽然英文赶不上同学,却不觉得有上觉民小学时那种压力。

  学校里花样很多,不像在觉民,整天坐在教室里上课。在舞蹈班,学生要赤著脚,听音乐,「自我发挥」,我从来没有当众露过赤脚,很不自在。听了音乐也不觉得要发挥什麽,只好随便摆来摆去,表现很差。我最不喜欢的是上体育课,那些身材比我高大许多的女同学扔起球来,其力气之大我从没料到。她们叫我接球时,我感到好像一块石头向我飞来,我不但不接,索性蹲下来,整个人缩成一团,用手蒙著头不敢看。同学们有的骂我,有的笑。

  放学回家,我把从学校带回来的书给爸爸看,他在生字旁边用钢笔注明意思。吉凌翰小姐发现之後,怒目说,「从图书馆里借出去的书不许在里面写字,你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图书馆的书。「这些字是谁写的?」她又问。「是我父亲写的。」我低声说。她看了再看,大概没有发现什麽错误,便说,「以後不许再在公家的书里写字了!」我被她责怪,脸胀得通红。回家告诉爸爸,他倒不当一回事,一笑置之。

  后来我慢慢发现,吉凌翰小姐其实是个很慈祥的老师,她很照顾我,但是她嫌我在课堂里不发表意见,她所发的问题有时我明明知道答案,也不举手争著要回答。这和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有关,我们总觉得要含蓄一点才好。考试之後同学问我成绩如河,我总是弄虚地说,「不怎麽好。」虽然我的成绩还不错。「噢,太可惜,下次你会考得好一点。」好心的女同学会说。我觉得她们天真幼稚,我有一种被移植他乡苍凉无依的感触,很不能适应。

  我把在学校的种种感觉告诉爸爸。他解释说,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西洋人的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後,这从英文aggressive一字可以见到。这字是指「攻夺」、「侵伐」,看来似是不好的字面,但是洋人用起来倒是称赞某人的进取心。下次你考试成绩不错,不必谦虚,就向同学吹牛一番好了。

  下午三点就放学,父母亲带我们去中央公园,爸爸很起劲地教我们穿有轮溜冰鞋溜下小坡,就像他在上海教我们骑自行车一样。我们也在中央公园的人造湖上划船。我渐渐发现,美国人做事有许多和我们恰巧相反。我们划船时面向前,他们背向前。我们吃饭时最後一道是汤,他们先用汤。中国人爱吃鸡腿,他们以鸡胸为贵。我们写字从上至下,从右到左,他们的字横写,从左至右。我们说、写姓名时先姓後名,他们先名後姓,写信封地址我们先写国家,城市,街道,号码,才写收信人的姓名和称呼。他们完全相反。我们习惯晚上洗澡,他们早上冲凉。论一个少女好不好看,我们指脸,他们指身材。上绘画班时我画了主题之後不加什麽背景。老师说,你要填满纸头呀,不要留这麽多空白!原来她教的是西洋画,而我不知不觉受了国画影响。

  我交了几个比较斯文的女朋友,有时她们请我到她们家里去玩。她们大多数都在公寓里养狗,而且不断地和狗讲话,我觉得非常好笑。

  我们在所住的旧楼里也交了些朋友。有个肥胖的老太婆看见我们就自我介绍。「哈罗,我是阿当太太,你们是那里人?」

  「我们是中国人,」妈妈说。

  「太好了,」阿当太太说,「我热爱中国人!我家里就住了个北京人,叫做宋先生。他现在上学去了,下午请你们过来喝茶,他会很高兴遇见你们。他很想家。我是尽量使他适应这里的生活,我从中国餐馆买春卷回来给他吃,但是那一定没有中国人家里做的好吃。」

  我暗笑。美国人以为中国人每餐都吃春卷,因为他们到中国餐馆一定叫春卷。

  「那麽以後请你和宋先生过来尝尝我烧的中国菜,」妈妈客气地说。

  「宋先生一定会很高兴,」阿当太太说,「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才可怜呢,他是个无家可归的北京人,瘦得简直是皮包骨,全身是跳蚤。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指导我要给他吃什麽滋补的食品,我细心照顾他,慢慢才把他养好。现在他是个英俊的青年,明眸皓齿,精力充沛,非常淘气。」

  「他住在你家有多久了?」妈妈问。

  「一年了。我承认,我宠坏他了。他当然有自己的床,但是我一灭灯,他就跳到我床上,钻到我身边,呵呵呵,太热情了!」

  我们都不敢露出什麽表情。阿当太太大概看出我们尴尬的样子,脸上堆起胭腆的笑容解释说,「自从阿当先生撒手人间,我感到很寂寞,宋先生帮我打发时间。」

  「宋先生上什麽学校呀?」妈妈快点打岔说。

  「训练班。他有许多规矩要学。第一是绝对服从我。好吧,下午四点来我家喝茶!」

  回家,爸爸说,「一定是个断了官费的留学生,三日不吃饭,什麽事都敢干,变成老太婆养的面首。这无耻的家伙!下午我不去!」

  妈妈说,「去是要去的,大家是邻居,迟早会见面。」

  下午四点,我们一按门铃,阿当太太就开门。
  「欢迎,欢迎!宋先生已经回来了!」

  她引我们到客厅坐下,便高声唤呼,「宋先生,客人来了!」
  宋先生摇摇摆摆地跑来,龟壳脸,眼睛发出金色的光,宽大的耳朵,内陷的鼻子,披著一身杏黄色的长毛。

  「宝贝,来到妈妈的怀抱!」阿当太太说,敞开双臂,宋先生一跃跃到她的怀里。「妈妈的宝贝!对客人说哈罗!」

  「汪汪!」宋先生向我们吠。

  我们几乎笑破了肚皮。阿当太太端出茶点招待我们,宋先生也有他的一份奶油蛋糕。

  「狗爱啃骨头,」爸爸笑完之後说,「你给宋先生骨头啃吗?」

  「不,我怕骨头哽住他的喉咙,不给他。但我给他一根牛皮做的骨头啃,那比较安全。」阿当太太又告诉我们,她不要宋先生交女朋友,所以把他阉了。

  回家之後我们又笑个不停。「这条狗命算是不错,」妈妈说,「在中国的狗吃什麽奶油蛋糕!」

  「可惜是个太监!」爸爸说。

  姐姐说「阿当太太把自己称为狗母,但是美国人骂人'狗养的'是最侮辱人的话,这怎麽解释?」

  爸爸说「在西方,狗的地位和中国的不同。对我们来说,狗是畜生。狗当然有狗的用处,打猎,看家,为盲人带路。像阿当太太那样养宋先生,那条狗已经失去狗性,实在可怜。」

  谁知过两天,我们在中央公园遇到阿当太太和宋先生。宋先生因为在草地上吃自己拉的屎,给阿当太太痛骂恶打。

  「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爸爸笑道,「看来宋先生还有点希望哩!」

  我们在美国最难适应的恐怕是吃的问题。无论是鱼是肉,美国人不吃皮,不啃骨头,最好把什麽郁切成一块四方的「排」。鱼都去头去尾,去皮去骨,剩下的鱼排听说还经过水冲消毒,一点味道都没有。

  感恩节,阿当太太请我们到她家吃火鸡。爸爸听说要吃火鸡就叫苦,火鸡肉又粗又老,实在没有什麽吃头。但是妈妈说,我们要入乡随俗,吃吃美国人的感恩节大餐,看看是什麽样子。我们中午去阿当太太的公寓。她在厨房里大忙特忙,搅番薯泥,拌生菜沙拉,爸爸都看在眼里,原来他是不折不扣的炎黄子孙,不吃生菜,不吃番薯,不吃三明治,每餐必饭或面。阿当太太打开烤箱的门,拉出一个大火鸡。在它身上插一根探热针。

  「怎麽,火鸡生病了?」爸爸问。

  「一百二十度,不行,」阿当太太说,又把火鸡推进烤箱。

  「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爸爸小声对我们说。然而阿当太太仍然死鸡作活鸡医,不久又把火鸡拉出来给它试热。「一百八十度!」她宣布 ,「好了!」她一下淋热油,一下淋汤汁,火炉冒出大烟。终於,她把火鸡搬到盘子上。

  「不必再试体温啦?」爸爸说。

  「不必了,一百八十度表示它熟了,」阿当太太说。

  原来如此!

  阿当太太站著,手持长刀开始切火鸡,分来两片乾巴巴的白肉。我们已经知道洋人以鸡胸为贵,我们却爱吃鸡腿,所以没有觉得奇怪。只见阿当太太从鸭鸡腹里掏出一团团的湿面包。爸爸用叉子在面包团里乱戳。

  「你在找什麽呀?」阿当太太问。

  「鸡腰。」

  「鸡是没有腰的,」阿当太太说。

  「我是指睾丸,美其名为鸡腰。」爸爸说,「中国人一盘蘑菇炒鸡腰,是再好吃没有的了。」

  「那东西是没有的,」阿当太太说,「火鸡买回来时是乾净的。」她有点生气了。

  「何谓乾净,何谓脏,见仁见智,」爸爸说,「我在三番市渔人码头看见人卖煮熟的大螃蟹,问,'螃蟹里有蟹黄吗?'答.'没有。这些螃蟹是乾净的。'我真的看见他们用水管把蟹黄冲洗掉。那是我来美之後的一大震撼。」

  阿当太太以後再也没有请我们吃饭。

  回家之後,爸爸说:「我肚子饿。我想吃红烧猪脚,炒腰花,砂锅鱼头。」

  「那要到唐人街去买了,」妈妈说,「在美国连猫都不吃鱼。」

  这次我们真的要在异域建立厦门基地了。我们到唐人街买香菇、虾米、金针、木耳等等。这些在国内很普通的乾料突然变得很宝贵。妈妈和舜姊做炒米粉、菜饭、蒸螃蟹、炖鳗鱼汤,但是吃稀饭时少了一样东西--肉松。到唐人街去买回来,那东西怎麽能和廖家的极品相比?

  终於有一天,母亲和舜姊做起肉松来。她们花了整天功夫,切肉去皮去筋,用文火慢慢地烧,慢慢地炒,炒得满屋香味,炒得母亲和舜姊满头汗水!脸上却浮起可爱的微笑。那锅肉松香脆无比,我们都说,和厦门外公家里做的一样好吃。母亲和舜姊都点头表示同意,眼睛里露出难得的骄傲的光辉,非常好看。那肉松是寥家一代接一代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老宗是北方人,挂面、包饺子是他的拿手。他也做道地的北京炸酱面。没有什麽比家乡味能减轻乡愁。

  住在外国的中国人,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可以不识中国字,不讲中国话,不清楚孙中山是何许人,但是人人都吃中国饭,那是最容易吸收的中国文化。如今有许多国家排华,逼中国人改姓,禁止用汉字,但却不能禁止中国人吃中国饭。

  後来我们慢慢学到,招待外国人时,不要给他们吃我们爱吃的中国菜。有一次我请同学回家吃午饭,妈妈做了一盘油爆虾。同学看见了说,「咦?我不知道虾有头!」她不吃。有皮有骨有壳有头的东西都不要给他们吃。鱼头、鱼腩、猪脚、凤爪又便宜又好吃,留著我们自己享受吧!



  12。 <课儿小记>


  我跟爸爸学中文的漫长日子,就在这时候开始。放学之後以及周末,他都在教姐姐和我读书。他在<课儿小记>一文这麽说:(节录)

  诸儿入学学不到中文。我开始和诸儿读书。

  和诸儿读书是对的,教字不如和字好。所读者何不要紧,要在如何读法。要
  教如何读法,只好和他们读。如何吸收字句,如何细揣字义,如何随便删略不读,
  字义不识,字音不敢断定,知何检阅字典......因为我不对诸儿说康熙字典的字我
  都认识,或是说新字典各字的音读,及京音中入声字的分配,我是全知的上帝。
  连成吉斯汗何时入主中原,拿破仑死於何年,我都说不知道并且告诉她们学校
  教员也不记得。她们不等我说,她们也知道教员是教到那课,看书才记得的,阅
  卷时有时还要翻书对一对一一总而言之,我不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是既然大家不
  知道,只好大家去找。哪里去找?这学问就来了。她们知道有「历代名人士卒年
  表」,有「世界大事表」,有「辞源」,更浅的有「学生词典」。更要紧的是叫她们
  养成音义弄精确,纲领弄清楚的习惯。拿破仑死於一八一二或一八一五都不要紧,
  大概他十八世纪末叶及十九世纪初叶大闹欧洲这要弄清楚。宋而元而明这个顺
  序是要弄清楚的。平仄四声也是近来才教的,她们在上海念了五六年书还没人
  教她们平上去入。最要紧,还在指出书中的趣味,尝尝读书的快乐。

  教什麽呢?笑话得很,一点没有定规。今天英文,明天中文,今天唐诗,明
  天聊斋--今古奇观,宇宙风,冰莹自传,沈从文自传,当天报纸!忽讲历史,
  忽讲美国大选总统,忽讲书法,都没一定。她们各人带来学校规定课本。几种给
  我束之高阁。一本薄薄的地理,叫她们地图看清楚,馀者我担保回国临时要考
  时,念两天可及格;此刻念那时也必忘掉,省出多少时间来念有用的书。而且
  看电影上各地风景就是念地理。我的意思是每天一小时和她们讲学问,瞎讲,
  乱讲,元曲也念一点,琵琶行也已念过,李白的诗是按天抄写几首。她们喜欢就
  选读不喜欢就拉倒--但是如果喜欢就是心中真正的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好学」之「好」就是将来一切学问的泉源。下半天是自由读书,随她们去看小
  说,宇宙风,西风。

  我是落伍的。教她们选读「五种遗规」。内中如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白
  居易「燕诗示刘叟」,陆放翁「过林黄中食柑子有感」,朱子「治家格言」,吕新吾
  「好人歌」都亲切有味,文字易明。做人道理也在里头,把做人与读书混为一谈。
  连「教女遗规」也教的,她们才知古代对女子的态度是如何。好坏,都可尽量
  批判。古文我最喜欢「虞初新志」及「文致」二书所选,因得其「致」便知其
  味,不至开卷昏昏。

  庄子与西厢同等看待。韩文与宇宙风同等看待,而且在我看来,宁可少读韩
  文,不可少读现代通行文章。教小儿读书不应离其思想见解知识太远。读通行
  杂志文进步易,读古文进步难。临名帖得益迟,临朋友来往书札得益速。你们几
  位朋友来信,不知几通已让小儿抄写了。凡物取其近则易明易晓。此理常人少知
  之者,而教育之失败常在此。而且书札到底是真迹,名帖怎样好也已失真,失真
  则神气不足,反不加平常张君李君一通手札来得活现。

  英文不教名家作品,只同她们念晚报上罗斯福总统夫人每日纪录(My Day,
  by Eleanor Roosevelt)--下流得很,平凡得很。所谈无非早晨会什麽客,下午到
  哪儿是赴会,家常琐屑,天气晴雨,一点也没有高论,一点也没有妙语。例如今日
  叫她们背诵之句是「车站人站的那么多,火车将开时,罗斯福只得请大家退几步
  恐怕车开时有人碰伤」及「小孩都在窗外探头」。这有什麽文学价值?一点也没
  有。但是如此英文基础会念好的,我叫她们把这整句的意思试用英文讲出来,
  讲不出来再看书,看後再试讲,讲到全句顺口为限。一点也没有分数,没有甲乙
  丙丁。余者出门,走路,看戏,也乱看乱学,文学乎?不文学也。她们所学的不
  是文学而是文学所取材之人生。不杷读书时间与不读书时间分开,也是我的目
  的。宇宙就是一本大书,让她们去念。

  作文题目没有救国论,「资本制裁」 (此语曾见於商务所编小学公民读本),
  「自强不息」(上海某小学作文题目)。她们只写日记,一日一篇,范围绝对自由
  --叙事,游记,议论,私见,回忆,抒情,描写会话,刻绘人物,都可包入,
  都无限制。奇怪!成绩比学校所教的好。何以故?「真」字而已。今日小学作文
  写出来何以都是假小儿语?「然而天天玩耍,不顾学业,那麽空费光阴,岂不可
  惜麽?」这种千篇一律的陈腐假小儿语由何而来?由教科书来。教科书是大人写
  假小儿语来给真小孩读的,所以真小孩只好学大人的假小儿语,整个抄入文章里
  去。上段所引,即见於世界书局学生新尺牍。其给我的印象颇似厦门真正中国教
  士祷告时学讲西洋教士的假厦门话,而自命风流。

  读者大约以为我发痴了。否则以为林某好发怪论。一国之中,不少教育专家,
  教育官长,专门委员,积多年之经验,与专科之知识,始定出今日学制来。子何
  人也?而独持异议!不是教育专家发疯,便是林某发疯。林某疯不疯,无从断定。
  世上疯人疯事是那么多,智愚者不肖,也无大差别。林某前日见纽约报载恩斯坦
  之教育意见与己见相同,而乐与恩斯坦同跻疯人之列,恩斯坦十月十五日在纽约
  省大学高等教育纪念十周之演说词曰:

  「人生及学校工作之最要动机在於工作之快乐,及知道这工作在社会之价值。
  依我看来学校最要的工作,在於启发巩固青年这种的灵机。
  「这种学校对於教师期望他是此业中的一位艺术家。这种教师应当享有教材
  选择及教授方法的尽量自由。因为教师也是一样的,受外来的拘束压力就失了他
  工作的快乐。
  「我要反对一种观念,说学校须直接教学生将来应世有用的知识及各种艺能。
  应世不是那麽简单,可以由学校的专科训练学得来的。(林按:试将社会某成功者
  加以研究,而分析其成功之要素,有几样是专科训练所训练出来的?)
  「此外,我认为将一个个人作一架死机械看待是应加以反对的。
  「学堂的宗旨,应当是期望青年离校时成个调和的人格harmonious personality,
  而不是个「专家」。在某种方面,我想就是预备专门职业的学校也应如此。
  「所最要的目标,不是学得专科知识,而是明辨是非及独立思想的普通能力。
  「如果青年由步行体操训练他的肌肉与耐力,他便能做以后任何劳力的工作。
  心灵技巧的训练也是如此。
  「所以某滑稽家的名言是不错的。「教育者,学校所习尽数送还先生以後之余
  剩也。」"Education is that which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in school."(见十月十六日纽约泰晤士报)

  十月廿日於纽约 <宇宙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父亲对我们寄望很大,现在回想,在他跟我们讲学问的时候,我时常心不在焉,他的话我全没有听进去,实在辜负他的用心。其实,在放学之後再上中文课是很辛苦的,遇到生字要查字典,把意思和发音抄在薄子里。妈妈在杂货店买菜,用店里送的礼券换来一套烘饼乾的工具,我宁愿和姐姐一起做甜饼,也不想在字典里查生字,但是如果我没有把功课做好,爸爸会满脸不高兴,那比他骂我还厉害,下次我不敢贪玩了。有时,他也会嫌姐姐在做白日梦。我想,这怎麽办?我们姐妹俩起码要有一个人好好的听爸爸讲学问才对得起他。我似乎觉得,我是为爸爸而攻读中文的,不是为自己。现在想来,如果我认识几个汉字,一部分也许是由於我对爸爸这个大人怀了一点稚气的怜悯之心。


  13。欧洲之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以为夺取河北,占领北平、天津之後,中国势必屈服。没料到中国决定另辟战场,全面抗战。上海是通商巨埠,日军不多。蒋委员长决定先在这里作战。全中国响应委员长的呼唤,站起来抵抗日本。

  "新中国"诞生了。

  <纽约时报>请父亲写文章,阐释中日战争的背景,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请父亲去华盛顿,向美国人讲中国的立场。

  八月廿九日,<时代周刊>载他作<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吾国与吾民>这时印第十三版,原书最末一章,本来是针对中国社会积习而呼吁改革的诤言。现在情形大变,父亲写了长八十页的第十章,名<中日战争之我见>,解释中国百年来,一方面固然吸收西方的文化和科学,一方面却被西方及强邻侵占,不得已被迫成为一个新中国的由来。他说,卢沟桥的战火促使中国终於统一,决心抵抗敌人。

  上海大战,父母亲与亲友失去联络,等他们再得消息时,知道自从一九三二年与三伯开始编纂的中文词典,已编好的五十二册都被炮火焚毁。三伯南下,<宇宙风>於翌年五月在广州复刊。二伯一家人仍然在上海,大叔一家人逃到马尼拉。廖家的人仍然在厦门,妈妈很挂念他们,如果收到信说大家平安,她就放心几天。

  十一月,上海撤守,政府迁重庆。十二月日军陷南京。上海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日军的残暴行为使全世界大为震惊。但是正如父亲所料,美国虽然同情中国,每每唱「国际友谊」的高调,但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会保持疏远的态度,以免卷入纠纷。这时我方新闻工作人士努力搞宣传工作,四处奔走,声嘶力竭,在报上也争不到三五行的篇幅。父亲在北平沦陷、南京大屠杀的关头,写了<双城记>一文,<纽约时报>用显著的标题发表,令在美国的中国人兴奋鼓舞。

