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华: 《往事悠悠》---我和艺谋，不得不说的故事

作者：肖华
来源：《往事悠悠》亦凡书库扫校

序

　　电话里听起来，肖华的声音既软且绵，实在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及至见了面，这一印象更为深刻，她的举止一如她的声音，轻轻的、悄悄的、怯生生的，生怕惊动了别人，伤害了别人，也如一个小女孩，初见人时，还有几分羞涩、腼腆。她谦称自己并不漂亮，也从不着意修饰打扮自己，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像瀑布般自然而散漫地垂下来，飘逸而自如，那双漂亮而明亮的大眼睛闪着微笑，在你不注意的一瞬间，会像天空飘过一片乌云一样，流过一丝忧郁与悲伤。肖华确实不能算很漂亮，岁月淘去了她青春的光泽与丰采，但却为她增添了成熟的风韵与内涵；她的脸圆圆的，颇有几分似以猫咪，很甜，一种顺从的甜，可又不是那种柔若无骨的甜，有个性，也有气质。

　　张艺谋曾将肖华比作猫，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是一种极具艺术力的概括与抽象。张艺谋认为肖华说话的声音和对待人的性情都像猫一样温顺，他因此偏爱猫！1972年，肖华21岁那天，痴情的张艺谋送给肖华一本大影集，那是他花了无数个日夜整理出的一本影集，是他艺术才华的集萃。肖华说———

　　“我打开影集第一页就愣住了，在这页的右下角‘品’字形粘贴着三枚精美的邮票。每张邮票上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猫，很逗人喜爱。”（肖华《往事悠悠》）

　　这些邮票其实都是张艺谋特地为肖华画的。那时，肖华与张艺谋正处在热恋之中，他们的爱情世界正莺飞燕舞，阳光灿烂。

　　猫，确实是一种温顺的宠物，它听话、温和、顺从、依人，然而，它也有并不顺从、依人的时候。

　　先是张艺谋拍的电影出了名，随之张艺谋出了名，然后是张艺谋的婚恋风波出了名，再后来，人们才认识了张艺谋的妻子肖华，而后又发现肖华并不平庸，而且坚强，她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名誉和尊严勇敢而战。人们并不很了解肖华，因此就有了种种的猜测，其实，肖华就是肖华，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她既不是那种守旧、传统、不知变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那种时髦、浪漫的新潮靓女。但是，她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敢于承担责任，虽然是个羸弱的女子，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现代女性。这就是肖华。

　　肖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这座遐迩闻名的电影厂坐落在西安古老的大雁塔附近，最古老的艺术与最现代的艺术和谐地依偎在一起。肖华的工作是电影宣传，她紧张而繁忙，电话很难找到她，她说她挺喜欢这份紧张和繁忙。张艺谋将她带进了电影圈子，她从一个电影艺术的外行成了内行。她爱上了电影艺术，她时刻都在心里想着准备为我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忙做点工作。
　　张艺谋决绝地离开了她，也离开了那个家。真地像他说的那样“背井离乡”地去流浪了。张艺谋并没有被肖华放逐，也未被这个家放逐，而是被他自己、被他的欲望所放逐。他们彼此相爱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友谊和爱情、困厄与挫折、苦难与艰辛，留给肖华无尽的回味。二十多年中，肖华将自己奉献给了神圣的爱的祭坛，然而，她收获的却是一枚人生的苦果。为了张艺谋，也为了他们共同的家，肖华曾多次放弃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而现在，肖华觉醒了，她决心走出别人的阴影，决心走出婚变的沼泽，决心作一次人生的冲刺。她要自强、自立，要寻找真正的自我。肖华终于把握了机会，成为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的学员。几年来，肖华默默无闻地上课下课，她故意将自己封锁起来，与这个时代和社会保持一段距离，甚至一度拒绝与新闻媒介接触，免得伤害张艺谋。今年，肖华由作家班毕业了。系统的学习使她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个人的修养上、人生的境界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她非常地感谢西北大学老师们对她的教育和培养。

　　婚变的暴风雨曾经袭击了肖华，席卷和粉碎了这个家。一瞬间，狂风暴雨、乌云闪电、天崩地坼、宇宙毁灭，肖华二十多年的心血与感情的惨淡经营溃败得不可收拾……。。肖华，这个羸弱的女子，平和安详、沉默微笑地承受了命运的迫压，勇敢坚毅地收拾山河，收拾起破碎的家，她独自挑起了生活、工作、学习三副重担，她独自驾起这只苦难之舟，避开礁石险滩，躲开急浪漩涡，扬帆而去……

　　一切都过去了，肖华的心境显得平静，她的生活也很平静。她的家与西影厂厂区只隔着一条马路。三室一厅的居室整洁宜人，到处都收拾得一尘不染。她的房间布置着一套乳白色的家具，棕色的地毯与褐色窗帘形成了和谐的凝重感，宽大的书桌上整齐地堆放着书籍与文具。最跳着生命欢欣的是她女儿张末的房间，粉红的塑格百页窗帘，粉红的小花床罩，深红的地毯，透出稚嫩的希望，透出生命的活力。

　　末末是肖华的生命之所在，希望之所在。末末长大了，长得特别像张艺谋，脸蛋、身架、走路的姿势，甚至说话的神态，都像。客厅里斜放着一架钢琴，末末要学琴。她很懂事，不偷懒，做完功课便练琴。细嫩的手使劲敲击琴键，“珠江牌”钢琴发出悦耳的声音，和着末末稚嫩而甜润的歌声，从肖华的心尖轻轻地流淌，像一只温暖的小手轻抚着肖华的创伤……。末末要上学，要学琴，生活得俨然匆忙，那份心劲也像张艺谋。只是学校离家太远，末末身子弱，肖华心里挺疼。人人都知道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人人都关心她，羡慕她，又同情她。她既是骄傲的白雪公主，又是可怜的丑小鸭。在这种空气里，末末小小年纪就变得忧伤，怯怯的，不愿多开口与人讲话。肖华越加疼她，可她也明白，女儿需要父母，母爱代替不了父爱，家庭破碎加在女儿心灵上的创伤将永难弥合。肖华衷心地希望她的女儿能有一个幸福的明天。

　　破碎的家依然是个家，依然是个宁静而温馨的家，尽管它不时散发出一丝一缕淡淡的冷清与孤寂。末末依着肖华，肖华轻抚着末末。肖华要重造她爱的世界！

　　都说家庭是女人的全部世界，而家庭的毁灭就成了女人世界的毁灭。面对着张艺谋爱的叛逃，面对着张艺谋的“背井离乡”，肖华会生出何种感慨？这在旁观者极难窥察。婚变是痛苦的，但婚变却是一声警钟；药是太苦了点，但却是有益的。婚变迫使肖华面对现实，面对历史，面对情感，面对旧有的生活方式，作一深刻的反思，这大约是肖华创作《往事悠悠》的深层动机吧。
　　婚变风波发生后，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将肖华涂抹得面目全非。肖华只觉得悲愤、痛苦、委屈充塞心间。她曾以沉默反抗过，然而“事情已经到了我非表白自己而无法逃避伤害的地步”，她终于不再保持沉默，开始撰写自传体回忆录《往事悠悠》，她欲向世人这样说。

　　“1988年底我开始动笔，1989年4月书稿草成，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这期间我尝够了回忆的酸楚苦涩，可回头看看，又为自己笨拙的笔墨羞郝，真想付之一炬，我没有勇气也不想将它投出去。”（肖华《往事悠悠·自序》）肖华忍受着回忆的痛苦，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肖华以血泪凝成的十余万字的这部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往事悠悠》的出版，因为种种阻挠，一拖再拖，悠悠数年而过，出版风波再度成为肖华不堪回首的往事。这部书终于将要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希望这悲哀的的路能照上光明和欢快。

　　不能用肤浅的眼光去解释《往事悠悠》这部书稿。肖华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虽然是对自我人生历程的忠实记录，但不可忽视的是肖华作为一名“知青”，一名“老三届”学生，她的活动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因此，她的生活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浓缩了一代人难忘的历史。在这段特殊的历史中，肖华与张艺谋们，用百折不挠的勇气克服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贫乏苍白，去追逐，去奋斗，去寻找人生的真谛。他们未必能把握个人抑或时代的命运。但他们终于在不可把握的时局和命运中锤打和磨练了自己。什么是这一代人最珍贵的收获？不是那些当代青年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而是那不畏艰难的自立精神、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这种精神虽然没有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气势磅礴、深刻隽永，但它更为实在真切。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成就了张艺谋。肖华笔下的张艺谋有热血，有个性，有追求，又有几分“鬼精”，肖华谈他的生活，他的欲望，谈他“有几分像一个自私的孩子”，但肖华谈得最多的，还是张艺谋的奋斗，他的成长，他的喜怒哀乐，谈的是张艺谋作为一名大艺术家的成长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肖华超越了自我狭隘的情感，显示出她女性的宽容与大度。其实，张艺谋不仅未能读懂《往事悠悠》（可能他尚未读过），甚至没有读懂肖华。在书中，肖华多次地谈到了苦难和奋斗精神。她谈插队的事，谈张艺谋背负的沉重的历史重压，谈“麦客”，谈历史的苦难；她也谈奋斗与追求。烧不化的是真金。这是生活浅显然而深刻的哲理。张艺谋的电影艺术如果能听一听肖华的声音，也许能从那两性纠葛空洞乏味的氛围中挣脱出来。相信充分认识了苦难与奋斗真谛的肖华也将能够最终站立起来。

　　也不能以世俗甚至庸俗的眼光去看待这部书。婚姻与爱情的烦恼是人类社会永久的烦恼。婚变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一股社会潮流。张艺谋认为“好就在一起，没感情就分手”，他是顺应了社会潮流；肖华却指责他的不道德。谁是谁非呢？我想，即使是婚姻问题专家对此也极难作出仲裁。可贵的是肖华并不愿在此纠缠，而是大踏步地开始了她明智的选择。首先是深刻的反省——“《往事悠悠》是写我幼年时代受‘四合院文化’熏陶的成长过程，以及如何形成了今天自己这封闭、内向、懦弱、平和性格的渊源。是我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和反思。”（见《张艺谋和肖华再起风波》，载《海上文坛》1991年5期）肖华曾经以牺牲和奉献的方式去帮助张艺谋，作为女人，她满足于做一位温柔顺从的妻子，她将自己的一切，包括理想、希望都维系在她所信赖的男人身上，她帮助她的男人建立起一个世界，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世界。这是一种我们曾经歌颂至今仍需提倡的传统美德。然而，这一选择本身并不能帮助肖华最终获得幸福，相反，她们所信赖的男人却报之以苦果。肖华终于觉醒了，她终于从家庭中走了出来，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终于从观众变成了演员，终于求知识、求进步、求发展，终于像男人那样去为把握自己的命运，去为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而拼搏去了。肖华所经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崩溃了，她重新构建的是一个女性的世界，肖华的觉醒是一个世界的觉醒，肖华的选择能否成为新女性世界的选择呢？

　　《往事悠悠》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记录了肖华的真实人生，而且标明了女性世界的觉醒。能够在痛苦与悲哀中对自己痛下针砭，肯定美好的，抛弃谬误的；能够在痛苦中超越自身，尽量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能够写出中国女性面对婚姻普遍的困惑；能够在苦难中奋起，坦然面对打击，以勇敢的精神、坚韧和毅力与明智的选择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能够在世界崩溃时重新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肖华是一位智者、勇者。

