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二闲堂文库》
作者：王容芬

二Ｏ一Ｏ年四月二十八日问世的《记忆》第四十七期，刊首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编者特别说明，辑旨在求索两个歷史事件的真相，其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之死，其二是八月十八日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专辑收录了宋彬彬、刘进等人的解释，却没有受难者家属和证人的文字。按照编者说明，接下去是四中专辑。这一辑就给两个歷史事件定了性︰宋彬彬们不但与卞氏之死毫无干系，而且是抢救卞氏的义人。另一个袖章事件是光明日报某记者杜撰的，宋氏是受害者。

就算《记忆》是个人博克，可以谢绝别人发言，但它没有為歷史定性的权力，定了，也算不得数。就此而言，我无须与之讨论。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谁也没有迫害他人的权力。偏偏与文革有关的专辑打著索求歷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让人刮目。

受迫害人林莽，一九一七年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名作家，一九五Ｏ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一九五二因与胡风相识，坐牢一年。出狱后降职到北京师大女附中任语文教师。一九五七年被划為极右派，剥夺了创作自由。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并亲眼见证了卞仲耘之死全过程。在胡杰电影《我虽死去》里，林莽先生是女附中唯一站出来為卞仲耘之死作证的人。為一个当年主持把他划為右派的共產党干部作证，林先生展示的不仅是超人的勇气，还有人性的光辉。

两年前，我给《我虽死去》写影评《為歷史作证》时，一位原女附中的学生寄来了二ＯＯ六年采访林先生笔录。拙文引用了笔录中有关林先生受红卫兵迫害的新证词︰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著一个一米八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歷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著，让他们跪著，旁边站著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眾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九十二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尤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拙文评论︰“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著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记忆》专辑中有一篇冯敬兰女士主持并执笔的座谈记录，参加者有宋彬彬、刘进、于羚、叶维丽。冯女士本人也参加了讨论，对林莽先生发难︰“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师大女附中老师林莽（又名陈洪涛）讲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著绸衬衫、花裙子，身旁站著高大的男生，提审他和一位歷史老师。他遭到了那个大个男生和几个女红卫兵的毒打。那天夜里他决定和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但没死成。林莽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张冠李戴。那位歷史老师证实，林莽讲的事情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当时六六届学生基本离校，部分就业，大部下乡插队。学校恢復招生，就近入学，才有了男生。事实上，该歷史老师也并没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审过，林先生更不可能见过宋彬彬——那时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帮”的亲信软禁在沈阳。可见，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写的宋彬彬也是关于她的传说之一。”

冯敬兰女士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改成一件事，把林先生说的深色裙子改成花裙子，称林先生“不可能见过宋彬彬”。

為此，我向二ＯＯ六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林先生二ＯＯ八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二ＯＯ六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為“歷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一位九十四岁的老人，為讲真话受了一辈子迫害，如今仍坚持讲真话，甚至為迫害过他的人讲真话，却要為了讲真话继续受迫害。党国几代人欠林莽先生一代前辈何止一个道歉，迫害何时才到头呢？


　　　　　原载《新世纪》二Ｏ一Ｏ年五月特稿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wangrongfen_bianzhongyun.htm

　　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王友琴，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及其教训而努力，已有30年之久。她搜集了659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作家苏晓康说：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

来源：万维读者网老高的博客
作者：王友琴／高伐林


　　哈佛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1966年以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 1976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为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序）这个“分水岭”却长期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学界、民间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但是近年来，“文革”这种“逢十才成热门话题”的现象有了改变，出现持续升温趋势。至少在海外，可以说包括卡玛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与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都推动了“文革”讨论热。

　　“文革”当然不应只是”逢十”才成为关注热点。其实，《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年复一年为让全民族铭记这场浩劫的事实和教训而努力，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关于她调查和写作，作家苏晓康写道：她“一家一户地调查”，“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文革受难者》一书日前已经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有572页，50万字，记叙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王友琴. 图片来源：http://magazine.uchicago.edu/0206/features/madness.html

　　我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王友琴进行了多次交谈。《专访王友琴：大规模残害生命是文革最大罪恶》一文较长，分成上下两篇。

王友琴着《文革受难者》。

从未对卡玛说过“宋彬彬没有参予”

　　高伐林：卡玛女士在就其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接受笔者的采访中，认为宋彬彬为“文革”中打人的人揹了黑锅。在我询问卡玛这一断定的根据时，卡玛说：“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卡玛特别提到：“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卡玛关于宋彬彬的这一说法，引起很多观众和读者的争辩。既然卡玛特别提到了你，并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听听你通过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以及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您和卡玛的对话，她提到我说了“没有参与”，很觉得奇怪。

　　什么是“参与”？我想，在中文里“参与”不是生僻的词，其意义很清楚。读我发表的文章，你会清楚地知道我是否会说出宋彬彬“没有”“参与”。

　　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学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里，有一篇两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已经四年。我的更早写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则发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这个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我的调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难者。这篇文章中有几处提到宋彬彬。

　　一处是：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他们很快得到被派到学校来的“工作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来”遭到斗争。宋彬彬成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副主任。

　　一处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毛泽东下令撤出“工作组”后，学校里红卫兵掌权。8月4日红卫兵用暴力攻击了一批原学校领导人、教员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斗争。她遭到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伤，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骨折。

　　一处是：卞仲耘死亡的当天晚上，宋彬彬等红卫兵领导人去北京饭店见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之死。没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一处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他们二人的大幅照片发表出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她的父亲宋任穷在那时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18日大会以后，在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红卫兵把一个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后的20天里，数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大规模的群体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国蔓延，卞仲耘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从以上事实，您以为可以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仅仅从逻辑上说，除非一个人是时时刻刻紧紧跟随着另一个人的，不然都不能来作证说那个人“没有”做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说她“没有参与”。

　　另外，应该说明，卡玛在制作她的电影时，并没有向我问过任何问题。在她的电影上演并且受到观众的质疑后，她才在回答你的提问时引用我来作辩护。

毛泽东两次接见、林彪两次讲话之间的杀戮高潮

　　高伐林：你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在“文革”打死人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迫害的规模、高潮、迫害者与迫害对象的身份、权力者的态度，等等。

　　王友琴：对于“文革”中的大量迫害、监禁和杀戮，特别是对被害死的千千万万普通人受难者，比如，像卞仲耘那样的中学副校长，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都没有在出版物中被提到。所以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称之为“缺失的历史”。同时，因为受难者被长期有意无意地隐瞒和忽略，文革的历史大图景也被歪曲了。《文革受难者》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缺失的历史找回来。

　　书里面有659个有名有姓的受难者。他们在书中是按照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的。另外，还有一批知道死亡地点、时期及身份，但还未知名字的受难者。这样安排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贯彻“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理念。

　　“文革”杀戮的两个高峰之一，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期。在北京，暴力的大规模展开是在8月初。中学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是卞仲耘，在宋彬彬所上的中学，时间是8月5日。红卫兵打死的第二个人，在卡玛所上的学校101中学，时间是8月17日。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清华大学附中高一学生杨爱伦就是因此而在8月6号卧轨自杀，伤残未死。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接见最早的红卫兵，称他们是“小太阳”。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对宋彬彬说了“要武”，林彪和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支持红卫兵。这样的集会以后还有七次。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还拍成了记录影片在全国放映。这天的大会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规模升级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8月18日大会之后，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立即剧烈增加：
　　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在8月19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遭到连续三日毒打后在8月22日死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江培良，以及一个学生家长樊希曼在8月25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也在8月25日在学校中被打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澍华在8月26日晚遭到毒打后自杀；
　　北京第26中学校长高万春受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也在8月26日自杀；
　　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8月27日被打死。

　　在我的书里有更多的在8月下旬被杀害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其中有的人死亡的确切日期，受访者已经不记得，他们只是说：就是那打得最凶的时候，八一八大会之后，也就是８月下旬。如果能够查阅学校的档案，是可以找到日期的，但是只有一些学校管档案的人提供帮助。

　　城市居民也遭到杀害。家住北京市中心东厂胡同6号左奶奶和马大娘，在8月24日被打死。红卫兵把他们绑在葡萄架上毒打，还用沸水浇烫他们。

　　我的书中有一个曲线图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不断上升，从每天几十个上升到几百个。在8月18日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还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自杀。当时火葬场尸体堆积，来不及焚烧。此外，还有十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他们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达驱逐地不久就饿死、病死了。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周恩来再次讲话热烈称赞红卫兵。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高潮，就在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两次接见、林彪周恩来两次在城楼上讲话期间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传播到全国各地。书中有一批同一时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难者。南京，上海，西安，都有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专业行刑队杀人，斯大林用枪杀和劳改营害死人，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拳头来杀戮大批教师和居民，一样残酷，而且更野蛮。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残酷的暴行之一。

　　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行，在杀害一大批受难者的同时，还造成了一大批施暴者。不但使一批年轻人做出了暴力犯罪行动，而且毒化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你可能也注意到了，38年过去了，对于这样严重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事件，极少听到参与者道歉或忏悔。

“文革”中第二个杀戮高潮

　　高伐林：你谈到“文革”迫害和杀戮两个高峰，“红八月”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什么时候？

　　王友琴：第二个高峰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是在“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中的军代表的领导下进行的。在书中可以看到，全中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监狱，关押本单位被“隔离审查”的人，这种特别的监狱，被叫作“牛棚”。

　　高伐林：要对今天的年轻读者解释一下这个词：“牛棚”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时遭迫害对象被骂为“牛鬼蛇神”，《人民日报》有篇社论的标题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被俗称为“牛棚”了。

　　王友琴：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牛棚”，在乡村学校四川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也有“牛棚”。北京大学那一时期有24人“自杀”，马踏乡公社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是必须加引号的。因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却被谎称“自杀”。其他人是遭到残酷的肉体和心理折磨后才“自杀”的。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龚维泰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般简称“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斗争会上，他被“坐喷气式”，这是最残酷恶劣的“文革”术语之一，即强迫被斗争的人长时间低头弯腰双臂后举。龚维泰身后的学生不但反拧着他的手臂，而且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龚维泰在夜间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学校史纪录中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载，今天没有学生知道他们课堂的脚下曾经流淌过血。对受难者的遗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领导人主要通过大型集会的方式来发动红卫兵。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组织也更广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军代表到各单位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圈阅下发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导运动进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细节性的指导。阅读这些文件，再看当时遍地发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难者，我们会看到一幅在最高权力当局指导下的有系统的大规模群体迫害的完整图景。这图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量受难者的死亡，不是个别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和指挥的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结果。

电影里前红卫兵所在学校至少打死八人

　　高伐林：卡玛解释过，这部影片，因为当年音像资料的限制，侧重在展现“新中国的同龄人”思想发展过程，重点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对他们潜移默化，最后表现为“红八月”疯狂施暴。卡玛也说过：很庆幸这部片子不是表现“文革”的“唯一”一部片子，“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

　　王友琴：我没有看过卡玛的电影，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高伐林：卡玛的影片中采访了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当年的红卫兵。你的调查是否也涉及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对他们在影片中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们的全部看法，由于影片长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脉络，编者有所取舍——你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刚才说了，我的调查和记述的中心是受难者。既然你对卡玛电影里面的前红卫兵人物有兴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书里有八个受难者，是被卡玛电影里这几个人所在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这八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经在网站上四年了。

　　看过卡玛电影的人说，出现在卡玛电影中的前红卫兵，没有一个在电影中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道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受卡玛采访的前红卫兵没有人表示过歉意或者说过“对不起”；一种是他们说了，卡玛没有放入片子。这一点你需要问卡玛本人。不过整个电影没有红卫兵道歉，也没有提到这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一批人，这显然是卡玛的选择和安排。她可以认为红卫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这些人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人，是违反了纪录片的真实和平衡的原则的。

　　让我们来看这八名受难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和一个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在这个学校中被打死。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在学校中被打死。红卫兵打死他以后，还强迫和陈一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师打陈的尸体。第二天是8月18日，红卫兵都进城去天安门广场受毛泽东接见，陈葆昆的尸体被丢在学校里。又过了一天，才由火葬场的车拉走。

　　刘澍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老师，1966年8月25日遭到该校红卫兵大会斗争和毒打，深夜散会后，他从清华大学锅炉房的烟囱上跳下自杀。他新婚不久，妻子正怀孕。该校高二女学生郭兰蕙，出身于所谓“坏家庭”，在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下遭到攻击侮辱，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杀死亡。她服毒后曾被送进医院，当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问她的情况，红卫兵不让医院抢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36岁的男教员孙迪，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里。目击者说，一群女红卫兵在操场上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孙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烂打飞了，形同裸体。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还有陈彦荣，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5岁，七个孩子的父亲，家住海淀蓝旗营109号，处于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之间。他在 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当晚被打死。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清华附中红卫兵给陈彦荣的儿子开了一张介绍信领死尸，这封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红色圆形图章的信被保留了下来，在我的书里有这页信的复印件。

　　实际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8月打死害死的不止这八个人，这只是现在我能了解到的。别的受难者的名字和身份资料还有待寻找。希望读者帮助。

　　这八个受难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会名流。他们以及大量的普通人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这种排除后面潜藏的价值观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认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么。《文革受难者》一书，强调记录事实，也强调绝不可以隐瞒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惨遭遇这一价值原则。

三十年后也无人道歉

　　高伐林：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她的书《点点回忆》中提到卞仲耘有高血压，所以死了……

　　王友琴：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把红卫兵杀人事件说轻、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压，在被打死之前不是还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吗？那天不是还有四个人被打成重伤、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吗？后来被绑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饭馆的18岁的女服务员，总不会有高血压了吧？为什么这些都不提了呢？

　　应该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30年后，罗点点不表示同情和难过，反而说这样的话。显然，这是“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残酷哲学的一种真实表现。更最主要的是，她不以为打死卞仲耘是一项重大犯罪。

　　我问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他说，从来没有红卫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过道歉。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个使人痛心的事实。

　　王晶尧先生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关于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两份1966年的笔录资料，很能证明宋彬彬是如何“参与”并起着领导作用的。他看了卡玛的电影以后，向我提起那两份笔录资料。他感到惊讶和气愤：为什么宋彬彬不但从未对1966年的行为表示道歉，而只是为自己粉饰？

　　我也注意到不久以前一篇署名“霄云”的文章，写到她的父亲怎么受到吴法宪的迫害，还写到上海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怎么在市中心打死一个人。她被卷到里面也动手打了一下，却连那个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名前红卫兵对待过去的态度是对的，别的人也应该像她这样做。

　　高伐林：你在书中说到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卞仲耘的中学读过书，江青还为女儿的事情召见过学校领导人。你认为江青对卞仲耘的死是否应该负责？有没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证据？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这场暴力迫害并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并非只针对一个中学。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被“斗争”——据我的调查，至今没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项，他自己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过他直接支持红卫兵来执行的。然而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项事件上的罪责如此明显，大批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杀害和折磨，在“文革”后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审判时不被提到。