  父亲这时进退两难。他为一家人买的来回船票期限一年,不能延长。本来,父母亲打算回国之後,在北平买一幢房子住下来。现在,谁也不知道战争什麽时候才会结束。

  没想到父亲的新作"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被美国「每月读书会」(Book-of-the-Month Club)选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特别推荐的书。这个拥有数十万会员的读书会以廉价向会员推销书籍,会员收到邮购的宣传品,有买或不买的自由。一本书一中选,在市面上的销路必定也很好,因为读书会的宣传力很强。被「每月读书会」选中,有点像中马票,也有点像中状元。记得那天下午约四点钟,华尔希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爸爸时,他高兴得双足乱跺,狂叫起来。

  虽然<生活的艺术>成为畅销书的机会很大,在一九三七年底,父亲想想他的经

  济惰况,决定还是应该谨慎一点,要减缩开支。他想找个安静的小镇住,一方面可以节省开支,一方面可以专心著作。於是父母亲决定於一九三八年初到欧洲小住。那时我在读六年级,本来在夏天可以小学毕业,很不愿意走。

  对我来说,小学毕业是很重要的。我辛苦地攻读英文,功课已经能够跟上同学,我也不像以前那麽害羞。六年级的老师蒲林顿小姐的面貌比吉凌翰小姐更加威严,她大概六十多岁,白发苍苍,四方脸,浓眉大鼻,身材粗壮。但我不再怕美国老太婆了。蒲林顿小姐对我特别好。她对我说,在班里应该多讲话,举手发问题,意见与众不同没有关系,讲错话也不要紧,因为大家在一起学习。我很喜欢那没有竞争的学习方式。蒲林顿小姐对同学说,班里有个中国孩子,我们应该向她学一点中国文化。她要我在课堂里的一副屏风上写中国字。我问爸爸写什麽好。他说,写:

  礼乐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我写了之後,将对联的意思勉为其难地向同学解释一番。

  我们在读狄肯斯的小说,有许多生字,蒲小姐在休息的时候特别为我解释。我也学到,美同人如果有什麽纠纷,不必争论,依法解决好了。比方说,两辆汽车相碰,要是在上海的话,两个司机会从车子跑出来脸红耳赤对骂。美国人则彼此交换身分证和保险公司的名字,由律师去处理,因为这是有法律保障的社会。但是法律也可能被歪曲,被滥用。据说有个美国人到中国餐馆里叫了一客八宝饭。但在八宝饭里他只数得七宝:莲子、葡萄乾、红枣、冬瓜糖、桔子饼、樱桃和豆沙,他就和餐馆打官司。但是打输了,因为饭馆老板说,糯米饭也是一宝,那不就是八宝饭了吗?我听了觉得非常有趣。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我在慢慢地学。比方说,两个人辩论一件事,可以争得七窍生烟,但辩论完了之後,两个仍然是朋友。夫妇闹翻,离婚之後,也可以做朋友。对我来说,这都是新奇的。但是,我们又要搬家了。

  我依依不舍地与蒲小姐和同学道别。蒲小姐也舍不得我走。本来只差几个月就可以毕业的,我却又一次带着学校的课本上船,心想,不知道什麽时候才回来。我来美国之後的努力好像完全付之东流。但小学毕业在爸爸眼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求求他等我毕业才走好不好。但是没有用。在船上,我翻看狄肯斯的小说,心里在想,同学们这星期不知道读到那里?我很想念学校,尤其是蒲林顿小姐。我们乘的意大利轮船叫做S.S.Conte de Savoia. 船上的告示都是用英文和意文写的,我发现意文每个字最後的字母都是母音,觉得很稀奇,在船上写信给蒲小姐,问她知不知道。

  船颠箕得很厉害,我们晕船,又因为时差,往往睡到中午才起床,吃过午饭,便觉得好一点。吃饭时我们一家分成两队。爸爸是吃牛肉队长,妈妈是吃青菜队长,两人争取我们做队员。爸爸游说我们道,"吃肉的人脸有血色,吃青菜的人脸是青色!"我们都笑个不停。

  在船上过了六天,最後一夜船颠箕得很厉害,舱房的门开了又自动打开,把椅子挡住也没有用。姐姐呕吐,我和衣睡在碌架床上层,很怕摔下来。

  第二天,海平如镜。我们到了那波利。我们去参观二千年前被火山溶岩淹没的古城旁贝和维苏威火山。进了城门便有个古物院,里面有古代器物和当时被熔岩淹没的人身,已经变成石头,城中街道庙宇和房屋院落样样保存原来的样子,我觉得那二千年前的小城和中国乡村没有多大分别。午餐後,我们便坐车子上火山,天气乍晴乍雨,远处山顶都被云雾遮住。汽车开了十几分钟便不能再向前开了,我们下车,由一个向导带我们向前走。路很狭隘,一个人可以勉强走过。形势极险,不小心便会堕入五里雾中。山越高,雾越浓,积雪越厚。妈妈和向导走在前面,姐姐和我一起走,我因为怕跌倒,所以要她走在外面,自己靠里边走。爸爸抱著妹妹跟在後面。浓云密罩,山风又猛,有时看不见走在前面的妈妈,我们只好前呼後应地喊叫。这样走了半小时之後,忽然听见远处哄哄的声音,如狮吼,如浪涛,令人惊心动魄。声音越来越大,问向导,才知是火山里熔质激荡的声音。向导说,不要怕,向前走几分钟就到山顶。火山肚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每五分钟哗的一声,那声音正像夜间海浪击石一般。我心里好怕,但没有办法,只有向前走。

  走到山顶,便有七八个专门引路入火山口的村老拥上来,七口八嘴不知道说些什麽,总之是抢生意,要带我们下火山口。我们踌躇不能决定,我的腿已经走酸了,但是爸爸说,既然来了,不如去看看。他向那些村老一点头,他们便过来,一人拉住一人向前走。进了山口,顿时觉得温暖起来,脚下是崎岖不平的硬化熔岩,一条一条像大蛇一般,又如火烧过的大绳子,也像蒸软了的年糕,车歪西倒,好像在流程中骤然凝固了似的,隙缝中还有水气冒出。有两个村老拉著妈妈走,他们走得很快,有时还要跳过熔岩。爸爸叫他们走慢一点,他们都不肯听。山肚里声音越来越大,有个人背着妹妹走,她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听见哄的一声,像雷鸣,大家说不要再走了,但那些村老哪里肯听,一直向前走,一直走到离冒火的地方只有十几尺才停下来。我们看那红色的熔岩滚滚地流下来,流了几尺便凝住,渐渐变成黑色。我越看越怕,一阵阵的大雷声从地中深处发出。爸爸等大家定一定神,又向前走几步。妈妈大叫「小心呀!不要再走啦!」那时我踏在一层极薄的黑熔岩上,下面是红色的熔岩。有两个人还在那里做生意,向我们要了硬币,用长又捡起一块熔岩,把硬币按在中央,做了个纪念品。

  妈妈催我们快走,走出火山口好像很快,不一会儿就到火山口外,顺路下山,我们还是神魂不定,走到停车的地方,大家才觉得心神安定,又回到人间。我们的鞋底都烧焦了,妈妈姐姐的腿也擦伤了。回到饭店,我们洗澡之後大吃一顿意大利面。妈妈说,在火山口里时,她觉得如果要死,起码大家死在一起。上床之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要把今天的经验写下来才好。

  我们在法国南部近意大利边境的小镇蒙顿住下来。我们三姐妹不懂法文,只好在家里自修中文。英文当然也不要忘记,爸爸说,要看书,有一本字典在手,什麽问题都解决了。在这小镇住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却又搬去巴黎居住,因为妈妈觉得住小镇生活大冷静。她变得很忧郁,每天下午都哭。我们都难以适应新环境,只有爸爸不然,他说他是「世界公民」,在哪里都住习惯。

  在巴黎我们入了个专门教外国学生法文的学校。哎唷我的天呀!我入美国学校的时候起码懂一点点英文。我一句法语都不懂。法文文法复杂,动词时态变化多端,搞得我一头雾水。班里学生的法文程度不同,我们读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对我来说实在太深,好像整个学期才念了一章。说法国话也好难,好不容易学会英语th 的发音,现在要学法国人从喉咙发出的「r」声,好像要从喉咙吊起一口痰来,怎麽练都练不好,却唾液四溅。

  在学校也上英文课,读吉蒲林的<森林故事>,我对书里那个印度男童在森林里的遭遇一点兴趣都没有,在学校里闷得发慌。放学回家还要上爸爸的中文课,有时觉得爸爸逼我逼得太紧。那时我真是三不通,中英法文皆不通。

  爸爸总是对我们讲中国历史,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我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为什麽教历史不从近代史教起,逐渐追溯到从前,这样或许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最花时间的是写日记。爸爸鼓励我们写作,他说,想到什麽就写什麽,千万不可像小学生作文,写假话给先生看,例如「天天玩耍,下顾学业,浪费光阴,岂不可惜?」那是他在一本学生尺牍里读到的句子,使他捧腹大笑。他说,无论写什麽东西,最要紧是个「真」字。

  有一天,我发现我写的一篇游记<探火山口>,描写我们到意大利维苏威火山之旅行,居然由父亲寄到上海西风社,在西风月刊发表了!看见我那歪来歪去像胡桃般的字,变成一行行整齐的铅字,像煞有介事地印在那份神气的杂志里,封面上居然还有我的名字,列在别的作家的名字之间,我心头狂跳,脸孔发热,好像自己没有穿好衣裳被人发现似的。我摸摸那橙黄色的封面,翻看别人的文章,假装偶尔发现自己的作品,然後认认真真地,当它是别人写的文章,从头到底仔细看一遍,发现不必过分为它难为情,高兴得几乎要叫起来。

  我上瘾了。我染上了发表欲。从此就想成为作家。我发奋攻读中文,就在那时开始。

  但是姐姐和我发现,不平凡的爸爸也把我们所作的英文日记送给庄台出版公司的华尔希先生和赛珍珠女士看,而他们决定将之出版,书名是<吾家>,把我们所写的日记,包括许多英文错误,原封不动地印出来。这使我到现在都觉得惭愧不已。爸爸却觉得我们的日记写得天真可爱。书出版之後,居然销路也不错。那是因为是「林语堂的女儿」写的,而爸爸那时是文坛大红人。他的<生活的艺术>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历五十二个星期。我们每星期收到时报的书评周刊便先翻到畅销书排行榜那一页,看看<生活的艺术>是不是还在第一名。如果是的话,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本书的成功奠定了父亲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在六十年之後的今天,<生活的艺术>仍然有销路。尤其在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後,父亲的书在大陆禁止三十年之後又可以出版,而「林语堂热」在没有宣传没有组织的倡导的情况下,自动产生。今年在美国,莫罗公司也再出版<生活的艺术>,而许多外文版也不断再版。

  我们在巴黎住下之後,发现法国人和美国人很不相同。美国女人都带点男子气,处处倔强,不肯示弱於男子。法国女人比较温柔,像中国女人。法国人似乎生性比较柔缓,午饭可以从容不迫地吃一两小时,坐在露天咖啡馆一面吃一面看人,不像在美国,买一个热狗一瓶可乐,五分钟便解决午饭的「问题」。我们到了法国,才知道西餐也可以是好吃的,在菜场卖的鸡鸭有头有爪有内脏,法国人像我们,什麽都吃。

  巴黎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在赛纳河边有人垂竿钓鱼,还有旧书摊,我们在那里消磨不少时间。巴黎也有许多天主教堂,里面很暗,只点著洋腊,阴森森的,沿著墙边总有许多古人的石椁,他们的雕刻像睡在石墩上,令人见之毛骨悚然,我和妹妹都不要看,总急急要走到外西阳光下。走下许多石阶时,爸爸说,「我们爬上来时每人一定瘦了半磅,现在走下去,每人会胖回半磅,对不对?」

  「不对,不对!」我们说,却想不出道理来,要等爸爸解释之後才明白。那种天真无邪美好的日子,如今回味,不觉又悟到爸爸对我们的爱心。爸爸有超人的精神,对什麽都起劲,大事小事,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他倜傥不群,觉得我们什麽都应该看看。在法国国庆日,他带我们去一个叫做「地狱」的娱乐场。那门面装饰得像个大嘴巴,上下两排大牙齿好像要把人吞噬下去。进去之後,有个「鬼」替人算命,墙上装著会动的响尾蛇,发出嘎嘎的声音来吓人。楼上是一间黑暗的房间,有个男人在弹钢琴。突然之间,舞台上的灯光亮了,只见三个一丝不挂的女人站在台上被「火」烧著。台上出现越来越多赤裸裸的女郎。然後司仪请观众中一个女人走上台去。突然之间,那女人只穿著内衣裤,并且在台上扭来扭去,据说那是镜子造成的效果。这显然不是小孩子观看的表演,我们却在那里看到午夜才回家。

  我看了这种表演只觉得稀奇罢了,没有什麽。後来在美国,爸爸也带我们去百老汇的戏院看大名鼎鼎的脱衣舞娘李玫瑰(Gypsy Rose Lee)的表演,他觉得李小姐的脱衣舞术很有艺术,并不猥亵,然而我仍然是个戆囝仔,根本不晓得什麽是艺术什麽是猥亵。

  一九二八年冬天,我们去瑞士游玩,从莫脱(Montreux)坐电动缆车上山到柯欧(Caux)去玩雪,上面是险崖,下面的镇子变得越来越小,到了柯欧,在蒙蒙的雾中看见山峰层叠,都盖著白雪,其美无比。我们租了四架滑雪车,跑到山坡路上,双亲各一架,姐姐和妹妹一架,我自己一架,大家喊一声「走!」就从山坡滑下,坐在车上,一脚跨一边,前呼後叫,一直滑下去。两边是高山,有时听见潺潺水声,雪光灿然,有时睁不开眼睛,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滑下去,好玩极了。想再来一次,只好拉著滑雪车爬上山。我说,山路两边的积雪有三尺高,姊姊说,大概两尺七,不知道为什麽她总爱打折扣,我如果说三尺半,她一定会说三尺,我说她就是个爱打折扣,她说我爱夸张,我不承认,很生气。

  从来我们去圣磨栗子(St. Moritz)也坐缆车上山,租滑雪车滑到山下,路边有冰墙,有时不小心会碰到,但是不痛。爸爸要姐姐和我学滑冰,租了三双滑冰鞋。他在北平时已经学会滑冰,姐姐和我在冰场摇摆了一个早晨,下午去看世界第一号滑冰名手演艺,看她往来如意,毫不吃力,但她也不免摔了一跤!那天是除夕,我们去看戏,回旅馆时已经十一点。爸爸说要等到过了年才上床睡觉。在十二点钟时,旅馆的人把电灯关掉,打锣十二次。一九三九年了!民国二十八年了!我十三岁了!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在那里?元旦,阳光在积雪上,闪耀生辉,真有新年的景象。姐姐和我请求父母再上山滑雪一次,因为明天我们要回巴黎了。这次我们是在月光赏雪,大约下午五点坐缆车上山,明月照著白雪,灰云衬黑天,远远辽望山下灯光,好像是小人国。背後听见狗叫,毛雪细细的下,好像鹅毛在空中飘浮,那景象实在太美了。人叫一声,四面环山反响。下山之後,月光照在雪路上,在树梢上轻敷的雪,不堪我抓一把就融化了。地面像白茫茫的沙漠,我不禁又抓一把,松松的雪片握在手里,希望不要很快融掉。这是这次游行最不能忘怀的一夜。

  在过去一年,日军在北边已深入鲁南,在南边越过淮河,计划南北夹攻徐州。徐州东北台儿庄的攻守非常激烈,为时四星期。中国以四倍的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日军被歼十万六千人而撤退。另一方面,开封失守之後,武汉变成日本攻击目标。为截断武汉的对外交通,日本滥肆轰炸。武汉会战约三个月,是上海、徐州之後,中日的第三次大戟。

  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和「消耗战」,不在沿海、沿江地带决战,但是节节抵抗,消耗及吸引日本兵力,同时保持自己的战斗力,即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磁铁戟」,使日本欲罢不能。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他们以为三个月内即可使中国屈膝,但现在战事尚无了期。

  那时,欧洲的情况也很不稳定,德国强并奥国,夺取捷克苏台德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势将爆发。在巴黎,市政府分发沙袋给居民,以便受空袭时扑灭燃烧弹的火焰。政府召集後备军人的名单已经贴在马路电线杆上,我们住的房屋里就有个女仆的丈夫被徵召去了,我们听见他离家之前女仆和孩子的哭声。妈妈买了五十公斤米,几瓶油,以防万一食物来源断绝,也买了腊烛以防停电。

  爸爸认为,还是趁早回美国为妙。然而,突然之间,在慕尼黑会议,英、法、意签约,将捷克苏台德区让与德国。那是英首相张伯霖主张的姑息政策。这苟且偷安的办法,却使希特勒的野心更大。

  我们终於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从谢堡搭S.S.Aquitania号轮船回美国。


  14. 局外人


  我们初次到美国的时候,家里好像孤零零建立在美国的中国基地。这次回来,我们不知不觉已能和环境多多少少溶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大概是因为我已经会说英语,对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比较熟悉。我们在家里讲的话渐渐羼入英文字和词。我也学到美国俚语。

  父亲不叫father而叫pop,母亲不叫mother而叫mom,我觉得很滑稽。尤其是pop这个短促的声音,像软木塞拉出酒瓶时发出的声音。堂堂父亲大人,怎麽可以叫他pop?我也发现,如果舌头嫌说"Thank you!"麻烦,只须说"Q!"便可以,别人听不出我省略了第一个字。不想说"Okay"时,只说声"K"也行。

  爸爸说,你们要嘛说中国话,要嘛说英语,不要一句话里又有中文又有英文。这说来容易,却不容易做到。有些家庭根本不许孩子在家里说英语,连感叹词,如Oh!Wow! Gee! Gosh!都不许说,假如脱口而出,要重新说一遍,改口为啊唷!好哇!咦!我的天呀!爸爸倒没有这样坚持。

  我们在纽约市东边八十六街的一所公寓往下来,地方不大,但有旅馆一样的服务,女仆每天来打扫,换毛巾被单。我们三姐妹入附近有名的陶尔顿学校。校长柏克丝小姐在社交场合攀龙附凤,专门物色名家女儿入校。我们是免费学生,其他学生大多数出自极富裕的家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陶尔顿主张循序渐进教育,老师依照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教导她们。这种教育方法正中父亲下怀。(我曾经去找蒲林顿小姐,发现她已经退休,住到缅恩州去了。)

  我在中学一年级插班。上历史课,老师教美国内战的经过。啊?什麽美国内战呀?我根本没有听说过。我摆脱了<悲惨世界>和复杂的法文文法,现在头脑里却需要填满完全新的知识。还有十字军的历史,即中世纪时由基督教君主及欧洲人民所组成向回教地区进攻以图夺回圣地的远征军的历史。天呀!这和我有什麽关系!小孩子为什麽要听大人摆布,学这麽多无聊的事!