　　相信聪明、善良、坚强的肖华能够为自己走出一条更好的路来。


《往事悠悠》自序


　　我从来没有生过写书的念头，但现在却拿起了笔，追寻我逝去的从前……

　　我和张艺谋的友谊与爱情，从一九六五年学生时代开始，到一九八七年，整整二十二个年头。然而，这保持了二十二个年头的友谊和爱情却抵挡不住一瞬间骤起的风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愚弄和欺骗，就仿佛在我猝不及防之时被人推进了黑暗的深渊。一只美丽的、梦幻的、理想的五彩气球在我面前爆炸。面对着纷纷洒落的碎片，我惊愕，我痛苦，我无言以对，因为那随风飘去的每一个碎片都联系着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喜怒哀乐。我唯有沉默。我之所以沉默实在是对张艺谋的一种莫大的失望。我打算在沉默中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然而，我善良的愿望不断地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所碾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张艺谋其人》的所谓报告文学。作者信口开河，把道听途说的事和想象出来的话强加在我的头上，令我不安而且恐惧。该文很快被一些报刊杂志转载，继之，新的类似的文章又不断出现。我希望做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平静地生活，我渴望安宁，我已经饮过张艺谋斟与我的一杯苦酒，而那些热衷“花边”新闻的人却还要逼迫我吞下第二枚苦果……

　　事情已经到了我非表白便无法逃避伤害的地步。一九八八年底我开始动笔撰写此书，一九八九年四月书稿草成，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在这期间我尝够了回忆的酸甜苦涩，可回头看看，却又为自己笨拙的笔墨羞赧。我不能活画出那些真实的人、事与情感，我不能捕捉到那些虽已逝去却依然浮现在眼前的一切，我真想将此书稿付之一炬，也许最珍贵的东西只能藏在记忆的深处，不可吐露。好在我撰写此书最终旨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宣泄和解脱，本来就无意仅让它为我作表白。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我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来信，她（他）们把安慰、关心和理解送给我，她（他）们将真诚的爱心送给我，鼓励我奋进。我感慨温暖我心的所有善良的心，我无以报答所关爱我的人，唯有这部笨劣的书稿和我的真诚。我自信这部书稿的纯朴与真实，虽然它并不“滋润”，也并不“潇洒”，但它绝不矫饰。

　　中国目前的无数家庭，远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种敢爱、敢恨、活得舒展、活得洒脱的所谓“自由状态”。某一个家庭成员的“自由状态”，势必以限制和妨害其他成员最起码的自由为先决条件。在一方也许可以得到某种“舒展”和“洒脱”，而留给另一方的也许只能是痛苦和灾难。

　　在实际生活中默默地作着牺牲和奉献的妻子不在少数，特别是在那些成功者的家庭里，她们为社会的前进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动机出于爱。这种爱是一种大爱至爱，一种包容丈夫、孩子、家庭乃至社会的爱，一种真正的爱。

　　我可以直面我的人生。毫不隐讳地说，我对张艺谋的爱是真诚的，他过去对我的爱也是真诚的！我与他相恋相爱相结合，相携相伴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我过了二十二年真真实实的生活。要说舒展与洒脱，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舒展与洒脱。我不愧悔过去了的一切，虽然我已失去了许多许多。同时我认为现在的张艺谋在志趣上，在对人生的理解上已与我大相径庭，他也许已经真正获得了“自由状态”。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坎坷和苦难，曾经顽强奋斗过的人，他是否能与我一样直面他的人生？至于我，将一如既往地真诚地生活下去，并坚信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将永远接受真诚，属于真诚！

　　别了，张艺谋，我和女儿衷心地祝愿你迅速地穿过高梁地，奔向更加辉煌的前方。

　　1989年4月26日草成

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是哪里人，这个本来挺平常的问题总使我犯踌躇，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

　　我父亲家是北京大兴县黄村的首富。我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她们家从外祖父那辈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城。父亲则在上中学时才离开那片热土。可以说我算是个北京人。

　　父亲和母亲是上大学时认识的。父亲学的是政经专业。母亲学的是文学。一九四九年初，他们又一同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满他们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并随军入川，参加了解放成都、重庆等战役。父母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们家就一直在西安居住。

　　我们共姐弟三人，姐姐、我和弟弟。姐姐生于一九四八年，她出生刚刚八个月，父母就随军西去，把她留在北京，由姥姥抚养。我于一九五一年在西安出生，当时父母还没转业，部队上实行供给制，我就由国家雇人抚养。一九五五年弟弟出生后，父母把我也送到北京姥姥家，一直到一九六五年。

　　姥姥有四个子女，依次是大舅、大姨、母亲和小舅。姥姥不仅用自己的勤劳和辛苦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抚育了我们这一辈。我的表兄弟姊妹几乎都在她那里生活过。

　　姥姥的家在北京西城旧鼓楼大街后马厂15号。整个院落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院内有三棵枣树、一棵桃树、一棵挺大的中国槐和一个葡萄架。夏夜，我们一家人在葡萄架下纳凉、说笑、听姥姥讲故事，伸着指头数天上的星星。姥姥的故事真多，什么七仙女下凡啦，什么鹊桥相会啦。当听说在葡萄架上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说话，我还真动了心，一连两年七月七的晚上都在葡萄架下静静地等呀、等呀，听呀、听呀，结果当然是很失望。

　　姥姥的慈祥和抚爱使我们姐妹能够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有秩序的生活，很少受到严厉、粗暴的干涉。她使我们养成了宽厚待人，承受困苦，承担责任的习惯。她平素言行中闪烁着的美好品德在我们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姥姥是我人生的启蒙之师，是影响我性格最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从为人处事到持家度日，我总以她老人家为典范。也许有人因此而误解我懦弱，或认为我守旧，但我不愿改变自己。


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

　　小学快毕业时，父母就让我回西安上学。几乎每封信都要提一笔“西安好着呢！”当时我根本体会不到北京有什么好，西安又能有什么不好，觉得哪里还不都是一个样。到我上了中学父母就催得更勤了。我没有很快到西安，是因为我离不开姥姥，也不愿放弃我已经熟悉和习惯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一个多星期就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西安。当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和留恋，甚至连走时的情景，姥姥的表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一种对新的、陌生的环境的向往占据了我的心。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奇怪，真有点鬼使神差的味儿。

　　来到西安已经是快开学的时候了，母亲领着我急急忙忙地联系学校。先打听的是一所重点学校，去了一问，那里只有高中班。又找到一所离家近一点的学校，那是一个五年制的中学。上初二吧，学校担心我跟不上课程，上初一我又不愿意。当找到第三所学校时，我已经有点着急了。什么好学校、差学校，反正都是上学，自己好好学就得，我再也不愿意跑来跑去折腾了。说也奇怪，这个学校只有初中，开的外语也是英语，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我就是这样留下了。

　　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地安静，几乎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着陕西话和河南话，我还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我说话的人多了起来，有的同学很主动。其原因除了我是个新生和操一口京腔外，大概是我把北京学生的“开通”风气给带来了，使他们感到新鲜、愉快，一扫当时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的别扭劲儿。班上分组的时候，同学们还选我当小组长。我从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来，就一直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和班干部。这次当小组长算是级别最低的。不过这个小组长确确实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觉得同学们还是喜欢我的，西安还真的不错呢！

　　经过期中考试，我的考分虽不是最拔尖的，但也排在前五名之内。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了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也就是从这次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们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后来才告诉我的。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在班上男女生开始说话和班风活跃了以后，我几乎和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地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朦胧的秘密

　　张艺谋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叫张诒谋，艺谋是他爱上摄影并决心投身这门艺术事业之后改的。“诒谋”这个名字是他爷爷给起的，“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明显，爷爷希望把张家的智慧和长处都传给这个孙子。他爷爷是很有卓识的，智慧就是财富，给后代留下智慧，那么一切就都有了。

　　张艺谋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完全不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且不偏科，各门功课都很好。同学们私下里都称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班里的同学包括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都怕上英语课被老师提问。因为老师提问，如果不会就得站着，不能坐。这样，经常是被叫起来一大片，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使老师满意，最后叫到张艺谋回答时，老师才会转怒为喜，站着的同学也才能坐下。我也有几次遇到了这种尴尬的场面，感到挺窝火的，好像只有他，我和其他同学才得以赦免。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丢尽了脸，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舒服。

　　这种理智上的不舒服反而刺激我更加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他个子高坐在后排，尽管我不去看，凭感觉就知道他在不在座位上，来了没来。那时学校里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班里编成几个学“毛选”小组，老师宣布各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我和张艺谋编到一个组，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失望和遗憾。但在学习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来到我们这个组，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真想问问他是怎样换过来的。话到嘴边好几次，总觉得不好出口，悄悄地咽了回去。记得有一次“毛选”小组学习，组长让我担任记录，由于张艺谋坐在旁边，我心慌地冬冬直跳，很多很熟悉的字都忘了怎么写，字也越写越乱，到后来简直跟不上趟，记不下去了。我气恼地把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疑惑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回事。张艺谋轻声地对我说：“不要知难而退嘛。”虽然我知道他没有恶意，是想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让他看出了我心中的慌乱，又是件丢人的事。我最不愿意在他面前显得无能。

　　我好静、原来不喜欢体育，班上成立篮球队，女篮队里竟有我的名字。那时我个子很小，又毫无基础，甚至连篮球的规则也不懂，真叫我哭笑不得。张艺谋是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我觉得这事大概和他有关，再说我不想也不愿对他说我不会打篮球，所以就硬着头皮训练起来。

　　我真正看清张艺谋的模样是在一次大扫除中。我坐在窗台上擦玻璃，为了擦得干净，我不停地变化着窗扇的角度。突然在某一个角度上，璃玻中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和一个同学说话。他时尔还向这边张望，从他脸上的神气看，他一点儿也没有发现我在偷看他，我很惬意。就放心大胆地，毫无顾忌地仔细正视着玻璃中他的脸。他在我们班里算不上最帅的，但吸引力最大，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我把玻璃擦来擦去，直到自己都觉得再不能老擦下去的时候，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他对我的好感也很明显。有一次我骑着我的新车子来到学校，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们都围在教室外面的乒乓台子看打球，张艺谋也在其中，我把自行车支在一边，凑过去看。打完一盘后他蹭到我身边，低声地对我说：“你的新车子，别放在这儿，太阳晒了不好。”我心里热热的，他不但注意到了我，还注意到了我的东西。不过车子真的怕晒吗？我弄不清这个问题，很想问问他。可又怕旁边同学听见。看着他一脸的真诚，我不顾同学们会说什么，就按他的意思把车子挪到了晒不着太阳的地方。

　　还有一次下午放学后，班干部留下开会，散会时天已经快黑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外走。我刚背上书包，他就叫住了我，说要把在课堂上没收的，一个捣乱学生的东西交给我。我心里很清楚，他完全用不着交给我，应直接交给老师。看见他慢慢伸过来的手，我不由的也把手伸了过去。当他把东西放在我手里的同时，他的手轻轻地触到了我的手，我浑身抖了一下，急忙抽回手，低下头，匆匆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无法平静，我一会儿庆幸这傍晚的昏暗帮我掩盖了红窘的脸颊，没在他面前失态；一会儿又急恨这昏暗遮挡了我的视线没能看到他的表情。后来当我们又回忆起这件事时，他说：“我当时感到你的手又光又凉。”

　　我们俩越来越想自然地经常见面，为此张艺谋还作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手脚。当时我是班上的中等个子，坐在第四排。班上的座位一共是八排，张艺谋个子较高，坐在第七排。有天自习课时，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调整几个同学的位子，把张艺谋调在第五排，刚好是在我的位子后面。如果再往前他就和我同桌了。坐在原来那个位子上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要我和她一块去找老师反映。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就和她一块去了。班主任老师说，张艺谋的家长来学校反映说他的眼睛不行，后边看不见。开导那位女同学要互相帮助。直到我和张艺谋一块插队时，他才告诉我，这次调位子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想和我坐在一起。他向他妈妈说他眼睛坏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他妈妈是医生，立刻拉他去医院检查。检验视力时他使劲说看不清并故意指错方向，妈妈相信了，到学校找了老师。班主任本来对他就很信任，家长又亲自来讲，老师自己然很重视，问他调到哪一排才能看清，他说，当时真想说要到第四排才行。又觉得那样不可能，而且太露骨，就要求调到第五排。他说：“调到你身后坐以后，特别希望你回头与我说话，问我数学题一类的事。”的确，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有一盆炭火在烤着我。