　　江青也是“文革”的领导者之一，她对红卫兵暴力鼓励纵容，因而对1966年的杀戮负有重大罪责。但是1981年审判的时候，当局只请了证人作证江青如何迫害她认识的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叶群如何帮忙。迫害上海的电影界人士，当然是罪恶，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释成江青为个人恩怨报私仇。而迫害和杀戮卞仲耘和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恶，无法拿“报私仇”来解释，于是就不被提起。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这些人显然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打人和杀人事件。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 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当即把此事当面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书序中指出：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林彪和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说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决议》就这样把毛泽东开脱了。江青被判处了“死缓”，但是其实对她的罪行，却没有说够，这罪行主要就是，对普通中国人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特别是1966年和1968年这两次迫害高潮；此外，还有他们对公共财产和文物的巨大破坏。（未完待续）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66645

专访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恶是残害生命

　　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是一种“群体灭绝罪”。现在的权力当局封锁记录和记载文革受难者的网站，则是对受难者的不正义在今天的延续。对文革中普通人受难者的长期忽略，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观念，即这些人的生命在历史中不值一提。现在，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高伐林按】感谢众多网友、博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各位的留言启发我深入思考！

　　同时我也感到，“文革”这样复杂、长达十年（“文革”有“三年说”“十年说”“十一年或十二年说”等等，不同的“时间段”代表着对“文革”本质的一种界定。这里姑且采用习用的“十年说”）的社会运动，人物的命运有很大的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而且，许多感悟以及相关的行动不为人所知。这就提醒我们，在评价人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小心。

　　千家驹教授在《自撰年谱》中说“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更我让我深自悚惕：在我的笔下，是否也出现类似不负责任的文字，流出去不确切甚至谬误的说法，以致让读者以讹传讹？

　　当然，绝对的准确，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去伪存真，尽量逼近真实。而且，好在，我们身处一个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环境，不同意我的意见的人，尽可畅所欲言，这就保证了我发出的信息，是处在严密的监督和质疑之中。

　　以上感慨，不是无的放矢。在当今有识之士对“文革”中施加暴行的“红卫兵”表现出极大义愤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失察，以致用“想当然”代替了对事实的追究？

　　在前一段讨论汪精卫的时候，我对信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汪氏是“英雄”。——我最重要的人生信条之一，就是“对自己并不确切了解的事情绝不轻易下断言”：没有弄清汪精卫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怎么能人云亦云，称他为“汉奸”或者“英雄”？

　　对宋彬彬，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宋彬彬当时究竟做了什么？后来她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真正了解吗？我们能下断言吗？（像有的朋友充满义愤地痛斥的“宋彬彬这类不认错不反悔的无耻之徒”）如果传言有误，我们是否能摒弃“意识形态领先”，而尊重事实，不将她当成一个“符号”（卡玛语），还她（以及任何人，从毛泽东到汪精卫）一个公正？
　　“文革”中的红卫兵确实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我后面的博客文章中，还会继续揭露）；宋彬彬确实是红卫兵的一员；当时她确实站在了反文明、反人类的一边。但是，即使对她，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考虑到这里有许多朋友关心“文革”，但对“文革”中许多问题又了解有限，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安排，将尽量多介绍一些人们不容易看到的“文革”资料。


◆王友琴／高伐林


（续上篇）牛鸡之间的挣扎

　　高伐林：你对“文革”受难者多年来进行过艰苦的调查，你是出于什么想法，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使命？

　　王友琴：我在书的前言里面作过一些说明，前言第一节的小标题叫作“鸡牛之间”。

　　一位老师在“文革”中在劳改农场放牛。他常带牛群去一处青草茂盛处吃草，那里有一棵大柳树。有一头年老力衰的牛在大柳树下被杀以后，当他再带牛群去那一带吃草，牛群拒绝前往，并且发出哞哞的叫声，好像是抗议。鸡却不一样。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杀了，别的鸡不会记得。被杀的鸡的内脏丢在地上，别的鸡还争抢啄食。

　　这不是什么寓言，是一位被访者讲述的真实故事。我听的时候深受触动。生活在“文革”后的人，面临着在牛鸡之间作选择。做这些调查和写这本书，可以算是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如果要作更详细的说明，那么我想这种努力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说清楚事实，二是说清楚是非。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对动机的说明太简单。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别的什么，这项工作反而可能早就被放弃了。

　　高伐林：你这么多年来是在多大范围、用什么途径调查，怎样选取调查对象？

　　王友琴：我和所有愿意和我讲他们“文革”经历的人谈话。他们讲出了各种可怕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血腥的死亡场面。很多人身受残酷的迫害。甚至一个当时只有八岁的人，告诉我她如何在班里被斗争，被强迫为她的“反动思想”“低头认罪”。

　　在这种访谈过程中，会认识到北京权力当局对“文革”题材的禁止确实发生了很大作用。近三十年的反复禁止，使得这些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都被埋没在记忆里，要经过努力的寻访，事实才能再现。

　　也有的时候，是我发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事实之后，为进一步了解清楚，目的明确地给有关人员写信去询问。这类调查信碰壁的比例很高。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一些人不理睬我的信，或者拒绝作答。但是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收到信后给我回信，并且出力帮忙。

　　所有的采访都作了详细记录。我买过一个摄像机，以为这会帮助我记录。但是实际上只用过很少几次，这个当时还很贵的摄像机没有派上多少用场。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用笔作记录。好在我写字写得很快，可以跟得上谈话速度。

　　我也阅读了大量“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我有15年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从“文革”前到“文革”后。我也收集和阅读了“文革”时代的大量非正式出版物。但是，那个时代的文字材料和当时发生的事实差距很大。在那些文字或影像材料中，受难者的事情全不被提起。这样的材料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事实，而只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写下这些文字的人的冷漠无情。

　　这本《文革受难者》的书就是调查成果了。 这本书的材料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寻访调查。上千人和我谈过话。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有很多很多名字，受难者的名字。而这些名字是通过很多的被访者了解到的。对他们的帮助我心存深深的感激，也为现在还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致谢而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一张很长很长的名单，不能列出这张名单是怕他们为此受到骚扰。仅仅这一点，也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文革”的遗产多么漫长和沉重。

亲历者的感情与学者的良知

　　高伐林：你作为事件亲历者的价值观念、感情趋向，与你作为历史学者的理性和学术规范，这二者之间，是否有过矛盾？

　　王友琴：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文革”历史的写作方面，这个问题很突出。比如，如果研究者的同情不在受难者方面，那么面对大量受难者的时候，可能隐瞒和忽略受难者。

　　我的书中所写的迫害、监禁和杀戮，并不是什么无从了解的秘密。1966年8月，拷打虐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装运尸体的平板车和卡车在北京街上开过，连遮盖都没有，而被杀害的人，就是老师、同事、邻居甚至亲戚。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层领导人的决策过程或私人生活那样只有很少人能知道。这些暴行长期不被报道，有各种原因，但是写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感情趋向对其材料选择肯定有大的作用。

　　对我来说，没有这方面的矛盾。因为当初我产生写文革受难者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看到听到了迫害、监禁和杀戮，而且这些事实还被禁止报告，所以，我就开始作查访和记录。在这方面，我的价值观念和感情趋向与寻求“文革”真相不形成冲突。事实上，是我的道德观促使我来探索文革事实。

　　我要面对的问题是，在决定了要做这样一桩事之后，能作多久和能做多好。

　　这本书的写作，一方面可以说不难，因为不需要特别的技能，你也许已经注意到，在书里我连四字成语都几乎没有用过，有小学三年级的中文水平就足以写作此书。另一方面，写作此书工作量很大，而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得很难。

　　人有避难就易的弱点。我也一样。不过了解到这种弱点，有助于持之以恒和不改初衷。

三篇着名学者的序

　　高伐林：你的《文革受难者》有三篇序。三位着名学者，余英时、麦克法夸尔和苏晓康，分别对你的工作作了评论，你对他们的意见有什么看法？

　　王友琴：我很感谢他们作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帮助我进一步理解自己的工作。

　　余英时先生强调了写作这本书的方法，也就是访谈调查在先。我们知道，胡适先生也曾经强调研究方法，他对方法的强调，被看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自从胡适遭到攻击批判，他关于方法的强调也被否定了。

　　在“文革”历史写作方面，访谈调查的方法尤其重要。中国已出版的几部“文革”通史和红卫兵史，篇幅很长，但是只有《“文革”十年史》提到两个在1966年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普通人，其他几部都没有提到作为普通人的受难者名字。除了权力当局的各种禁令以外，作者仅仅依靠前人留下的文字影像材料而没有自己做调查，也是重要原因。

　　余英时先生提到，孔子说的“文献”，是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献”的意思是老人，进一层就是老人讲述的故事。现代汉语里“文献”已经变成只有一个意义，即“文”字原来所指。我的这本书，是用孔子所用的“文献”的意义，即“文”和“献”两种来源写成的。

　　我认识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在1996年。那时他看到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英文本，就问我能不能印进他在哈佛大学讲课用的读本里面。从那以后，这篇文章就一直被选课的学生阅读。每次都有数百学生选他的课。听说他曾经在课堂上带领几百学生喊“毛主席万岁”，还让学生“大声些”。我想这样的教学方法是很好的，这能帮助学生理解“文革”的狂热和暴力是怎么煽动起来的。

　　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序言里讲到《苍蝇王》（Lord of the Flies）的一段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的这部长篇小说，讲一群孩子落到一个荒岛上，离开了文明社会的规则和大人的管束，在那里他们变得野蛮和残暴。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但是其中写到的孩子们怎么分派、争权、残杀等等，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时时可以看到，“文革”时期更是如此。这是伟大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麦克法夸尔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不受束缚，还受到最高领导的怂恿鼓励。这样，他指出了“文革”历史并不是仅仅用《苍蝇王》揭示的那一种普遍的人性的恶就足以解释。他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我的下一本书里会探讨这个问题。

　　我也深深感激麦克法夸尔教授很久以来对我的研究的肯定和支持。当我遭到有些当年的打人者威胁的时候，当我被有的学者质疑“写这些死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给我来信说：你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请坚持你追寻事实的方向。

　　第三位作序者和前两位不同。苏晓康先生是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人。而且，假使不是因为“六四”发生而流亡美国，他会完成已经开始了的一部关于“文革”的记录电影片。他在1989年已经开始了解关于卞仲耘的死亡，他也了解了和卞仲耘所在学校相隔不远的北京男八中负责人华锦的死亡，拍摄了被打伤致残坐在轮椅上的男八中副校长韩久芳。我相信，以他的思想深度和能力，这一定会是一部非常深刻翔实的“文革”历史纪录片。虽然这部未完成的片子已经散失不见，我盼望他将来还会完成这部纪录片。

　　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跟苏晓康说话，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卞仲耘。我是第一次碰到一个知道和关心卞仲耘之死的作家。关于“文革”受难者，“文革”后的官方报纸只提到过一些职位很高的人和社会名流。他的序对“见证”的意义的深刻阐发，特别是他强调写作作为一种见证的意义，对当代中文写作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见证”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见证”是每个对犯罪事实知情的人的义务。“不作伪证”应该是人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之一。在中国法律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见证”概念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同时，在“文革”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健全的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见证”必须成为写作者的重要任务。我在下一本书里会继续这方面的努力。

　　写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需要一个人集中精神思考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但是写作不能闭门制作“永动机”那样，写作需要他人帮助。我感激其他写作者的帮助和支持。如果其他写作者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什么，也请告诉我，我会尽力来做。

比一比俄国、柬埔寨和犹太人

　　高伐林：与其他民族对迫害事件相比，你认为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有什么特点？

　　王友琴：今年3月25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上面有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生平资料。130万个名字。这两张光盘的内容不容人不震动不悲愤。报道还说，这是很有奉献精神的很小的一组人做的。他们的发言人也说得非常好，他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和记录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和中国比，柬埔寨是一个小国。但是对红色高棉在1975－1979年间的屠杀，他们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看看他们在互联网上的网站就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去年，已经做完了2万2千多人的完整的受难记录。

　　犹太人在记录大屠杀的受难者方面是典范。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制作了多种语言的表格，至今仍然在征求大屠杀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及受难时间、地点等等。他们收藏所有的受难者的档案资料。一位名叫Raphael Lemkin的犹太学者，创造了一个新词genecide，这个词的前一半出自希腊语，意思是“种族”“部落”，后一半出自拉丁文，意思是“杀戮”。他努力了一生，要人们认识genecide这样一种罪恶，并且制止和防止这种罪恶发生。

　　但是中国的受难者，没有得到这样深入的完整的记录。

　　1986年，老作家巴金写文章提出建造“文革”博物馆。18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不但看不到任何开始这项工程的行动，也看不到纸上的计划——连“纸上谈兵”也没有。

　　后来有了电脑网。我想，能在现实世界上建造真的“文革”博物馆之前，可以而且应该在电脑空间先建立一个。那时候中文里也有了一个新词，叫“虚拟空间”。 2000年10月，我把一批文件上载到网络上，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17个月之后，这个“虚拟空间”里的纪念园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中国境内的人再也不能打开这个网站。

　　这本书中的受难者在“文革”中死亡的时候，大部分连骨灰都不准家人保留，当然更谈不上安葬和纪念。甚至，在30年后，在“虚拟空间”里，也还禁止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存在。

国内的朋友们告诉我网站被封锁。我问，是哪个部门、是谁封锁了网站？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问。好像是天气一样，下雪了刮风了，就只有接受，没有地方去问理由。但是，政府不能是天气。封锁文革受难者网站是滥用权力，愚化人民。

　　高伐林：有人会将这一点归结为“国民性”“民族性”，你认为呢？

　　王友琴：关于受难者，中国人确实没有俄国人、柬埔寨人和犹太人做得好，但是把原因仅仅归结到中国的民族性或者文化特色，没有很大说服力。中国有写历史的漫长传统，有孔子，有司马迁，有大量的史书。中国人也强调纪念祖先和前辈。文革博物馆建立不起来，权力当局的禁止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个人的努力不够。

　　高伐林：在你看来，权力当局为什么对于“文革”如此讳莫如深，对关于受难者的记载也“体制性尘封”？

　　王友琴：去年11月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我在文章开头指出，在现实中，是暴君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受难者；但是在历史记载中，关于受难者的记载使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比如，被纳粹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代表人物之一。古拉格群岛上的受难者的遭遇被报告，使得无人能为斯大林主义辩护。没有了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君。因此，对保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的意图来说，禁止记忆受难者是相当有用和有效的手段。

　　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在激烈批评对“文革”历史的遗忘。遗忘是一个严重的事实，这种对遗忘的批评本身包含了他们记忆历史的强烈愿望。只是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行动的方式，来做这桩事情。

　　我曾经收到一位读者从哈佛大学写来的信说：”两个月前，两名犹太学生站在Widner图书馆前，用扩音器朗读二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四五天。正是对受难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决心让罪行受到审判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使犹太民族赢得了尊敬。”

　　文革博物馆不能建造，虚拟空间的纪念园已被封锁。但是，朗读名字是我们可能做的。只是需要一份名单，才可能朗读。我想这本书的一个作用，是可以为长期被禁止的纪念，提供一份朗读名单。659个名字只是受难者中的极小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开头。

　　不久以前，8月5日，我做了一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广播节目。选取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是卞仲耘被打死的日子，是文革杀戮的开始，是文明史的血淋淋的裂口。在这一天，我们纪念她，纪念和她在同一时期被害的教育工作者和市民，也纪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为他们做一个祭奠。38年过去了，应该做这个纪念，而且应该继续做下去。