  教英文的是一位英国妇女,叫做陶恩斯小姐。她教我们读派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文章,我颇感兴趣,但是那英文对我来说是深一点。我倒喜欢上陶恩斯小姐的文法课,英文文法比法文文法容易得多。陶恩斯小姐四十多岁,她举止文雅,外貌清秀,性情有英国人的含蓄,同学们说,她少年时是个美人,曾经热爱一个男子,失恋之後,她心灰意冷以至放弃祖国,移民到美国教书。这故事是否真的我不知道。十几岁的女孩的想像力极丰富。我们都迷於<咆哮山庄>、<骄傲与偏见>、<简爱>等小说,和我最喜欢的<蝴蝶梦>。


  我在学校里交了个好朋友,叫做白尼丝。她父亲是医生,她在家里也排行老二,有姐姐和弟弟。白尼丝个子和我差不多一样高,深咖啡色头发,戴一副大眼镜。她和我一样,喜欢看书,喜欢上英文课。我们都不喜欢上体育课,而爱画图。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是冷眼旁观。白尼丝的姐姐在交男朋友,我们说那是她的荷尔蒙作祟。我们觉得人生是一出好戏,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被迫上舞台,因为我们在生理上还没有发育到对异性有兴趣的地步。我们的头脑却是非常清楚的,甚至比大人还清楚,因为我们是局外人。那麽,学校里表演戏剧的时候,我们哪里肯参与?我自告奋勇拉幕帘,白尼丝则画海报。同学们用蕃茄酱当血,演莎士比亚的戏剧,那蕃茄酱加上汗酸味道,实在令人呕心。但是他们演得很认真。有一两位日後竟然上了百老汇的戏台。

  我们是电影迷。星期五下午没有课,我们就在附近的药房吃三明治,然後去看电影,一张入门票可以看两部电影,电影无论多坏,我们还是看下去,以「怎麽可以壤到这个地步」的心理看到底。我们讨论哪个女明星最美。白尼丝觉得<乱世佳人>的女主角李薇芬最美。我则羡慕葛丽泰.嘉宝那张瘦削的像希腊女神般的脸,和她无论

  遇到什麽局面都能保持神凝色定的样子。我的毛病是,无论喜怒哀乐,我的感情全披露在脸上。我是一张圆脸,我对著镜子吸入双颊,把头发梳得像嘉宝一样,斜斜地盖著脸的一边,把眼睛眯成小缝,装出世故的样子,但是一点也不像她。嘉宝去那里都被影迷新闻记者追踪,她用瑞典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名言:"I vant to be alone."我对著镜子这麽说,然後破口大笑。

  我们也看电影杂志,对好莱坞明星的私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谁在夜总会里喝醉酒打人,哪个男星被某女人控告是她的婴儿的父亲,谁在闹第五次离婚,什麽腓闻丑事我们都读得津津有味。人生是舞台,我後来发现这句话并不是我第一人想到的。我们对在百老汇上演的戏也很注意,哪个名演员在演那个剧作家的话剧我们都了如指掌,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看话剧,因为门票很贵。

  纽约市是美国文艺界人才会萃的地方,画家、演员、歌手、舞蹈者等无不梦想在这里登台表演或举行展览会。有地位的出版公司也多数在这里。笔重千钧的书评家的书评可以使新作家一举成名,也可以使他陷於绝境。这批人才都自命不凡,是超群出众,才高学广的艺人高士,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以能够正确念出非盎格鲁撒克逊的姓名自豪。白尼丝和我对这些星光灿灿的文艺界顶尖人物极为仰慕。有时我会平淡地告诉她,父母亲出席什麽宴会,遇到什麽名人,被邀看什麽戏,我们都羡慕不已。爸爸那时是大红人,是社交场合的宠儿。他所著<京华烟云>,继<生活的艺术>之後,再次被「每月读书会」选中,成为特别推销书。

  我家有个习置,那便是在周末在第五大道散步,看书店的窗柜里摆著多少本爸爸所作的书,有时也走进书店看书架上有几本。爸爸从不露自己的身分,但妈妈偶然会指著爸爸说,「诺,他就是林语堂!」店员和顾客会都围过来,爸爸也乐得在他的书上为他们签名。我则难为情得快点走出书店。不过爸爸说,他的读者看见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们以为这位东方哲学家一定是位须眉皆白的老人。

  爸爸收到的信件很多,每天可以有四、五十封,很多是崇拜他的读者写的。他没有时间看,就叫我先看,发现特别有趣的才给他看。我也替他回信,有时他口述,我打字,他总是口述得头头是道,标点符号、另起段,什麽都讲得清清楚楚。

  不用说,爸爸在百忙之中也抽空教我们中文,并且要我们练习书法。他和徐悲鸿有许多通信,因为悲鸿希望爸爸协助他来美国举行画展,也寄了许多画给爸爸,我很喜欢悲鸿的字,爸爸就叫我临摹。至於悲鸿的画,因为收到许多,有的被我乱塞在抽屉里,弄脏了,真是踏蹋!但是有一张是悲鸿送给我的,他题了款。这张画我保存得很好,现在还挂在我家墙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并吞捷克,夺回默麦尔,德苏订互不侵犯条约,德意成立轴心同盟,德攻波兰,苏俄侵芬兰,而德俄瓜分波兰。

  在国内,日本空军对後方的轰炸,远及於兰州、西安、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那年五月,重庆市区被炸大火,精华付之一炬,死者四千馀人,市民二十多万紧急向乡间疏散,但是我国对日长期作战早已有预备。七七事变後,政府立即筹备迁移上海地区的工厂--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制造工业。八一三战起之後,敌机不断轰炸,长江、铁路交通拥挤,人们多用木船经内河向上游输送机器和材料,先至武汉,再西移鄂西、四川,南移湖南,北移陕西。许多大学也已迁移到内地,政府也在後方开办不少一等学校。

  向後方迁徙的人约在一千万以上,包括偷过日本封锁线的知识青年,和一般老百姓。他们有的受政府救济,有的自己想办法,冒著腥风血雨,到後方垦辟荒地,开筑道路,加入军队或做小生意。

  这时,被日本侵扰的地区北起察哈尔、绥远,南至广东,东至上海,西抵武汉,包括长城内外,东南多省及长江下游,俱属中国精华地区。但是日军只能勉强控制城镇及水陆交通线,却控制不了乡村。中国政府不只仍统有西北、西南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部,军队撤退後,会留一些人在沦陷区,教导人民从事游击战。

  父亲认为,该是回国的时候了。


  15。可怕的月光


  搬家,我们是习惯的了,但是又一次把我从学校里拉出来,我很难受。然而,我们这次是要回国,去对日抗战的大后方,所以同时也觉得很兴奋。我们搭船去香港,在马尼剌停了一停。爸爸应邀在那里发表演讲,我们并且和六叔一家人相聚。笑嘻嘻的六叔非常可爱。「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他对爸爸说。「我还没有放弃发明永恒运动。但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也许将是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不是天才,两人却有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艺术家的气质,这是罕有的配合。」

  林家艺术家的气质和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伯父姑母堂兄弟姊妹也都多多少少遗传到--祖父的基因是那麽强。在香港,我们又和他们见面。原来大姑和她的女儿钦容,三伯和儿了伊仲、伊磐,二伯的儿子国荣都来香港和我们会合了!还有务实的廖家人,二舅,姨母和她的女儿佩兰和本来住在香港的桐姊和师基兄和他们的儿子。爸爸在九龙海边一家酒店赁了五间房间。姨母则往在桐姊家里。

  四年不见,林家廖家都有许多变化。大姑丈去世了,留下大姑和八个子女。大伯也去世了,留下七八个子女,有的去了内地。二怕在上海失业,他有七个子女,大儿子国光在内地银行里做事,国荣从上海来要跟我们一起去重庆。三伯带著家眷在广州失守之後逃到桂林。<宇宙风>半月刊已在那里复刊。大舅,即舜姊的父亲多年抽鸦片,已经去世,外祖父母健在,廖家没有人做事,一家二十多人靠外公的一点储蓄过日子。林家廖家共有约五十人的生活费大部分靠爸爸津贴。

  四年不见,我们也变了。爸爸变成举世闻名的作家,我们姊妹也都长大了。林家廖家的女人看见我们,好像要用眼睛把我们吞下去似的。在廖家女人的眼里,妈妈变得比以前更加「摩登」,身著旗袍,脚上是时髦的皮鞋,手握著个大皮包,脸上淡抹脂粉。金耳环,金戒指,金手表,但是并不耀目。头发还是老样子,前面杭梳得光光的,后面一个大髻。翠凤小时候患肠热病之後,头发比较稀疏。廖家的女人猜想,她的发髻大概是假发,但这可以慢慢打听出来。至於我们三姊妹,她们一个个拉过去仔细研究。姊姊十七岁,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我十四岁,梳著两条辫子,最活泼调皮,妹妹十岁,文文静静,很听话。

  「啊唷,您拢真水,一定是呷牛奶呷到皮肤真白。您英文一定讲得真好,著教伯呀!您还会晓讲厦门话勿会?」

  肥胖的姨母早年守寡,有四个没出嫁的女儿。姨母坐在椅子上稳如泰山,一坐下来整天就很少再起来。「你们住在美国好好的,何必回来呀?」她问我们。「内地很穷,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说。

  我们也仔细研究她们。廖家的女人个个朴朴素素,实实在在,表姊们穿白底印小碎花「西洋布」做的宽宽的旗袍,脸上乾乾净净,不抹多少脂粉。她们有点木讷,只谈家常,不谈时事。

  林家人刚刚相反。大姑瘦骨如柴,满面皱纹,一对亮晶晶的眼睛,伶牙俐齿。她对在沦陷区的生活,对时局,对殖民地的香港,对物价,对汪精卫,对杜月笙都有己见。至於三伯憾卢庐,他更不得了。他对一千万人走向内地的大迁徙,对国共的明争暗斗,对苏俄对中国的态度,对日本鬼子在国内肆虐的种种情形,对日军四万人登陆大亚湾,占领广州的情形,对山西阎锡山如何组织军民「牺牲救国大同盟」,成立新军及工人武装自卫队,对父亲的作品在国内的评价和对<宇宙风>在桂林复刊的情形,讲个不完。他那股爱国的热忱,感性的丰富,与二舅形成强烈的比对。二舅不谈政治,不论日本人,更不谈共产党。我们每顿在酒店餐厅开一大桌,二舅却常自己一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吃吐司喝牛奶茶,据说是因为有胃病,但也许是他不屑和口若悬河的林家人坐在一起吧!

  三伯带来的儿子伊仲兄、伊磐兄,两人都长得很帅,伊仲已有点像电影明星罹拔.泰勒,我们跟他开玩笑时对他说。伊磐兄很和气,也很活泼。二伯的次子国荣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他很有礼貌,做事细心,而且一反林家作风,不高谈阔论。堂兄堂姊们和我们三姊妹的不同,像音乐主旋律的变奏。我认出我们相同的林家的基因,也认出我们从廖家遗传到的特质。

  这麽多亲戚聚在一起,妈妈要里外应付,头都大了。她要我们每天去给大姑请安,因为大姑最难侍候,不要得罪她。

  我们三姊妹的房间和父母亲的是通的,到处都是箱子,有许多装的是爸爸的书。我们要搭飞机去重庆,所以要重新整理行李,每人随身只能带一个小箱子,大件行李将要经由越南运去内地,大概需要三个月。我们随身要带什麽,所有的亲戚都有意见,这个拿出来,那个放进去,每人意见不同。啊呀,好热闹!

  我们每天进进出出地忙碌,有一晚姨母在桐姊家里做薄饼请我们吃。厦门的薄饼,在我所看过的书和食谱都没有人好好的赞颂过。

  在厦门烹饪中,没有什麽比薄饼好吃的了。厦门人过年,做生日,家人团圆,都以薄饼款待客人。薄饼皮是在菜市上买的很薄很软的面粉皮,包薄饼的料子有猪肉、豆干、虾仁、荷兰豆、冬笋、香菇,样样切丝切粒炒过,再放在锅子里一起熬。熬的工夫很重要,料子太湿,则包起来薄饼皮会破,太乾没有汁,也不好吃,太油也不好。熬得恰到好处,要几个小时。吃的时候。桌上放著扁鱼酥、辣椒酱、甜酱、虎苔、芫荽、花生末,还有剪成小刷子般的葱段,用来把酱刷在薄饼上。包薄饼的时候,先把配料撒在皮上,然後把热腾腾的料子一调羹一调羹放上去。会包的人包得皮不破,也不漏汁。吃的时候,是用双手捧著,将薄饼送到嘴边。薄饼皮本身没有什麽味道,好像手里捧著一份用白纱包的礼物。一口咬下去,有扁鱼的酥脆,花生末的乾爽,芫荽的清凉,虎苔的甘香,中心的料子香喷喷,热腾腾,湿湿油油烂烂,各种味道已融合在一起,实在过瘾。天下实在没有什麽比薄饼好吃的了。厦门人深信这个事实,也只有厦门人才懂得真正欣赏吃薄饼。

  我一连吃了七卷,刚要把第八卷送到口里时,二舅忽然大声吆喝,「阿NO!姆通更呷了!(不可再吃了)」吓得我只好把第八卷放下来,心里好难过。爸妈都没有说我,为什麽二舅要对我那麽凶?我後悔不及,不应该吃一卷宣布一卷,这样才不会引起二舅的注意。我实在要学会嘉宝那种冷静的态度!

  三伯总是笑嘻嘻的。他对我说,「要继续给<宇宙风>投稿呀!」我在船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在酒店里抄出来交给他,事後却发现我写错了一个字,难过得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心想,他看了不但会笑我,还会把错字指给他的儿子看。我恨不得把稿子收回来,又不敢向他要。从此以後我没有再向<宇宙风>投稿,我发奋要把中文学好。

  如今回想,写错一个字有什麽关系?但也许正因为我脸皮薄,中文才会有进步。

  我们要飞去重庆的那天晚上,有许多人到酒店来和父母亲握别。由於飞机必须飞过沦陷区上空,我们要在凌晨三点到机场,等到月光不大亮的时候才起飞。客人走了之後,我躺在妈妈的床上休息。我没有坐过飞机,听说起飞降落时耳朵会痛,我们买了口香糖,据说嚼口香精耳朵就不会痛。我们还带热水瓶,以便在飞机上喝水。听说在内地跑警报时,人人都带个热水瓶。我不知道跑警报的滋味会是什麽。我在念觉民小学时,先生便告诉我们,中国人是一头睡狮,中国的版图像一片海棠叶,而日本想蚕食这片叶子。所以睡狮必须醒来,自卫,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这头睡狮现在醒了,中国人要抗战到底,把日本鬼子打倒!我想到陶尔顿学校的同学,她们好像在很遥远的地方。我真的曾经和白尼丝去看米基鲁尼的电影,呵呵呵笑得像两个傻子吗?我想著想著,睡著了。闹钟响时,是凌晨两点。我们赶快带着行李坐汽车到机场。月光把机场照得雪白,我想起那次我们在瑞士月光里滑雪,月色多麽美丽。现在照亮机场的月光却充满凄凉、恐怖。在咖啡室里等到四点半,一片云才把月亮遮住。我们和来送行的亲戚说再见,便上飞机了。我感到头昏,上飞机不久就睡著了。
我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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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06-04-03   
16。轰炸季刚开始


  醒来时,从窗口望外,下面是青翠的山和稻田。重庆的机场就建造在嘉陵江中。国际宣传处长董显光先生来接机,检查行李之後,我们便搭小渡船到岸边,要爬三百个很陡的石级上去路面。黄先生问我们要不要坐滑竿,我们说不必,但是爬了两百级,大家都已经喘不过气来,只好停下来休息。国荣兄的热水瓶碰碰撞撞,撞破了他手表的玻璃。石阶上有许多人上上下下,挑水的,挑菜的,搬运箱子的,董先生说我们很幸运,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今天是雨天,日本飞机大概不会再来了。他带我们到一个招待所.有许多新闻记者在等父亲。妈妈说我们女人还是避开,赶快走到房间里去吧。当天下午,蒋委员长和夫人就请父母亲去喝茶。父亲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一文说,他认为蒋委员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智慧及道德操持足以应付日本的侵犯以及国共的纠纷。委员长及夫人也深知父亲在外国的声望和他为中国宣传的努力。

  国荣兄也出去了。父亲的朋友张海戈陪著我们在招待所。他说,今天不会有空袭,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沿著江边走,经过一所军校,听见学生们在里面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造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著发出最後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著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

  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令我听了很激动,我们终於到了大後方!路上有许多军人,学生,男女老少,好像大家趁著下雨天都出来了,男人有许多穿著黑色的中山装,女学生穿著蓝色阴丹士林布的制服,有人赤著足,有人穿草鞋或布鞋。我们的美国皮鞋突然变成奢侈品。市里处处是废瓦颓垣,街边有许多防空洞,处处听见人在用凿子打石头的声音。张先生说,防空洞是用火药炸开石岩,再用凿子修好的。房屋上贴了许多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等。后来我们走到一个空地,张先生说,去年五百个人在这里被炸弹炸死。现在是五月,「轰炸季」刚刚开始。

  国荣兄留在重庆找工作。过两天,我们便雇汽车驶到离重庆四十哩外的北碚。爸爸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汇钱给张海戈,请他买一幢房子。大家说北碚没有被轰炸过,是安全的地方。我们的房子不在镇里而在乡下。房子非常简陋,砖头是灰色的,屋顶是黑色的瓦,以避免日本飞机注意。房子建在小山坡上。从北边和东边看,是一层的,从南边和西边看,是两层的。没有自来水,要从井里汲取或是从嘉陵江挑来,还要用明矾过滤使水里的黄泥沉淀然後才能用来烧饭。房子也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或小油灯。厕所建在竹丛中,是个小木头房子立在岩石边,走进去向下一看,深不可测,排泄物不必人掏!房屋後面是山,据说那里的军营暂驻十八路军。我们一到就听见他们练习开机关枪达达达的声音。附近有个木匠已经为我们造了苯重的家具。张先生为我们请了个男仆名叫做青山,女仆傅嫂,他们帮我们买了许多东西,腊烛,电筒,脸盆,炉子,蚊帐,盘碗等等。

  我们把随身衣物稍为安顿之後,挂起蚊帐,已经是下午五点钟。王向辰先生,即作家老向来看我们了。他在教育厅做事,他欢迎我们来北碚,并且请我们去吃晚饭。我读过他的幽默文章,很高兴遇见他。天色已黑,我们每人拿著电筒跟他出去,走十分钟到他家找王太大一起去吃饭,镇上还没有人点灯。我们走进一个饭馆,摸黑爬楼梯到楼上,围著一张桌子坐下。同桌还坐著别人,但是由於没有灯光,王先生没有为我们介绍。

  突然间,大家「啊!」的一声,鼓起掌来,因为电灯亮了。原来餐馆里坐满了人!我们一面吃,一面打听空袭的清形。大家说,北碚没有轰炸过,但还是要有准备。走回家时,没有路灯,一片漆黑,田中的蛙声很响亮。我想起有一年我们在维蒙特州过暑假,傍晚走去看电影,回家时也拿电筒照明道路,满天星星,脚下是芬芳的松针,那情景和现在多麽不同!住在隔壁的杨太太看见我们回来,便对妈妈说,如果有警报,她会过来把我们叫醒。从她的房子可以看见升红旗,从我们这里看不见。

  第二天是好天气,意思说下雨。我们仔细看看周围。我们的房子前面是块空地,西边是山坡,半山坡上有条公路叫做蔡锷路,直通北碚镇。沿着公路向镇外方向走,没多远,左边便是江苏省医学院。向镇内方向走,经过国立编译馆。镇子只有三条大街,今天因为下雨,大家都出来了,镇上熙熙攘攘。有的孩子看出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好奇地跟著我们走。街边有许多小贩,笑嘻嘻地向人兜生意。有几家小餐馆,几家书店,还有菜市,复日大学设在嘉陵江边,草坪上有牛有丰,大学饲养来供应北碚牛奶和羊肉的。

  傅嫂是本地人,因为打仗,所以才见到从外地来的人,她没有见过外国人,问我他们是什麽样子。我说他们的头发有黄的红的,眼睛可以是蓝的绿的或灰的。她听了大为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在骗她。她又问,日本鬼子什麽样子。妈妈说,日本鬼子外貌和我们差不多,但是比较矮。傅嫂听了又不肯相信。她以为他们真的是「鬼子」,要不然怎麽大家都要打他们。

  我们到北碚第三天早上,杨太太便跑过来叫道,「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那是日本飞机从汉口起飞的讯号。飞机轰炸重庆,要经过北碚上空,但是由於北碚没有被轰炸过,大多数的人没有躲到防空洞里去。我们和许多人一样,走到房外看飞机。有人说,来的时候很小,像蜜蜂,但也可以听见它们嗡嗡作响。飞近了,声音就会像打雷,或像浪潮澎湃的响声。有人说,「听惯了也没有什麽,他们飞他们的,我做我的事。」

  我们终於看见飞机了,二十七架,每架轰炸机由两架战斗机保护,「人」字形飞来。太阳照著银色的机翼,衬托著蔚蓝的天空。「今天飞得特别漂亮!」有人苦笑道。

  「他妈的!」别人说。有人要爸爸妈妈取下眼镜,不要让玻璃的反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一批飞机飞过头,一批又来,每批二十七到三十六架不等。「哈!你看那架轰炸机只有一架战斗机保护,另一架被我们空军打下来了!还有那里少了一架轰炸机!我们空军真棒!」 

  第六批飞机飞得特别近。就在飞机飞过头上时,突然听见炸弹爆炸,轰隆!轰隆!轰隆!一阵又一阵。地震了。爸爸、姐姐和我飞跑回房里趴在地上。炸弹响得好像雷打在我头上,刺痛我耳朵。我们一直趴在地上,等听不到声音才慢慢地站起来。

  「妈妈妹妹呢?」我们叫道。幸而不久,她们由楼下厨房走上来,两人都吓得面无血色。我们的房子只是窗子破了几片玻璃。走出去,只见离我们房屋的三百尺的地方有一个大炸弹坑。「炸了!炸了!」大家在嚷,许多人跑到山上去,看见北碚蒙在一片黑烟里。後来老向来了,他说轰炸时他跳进路边的沟子里,扭伤了手腕。「我在汉口、重庆都跑过警报,没有像这次这麽险,」他摇头笑道。他说,他那晚带我们去吃晚饭的餐馆炸毁了,哈哈哈!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炸死了,驻十八路军的军营也炸了,死了不少在球场玩球的士兵。江苏医院也炸坏了,哈哈哈!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麽好笑,那是因为我还不了解,祸从天降,你如果不肯哭,只好笑。

  从此之後,一有警报,我们就躲进防空洞里去。

  这就是大後方,和我所记得的上海完全不同,而和美国有天壤之别。


  17。「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


  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是晴天还是阴天。天天都是晴天,我痛恨太阳,我怕那蔚蓝色的天空。妈妈总是叫傅嫂买些馒头、橘子、煮鸡蛋和烧开水,爸妈有个小箱子装著重要文件,有了准备,一拉警报就可以向防空洞跑。