　　中学时代，大家虽然年龄小，但对这种事情还是相当的敏感，我和张艺谋之间的这种朦胧的秘密还是被同学们觉察到了。一次我到学校很早，大部分同学还没有来，走到教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学在议论我：“肖华长得一般，张艺谋还老看他！”我抽身退了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委屈，想对她们说点什么，又觉得没法说，只好忍了。直到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来了，我才走进教室。平时对我有好感的男同学也慢慢地一反常态，处处和我过不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天之间学校里就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班上几个男同学也在我的课桌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苗圃劳动不去”，下联是“临潼爬山第一”，横批是“真是笑话”（肖华）”。说的也倒是事实。当时我们班每月都要去大雁塔苗圃劳动一次，有两次我因病没有去。春游爬骊山我是女同学中第一个登上烽火台的。然而，看到这幅对联，我还是极为伤心，接受不了。有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几次都在写大字时故意把墨汁朝着我乱甩，弄脏了我的几件衣服，我明知道他是故意的，也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又在乱甩，张艺谋抓住了他的手，劝他不要这样，他才悻悻作罢。为这我很感激张艺谋，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安全感。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乱了。一些从来没有预料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眼前。同学们都很激动，但又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心里就像荡秋千时的感觉一样。我和同学们一块去凑热闹看大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看他们大辩论，还到钟楼去看大字报，真是新鲜极了！这时候学校里已经停了课，好多同学都不到学校来，从那时起大约有两年时间我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形成高潮。我和班上的八个女同学一块，在学校里开了介绍信，开始了串联。

　　我们几个先去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到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捡了一些石子，又在其它的地方匆匆转了一圈，我们就乘车到了上海。

　　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出发去北京。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已经接见过五次红卫兵了，我们等的是第六次接见，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第二次串联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份，我们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及贵州的桐梓。回到西安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还把我们当儿童免了票，真是顺利极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二个多月。在这期间，几次准备回西安都被姥姥留住了，尤其听说回去可能要上山下乡，她就更舍不得让我走。我是七月份来北京的，带的都是夏季的衣服，十月的北京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最后姥姥只好同意我回去。

　　十月二十九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姥姥和姐姐，回到了西安。一到家就感觉到了西安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搞得相当断热，我心里很不安，很想知道学校的情况，又害怕到学校里去。因为我觉得到那里将会决定我的命运，可能把我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过一种无法预测的生活。那种生活，不知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那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窗外，忽然有敲门声，走进来同院的两个孩子。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我与他们没什么来往。

　　“大姐姐，给你的信。”我更惊奇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姥姥姐姐的信不会这么快就到。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字迹却相当陌生。地址是对的，可门牌号数不对，我们院是一一八号，信封上写的是五十号。信封的右下角发信人地址处仅有两个字：西安。我简直糊涂了，两个孩子一走，我就急忙打开信飞快地看了起来。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急忙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仍从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给我写信？在班上我见过他的字，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信有什么事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肖华同学，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后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同窗生活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了解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麻烦别人的。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虽然我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只是在一般机关单位工作，对上山下乡政策方面的事不可能很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打听了这方面的情况，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家的情况，请他原谅。同时，告诉他我自己刚刚从北京回来，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信发出去后，我总觉着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况且门牌号数不对，而我竟然能收到信？我来到大门口一看，真是活见鬼，大门上的门牌真的变成了五十号。我去北京前还是一一八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新门牌是一个月前换的。后来张艺谋给我说，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我在前面走，就尾随着直到我走进院落大门。他写这第一封信的前一天，还特地跑到我家大门口看了一下门牌号数。

　　回过信后的那两天，我心绪不安，总觉得他还会给我来信。我想去看看信箱里有没有他来的信，可又胆怯得不成，好像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为了掩人耳目，我就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趟又一趟地去打水、洗衣服（我家那时住的是平房，水池在院子里）、买菜，一次又一次地在信箱旁停留。在家里的小厨房中，我意外地发现透过窗户能够看见信箱。距离虽然远了点，但有信没信是完全能看清的。看见有信，再找借口跑过去，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空跑与失望，我为自己找到这个方法而高兴。

　　张艺谋的信很快来了。这次省去了那套“祝……祝”的格式，开门见山、非常简洁地追述我们在学校的同窗友情：“在明亮的教室里，我们曾一起听课，一起作习题，一起制作计算尺；在课余时间里，一起办壁报，打篮球……”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提，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我还没给他写回信，他的第三封信就又到了我的手中。信中说，我们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地方是省内宝鸡地区的千阳县，报名人数已满；第二批是富平、乾县，马上就要开始报名。还听说下一批就是麟游、黄龙等地，而这些地方有地方病。到底该怎么办，去哪里，有什么打算很想与我当面谈，信中约我到他家去。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第二天我就按照他在信中所写的地址去找他。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家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有，似乎很平常，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笔法近乎木刻与剪纸之间，线条道劲有力，隐隐地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我没有马上去敲门，心想两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呢？见面后相互感觉还会像以前那么好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到一个男同学家里来？这在别人眼里将意味什么呢？继而又想，自己不是来了解上山下乡的情况吗？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了解完情况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静了静心，抖了抖精神，把车子锁好，上前举起手来准备敲门，可手还没触到门上，门竟然开了，他迎了出来。

　　他没有变，还是学校时的那个样子，只是略比以前清瘦了些，或者就是长高了一些。他的衣着相当朴素，这朴素中看不出贫气，反而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从他的表情上看，我大概与从前没有多少变化，也是他预料中的我。见面的气氛相当自然，我们两个很快就放松了，毫无拘谨之感。我问他：“我还没敲门，你怎么就来开门了？他笑笑说：“你的车子一到我就听见了，而且从窗户里看到了你，看见你伸手敲门时，我就赶紧把门打开。”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原来他在屋里已经偷看我半天了。我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那次大扫除，我从玻璃的反射里偷看他的事，我暗暗地笑了，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这件事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过他。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坐得这么近谈话，而且只有我们俩，心底里泛起阵阵的欣喜。我看他也一样，他始终微笑着，看得出这笑发自内心，不是装出来的。在学校里，我似乎从来没有见到他这种令人感到亲切的笑容。

　　这天我们谈得很高兴。海阔天空，他没说几句关于下乡的话，我也没有介意，似乎上山下乡与我们无关。仅仅是作为见面的借口而已。

　　他们住的这间房子很小，是他母亲在单位的一间休息室，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一横一竖放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摞着两个箱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就这么简单。他告诉我，平常他和他母亲在这里住，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奶奶爸爸家去。

　　从那次起，我每隔三、五日去他家一趟，听他给我讲从学校和社会上打听到的各种各样消息，讲的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上山下乡的事。从此，我们不再用信联系，这次见面就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他的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他家，张艺谋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和几个同学到我们学校第一批去宝鸡插队的地方看看。由于没有钱，准备扒车去。尽管在串联的时候我自己也曾扒过火车，但对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却十分担心。虽然我觉得，去看看我们学校已下乡的同学怎样生活，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对农村的感性认识是必要的，可我总感到会发生什么不测。我把这担心讲给他听，他半天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这时候屋子里的光线渐渐地暗下来，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都坐着不动，谁也没去开电灯，似乎在等待着一种东西。我心慌得很厉害，冬冬的直跳，既担心他的伙伴们来碰上我，可我又不愿意离开。他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好一会儿，他伸过来一只手触到了我的脸上，那凉凉的感觉，使我浑身震颤，直想流泪。我多么希望他把手彻底伸过来，给我一点温存和安慰。可是他没有，那只手抽了回去，还掩饰地把我的头发向耳中捋了捋，然后就插进了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步来。看他这样，我站起身来同他道别。当时我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我也说不清楚，这种怨气究竟来自哪里，是怨他动手动脚呢？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总之说不清楚……

　　那时候，这间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多少欢乐，又酝酿着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啊。

　　我终于答应和他一起去下乡。然而，我却又有所犹豫，我为什么就这么匆匆地答应和他一起去下乡呢？难道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反复地琢磨和自我回答着这些问题。张艺谋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很好，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也非常喜欢我，可这次下乡，说不定就要一辈子呆在那里。农村的生活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能永不背叛我吗？如果不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思前想后，越想越后悔，就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本想寄给他，转而一想还是应该把信当面给他，最好能解释几句，以免他伤心。第二天我去他家，潦潦草草地谈了几句话，就借故离开。我临走时拿出那封信，对他说：“这是给你的信，我近来的一些想法都写在上面，希望你认真看看。”他当时就要看，我说：“等我走了你再看。”出了门我骑上车子逃也似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特别慌乱。这一晚，我辗转不能入睡，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袭击着我的心。我想很快得到他的回信，又怕得到他的回信，我好像感觉到会有什么灾难降临。第三天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的强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

　　他在信中写到，他读完信就象当头挨了一棒，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大约五年级时，他爸爸晚上来到妈妈和他住的那间小屋，在他们以为他睡熟之后，爸爸不安地讲着，妈妈低声哭泣着，他们想……他难过极了，硬憋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一动不动。他在想，真的父母要分开，那自己将怎么办？小学要毕业了，学校让填表格。“家庭出身”这一栏他不知道如何填。当他妈妈写上“国民党少校军需”后，不无痛苦地对他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你和其它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从此，他常常知道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他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能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平等的机会，而我却又给了他一击，他说：“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友情！……我有能力，我坚信我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类拔萃，能出人头地，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

　　尽管信不算长，看完信我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我被他那种倔犟的性格，那种空逆境中奋斗不止，那种不屈的自信心和对我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为他在疼痛，觉得再不能让这颗受伤的心痛苦了，我要去找他，我要立刻走到他的身边。我突然醒悟到我们俩人从开始交往那一日起，就不是一般少男少女的游戏，而是两颗心的碰撞。我不顾一切地向他家跑去。

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在锣鼓声和家长的嘱咐声中，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我们坐上汽车，以红旗、锣鼓开道，在市区周游一圈，然后离开了西安。我既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坐在汽车上，心里的感觉就像往常乘公共汽车一样，一味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发生了什么。汽车一出西安，大家都安静下来。热闹的大城市迅速远去，平时很难见到的田野、村落扑面而来。想象着今后无法预测的生活，想象着我们将去插队的乾县，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惆怅。我悄然向张艺谋望去，他一脸深沉。

　　到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公社，已经是中午。照例有来欢迎的人群。这个公社叫杨汉公社，距乾县县城二十里路。我们学校分到这个公社的有一百多个知青。我和张艺谋、刘全、李广平四个人是事先约好一块下乡的，一同被分到北倪大队。我们大队距公社七八里路。来到队上天已近黄昏，大队部的门口聚集着各生产小队的队长和前来看热闹的孩子们。大队干部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让各生产队长出来挑人。我们大队有七个小队，各生产小队长的热情似乎比大队干部低多了，他们对身体瘦弱的，个子矮小的都不屑一顾。一个小队长把张艺谋和另外一个高个子女同学挑上了，我却被晾在一边，心里委屈得直想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是张艺谋胆大，他站起来，指着刘全、李广平和我说：“我们四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小队长把我们四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摇摇头走了。挑来挑去，有的嫌我们人数多，有的嫌我们体力不强，最后我们被派到全大队最穷最缺劳力的一个小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高兴，大家总算没被拆散。

　　来到生产小队，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到了饲养室，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观望，男人们是来看新来的人身体怎样，是否是些好劳力；女人们则是看新鲜，看新奇；小孩子们当然是凑热闹瞎起哄了。看我们进了屋子，大人们不好意思站在那里呆看，只是装做有事，或找人，或办事，进进出出。小孩子们挤在门口不眨眼地往里看，比比画画地议论。时不时的把一个小孩硬推进来，这小孩慌忙地往外逃，其他孩子哄哄乱笑。也有几个胆大懂事的孩子，居然平平稳稳地走上前来，叫我和李广平“学生姨”，叫张艺谋和刘全“学生叔”，还老练地问寒问暖，使我们觉得又有趣，又好笑。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以往在西安小孩们都叫我大姐姐，第一次听别人叫我“姨”，很不好意思。