林彪等人应该对“文革”承担什么罪责？

　　高伐林：最近《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出版，我与该书主编丁凯文交谈过。你刚才讲的，实际上也涉及“重审林彪”这个话题，这就是如何看待参与发起“文革”的那些人，如何追究他们在“文革”中（以及以前）的罪责？

　　王友琴：我以为，要说清楚“文革”领导人的罪恶，首先要说清楚“文革”的罪恶。

　　我在书的前言里说了，“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主要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群体灭绝罪”。

　　说清楚了“文革”的罪恶，林彪、江青的罪责，就能比较清楚。林彪在“文革”的前五年一直是第二号人物。从他的权力位置和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对“文革”前五年中发生的对中国人的迫害和杀戮，要负第二大的罪责。

　　《文革受难者》中的659个人仅仅是“文革”受难者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害死659个人就是很大很大的罪恶。应该为他们的被害向“文革”的领导人以及同伙们提出犯罪起诉。这些受难者大部分是由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害死的。这两项罪恶，在1981年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判中没有被列入审判书。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有几百万人得到了“平反”。这是他们的重要功绩。但是，没有审判造成受难者惨剧的罪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给予受难者正义（justice）。现在的权力当局封锁记录和记载文革受难者的网站，则是对受难者的不正义在今天的延续。

　　我在前面说到，长期的对文革中的普通人受难者的遗忘和忽略，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观念，即这些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是历史中不值一提的东西。现在，是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追求正义，不只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必须强调这一个基本观念――没有政府或当权者有权迫害和杀戮人民；也必须重视确立各种制度，以防止这种暴行再次发生。

　　（2004年7－8月）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66699

　

　　红卫兵运动发生在中国，但是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世界性的。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人类追求乌托邦的历史。“文革”是登峰造极，红卫兵运动中突现的人性的恶，也不光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各个民族、种族，各种文化，都会有。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著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帜

来源：万维读者网老高的博客
◆高伐林

　　高伐林按：前一段，随着柴玲诉卡玛的官司，有些网友在辩论中翻出了数年前“心远采访卡玛”和“心远采访王友琴”作为论据。其实，“心远”就是我的笔名，2004年到2005年，我先后采访过卡玛、王友琴，各有主题。中间关于宋彬彬在“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的责任问题上，两人看法针锋相对。

　　这里重新按照时间先后，陆续刊载这几篇“历史文献”，供网友参考。当时为便于阅读，这些专访都各自分成几段陆续刊出。这里刊出的是完整的文章。



卡玛夫妇等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海报之一。

　　当今能说中文的洋人已不希奇了，但是像专拍中国题材记录影片的洋导演卡玛（Carma Hinton）这样一口极其道地的京腔京韵，还是不多见的。卡玛对人们这么惊讶已经司空见惯，“我的母语本来就是中文！”——她1949年就生在北京，22岁才离开中国。

　　年轻人不太熟悉卡玛，但提起卡玛的父亲，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会恍然大悟：哦，她是韩丁的女儿呀！韩丁称得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日战争期间作为美国战争新闻处的记者派驻中国两年，从此爱上这片土地，1947年被联合国救济总署派到中国，在晋东南农村呆了不少日子。1953年他回美国，被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黑风刮到，护照没收，不许离境；中国国内越来越“左”，也不欢迎他再来。卡玛就一直在北京念书，经历“文革”动乱岁月。一直到1971年中美解冻，周恩来邀请韩丁再访中国，22岁的卡玛才又见到父亲。

来到美国后——卡玛不愿意说是“回到”美国——获哈佛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一度任教于卫斯理女子学院。到底还是“电影梦”更吸引她，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一起不断回中国拍片，后来成立了Long Bow公司来做这些事，扎在晋东南拍民俗、拍人物、拍变迁，《小喜》、《百草》、《天地玄黄》……视线后来又不断扩展，拍徽州荫余堂，拍北京天安门，拍反思红卫兵一代人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我永远是“不伦不类”

　　高伐林：卡玛·韩丁这个名字够中西合璧的……

　　卡玛：你千万不要给我生造一个“卡玛·韩丁”的名字。我从来没用过。在中国我就是卡玛，虽然“百家姓上没有姓卡的”（1966年一老农听我报出姓名后这么说），但我从小就是这么被人称呼。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

　　高伐林：你先生的中文名字“高富贵” 可太土了，特像中国过去的土财主。

　　卡玛：（笑）其实他除了我，与中国就没有别的渊源了。但他比较喜欢中国的东西，否则不会跟我跑到一个圈子里。我跟他是在大学上写生课认识的，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不太愿意在课堂上学中文，可到了中国不久就能张嘴说中国话，能自己办事了。我利用暑假跟他一起在山西张庄拍片，当时我还在哈佛上课，开学了，我得回来，就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拍，有些采访就等我回来再作。他一个人在老乡家吃住，还学会了用山西话跟老乡划拳。（笑）

　　高伐林：你们为什么选这个张庄拍片？

　　卡玛：我父亲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那儿蹲过很久，跟那儿很熟。1971年，他回中国，提出要旧地重游，回原来呆过的张庄看看，接待单位不同意，要他去看大寨。可当时我父亲犯倔，非不去大寨，不相信他们树的“模范”，认为去自己呆过的村才看得到实情。后来周恩来作了妥协说：两地儿都去，先去大寨，后去张庄，行了吧？他去了大寨，还真挺喜欢大寨本身，但他不喜欢那种推行大寨的方式。我跟他一起去张庄，也认识了那儿的人。

　　高伐林：你父亲身体怎么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还来过吧？

　　卡玛：前些年他受联合国开发总署委派，每年都去中国。八十多岁了，近年心脏动大手术，现在身体非常不好，卧床不起，住在波士顿附近一个老人院。他本想写他在麦卡锡时期的经历，但能不能完成就不知道了。（韩丁于2004年5月15日去世——高伐林注）

　　高伐林：你们成立的公司这个名称“Long Bow”有什么讲究？

　　卡玛：“Long Bow”——“弓长”就是“张”么，美国人不会发“zhang”的音！

　　高伐林：要是会发音，你恨不得就叫“张庄公司”了！你给自己定位，算洋人呢还是算中国人？

　　卡玛：我还真说不出来——不能说是洋人也不能说是中国人，“四不像”！（笑）我只能说，在情感上是非常认同中国人的，但是因为不断地被提醒说“你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也没办法舒舒服服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小时候很喜欢写毛笔字，写过颜体、魏碑，还练过草书——我那些电影海报上的字都是我自己写的。有一次书法课老师讲评作业，说谁谁写得不错，最后老师把写得好的这摞放在一边，接着说：“可是——咱们中国的毛笔字，写得最好的还是个美国人！”你说我一听是什么感想呢，老拿我来寒碜别人，好像我本来不应该拥有这个东西。

　　在中学我的功课和体育都不错，老师当众夸奖过我。但稍后趁我不在对大家说：“你们可不要崇洋媚外呀！”我觉得可笑——我好，是你们教育的成功，不好，是你们教育的失败，跟外国有什么关系？！

　　总之，我说不上自己是什么，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这不重要。但是我可以说，我最诚挚的朋友都是中国人，我最美好的回忆也都是在中国。



卡玛到新泽西演讲。（铁风摄影）

“内外有别”，对我就得“有别”

　　高伐林：你在中国念书一直念到高一吧。那段日子作为“洋人”在中国日子过得怎么样？

　　卡玛：“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101中上高一。不断激进的倾向，从“文革”前的几年就开始了。我的班主任是政治老师，不断找我周围同学谈话：“跟卡玛说话要注意”，“不要拿她的东西”。也有人一天到晚找我的碴。初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是喜欢在外边野跑的人，写我想当个勘探队员，就有个同学质问我：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中国的宝都探走？！（笑）这种荒唐事“文革”前越来越多，给学生做关于农村四清成果、阶级斗争尖锐的报告，要求“对内要做到家喻户晓，对外要做到内外有别”，我就是“外”，对我就得“有别”，宣布“卡玛不能听”，有时在全校众目睽睽之下就得离开。

　　“文革”爆发之后，我们班也有几个老红卫兵，划分我们同学谁谁是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划到我这儿，不知划什么好，就写个大零蛋。不过“文革”中我没被打过，顶多有些老红卫兵对我破口大骂：你滚回家去！

　　高伐林：参加过“大串联”吗？

　　卡玛：按规定可不行，外国人哪能随便走啊，当时只有几个“开放城市”，但还有个四十公里的圈，规定“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超越”。要想出去，得到公安局去申请旅行证。所以我后来不能去插队。

　　但串联的时候同学给我出主意，帮我撒谎，给我戴个帽子把头发都罩起来，冒充新疆人，蒙混过关。我们跑到邢台地震灾区去帮着盖房子、打井──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接触社会，深入群众，在邢台我学会了一种中国最原始的打井方式。

　　后来中央号召步行串联，我们就从北京“长征”去延安，走过河北特别穷的一些地方，到了山西阳泉，每天下矿井拿镐刨煤──现在想起来就后怕，真危险！有些坑道像滑梯似的，有些坑道里只能一条腿跪著……

　　高伐林：你没资格跟同学一块儿上山下乡到边疆，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呢？

　　卡玛：1968年底我到了人民机器厂干活儿，正是遇罗克呆过的地方，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被抓走了。但这不是一份正式工作，我一直想作一个中国社会“里面”的正式成员，不想被排斥在“外面”，就去申请要求，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进了做塑料贴面的车间当学徒，一个月挣十六块一毛八。

　　我和同学在学校时，传看了好多《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之类的书，已经对当时的正统思想什么都不信了，对谁都讲怪话，那个年月认为谁“有思想”，谁就特棒。我们都自认为“有思想”，到了工厂我也照样胡说八道。有次“群众专政”讨论，上级发下个名单，有政治思想犯，也有拿刀捅人、溜门撬锁的，让车间工人讨论该怎么判，居然也让我参加了。没有法庭，没有法，没有程序，名单上每个名字下面三言两语写上点“罪状”——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形式！讨论中当然每个人都要显示自己最恨这些“反革命”“坏分子”，都嚷嚷著不是判“无期”就是“死刑”。我坐在那儿真难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根据判这些人呢？我不表态，只有时说一句：“这够吗？”记得遇罗克的名字就在上面，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大家异口同声：要枪毙！我说，这够得上“死罪”吗？

　　高伐林：为什么你会质疑“够吗”？是因为你当时看过《新阶级》，接触了异端思想？你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这会儿能参加了，难道你没有终于能成为“里面”人的庆幸？

　　卡玛：没有。当时心情比较游离，只是觉得发生什么事我都该知道，可并不认同——不过，不认同的只是这些具体做法，还没有发展到对“革命思想”本身的质疑，我当时认为这些是对“革命思想”的歪曲。“万寿无疆”刚刚兴起连喊三次时，我们这圈人虽然自认为非常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我们就认为“最红，最红，最红”这类东西是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典型，将革命引向非常荒唐的极端，真的革命就没有了！我们认为革命不应该这样，但还是在想，怎么才能有真正的革命呢？

　　我住的楼里有个堆扫帚簸箕的小黑屋，不属于谁家，我们同学们那时经常一起讨论书啊、照相啊，就在那黑屋洗相片。有同学父母要孩子不要跟我来往：卡玛为什么跟你们洗相片，是不是要拉拢、腐蚀你们？洗相片有什么特务活动没有？同学中消息比较灵通的也来报信儿：公安局说我是“特嫌”，备了案。

　　高伐林：你父亲在美国被当成“中国间谍”，你在中国被当成美国“特嫌”！那时该想不到将来有一天拍《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样反思红卫兵一代人的记录片吧？

　　卡玛：我一直在思考这段历史，也跟当年同学讨论。不过我这个人，这么说吧，不是那种能有大出息、特别想著要做大事的人，良心上的负担又特别重，总觉得，这么重要的历史，这么复杂的事件，这么多人流了血，万一把握不好，就对不起人。我要是作了对不起人的事，又非常难解脱，说得好点，是良心自责；说得不好点，就是我怕负责任。（笑）

　　另外一方面，红卫兵啊“文革”啊这类题材，写东西好办，作为电影来讲太难拍了。记录片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用当时留下来的画面资料，再现当时的历史环境、事件，加上对当今人物的采访。而能找到的那段时期的资料片太少了。

　　朋友们对我说，这样的困难，谁来拍“文革”记录片都会遇到，干吗你不试试？也许你更有能力拍好！再不拍，许多当事人都会不在了。

拍红卫兵一代思想经历其实是不得已

　　高伐林：《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片名，我们一听就知道来自毛泽东对青年所说的那段著名语录。为什么你这部片子，将焦点定在反映“新中国同龄人”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思想经历上？这是不是主要出于你对这批人又熟悉又感兴趣？

　　卡玛：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把某些人定为焦点。我们在选择、取舍人物和内容时，很大程度上是很被动的：取决于有没有画面资料。没有画面支撑，说得再多也是 “白说”。就我的主观愿望来讲，还特别愿意多挖掘一点原来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有些东西很适合用文字表述，或做口述史，可一堆脑袋凑在一堆儿说话，讲得再惊心动魄，不能成其为电影啊。我们将所有可能的线索都拿出来考虑、比较，最后才将范围确定在当年这批中学生身上。

　　好在表现“文革”、反思“文革”，我们这个片子不是唯一，我特别庆幸这一点：不是唯一。这部片子，能利用一些资料镜头，去展现用文字很难达到的效果，为“文革”的讨论增加一个侧面，而已！我一直不愿意说这部片子是表现“文革”的，这样说容易给人以不切实际的期望。

　　反映和研究历史的人，并非可以任意选择，并不是说历史在那儿摆着，我们可以随便摘取任何一个果子放进我们的果盘。我们为探索各种可能性花了很多工夫，有些路走不通，有些走通了，这里面有偶然性。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过去那段历史作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有时候能比较深入，有时候就中断了。观众看到的是结果，是“对话”中能深入下去的部分，实际上我们经历了很长的过程，放弃了很多深入不下去的部分。

　　一方面是我们受影视镜头资料的限制，只能迁就我们搜集到的影视镜头资料；另一方面，这些影视镜头资料能够支撑的内容，恰恰是人们过去涉及较少的方面，即1966年中学生那种思想状况是怎么形成、到“文革”来临时为什么会那么可怕地表现出来。

　　高伐林：影片大体结构是把三个家庭和一些中学生个人的命运交织起来写，你为什么这么安排？

　　卡玛：对，片子的线索主要是三个家庭的命运：王光美和刘亭母女，李锐和李南央父女，遇罗克和遇罗文兄弟——遇罗克被杀害了，遇罗文出面来讲家庭的遭遇。我们选择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故事跨度要比较大。像李锐和李南央有一些很不寻常的悲欢离合，李南央不断努力跟父亲划清界线，直到最后她认识到父亲的价值 ──整个跨度从四十年代到1979年，就比其他好多人的故事有更大的力度。我们的选择中还要考虑有某些大的代表性。譬如说，王光美、刘亭家的故事代表当时最高层，遇罗克、遇罗文家的故事代表政治地位最低的。