  爸爸要我们看书自修,但是我看一下书就放下来,走到窗口望望外面有没有人群走向山上的防空洞。我细听,渐渐能够分辨蚊子嗡嗡作响和遥远轻雷般的飞机声。我最怕的是听见杨太太尖声叫「林太太!林太太!」但是她天天都这样叫。妈妈和我因为太紧张,一听见拉警报就肚子痛。我们不用竹丛里的厕所,用放在卧房里的马桶。不久,警报的敲锣声便处处可闻。

  防空洞里又挤又脏,既闷热又很臭。我们在里面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听飞机一批一批地从头顶飞过去,希望它们不要再轰炸北碚。这样过了一星期,爸爸的朋友梅汝敖先生说,你们还是躲到乡下去吧。梅先生在一个文化机构做事,在离北碚二、三哩外有个属於文化机构的房屋,我们可以去那里躲警报。

  天气变得酷热,红旗一升,我们便提著篮子小箱子,戴著草帽向乡下走去。路上有许多人,大家都说,看到飞机就要赶快脱帽子,跳到沟子或躲到稻田里去。日本鬼子会从飞机开机关枪扫射路上的人。大家都穿著暗色的衣服,红色白色的不能穿,因为容易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谁穿红的白的衣服,就有汉奸的嫌疑。有一次经过一个房屋,有个老和尚在敲锣为死人超渡。那锣声和警报的锣声很相似,路上的人指著老和尚骂道:「死和尚!在敲锣给日本鬼子听吗?」老和尚马上停了。等我们走到乡下的房屋的时候,往往紧急警报已经拉起。

  那所房屋前面两间房间是用来做小学的,後面住姓陈的一家人,是梅先生的朋友。我们来了,陈太太很客气,总要我们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但是我们有带来的鸡蛋馒头,就走到他们房间对面的一间空房里去。我们坐在板凳上看书,但是什麽也看不进去。听见飞机,就跑到竹林,因为在竹林比较安全,不必怕房屋倒下来。我们有时听到我们战斗机缠斗敌机的机关枪声。我摘下一片片竹叶摺成小船,一个个放在竹枝上,一下子可以摺许多。

  有时飞机好像突然间已经飞在头上,来不及跑到竹林了。我们只好在房子里等它们飞过。有一次听说有个秘密军事会议在附近进行,飞机在我们头上绕圈子绕了十五分钟,我吓得全身是汗,衣服全湿透了。屋顶当中有个大梁,要是塌下来我们就没命了,所以我们都靠著墙壁站著,只好听天由命啦。等到警报解除时,我已经一身都软了。在这里听不见解除等报,要看马路上许多人向北碚走去,才知道可以回去了。走回去的路好像比来的时候远,回家之後大家已经筋疲力竭。我心想,「最好明天下雨,最好明天下雨。」我的胆子非常小,天天都有被炸死的危险,我实在吃下消。但是又自觉惭愧。大人说,日本人以空袭代替陆地进攻,狂炸滥烧,以动摇中国的战志,破坏经济建设,扰乱後方秩序。中国人民虽然死伤惨重,对抗战终年怨言,反加深了对日本的痛恨,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我有没有这种毅力呢?我只觉得日本人像块大岩石压在我的胸口,我不用力把它推开,它就会压死我。

  跑去乡下躲空袭警报越来越辛苦。杨太太介绍我们认识住在附近的宋先生宋太太,他们有自己的防空洞,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山上。宋先生同意让我们到那里去躲警报。他们的防空洞挖得很深,洞里漆成白色,还挖了两个又深又窄的窗子,所以也有日光。宋家有十二个子女,大的卅多岁,小的两岁。他们也收容别的邻居,洞里往往挤得连宋先生宋太太都没有地方坐,只好搬小凳子坐在角落里。

  防空洞里装有一架情报网的电话,电话一响,有个人便非常大声叫,「喂?喂喂?什麽?合川吗?这里是北碚!飞机在合川天空飞向北碚?什麽?什麽呀?三十架?听见轰炸声?哪里呀?南方?」那人挂了电话便摇重庆的电话大声叫,「飞机在合川上空,飞向北碚,北碚!」不久,我们就会听见飞机的声音了。那人又在电话里嚷,「重庆,重庆,飞机在北碚上空。什麽?什麽?轰炸那里呀?」时常,我们听得到轰炸重庆的深沉的轰隆声音。

  这个防空洞好像很安全,我们比较不怕了。竖起耳朵细听,我们可以知道敌人飞机飞什麽方向,也可以分辨出我们的飞机,是侦察机、战斗机或是驱逐机。砰的一声,我可以辨出,是猛然关门的声音,或是远处炸弹爆炸的声音。

  天天在一起躲警报,我们和洞里的人变得很面熟。有两个中学女生天天看巴金的小说<家>和<春>,後来收到从上海弄来的一本<秋>,她们高兴得几乎发狂。讲故事是在洞里打发时间的另一办法。听说有个做馒头的人有一天没有跑防空洞,警报拉了他继续在店里挂面。一枚炸弹落在他身边时,他就把一个大面团盖住炸弹,因此炸弹没有爆发。政府赏了他二十块钱。还有一家四口人,先生、太大、姨太太、小儿子。飞机来了,那姨太大赶快把儿子放在地上,他的生命顶宝贵。她叫男人趴在儿子身上,他的重要性据第二名。姨太太认为自己比太太重要,於是趴在男人身,再叫太太趴在自己身上,这样四重叠等飞机飞过去。结果只有太太的屁股炸掉一块肉,其他的人都没事。大家听了都大笑。

  警报解除之後,我们总到镇子里去走走,其实,没有别的地方去。镇子上有一家西餐馆子,是上海人开的,墙上挂著上海人自己画的美国电影明星的像,画得挺不错。那馆子居然卖冰淇淋、罐头牛奶和外国咖啡!一般人是喝用黄豆磨成的咖啡。爸爸不惜高昂的价钱买了一罐外国咖啡,像宝贝似地拿回家。我们和梅先生在那里吃过几次饭,而梅先生总是谈笑风生。他最爱讲学英文的笑话,说有个乡下佬学了一点英文就收学生,教他们说,一是「问」,二是「吐」,三是「睡」,四是「弗」,直说到十是「疼」,但是想不起十一怎麽说了。有个学生举手说,「我知道!十一是「一来文」!」乡下佬说,「对了!对了!十一是「一来文」,十二是「二来文」,十三是「三来文」,十四是「四来文」......」笑得我们前俯後仰。

  大家的谈话都很轻松,好像对生命看得很淡,认为空袭可笑之至。朋友在路上碰头说,「在防空洞里休息好久啦?」「是的,现在要做点正经事了。哈哈哈!」「幸好飞机今天没有在北碚下蛋。」「别失望,明天可能就中头奖啦,哈哈哈!」

  在防空洞里待了半天,出来之後人人的确很忙,挑水、买菜、烧饭、上学校、办公、做生意。「晚上早点来吃爸爸的寿面呀,夜里或许还要跑警报,哈哈哈!」「不取消吗?你哪里有时间做寿面?」「早上已经把菜肉切好了,只要在锅子里下面就成了,哈哈哈!早点来!」跑警报时治安非常好,因为有警察在街上巡查,以防小偷趁机会偷东西。从阴历初八到二十四有目光,就要提防夜空袭。大家都说,「有机会睡就睡,」所以我们小孩子七点钟就上床,要穿的衣服、鞋、电筒放在床边,以便一拉警报穿起衣服就跑。我开始怀疑月亮是汉奸,我恨月亮,我也恨太阳。一切颠倒。下雨天才是好天气,黑暗夜才是好夜景。钻到山洞里生存的机会最大。

  夜里即使没有警报,也时常不能安陲,因为老鼠很多。四川老鼠很大,不怕人,会从窗子跳进来到处跑。有一晚我在蚊帐里看见五六只老鼠跳到我的桌子打开象棋盒,每只老鼠抱一个棋子,跳到椅子,跳下地板,然後跑上天花板上的老鼠窝,把棋子放下,再下来取,很有秩序。没有空袭时治安反而不好,夜里会有小偷把竹竿伸进窗子,挑走屋里的衣服。随著有人叫「有贼呀!」大家便都起来抓贼。家里还会有蛇和黄鼠狼来侵犯。

  日本对後方所施的「疲劳轰炸」无分昼夜,我们一连跑了十二天警报之後,日本人在无线电里播出消息说,要放我们一星期的假,谁也不相信。果然,才放了五天假,他们又来了。六月二十四日那天,又听见杨太太那令人心惊胆颤的叫声,「林太太!林太太!升红旗了!」

  我们又躲到宋家防空洞里,一批批的飞机在上空飞过去,有些年轻男子坐得不耐烦,照例走到洞外去站站。突然之间,他们都冲了回来。轰隆!轰隆!轰隆隆!洞里弥漫硫黄味的烟。我吓得全身湿透。飞机飞过之後,爸爸走出去看。他说我们的房子没有炸到,但是不到二十尺外有个炸弹爆炸了。杨太太的房屋大门炸下来了,处处是烟火灰尘。杨太太哭起来了。她说她婆婆年纪大,不肯跑防空洞,躲在家里,不知道她怎麽了。她要马上跑回去看看,但是大家劝她等一等。傅嫂头痛,也在家里躲著。终於警报解除了。北碚到处是还在燃烧的破屋断墙。我们的房屋玻璃窗破了,天花板上的石灰掉了,门上窗上所有的钉子和锁都给震松突了出来,但是大致损失不大。傅嫂吓得满身是汗,衣服湿透。她说轰炸时她躲在桌子底下,没有受伤。我们在房外找到一大块炸弹碎片,弹坑相当大,里面有黄绿色的硫黄,那是燃烧弹留下的。杨太太的房子损失很大。「我不知道要不要花钱修理,」她说。「修理了又炸坏,不是白花钱?」幸而她的婆婆没有事,那位老太太只是昏了过去。江苏医院又被炸了。大家说,北碚有三个轰炸目标,医院、复旦大学和兵营。那晚我们看见一批批人拿著电筒,抬棺材到山上去埋,一面嘿唷嘿唷地叫。那景象凄惨恐怖,我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到镇上去看,路上遇到蒙著脸罩的人,抬著用草席裹著的尸体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翻过脸去不敢看。妈妈说那人烧焦了,内脏都爆了出来。我想,好好的一个人,也许昨天还在路上走,和我们点头微笑,现在大家都怕他,要避开他,因为他死了,多不公道。我为这个陌生人难过得不得了。

  街上烧的不认得了。嘉陵江边尽是颓垣断壁,一片废墟。朋友见面,没有以往的笑容和轻松的对白。不过,已经有人摆摊子,卖肥皂、香烟、牙刷等。

  日本飞机投下传单,叫中国人不要抵抗了,他们打算把重庆炸得粉碎。这时我明白了大人说的话,日本飞机轰炸後方,只使我们更加团结,决心抗战到底。

  人们除了拚命设法维持生命之外,似乎没有空做别的事。吃饭睡觉跑警报是昼夜三样大事。我们听说,日本趁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法国停止用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出海通道全被切断。

  北碚第三次轰炸时,我们房子屋顶塌下来,老鼠窝也落下来了,我找到我的十一个棋子,又有一套完整的象棋。


  18。在缙云山上


  荒凉的缙云山上有一所修道院,那里有三排两层楼的房屋,本来没有人住,因为治安不好,现在却住了十来家人,都是为逃避轰炸来住的。老向夫妇在这里租了一间房间,老向周末才上山来,他太太因为怀孕,就住在这里。我们在他们隔壁租了两间房间。房间前面是走廊,大家洗脸、吃饭、看书都在走廊上。楼下有公用厨房,前面有个小寺叫做石花寺,和尚从早到晚在那里念经。傅嫂跟我们上山来洗衣服打杂,我们另外请了个人替我们烧饭。青山则留在北碚看房子。

  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的大箱子还在香港,现在运不到内地来了。我们只穿随飞机带来的几件衣服,但是在香港做的蓝布旗袍在这里显得太好。在这里,要等到衣服脏到不能穿,才给傅嫂拿去洗。除此之外,我们只有几本书和爸爸一架手提打字机。最不方便的是没有厕所。小便用尿壶,大便用放在父母亲房间门後的马桶,要等马桶满了才有人倒。热水是在厨房里烧了由傅嫂挑上来的。我们只抹抹身而已。如果要洗澡,要等厨房里的和尚说烧完饭还有热水剩,才关照小和尚把热水桶提到寺里一间空房间,倒在木盆里,我们才一一进去洗澡。

  白天,爸爸继续要我们攻读中文,但是他教的古文,我时常听不进去,他教我们威--瞿罗马拼音法,我倒一学就会。姐姐和我在合译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后来在美国出版。我开始看<红楼梦>,也看老舍的短篇小说集,非常喜欢。<离婚>、<黑白李>、<牛天赐传>等,幽默短篇我特别喜爱。老舍那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委员和总务部主任。他的<骆驼祥子>最早就在<宇宙风>连载。他住在重庆,也来缙云山看过父亲。

  我们最多是两星期洗一次操,那是多舒服呀!我坐在盆里边慢慢用肥皂抹身,用毛巾细擦身体,嘴里哼著歌。但有一次,突然间,我发现窗外有个和尚在偷看我,吓得我忙把毛巾围著身体,从木盆跨出来。等我穿上衣服走出来时,那和尚已经不见踪影。周围静悄悄的。我不知道那和尚会不会躲在竹林里等我。我赶快跑回我们的房间。

  我曾经看见寺里的和尚,大约三十人,在黎明,山上还蒙盖著云雾时,静悄悄地走到石花寺去念经,木鱼声、铃声、烧香的味道融成一片,使我神往。有的和尚看来只有二十多岁,他们面色苍白,头颅上有戒印。我想,他们是念了多少经,才能年纪轻轻就六根清净,看破红尘,真可佩服。没想到,和尚竟然会偷看人洗澡,他们的六根未必清净呢!从此以後,我们姊妹们洗澡,总留一个人站在门外守住,以免再发生这样的事。在这里竹林丛丛,处处似乎埋藏危险。

  夜里灯光微弱,不能看书,没有别的事做,只好早早上床。偶然听到山豹吼声,但是不怕,因为山豹不会下炸弹。月光夜里,还会听到一个女人像猫叫春地狂叫,走到走廊看,只见她披头散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王太太和妈妈小声说,她患的是淫狂,在月圆之夜一定要男人和她睡觉。白天看她,倒不觉得她有什麽两样,我们就当没有这回事的和她讲话。啊,性,色!我什麽时候才能明白!

  我们即使在这里,也听到飞机的声音。北碚拉警报时,有个小童便从寺里跑出来打锣,大家便赶快把炉子里的火扑灭,把晾著的衣服收进来,以免日本人注意,然后躲到竹林去。有时听到我们的战斗机在空中盘旋,等著迎接敌人的飞机。由於我们的飞机少,只好飞得很高,等日本飞机飞来时,垂直俯冲,用机关枪扫射。听见日本飞机坠落的声音,真痛快!听说一架日本轰炸机值得十五万美元。我心想,如果须要懂牺牲我的生命才能打下一架飞机,我会愿意吗?我觉得,我的生命并不值得十五万美元,但是我实在想活著呢!幸而,我无须做这种选择。

  我没有摆脱一早醒来就看天气的习惯。从山丘可以看到北碚天空。如果北碚天空蒙著一层云,人们看见了一定很高兴,以为今天不会有空袭了,但是在山上,我看得出那是一层薄云,会散,稍後太阳会出来的,我觉得应该跑下去告诉北碚的人不要白开心,快点躲起来,今天会有空袭!夜里有月光,我也替北碚的人担心,我好像在山上对北碚的气候负责。

  老向太太是位护士,她告诉我们很多关於从南京撤退时的惊险动人故事。老向周末上山来,后面总跟著青山,他挑来我们一星期的粮食。老向总是很乐观,以讲故事给小孩听的口吻报告好消息给大家听,我们空军打下了几架飞机,我们士兵士气有多好。相反地,有个生肺病的女人,她丈夫在北碚银行里工作,周末他上山来,总是报告坏消息。

  庙里有人天天下去买报纸。我们看的总是昨天的报,印在五颜六色的纸头,因为纸张的品质很差,加了颜色衬托,灰色的黑水印出来的字比较容易辨认。

  报纸说,美国接受日本要求,封锁滇缅公路,那是我国主要向外通道。这是中日战争以来最黑暗的时期。美国人虽然对我们同情,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冷淡,并且想发战争财,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等到去年(一九三九年)一月才禁运飞机零件附属设备及炸弹,并且给予中国贷款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那年,七月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今年四月再贷予中国二千万美元,以滇锡抵偿。这些援助都来得所谓叫"Too little, too late"。太少,太迟。在欧洲,德军入侵罗马尼亚,苏俄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德日美签订三边公约。

  爸爸觉得在这时期,中国很需要有人在国外替国家做宣传,他人在缙云山上无法在这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妈妈的脾气变得很暴躁,什麽小事都引来她的怒火,而她时常拿我出气。我也和她顶嘴,不像姐姐总是听她的话。三姊妹中,妈妈最爱姐姐和妹妹。姐姐是妈妈结婚四年之後,才生育的宝贝。姐姐又聪明又漂亮,像大人,很肯帮母亲忙,对爸妈来说简直是十全十美。妹妹小时常病,很依赖妈妈,是她的小宝贝。只有我喜欢和妈妈顶嘴,衣服乱扔,不听话。我想,她生了姐姐之後当然希望生个儿子,却又生了个女儿,是多失望。我能想像我如果是男孩,她会多麽宠爱我,把我惯坏了,我在家里会像小太子一样。然而我又是个女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两人都心直口快,所以常有冲突。其实,姐姐的脾气是,有什麽不如意的事都闷在心里不说,样样顺著父母的意思。她对我说,我们不应该躲在山上,应该在北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我说,别人是求之不得躲到山上来,难道你还想跑警报?她说,她觉得她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她没有受过什麽训练,但是想在医院里帮忙。我能同情她,她十七岁,有林家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她虽然羽毛未丰,却想离巢试飞。



  19,我们中头奖啦!


  有一天,没有听见小童敲锣,突然之间,飞机就在头上。来不及逃到竹林了,只好跑到楼下,那总比楼上安全。

  轰隆!轰隆隆!轰隆!