　　队上让我们几个人就住在饲养室的院子里，这个饲养大院座落在村外，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集体。

　　我和李广平住的那间房子小得古怪，大约只有五平方米，真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除了两米见方的土炕外，剩下的地方，从炕边一步就能迈到门槛上。我们俩一人带一只箱子，我的箱子大，放在下面，李广平的箱子小，摞在上面。脸盆等洗漱用具，只能放在地上，用完就马上靠立在墙根，不然房子里连脚都插不进来。房门后边有个像一块砖头大小的佛龛洞，大概是预备放煤油灯的。我们因地制宜，把牙刷、牙缸和肥皂盒放在里面，还挺合适的。我们又在墙上钉了两颗钉子，系上一根绳子，上面搭上毛巾、手绢。等一切收拾好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如果谁再多带一件东西，就不知该放在哪里了。

　　相比之下，张艺谋、刘全他们住的窑洞就宽敞多了，大约有我们房子三四个大。乾县是平原，这里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不一样，不是依山挖成的，而是用土坯在平地上固起来的。这窑洞原来准备做队上的仓库，我们来了，临时腾出来住人。他们搭的是木板床，那木板有两寸多厚，结实极了。开始我们很羡慕，后来一打听，这木板原来是借别人家作寿材的板子，就再没有提这件事。

　　我们刚下乡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给我们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农村的雪景比城市的好看多了，衔天接地，白茫茫一片，一连好多天都是那样洁白、干净。为这雪，我们好一阵激动，为它的气势、它的洁白所倾倒。

　　那场大雪的第三天，我们四人为赶回西安过元旦冒雪往县城走。看看前后左右的洁白世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心胸豁然开阔起来，一种豪迈之情油然从心中荡起，真想张口甩出一串美妙的诗句，无奈不知怎样抒发，于是只能直拧着脖子向天大喊。

　　下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我觉得，只是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的和失去的，都是在真实中进行的。


我当上了户主

　　一九六九年的元旦，我们在西安多住了几天。回到队上饲养室，不由惊喜一番，院子里明显地整理和打扫过了。队上还给我们买了一大堆做饭用的炊具，有烧火用的风箱，有擀面用的案板和擀面杖，这案板足有多半个单人床那么大，擀面杖也有一米多长，另外还有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和一个装面的缸。队长还派人帮我们在张艺谋他们住的窑里砌了一个灶，灶头上安着两口大锅。一看这两口锅。我们四个人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前面那口大锅直径足有二尺，后面那口小的也有一尺六。我们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这么大的锅。队长对我们的笑挺不高兴，他说村里家家户户都用这么大的锅，比这大的还有的是，前面的锅做饭，后面的锅温水，饭做好了，水也热了，用起来方便。经队长这样一介绍，我们也觉得这种灶还是蛮科学的。

　　刚下乡的那几天，我们都是到农民家吃派饭。现在我们要自己开灶了，心里虽然没底，但有一股吸引人的新鲜感。第一次开灶，队长背来一背篓麦草，说：“咱们这里没有硬柴（指木柴）就烧这东西，你们是公家人，场院里的麦草随便用。”队长走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第一顿饭吃的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大家手忙脚乱，直到队长第二次来看我们，饭还没有做熟，柴草已烧完。窑里浓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队长叫张艺谋跟他去再背些麦草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眼泪，正想出去躲一会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路上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不会烧火，这一背篓柴，要是农民就可以做几顿饭了。”来到场院他一边往背篓里装草，一边细心地给我们讲怎样用麦草烧火。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心想反正有张艺谋呢，于是就转着脑袋看景致。嗬！这大麦草垛子，有几间房子那么高大，哪能烧得完呢！麦草垛的底部中间已经被提麦草的人掏了一个半人多高的沿，一屁股坐进去既挡风，又挡雨，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这小小的场院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遐想。以后每次来扯草我都轻手轻脚，唯恐惊扰了什么。我一边扯，一边支楞起耳朵听，就怕在这里会突然遇上一件什么事。有时候背篓已经装满了，还探头探脑地向四周张望一阵子。一次我和张艺谋一块去，看见我这付神情，他挺纳闷，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一时半时说不清，就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窑里做饭，几乎每做一顿饭都是一场灾难。火一点燃，拉起风箱，一会儿窑里就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张艺谋和刘全主管烧火和拉风箱，我和李广平操刀，擀面条。由于烟总是往上窜，我们俩呛得透不过气来，捂着鼻子跑到院子里换气，擦眼泪，抹鼻涕。而他们两个总是在稍后一些功夫才跑出来，还嘲笑女的忍耐力差，我和李广平很不服气，想辩解但又喘不过气，只有拿白眼看他们。

　　这种炉灶里做出的饭总有一股烟昧，吃起来呛鼻子。大家都很饿，又经过烟熏火燎的磨难，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时间不长张艺谋他们住的窑洞就被熏得一塌糊涂。靠近炉灶的地方黑得最厉害，几乎能当黑板用。灯泡也成了黑黄色的球。张艺谋下乡时带来的毛主席石膏像也变成了灰色。他们俩人的被褥，就更不成样子，几乎无法辨出原来的花色。

　　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把队长找来，告诉他我们用眼泪换来的饭是什么滋味。队长拧着眉头替我们想法子，他把烟囱捅了又捅，毫无效果。最后队长给我们在院子里另砌了一个灶台。还拉了些玉米杆搭了一个棚子。开始时，大家都很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的苦了，谁知时间一长，糟糕的事又来了。

　　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锅抬回窑里去做，要不就一做好饭，马上拔锅回窑。看到我们经常拔锅农民都笑我们。他们十分讲究，锅是不能从灶台上拔起来的。当地风俗是只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才拔锅散伙。而我们经常拔锅，弄得灶台和锅的缝隙越来越大，火也越难烧，夹烟味的饭也越难吃，搞得我们直想骂娘。

　　刚下乡的半年，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给。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粮店去买，买粮的地方离我们生产队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他们两个男的去买。一次刘全和张艺谋都没在，粮食吃完了，我和李广平只好去买粮。我们赶到粮店已是中午，粮店的人下班了。只得先休息。等他们上班。我从衣袋里掏出粮本来翻看，意外地发现在户主一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这使我非常惊讶，谁也没说过，我怎么当了户主。过了些天张艺谋和刘全回到队上，我问张艺谋，他漫不经意地回答说：“办粮本的时候，人家问户主姓名，我随口就说了你。”“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他笑笑没回答。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张艺谋时时惦记我，总想维护和抬高我的地位，我心中甜甜的。


“锅净饱”笑论芭蕾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有意同张艺谋拉开了点距离，为的是不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造成什么影响，也不使刘全、李广平他们不自在。但不知不觉中这种距离慢慢地没有了。当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之后，你越想拉开距离，距离反倒更小。

　　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张艺谋和刘全拉开架式开始洗衣服。他们飞快地从井里往外绞水，给院子里扯起绳子。不一会儿绳子上搭得满满的。我和李广平从绳子边经过，觉得很可笑，李广平指着这些衣服说：“这哪是洗衣服呀，根本就没有洗净，这次洗不净，以后就难洗净了。”我伸手摸了一下衣服，果然油腻腻的。我把李广平的话向张艺谋重复了一遍，谁知他好半天才淡淡地回答：“这样也就行了。”我急了：“这样怎么就行了呢？明明不行嘛，我看还是再洗一遍吧！”他没说话，只是聋拉着脑袋看着我。看看他这副样子，我心动了，就说：“这样吧，你绞水，我来帮你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口里连声说好，飞跑着绞水去了。从此，我们俩的衣服总是一块洗。他绞水，我洗衣服。这也许又是张艺谋的一个小计策吧。从那次起，我们俩之间超过同学友情的表现，就再也没有遮掩过。

　　张艺谋饭量大，是我们四个人里吃得最多的一个。每顿饭都是他刮锅收底。我和李广平背地里都叫他“锅净饱”。

　　他吃的多，干活也有劲。给队里拉粪，千把斤重的大车，他一人驾辕，我们一群女人套着绳子拉梢。有一次我们和社员一块在饲养大院前的粪场上起圈打粪，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说笑笑，张艺谋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跳芭蕾舞《白毛女》的那个女演员，脚怎么能转得那么欢吗？”大家一下子被问住了，齐刷刷地看看张艺谋，那种神态真像看着一块突然开口说话的石头。张艺谋笑了笑继续问：“你们试一试，转两圈不晕才怪了，人家一转就是几十圈，怎么搞的？”我们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心想这恐怕外行人不好回答，涉及到舞蹈专业技巧、基本功等问题……估计他也许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他是不会轻易说这话的……还没等我往下想，就听张艺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因为舞台上有许多小坑坑，在台下看不见。白毛女的脚尖上带着滑轮，脚尖一插进去，就噌地转开了。”直到这时候，我们大家才意识到张艺谋在说笑话。一时间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得肚子直抽筋。我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开这种玩笑，简直是在胡扯。后来我问张艺谋为什么要这样开玩笑，他说：“解闷儿。”

　　是的，农村生活的确很单调，是应该想些解闷的办法。

　　“文革”初期，我认识一位叫薛光熙的大学生，由于他的帮助，我一度喜欢上了小提琴，迷上了西洋音乐。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是薛光熙帮我挑选的，虽然是处理品，只花了四十元钱，但音色很好。在西安，平时我在人面前根本不敢拉，怕人笑话，等爸爸妈妈上班，家里没人了，才慌慌忙忙地拉上一会儿，觉得还像那么回事。下乡时我把它也带来了。有一天李广平不在，我就拿出来拉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还可以，谁知几天后张艺谋对我说：“那天我在窑里听见你拉提琴，声音简直像杀鸡。”气得我直翻白眼，从此再也没有动过它。

　　张艺谋到农村时带来了一支笛子。时不时也吹两下，他吹得还不错，可是他攻击我拉提琴以后，我就有意报复。一次我对他说：“吹的什么呀，简直像蹂了公鸡脖子。”他虽然没有马上扔开不吹，但能看出来，他也没有多大信心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下工回来，看见张艺谋和刘全两人嘀嘀咕咕。过了一会儿，张艺谋向我要我的大绿帆布书包，我问他干什么？他把手一摆，示意我不要声张。我先是不解，随后就意识到他们要干什么了。那几天在地里干活时，妇女们都议论哪个队的豌豆长得好，有人上工时口袋里就装着豌豆角，边吃边干，我早已馋得像什么似的。

　　他们走后，我和李广平合计，晚饭不做了，就等豌豆吃。等呀，等呀，天黑了很久他们两个才回来。张艺谋背了满满一书包，刘全用外衣兜了一大抱。哈，真是满载而归。口径二尺的大铁锅装得满满的，锅盖都盖不严。我和李广平正烧水煮，几个农民来串门，热情地打问：“咋才做饭？还没吃？学生娃们真可怜！”把我们吓了个半死不活，只好支支吾吾瞎应付。豌豆煮熟了，那味儿挺浓、挺鲜，我们生怕农民们嗅出来，恨不能捂住他们的鼻子，好不容易挨到他们走开，我们几个才放开胆子吃起来。豌豆皮怎么处理呢，我们又发愁了，还是李广平想了个主意，把豆皮塞进炕洞里，众人这才彻底放了心。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忙天”。队长派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场上脱粒机一开，就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有人抱着麦捆往脱粒机里塞，有人往外挑麦草，一环套一环，流水作业。一个稍稍怠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一两个小时下来，人人满头、满脸、满鼻孔、满嗓子都是麦芒的粉末。身上，尤其是两条胳膊被麦杆和麦芒划出道道伤痕，汗水一浸，又疼又涩。加上太阳光又毒，机器轰鸣，使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是稠乎乎的。一停机休息，大家就一下子散了开来，先是抢水喝，后是躺在麦草堆上喘气。每当这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发呆，我真有些受不了。