　　除了三个家庭，再穿插一些当时认为自己天然是“革命动力”的红卫兵的故事，就比较全面地体现“革命”既吞掉反革命，也吞掉老革命。

宋彬彬是否“背黑锅”？

　　高伐林：当时中学红卫兵风云人物有很多，你出于什么考虑只选骆小海、宋彬彬？

　　卡玛：不是我只选他们俩，而是红卫兵著名人物中只有他们俩被说服同意上镜头了！

　　“文革”中打过人的中学生，唯一肯出来谈的就是杨瑞，她写过书叫《吃蜘蛛的人》，杨瑞非常诚恳地谈到自己那时候参予打人的思想斗争：一屋子人都动手了，自己打不打？是否能英勇地冲上去？（你瞧，她把“英勇”这词儿用在这儿来了！）她后来领悟到，在当时的气氛压力下，要想作另外的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良心的力量，她还认为自己应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负责任。但是其他残酷迫害过人的人，我就找不着愿意出来谈的──所以只有第一个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为那些人背黑锅了。

　　高伐林：“背黑锅”？现在的年轻人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了：毛主席问她的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两字，然后告诫“要武嘛”。第二天官方报刊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讲述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经过。学者的书里和民间围绕她有很多传言，你的影片为什么采信宋彬彬的辩解，说没有打过人呢？

　　卡玛：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道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面对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有关“宋要武打人”的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的情况，例如，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我问过“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王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最深入，她说宋彬彬没有参予。

　　在红卫兵暴力确实蔓延全国情况下，“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在她身上，她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这对于宋彬彬来讲，不公平。

　　高伐林：你穿插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量镜头，出于什么构想？

　　卡玛：1964年推出的《东方红》，对青年人有非常深的影响，许多人到现在还记得里面的朗诵词。《东方红》是个人崇拜一步步发展的很重要的阶段性标志。在我们片子中用它，一方面是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出现，另一方面，它也象征著历史被改写、被重塑。另外，《东方红》作为当时革命文化的代表，对于当时年轻人来说相当于一种宗教仪式──就像在教堂里听著管风琴，唱著圣歌一样。人总是要追求人生的意义，在当时社会上，人们精神上没有其它东西，年轻人是靠著这种东西来摆脱繁琐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希望升华到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在这种革命文化中，“上帝”就是所谓“历史规律”，“历史规律”这种东西让你相信的时候，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高伐林：你们想通过这部片子达到什么意图？

　　卡玛：我们的目标并不高，只希望有包容多种声音、包容多种经历的历史表述，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人们的思想历程再现出来。如果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收获，知道了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想到了一些原来没想到的观点，那就算喜出望外。

不仅是中国人要反省红卫兵运动

　　高伐林：你的这部新影片放映情况如何？

　　卡玛：去年二月在柏林电影节上首映，后来去过香港电影节，还有旧金山、西雅图、丹佛、温哥华、多伦多电影节等。在法国、德国、芬兰等等欧洲国家电视台播放过，在美国电视上播放还正在安排。在波士顿美术馆连续放过几个星期，在纽约一个专门放映非好莱坞主流影片的小型电影院放映过两个星期，每天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放映五场；一部记录片能在那儿放映两个星期，就是了不起的事儿了。不过，我们发行的渠道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最想赶快作一个纯粹的中文版。

　　高伐林：你们策划这部片子时，主要是针对中国观众，唤起反思红卫兵一代人的经历呢，还是主要面对西方观众，介绍中国这一代人？

　　卡玛：两者都有。红卫兵运动发生在中国，但是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世界性的。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人类追求乌托邦的历史。“文革”是登峰造极，红卫兵运动中突现的人性的恶，也不光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各个民族、种族，各种文化，都会有。有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对人性中不可爱的一面可能有一些抑制，恶性发展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人们在感到地位受到威胁、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宽容、对他人的敌对，同时压制自己阵营内部的异见。而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著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帜。

　　现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就让我联想到“文革”中的荒唐事。例如，美国与法国本来是盟国，美国要打伊拉克，法国不同意，有些美国老百姓就表现出很不理性、很疯狂的反法情绪：把法国酒泼到阴沟，连美国国会里的餐厅都挂牌，将“法式炸薯条”改成“自由炸薯条”，这让我想起“文革”中让我嗤之以鼻的行为，那时有人把鸡蛋糕改成“斗私糕”，把江米条改成“批修条”。（笑）这一套怎么又在美国再现了！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甚至在竞选中说某人长得象法国人，居然也成了攻击、中伤对手的武器。

　　高伐林：你身上很有理想主义色彩，你的理想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年轻时在中国受到的影响，还是受到美国人理想主义这一面的影响？

　　卡玛：很难说。理想主义不是哪一党、哪一国专有的。现在有人一听说关注别人、利他思想，一律斥之为“左”，似乎都没有存在必要，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写《牛虻》的伏尼契，是我的曾姨母，十九世纪末一个英国女孩儿，活得好好的，偏要关注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在伦敦的俄国、波兰流亡者圈子里交往，并成为“自由俄国协会”的骨干，听来很多故事，写小说又将背景放在意大利……美国这个社会，也是因为还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利他行为的人，才呈现出很多人性、活力的方面。
　　高伐林：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犹太人那样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精神，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牢记被纳粹统治下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放下仇恨，向前看……

　　卡玛：“文革”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是一个民族要将另一个民族整个灭绝，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复杂得多──党内和社会的上上下下，从迫害者变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这是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简单套用某种模式，不能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反省“文革”，每个人应从自己作起，解决自己良心上的问题，很难要求别人。我也同意放下仇恨，很多问题是制度上的；有一些人动不动就说别人反思、忏悔不够，让我想起过去“检讨过关”那一套，好象非得说出他们“上纲上线”的几句话才叫忏悔，有点“新正统”的架式。要摆脱“文革”的阴影，我们是不是应该包容多种语言、多种方式、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反思与忏悔？


做起先不敢做的事就是人生的快乐

　　高伐林：你还拍了什么其它有关中国的片子？

　　卡玛：我先生参与跟别人合作拍过一些关于美国的片子，但我自己拍的都是中国。最早我跟我先生拍的片子全是关于张庄。先拍了一个《高跷》，是在七十年代末借钱去拍的。通过介绍踩高跷，采访了村里一些人。后来西方观众反映，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民间艺术，更强烈地感到影片与人很贴近，很有人情味，居然得了两个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短片奖。这启发了我们想更深入地表现这个村庄，又申请经费， 1982年到1983年去了好几次，拍了好几个月。原计划一部影片表现许多方面，但材料太丰富了，就分成了三部。当时正好赶上拍村里从集体经济渐渐包产到户的过程和各种矛盾，加上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剪辑成一部反映村庄变迁的片子，就叫《天地玄黄》。有关妇女的内容自成一部片子，叫做《小喜》——片子开头一个老头说：生男孩是大喜；生女孩嘛，就算是个小喜吧！还有一部片子《百草》，写张庄一个祖传的中医，他是个天主教徒，通过这个人物来考察农村的宗教信仰和医药。这些片子总题目叫“中国一乡村”。

　　后来又拍过《张大千的艺术世界》，采访了很多艺术评论家、画家；还拍过《正月》，写张庄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的风俗；香港回归时有个美国电视台聘我们拍了部六分钟短片，别人从政治上反映这个大事件，我们拍了一个前卫表演艺术小团体，表现回归的一个侧面。

　　高伐林：下一部片子还跟中国有关？

　　卡玛：对，波士顿附近有个博物馆，前几年把一个徽商老宅荫余堂拆迁运来原样建造，增添了一个大馆，我们拍了从拆到建全过程，编出三部片子在博物馆旁不间断放映。一部是关于徽州民居的建筑特点、拆房、搬迁过程中体现的信仰、民俗，一部是当地家庭过年，还有一部是婚礼——都跟房子、跟家庭有关。大提琴家马友友有个“丝绸之路”项目，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奏家，在荫余堂、在中国传统新年这么个特定的空间、时间，来与观众近距离交流。我们从早拍到晚，忙得不得了！

　　高伐林：所有片子都是申请基金会的经费来拍？

　　卡玛：是啊，我们走不起商业路线，是彻底的非赢利，拍记录片跟交响乐、京剧都差不多，赔本赔到家了。拍完了一部记录片，都不知道下一部经费从哪儿来。我感到幸运的是，能够花几年时间，什么都不想，全神贯注地、全力以赴地将一件事做好——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奢侈啊，虽然很艰苦，只能维持一种普通的甚至捉襟见肘的生活水平，但是不断做自己起先不敢做的事，不做到最后没钱了就不罢休，这就是人生的快乐！

　　（写于2004年6月）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66595

http://www.xici.net/d182759084.htm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也曾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yａo] 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

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

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

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

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

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

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

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

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

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

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

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

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

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毛泽东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

“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

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地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

5位学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

红卫兵强迫她喊：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

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

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

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

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

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车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

“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个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

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

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

７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７月３１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

王晶垚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垚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蹬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 “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



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组治下的迫害。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

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

王晶垚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

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

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进到里面，每间屋的门上都糊了大字报。洗手间犹如私设的公堂，左边门框上“坦白从宽”，右边门框上“抗拒从严”，中间门上“老实交代”，下面是大字报：“警告卞毒蛇，不许你再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坚决专你的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报，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卧室门上贴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门的另一面是：“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王晶垚房间的门上贴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云）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瑟瑟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

中四三的女生使尽了糟践人的本事，却错字连篇，连校长的名字都写错了。

她们连孩子们的房间也不放过：“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宪法保护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个中学校长家里大天白日闯进100多人，肆无忌惮辱骂、威胁主人，这事发生在法制尚在的刘少奇治下，公、检、法都还没受到冲击。

刘少奇留守京城主持执政党中央日常事务，未经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组插足学校，下令停课闹革命。

国家主席不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头儿作乱，为毛泽东大乱天下决开大堤，洪水猛兽，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组主持召开了空前残酷的打人斗争大会。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组听任袁揪住卞仲耘的头发发泄私恨。这些大字报是对斗争大会的补充，用以巩固打斗战果。


6月29日，卞仲耘给派工作组下来的党中央写了一封呼救信，反应自己在批斗会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举报了恶毒煽动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

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刘少奇的工作组6月3日进驻校园。6月2日宋彬彬、刘进、马德秀3人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表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攻击校领导，与6月1日晚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只有不到十小时的时差。

工作组一进校门，就旗帜鲜明支持这张有来头的大字报，宣布女附中停课闹革命。

当时，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刘进的父亲是教育部副部长。

给毛泽东献袖章的时候，宋父已经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权力中心。

无论是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脱宋彬彬们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长，不过是贵胄们的仆人，在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世袭社会里，好汉豪女们处死他们的校长、老师是天经地义。

工作组7月3日上报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会和闯入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的暴力行动，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跟着共产党走向死亡

其实，卞仲耘的“死期”并非始于1966年6月，工作组审查意见书将历史追到1944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党，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夸耀自己是带着黄金首饰参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统论，就是说，卞仲耘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入党，不该进入革命队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产党之时就开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垚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为事业，当年选择新闻专业，就是因为这个系课程少，他们有更多时间投身革命。

王晶垚展示了 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学组织的宣传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规模展览照片和与李慎之等参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双十运动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说，那时就是往枪口上冲，好多人牺牲了。


影片里响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垚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陕北电台工作。王晶垚拿出一块小巧的坤表，这是卞仲耘从继母手里继承下来的，当时电台没有一台准时的钟表，借了这块表定时。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王晶垚失去了青年时代以来三位最亲近的人，祁式潜、卞仲耘和刘克林。


祁式潜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隽藻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有“三代帝王师”之称；

祖父祁世长历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

父亲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

祁式潜比王晶垚夫妇参加革命还要早，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但他命运坎坷，打下天下却失去党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级别、待遇都从那时算起。

祁式潜不仅是王晶垚的战友，也是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敌敌畏”自杀，卒年51岁。

3年以后，祁式潜夫人居瀛棣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卒年53岁。

居瀛棣是国民党元老政务院院长居正之女，1936年放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业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和上海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协助完成了许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为故宫博物院馆员。



刘克林是王晶垚夫妇大学时的同学，出身官宦，其父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

刘氏14岁即参加共产党，也有一段丢了党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

刘在大公报供职多年，有“一代报才”之誉，文革初期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被副部长姚溱株连。

7月23日姚溱自缢，8月6日下午，刘从中宣部办公楼6楼砰然坠下，卒年42岁。刘死前无异兆，没有遗言遗嘱。



他们都出身于有社会地位的殷实人家，无衣食之虑，无思想之固，黄发垂髫、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万劫不复。他们躲过共产党的一场场死亡运动，最终在文革死亡游戏中丧生，被逼死、害死、乱棒打死，骨灰不存，魂灵无系。



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的名字无法掩没；

祁式潜和刘克林虽然为共产党轰轰烈烈过，却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我也找不到他们；

居瀛棣的名字更鲜为人知，我是在台湾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发现的。

文革死了多少人，国家没有统计，死了多少共产党员，党内也没有统计。

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向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邓答道：“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亲人和友人一个个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觉醒了：“我这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总结一生，概括为8个字： “生于梦想，死于梦想。” 他要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证人林莽先生，接受参访时已经90高龄。

林先生14岁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从大学降到女附中，

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语文教师降为图书资料员，文革中被罚扫厕所。

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样，曾经想用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无靠的母亲同归于尽。母子俩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电线，接好拉线电源。灯泡炸了，人却没死成。

事后林莽听学校里物理老师说，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接触地面，处于绝缘状态，所以没死成，如果有一只脚着了地，两个人必死无疑。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

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

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



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

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

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这可以辩论，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从死亡的诱惑中解脱了的林先生大彻大悟了，决定再不去死，直面红卫兵的暴力。说到文革中依然兢兢业业，抢救图书，老人摇头长叹，对胡杰说：“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么愚蠢！”



影片最后是一个 “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单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诉说他们在那个野蛮的年代怎样死去。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名下，卞仲耘后面还有８个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失踪）。“北京大学”名下的死难者名单占了３个页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业界精英。名单长达5分钟，一排排白骨组成的长城，比红色高棉的人头骨墙更加坚实、壮观。这仅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难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排出来，一部长达一年的影片也难尽述。



没有底线的卑鄙

《我虽死去》讲的是文革中学生打校长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

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假如是刑侦片，这样安排无疑是个败笔；作为纪录片，这个空白越发令人遗憾。除了义不容辞的王友琴，连个出来做旁证的当年女附中学生都没有。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胡杰尽了力，王晶垚也尽了心，但是他们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出镜或者仅仅出声儿。凶手们不用说了，目击者有种种顾虑，人情大于人命，是这一代文革遗民的道德。当今中国，正是这一代人支撑着不尊重生命的红卫兵政权。



王晶垚是一个宽厚的苦主，他只控告过袁淑娥，这个校外人员曾经是卞仲耘的熟人，一个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乱的恶人，借文革报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斗校领导的大会上“控诉”卞校长，煽动情绪，又带领学生去卞校长家中贴大字报。袁淑娥犯有诬陷和教唆罪行，对卞仲耘直接动过手，闯过家，对卞仲耘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王晶垚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她们毕竟是卞校长的学生。他毫不介意他们是否"道歉"，更没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