  「北碚炸了!炸了北碚!」大家叫起来。第二天,青山来了。

  「我们中头奖啦?」妈妈问。
  「房子炸掉了一半,」青山说。

  「哈哈哈,我们中头奖了!」我们不知不觉也学会痴笑。青山说,日本鬼子随便扔炸弹,在乡下,在田里,哪里都不安全。几天後是阴天。我们早上五点便要下山去北碚看我们的房子。早去早回,以避免遇到空袭。有个和尚站在修道院门口的大岩石上,大声喊「滑竿!」那些抬滑竿的农夫就从竹林里走出来,我坐上滑竿,跟著他们的脚步摇呀摇的一路摇下山。

  我们的房子的确炸掉了一半。父母亲的卧房一面墙没有了。

  「你看这房间光线变得多好!」老向以一贯乐观的作风这样说。

  「是呀,简直和户外一样,」我们也会答腔说。「在这里看书光线再好也没有了。」

  天花板、地板、窗子、门,什麽都倒塌了。我们找到炸弹的碎片和螺旋桨,老向说那是五十磅的炸弹。废铁可以出卖。青山说,轰炸那晚就有小偷想来偷废铁,都给他赶掉了。

  镇子作得百孔千疮,街道比以前宽敞,因为许多房屋都炸掉了。没炸倒的房子少了一面墙,就用报纸糊起来好了。那家西餐厅被炸掉了,但是刀叉和罐头水果可以捡起,在另外一处再开一家好了。菜市烧掉了,但是人家还不是照样做买卖?北碚比从前更加热闹,因为有一千个学生来复旦大学参加联考。有许多船泊在嘉陵江边,工人扛著木材,嘿呀,呵呀地哼叫,把木材搬到岸上。船上的女人忙著洗衣服,切菜烧饭,菜刀落砧板的剁声像小鼓的急板,配著男人的哼声,好像在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父母亲做了决定与其躲在缙云山上,或是把房屋修好回到北碚跑警报,不如回到美国为国家做宣传。父亲在国外为国家做宣传全出於自愿,从没向政府拿过分文。

  父亲把北碚的房屋借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工会,由老向代管。老舍的儿子舒乙在一九九四年父亲百岁诞辰纪念时,写了<家在林语堂先生院中>一文,部分说:

  这所房有许多文人来住过,最後由两家人分住,东面一半由老向一家住,西
  面一半由我们一家住。父亲老舍先生比我们住进去得早一些。母亲带着我们三个
  孩子一九四三年秋天由北平逃出来之後,和父亲在这所房子里团聚。在这里,父
  亲住到抗战胜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先后共两年多。他在这里写了长篇小说<火
  葬>、<四世同堂>第一部和第二部,抗战回忆录<八方风雨>,还有许多短文,譬
  如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他戏称这所房子为「多鼠斋」,形容这儿的老鼠成灾。
  此外,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贫血集>。在北碚时,父亲身体相当糟,
  患贫血病,常常头晕,又患痔疮,还打摆子,因糙米中有稗子而患盲肠炎,住院
  开刀。我们抵北碚时,他刚刚出院,直不起腰来,站在路旁迎我们,双手拄在手
  杖上,看起来,已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瘦弱老人。

  林先生的房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相当不错的房子,整整齐齐,规规矩矩,下有
  房基,正有洋瓦,外墙是砖的,外表呈黄色。日本人一九四O年轰炸时,一颗炸
  弹正落在离房子五米不到的地方,地上炸开一个很大的深坑,居然没把房子震垮。
  那时,林语堂先生一家正好有回国之游,还恰恰就在北碚附近,他们正在缙云山
  上休息。回来一看,房子遭到了严重损坏。赶快抢修。到我们住进去的时候,炸
  弹坑中已种了一株槐树,直径已有茶碗口那麽粗。冬日,父亲穿著长棉袍,脚踏
  棉窝鞋,坐在小树前留影,是他在北碚留下的仅有的两张照片之一。

  林先生的房的周围,严格地说并没有固定的界限。有一个院门,只是象徵式
  的,有门柱而无门扇。由门柱开始,有一条有台阶的小路向上通到我家住的西半
  边。老向先生家不走这个门,他们走後门,后门通向东半边。房子的正面,门柱
  旁边有几株高大的芭蕉,有一棵梧桐树,有两行冬青树,有茂盛的竹子。竹上常
  有画眉歌唱。夏日夜间,往往有暴风雨,闪电之中,看见巨大的芭蕉叶东倒西歪,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倾倒,十分可怕。

  令人惊讶的是,这所小房一直好好地保存着,现在还住著人。我曾两度回去
  看过,几乎完整无缺,没有变坏,而且并不显得十分破旧。它现在是被围在一大
  群建筑当中,四周的环境变化极大。不走近,是不会发现它的。好在,它现往被
  圈在北碚区区政府大院之内,所以并不难找。有了电,有了上下水,有了正式的
  厕所。

  它,以前是蔡锷路四十四号,现在是民生新村六十三号副十六号。

  在正面的墙上,已经挂了一方小木牌,上面刻著四个绿色的字:老舍旧居
  (一九四三-一九四六)。

  我最近还接到北碚区副区长的信。他写道:将把房里的居民移走,开辟成老
  舍纪念室,正式确定为重庆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所有这一切,首先要感谢林语堂先生,当初,如果没有他的慷慨借用,父亲
  一家人也许找不到一处安身之地,他本来已经很坏的身心状态也许会变得更糟,
  恐怕难以完成被他自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的创作。

  将来,一是纪念馆正式落成,我想,应该在墙上另立一块牌子,上面可以这
  麽写:
  此房原系林语堂先生所有,抗战时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会址。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作客台北
  当日有林语堂纪念图书馆之访

  我们真的要走了,反而舍不得缙云山,舍不得北碚。回来三个月,饱受空袭的惊慌,但也认识了许多朋友。对大後方虽然只看到一斑,也可以说大开眼界。我们很舍不得老向太太和她可爱的男婴抗抗。

  那和尚又站在岩石上大声叫滑竿了。

  下山时,周围的风景似乎特别美丽。在薄雾中,竹林显的青翠无比,我们刚到北碚时,农人正在田里插秧。现在,禾稻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一股凉风吹著我的头发。再见了,石花寺,别了,敲锣报警报的小童,偷看我洗澡的和尚,叫春的女人。三个月来,我自觉懂了许多事。人生是复杂的,事物并不是非白则黑。我不会忘记老向永远乐观的口吻,这里面有许多学问,我还不完全明白。我不会忘记令我听了心惊胆颤的镗镗锣声,山豹的吼声,飞机在空中战斗,机关枪达达达响声,和炸弹爆炸时那种声震林木的巨响。

  回到北碚,看见那些黑黝黝的防空洞口,想起宋家一家人,和那两个巴金迷的女学生,很想和他们道别。再过几十年,人家会指著防空洞说,那是日本人轰炸时大家躲进去的山洞。等我长大之後,我会对人说,我也在洞里躲过。

  在招待所放下行李後,我们便到房子去看看,青山把炸弹碎片卖掉了,十八斤,每斤一角五。老向说,他被人骗了,废铁的价钱不止这个数目。天黑了,我们拿着电筒里过炸烂的街道走到一家新开的馆子。老向和几位朋友为我们饯行,走上摇摇摆摆的楼梯,楼上满是人,桌子点著腊烛,大家在等电灯亮起来。老向订的房间一面墙炸掉了。在月光里,嘉陵江看得很清楚。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江边有道士在诵经,普渡亡魂,有人在烧纸钱,火光熠熠,我不难相信,到处是没有散去的灵魂。

  突然之间,电灯亮了。江边的景色不见了,却听见咕隆雷声,大家说好,要下雨了。老向站起来给大家斟酒,大人举杯痛饮,说中国必定胜利,我们会把日本鬼子赶到海里去。老向说,胜利之後他要一路喝醉酒回到北平。有一位女士说,胜利之後她要穿大红色的衣服满街乱跑。朋友祝我们平安抵达美国。美国?我不相信地球上有这个地方。


  20。好像在做梦


  第二天,我们乘公共汽车,早上十点半就到重庆。天气闷热难当。由於所有的招待所都炸掉了,董显光先生请我们住在他家里,就在国际宣传处行政大楼对面。我们才到了十分钟,警报就呜--呜--呜拉起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大家说,这里的警报拉得比北碚大声,我们乡下人听了不觉慌张。董先生的佣人马上把董先生的西装、两只皮箱和一些书放在邻近一幢小石屋里,也把我们的箱子放进去。外面的人从行政楼搬打字机什麽的到地下室。董太太很镇定。她说等拉二号警报才跑到防空洞还来得及。

  不久,二号警报拉起来了,「呜--呜,呜--呜,呜--呜!」其声音之大,震耳欲聋,我不觉发毛,肚子绞疼。大家在跑了。驶到乡下的车子上路,喇叭嘟嘟地响。在四十哩外的北碚,我们听见过轰炸重庆的巨声,现在身在重庆,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受。

  宣传处的防空洞掘在山边,董太太说,董先生总是等到拉紧急警报时才到防空洞里来,否则他根本没有时间办公。我们和许多人走下石阶到洞里去时,已经听见飞机嗡嗡的声音。难道它们已经来了?董太太说,那是我们的飞机在等著欢迎日本鬼子。

  那防空洞大约七十尺深,是马蹄形的,两端是出入口。我们拿手电筒走进去,看见一排长板凳在隧道当中,靠壁两边也有长板凳,墙上挂著小油灯。洞里很潮湿,有许多蚊子。大约有两百人在里面,人人手里一把扇子。我们坐下来之後,有几个外国人过来和爸爸讲话。好久没有听见人讲英语了。後来董先生来了。董太太对妈妈说,董先生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因为生活失常所以便秘。有时候正坐在马桶上,委员长的电话来了,他只好掐著屁股站起来去接电话。在这种活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大家什麽话都可以说。董太太说,她在自修俄文,她喜欢背动词的变形。我们都佩服她的精神。

  在重庆,除非炸弹落在头顶上,都不算「近」。飞机下蛋声音庞大,洞里震动了好几下。幸亏这次没有中头奖。我们在里面熬了四五个小时之後,洞里的电灯亮了,那表示警报解除了。董先生告诉爸爸,明晚委员长和夫人邀我们吃晚饭,小孩包括在内。我听了不觉大为愕异,真有这样的事吗?我兴奋得不得了,肚子又疼起来了。

  果然,第二天大约下午四点钟,董先生带我们乘汽船过江,那是委员长的汽船。到了一个地方上岸,有一辆轿车带我们到一个山坡,由轿子抬我们到官邸。那不是滑竿,是特别的轿子。官邸是两层楼的洋房,副官引我们到客厅坐下,不久便听见人从上走下来,是蒋夫人。

  有些人在我想像中只会在相片或新闻纪录片里看到,真的见到他们时,我会感到休克,原来真有其人!这时我就有这种感觉。蒋夫人很美丽,比她的相片更加美丽。她很和气地和我们说话,并且叫她的三条狗进来给我们看,大概她以为我们像美国孩子,喜欢狗。但是那些狗太吵闹,後来便叫人把它们带走。

  委员长走进来了。我以为他进来之前会有人吹喇叭宣布,但是他就那样一个人走进来,身材比想像中矮小,穿著军装,笑嘻嘻的,好像一点心事都没有。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们小孩子回国以来最喜欢什麽?姐姐说,她最佩服我们的空军。我说我喜欢抬滑竿的农夫。

  「中国农民最好,」委员长说,「国家的力量靠农民。」

  蒋夫人说,「中国农民肯吃苦耐劳的程度,没有别的国家比得上。」委员长又问北碚蚊子多不多,食用水好不好。吃过饭不久,我们便离开了。

  回来的时候,我好像在做梦。我区区一个小孩子,见了蒋委员长!晚上,重庆的电灯点得亮晶晶;我忘记了电灯可以这麽亮。一切像奇迹。

  第二天清早,国荣兄来看我们。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做会计,他说,他的宿舍中了弹,他在公司里地板上睡觉。十点钟,警报又拉起来了。我们在防空洞口向小贩买了一打煮鸡蛋,就钻到洞里去。吃完鸡蛋便没有事做了。坐著坐著,坐得屁股酸疼。洞里人多,又是黑漆漆的,如果起来走走,恐伯会踩到别人的脚,被人咒骂。地面又是湿的,容易跌倒,回来之後,自己的位子也许被别人估了。好座位不容易找!有人身体躁臭,坐在他们旁边可受不了。想来想去,还是坐著不动要好。我们和国荣兄瞎聊。他说他很羡慕我们去美国,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去美国留学。下午四点解除警报时,我的背僵硬得几乎站不起来。一脚踩在一洼水里,跌倒,弄得一身泥巴,灰头土脸地走出来,阳光刺眼,很久才能适应。谢天谢地,这次没有炸在附近,但是我感到内疚,不应该自私,希望炸弹炸到别人头上。

  那天晚上十点钟,又拉警报又打锣。晚上打锣是要把睡觉的人吵醒。董太太说,要不要看看董先生的办公室?我们说好。董先生的办公室半边早已烧成炭,窗子也烧黑了,我们在那里遇到马彬禾先生,他是苏格兰人,为宣传处做英语广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听说他除了生活费之外,分文也不肯拿宣传处的。

  窗外悬著两个红灯笼,很美,不应该是用来报警报的,人们应该在灯笼下赏月、品茶。不久,电灯熄灭了,紧急警报拉起。在夜里,那如狂人的哀号,好像要把人的心脏扯出来。我们又钻进防空洞里去了,口乾,坐在凳子上熬到凌晨一点才出来。我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睡觉。不到一个小时,警报又拉起来了。快点跑。我们在洞里坐到凌晨四点。这次他们跟本没有轰炸重庆。出来时天已微亮。我们在二十四小时跑了三次防空洞,只睡了四个钟头。

  第二天,八日十九日,重庆遭到空前大轰炸,一共来了八十一架飞机分两批。不像以往,在洞里坐了好久才听见飞机的声音。今天飞机很快就来了,听那声音,好像下了几百枚炸弹,轰隆!轰隆!轰隆隆隆!下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大,我闭著眼睛,捂著耳朵,吓得魂飞魄散,就像有个巨人拿著锤子敲打我的头。突然,轰的一大声,接著是穿云裂石的响声,一阵咆哮大风从一个洞口横扫狂击而来,从另一洞口吹出去,空气压力打压在我身上,使我痛得好像胸口压住石头,不能呼吸。后来才知道,一枚八百磅的炸弹落在洞口。

  我打开眼睛时,什麽都看不见,我以为我瞎了。後来听见人擦火柴,点了小油灯。我全身都痛得不得了。终於警报解除了。出来之後,看见宣传处行政楼炸毁了,烈焰腾腾。董先生的房子没有炸倒,墙上嵌著许多炸弹碎片。城里多处起火,黑烟弥漫。

  第二天的轰炸比前一天更加厉害。这天我们要飞去香港。早上六点,董先生夫妇陪我们去机场。处处都是烧毁崩坏的房屋,砖瓦遍地,疮痍满目。有人在路边卖黍米,有人在刷牙。没有被炸掉的店子门面贴著红纸,上面说「照常营业」。许多卡车载著学生在路上辘辘而过,许多人抬著棺材嗨哟嗨哟地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抱著婴儿,有的背著老人,向乡下或向防空洞走去。昨天轰炸得太厉害,今天大家不等拉警报就先去躲起来。

  我们走下那三百石级,乘小渡船到飞机场。天气酷热。抬头看山岩上已经高悬红球。国荣兄来送飞机,带来一些葡萄给我们在飞机上吃。他说,商业区炸得认不出了,大火还到处焚烧,没有办法扑灭。我们离开重庆,心里实在难过。一切像一场噩梦。
我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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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06-04-03   
21。「这无非在所逆料」


  离开重庆那天,日本飞机轰炸得比前一天更加厉害。中国空军因飞机损耗,无从补给,全国失去抵抗之力。我在洛杉矶电影戏院里在新闻片里看见日本飞机在重庆上空弹如雨下的情形,不觉眼泪涔涔而下。我变了个人,不再是回国之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我们在好莱坞附近一个峡谷里租了个房子,电灯、抽水马桶、冰箱等等以前我们不当一回事的设备,变成享受。觉得安定的生活难能可贵。不必再怕阳光,不必再怕月亮!

  父亲接受纽约时报访问,表示对美国姑息、孤立政策不满。他说,中国实际上是在替美国作战,美国却在卖石油给日本。美国人捐钱救济中国难民孤儿,同时使日本飞机能够轰炸中国,使难民孤儿越来越多。这篇访问在美国许多报纸发表时,正是一九四一年夏天,日本飞机采行疲劳轰炸重庆、成都、昆明,无间昼夜,连续七天。在重庆更发生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二万人丧生。我在梦中好像看见那些丧生的人。

  七月,美国禁止出售石油给日本,英国、荷兰相继禁止。八月,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在昆明成立,但是四月以来的美日谈判并未停止,仍有妥协可能。

  姐姐一个人去了纽约,入陶尔顿学校高中三,明年她就可以毕业。她住在舜姊家里。舜姊随惟贤兄去过古巴、墨西哥之後,现在又调回纽约。他们有个可爱的儿子,名正。妹妹和我在家里自修,但自修的只不过是中文英文。爸爸对我们入不入学校并不重视,他认为他可以给我们一切的教育。我颈上长了个小瘤,一面模著,一面看老舍、鲁迅、郁达夫等的短篇小说,遇到生字就查字典。在英文方面,我迷上了毛姆的作品。

  父亲努力写文章为国家宣传,他写信投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专栏,时报发表了五封,毫不隐讳地指责美国的两面手法。他在<新民国>(The New Republic) ,<大西洋>(The Atlantic) ,<美国人>(The American),<国家> (The Nation),<亚洲> (Asia),及<纽约时报周刊>等杂志写文章,谈「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枪口直对日本」,「西方对亚洲需有政治策略」等问题。总之,林语堂说话,美国人肯听。他在东西两岸之间飞来飞去发表演讲,後来决定索性搬去纽约住。我本来也要回陶尔顿学校读书,谁料到我颈上的瘤越来越大,甚至妨碍我转动头部。妈妈带我去看许多医生,

  服药打针都没有用,我感到很灰心,人也瘦了许多,但是我也感到妈妈对我的关心,现在我觉得妈妈是爱我的,我不必怪自己生下来不是男孩才能得到她的爱心。我记得我在上海动手术取出盲肠时,她也对我温柔体贴。

  终於有一天,一位医生用注射管针刺入我的瘤,噗的一声!抽出许多许多脓。医生抽完脓之後瘤便消下去,但是脓试验结果显示颈部一个腺患结核,必须切除。这个病大概是在内地传染到的。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出院後伤痕久久不收口。医生说要在伤口上涂氧化氢水,并且要尽量晒太阳。妈妈为我涂了药水之後,我就把头靠在她膝头上,靠箸窗口晒太阳,那阵日子我和妈妈很亲近。

  伤口终於收缩结合。秋天,我回陶尔顿学校插入三年级,我这才知道要补多少功课才跟得上同班同学!数理化爸爸都没有教,幸而英文还可以对付,法文也可以对付--我在法国的时候不是和雨果先生打过交道吗?班上教的犹太人的历史似乎与我完全没有关系,但也只好硬著头皮念下去,还有希腊文化,我的天呀!往往我预备功课到深夜。我希望不要再辍学,好好的一直念到中学毕业。

  学生既分班也分组,每组有不同班的学生,据说这样对学生心理上的发展有益。我属於西格小姐之组。她人高马大,头发斑白,非常和气。

  白尼丝没有变,仍然陶醉在电影和话剧里。有一次,她对我提起一出在百老汇演的戏,我没有听见过。她说,「这是百老汇大红特红的话剧,你怎麽没有听见过?你去了哪里呀!」

  我心想,我去了中国,但是我没有回答她。白尼丝对中国毫无兴趣,我无从对她说起。中国实在好远好远。我和白尼丝什麽都可以谈,但不能和她谈中国。她和我也什麽都可以谈,但不能谈她的爱犬三宝,我对三宝毫无兴趣。

  十二月七日,父母亲应邀到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在康州格兰维契之家用午餐。鲁斯夫人Clare Booth 是名戏剧家,其他客人有名新闻记者Vincent Shean,美国驻苏大使 Lawrence Steinhardt 等共二十二人。鲁斯用餐时不允许电话干扰。用甜品时,有个男仆手持一个托盘,将一项新闻报告送到鲁斯夫人面前。她看了之後,即用汤匙敲桌上的玻璃杯引众人注意。

  「诸位拥护孤立主义者和拥护姑息主义者请注意: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大家为之惊诧不已,纷纷议论,有人跑去打电话,有人扭开无线电听新闻广播。只有父亲继续吃甜品。他解释道,「这无非在所逆料。」

  美国对日宣战。月馀之间,日军连占关岛、香港、马尼剌,横扫南洋,直迫缅甸。翌年一月一日,美、英、苏、中等二十六同盟国发布联合国宣言,全力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列为四强国家之一。中国人认为,多年被外国侵凌的耻辱终於洗雪。我们和白种人平等了!中国人抬起头来了!那种心理在今天回忆,不觉可怜又可耻。但是那时,大家的确是这麽想。在学校,同学对我这个中国人拭眼相看。我自觉,要在功课上有优良表现,才不至於丢中国人的脸。

  许多人邀请父亲参加种种会议,邀请他演讲。那时在美国有名的中国人,除了代表政府的官员之外,恐怕只有他一人。为了筹款救济难民孤儿,许多机构在大酒店举行慈善会,请名人演讲或艺人表演。赞助者穿著晚礼服,珠光宝气,买高昂的入门票观赏。姐姐长大了,有时也穿著漂亮的旗袍参加这种慈善会,羡慕煞我。


  22. 上委员长外交方策意见书


  中国虽然是同盟国家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

  所谓「同盟」和「互助」,事实证明,都是虚妄之言。为卫护滇缅交通,我国同意协助防守缅甸,但是英军因为要保护印度所以在缅境保存实力,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意思。委员长命新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坚守缅北,但史迪威反而攻缅南,以至中国官兵战殁十万馀人。中国需要美国加强援助,但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

  英美在中国沿海沿江条约口岸及重要城市在战争爆发之後自然未能享受特权,两年前,日本声言愿取消在华治外法权,英美也表示,战後将与中国商谈取消在华特权。但不肯即时废止。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长熊式辉主张中国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他向白宫行政助理居里表示,美国对华援助除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千万美元借款之外并无其他,以至我国对同盟国的信心动摇。假使美国取消不平等条约,将给中国莫大精神鼓励。美国政府认为这提议可行,与英国交换意见之後,十月九日,国务卿赫尔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魏於九月八日代胡适为驻美大使),准备与中国谈判放弃在华特权及有关问题的条约。

  双十节,父亲上蒋委长外交方策意见书如下:

  上蒋委员长外交方策意见书

  前上芜函略陈愚见,我公不责以冒昧、奖励有加。适魏大使到任,局面一新,
  不禁心喜。遂常与魏大使、熊主席、宋部长,畅谈外交症结,分析国外形势,冀
  翻一新局面,得一新发展。复承宋部长同意,将愚见所及上呈委座,非敢越
  俎代庖,亦本匹夫有责之义云尔。语堂若得布衣终身,文章报国,为赐已多。谨抒
  谫陋伽左:

  一。中国今日有同盟之名,无平等之实,原因甚多。所欲办到而未办到者亦
  甚多。若参与世界战略,若反攻缅甸,恢复滇缅公路;若印度自由;若取得由华
  攻日原则,无一条办得通。盖所谓世界大战已为英美二国所包办,若居里、若罗
  氏、丘氏心理,无形中皆有白优黄劣之旧根性症结甚深。若不治本图之决不足以
  应付此繁杂局面。大处拿不定,小处只好迁就事实,委曲求全,则魏大使虽有如
  簧之舌,亦只好如前任,专坐冷板凳,送秋波,得一不睬不理而已。

  二。今日我国处境艰危。滇缅断绝是谁之过,对方尚不知悔。长此下去,印
  度亦可断送,我国十成封锁,此是何种局面?而同盟方且大谈以五年十年打倒德
  国,然後从容挥戈东向,解决日本,未尝为此五年十年间之我国百姓稍一设想。
  今日我国若不翻一局面,将来更要吃亏不少,岂容束手待毙,不求根本振作?