　　正当我情绪极为消极的时候，“麦客”的生活深深地震动了我。“麦客”是替人割麦子的，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平凉一带，是被饥饿和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的人。他们那里由于气候凉，麦子的成熟期晚于关中平原一个来月。当关中的麦子开镰时，他们那里的麦田远远不能收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这个季节就有成千上万的麦客来到关中平原。我们队也年年请麦客，有些麦客还和村里年长的人很熟悉。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就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嫌他们经常连吃带拿。有些农民说有的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去，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当地农民讲这些的时候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而我却觉得他们挺可怜。

　　后来我从接触过的麦客那儿知道，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由于土地瘠薄，连年歉收，他们在家很难填饱肚子。面条、馒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难遇到的美食，加上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就有人见饭而忘了命。

　　这个话题，我和张艺谋也议论过好多次，他脸上总是透出一种严肃和深沉。那段时间李广平不在，每天吃完饭后，张艺谋就到我房子里来聊天。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看，一本是日记本，一本是鲁迅的书。“这个日记本送给你吧。”“好，可是本子上写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你看吗？”他举起那本鲁迅的书问，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鲁迅的书我看不太懂。”“我也一样，只是没有别的书可看。不过，看后总觉得它能给人许多启发，使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更准确的认识。”接过书，我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书，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离我很近，慢慢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心跳了，能明显地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只觉得心慌意乱，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面对面站了许久。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他也显得拘谨不安。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刘全在窑里喊他，他才轻声说了句：“我走了。”我没有说话，也没看他，只是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梳头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见自己的脸，走出屋子更不敢去看他的脸和眼睛。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处得更加自然起来。他的衣服脏了由我来洗，破了由我来补。他的衣服特别爱破，尤其是袜子。他穿的都是那种黄线袜，三两天就得补。那袜子上补钉撂补钉特别难补，针好半天也扎不过去。每到我歪着脖子给张艺谋补袜子时，李广平就在一边笑。我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李广平笑我，而是觉得张艺谋穿这种袜子脚会怎样的难受，这种袜子又会怎样折磨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心。

　　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我家的成份不好”

　　紧张的麦收过去了，刘全和李广平回到西安，知青点上只留下我和张艺谋。一天我们在他窑洞里说话，说到很晚。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他讲，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地从那严厉中感觉到一种疼爱。……

　　说到深夜，我们两人都坐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不愿意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接着又谈到三年困难时期。张艺谋说他家里那时候，几乎顿顿是煮一锅萝卜菜，只在萝卜汤里拌几把面。一掀锅盖，满屋子的萝卜味。直到如今他一闻到煮萝卜味就恶心。他还讲到了他的奶奶。说小时候奶奶给他们烙饼吃，偶尔不慎烙糊了，嫌把糊的扔掉太可惜，很心疼，不扔又怕孙子们不吃，就哄他们说：“小孩吃了糊糊馍拾钱哩。”看着他们吃了后，就故意在水桶呀、簸箕呀、条帚呀下面放一角钱，然后让他们去打水，扫地。他们一拿起这些用具就能拾到钱，老少皆大欢喜。

　　听着这些既使人心酸，又觉得有趣的故事，我更加心疼和依恋他了。我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心里有许多安慰的话，但不知如何说才好。突然，他一挺身坐起来，“叭”他拉灭了电灯，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又急又热，直烫我的脸。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应该对你说的。”我的心“格登”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可怕的事从他嘴里吐出来，我想看他的脸，找一点征兆，可是窑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家的成份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这些字眼在当时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的想象来要轻松得多，我总以为会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就嘘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他没让我说下去，继续激动地提高声音：“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我拼命地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不会，”他近乎粗暴了。“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我倒在一旁哭了，我也哭了。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亲吻他，想用我的爱，我的柔情来温暖他冰凉的心。我只觉得他的脸特别烫，气喘得越来越粗，就十分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难受。只是害怕深不见底的将来。与其将来不得不分手，还不如现在你就别理我。你回西安去吧，你明天就走吧！”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你。”我更紧地搂着他，我俩的泪水融在了一起。他吻着我，发狂地吻着我。我觉得他全身在颤动，不可遏制地颤动。突然他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下面的腰间摸索。我本能地一下子松开了搂着他脖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那只胳膊不让他动。他的情绪反而更激烈了，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他一下子怔住了，木然不动。半晌，他才慢慢抽回了手，慢慢地坐起身子，轻轻地打开了灯。我揉着被灯光刺得难受的泪眼也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喃喃地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是不是？你现在真该不理我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摇摇头。

　　“明天你一定得走！”

　　我还是摇摇头。

　　他接着说：“你实在不走，我走。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队长，要求到水利工地去，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这句话像雷一样把我震懵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水利工地的活儿，特别重，连队里的壮劳力都吃不消，没有人愿意去。我绕过他的背，面对他蹲下来，手摸着他的膝盖，扬起脸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水利工地？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一块留在队里？”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头钻进被窝里，泪水不住地淌，淌得满脸满脖子都是。我为自己哭泣，也为他哭泣。我整整哭了一夜，泪水把眼睛浸得酸痛。天亮了，也没起床，我不想去上工，害怕妇女们看见我哭肿的眼睛后说三道四。

　　突然，听到张艺谋和队长说话的声音。我心头一紧，一下子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当我穿鞋的时候，听见队长说：“要上水利工地那还不容易！”

　　啊，他真要去那里拼命？他不想活了？我呼地拉开门冲了出来。门的响声很大，队长和张艺谋同时转过脸来朝我看。张艺谋的眼光和我稍微一撞就赶紧转过脸去（后来他告诉我，是不忍看我那对红肿的眼睛），队长似乎没发现什么，他继续说：“这次人已经够了，下次再去。今天你和我上塬去一趟，大队派给咱的收废铁任务，要完成，去收点废铁。”说到这里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肖华，你今天早上也别上工去了，给艺谋赶紧做饭，让他吃得饱饱的，再拿些干粮。这一出去就是一天，早了回不来。”

　　我没有说什么，回屋里擦了把脸，就到窑里动手做饭。他拉风箱，我烙饼，两个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一句话。


“大春”打破了僵局

　　傍晚他和队长回来了，拉了一架子车破烂。意外的是张艺谋怀里抱着一只白绒绒球似的小白狗。我惊喜地跑过去，把小狗接过来抱在怀里。我们互相之间虽然还是没有说话，但僵硬的气氛，很明显缓和下来。我边吃饭，边喂着小狗。小狗还不大会吃东西，一根面条粘在它的胡须上，它使劲地甩着头，想把面条甩下来。结果面条没甩下来，它自己却失去了重心，连着滚了几个跟斗。我被它那娇憨的神态逗笑了。心疼地抱起它，为它摘掉那根粘在胡须上的面条，拍干净落在它身上的尘土和草屑。张艺谋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一声不吭地吃着。我虽然没有看他，但能感觉到他一直在看着我和这只可爱的小狗。

　　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又抱起小狗坐在窑里的灶火前。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饲养室出出进进的人也走光了。四周静悄悄的，窑洞里更安静得令人憋闷。小狗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我怀里睡着了。这时候，张艺谋才慢悠悠地说：“我抱这小狗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时有个伴儿，你这样喜欢，就送给你吧！”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从睡梦中醒过来的小狗，吃了一惊，看着我俩又跳又叫……

　　张艺谋带回来的那只小狗，帮我们度过了第一次的感情僵局。也许就是这原因，我们俩对它特别有感情。

　　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一身白毛像雪团似的。张艺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春”，不过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据队长后来告诉我，他们那次收废铁时，来到塬上一个村子，看见了几只小狗在一起玩。张艺谋一下抱起这只小白狗死活不松手，挨门挨户地找主人，找到后请求人家送给他。大人倒是好说话，家里的小孩就是不肯。张艺谋抱着狗在前面走，小孩在后面跟着要，一直跟了好几里路，才泪汪汪地回去了。队长在讲这番话时，还感叹地说：“艺谋真像个孩子。”

　　打这儿起，小白狗就和我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我们四个人中，我最喜欢它，常常把碗里的饭分出一些给它吃，它也对我最亲近。我在我的炕角下给它用麦草铺了个窝。每天晚上我一上炕睡觉，它就安安稳稳地卧进窝里。有时候我睡不着，半夜拉开灯看它，它也机警地抬起头来看我。我们四目相望，互相对视许久，它还偏着头轻轻地哼哼两声，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向我撒娇。我对它轻轻地说声“睡吧”，关掉灯，躺进被窝，听见它在麦草上窸窣窸窣一阵子也就没动静了。

　　每天早晨，天一亮它就从门槛下钻出去，卧在门口。我去上工地它也跟在后边，休息时它就卧在我脚边，走到哪它跟到哪。渐渐的它长大了，从门槛下出入已经很艰难。有一次往外钻时它的头被门槛卡住，痛苦得嗷嗷直叫。我听见叫声忙跑过去，帮它把头拉出来。从此我就把它的窝挪到房门外，它很听话，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张艺谋也挺喜欢它，有一次他和刘全要去水利工地，临走前还特地和狗一块照了张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


从小白狗到大黄狗

　　我们的小白狗对我们饲养大院里的人都很和善，对我们队上的社员、孩子们也都很友好，可对陌生人就极凶狠。有一次它咬了一个路过我们门口的外村姑娘，姑娘的哥哥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扬言非要打死它不可。我使劲地给这个小伙子说好话，他硬是不依，拼命地追打。张艺谋也帮着我再三再四地赔不是，并保证不重犯，要小伙子开恩。可这小伙子气越来越大。他追进窑里，想从床下把狗拉出来，又怕被咬了手，就用棍子往床底下乱打乱戳，床底下不时发出小狗的惨叫。我急得不行，就去求饲养员大伯出来说情，总以为他们都是当地人，能看点情面，结果也没起作用。我急得哭了起来。张艺谋对那小伙子说：“狗咬了你妹妹是该打，只求你别在屋子里打，这样我们受不了。到外面去打，我们看不见还好受一些。”就在说话当儿，狗从床底下蹭地窜了出去。那小伙子撇下我们发疯似地追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跑来说：“狗被那人打断了一条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噢，可怜的小狗！

　　一连三天没见到小白狗的影子，第四天它一拐一拐地回来了。我惊喜地去迎它，却发现它进门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跑到我身边，向我摇尾巴和我亲热。它抬起头定定地望了我们许久。它的眼神和以前也不大一样了，那种充满着好奇、充满着热情的神色不见了，好像增加了几分深沉和洞察。我简直不敢去正视它的眼睛，我为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能保护它而感到羞愧。我慢慢地蹲下来，察看它的伤口，它轻轻地呻吟着。我抚摸着它，捧起它的头，对它说：“你不要再闯祸了，真让我担心呀！”它看看我，低下头，用舌头舔它的伤，我心里难受极了。

　　以后它再没有咬过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天真活泼了。每次我出门它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到地里干活，它把我送到就走，下工了它又远远地来接我。就是我们几个人回西安探家，它也总要送到县城，然后一闪不见了。奇怪的是每当我们从西安回来，还没进村它就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四个人相继离开农村返城后，听说它被外村人哄出去杀掉了。我和张艺谋知道后十分伤感。

　　一九七九年暑假，张艺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寄托了他对小白狗和农村生活的怀念。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张艺谋以后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剧本。剧情大意是这样：

　　一个生产队上有两个男女知青相爱了，他们养了一条大黄狗。招工时，这个男青年由于本身的家庭问题和队干部的坑害，没有被招出去的希望。女青年向队长求情说，她愿意把自己的名额让给那个男青年。谁知，队长早对这个女青年垂涎三尺。说只要依顺了他，就能让她的心上人出去，否则男青年永远也别想走。为了男青年的前途，女青年屈从了队长，但却被男青年所误解。他愤怒地责备她。这个女青年有口难辩，自尽了。后来当男青年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后，悲痛欲绝。在大黄狗的帮助下，杀死了这个队长。当他也准备自杀时，被公安局抓获。剧本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警车押着带手铐的男青年飞奔而去，后面有一条大黄狗在拼命地追……。