夺人生命怎么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结？有人说"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说，他从未等待过什么道歉。该对全体文革受难者悔罪的是当权者！

当年的红卫兵们却连自己迷恋的"道歉"之说也没有身体力行，她们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这些老兵虽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却死死守着当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没有一个人打破死一样的沉默。

《我虽死去》在网上传播后，有两个当年的学生来到王家。王先生激动、欣慰，热情招待她们，跟她们合影留念，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一家历史杂志，虽然她们并未道歉。



这两个人后来再没去过王家，倒是见了回国定居的宋彬彬好几次，有她们发在网上灯红酒绿的照片为证。

从此女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打破了沉寂，一个恶毒下流的诽谤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里还养着小蜜！一边搞小蜜，一边给前妻喊冤，两头儿全让他占了。”

时间没有洗刷这个老红卫兵群体的罪恶，年龄没有改变她们的下流，她们仍像40年前一样，凭借充满卑鄙的想象力诽谤人，靠着浸透毒汁的舌头谋杀人。



所谓小蜜，那年已经75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大学老师。影片中有她一个镜头，一双手给王先生端来一个饭盒，然后是一个蹒跚走回厨房的背影。对这位女性，王先生眼里尽是敬意，话里充满感激：

“我这个老伴儿，我对她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说，我有这样一件事，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们才结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对我一直照顾得非常好。对几个孩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这样两位可以作她们父母的老人，热情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没有揣摩她们登门的动机，更没有想到她们会编造恶言、传播蜚语。

王晶垚先生家墙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绘画，他特别喜欢那幅《圣母子》版画，因为母与子两对眼睛里传达出人类最深沉的爱。

两位老人以德报怨，收获的却是作践。墙上那幅《最后的晚餐》画的是人的背叛，学生的背叛比起犹大来无耻尤加。

《马太福音》里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

在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面前，犹大当得起义人，看到结果立即认罪，承担罪责。她们40年都没达到犹大的觉悟，而且继续堕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会代表字条上有宋彬彬、刘进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过3次：

6月2日贴大字报，7月31日成立红卫兵，8月5日在卞仲耘尸体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

无论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始终站在文革的主动方面，既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宋彬彬献给毛泽东袖章上面的“红卫兵”3个字，是刘进等人从“红旗”杂志、“人民卫生报”、“为女民兵题照”3处集来的，镂空刻在硬纸板上，用油墨滚筒印在红布袖标上。她们处心积虑，机关用尽，不同于跟风而起的红卫兵。

卞校长遇害时，宋彬彬和刘进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年满18岁的中共党员，对卞校长之死负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



西方法院正门大厅里通常都站着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一块黑布蒙住双眼，无分亲疏厚薄，左手持正天平，右手仗义执剑。拉丁系语国家的司法一词都从正义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来。意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审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 justice。



本杰明• 哈里斯是一位美国检察官，在为民伸张正义的岗位上战斗23载，近年一直追踪红卫兵犯罪集团。

检察官看完《我虽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断喝：“宋彬彬、刘进以及所有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听到正义女神的剑在悬响吗？




绚丽奢华的“光荣”

胡杰和影片里的几位证人想借文革40周年之际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那个至今未结的案子，然而影片《我虽死去》却被禁演，至今尚未解禁，还连累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

那位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的75岁老人不幸言中：“时候还没到。”



《我虽死去》无涉色情与暴力，没有触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影视音像制品审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仅仅是触了文革雷区。



去年9月，一部叫《光荣与梦想》的纪录片问世，制成光碟，长达2小时10分49秒，每张售价10元。此碟与《我虽死去》在时代、人物和个别画面上都有重合，但网络、门市畅销无阻。



《光荣与梦想》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华诞庆典”，实验中学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师大女附中。

关于这所学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孙岩校长说过:“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6个元帅的孩子、有12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

老师们曾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这话是炫耀，也是这所皇家女校的实情。孙校长幸运，早早调离，逃脱了卞校长那样的厄运。



《光荣与梦想》证实了孙校长的话，这次庆典大红榜上果然皇亲国戚济济一堂，连毛泽东在世时就被逐出宫墙的儿媳妇都没遗漏，更加抢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

让我惊骇的是，这个权贵方阵里也有当年很风光的红卫兵头领，

例如自己不动手却让身边打手出拳头抡皮带的宋彬彬，

例如和她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马德秀。


30年前彻底否定文革，她们因为打砸抢的历史当在“三种人”之列，今天宋衣锦还乡，马加封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双双堂而皇之卷土重来。

        


胡杰影片里跟在卞校长被打死后面那个“8.18”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也出现在《光荣与梦想》里，不过是在开头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于胡片。

嘉宾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对页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后卞仲耘还健在，自豪地看着给毛泽东戴袖章的宋彬彬，看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红卫兵、军训的红卫兵。

给这个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长河中，实验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志士才俊，显然指画面上的宋彬彬。选这一张代表照片阐释宋彬彬的内涵，我自然联想到胡杰影片里卞仲耘的死。



这张与卞仲耘之死分不开的宋志士与毛泽东的合影出现在《光荣与梦想》光碟里，出现在《光荣与梦想》纪念画册里，又特别在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女附中校园里竖起的大型展板上。

9月5日是校庆日，9月9日是毛泽东忌日，这张照片到底纪念什么呢？肯定不是纪念41年前被红卫兵打死在这个校园里的卞校长。

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里炫耀这张照片，究竟要给学生们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灌输什么样的梦想？



袁爱俊校长是这场华诞庆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后操纵、台上督阵、台下逢迎，从开场致辞到挤进教师大合唱营盘收场，可谓鞠躬尽瘁。她是光碟《光荣与梦想》的总策划和总监制。

版权页上除了袁爱俊的名字，还有35个人名和5个参与制作的专业单位名称，总导演是当过央视春晚总导演的王冼平，下设5位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联合摄制。这里有势利眼的谄媚、暴发户的炫耀、得着机会狠狠捞一把的贪婪，但是仅凭这些基本功，袁校长能量再大也难撑起这么大的台面，何况上任不到一年，脚跟还没站稳呢。



庆典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央视新闻首播罗京主持，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内的近6000 名人出席，规模远远超出了孙岩校长炫耀的半个政治局会议，场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当年《东方红》。

全世界还有哪一家中学能在国会大厦开派对？一个育人的学校跑到议政的地界作秀，先乱了规矩。

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只瞄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要映片卖碟，推广全国，为反文化、反人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身说法。

“各级领导”多方支持，甚至请来外国使节观看这种愚昧表演，丢国家的人，现民族的眼，天地之间，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给袁爱俊的公开信里指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

出席庆典的“各级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那段与宋彬彬分不开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最先打死了校长。41年后，他们在文革暴力的发源地举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里扎扎实实扮演了复辟先锋的角色。



胡杰影片里请不到的人，都拿了请柬为《光荣与梦想》充数儿，《我虽死去》里的主人公卞校长遗属却没有受到庆典邀请。

两部纪录片，两种鲜明的立场，两个不相称的营垒。按照先后顺序，是《光荣与梦想》挑战《我虽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远在芝加哥的中国学者，把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十分专业的独立制片人撮合起来，没有一分钱外援，各自投入对历史的责任感，共同做出60几分钟的黑白片。

影片至今被禁，此乱命也，粤不奉昭。



今年一月，香港 “二零零八华语纪录片奖”的评委们把长片组最高奖授予《我虽死去》。

面对滚滚复辟浪潮，几位小人物挺身而出，为那个疯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见证，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780847&boardid=1&page=3&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一层终于捅破了的窗户纸----纪念红八月受难者卞仲耘老师和证人林莽（陈洪涛）老师

作者：王容芬

　　47年前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至今未立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文革结束后，苦主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亡妻申诉，他采取了迂回的作法，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而不是直接告凶手。案发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案件逾期为名，不予起诉。杀人罪逾期，突显中国法律特色。

　　美国凶杀案专家佛罗里达州检察官本杰明·哈里斯就此案这样评论中美两国刑法：“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美国刑法专注于个体：个体保护和个体责任。其最重要的目标是，首先，不让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其次，除非证据确凿不能判刑；再次，个体罪犯得到确认并受到惩罚。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何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就我所知，这个案子也从未经过调查。”

　　2008年11月，哈里斯先生利用假期，自费来到北京调查这件凶杀案。所有被采访人不约而同问他：“您为什么要管这事？”他的回答也是他来华调查的基础：“卞仲耘遇害事件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假使不是那么多红卫兵—包括宋彬彬和刘亭亭—已经移民美国，从而将这件凶杀案从纯粹的中国内部事务变为美国人，至少我这个美国人的份内该管之事，我是不会参与的。因为我是受美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一生的事业就是起诉凶杀案，这件凶杀案也具有专业的意义。”

　　在哈里斯看来，这件凶杀案其实很容易审理：“凶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目击者有几十个，他们都认识凶手。因此，并不存在妨碍逮捕的证据不足问题。毋宁说，没有逮捕是因为中国政府裁定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所以没有应对其负责的个体，而只应由社会负责。”哈里斯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王晶垚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王先生不假思索答道：“毛泽东！”令哈里斯不解的是，“王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寻求公正，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要我所说的那种公正—确认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将她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后来他们又见过两次面，哈里斯来华的计划没有进展，王先生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话是：“在中国，人情大于人命。”哈里斯终于认识到，对于凶手的认识，中美两国除了法制上的区别，还有民间哲学上的差别。

　　难道是这种人情大于人命的哲学，让几十个人严严实实守着一个秘密，使卞仲耘案47年不能突破？

　　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 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哪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

　　上个月，50年代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校友来访，这位老师也是林莽先生的挚友，告知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亭亭。由此方知先生已于去年9月21日去世，自责闭塞，上网补课，想看看各界对这位铮铮之士的评价。结果一无所获，连女附中（如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网站都没发个讣告。林莽先生50年代就在女附中供职，人情竟是如此淡薄！其实不难理解，先生几次为卞仲耘之死作证，不仅是当年女附中红卫兵们的眼中钉，也是借90周年校庆表一颗忠心，非要树毛女、毛媳和给毛献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为荣誉校友的袁爱俊校长的肉中刺，如今袁校长成名誉校长了，忠心不改，余威犹在，绝不能让林莽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她管得到的地方。

　　林莽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前，捅破了那层46年的窗户纸：那个又高又大穿军靴的红卫兵是刘亭亭，是她最后一脚要了卞校长的命。

　　人情大于人命，原来是天大的人情。刑不上大夫，面对凶杀案，这就是中国的法制和中国的民间哲学。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千古罪人，具体参与迫害致人死者，因为出身权门，所以不负刑事责任。一个国家受这样的法制和哲学束缚，永远清算不了文革反人类罪行。文革过来人都知道，1966年六、七月留守北京，一面发动揭批彭、罗、陆、杨，一面向中学和大学派工作组，往死里整人的正是刘少奇。林莽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他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一个在职教师，平白无故变成了劳改犯！刘少奇家人紧密配合，王光美亲自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停课整学生。除了女附中的红卫兵刘亭亭，他们的女儿刘平平(现名王晴)是师大一附中红卫兵头头，儿子刘源是杀戮平民最狠的西纠红卫兵，只有六岁的刘潇潇没参与。刘少奇与前妻之女刘涛配合继母王光美，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革委会，兼两个暴力组织的头目。文革之后，王光美率全家与毛家人握手言欢，其子刘源上将在文革复辟逆流里配合薄熙来，扮演了“军”师的角色，宣扬膜拜战争的文化史观。这种全武行的红卫兵不清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又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那么多目击者在近半个世纪里守着一个罪恶的秘密，不仅是束于人情，更因为凶嫌刘亭亭是国家公主。尤有甚者，某企业家为文革中被杀害的母亲塑像，竟请老红卫兵刘亭亭揭幕。比起这些“草民”来，林莽先生是大树，中国人缺少的正是林莽先生不畏权贵的高大人格。仅以此文纪念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老师和为红卫兵暴行作证的林莽老师。

　　

　　（2013年8月5日）

文革是由毛亲手导演的一场中国社会大灾难，这些红卫兵即是打手，也是工具，侵犯了人权，撕毁了宪法。那些当政者到今天仍对宪政耿耿于怀，毛及他的政党总想让手中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和平时期暴力夺去他人的生命，仅仅一个轻描淡写的道谦是远远不够的，可是面对这些被彻底洗过的脑子你又能怎么办呢？何况还有更多当年的打手至今一声不吭，还有更多的脑子在被清洗，那就只能以宽容之心看待道谦者了。

http://bbs.tianya.cn/post-free-4085370-1.shtml

　　近年来，宋彬彬仨字儿成了中共当局对待文革的风向标。2007年9月，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皇家师大女附中，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90华诞庆典"，各级领导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CCTV新闻主播罗京主持，CCTV全程拍摄，制造光碟出售。宋彬彬很看重自己的符号价值，为了竞选“荣誉校友”，提供了不少私家照片，把革命老母和美国博导都拉来助阵。结果她成了这场闹剧的主角，不但与毛泽东家室同登“荣誉校友”榜，而且风头大大盖住了她们。宋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戳在校园里，制在光盘里，印在纪念册里，传递了明白无误的信息。到了国庆节，文革特产样板戏和红色芭蕾纷纷上演。转过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唱红，俨然文革卷土重来。唱红高潮的2010年，宋彬彬又递出信号，与当年女附中的冯敬兰、刘进、叶维丽、于羚集体回忆当年红八月，不但把导致卞校长惨死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把她和女附中革委会变成了抢救卞校长的义士。回忆座谈记录先发在以研究文革著称的《记忆》网刊“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上，到了敏感的八月，竟然堂而皇之上了“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的《炎黄春秋》。

　　如今宋彬彬又传递信号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回母校，念了封“公开道歉信”。道歉信字斟句酌：“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她承担的是“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这四个人都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女附中九位员工里。死者里面宋彬彬只提到一个卞校长，而且仅仅是悼念，并没有像对另外四人那样向家人道歉，公然无视为亡妻昭雪奔走48年的女附中第一苦主王晶垚先生。

　　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辩白，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不实，“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事实是，就在毛对宋说 “要武嘛”之后一周，红卫兵暴力组织“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在成立宣言上签字的35个红卫兵组织里有“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前面提到的五人座谈记录里，主持人冯敬兰女士也证实当时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文革档案里有一封1966年9月6日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这封信得到当年同去武汉串联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卜大华的证实。信确实很武，开口就是“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宋彬彬无视这些有人证物证的事实，坚持说学校和她都不曾改名“要武”，大概指没有正式登记和报户口改名，在那个无政府的年代冒出来的数以千万计的“卫东”、“向东”、“要武”、“爱红”们在哪里申报过？ “红卫兵”这个组织又在哪里注册过？

　　念到道歉信结尾，宋彬彬摆出姿态：“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原来高潮就是个“Sorry”，王晶垚先生和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等八位文革死难者的家属，连个“对不起”都不配。