  三、所谓翻新局面者,宗旨回不变而手段不可不翻新,必以新作风达原定宗旨。
  原定宗旨为与英美合作。宗旨不可变,而手段不可不新择。欲择新手段必先彻底
  觉悟旧作风失败之原因。

  四、天下有道以诚,天下无道以术。今日西方,天下无道之天下也。即如周
  末战国之天下,此为根本。觉悟列强皆以术,我国但以一片丹诚,此所以失败也。
  若欲行以术而制胜,丹诚只可输半片。

  五、太平时外交对象是敌国,战时外交对象是同盟友邦。友谊是门面,一枪
  一矛是事实。同盟最狡者莫如英国。今日英国旦夕自危,帝国将倾,必欲抓住美
  国使世界战争二国独持。不动以利害岂一片丹诚所可感化?然过去除丹诚别无方
  策也。诸葛何以防周瑜比防曹操用心乎。

  六、外交便是打牌。第一,要手中有牌。第二,要认清手中各牌之轻重而先
  後耍之,先後不明,好牌仍可输局。中国之牌并不坏,先後不明,贤者惜之。第
  三,打牌最忌露字。手中牌露,有牌不如无牌。故持牌以九十度为宜。一片丹诚
  即全牌露面也,彼方认我不能奈他何。故言不听,计不从,而我亦实不能奈他何
  也。

  七、取消不平等条约便是其例。我有办法单方取消,他不能奈我何,则他方
  乐得取消。让他方取消是送他人情,非乞怜於他,故成功。以此为例,凡能立抗
  衡之势便成功,否则失败。

  八、且过去失败,非尽关我国国外情势使之然也。必明国外大势始足谋所以
  对付之方。

  九、今日国际同床异梦,裂痕已见。第一为美俄间之不满及经济主义之冲突。
  第二为同盟间宗旨不同。英国必为帝国主义而战,而美国一般人士必不愿为帝
  国主义流血。华府虽为亲英派当权,而亲英、排英暗潮已伏。目前所以虽异梦而
  同床者,全在丘吉尔、罗斯福二人。罗呼丘以小名,而丘称罗以总统先生。是以
  罗入丘瓮中。然丘乃英国保守党之中坚,不知亚洲民族为何物。于是丘之政策
  罗亦逶迤尾从;而丘罗遂以世界大战主人翁自居,中俄遂却之门外矣。此时势力
  甚为雄厚,故直接与之办外交更无插嘴之馀地。就局部问题,办局部交涉绝无办
  法。印度问题便是其例也。故曰非翻新局面,出新作风不可。

  十、故为今之计,该转入动的外交。动则生、静则死。必我方另做戏文,另
  布迷阵,以外交进攻换一局面,然後局部问题始有办法。长此不变,金牌露面,
  建议等於乞怜,秋波等於白送。某公自豪以为死撑待变,实则撑而不变,惟有待
  死。但欲做戏文,欲布迷阵,必须我方彻底剪除自卑心理。外圆内方。又须彻底
  觉悟礼让二字不宜於西方。西人夫妇之间亦争,兄弟之间亦争。争者让之,让者
  欺之。愈争愈敬,愈让愈欺。吾岂不欲以孔道君子之风感化西洋,而西人气骨实
  非一时所能感化。与其变齐就鲁,不如以齐待齐之为得计也。但明西洋心理此点,
  凡事以平等自居,则人无不以平等待之。必有不必为友之道,而後友道成。必不
  至於无可奈何之地,而他人始不能奈我何。

  十一。所谓外交进攻,所谓布迷阵之道,第一在於朝野声气相通。朝柔野刚
  朝轻野重,发生呼应之效,成一严密系统,而後有迷阵可排。若官方不便言者非
  官方可言之,非官方说十分,则官方说三分已有七分力量。如社论,国民参政会
  议,十中全会,皆是布迷阵之捷径。辞旨即使严厉,官方不必负责。今日大公报
  中央日报言论,此间每每刊载。若确定民族平等宗旨,若今日为帝国之末路,西
  方要人言论界已屡言之。中国尚未敢言,若滇缅失守谁应负裕同盟战略中国何
  以未许参加,皆应由全会或舆论表示对邻邦之失望与不满,不然官方一有请求,
  华府反以为我多嘴也。

  十二、宋部长出国须转道莫斯哥一校即使不办一事已是迷阵。

  十三。简派大员坐镇莫斯哥亦是迷阵。

  十四、全会示以国共谅解趋向亦是迷阵。

  十五、全会上,以大战宗旨及参加世界军事最高会议问题吵得最闹,亦是迷
  阵。俄国未加入参谋会议尚可托词苏俄未向日宣战,而中国既已在作战不许加入
  是无理侮辱。

  十六、且有不得不进言者,今日委员长既成世界领袖,说话著想即应以世界
  为范围。为世界民族着想,为世界存心。尚未闻有世界大战及战後和平宗旨日之具
  体宣言。岂大战宪章亦须待罗丘代订乎?大西洋宪章丘罗解释不一,至此不敢重
  提,成为悬案。西方人士靡所适从,世界宪章仍阙如也。夫为世界领袖者何,以
  天下为心也。在群众彷徨歧途之际,有卓然不拔之见解,旗帜鲜明足为天下所响
  应靡从者,便是世界领袖,便取得领袖资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威尔逊其人,文
  字思想足以当之,皆罗丘文章所不能及,或者天固纵之有待於东方乎?

  十七、退一步去言之,日本固为亚洲民族先进之国家,惜其德不足以当之,亚
  洲领袖资格已失,所谓丧天之命。领袖地位自然转到中国。然所谓领袖亦只为亚
  洲民族存心而已。有此心,便有此资格。而全亚洲必望风靡从。宪章即不为世界
  而发亦须为亚廾褡宥ⅰ?br>
  十八、大西洋宪章论者谓内容不整,文字含糊,既不明确又不细密。我方为
  之,必高人一等,思想文字超拔其上。若无此毅力眼光,可以不必发。且必旗帜
  鲜明始足引人信仰。或与史达林共同发言,则其作用愈大。第一宣布礼运大同、
  天下为公主义,直截痛快,声言此战为帝国主义之收场,如美国外交次长威尔士
  所言;并指出此战争之革命性,如美副总统瓦雷期所言。第二宣布世界种族平等
  主义,又特指出亚洲一切民族之自由解放,苏彝士运河不得作为平等自由珍域。
  再指出中国历史向无压迫弱小民族事实。此节苏俄亦有资格说话。因苏俄内部种
  族平等业已做到。第三宣布全民战争。此节方只有中俄二国确已做到,他国所未
  做到。又加以东方哲学:民为邦本之东方道地民主思想为平民说话。第四始言经
  济平等,自由合作,而以老子佳兵不祥,果而匆矜之意收之。今日西方芸芸众生
  待一领袖出现,且陷於颓丧失望,人心不满。此其时也。

  十九、统观大多我方手中好牌有三:一。以亲俄手段达联美目的。和平会议
  苏俄为英美对象,我方亦为英美对象,正须合作。二、远东必由我国支撑抗日局
  面。支撑必有相当代价,牺牲亦应平等。示以万一封锁,抗日有力与愿违之可能,
  敢问无汽油、无轮胎何以抗日?第三。战後必非中国与英美合作不可。此皆西
  方不敢轻视中国,不敢使中国不满之理由,特我不自觉耳。人必自侮,然后人侮
  之。外国大班,国中买办,皆不足以言外交,盖心理中毒甚深也。

  二十,以上各点,斟酌先後采行,遇有局部解决,吾国说话自然有力。否则
  手中无牌,惟有仰人鼻息。国外形势甚恶,不得不防。惟手段与日标须认明耳。
  语无伦次,文不成章,惟
  委座谅之。
  民国卅一年双十节
  愚 林语堂敬上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新约签字,一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正式终止,但是英国不肯放弃九龙租借地,中国声明保留。

  十一月十七日,美国更废除排华法案,但是移民人数,每年仅限一百零五人。


  23. 移植美国的中国人


  中国人来美国,有的越来越喜爱这个国家。美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设有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只要肯做事,就有饭吃。那麽何必惦记乱七八糟、又臭又脏的中国呢?何必教孩子学中文,学了之後也无助於找到工作。那麽快点学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中国人尊重学者,美国人尊重商人;中国人认为钱还没有赚到手就先花出去是错误的,美国人分期付款购物,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节省储蓄;美国人是消费者社会,经济繁荣靠人民的购买力。要在美国生活就要学美国人那一套,那也未尝不好,但是美国还有它己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那比较不容易了解。

  中国人要学美国人,最多是在表面上做到而已。

  另外有中国人来美国之後,越来越想念中国。在生活方面他看不惯美因人暴殄天物,看不惯美国人对老人不恭敬,以致老人要化装成年轻人,看不惯美国人动不动就开手枪。看不惯的事情多呢,性自由,女权运动,美国对外国人的骄慢和无知,外交的愚笨,美国的商业帝国主义--不胜枚举。於是他看中文报,背唐诗,不时引用孔子格言,强迫子女读中文学校,严禁他们在家里说英语,要他们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要知道自己的文化。如果既没有中国文化又没有西方文化,那麽在美国的中国人便会变成百分之百的物质动物。

  严格来说,什麽是中国人呢?我们珍惜怀念的是一种品质,对人对事的态度,是家庭观念。

  我在美国成长,家里从没有放弃过中国人的观念。家是家,学校是学校,分得很清楚。在学校可以学到许多知识,但回家之後,一定照中国人的规矩生活。除了爸爸不断地灌注中国历史文化给我,甚至填鸭式地要我攻读中文,在生活上我们过的是厦门鼓浪屿廖翠凤所知道的生活方式。外公廖悦发是商人,廖家不是书香之家,但廖家的家教使我一辈子受用。妈妈教我们烧菜做饭,刮鱼鳞,洗猪肚,我们什麽都来,我们不是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妈妈教我们剪衣料做旗袍,打结做钮扣。她说女孩子头发要梳得整齐,内衣要常换,生要有坐相,吃要有吃相。

  妈妈是纽约中国妇女战时救济会的会长。办公室设在骨董商姚叔莱先生在东五十七街二楼的商店里腾出来的一间小房间。所有在救济会工作的妇女都是义务服务的。有时,我在放学之後,也到那里去打打信。有几次,救济会举行街头募捐,我和别的中国女孩便拿著筒子站在街头要行人捐钱给中国难民孤儿。有一次一个老头子站在路上一直看我,後来走过来说了一句脏话,害得我快点跑回救济会。

  一九四二年底,父亲在东河边八十一街买了公寓,那真是漂亮!公寓分两层,楼下是他四壁图书的书房,宽敞的客厅连饭厅及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及一个工人房。那座大厦是由公寓所有人组织的合作社管理。在种族歧视极深的美国,让一家华人住进去,还要合作社通过才行。附近住著父亲的好友,著名乐队指挥考斯特蓝尼斯(AndreKostelanetz)和他的妻子,女高音邦丝(Lily Pons),他们最爱吃中国饭,常由父母亲带去吃中国馆子。住在附近还有乐队指挥丝托考夫司基(Leopold Stowkoski) 和他的妻子,有名的「可怜的富家女」范德比特(Gloria Vanderbuilt),我们有时见到他们进进出出,还有电影明星马希(Frederick March), 也是父亲的朋友。在我们的公寓对面的葛莱西广场(Glacie Square) 的另一端,是纽约市长的官邸。

  姐姐毕业中学之後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外进修部肄业,没有正式入大学,因为爸爸认为在图书馆里什麽都可以学到,不用上大学。

  我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多,我主修文科,必须读的书几乎读不完,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还有萧伯纳、王尔德、托玛斯.曼等等,这些书或剧本我都读得津津有味,一本本厚厚的书读完之後就像消化一顿大餐,肚子饱满,感到恬适。我们也讲英美诗人的作品,拜伦、雪莱、华兹华斯、艾略特等等,不但要读,还要背。教英文的老师威尔斯太太是英国人,长得瘦瘦的,黄金色的长发盘在头上。她诵起诗来双腿总是绕在椅脚之间,她的英语发音是标准英国上等社会口音。听说她想写作,但是并没有出版过什麽东西。上她的英文课的学生多数都看<纽约客>杂志,我们崇拜在那份幽默杂志里发表文章的作家,如索伯(James Thurber)、怀特(E.B. White)、伯尔门(S.J. Perlman) 他们的作品代表当时文学创作之精华。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上<纽约客>,那等於被最严格的文学评论家接受了。威尔斯太太、白尼丝和我都是<纽约客>迷。的确,除了文学之外,好像没有别的东西那麽有趣,那麽重要。

  在中文方面,我迷上了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姻缘>、<秦淮世家>、<夜深沉>、<似水流年>等等,我念得废寝忘食,即使文字没有标点符号,也不分段,我也肯念下去,因为张恨水小说里的人物是那麽逼真,他所描写的一九二O年代的社会是那麽引人入胜。数十年来我一直把张恨水的小说带在身边。最近弄到几本在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版。我以前不会读简体字,想学,可是没有耐心。张恨水的小说却使我学会了简体字,可见只要对作品有兴趣,就肯查字典。一副沉重的眼镜似乎永远压在我鼻子上,当年如此,现在亦然。眼睛痛是永久的状况。

  当时,除了看书之外,我自己还在写作。这是赛珍珠女士鼓励的。原来,她和她丈夫华尔希先生邀我写一本儿童读物。我写完了之後,赛珍珠说,我写的不是儿童读品而是成人可以看的小说,但是我如果真的想做作家,那麽必须有耐心,有恒心,埋头工作,将文稿加以修改。

  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长的信给我。我读了双颊发红。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这样鼓励,我真是没有想到。我是不是真的想做作家?当然是的!在从十岁时跟爸爸学中文,他已经鼓励我写作。他自己在文学上出类拔萃,他要女儿承继他的衣钵。问题是,我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要做像他那样的作家,是要下一辈子功夫读书,也要生活磨练才有希望写出好东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他又说,「作家之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後来可以尖如缝衣针。但他的观念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见越远。」

  无论如何,他劝我一试。於是,我从学校请假一学期来写小说。其实,那是不对的。我埋头写作,房间里堆满书本,衣服脱下来之後不肯挂起来。妈妈骂我道,「房间乱七八糟也不收拾收拾!」我会和她顶嘴,实在应该打屁股。姐姐一面在哥大修课,一面也在写小说。妈妈简直觉得无法应付。她嫁了不平凡的丈夫,可吃不消再来一两个不平凡的女孩。幸而妹妹乖乖的在上学,没有吵着也要做作家!

  我小说写完之後又回陶尔顿上学。一九四三年,我十七岁时,我的英文小说<战潮>出版,颇得好评。书评权威法的门(Clifton Fadiman)说,"The stuff of thenovelist is in her." (她有做小说家的本钱。) 姐姐的小说<火石>也出版,我们两人一时出了小锋头。学校里的老师纷纷议论,像我这样十七岁的孩子怎麽写得出有深度的小说。威尔斯太太尤其反应激烈,她当面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她没有看过我的小说,使我大惑不解。当时,我不明白为什麽没有人生经验的人不能写出有深度的小说?现在我知道,只要写得「真」,无论作者年龄大小,都可以写出好作品。但是我那时是初生犊儿不怕虎,<战潮>的主人翁固然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但是小说的画布太大,我恐怕没有写好,正如高克毅的书评所说,是个「小妞儿版的<战争与和平>。」

  不久之後,姐姐回国,在昆明军医署,任林可胜署长的英文秘书,终於令她回国服务的宿愿得偿。

  当年,蒋委员长及夫人出席开罗会议,这是中国参加同盟国领袖会议的仅有一次。我们看见他们和罗斯福、邱吉尔一起拍的相片,觉得很骄傲。稍後蒋夫人访美,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以平民身分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正式演说的人物。她说,自一九三七年七月发动侵华战争,以至珍珠港事件发生,中国独力抗战四年半之久,毫无外援。她呼吁美国助我抗日。蒋夫人的口才和风度轰动全美,她的照片在各大报第一版刊出,我的同学们纷纷对我说,「你一定引以为荣!你们的蒋夫人是多美丽!我们的罗斯福夫人长得多丑!」我也因此感到欢愉。

  有一次,我在布路明黛百货公司衣料部选衣料,赫然看见蒋夫人和她姐姐孔宋蔼龄两人穿著便装,也在那里挑衣料!百货公司的人都没有认出她们。我赶快站到旁边,以免引起她的注意。我观察她们好一会儿。她们姐妹俩兴奋地彼此问,「这块好勿好?」「会勿会颜色太浅点?」我难得窥见这富於人情味的惰景,留下很深的印象。


  24. 爸爸不要我上大学


  一九四三年,父亲所著<啼笑皆非>出版,这书从中国政治哲学观点讨论世界和平问题,重要论题有「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当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父亲在书里说,在战争结束之後,帝国主义必须结束,印度必须独立自由。这时,「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位为自由作战者被为自由作战的英国人关在牢狱。」

  九月,父亲回到中国後方作六个月的旅行。他从迈亚米市飞到开罗,再飞到加尔各答,越过喜马拉雅山驼峰抵昆明,再到重庆、桂林、衡阳、长沙、成都、宝鸡、西安等地。他晋见蒋委员长及夫人六次,有时是三人谈话,有时有别人在座。政府安排他访问各地军政长官,以及前後方抗战情形。这时国共继续明争暗斗,中共在延安的活动,在国外很受人注意。

  父亲从国内回来时,把国荣兄带了出来。那时出国不容易,国荣兄是以父亲的私人秘书名义出来的。起初,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後来他到费城宾州大学华顿商业学院攻硕士学位。

  家里客人很多,包括何应钦、张群、熊式辉、我国驻美大使馆、领事馆的官员、驻美军火租借法案的官员、中国留学生,以及来美训练的飞行员。妈妈烧许多菜招待他们。饭後,大家时常围著钢琴唱爱国歌,「八百壮士」、「松花江上」、「长城谣」等等。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苦难当,奔地方
  骨肉流散父母丧
  四万万同胞心一样
  新的长城万里长

  唱得许多人眼泪滚滚而下。父母亲的好友卢芹斋太太是法国人。她会独自唱起法国国歌来,唱得哽咽起来。她的四个女儿都困在被德军占领的法国。

  第二年,父亲出版<枕戈待旦>,揭露国共关系真相,引来了想不到的攻击。当时,罗斯福介绍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 对中共抱好感。美国大使馆秘书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s)和谢伟思(John S. Service) 对中共都有好评,并且指国军士气低落,长官贪污,政治派系纷争,无意抗日。美国太平洋学会人士甚至说,两个中国定必实现,一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封建中国,一为中共统治区的民主中国。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是同路人,甚至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枕戈待旦>的报导不正确,更痛骂父亲,说他是被蒋介石收买的宣传员,那位一向捧毛泽东的史诺(Edgar Snow) 这时更血口喷人,把父亲骂得一文不值。这些左派人士的努力,等於要败坏他的名誉。有些自命为自由派人士,包括赛珍珠也对父亲怀疑起来。但也有人认为那是一本重要的反共书籍,接替史迪威的任务的魏德迈将军便是其中一人,他竭力向朋友推荐。

  一九四四年,中国前途似颇光明,其实这是最暗淡的一年。中俄关系继续恶化,中共的要求不断扩大,日本大举进攻,国民党内部动荡,美国压力愈增,要国共密切合作,而通货膨胀极其严重。

  那年,我将毕业中学,功课很多。同学们更忙着交男朋友,参加跳舞会等等。一般来说,男朋友交得越多的,功课越差。果然,全班成绩最差的一位,退学结婚去了。大体来说,学生们是守规矩的。最近有一份调查报告说,四十年代的中学生是恪守校规的,违校规的三个最严重问题是迟到、在走廊跑步和在班里嚼口香糖;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吸毒、婚前杂交和备枪上学!十几岁的女孩对性都有好奇心。有个同班同学的姐姐结婚之後将洞房情形告诉妹妹,她就招我们几个同学到图书馆去,小声告诉我们那是怎麽回事,同学们所发的问题,显示大家都还是处女。

  我对交男朋友没有兴趣。有时,妈妈的朋友会拉我坐在膝头上,对妈妈说「我真喜欢你们老二,给我做媳妇好吗?」有位大官太太甚至送我一只翡翠镯子,并且要我和她的侄儿多认识认识。父亲的朋友有的要我叫他乾爹,有的要介绍儿子给我。我对这一切都客气地笑笑。我想,他们都不明白我的心,我是一心一意要做作家。有位亲戚看我这种态度,一直摇头,不明白我为什麽如此不懂世故。要是她的话,早已经左叫乾妈右叫乾爹罗!