　　我估计那狗就是我们小白狗的影子。是张艺谋对这个悲剧角色有所怀念的结果。

水是那样的甜

　一九七○年夏天，我的饭量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消瘦。张艺谋很关心，几乎天天劝我回西安检查。并对我说，根据他的医学知识，这个症状可能是得了肝炎。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我一听，也真是的，就和他一块回西安到医院去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指数很多。回农村时他带了好几盒B12针剂，并给我注射。他很精，屋子里有人时他就往我胳膊上打，没人就往我屁股上打。我很难为情，他开导我说：“屁股肌肉面积大，吸收好，效果快。你没看见医院里，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往屁股上打，为了治病嘛。”我无可奈何。

　　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人在里面干活就像掉进了蒸笼一样，浑身冒汗。一旦玉米叶子把手胳膊划破，伤口被水一浸，蛰辣辣的疼。

　　一次队长派张艺谋去浇地，他吃完午饭，搁下碗就走了。看着这么热的天，我心想他在地里一定很渴，就烧了半锅开水。等水晾凉了，找来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盛好满满一缸子水，带上草帽，端着缸子给他去送水。来到地头，看见张艺谋正与和他一起浇地的九叔在地头休息。他们好像早已看到了我，我一走到，张艺谋就伸出了手：“真是雪里送炭。不，骄阳送水比雪里送炭还需要。”张艺谋嘴里说着接过水，递给九叔让他先喝。当着我的面九叔还有点不好意思先喝，我也说：“您先喝吧。”九叔痛快地喝了几口，感叹地说：“还是自己瞅下的对象好。”听九叔说这话，我和张艺谋都会心地对视一笑。我心里舒畅极了。

　　张艺谋后来曾在信中描述这件事时写道：“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你的身影，从小到大，你头顶着大草帽，手里端着水，向我走来……我只感觉到水是那样的甜，一直甜到心里……”


插队生活结束了

　　一九七○年，农村里开展了整团建团工作。张艺谋对我说：“你这次一定要争取入团，这对你出去绝对有好处。你的政治条件也不错，入团是完全可能的。”他要我准备个发言稿，在整团建团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给领导一个强烈的印象。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但不想这样做。张艺谋急了，自己动手写了份发言稿塞给我，要我一遍遍地念，直到背下来。并让我给他演习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

　　那天会上，大队干部念完文件让大家发言，我心慌得厉害，看着张艺谋，他冲我又挤眼又点头，我把牙一咬，心一横，第一个举起手要求发言。由于事前准备的充分，话说得比平时流利多了，心里也不慌，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女子平时不说话，水平还蛮高的。”那些大队干部也对我直点头。结果这次整团建团，全大队只批准了两个知青入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整团建团后不久，招工就开始了。第一批是铁路上来招工，全大队推荐三个男的，铁路上只要男的，张艺谋也被推荐上了。结果人家只招收了那两个男的。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特别不好，很少说话，尤其是不愿意提起招工的事。有时候大家在一块聊天，谈得正高兴，一说到招工他就溜走了。他知道自己很难被招出去，不愿意揭这个疤。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千方百计地关心他、体贴他。我家里每月给我十元钱营养费，我自己用得很少，变着法子替他着想，还是不能使他的心情有所改变。记得那次我把脚扭伤了，脚脖子肿得老大老大，不能走路，更不能上工，只好在房子里躺着休息。正睡着，突然听见张艺谋和刘全的窑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我扶着墙，扒在门框上向外一看，窑门关着，不时从里面传出阵阵响动，几个孩子正撅着屁股，扒着门缝往里看呢，院子里也惊动了不少人。一会儿，窑门一开，俩人一前一后气势汹汹，拨开众人，谁也不看，径直向大门外走去。没多少工夫，几个孩子跑来冲我喊：“学生姨、学生姨，艺谋叔和刘全叔在旱塬上打起来了！”我扶着小孩的肩挪到大门外，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远远地看到南边的旱塬坡上，有一红一白两个色点，撕扭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那时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坡下大部分地都已背过了太阳，在阴影里，只有他们在的那块塬坡还被阳光照着，那红白色点就格外明显。和我一块站着看的人很多，我真希望有人去劝劝，但除了一些小孩子好奇地跑来跑去，没有一个人敢去劝。过了好长时间，他俩才不打了。张艺谋回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架？他就是不说。事后我又问过，他还是守口如瓶，追问得急了，只说了句：“他说你呢！”就再也不吐一个字。我估计是刘全说了什么，张艺谋心情不好，就打了起来，这使我很不安，也很感动，和张艺谋一块这么多年，这是我见到他唯一的一次和人打架，而且还是为了我。

　　一九七一年麦收过后，招工又开始了。这一年第一个来招工的就是我后来在那里当过工人的四○八厂。当时我们队上推荐了张艺谋和李广平，由于他们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好，全被刷了下来。我们这个知青点又被一种绝望的气氛所笼罩。大约是过了半个月的工夫，我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信。这时父亲下放到了陕西永寿县，他要张艺谋和我一块去找他，说是有关招工的事。

　　我兴冲冲地把情况讲给张艺谋。谁知他死活不去，说他自己没希望，不想麻烦别人。我知道，实际上他是害怕在我父亲面前摊开家庭出身问题。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了永寿。

　　到了永寿，父亲见我一个人来很奇怪。我又不敢直说，就按张艺谋嘱咐我的说：“队上又来了几个招工单位，他已被人家挑上了。”

　　从永寿回到乾县，我找到四○八厂招工的人，讲了我的情况，他们给了我一张表格，让我仔细填好后再送来。我拿着这张表，心情十分激动，为自己能被招工而兴奋。快到村里的时候，我又突然担心起来，把我招走了，张艺谋怎么办？回去后，我把情况一说，张艺谋比我还高兴，催我当天晚上就去公社办理手续。他说：“这件事不能拖，宜早不宜迟，今晚一定要办好手续，明天一大早就去县上给四○八厂送去，以免耽误了。”他说的果断有理，我只有点头同意。他陪着我一路小跑到公社，在公社大门口，张艺谋站住，要我一个人进去。我进去找到公社主任，主任吃了一惊，问：“你一个人来的？天这么黑，你可真胆大。好、好，我这就给你写，你赶快回去！”他很快给我开了介绍信，盖了章。我拿着介绍信蹦跳着跑出来，张艺谋正笑嘻嘻地等着我。我刚要张口给他讲里面的情况，他说：“所有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进去后，我也悄悄跟了进去，我扒着窗户看。直到看见主任拿出公章要往上盖，我知道大事已成，才赶快跑出来。”哈，这家伙真鬼！

　　这天晚上天气很好，月亮很亮照得大地白晃晃的。我们穿行在一片墨绿的青纱帐里，迈着轻快的步伐，说着笑着。我突然记起张艺谋曾经用笛子吹过的一支曲子“敖包相会”。此时，由于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别想唱这支歌，不由得就哼了起来。我偷眼看着身边一步一晃的张艺谋，他脸上也露着平时少见的微笑。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招工的事情办好后，张艺谋好像换了个人，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那段时间来乾县招工的单位很多，县上旅馆都住满了。张艺谋为自己的事，几乎找遍了每一个招工的单位，详尽地介绍自己的特长，夸耀自己的优点。公社和队上也出死力地为他帮忙，他终究因人缘好，爱好广泛而如愿以偿。咸阳国棉八厂到乾县招十名体工队员，张艺谋因参加过县上的游泳队、篮球队被招进了该厂。他进厂第一天，厂工会主管招工的人就告诉他：“你可进来了，为你家庭出身的事，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经过两次会议，才算定下来。”张艺谋听了，脸上没一点表情，也没说一句话。尽管招工了，进厂了，可老问题的压力仍然没有减轻。他不知道这顶可怕的大帽子还会压他多久。

　　我们就这样在短短的五天内，先后离开了农村，结束了将近三年的插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辛勤的汗水，也有痛苦的眼泪，更有我们最纯真的初恋……


张艺谋的家世

　　张艺谋对他家的情况讳莫如深，很少提起。他们家里人说起这些也总是闪闪烁烁，不愿直言。我和张艺谋一起十几年，只有很少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谈得特别简单。他家是陕西临潼人，家境原来还不错。他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差，解放后定为反革命，那些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没有一次他能幸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心情特别灰败，性格越来越沉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被下放到陕南的平利县。他和人说话时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字一顿，看不到激动和悲伤，只感觉他逻辑性很强，是个性格很硬的人。

　　他奶奶是个随和的人，勤劳而又热情。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操持着家中的全部家务，做饭、买东西，一会儿也不肯闲着。她老人家很喜欢我，每次去她家，她都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看得出她老人家也很孤独，特别愿意有人和她说说知心的话。她给我详细谈过张艺谋的大伯、二伯的情况。

　　张艺谋的大伯，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九期学员。一九四八年去台湾前是个军参谋长，去台湾时还带走了家眷。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的学员。毕业后，国民党已经日暮途穷，政治上腐败，军事上失利，摇摇欲坠。当时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在家闲呆着。他性格外露，时时发牢骚骂娘，说：“老蒋不用咱，我去找老毛！”结果因言而丧命。

　　张艺谋的奶奶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感慨，她说她的二儿子不谙世事，人太杠直了，才招致了此祸。她说，有一天，二儿子的一个同事来叫二儿子，说有公务，两人就走了。两三天后，那个同事来家里丢下一个包袱。当时她还没介意，以为是儿子捎回来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包袱里不但有带走的换洗衣服，还有走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这才估计人已被害了。但这仅仅是个估计，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一家人常常抱着希望。张艺谋的父亲虽然口里不说什么，其实他也时时留心。黄维等一批国民党将领获赦那次，张艺谋父亲天天看报，听广播寻找获赦人名单，大概是在寻找兄长的名字吧！我把老奶奶讲的情况说给张艺谋，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情况他还不知道，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听了，把老奶奶好埋怨了一顿。嫌她说话不注意，担心她年老话多招惹是非。

　　他父亲下放到陕南平利县后，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的几十元工资支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七五年张艺谋去平利县探望他父亲。临回来时，父亲将几年积攒的一百多元钱和一百多斤粮票交给他，让他带回家，补贴家用。谁知就因这点钱财差点让张艺谋走上绝路。

　　平利到西安，长途汽车一天不能到达，途中要在一个小镇上过夜，全车人都下来住进旅馆。张艺谋看见这家旅馆的小卖部里出售凤尾鱼罐头，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就买了两听。大概是在掏钱买东西时，钱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发现车票扔在地上，心中大惊，因为车票和钱在一块放着，赶紧查看，钱和粮票都不见了。

　　这还了得，这可是父亲几年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呀！张艺谋一下子就懵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别人提醒赶快报告旅馆的负责人，旅馆的人让他去派出所报案。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好容易找到派出所，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松的老头，他听说是报案，才清醒了一点，进去找领导。又是老半天，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张艺谋把情况叙述了一遍，那人要张艺谋把经过写下来。张艺谋心急火燎地写了经过，等他们赶到旅馆时，那辆车和同车的旅客们都已经走了。因为行李是第一天装在车上的，晚上没卸，这样就把张艺谋的行李也拉走了，这更把张艺谋急坏了。旅馆人告诉他，已经打电话通知下一站把他的行李卸下来。派出所的人也分析认为，十有八九是同房子住的人干的。可是人已经走了，无从查起，最后决定把案子转到西安去。这样一个结果等于没结果，张艺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想去跳崖。

　　事后张艺谋非常沉重地告诉我，当时他真的绝望了。一个人在山上转悠，几次走到山崖边准备自杀，命运的负担太沉重、太可怕了，不如一死了之。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我，眼前仿佛看到我焦急的脸色和身影，觉得自己这样死了，说不清，道不明，又有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呢？他要活成个人样子，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才罢了这个念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在以以后的生活上变得更加精细，更加有条不紊，也更加奋发努力。


21分的邮票

　　我们双双进厂当了工人，改换了生活环境，这是高兴的事，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农村时我们朝夕相处，进厂后我们却相隔五十里路，顶多每星期能见一次面。我们厂是星期二休假，他们厂是星期六休假时我去时他还在上班，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他回来已累得东倒西歪，我坐了半天冷板凳也变得兴致全无，说不上几句话。