　　宋彬彬这次风向标演砸了，文革浩劫，不是一句时髦的“Sorry”就能结案的。中共当局对文革的反思与德国人清算纳粹不可比，与邓小平审判林彪、四人帮相比，也是退步。命案永不逾期，是各国通例。三千万人的命案，只能通过反人类罪法庭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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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宋彬彬等的文革道歉是政治风向标
【2014年01月21日讯】

（自由亚洲电台）最近宋彬彬等人到他们的母校师大女附中，为大约五十年前的文革的被整肃的老师校长进行道歉引起广泛议论。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公开表示反对的王容芬博士认为，必须注意这一举动后面的政治风向。

一周多以来，宋彬彬等红二代到母校师大女附中，向大约五十年前被他们整肃迫害过的老师、校长表示道歉的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议论。

旅居德国的著名华人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革中的公开反对者。一九六六年她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生，目睹了红八月等一系列事件后于九月二十四号给毛泽东写信，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且退出共青团，信发出后在当时苏联使馆附近服毒自杀。后被送公安医院抢救，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一九七九年三月才被无罪释放。对于大约五十年后到来的宋彬彬们的道歉，王容芬博士说，“先说这个道歉，英语叫做sorry，德语Entschuldigung，法语pardon，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碰了人家一下，踩了人家的脚说这么一句。或者说这是借光啊，蹭油啊一类的词。但现在涉及的却是人命关天的事。”

为此，她进一步质疑说，“宋彬彬道歉，在师大女附中，这两个概念都是文革风向标。大家都知道，师大女附中是皇家女中啊。过去他们一个校长说过，他们开一个家长会，那半个政治局都来了。所以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宋彬彬到师大女附中，去道歉，而且念一封公开的道歉信，这就说明这是当局在后面指使出来的。”

关于宋彬彬的道歉信，王容芬博士说“宋彬彬道歉那封信不知道是她自己写的，还是中央有人帮助她写的，让她出来念的。那信写得字斟句酌啊！她一开始说的是，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卞校长，卞仲耘女士是被她们学校的的红卫兵乱拳、乱脚踢死的，打死的。而且后来向家属道歉居然也没有卞仲耘的家属。而这四个人的被迫害也不是跟她有什么关系，是她没保护好他们。所以宋彬彬把自己的姿态摆的是太高太高了。那些死了的人他们连提都不提。”

为此对于这个道歉，王容芬博士说，“北京各大院校还有中学文革中的死难人名单一片一片的。师大女附中的死难名单是九个人，开头是卞仲耘，后面还有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一共九个人的家属，她一个字都不提。给这些家属连个对不起她都舍不得说。所以这道歉，如果是中央指示她出来这么道歉，我觉得，或者是他们选错了人了，或者只是拿这个来糊弄糊弄老百姓。所以宋彬彬道歉只能够说提供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她跟皇家女中一起来联合上演这个戏，每次他们出来演戏都不怎么地！”

（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导）

http://zjl1975.blog.hexun.com/91217686_d.html

       终于看完所有的了。根据目前证据，我还真相信宋在卞死亡一事上的说法了。所有叙述者中，我觉得态度最公正，最客观的是卡玛。做史首先在“信”，无出于多高尚多纯洁的目的，也应该避免臆测，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否则信赖性就会大打折扣。

也花了两个小时看完了所有转贴,我觉得宋彬彬虽然当时头脑发热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但她对卞校长的死不负有直接责任(她的自述与旁证基本吻合),能够对自己当年的文革行做出道歉是可以接受的.她及当时的红卫兵们都是毛手中的狂热工具.更应该站出来向卞校长道谦的应该是那些直接向自己的校长下手的人.

倒是邓榕,好象是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自己当年在北师附中的"革命"行为,而旁证似乎对她不利,

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_3OlU282SfnDMnc8JUPl9H4_nRWglP0dKUWfzNwAU1SQoAroStkQ9HNk7Hmd5A3K8Pkq_vjLclKXFAjcL46N6ZeAOS0jAIm0ocSS1_gvJm

来源：共识网
作者:宋彬彬
2012-12-17

　　看了朋友转发给我的电子杂志《周末文刊》2012年49期，因为内容涉及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初期，勾起往事，心潮难平，一些话不吐不快。

　　关于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我在卡玛的电影做了说明，在《记忆》和《炎黄春秋》女附中五人访谈中也说明了事情，《记忆》80期我也发了署名文章，应该是说请楚了。

　　我和王友琴并不相识，也从没见过面，但多年来她在文章中炮制的关于宋彬彬的故事，如吹气球般越吹越大，宋彬彬在王友琴版的八五事件中的“戏份”也在不断加重。王不惜用各种提示、暗示或“蒙太奇”手法转嫁诬陷，使宋彬彬的“故事”越发吸引眼球，成就了一篇“好故事”。

　　虽然王多年如一日紧抓住我不放，却从未找我当面询问核实过，即便是电话也没有。我是2003年回国的，之前我在波士顿工作，王友琴曾去那里做过演讲，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她有很多途径可以找到我。著书立说给别人加上罪名是大事，哪怕不屑于采访被指控者，也该采访相关的老师、学生和学校吧？！但她却有意回避了她所在班级如何具体发起、制造了1966年8月5日下午的暴力事件，以“想当然”的态度加罪于我。“宋彬彬”成为王友琴维护自己“文革史专家”的最重要符号，今年她在《开放》杂志7月号发的《红小兵挤走了红卫兵》一文，虽和我毫无关联，却仍然点了宋彬彬4次名。看来没有宋彬彬她真是难以出人头地了。

　　王友琴欲置我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已有年头，近年我也讲了自己应该讲的话。使我无法容忍的是，我先生靳剑生刚去世不久，她就在《开放》杂志2012年2月号发文《李纳、林豆豆、宋彬彬》，牵强附会地大挖祖坟，污蔑靳剑生。岂不知多年来，有多少次我要公开反驳王友琴，都被剑生劝阻，他说清者自清，走自己的路，跟这种跟本不在乎事实的人是没理可讲的。

　　没想到她却连死人都不肯放过。在剑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不得不违背剑生的嘱咐，跟她理论几句，不期望她会承认错误，只为还剑生一个清白。

　　王友琴在《李纳、林豆豆、宋彬彬》一文中指控：“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轻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劍生的姨媽多次到他插隊的內蒙古，說服軍代表。靳劍生憑李振翩的關係進入了大學，與宋彬彬同學。”

　　真想不到王友琴会急功近利到如此地步，不肯花点时间做调查，或稍稍走走脑子，哪怕用几分钟上百度查询一下事件的年代，就急忙曲解剑生姐姐的博文，张冠李戴地作出她所需要的结论。王友琴必是希望这位姨妈就是李振翩夫人，岂不知李夫人是靳剑生的大姨，去找军代表的却是剑生的四姨——北京二医的教授。1972年时，李振翩夫妇还没回过国，而靳剑生恰恰是因为李振翩的“海外关系”才没能进大学！

　　王友琴还居高临下地教训亡者：“可以慶幸靳劍生的好運氣。不過，他應該明白用家庭背景來決定誰能上大學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

　　靳剑生当然比王友琴更明白这点并深有体会。正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李振翩的海外关系，他虽然于1972年考了哲里木盟的第一名，却因政审不能通过而没有学校敢收他。王友琴也该明白，北京八中老高三毕业生的底子不知比当时许多小学程度的学员要坚实多少。而正是因为靳剑生的学历，他的四姨才能说服军代表；更因为长春地院体育朱老师求才心切，看中靳剑生的排球水平，在其鼎力推荐下靳才得以在新生入学半年后，即1973年春，顶替一位退学学生的名额，艰难地进了长春地质学院。上世纪80年代，靳剑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位大陆博士生。请问进入美国一流学府MIT、哈佛，也能靠家庭背景混入吗？

　　1973年，长春地院的校领导曾好心地劝我不要和靳剑生谈恋爱，说虽然你父亲是走资派，但你终归可以属于革命后代。他家则大不同了，父母从美国归来，家里不但有美帝国主义海外关系，母亲也因美国特嫌而被关押。你和他的家庭背景相差甚远，你可不能和他谈恋爱。由此可见，当时的靳剑生基于“家庭问题”在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

　　1973年7月，李振翩于1949年赴美后第一次回国访问。我清楚地记得，直至《人民日报》刊出8月2日毛泽东接见李振翩的消息后，剑生及其家人方才得知背了20多年的美帝国主义海外关系的黑锅，原来竟是毛青年时期的挚友。而那时距剑生入校已有半年之多，至于校方最终是否知道李振翩与靳剑生的关系，我就不得而知了。

　　以王友琴为民伸冤的“历史义工”、“中国辛德勒”身份，她本该为靳剑生一家的遭遇抱不平，但同一个事理，仅仅因为靳剑生是我的丈夫，就被她变了味儿地颠倒曲解。一件事实二个真理标准，就看她需要哪一个。民间老话说“亡者为大”，连对刚逝去的人她都能罔顾事实肆意歪曲，还能指望她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吗？

　　多年来，王友琴一直以文革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站在道德高地上，唯我独尊、蛮横霸道地不断伤害我，有校友当面指出她的错误，她非但不认错还继续写文章攻讦别人。但不管怎样，我宁愿相信也希望她研究文革的初衷是追求正义与真实，我也真诚地希望她能有勇气正视并承认事实与真理的那一天。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2/1217_73109.html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作者：马悲鸣

世界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秋（Bela Balazz 1886-1952）对蒙太奇下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他说：“蒙太奇（Montage）就是把导演拍摄下来一个一个的独立镜头（Shot或Cut）依照着一定的顺序连结，使它产生导演意图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创造过程可以比喻成一个工程师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机件组合，配成一件完整的机器一样。”巴拉秋又说：“无论有多么强烈而富有表现力的画面，也无法将画面中对象本身所持有的意义完整的在银幕上表达出来，必须在最后的瞬间（运用蒙太奇的时候）站在高一层的观点上进行组合的工作，将每一个被拍摄下来的独立镜头整理并进行统一的剪接，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些被摄影下来、毫无秩序和意图的断片经过蒙太奇（编辑），使它们在导演意图之下衔接，产生有系统的效果。”

举个例子来说，电影画面上先出现一个人身上的行军水壶口朝下，盖子在一旁挂着晃动的大特写镜头。然后跳到第二个大特写镜头：一个躺着的带血小腿和肮脏的光脚在地上缓慢移行。再跳到第三个镜头，远处一个匍匐的人影正在蠕动，身后一条爬行过的痕迹一直延伸到跟前。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演员面部的痛苦表情，三个顺序编辑在一起的独立镜头，就把一个绝境中的伤员正在艰难爬行的情节交代完了。每个镜头用五秒，十五秒就解决问题。而其实这三个镜头可能毫不相关。水壶是在摄影棚里拍的，带血的小腿和脚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而爬行造成的地上拖痕可能是用个耙子划拉出来的。

如果不用蒙太奇，则要先有伤兵的近景。他吃力地拿起空了的水壶，打开盖子往嘴里倒，证明水壶确实是伤兵的。然后用摇镜头，从水壶连续摇向带血的小腿和脚，证明这条伤腿也确是这名伤员的。然后镜头摇向伤兵正在匍匐前进的身躯，直到伤兵爬往远处，证明身后留下一道拖痕确实是这名伤员自己爬出来的。

这个连续摇动的镜头怎么也得一分钟以上才能交代完。 上面附录的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里的十句话[1]用的正是蒙太奇手法。

这十句话里12次提到宋彬彬的名字，没有一处直接说到是宋彬彬指挥或参与了打人。但把这些相互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的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到一起，就能给读者造成印象：因为宋彬彬打死了人，所以被奖励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她的父亲也因为女儿打死人的功劳被奖赏进了政治局。

国内有见义勇为者扶起被撞倒的老太太，反被家属讹成撞人者，重价索赔的。家属的逻辑是: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为什么要救？
这是用结果暗示原因，如果宋彬彬没有打死人的责任，为什么不是别人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不是别人进政治局，而偏偏是宋任穷父女？

当然，如果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先发生的是原因，后发生的是结果。但如果两个事件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不管哪个事件发生在前，哪个发生在后，都不会构成因果关系。师大女附中打死老师、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和宋任穷进政治局是三个独立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王友琴在知道卡玛公布了和她的通话：“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王友琴）说∶‘没有’。”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愤怒地否认自己这样说过。当然卡玛当时没有录音。但如果问王友琴，那你的意思就是宋彬彬打人啦？她也会声明：“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王友琴采用的是蒙太奇手法，把她极力要入宋彬彬以罪的意图极度明显地暗示给读者；却又不肯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以防被人抓住把柄，起诉她诽谤。

王友琴是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蒙太奇写作伎俩娴熟。上面那篇说秦晓“就在气愤为甚么他还没有当上总理”又是一篇新作。两篇对比着读，就可以从王友琴构陷秦晓的文字里看出她罗织宋彬彬罪名的手法。

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友琴参与了殴打老师。但我们可以用王友琴的蒙太奇手法推测。

打死老师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高一（3）班，这是公认的事实。而王友琴正好就是高一（3）班的成员。其次，在王友琴写的这么多死缠着宋彬彬不放的文章中，无一字提及正是她自己所在的班在打死老师时起关键作用。第三，从她死揪着并无责任的宋彬彬不放，却只字不提本班的关键作用看，很可能她自己也参与了殴打。因为一旦追究起刑事责任，很有可能追究到她自己头上。所以这么多年来她才如此顽强地以攻为守，死死咬住宋彬彬不放。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和自己所在班的刑事责任讹到宋彬彬头了。

虽然王友琴、胡平、敏一鸿死追宋彬彬的“态度”、“道义责任”不放，但至今无人能证明宋彬彬有象伏生那样至少推过一把的刑事责任。而高一（3）班是主要刑事责任班。主要刑事责任班的王友琴本人却无法象宋彬彬那样证明没有至少推过一把的刑事责任。

根据王友琴式的蒙太奇推论，在打死老师这件刑事犯罪案件上，她自己比宋彬彬更象凶嫌。

《周末文刊》2012年第49期

[1]　一、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二、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
三、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
四、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八、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九、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十、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转自 作者博客

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8323

来源：多维博客
作者：马悲鸣
2006-05-30

一、卞仲耘老师之死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在学生批斗围殴中死亡。多年以后，王友琴写了一篇《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予以报导。这篇文章虽然讲了一个大概的事件过程，卞仲耘老师在挨批斗时受到学生殴打，现场死亡。除此之外，某些环境氛围的刻意营造和某些事实真相的刻意隐瞒，使整个事件真相受到了严重歪曲，已经与事实相去很远了。

网上除了王友琴的文章之外，还有一篇署名“伏生”的现场参与者写的《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伏生自称是并非红五类出身的师大女附中初一生。她就在打人现场，而且“助推”了一把。此文虽然是三十余年之后补写的忏悔之作，因为是非已经又颠倒了回来，难以真实反应当年的现场感受，但仍能从中看出一些当时的情况，与王友琴所述有很大出入。

根据王友琴的说法【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

那么，为什么卞仲耘老师被划为第四类干部呢？王友琴的文章提到卞仲耘老师的丈夫王晶尧文革结束后【控告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

这位外校人员与卞仲耘老师的私怨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被指与卞仲耘老师有私情的那位男老师的发妻。是与不是，王友琴理应向读者交代清楚。但她却模糊掉了这至为关键的一点。