  十七岁时,我自己以为什麽都会做,并已做得比别人好。我在学校里功课没有问题,放学之後我越来越能帮爸爸的忙,他有很多信要回,电话要打,甚至短稿我都替他拟。

  大致上我还是个小孩,过著轻轻松松的日子。妹妹和我有时会扮电影里的泰山和泰山的猴子,我像泰山那样发出「啊呜,啊呜哟!」的叫声,手牵妹妹,她扮泰山的猴子「七他」,弯著背一步一步地跳。我学泰山讲那种简单的英文,"Cheetah hungry,eat banana" 从饭桌上取只香蕉给她吃,她吃了就拍手在地上乱滚,在胳肢窝里搔痒,两人笑得不可收拾。要不然,我们就走另一极端,扮王尔德戏剧里的人物,背著充满机智的对白逞强斗奇,或引用萧伯纳的格言彼此讽刺。

  我们俩都是「择者」棒球队迷,常守在无线电边听关於他们比赛情况的报导,有时也乘地下铁车远到布鲁克林区的球场看他们打球。我们也是拳击王祖.路易斯迷,偶尔买票到麦迪生方场去看这个「褐色轰炸机」与对手竞赛。座位离拳斗场很远,但是融合在那叫呀嚷呀的紧张气氛,很是过瘾。

  在离家不远的第八十六街第二大道是德国人集中的地方,叫做约克城,有小咖啡馆,进去叫一杯咖啡一块蛋糕,可以坐半天,听三人弦乐队拉小提琴,奏维也纳华尔滋,也很富於异国情趣。杂货店里卖各种德国面包、香肠、泡菜、腌青鱼,也很有趣。我们的打扫女工何索就住在那里,她时常带腌在酸乳酪的青鱼给我们吃。

  从约克城向西走有许多小吃店,有一家卖汉堡包店叫做叫Hamburger with a College Education,卖特大号的汉堡包。爸爸很欣赏这个店名,每每要进去光顾。还有一家卖鸡的店叫做Chicken in Parts,即可以只买喜欢吃的部份,如鸡翼、鸡腿等等,不必买全鸡,那时是创新的店。爸爸总进去买鸡肾回家要妈妈卤给他吃。

  我念三年级时,同班同学已经纷纷讨论要申请入什麽大学。成绩好的都希望入一流的私立女子大学。入这些著名大学不容易!要看学生的成绩,有时也看家庭背景、校外活动及兴趣,并且要接受教师访问才能录取。同学们都说,凭我的成绩、家庭背景等等,我想入什麽大学就可以入什麽大学。在陶尔顿,学生的成绩不给分数,只分甲、乙、丙、丁。我每科都是甲等。然而我不平凡的父亲不要我上大学!

  他自己有博士学位,还有荣誉博士学位,他年轻时,外公必须向人借一百银元才有能力送他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他记得那年暑假,能不能去上海对他来说像是生死关头。公公东奔西跑都没有结果,後来突然想起漳州有个旧学生小时跟他念书,现在发财了。那学生陈子达很穷,有一年冬天,公公送了他一顶瓜皮小帽,他感激得发誓,即使这顶帽子变得破烂到不能再戴,也永远不买第二顶。公公赶快到漳州去向陈子达借一百元。不久,陈子达到板仔,递给公公一个蓝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赫然是一百个亮晶晶的袁大头。父亲的眼睛也亮起来了。

  公公要父亲「读书成名」,去外国上最有名的大学,父亲都办到了。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後在北京法华学校执教三年才有资格领半官费奖学金到美国数一数二的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的官费突然停止使他不能再在哈佛就读时,他向基督教青年会申请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教他们读书识字,才积够钱去生活费用较低的德国,进耶那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他补了三种课目,得到哈佛硕士学位,他写信给哈佛教务主任说,「我并不很重视学士学位,也不会在得到学位之後就停止求学。但是有个哈佛硕士学位是很有用的。」後来,他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向北京大学借款两千美元,才能完成学业。(后来父亲发现,这笔钱是胡适先生解囊垫给他的。)

  父亲没有忘记他进修的困难。现在我有条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入大学,他却认为我不必上大学!


  25. 读书的艺术


  原来,早在一九三O年,父亲三十五岁时,他对念大学已经有创见。他在圣约翰大学发表一次演讲,这麽多年来,他的意见始终没有变。

  读书的艺术

  余积二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深知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已经走入错路,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的事,正如杜威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法郎士也说过读书是「灵魂的壮游」,随时可发见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到了现在,读书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的一种苦役而已。而且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与任何人不相干,现在你们读书,已经不是你们的私事,而处处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注册组及你们的父母兄长之类。有人手里拿一本书,心里想我将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这实在是一桩罪过。试想你们看红楼、水浒、三国志、镜花缘,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的问题?但是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你们若不能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你们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不配读书,失了读书之本意,而终读不成书。你们能真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学、科学的书,读书才能「成名」;若徒以课堂的方法读书,你们最多成了一个「秀士」「博士」,成了吴稚晖先生所谓「洋绅士」「洋八股」。

  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我们想像到他们夫妇典当衣服,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羡慕不已。你想他们两人一面吃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经藉,这是如何的雅致,如何得了读书的真味。易安居士於金石录後序自叙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有一段极逼真极活跃的写照;她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食茶先後。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藏既富,于是几案罗列,枕席狼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你们能用李清照读书的方法来读书,能感受到李清照读书的快乐,你们大概也就可以读书成名,可以感觉读书一事,比巴黎跳舞场的「声色」,逸园的赛「狗」,江湾的赛「马」有趣。不然,还是看逸园赛狗,江湾赛马比读书开心。

  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这是李清照的读书法。你们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现在课堂上读书连头颈也不许你转动,这还能算为读书的正轨吗?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於沙发之上,然後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现在你们手里拿一本书,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组对你的态度加何,如何靠这本书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 -- 这还能算为读书,还配称为「读书种子」吗?还不是为沦为「读书谬种」吗?

  有人说如林先生这样读书方法,简单固然简单,但是读不懂如何,而且不知成效如何?须知世上绝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邃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你们的侄儿少辈现在看红楼、西厢,又何尝须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惯了就自然明白。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有专门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学生会看书,肯看书,现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说学生书看不懂,,在小学时可以说,在中学还可以说,但是在聪明学生,已经是一种诬蔑了。至於已进大学还要说书看不懂,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吧!大约一人的脸面要紧,年纪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饭,也得两手拿一只饭碗硬塞到口里去,似乎不便把你们的奶妈乾娘一齐都带到学校来给你们喂饭,又不便把大学校教授看做你们的奶妈乾娘。

  至於「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现在大学的方法强。现在大学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了的。一人从六岁一直读到二十六岁大学毕业,通共读过几本书?老实说,有限得很。普通大约总不会超过四五十本以上。这还不是跟以前的秀才举人相等?从前有一位中了举人,还没听见过公羊传的书名,传为笑话。现在大学毕业生就有许多近代名著未曾听过名字,即中国几种重要丛书也未曾见过。这是学堂的不是,假定你们不会看书,因此也不让你们有自由看书的机会。一天到晚,总是摇铃上课,摇铃吃饭,摇铃运动,摇铃睡觉。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从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四五点,还要运动、拍球,那里还有闲工夫自由看书呢?而且凡是摇铃,都是讨厌,即使摇铃游戏,我们也有不愿意之时,何况是摇铃上课?因为学堂假定你们不会读书,不肯读书,所以把你们关在课堂请你们静坐,用「注射」「灌输」的形式,由教员将知识注射入你们的脑壳里。无如常人头颅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识注射普通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们是会看书、要看书,由被动式改为自动式的,给你们充分自由看书的机会,这个成效知何呢?应当计算一下,假定上海光华、大夏或任何大学有一千名学生,每人每期交学费一百元,这一千名学费已经合共有十万元。将此十万元拿去买书,由学校预备一间空屋置备书架,扣了五千元做办公费(再多便是罪过),把这九万五千元的书籍放在那间空屋,由你们随便胡闹去翻书,年底抽签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元的书,只要所用的工夫与你们上课的时间相等,一年之中,你们学问的进步,必非一年上课的成绩所可比。现在这十万元用到那里去?大概一成买书,而九成去养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妈,奶妈又拿去买奶妈的马桶,这还可以说是把你们的「读书」看做一件正经事吗?

  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元书籍的图书馆,依我的方决,随兴所之去看书,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没有教员的指导,必定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涉猎不精,不求甚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大学教育好。关於指导,自可编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第一样,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两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万元的书箱,随意翻览。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第二样,我们要明白学问的事决不是如此呆板。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入手不可。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联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能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见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这是自动的读书方法。较之现在上课听讲被动的方法,如东风过耳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一无所获,强似多多了。第三,我们要明白,大学教育的宗旨,对於毕业生的期望,不过要他博览群籍而已(Be awell-read man), 并不是如课程中所规定,一定非逻辑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说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页讲义,逻辑看了二百零三页讲义,便算完事。这种的读书,便是犯了孔子所谓「今汝画」的毛病。所谓博览群籍,无从定义,最多不过说某人「书看得不少」,某人「差一点」而已,那里去定什么限制?说某人「学问不错」,也不过这麽一句话而已,那里可以说某书一定非读不可,某种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两年中泛览这二十万元的书籍,大概他对於学问的内容途径,什麽名著、杰作、版本、笺注,总多少有一点把握了。

  现在的大学教育方法如何呢?你们读书是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你们的学问不但有部定标准,简直可以称斤两的。这斤两制,就是学校的所谓「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类,及所谓多少「单位」(学分)。试问学问之事,何得称量斤两?所谓世界史七十八分,逻辑八十六分,如何解释?一人的逻辑,怎麽叫八十六分?若谓世界上关於世界史的知识你们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岂有那样容易的事?但依现行制度,每周三小时的科目算三单位,每周二小时的科目算二单位,这样由一方块一方块的单位,慢慢堆叠而来,叠成多少立方尺的学问,于是乎某人「毕业」,某人是「学士」了。你想这笑话不笑话?须知我们何以有此大学制?是因为各人要拿文凭,因为要拿文凭,故不得不由部定标准,评衡一下,就不得不让教务处来把你们「称一称」。你们如果不要文凭,便无被称之必要。但是你们为什麽要文凭呢?说来话长。有人因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钱,心里难过,於是下定决心,要规规矩矩安心定志读几年书,才不辜负父母一番好意及期望。这是不对的,与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恋爱女子一样的违背道德。这是你们私人读书享乐的事,横被家庭义务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学问献给你们的父亲母亲做敬礼。只因真理学问,似太渺茫,所以还是拿一张文凭具体一点为是。有人因为想要得文凭学位,每月可以多得几十块钱,使你们的亲卿爱卿宁馨儿舒服一点。社会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儿子中学毕业读了三十本书,我可给他每月四五十元,如果再下二千元本钱再读了三十本书,大学毕业,我可给他每月八九十元。你们的父母算盘一打,说「好」,于是议成,而你们进大学,於是你们被称,拿文凭,果然每月八九十元到手,成交易。这还不是你们被出卖吗?与读书之本旨何关,与我所说读书之乐又何关?但是你们不能怪学校给你们称斤两,因为你们要向他拿文凭,学堂为保持招牌信用起见,不能不知此,然後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处於今日大规模制造法(Mass Production)之时期,不能不划定商货之品类(Standardization ofProducts), 学问既然成为公然交易的商品,秀士、硕士、博士,既为大规模制造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划定」一下。其实这种以学问为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子张学干禄;子曰「三学,不至於谷,未易得也。」关於往时「生员」在社会所作的孽,可参观<亭林文集>生员论上中下三篇。

  到了这个地步,读书与入学,完全是两件事了,去原意远矣。我所希望者,是诸位早日觉悟,在明知被卖之下,仍旧不忘其本,不背读书之本意,不失读书之快乐,不昧於真正读书的意义。并希望诸位趁火打劫,虽然被卖,钱也要拿,书也要读,如此就两得其便了。

  民国19年10月26日圣约翰大学讲稿,<中学生>第十二期2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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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发表于: 2006-04-03   
26. 荣誉毕业生


  我对父亲这套话没有什麽意见。一向,他说什麽,我都相信。不入大学,毕业之後做什麽呢?他说,要我踏入社会做事,学会处世的道理。他听说,耶鲁大学的亚洲研究所缺乏中文教员。「我们来试试看。」

  「我吗?到耶鲁大学教中文?」我失声大叫。

  「那有什麽不可以?」父亲说。「教外国人的中文,程度很低。最要紧是国语发音正确,要懂点中文文法,懂威瞿罗马拼音法。」

  这个并不难。从小,爸爸这位语言学家就教我们注意国语的发音,威瞿罗马拼音法我早已学会。至於中文文法,有书可参考(自修!自修!)。但是我毕业时只不过十八岁,怎麽能去耶鲁大学教中文?我心乱如麻。想到离开家庭,到新港去住,赚取一份薪水,过独立的生活,我跃跃欲试,但又不敢抱多大希望。我看得出爸爸对这件事很起劲。我的所谓中文是他教出来的,他想试试他的学生行不行。

  负责亚洲研究所的乔治.甘尼迪博士认识爸爸。有一天他来纽约,我们见了一面。他大概四、五十岁,长得矮矮胖胖,讲一回地道的北京话。他听我说几句国语之後便说行,月薪二百元,他们是真的严重缺乏教员,因为美军与研究所签了合约,派军官和士兵来学国语。我又惊又喜,不敢相信有这麽容易的事。

  於是,同学们再对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麽不入大学」时,我就说,「我毕业之後马上就去耶鲁大学教中文。」她们对我刮目相看,连老教师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她们教中学,我这个中学毕业生却要去教大学!耶鲁大学!

  最後那学期十分忙碌,也很紧张。同学们等待被大学录取的消息,一一得到消息之後高兴得发狂,大家互相拥抱道喜。白尼丝考取宾州一所一流女子大学,我也为她高兴。大家纷纷讨论离开家庭,过独立生活将是什麽滋味,我也参加一份。

  大考的时候特别忙,我们还要作举行毕业典礼的各种准备。我们依身材高矮排队(有两人比我矮),练习照著进行曲的拍子,徐徐走进学校大礼堂。毕业那天,大礼堂里会挤满家长、来宾、同学,我们将一一走上讲台从校长手里接受文凭,那将是多光彩!我读觉民小学四年级时就随家里到美国,恶补英文插班在纽约的小学,只差几个月要毕业时便去欧洲,回美之後又回国,直到这几年才安定下来好好的在学校读书。我终於能毕业中学,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成就。

  校方规定,在毕业典礼时毕业生要穿白色的衣裳、白鞋,什麽款式都可以。妈妈和我在马迪生大道的店里挑来挑去,终於选了一件短袖圆领滚绉边的衣裳,细腰带,碎褶裙,配上对白色高跟皮鞋。我很高兴,把衣裳挂在衣柜里,不时看它一眼,那洁白的衣裳象徵多年努力读书的圆满结果。

  大考还没有结束时,学校便宣布荣誉毕业生,即成绩优异学生的名单共四人。我的名字不在内。

  我愣住了。这怎麽可能,我每科都是甲等。同学们也不明白。是不是漏了我的名字?我红着脸问西格小姐,有没有弄错,是不是遗漏了我的名字?西格小姐一向对我很好。她说没有搞错,这是教师们开会时决定的名单。她劝我不要灰心,好好的预备所剩下的英文大考。我好像头上挨了一棒,肚子给人踢了一脚,垂头丧气的回家。这不公平,不公平!论成绩,我每科都是甲等,论品行,从没有给学校批评惩罚过,还要我怎样?我打开衣柜看见那件新买的白色衣服,买来的时候是那麽高兴,现在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想到校方请来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贵宾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博士,我难过得不想毕业了。我丢尽他的脸。

  爸爸当然不重视学位,连博士学位他都不重视。他说中学毕业算是什麽?荣誉毕业生的名堂算是什麽?这话到我如冷水浇头。不,不,这次爸爸不对了!爸爸也许认为荣誉毕业是可笑之至的芝麻小事,但这对我太重要了!学校对我太不公平了!

  我并没有哭,而是气呼呼地,像个机器人预备英文大考。威尔斯太太出的题目是要在大考时作文,谈论艾略特的长诗<荒地>。我气鼓鼓地读这篇长诗,我不喜欢这篇充满隐喻的东西,谁晓得是什麽意思?威尔斯太太却认为那是了不起的作品,大概是因为艾略特也是英国人吧?

  考试那天,我坐在教室里像发疯了似的,在纸上发泄怒气,东拉西扯,写满一页又一页,是最後交卷的学生。走出教室,觉得精神特别好。老天爷,还预备在我头上击几棒?来吧!我抵受得住!

  没想到,过两天,校长宣布荣誉毕业生加一名,就是我。我喜出望外。西格小姐笑咪咪地恭喜我,同学也为我高兴。我好像从噩梦醒来,呵呵地笑,也没有去想这到底是怎麽回事。

  毕业前夕,我洗澡洗头发,细心将头发卷起来,第二天醒来头发乾了,我漫慢地梳,尤其注意盖着我微突的额堂的浏海,一切要至善至美。我们只须在典礼前半小时到校。用过午饭,我穿起玻璃丝袜,然後把那件白色衣裳从头套下,绑了腰带,再梳一次头发。我在脸上扑了薄薄的一层粉,嘴唇上涂了淡淡的口红,戴起一条细细的珍珠项链和爸爸送我的水蓝宝石戒指,双脚便伸入新鞋。父母亲,妹妹和我坐汽车到学校。我走到毕业生集会的教室,许多同学已经来到,大家和我一样兴奋,紧张,喋喋不休地比较衣裳,皮鞋,再拿出梳子梳头发。

  时间到了。西格小姐带我们走下楼梯。大礼堂里已经挤满人。那庄严的音乐响起时,我百感交集。我们鱼贯而入会堂,走到前两排座位坐下。

  我没有听见爸爸的演讲说些什麽。我只注意到台上的桌子堆满文凭,每卷结著蓝色丝带。演讲完毕之後,校长致词,然後开始叫毕业生的名字。我们一一上台去领文凭,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就走上台,校长递文凭给我时,对我灿烂一笑,台下的掌声似乎特别响。我眼泪盈眶,谁也不知道我是多么辛苦,才夺到这张文凭。

  典礼结束之後,师、生、家长、来宾聚在一堂,彼此打招呼,恭喜,祝福。妈妈送我一朵紫色兰花,帮我别在胸前。威尔斯太太手里拿着杯饮料,从人群之中挤过来,她很激动,话讲得很快。「是我阻止让你做荣誉毕业生的,因为我妒忌,你十七岁就出版一部小说。但是你那篇艾略特的作文写得太好了,我不得不凭良心,在第二次教 师会议中同意让你做荣誉毕业生。」

  「唔,唔,谢谢你,威尔斯太太。」我说。

  她说完话对我笑笑,翻头就走了。

  白尼丝和我打开文凭比较。她也是「荣誉毕业生」。那几个字在她的文凭上是印上去的。在我的文凭,那些字是手写上去的,显然是临时加上的。我并不在意。我得到公平待遇,那对我才是最重要。

  那夜我在床上,回味这件事,觉得威尔斯太太实在荒谬。她好好的一位中学老师,又有丈夫子女,何必妒忌我这个学生?然後她受良心责备,才让我做荣誉毕业生,而且一定是下了大决心,才对我透露她的心情。而我一直在怕她这位英文老师呢。人的心理是多麽复杂,我要学的事情多着呢。


  27. 在耶鲁大学教中文


  「中国语言有四声:例如妈、麻、马、骂,各有不同的意思,」我说。教室里有三十几个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的男生,有大学研究生,也有军官。我把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加以威瞿罗马拼音符号和每个字的意思。刚过头来时,发现甘尼迪博士站在教室後旁听。这是我上堂授课的第一天。

  我在开学之前一星期已经搬来新港,和两位女同事在一幢三层楼的房屋里合租一个公寓。我并且遇见了其他同事,他们有的是美国人,曾在中国做传教士,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起码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他们都讲一口地道的国语,而他们对我这个小妞儿很好奇。甭说,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什麽人。咱们等著瞧吧,看她行不行!

  我知道,讲纯正的国语,必须注意「知」「资」、「宗」「中」、「吃」「痴」、「是」「四」、「猪」「租」、「州」「邹」、「炒」「草」等字发音的分别。万不可说,「我不资道,宗午你四想痴租排饭,还四想痴扬邹草饭?」

  「中国字同音的很多,全由声的不同区别字的不同意思。」我望了甘尼迪博士一眼,继续对学生说。然後要保住我这份差事,转过头继续对学生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创作过一首拗口令,叫做"施氏食狮史"。」

  我把拗口令慢慢念给他们听:

  石室诗土施氏,
  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十狮,恃矢势,
  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室拭,
  氏始试食十狮尸。
  食时,始识是十狮尸,
  实是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甘尼迪博士向我眨眨眼,点头一笑,走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八月六日,美国以原子弹炸广岛,八日,再以原子弹炸长崎。第二天,苏俄对日本宣战。九月二日,日本向同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九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

  那几个月发生的事相继而来,太快了。美国对日本投以原子弹究竟是什麽东西?投一枚炸弹杀死几十万人,在道德上解释得过去吗?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宇宙有它的规律,人不应该去玩弄。中国抗战胜利了,我想起我们离开北碚那晚,我们手持电筒走过炸烂的街道到一家馆子,老向和几位父亲的朋友请吃饭为我们饯行。摸黑爬楼梯上去,楼上满是人,在等电灯亮起来,房间一面墙炸掉,看见在月光里嘉陵江火光曳曳,有人在江边烧纸钱。

  突然间,电灯亮了。江边的景色不见了,却听见隆隆雷声。大家说好,要下雨了。大家举杯痛饮,说中国必定胜利,把日本鬼子赶到海里去。那天终於来到了。老向有没有像他所说,一路喝醉酒回去北平?那位女士,有没有穿着大红衣服满街乱跑?