　　我们真正相聚的日子只有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这四个节日。各单位放假时间大致相同。每到这些日子，我们就相约好，一起西安。那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到晚上了，还你送我，我送你，折腾好长时间。当然还是他送我回家的次数多。我们从小南门沿护城河边说边走，经大南门、和平门，进城到我家。这样要走六七站路，可是还总觉得路太短，话没说完。我每次回家后都十一点多了，父母自然知道我不会是刚从厂里回来的，常一脸的不高兴。

　　进厂后大约近一年，有一次我们见面时，张艺谋庄重地对我说：“我送你一些东西，这是我想了很久才决定的。”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闹钟和一斤酱黄色的细毛线。他说：“你用这毛线打件毛衣穿上，这颜色我很喜欢。这只闹钟你用来看时间，就放在你的床头上，让它代替我整天陪伴着你……我看见我们厂许多女孩子都带手表，原来想给你也买一块手表，让你带到手上，晚上睡觉也不要摘下来。可我的钱不够，一算计还得攒半年才行，我等不及了。”

　　看到这些东西，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我不知道买这些东西的钱他是怎么节省下来的。这一斤毛线二十六元，这只闹钟十七元五角，我算了一下，几乎用尽了他一年的积蓄。

　　我非常珍惜张艺谋送给我的礼物，特别是那只小闹钟，就是我有了手表后也一样的珍惜它。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七年过去了，这闹钟还滴滴答答地响在我的床头柜上。它伴我欢乐，伴我忧虑，我视它如知已，如昔日生活的缩影。只是不知道张艺谋现在还能否记得它、认出它。

　　在这之后不久，我把我和张艺谋的关系正式告诉了我的爸爸妈妈，并把张家的家庭背景也作了介绍，两位老人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好多天都愁眉不展。终于有一天，家中只有我和爸爸时，他郑重地与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按理说你和张艺谋的事，我和你妈妈不应该干涉，但天下哪个父母不疼儿女？张家出身这么不好，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我们怕你跟着受委屈！文化革命，因出身不好，受迫害致残、致死的人太多了！咱们也不想高攀，只求你找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家，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行了。”爸爸说这些话时，很动感情，眼圈都红。我心里也很难受。觉得自己不应该给父母带来这些烦恼。可我又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我为张艺谋不平，我为张艺谋痛苦，我流着眼泪说：“张艺谋是无辜的，我不能离开他！”

　　那天，当我把家里的这件事和我的态度告诉张艺谋时，他低下了头，没有看我，只是喃喃地说：“你父母是对的，对的。”

　　那时张艺谋的感情是非常深挚和细腻的。记得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份的一天，张艺谋骑车到兴平来看我。我真高兴，只是多少感觉有点突然，因为一般都是我去看他。当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本大影集递给我。说：“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噢，”我才想起来，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打开影集，发现影集第一页的右下角“品”字形粘贴着三枚精美的邮票。每张邮票上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猫，很逗人喜爱。只是邮票上的面值很让人奇怪，上面那枚是21分，下面第一枚是11分，第二枚是14分。当时一般邮票都是8分、10分、20分、50分等等，哪儿来的这种面值的邮票呢？我疑惑地抬起头来看着张艺谋，他看出了我的不解（也许他早就预料到了，还可能他当初设计时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笑笑对我说，“21是你过了这个生日就二十一岁了，11和14是你生日的月日。”我一下明白了。对，对，我是十一月十四日生的。原来这几张邮票都是为我画的。我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脖子，心中被他这种痴情激起了股股的热浪。拿起影集越往后翻越使我激动，整个影集都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每张照片下都用六，七厘米长，一厘米宽，规格统一，色彩各异的彩条纸标着时间和地点。我想起来了，刚进厂不久，一次，他要去了我的全部照片，说他代我保存，原来他是“蓄谋已久”做这件事的！相册的每一页上都有一两个可爱的小动物插图。什么小描、小鹿、小猴子、小鸬鹚、小斑马、熊猫、长颈鹿等等，以猫为最多，各种神态和形态的猫大约占了所有动物的三分之一。记得张艺谋曾把我比作猫，说我说话的声音和对待人的性情都像猫一样温顺。这也许就是他偏爱猫的原因吧。

　　张艺谋告诉我他画这些插图用去了不少睡眠的时间。晚上宿舍里灯光太暗，他只好等每次上完夜班后白天不睡觉来画。好容易画好了，放在桌子上晾干时，不料被同宿舍的楞头小子叠被子时一呼搧，全搧到地上和水盆里。水盆里的泡坏了，地上的弄脏了，都用不成了。他说，当时真想揍那小子一顿，眼看到日期了，只好赶着重画了一批。

　　影集的最后一页有一首诗，我念出了声：

　　风摇芳馨卧春枝，暮秋落华牵梦思。

　　旧影赏心隽永否，齐姜醉遣应有时。

　　他说：“诗是我求我们车间一个很要好的同志作的，他聪敏好学，很有文学底子，我把咱们的事告诉了他，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就为我作了这首诗。”

　　这时天已渐黑，屋外雷声隆隆。张艺谋站起了身说：“我该走了，晚上还要上后夜班。”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依恋，但又没有办法。送他至工厂外的田野边，雨点已稀稀拉拉的落下来了。真想留住他，可没有这个条件，话也终没出口。他骑上车子招招手走了．

　　我回到宿舍，坐在窗前，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为他揪着心，一夜我辗转不能入睡。这本影集使我思绪激荡，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我反复吟咏着这首诗，他对我的思念，对我们整个往事的眷忆，以及在逆境中对我们前景的忧虑，都跃然纸上。最后一句“齐姜醉遣应有时”是用齐姜之典来表明他的心迹。齐姜，春秋美女。她深明大义，割舍儿女情长，醉遣晋公子重耳复国。他以此来感激我对他事业上的支持鼓励。“应有时”，表露出他的勃勃雄心和必胜的信心。


他简直就像故事中的长笛手

　　张艺谋讲故事特别吸引人，我最爱听他讲故事。他常常把个人的感情糅合在故事中。他讲的最动情、最出色的，也是最使我难忘的是意大利小说家路易吉·皮蓝德娄的短篇小说《西西里的柠檬》。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在意大利遥远的一个乡村小镇上，有一户穷苦的母女俩住在一间简陋的小阁楼里，她们几乎到了饿死的境地，有一个在城镇乐队里吹长笛的小伙子，救济帮助了她们。长笛手发现这家女儿苔莱季娜的嗓子就像房檐上小鸟一样动听。他不顾自己父母的反对，花掉了自己全部积蓄，为她租赁钢琴、买乐谱、请教师，开始对她初步的音乐训练。

　　两年后，她在当地小有名气。为了她的前途，他变卖了教父留给他的财产，把苔莱季娜送到很远的大城市里的高等音乐学院去接受教育。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到她。开始他经常收到她的来信，后来苔莱季娜在大城市举行的演出大为轰动，受到许多大剧院邀请，开始了演员生涯。此后长笛手收到的信，则是苔莱季娜的母亲马尔塔大婶代笔的，苔莱季娜总是挤不出时间写信。他们早就有约在先，他要等她五六年，等到她畅通无阻地为自己开辟了前程再娶她。

　　五年后，苔莱季娜已经成为著名的歌唱家，她住在大都市那不勒斯。长笛手历尽艰辛，不远千里，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那不勒斯看他的未婚妻。他被佣人们引到厨房旁佣人们住的小屋里。客厅那边灯火辉煌，有许多身穿燕尾服的男人在寒喧，时时传来苔莱季娜的阵阵笑声。马尔塔大婶过来陪他，从大婶伤感的情绪和含泪的眼睛里，长笛手知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想的了……是的，是她亲口答应我的，可是她又怎么会想象到，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呢？是的是他为她找到的道路，并且使她能够踏着它前进；可是如今她走得那么远，而他依然原地没动，在小城广场上的每一个礼拜日吹奏长笛。已经追赶不上她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在黑暗中，他看到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多么深的鸿沟，这切早已结束了，可是他这个笨蛋，事到如今才明白过来。在家的时候大家就对他说过，可是他固执地不肯相信……而如今……”他起身走了，把从家乡给苔莱季娜带来的鲜美柠檬倒在桌子上。

　　客厅里晚餐结束后，苔莱季娜来到小房间，看见她母亲一个人在哭泣。

　　“他走了？”她惊奇地问。

　　母亲点点头，苔莱季娜叹了一口气：

　　“可怜的人……”

　　说完以后立刻又微笑了。

　　“你看看，他给你带来的柠檬。”母亲对她说道。

　　“多好的柠檬啊！”苔莱季娜箭步跳过去，感叹地喊道。她一只手捂在胸前，另一只手尽可能多地抓一捧柠檬。

　　“别哟，别拿到那边去！”母亲强烈地反对说。可是苔莱季娜耸了耸肩，一边喊着，一边跑向客厅：

　　“西西里的柠檬！西西里的柠檬！”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现在还非常喜欢。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感人，更主要的还是忘不了张艺谋当年讲这个故事时情真意切的情感和声调。他那哑哑的、沉沉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总想流泪。他那伤感的情绪，简直就像故事中的长笛手。我的确被他深切的、悲伤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所震撼了。

　　今天，重新回忆张艺谋为我讲的这篇小说，回忆他当初讲这篇小说时的神情举动，我心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而且似乎觉得又多了一层含意。这层含意不到今天我是体会不到的。


他爱上了摄影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张艺谋爱上了摄影。我从认识的一些爱好摄影的老师和大学生那里，给他借来了许多有关摄影知识和摄影理论的书籍，还帮他借来了几十本“文革”前的《大众摄影》杂志。

　　有了一些书本知识，有了一点理性认识，张艺谋跃跃欲试，想亲手实践，可是没有相机，这真是伤透了脑筋。

　　我们一毛一毛地积攒了两年多直到一九七四年才买了一部照相机。那是一部“海鸥”牌双镜头反光120相机，他爱惜得要命。

　　张艺谋用这个相机后来拍出了不少很不错的作品。如：连续摄影《对弈》（四张）；高调摄影《中国姑娘》；雪景《白云深处有人家》；《小淘气》；《啊，我们这一代》等等，他的不少摄影作品还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过。

　　近几年有些文章里说张艺谋是卖血买的照相机，这个传闻是不确的。张艺谋没有卖过血，倒是献过一次血。那是在工厂时，车间里的一个男工因工伤流血过多需要输血，车间领导动员大家献血，张艺谋也献了二百毫升的血。


我又一次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陈凯歌写的介绍张艺谋其人其事的《秦国人》和不少文章都提到过我为张艺谋放弃了上大学的事，这的确是事实，但细节上多少有点出入。

　　“文革”中，大学从一九七二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很想上学，可当时规定要有两年实践经验者才能报考，我不够资格。一九七三年我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连成绩都未公布，只录取了几个有门路的人。我憋足了劲，一九七四年又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还是一个样。到后来经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折腾，使上大学几乎全成了靠基层“推荐”。我失望、灰心，把心中的苦恼说给张艺谋听。他先是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向他提过上大学的事，继而他心情沉重，说：“你为什么要去上学，现在的学校你又能一定会很高兴，根本不会有什么其它想法。”他神情更加忧郁，说：“这不是你主观愿望想要变，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你想，你和你的同学们朝夕相处，共同语言多了，不由得你不变……”我虽然很生气，但也感觉到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他怕我离开他，这还是叫我挺感动的。看到他那副痛苦的样子，我心软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自私，只为自己一时上不了学痛苦，而没有替他想想。我思前想后，想不了少，最后对他说：“你别太伤感，我不去上什么大学了，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一九七五年，又到了大学招生的时候，车间里分到了一个名额，是上海交大铸造工艺专业。车间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去，但我还是把发给我填写的表格送了回去，表明我不再想上大学，我说留在车间里一样学技术。对于我的出尔反尔，车间领导挺惊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为了张艺谋而放弃了这次机会。

　　放弃了这次机会，没能上大学我不怨张艺谋，因为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现在后悔的并不是失掉了这一次上学的机会，而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我没有果断地决定去报考，这才是我终生的遗憾！