王友琴虽然在该清楚的地方模糊了过去，却在本来模糊的地方清楚了起来。她在文章中清楚地写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

也就是说，王友琴向读者确认，打死卞仲耘老师的是该校红卫兵。

如果是这样的话，殴打致死卞仲耘老师的应该是红卫兵的有组织行为，包括组织该次批斗会，下达命令和实施殴打。那么组织下令者就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王友琴不但没有指出该次行动的策划者组织者，而且连该次批斗是否有组织行为都没能确认，便心安理得地指为红卫兵所为。

可我们从伏生的回忆看，该次行为并非红卫兵所为。在场的伏生本人就不是红五类，更非红卫兵。她目击到【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一位伏生也没有确认是否红五类或红卫兵的领头打老师的高一姐姐班女生有事要离开现场，【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根据伏生的说法，当时在场者连一个敢自报红五类的学生都没有。当然这是在殴打胡志涛的现场。殴打卞仲耘老师的现场学生群中红五类的比例不应该比围欧胡志涛的学生群有显著差异。当然，无人能确认现场参与殴打的学生中一个红五类，或一名红卫兵成员都没有。

从我多次回国向当年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打听到的确切消息和伏生这篇文章看，如果批斗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人的那次围殴的参与者能有一个人群划分的话，就是伏生指出的，是她的姐姐班高一学生所为。

据我所知，王友琴本人就是高一生。也就是说，当年围殴打卞仲耘老师，致其死亡的事件并非红卫兵的有组织行为，而是王友琴所在年级，甚至就是王友琴所在班的许多未见得是红五类的学生干的。可王友琴却明确地指参与者为红卫兵，而又不指出究竟其中的谁是真的红五类红卫兵？该次行动的有组织策划和下令实施的证据又何在？

伏生的文章最后说【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

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其实，我这样作，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专治制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专治制度下的群氓。他们可以所向披靡，捣毁一切。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罢。】

伏生在这里确认了至少一名积极参加打校长行列，并为卞仲耘老师的死拍手叫好的女生并不是红五类。

至此，事件真相已经大白。一名外校人员出于私怨，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的大会上揭发卞仲耘与一名男老师有私情，而致卞仲耘老师被进驻的工作组划为“四类干部”。工作组因为批斗不力而被撤走之后的8月5日，以师大女附中高一为主的一帮未见得是红五类的学生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而批斗了五名最高的校领导，为了表现争当“红色处女”的坚决，特别痛恨被外校人员当众揭露出男女关系的卞仲耘老师，殴打最重，而致其当场死亡。从伏生的文章里看，这不是有组织的红卫兵行动，也非清一色的红五类所为（不排除个别参与者是红五类）。王友琴明确指为红卫兵所为不实。

二、宋彬彬无刑事责任

王友琴不但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明指殴打卞仲耘老师致其死亡的是红卫兵，而且在行文的十句话中，十二次引入“宋彬彬”名字，使人轻易就能联想到，围殴卞仲耘老师致死的背后是宋彬彬在指使。可是如果你细读王的文章，却又没明确指出这点。也就是说，连王友琴本人也无法确信，围殴卞仲耘老师致死的事件是由宋彬彬组织、操纵和指挥的。

如果宋彬彬起诉王友琴诽谤的话，王友琴可以说，我没明说就是你组织、操纵和指使的。但凡是读了王友琴文章的人，包括我本人，都能在王友琴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十一而十二次地提到宋彬彬的名字时，不由你不被她文学博士的煽情文字牵着感觉走，而认为卞仲耘老师不但是被红卫兵打死的，而且背后黑手就是宋彬彬。

我就这样相信了王友琴的说法。直到许多年后看了卡玛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宋彬彬的亲自辩解和卡玛在答记者问时说，她向许多人调查核实后相信，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她（宋彬彬）本人与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并无牵连，也没有参与过武斗，才使我如梦初醒。这使我自从1966年之后，再一次感觉上了大当。

王友琴自己的文章中就写到∶【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她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可见她们至少还是有责任感的。


三、家属的不忍错过了直接死因的确认

伏生的文章里提到，卞仲耘老师死后，被说成是【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

王友琴的文章里说，【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我们从伏生与王友琴两人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卞仲耘老师是在批斗中遭到围殴的。从我打听来的情况是，远处的目击者看到了围殴的人群在移动。也就是说，五位校领导是在边挨批斗围殴，边走动躲避，有一定自我保护的能力。这和被捆绑在刑讯室里无法做出自我保护动作而遭拷打是有一定区别的。故卞仲耘老师确实存在着挨批斗围殴时突发心脏病而死的可能。这要看卞仲耘老师的病历档案中是否记载了以前的心脏病史。

作为死者遗属，卞仲耘老师的夫君坚决反对解剖检验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无法确认究竟是否直接的群殴致死。

四、对立双方的异曲同工之妙

王友琴在她的文章中介绍说【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

卞仲耘老师是４１年入党的抗战老干部，却惨死在并非红五类的学生手下。这样的案子理应得到公平的报复，追究参与围殴者的刑事责任和获得赔偿。

王友琴在文章中提到此事【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控告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法院的这个判决是荒唐的。与卞仲耘老师有私怨的那位自认风化案受害者的外校人员在批斗会上揭发的所谓“罪证”是全案的初始动因。但如果她没有组织或者直接参与批斗围殴的话，不应有刑事罪名，尤其她还有一肚子爱情受害者自我感觉的委屈。她的揭发尽管不实，尽管情绪化，但毕竟还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我想她本人虽有女性天然的嫉妒，但也料不到会有致卞仲耘老师于死地这么惨烈的结局。故她不应该受到刑事追究，但应该公开道歉。

应该刑事追究的是所有参与围殴的以高一为主的学生，而不管她们是否红五类。这样的命案更不应该有追诉时效的限制。文革已经砸烂了公检法，没地方能申诉。“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是不公平的。

我主张公平报复！一条人命值八十年徒刑，尤其是惨遭如此暴打而死的中共老干部，报复的份额应该加倍，也即一百六十年徒刑，由所有参与批斗围殴者分摊！外加付给遗属相当于卞仲耘老师四百年工资的赔偿。

文革时甚嚣尘上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和“群众无罪论”，开脱了所有致人死命的参与群众的刑事责任，而把致人死命的责任讹在可能根本不知情的领导人头上。

王友琴的文章就有这种倾向。她不是着意去揭发参与批斗围殴卞仲耘老师的直接刑事者的责任，把作恶者的名单开列出来，却十二次地把责任往并无刑事责任的宋彬彬头上引。这比那位自认爱情受害者的外校人员揭露卞仲耘老师的私情案还无道理。

王友琴的做法和中共司法当局拒绝追究直接致卞仲耘老师于死命者的刑事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平先生提到【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

应该道歉的不是并无刑事责任的宋彬彬，而是给宋彬彬罗织罪名的王友琴。


【附录】～～～～～～～～～～～～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作者：伏生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的学生拿着大棒，押着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着脸沉默无语。只有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行为。她立刻挨了棒。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罢，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着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拉着。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着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着说，“我是黑帮”。“不行！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夹着我，呼着口号，跟着被扭着胳膊坐着“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说：“小孩！”

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此“厉害”。正想着，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着。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

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加入了—-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其实，我这样作，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专治制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专治制度下的群氓。他们可以所向披靡，捣毁一切。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罢。


【附录】～～～～～～～～～～～～



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摘录）

王友琴

一、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1），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二、实际上，宋彬彬（2）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

三、宋彬彬（3）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4）等人的热烈支持。

四、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5）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6）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7），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8）的谈话：毛问宋彬彬（9）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八、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10）改名为“宋要武”

九、宋彬彬（11）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十、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12）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http://blog.dwnews.com/post-11577.html

来源：万维读者网---》天下论坛
作者：馬悲鳴

有請胡平給王友琴張(鴻)敏傳個話  

王友琴和張敏都聲稱就在打死卞仲耘校長的打人現場。

請她們回答兩個問題︰

1，她們動手打人了沒有？我們願意相信她們的主訴，只要她們說沒打，我們願意相信。

2，她們勸阻了沒有？  打人的就是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請王友琴在下面她們班的名單中圈出凶手，以便  刑事追究。  

1966年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一（3）班51人名單  

邊惠珍    常青    陳凌寧    陳小寧    鄧方    丁潤生    丁燕申    顧媛    郭雁行    侯小麗  胡南萍    黃頌康    蔣力    李凡    李佳    李培澄    李幼幼    厲仁俠    梁良    廖勝東  林言    劉木金    劉新平    柳天青    馬彤華    潘梅    齊大錚    齊克琛    邵其環    生敏  甦江    孫曉紅    王濱生    王靜芳    王美德    王小林    王友琴    王鎮江    吳潤玉    邢家珍  楊津文    楊雷    楊團    楊瑩    葉小魯    曾小蘭    張□    張淮野    張穎琦    鄭毅力  周勝利  

【高一（3）班的名單里沒有鄧榕，卻有王友琴! 】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924653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4-02/2255105.html

大公网2月1日讯

据本港媒体报道，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即宋要武），上月曾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惟当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近日发声明痛斥道歉虚伪，拒绝接受。

　　指摘掩饰当年恶行

　　现年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周一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衞兵的虚伪道歉。

　　一九六六年八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的卞仲耘，遭红卫兵批斗及毒打后死亡，宋彬彬当时是该校红衞兵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而卞仲耘遇难不久，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今年初，已入籍美国的宋彬彬等人返回母校，向当年曾遭批斗的老师及校领导道歉。

　　声明全文：

　　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王晶垚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耘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

       原編者按：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王友琴博士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知名學者，其著作《文革受難者》記載近七百名文革死難者的調查材料，也是第一個報導卞仲耘事件的人（宋彬彬正是該殘暴事件的紅衛兵負責人），多年來她和文革「否認派」爭辯不休。宋彬彬指王友琴將「歷史耻辱架」強加於她。
    

     金鐘：您是對文革紅衛兵運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我們開放出版社十年前出版您的著作《文革受難者》，廣受重視，影響深遠。尤其對於北京「紅八月」暴行有迄今無人可及的調查記載，其中包括多所中學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的史料。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副校長卞仲耘事件駭人聽聞。今天宋彬彬的道歉，涉及這個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王友琴：確實，宋彬彬道歉本月成爲大話題。三年前，我發表了一篇文章，《「你們開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介紹北京外國語學校申小珂等八名紅衛兵向校長程璧老師道歉。我認爲他們的道歉是一種很道德的行爲，尤其是在漫長的三十年裏還沒有人這樣做。後來看到例如紅衛兵領袖和高幹子弟陳小魯的道歉。沒有人迫使他們這樣做。因此這種道歉相當高尚，有助於認識文革歷史。但是宋彬彬的情况不一樣。和其他道歉的紅衛兵不同，在過去的十年裡，她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
    
     著作被指責是故事，不是歷史
    
     金鐘：我知道一些你們之間的爭論。
    
     王友琴：在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Carma Hinton作，2004，英文片名Morning Sun）中宋彬彬兩次出場，强調說她在文革中沒有做過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謠言之害。電影中出現了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我的《受難者》網頁上列出的九名受難者，是被這五個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其中兩個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的。有三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电影上谈话，沒有一個人爲打死的人道歉。這個電影也根本不提紅衛兵打死人。
    
     二OO七年，宋彬彬獲得她母校九十年校慶的「榮譽校友」。她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大照片掛出來炫耀。被打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寫了公開信抗議，說她獻的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的鮮血。宋彬彬不予理睬。從二O一O年開始，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發表文章和座談記錄。她的兩篇署名文章標題是〈四十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和〈王友琴加於我的歷史耻辱架〉。 他們指責我寫的關於卞仲耘之死的文章是「故事」而不是「歷史」。他們還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故事不是歷史》。
    
     金鐘：這我很清楚。也完全不能接受。你那樣的調查記錄，不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呢？歷史當然可以故事的形式來表述。作為出版者，十年來，我沒有聽到一個否定這本書的真實性的意見，相反，都是好評。當然，細節的出入，那是在所難免。遺漏更不必說，我知道的文革死難者就有好多。我在大陸曾聽過內部傳達說，公安系統有統計，死人是一百七十多萬。現在傳說的數字更大。誰能否認？
    
     王友琴：「否認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認文革受難者，因受到迫害、監禁、被殺害以及被迫自殺的人；第二，否認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認紅衛兵暴力的規模和殘酷程度。 直到半個月前，幫助宋彬彬最得力的《記憶》網刊，在去年最後一天的105期上，還有文章說，在上月去世的劉秀瑩，生前曾經告訴他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一九七六年和她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談話記錄稿是假的。用這樣死無對證的手法來攻擊侮辱受難者家人造假，相當卑鄙。 新年一月，宋彬彬突然轉了個身，召開了兩次「道歉會」，還請了媒體來報導。她從「否認派」變成了道歉者。這種扭轉應該歡迎，但是十年來的假話還餘音裊裊沒有停息。
    
     打死老師不是個案是有組織的暴力
    
     金鐘：在最近的討論中，很多人也提到紅八月五日，他們學校打死卞仲耘的經過。您認爲基本情節的要點何在？
    
     王友琴：在最近關於紅衛兵道歉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對當年發生的事情本身，並不大清楚。去年八月五日（那是卞仲耘被打死四十七年的日子）我做了一個在線訪談。結束後，錄像師跟我說：「王老師，原來文革是這麽可怕的呀。我原來以爲，文革就是打擊貪官污吏。」
    
     金鐘：是啊，事情過去得太久了。四十七年，是整整兩代人的時間。
    
     王友琴：我給一個時間表：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裏說，「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六月初大學中學全面停課。此後大學停課五年鬧革命。八月一日毛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廣泛建立。八月，清華附中有三人在遭到紅衛兵侮辱和毆打後「自殺」，兩人死亡。八月五日，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活活打死。其後還有一名校外飯店十九歲女服務員被紅衛兵打死。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門接見一百萬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的名字後，說「要武嘛」。這番對話發表在報紙頭版。八一八後，暴力全面升級，每日打死人的數字迅速上升，從一位數到兩位數再到三位數，九月一日達到最高峰。兩個多星期裏，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運屍體的卡車和平板三輪不加遮蓋地開過大街，尸體在火葬場裏堆積起來，來不及焚燒。目擊者說，那裏的景象慘不忍睹。另外，按照紅衛兵「通令」，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作爲「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遣返」去農村，占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隨著「革命大串連」活動展開（免費火車和食宿），紅衛兵暴力也迅速在全國推廣。
    
     金鐘：您調查過多少學校？
    
     王友琴：我調查過兩百多所學校。僅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就有六名校長和教員在八月被活活打死。在卞仲耘之後，是北京第三女中校長沙坪和語文教員韓靜芳，第十五女中校長梁光琪，第四女中生物教員齊惠芹，北京第十女中語文教員孫迪。另外，我在調查中也沒有發現全國有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對校長老師施行暴力迫害。可見，紅衛兵暴力，不是個別案例也不是由「偏激」「失控」導致，而是通过組織、動員展开的大規模的暴力浪潮。後來把暴力的「鬥爭會」和「牛棚」這樣的具體迫害方式推廣到了每個地方，沿用了整個文革十年。而在社會改造方面， 北京五十萬間私人房子被全部沒收，直到八十年代，人們才開始擁有自己的房子。
    