  在遥远的美国,我们也为抗战胜利欢欣若狂。在耶鲁的中国留学生有的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哭得像刚刚出世的婴儿。


  28. 故乡不能再回去


  美国小说家沃尔夫说,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意思说,假如回去,会发现那已经面目全非。换句话说,童年是再也找不到的。战争结束之後,我们没有搬回去上海住。我们初到美国的时候以为只来住一年,结果我们三姐妹在外国长大。

  一九四五年,我十九岁,又写了一部小说,比十七岁写的好 -- 我对自己的作品是最为苛求。

  我在耶鲁工作一年半之後,去上海接替姐姐的职位,任军医署长林可胜医师的英文秘书,她回美国打算结婚。上海当然不再是我十岁离开的时候的上海。东北共军骚乱,国民党内部犹疑动荡,政府税收不敷支出,增发法币以致物价飞涨,各种货品严重缺乏。

  在外滩,我又看见那些壮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象徵战前外国人在上海的雄厚势力的大银行、大商行和大饭店都曾经设在那里。这时,外国商人多还没有回来开业,那些高楼大厦像一幢幢空壳子无言地凭吊昔日的荣华。当然,我的眼光也变了,我不再是十岁的儿童。

  南京路挤满了人,在簇拥的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个七八岁的女孩,拉著大人的手正要走进一家餐厅,是冠生园!小时我也去过冠生园吃午饭,然後就跟妈妈到永安公司买她爱吃的花生酱。回忆一幕幕涌到心头。大光明戏院!小时我最爱去那里看电影,尤其是秀兰邓波儿的电影。

  只有二伯一家人仍旧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三义坊,二伯却已经去厦门大学任教,我只找到二伯母和国光兄嫂。三伯在桂林去世,他的子女也还在内地。六叔一家人在马尼拉已经生根,也没有搬回上海。

  一位女同事和我在一家小招待所租了一间房,有浴室却没有自来水。洗澡时由人挑热水进来,倒在浴缸里,八十元一担,总有小块纸片浮在水面,水底有沉淀物。林可胜医生是南洋出生,受过英国教育。他有时带我们一群人去大酒店里的西餐厅吃饭。侍应生穿著褪色的晚礼服,递来用法文写的菜单。冷盘每客一千五百元,鱼排二千元,牛排五千元。那冷盘是用日本罐头鱼虾,德国罐头青鱼,美军配给火腿拼凑起来的。白俄舞女徐娘半老,穿著十年前缝的晚礼服,学会了几句美国俚语,和年龄比她们小一半的美国士兵共舞,老迈的匈牙利乐队拉小提琴,奏维也纳华尔滋和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曲。上海好像停滞在抗战以前,但那些辉煌的租界已经是褪色的记忆。只有在旧法租界霞飞路那些大枫树变得更茂盛。胜利後,国民政府把霞飞路改作林森路,以清洗殖民地色彩,但大家仍然说霞飞路。旧习惯难改。

  有许多日本俘虏关在虹口提篮桥监狱。有时我随著林医师去那里办公,而且在那里过夜。林医师晚上出去应酬时,我一个人只好看小说消磨时间,因为他回来之後还要办公。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完约瑟康烈的大部小说<杰姆勋爵>,一个人夜里在监狱办公处看书,心里不免有点害怕,因为在不远之处有两千名日本俘虏关在监狱里,万一他们闯出来怎麽办?

  军医署的工作大多和内战有关。在秦皇岛,国共战斗得很厉害。十一月共党大举叛乱,美国停止对华援助。

  我回美国之後,一时没有固定的事做,觉得吊儿琅当,於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校外进修部选课,选英国小说,新闻学课目,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结婚为止。我没有大学学位,那倒没有妨碍我写作,那也许是凭一股傻气,和後来担任读者文摘总编辑的职位。但是谁知道,假使我有一张大学文凭,我的一生经历会有什麽不同?我年龄越大,越觉得自己知识浅薄,而且胸怀不够开阔,对极大的东西,如天文,和极小的东西,如原子,都没有多大兴趣。我对数学也不好奇,超过一千万的数字我的头脑拒绝了解。

  妹妹毕业中学之後即入一流的巴那德女子大学,後来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得博士学位。她因为念理科,所以爸爸没有坚持她不念大学。后来她在香港大学执教,现任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副教授。

  本来,大家以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中国已经翻身,不会再受外国欺侮。殊不知,在一九四五年,美、英、苏在雅尔达会议讨论苏俄对日本作战条件,已有秘而不宣的协定,内容为苏俄於德国投降後二、三月内,依下列条件对日宣战:

  一、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苏俄一九0四年被日本侵害的权利:甲、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乙、开
  大连为国际商港,保障苏俄在该港的优越利益,另以旅顺为苏俄租借的海军基地;
  丙、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中俄合营,保障苏俄的优越权利;维持中国在满洲的全
  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归苏俄。
  关于外蒙古、满洲事项,在罗斯福征得蒋主席的同意后,史达林准备与中国缔结一
  友好同盟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私自成立谅解,将中国出卖,将德国前在山东租借地、铁路、矿产等,悉让予日本。雅尔达协定,再将中国出卖。中共能够在短短几年统制中国大陆理由之一,是苏俄将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军火送到共产党手里。

  三伯的儿子伊仲、伊祝兄去了台湾,伊磐兄留在家乡照顾母亲。他被一个在金门当兵的表亲牵连而被派去内蒙古劳动改造多年。他在内蒙古学会了做白铁,修理钟表,脚踏车、缝衣机、电灯、电话,但因为生病,神经衰弱,心脏无力,常在工厂里昏倒,而且在操作机械时切断了手指。一九五九年他回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他病体不堪日晒,也不能高攀,所以不能修电灯电话线。手指少了几个,再也不能修理钟表什麽的。

  两三年前,伊仲、伊祝兄嫂去同安看他,他住在一间残旧不堪的老屋里,入夜灯光幽暗,蚊钠如雷。他因为十年前中风,行动不便,几乎整天坐在一张藤椅上,难得开口。这是伊仲嫂毕璞告诉我的。想起当年在香港相遇时,他是个活泼的青年,一生就这样被踏踢掉,可以说是毫无天理。

  而厦门呢?鼓浪屿呢?毕璞嫂在<老树春深更著花>书中说:

  作为经济特区,是台商投资重要目的地的厦门,固然市面相当繁荣,游客云
  集,有高楼大厦,有百货公司,但我对它却没有什么好印象。街上人挤人,又脏
  又乱是原因之一;满街都是伸手要钱的乞丐,以及向观光客料缠不休,想兑换外
  币的黄牛,也都令人怕怕。

  厦门虽然是中共最早开放的几个都市之一,可是在很多方面仍然相当落後。
  像公共汽车之破旧肮脏、三轮车之简陋(同安的更简陋,就像台湾的送货三轮车)、
  小吃店的不卫生等等,都令人望而却步。最可笑的是很多人家仍旧没有厕所的设
  备,而公厕之脏就不必说了。莫名其妙的是,火车站新盖的公厕还算清洁(要收
  费),但还是矮墙无门的那种。在共产社会中,大概是连上厕都不能享有隐私权的
  吧?

  我们在厦门停留了三天,除了尝到慕名已久的道地的厦门炒米粉、薄饼和土
  笋冻(一种海产做成的冻)外,似乎毫无收获。一走出旅馆大门,由於街上人潮
  汹涌,寸步难行,既怕扒手,又怕乞丐,每次都像一场噩梦。仲兄弟俩目睹故乡
  变成如此面目全非,也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认为不堪回首,简直是糟蹋了它
  「花园都市」的美誉。

  我们也曾乘坐渡轮,环绕鼓浪屿一周。这种渡轮也是十分原始简陋,还好绕
  行一周不过二十分钟,也就不必过加讲究。从前老听仲说鼓浪屿如何如何漂亮:
  山上遍布著精致的花园洋房,绿荫处处,道路整洁,沙滩的沙细而白,正是理想
  的海水浴场。然而,当我们舍舟登陆,踏上这座心目中的人间仙岛时,马上就幻
  象破碎,大失所望。当年漂亮的小洋房哪里去了?洁白的沙滩又哪里去了?虽然
  这个小岛还不至於像厦门街头人挤人那么可怕;不过环境的脏乱、房屋的破旧,
  又与大陆其他地方有什麽分别?当然,人会衰老,城市也会变老旧;四十多年的
  失修(没有遭到破坏已算万幸),又叫它怎能保持原来的样子?

  至於外公那花园洋房,有人去看过,说洋房破烂不堪,花园荒芜,在大厅里堆著木柴,有人形容在里面住的人像过乞丐的日子。

  桐姊和师基兄在共产党占领时还住在厦门。桐姊看情形不对,说不如搬去香港,但是师基兄不肯。在文革时,师基兄被指控为「特嫌」,因为他有亲戚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腐朽的资产阶级的香港,使他们一家背了几十年黑锅。一九五一年,舜姊和惟贤兄和他们的儿子回去北京,惟贤兄在那里教书。十年之後,在大饥荒时期,在厦门一般人吃米糠、树皮,偶尔有稀饭拌蔬菜吃算是好的了。肉根本买不到。桐姊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搭火车从厦门到江西鹰潭,换车到上海,再换车抵达北京。她去找舜姊,因为在北京还买得到肉。她们做了肉松让桐姊带回去厦门给三个儿子吃。这是後来舜姊告诉我的。在文革时期,惟贤兄被指是美国特务,被抄家批斗以致心脏病发而致死亡之後,舜姊和儿子有幸逃到香港。我可以想像到两姊妹为了买猪肉,清早就挽菜篮上菜场,回来後因为怕邻居知道,闭门在房间里的小煤基炉上做肉松的情形。每天只能做一点,一星期後才积够装满一个铁皮盒子。那和昔日在廖家大厨房里做肉松有多大的分别!我也想像得到,瘦巴巴的桐姊紧抱住那盒肉松,千里迢迢回去厦门时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师基得到平反,他多次对他儿子说,「没有听你妈的话到香港去,很对不起她。」

  桐姊和师基兄都已作古。舜姊和儿子住在加州,她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她们母子得以来美国,是因为舜姊秘密收藏了小正的美国出世证,红卫兵来抄家时没有抄去。我每次见到舜姊,她都会提到和桐姊做肉松那回事。

  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廖家的肉松,一代接一代,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29. 春日在怀


  我结婚之後生了一女一男,他们都已成人。我写了多种小说,均以英文撰写,并且译成八种其他文字。一九六五年,我任职<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我认为够了,我宁愿恢便写作生涯。编缉工作和写作截然不同,处理文稿像奶妈抱儿子 -- 文章是人家的。迄今我写了四本书,好像生了四个儿子。

  学无止境,写作、做家务之馀,我一直在自修。至今我书桌上仍然堆满字典和参考书,遇到生字,我还在查字典,把意思和发音写在簿子里,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的发表欲也仍然旺盛。无论是一篇文章或是一部小说,从孕育一个概念,构想如何发展,一个个字写出来,写完了修改再修改,以至最後誊一份乾净的文稿,寄到书局,苦等他们的反应,那种甘苦,有点像怀孕,要细心滋养胎儿,要有耐心,抱奢极大的希望,却不可不提防万一会有意外。

  一日作品被书局接受了,那种衷心的喜悦会使我如醉如痴。我写完英文小说<金盘街>时,把稿子寄给美国一家书局。他们拒绝接受出版,但书局编辑鼓励我从头写过,因为他觉得题材很好。我煞费苦心从头写出,一年後寄给他。我收到他同意出版的信时,快活得双腿发软,两天没敢出门,怕过街时给汽车撞倒。

  书有人肯出版了,看校样是愉快的事。那时自己的手稿已经变成一排排的铅字,像一队队的步兵在长条纸头上操过去。看完了校样,就苦等书的出版了。

  有一天,我会收到一本刚印好的书,拿在手上先看那彩色封面,上面印著书名和我的名字。翻开书来,书壳好像发出细微的声响,仿佛在和我私语,说「我出世了。」隐约闻到油墨的香味,摸摸那浅象牙色的纸头,翻到最後一页看这本书一共有几页,把它捧在手里试试它有多重,念念封底的作者简介,看看有没有错误。然後躲到一间空房间,关起门来,从头到尾读一遍,严格地评断自己的作品究竟行不行。但是不能完全客观,要等书出版之後看别人怎麽反应。

  我会到书店去看自己的书有没有放在当眼的地方,书架上有几本?我会问店员它的销路好不好,但从不露出自己的身分。我的书和别的书一起放在书架上,我知道竞争开始了。

  一本书如果有好评、好销路,我的欣喜就像看见儿子在学校里得到优异的成绩一样。如果销路平平,只好安慰自己,它毕竟是出版了,足见有人欣赏。象所有的母亲最疼的总是最弱的那个孩子一样,我最疼的也是销路最差的那本书。

  两年前,外子和我回去过上海。

  我们的游览船清早就驶进黄浦江。我五点起床,从房舱走到上层甲板,看见满天迷蒙的烟雾,初升的太阳象一枚昏黄的铜钱空悬在一片混沌之中,毫无光辉。浦东那边,有许多工厂的烟囱冒出一缕缕浓黑的烟,随风飘洒在灰暗的天空,构成一幅触目的泼墨画。

  黄浦江熙熙攘攘,有好几艘汽船拖著一串串的驳船,载著煤炭、水泥、食物、粪便什麽的,慢慢驶过。船都是黑色的,是旧船,很旧的了。另外还有些货艇在船尾装两架舷外马达,打嗝似地吐出一口口黑烟,卜卜卜地驶过去。江水黑黝黝,像墨汁般游流。温暖的江风带来一股刺鼻的酸臭气味。沿江两岸码头停靠著的远洋轮船和货船悬挂著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旗帜,给这幅灰暗的水墨画添上一点彩色。

  突然看见南浦桥,是新盖的铁缆吊桥,雄伟壮观。周围的烟雾里大概还掩藏著中国开放以来的许多成绩,黄浦江的肮脏可能也是与之俱来的後果。

  一艘领港的汽船带我们的游览船到泊船的码头。船停泊之後,船上的旅客已经用过早餐,预备下船观光了。船上有约四百客人,大多数是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有些日本人和华人。我们已经去过镇江、南京和无锡,将北上烟台、天津,离船乘游览车,到北京,从那里飞回各人的住处。

  中国国际旅行社派来的十来辆游览车已经在船边一字排开。上车後我一眼看见座位靠背的罩布很脏,布窗帘也残破不堪。游览车转进南京路时,地陪用口齿不清的英语说,上海有一千三百万人口。我望窗外,觉得他说得一点不错。今天是星期天,上海的居民好像都到南京路来了,他们男的穿白衬衫黑长裤,女的大多数也这样装束,挤满了行人道,真的摩肩接踵,嘘气成云,挥汗成雨,不是简单的一句「人山人海」所可以描述於万一的。我小时也和父母亲在南京路走过,是挤,但是没有这麽挤。

  游览车开到寄上海展览馆,大家下车。我研究手上的地图。从前我们住在静安寺路边的爱文义路,现在叫做北京西路。我们住的弄堂叫柳迎村。我要去找。上海展览馆是一座受苏联影响的建筑物,两幢庞大笨拙的高楼簇拥著中间一座高耸的塔,横蛮臃肿,真是难看。地陪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建造的,又说这里是前英国商人哈同的私人花园。噢?那麽很近静安寺吧?「请问静安寺在什麽方向?」我问他。他吃了一惊,没想到游客中有会讲中国话的人。他视我若怪物,受理不理地说"I don't know." 他显然不愿意和我认同,翻过头去带外国游客到友谊商店去了。

  外子和我沿著北京西路走去。到处是人和车子,要过街的,要转弯的,好像大家不一定要靠左或靠右,只要有空间就钻进去,明明不准汽车驶入的单行道,汽车还是驶进去。

  街道两边都是两层楼的旧房屋,窗外晾著衣服。街上灰尘这麽多,不知道晒乾了的衣服会不会比洗涤之前乾净?在一个弄堂口有个似曾相识的水泥大垃圾箱。以前是各家把垃圾倒在大垃圾箱,由工部局的人清除。这垃圾箱已经满了,附近都是垃圾,有个孩子蹲在旁边吃饭。这不会是柳迎村。我记忆中的柳迎村是一排排粉刷的淡黄色房子。这里的房屋是灰黑色的。我们向前走。小时,矮矮胖胖的黄妈每天陪我上学,她提著我的书包,我抓住她粗糙的手,跟她那双裹过的小脚蹬蹬蹬走向觉民小学。到了中午,我手指沾著橡皮铅笔的气味,头脑塞满要记住的生字和新知识,看见黄妈站在学校门口等著接我回家吃午饭,我松了口气。我又抓著她的手跟她蹬蹬蹬走回家。等到闻到一阵强烈的咖哩炒洋葱味道,便知道快到家了。柳迎村弄堂口住著个印度人,每天炒咖哩洋葱。有时他站在街上,包著头巾,一脸胡子。黄妈说,他留著一头长发从来不剪。我想,那不知道有多长!那印度人看见我,会睁大眼睛瞪我一下,吓得我拉著黄妈赶快跑开。

  这条路我走过不知道多少次,我以为我一定找得到我小时住的家。但是我完全不认得这一带了。灰尘高飞,前面是个建筑地盘,在盖一座玻璃面的高楼大厦。有个男人拉著木板车,上面载著五六块长约二十尺的水泥板向地盘走去。後面一部则满载著数十条钢铁管子,前面一人拉,後面两人推。

  「你看呀!」我忍不住叫道。是不是我当时年龄大小,在上海这些景象都有,而我视而无睹?抑或是我住在海外太久了,看不惯这样用人力拉重载?老舍在三十年代写<骆驼祥子>描绘黄包车夫过的辛苦日子,但是比起目前用木板车拉如此重载的情况,拉黄包车算什麽?抬头看那二十多层未完成的大厦,我心烦意乱,感到无奈,同时又极想视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运河......长城......不都是完全靠人力建造的吗?但是现在是一九九四年呀!我心里抗议。

  拐弯吧,走到个菜市。我的天呀,什麽都摆放在地上,离开行驶中的脚踏车,汽车轮子只有几寸的地方,放著鱼肉、水果、青菜。到处是垃圾和苍蝇。这麽混乱!这麽脏!小时妈妈买水果回来一定要泡在一种深紫色的结晶盐水里消毒才可以吃。现在岂不是大家要这样做吗?我不是要找童年的上海吗?这算找到了一部份吗?不,上海以前没有这麽多人,没有这麽脏,起码在静安寺一带没有这麽脏。天气炎热,一股股血腥味,腐臭味,粪便味扑鼻而来。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我决心回去那似曾相识的弄堂。

  有个女人坐在矮板凳上织毛线衣,脸上涂了脂粉,天气虽然这麽热,她穿的却是长袖的红色丝绒西装,像一朵玫瑰花点缀著周围的灰暗。

  「请问,这个弄堂叫做什麽?」我问那女人。她不回答,眼光就像那个地陪的一样,好像我是个怪物。她看得出我不是这里的人,虽然我穿的衣服很平常。「你是从那里来的呀?」她反问我。

  我不愿意说我是从美国来的,那太远了。大家都是中国人。昨天我们在无锡,我可以说我是从无锡来的。但是她不会相信。我显然不是中国大陆的人。「我是从香港来的,」我这样说,她可以接受吗?我想跟她聊聊。「这个弄堂叫做柳迎村吗?」

  「不。」她低下头,腼腆的一笑,走进房屋里去了。外子和我走到弄堂尽头,我一直希望这是原来的柳迎村,只改了名字。我望著一排排的房屋,仿佛听见母亲说,对面住的是广东仔,他们的留声机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他们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她不爱吃。走回来时,看见那女人抱著孩子躲在窗後向外窥视。她把我指给孩子看。

  我们截了一辆出租汽车向码头驶去。看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看见宾士汽车,经过门面豪华的餐馆和五星饭店。经过旧法租界,那些旧日高贵的住宅仍然在那里,那些大枫树也仍然在那里,宁静安详地遮护那些住宅。不过霞飞路也不叫做林森路了,现在叫做淮海路。

  我只有在回忆中找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所以把它写出来。回忆比什麽都宝贵。地坼天崩,改变不了我的回忆。光阴荏苒,夺不去在怀的春日。

  回到码头,游览船像一座白色的堡垒,不调和地泊在黄浦江。天空仍然蒙著浓厚的烟雾。

  (全文完)
我随你
莲子 离线
级别: 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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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发表于: 2006-04-04   
真是辛苦LOTUS,这么长的文章。

刚读过林语堂的《FROM PAGON TO CHRISTIAN》,等阵我传篇'亲密朋友"写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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