     宋彬彬是校紅衛兵暴力的領導者
    
     金鐘：宋彬彬的道歉，說「沒有保護好校長老師」的安全。並申明「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究竟她們對卞校長「遇難」，負有怎樣的責任？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書裏，有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他們中有教師，校長，也有校工和因爲住在自己的房子裏而被打死的人。感謝您出版了這本書並且設計了書的封面。書出版十年來，互聯網的普及，人們的信息比以前靈通，也能直接給我寫信。十年來，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的責任比我在《文革受難者》書裡寫的要大。　
    
     首先，八月五日「鬥爭」五名學校領導人，是該校革委會預先組織的，而非自發的。而革委會沒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劉進負責執掌學校，「鬥爭會」由她們決定並通知五名鬥爭對象。這一點很重要，沒有這個鬥爭會，也就不會有紅衛兵集體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我寫書時不知道。還以爲「鬥爭會」是有些人自發搞起來的。後來還知道了誰該進勞改隊，也是由革委會决定的。那麼，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責任，就很明顯了。
    
     前年，我還看到了八一八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戴過的紅衛兵袖章，上面蓋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圓形公章。可見，那時，該校紅衛兵的權力建制已經相當完備。
    
     此外，十年來還瞭解到更多的受難者死亡時間，也更清楚地表明宋彬彬在天安門上向毛獻紅衛兵袖章在暴力全面升級中的作用。
    
     金鐘：您在調查文革罪行過程中，有一些什麼遭遇？對您的書和文章有些什麼反應？
    
     王友琴：我做的文革受難者紀念網頁在二OO一年上網，第二年就被封鎖，直至今天。二OO四年《文革受難者》出版後，有多名讀者告訴我，他們在香港買了這本書，可是在回大陸時，被海關沒收了。我也聽說在內地出現了「盜版本」，有不同樣式的版本。一位讀者來信說，他買到《文革受難者》十五元，《墓碑》上下兩册二十元。有一名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前紅衛兵特地送來一本盜版《文革受難者》給我。《文革受難者》寫到兩名受難者，北京外語學院附中的張輔仁老師和北師大第二附中的靳正宇老師，他們的大學同班同學看到了書，請我吃飯，還告訴我這個師範大學三十來人的班裏還有一名受難者廉秀文，北京地安門中學的老師。這三名受難者的同學陳老師，是習近平小學六年級的語文老師。一九六六年，習近平正上六年級。陳老師告訴我，因爲習近平的父親的事，習近平在學校裏被「鬥爭」，還被打過。
    
     從二OO八年末開始，紅衛兵中的一些「否認派」發表文章，否認《文革受難者》書中通過尋訪寫出的紅衛兵暴行。希望這次關於「道歉」的討論能幫助大家瞭解，究竟誰的是「故事」，誰的是「歷史」。
    
     希望當局開放對文革歷史的討論
    
     金鐘：這次道歉究竟會有多大效果？
    
     王友琴：文革的殘忍和野蠻，是千千萬萬中國人都經歷過看到過的。如果不將這些野蠻和殘忍記錄下來，並加以譴責，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意味著歷史可能重演。北京的報紙報導了宋彬彬的道歉會，這是一個開頭，讓普通人來了解這件事……實際上，非常明顯，宋彬彬式的回避受難者的道歉，連沒有經過文革的年輕人也能看出問題。有人問：宋彬彬和劉進，只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怎麽會有辦公室？他們怎麽會有「保護好校長和老師」的責任？他們在道歉些什麽啊。他們太自我中心了，以爲我們都是弱智者？
    
     金鐘：您覺得在中共官方對文革只作抽象否定的形勢下，他們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總結文革教訓，處理文革的遺留問題？
    
     王友琴：紅衛兵組織，在一九七八年已被取消。現在，我們應該進行一次對文革暴行的全面的公開的認真的討論。我希望，當局能開放對文革歷史的討論，讓人們記載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受難者們，不論他們生前的地位高低；而且，對文革受難者的家屬和在文革中遭到殘害的人們，不但要向他們道歉，而且要給予經濟補償。用這兩種方式，來使死者和生者得到安寧。雖然現在阻力還很大，但是我仍然樂觀。「否認派」們不會贏。中國不是一個有宗教傳統的國家，但是中國有寫歷史的傳統，通過書寫歷史來分辨是非善惡，來學習教訓。
    
     （時間二O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紐約/芝加哥）
    
     来源：读者推荐，原载《开放》2014年2月号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812638


    在《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中，叶维丽称王晶垚王叔叔。卞仲耘和王晶垚是叶维丽的父母年轻时的同事，也是他们的朋友。卞仲耘不但是叶维丽在中学时的副校长，而且是那个从小疼爱她的阿姨。

    围绕着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场活生生的滑稽剧从多年前就开始上演，至今还没有落幕。其中的一个很重要也很特别的角色，就是称王晶垚为“王叔叔”的叶维丽。

    正如叶维丽自己所说，如果想找，她是有办法找到王晶垚的。2001年之前，她没有找过。不过，对于这一点，“王叔叔” 是能理解的，所以，2001年秋天，当叶维丽以帮助卡玛找卞仲耘的照片为由第一次拜访了王晶垚的时候，“王叔叔”热情接待了她。

    这时候，卡玛正在酝酿拍摄《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和叶维丽都是卡玛准备采访的对象。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之后，宋彬彬曾向王晶垚先生讲述了一些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情节。决心为妻子寻求公义的王晶垚，以历史学者的敏锐，记下了这个谈话。王晶垚还记下了与其他女附中师生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记录包括《宋彬彬的谈话记录》，《胡志涛谈话补记》，《刘文连谈话记录》，《宋淮云和刘秀莹谈话记录》，《8月6日上午校文革刘进广播稿》，《王永海谈话记录》，《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

    王晶垚没有想到，从小称他王叔叔的叶维丽，其实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因为她是老友的女儿，王晶垚格外信任她。当叶维丽向王晶垚推荐自己刚刚退休的好友于羚帮助王晶垚整理材料时，王晶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但几年不曾有疑，而且对叶维丽、于羚非常感激。于是，于羚整理抄录了王晶垚先生拥有的所有与卞仲耘有关的文字资料，并为叶维丽和她所属的“团队”借阅了这些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重要材料，包括《宋彬彬谈话纪要》。

    当宋彬彬的“团队”在叶维丽、于羚的帮助下掌握了王晶垚的全部资料之后，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篡改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

    在卡玛2003年开始上映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开始为自己辩解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参加过過。……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叶维丽则在这个影片里强调卞仲耘有“高血压”、“心脏病”。有人看了电影问：红卫兵对打死人的口气，怎么就像打坏个窗户。卞仲耘的女儿后来说：“不但像打破窗户，他们还要说是因为窗户自己不结实。”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还在学校里打死了一个十九岁的附近饭馆的服务员，年轻的服务员显然不可能用“高血压”、“心脏病”做借口，所以他们根本不提这个小服务员。《八九点钟的太阳》根本不提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

    2007年秋季，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宋彬彬参选“知名校友”。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的照片赫然树立在校园中。王晶垚为此发表一封《公开信》阐明自己的立场。

    王晶垚发表声明之后，叶维丽就再也没有登过王晶垚的家门。

    2010年4月底，《记忆》杂志47期师大女附中专刊，登出了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的对话录《也谈卞仲耘之死》，他们一致否定历史事实，强调红卫兵和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没有责任。这是宋彬彬“团队”的主要人物第一次公开亮相。看到叶维丽和于羚在宋彬彬“团队”所起的作用，王晶垚明白了叶维丽、于羚的目的。

    也是在《记忆》杂志47期师大女附中专刊，叶维丽无视王友琴关注和研究卞仲耘之死超过三十年、做过大量调查访问的事实，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文里把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说成是王友琴编织的“好故事”。叶维丽攻击王友琴的原因不难理解：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明确地写到卞仲耘“死于红卫兵暴力”。

    2012年，宋彬彬在《记忆》杂志80期矢口否认她见过王晶垚，并以此否定《宋彬彬谈话纪要》的真实性。她说：“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就在同期《记忆》上，刘进称王晶垚的说法为“孤证”。为此，王晶垚老人公开发表了《宋彬彬谈话纪要》、《宋淮云和刘秀莹谈话记录》和其他的一些历史记录。

    在2013年12月31日发出的《记忆》105期上，有人用“潘祛病”的名字，写了一篇文章，以纪念2013年11月27日去世的刘秀莹为名，声称刘秀莹生前告诉他们，王晶垚说，1967年刘秀莹和他的谈话记录是假的。这个“潘祛病”究竟是谁？你们对王晶垚的攻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们是否知道，这种手法，既侮辱生者，也侮辱死者？

    2013年12月底，宋彬彬的团队还在挖空心思地诬蔑王晶垚制造假证据。以死去的刘秀莹为名制造假证据，性质不可谓不严重，跟“道歉”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与此同时，以道歉为名义的见面会正在筹备。十几天之后的2004年1月4日，旨在篡改历史的道歉见面会就通过媒体与大众见面了。道歉会也好，见面会也好，都需要有道歉的对象和见面的人。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那天死于女附中的红卫兵暴力，女附中见面会邀请的受害者家属，理应有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然而，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却从未接到过邀请。

    不但如此，宋彬彬还在发言中刻意漏掉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孩子们。宋彬彬对王晶垚没有歉意，相反，她恨王晶垚，因为这位嫉恶如仇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却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有着坚定的立场。47年来，他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寻求公义。王晶垚的孩子说，他们对这次宋彬彬的“道歉”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去。事实是，他们对这个“团队”所作所为的了解，已经不是一年半年了。

    主动介绍于羚到王晶垚那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宋彬彬谈话纪要》的真实性；身为耶鲁历史博士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诚实面对史料是历史研究最最基本的要求；身为波士顿大学教授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王友琴《卞仲耘之死》的学术和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使得叶维丽既不持守职业伦理，也不顾惜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声誉？

    在《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中，叶维丽说：“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也就是说，她承认自己是这次道歉会的策划者。

    道歉会的策划者叶维丽，会忘记邀请疼爱过自己的卞仲耘的丈夫“王叔叔”吗？会忘记邀请自己的小学同学、卞仲耘的女儿王思吗？会忘记邀请卞仲耘最小的孩子、1966年8月5日年只有八、九岁的四宝吗？

    叶维丽没有忘记他们。可是，道歉会没有邀请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宋彬彬”，而不是坚强不屈的王晶垚，“赢得了”叶维丽“的敬意”。这个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加颠倒的是与非吗？

    叶维丽，你怎么可以对47年来坚持不懈地寻求公义的王晶垚说，在那个他和他的孩子们缺席，在宋彬彬避重就轻、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见面会上，你“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你怎么能够说出“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你是把“王叔叔”当傻瓜还是把读者当傻瓜？从2007年起，你就没有睬过王晶垚，而就在不久以前，你自己还人在北京，现在，你何需隔着大洋故作姿态？不管是为他人洗白还是为自己辩解，叶维丽，找找别的方式吧，不要再往“王叔叔”的伤口上撒盐，毕竟，他已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

来源：共识网
作者：王友琴

　　网上最近流传《南方周末》上周发表的一组对宋彬彬等人的专访和报道。他们多次提到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应。

　　在我写的《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52万字）中，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调查采访。南周报道涉及到这本书中的三个人。

　　一，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负责人，在1966年8月5日在学校中被殴打折磨四个小时后死亡。这一章有两万字长。

　　专访中，宋彬彬用两名外国学者的话来说我对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亲的描述是错的。其中一位学者的性别和国别都被宋彬彬弄错。另一位EmilyHonig则回复了我的电邮。Honig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而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学者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有关叙述是错的。宋彬彬自己也说他们“没有调查”。我在书里描写了卞仲耘被虐杀的过程，描写了宋彬彬在该校文革中的作用，写到了8月18日宋彬彬献红卫兵袖章后，报纸头版关于“要武”对话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提到宋彬彬的父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召开）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是事实。高干子弟和他们的父亲的行为会有互相扩大的效应，这也是常识。我的书里还写了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名19岁的服务员被当作“流氓”抓到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师大二附中，宽街小学等一系列学校负责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同时暴力虐杀从学校扩到到全社会。北京有1，772人被杀害。这些也都是事实。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家中被女十五中红卫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从前有过小产业。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破四旧”，一项内容是没收私人房产。大批有自己房产的人在交出房契后仍然遭到抄家和殴打，有的被打死。红卫兵指控抄家时李文波砍伤了红卫兵（后来有人指出这不是事实）。不但李文波被当场打死，李妻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经历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我的书中有更多细节。

　　该报道中，印红标教授说：“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这是本末倒置，把结果说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24日，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高达44人。而作家老舍等28人在8月23日就在北京文庙遭到大规模的殴打和侮辱，导致老舍在24日投水身亡。在8月18日大会后，每日被打死的人数上升，在9月1日达到最高，278人。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把这样大的惨剧发生归于李文波的甚至还证实不了的反抗是错误的。

　　另外，该报道说，1，772这个数字是印红标教授1993年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实际上，这个数字发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不需要他在13年后“发现”一个早已公布的数字。

　　三，张放，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包括“活埋”-把她丢入坑里，把土填到齐胸，再挖出来。1968年春天开始第二轮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逃到新乡，被当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龙路中学“革命委员会”派人到新乡押解她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张放遭到“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殴打。5月19日她写下“绝命书”后“自杀”。时年40岁。

　　记者冯翔的报道说“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举的例子是刘秀莹老师说，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的女儿烧了案卷，不让弟弟知道。这不是事实。

　　张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绝命书等资料。他们也都知道那个打了张放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字是纪泽华，当时19岁，红卫兵。纪泽华文革后被调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当了校长，2009年被评上北京市“优秀校长”。张放家人写了文章纪念张放但无处发表。他们为张放修建了坟墓和石质墓碑。他们没有想要遗忘。刘秀莹老师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他们选择遗忘的消息。

　　最后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1950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贫没有升大学，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在我的发表物中并没有说到薄小莹的名字。但是现在看到她发表的关于她家人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认为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出来。）文革后，刘秀莹老师在北京市教育局负责调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她特别调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红卫兵打死之事。沙坪从1966年8月19日起连续遭到毒打，8月20日在全校大会上被打死。

　　刘老师是2001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一书的副主编。该书指出：“（1966年8月18日后）短短的几十天里，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该书一一列出了卞仲耘、姜培良、沙坪、华锦、梁光琪、易光轸、张冰洁、王哲（应为两个“吉”组成，对不起，我的这个电脑里没有这个字）、赵香蘅、郭文玉、邱庆玉、刘竞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学负责人的名字，说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页）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我在1990年代做调查采访时认识了刘秀莹老师，得到她的帮助和指点。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期。2013年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判决。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视，刘秀莹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也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我也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个“历史的义工”。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义，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从文革历史中受到教育，学会分析外界的煽动和蛊惑，也学会分析自己内心的野蛮和盲从，不要再做文革中红卫兵所做的残忍行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email protected]。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

　　2014年3月25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326103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