　　记得一九七七年大学招考前夕，厂大门口张贴了一长溜高校招生的简章，那么多院校，那么多专业，有些院校和专业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我一下子感到祖国是那么大，心情既激动又舒畅，想上学的念头又从心底被搅动起来。我开始作复习功课的准备，但是不久我的热情便减退了，张艺谋那痛苦的声音时时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忘不了我对张艺谋的承诺……，我又一次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地震成全了我俩的姻缘

　　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去了一趟北京。去北京一是想让张艺谋增长见识，二是想让他和我姐姐一家接触一下，以便姐姐出面和父母谈谈，让我们的婚事顺利订下来。

　　那真是一次闪电般的旅行，节奏之快令人难忘。一到北京我们两人就买了月票，因张艺谋只有十一天假，所以十一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跑出去，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姐姐和姐夫笑我们说：“这哪是玩乐呀，简直是玩命，是疲于奔命！”张艺谋大小伙子一个，体力好不觉得什么。我连续跑两三天后就有点吃不消了。每天早上起床时浑身上下每一个骨节都疼，头沉得怎么也抬不起来。但总觉得张艺谋时间有限，这种机会难得，就硬挺着陪他到处转，生怕漏掉一个可看的景致和去处。那些天虽然很累，可我们非常愉快。我们拍了许多风景作品，这也是我们来北京的目的之一。我在张艺谋的指挥下，有时在风景照片里当点缀，有时拿着树枝在镜头前作近景，有时撑着衣服为他的花卉特写镜头作背景或衬底，我们的兴致高极了。

　　我们也逛商店，我们出入的大都是照相器材商店。那时我们根本没有钱买，只是进去看看，一饱眼福。不知转了多少这样的商店，最后只花了不到十元钱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在前门大栅栏一个照相器材门市部买了一个塑料显影罐；另一件是在一个商店里两块钱买了两只处理的大玻璃啤酒升。张艺谋说这玩意可以冲胶卷，代替显影、定影器皿，比用碗方便得多，也科学得多。

　　经过十一天的奔波，张艺谋拿着他那些宝贝，兴高彩烈地回西安去了。我却疲乏至极，在姐姐家躺了十来天，度完一个月的假期才回到厂里。通过这次接触，姐姐和姐夫对张艺谋象很好。姐夫也爱好摄影，他们认为张艺谋很有才气，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的姐姐也因此受了罪。她的儿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也就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唐山震后，北京震感明显，姐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两张火车票，两口子顾不了坐月子的许多禁忌，千里迢迢到了西安。

　　我在兴平一接到家里的信，说是姐姐来了就急忙赶回西安。一家人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深夜。临睡时，姐姐凑近我低声说：“张艺谋来过了！”我吃了一惊，以为姐姐在开玩笑。因为张艺谋一直坚持说：“只要你父母不同意，我就不去你家。”他改变想法了？姐姐笑笑，轻声说：“你姐夫去找的他，别看你姐夫老实巴交，办事还挺能，一找就找到了。”姐姐还告诉我说：“前一个星期天，张艺谋买了一只鸡拿来，放在门口就走了，真是个犟小子！”

　　听了这些话，我很感动，觉得张艺谋平时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倒挺会来事，也挺会关心人，还知道姐姐坐月子需要营养呢？我脑子想着他一摇一晃的身影。他大概把鸡放在门口，头也不回就走了，走得大大咧咧，晃晃荡荡，那样子一定很可爱。

　　后来，张艺谋陪我姐夫去临潼，爬华山，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张艺谋还把他近几年中拍摄的较好的作品拿给姐夫看，姐夫和姐姐都一致认为：“拍的真不错，的确有才气。”他们两口子不断在父母面前说张艺谋的好话，劝说我父母。最后，两位老人终于同意了我与张艺谋的婚事。没想到唐山地震这个自然灾难倒使我因祸得福，成全了我和张艺谋的姻缘。


投考电影学院

　　一九七八年张艺谋打听到北京电影学院要招生，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积极做着准备。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兴奋而紧张。我千方百计地到处给他借书，帮他整理材料。张艺谋精心地裱糊好许多硬纸板，把自己拍摄的好作品收集粘贴成册，并详细地将每一张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五月份他利用一次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把这本册子带到北京去找招生的老师们看。那几个老师把张艺谋的作品传着看一遍，都面露喜色，非常欣赏，说：“从来没有见到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一问年龄就直摇头。张艺谋那年已二十八岁，摄影系最大年限是二十二岁，他已超出六岁。这些老师都是搞专业的，作不了主，他们对张艺谋说，他们向学院反映这个情况，建议他先返回西安，等待西安考点的招生组去。

　　来西安招生的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张艺谋也极热情。他们都很欣赏张艺谋的摄影才能，却又为校方不能放宽招生年龄而替张艺谋惋惜。他们对张艺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主动表示要尽力帮助他。老师们还到过陕西省文化局，反映了张艺谋的情况，向他们竭力推荐张艺谋，请求他们帮助张艺谋，使他能发挥才能。谁知对方反而嫌这些老师多事，当面顶了回去说：“你们好好招你们的学生，少管这些闲事。”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个小青年，一个叫王进，现在在西安美院搞摄影工作；另一个叫吴俊，现在在西安晚报当记者。当年他们都很佩服张艺谋，把他当老师看待。结果这两个小青年都拿到了准考证，张艺谋却因年龄关系，连考场都没能够进去。王进人踏实、勤奋，基础也不错，张艺谋认为他有希望，就把自己所知所会尽数教给他。我说张艺谋：“你自己连考场都不能进，还好为人师。”张艺谋深沉地说：“这次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如果帮助王进考进去，那以后我求他在学校里帮我借些好的摄影书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这些书籍，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听了他的话，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哭，说道：“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是“老三届”高中六六级的学生，酷爱摄影。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报考志愿表上填写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他终于没能上成学。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国家急需人才，破格录取也有先例。他要我们快点准备。我和张艺谋真是万分高兴。张艺谋接连干了几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实，又给黄镇部长写了封非常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写好后马上就寄了出去。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黄镇部长不仅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艺术家。周末经常请一些老画家、老艺术家到他家里作客，白老先生就是常客。当王涤寰把作品和信交给白老先生后，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秘书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经过研究考虑，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他走后，我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他终于要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当我第一眼看见他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高兴的表情时就猜着了八九分，但还是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行吗？”他笑着说：“当然行了。”在与他相处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坦然愉快。

　　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由衷地为张艺谋的入学而激动，也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时候，我和他相爱；在他内心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和他相亲。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

　　当时我们厂和国棉八厂的许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对我们婚姻前景的担忧，但我心中异常坦荡。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我们的结合是这种爱的必然结果。

　　张艺谋也非常气愤一些人的庸俗之见，为了表示他不变心的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来到兴平，我们领了结婚证。


我做了一件大事

　　在热烈的气氛中，张艺谋走上了他崭新的人生之旅，我虽然不能和他陪伴在一起了，但我总是远远的送去我的祝福，原先是一位恋人的祝福，如今是一位妻子的祝福，我的一颗心也在隆隆的列车声中随着张艺谋远去了。

　　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还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提出建议，要我设法调回西安。

　　张艺谋走后我最致命的困难是精神上的空虚。我觉得自己象一只突然迷失了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里徘徊，孤独几乎每时每刻都笼罩着我的心。在此之前的十三年中，我所有的生活几乎都和他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合二为一相互紧密依存的生活。由于他的离去，我突然惊讶地发现，世界对我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不可思议。爱情在给人幸福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创造力，我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庸人！

　　有好几个星期天，我早晨一醒来就下意识地慌慌忙忙地收拾东西，准备赶班车到威阳去。这种举动总是在某一刻又突然停止，理智告诉我，张艺谋走了，咸阳已经不是我的希望所在。现在，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他都是在遥远的北京。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就骤然冷下来，一种徬徨、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我变得脆弱而又敏感。我不敢回西安，马路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使我倍觉孤独与凄凉；节假日我不愿呆在宿舍里，同宿舍的女友们，有的回家，有的接待前来约会的男朋友。这一切我都有过，然而当时并没有感到其中的欢乐，眼下却饱尝了失去这一切的痛苦。这是一种无法排解、无法逃避的痛苦。我需要解脱！

　　解脱的唯一办法是劳动，是工作。铸造车间造型工的活儿是相当苦的，特别是对女人来说就更苦了，但它能使人暂时忘掉一切，专心致志地干活儿。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了我精神获得休息的唯一方式。就在这时，出现一个小小的机遇，有人推荐我去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一下子被这件事吸引了。他现在是学生，我如果成了教师，这多有意思，我怀着一种难以抑制，不忍独享的喜悦心情，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张艺谋。还饶有兴味地对日后生活作了一番憧憬，满以为能得到他的支持，结果反而被他教训了一顿！

　　他来信以一种居高临下、不容置辩的口气指责我没有长远打算，被眼前利益迷住了眼睛。还以一种诚恳、急切的口吻要我坚决按他的话去做，争取早日调回西安，等等。他的来信，使我受到震动，也使我感到委屈。在反反复复权衡于自己的处境、心情、实力以及能得到的帮助后，我第一次违背了他的意愿和安排，坚定地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面对空虚和烦躁了。

　　当时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缺教师，尤其缺英语教师，我毅然报了名。

　　我以前在中学里学的虽然是英语，还有点基础，但“文革”中耽误了这么多年，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便拼命地学，利用一切时间学，并收看电大的英语课程。那时候，一般职工家庭有电视机的很少，我就跑到厂里有电视机的科室去收看，星期天也不例外，平常工作日，每当车间里的活一干完，我就悄悄地溜出去收看电视。不久，这事就被我的师傅知道了，他很理解我，几乎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只是要求我一定要干好份内的活，尽量不要被更多的人知道，以免造成不好影响。他的态度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安慰，我十分感谢他，甚至觉得不好好学，连他都对不起。这种心情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后来我收看电视的事还是被车间领导发现了。在一次车间职工大会上，领导不指名地批评了，说：“有的青工干完活就去看电视。”口气相当严厉！我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对这件事表示出那么强硬的态度。我一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要是在平时遇到这种事，定会非常受不了的，可当时我几乎没有这种感觉。领导讲话时，我坦然地坐在下面，平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我不是为了消遣去看电视，而是为了学习，挨几句批算什么呢？我轻松地听完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想：你可以批评我，但改变不了我对于一个目标的执着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我一改以往战战兢兢的作派，变得洒脱自如——这大概是我一生最洒脱的一次。

　　我坚持学了下来，电大英语考试时，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争取进了考场，成绩还不错，于是我顺利地进了职工子弟学校，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结束了造型女工的生涯。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了目的，做了一件有始有终的事，尽管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算是一件大事，是在我的人生中以执著的追求显示出我真正的人生价值的大事。在那次奋斗中我所得到的欢乐和自信心是无法估价的，我太高兴了。

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

　　在学习方面，张艺谋是优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刻苦用功，同时也表现在他对我自学的支持上，尽管我没有听他的劝阻，执意争取当教师，他除了在好几封信里念念不忘的“长远利益”之外，更多的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和学习进展情况。

　　他对我的刻苦自学精神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从各个角度上分析这件事对我和我们今后的共同生活所能带来的影响。认为我这样做，既能丰富生活，又能锻炼意志。同时还非常乐观地预测：将来他搞电影，我可以利用学到的外语知识，帮助他翻阅资料。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实干家，能把非常艰苦、琐碎的日常事物和人生的大目标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张艺谋去北京上学半年之后，和以前相比最明显的一点改变就是特别关心起我的衣着和容貌，这种关心几乎到了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程度。一九七八年寒假里我曾告诉他，我准备做一条蓝裤子，由于忙于别的事，做裤子的事就搁置了下来。开学他回北京后，几乎每封来信都提这件事，要我把裤子做得时髦一些“宁长勿短”，他强调裤子一要臀部包紧，二要长及脚面（当时正流行喇叭裤），他认为衣服要少而精，标准是穿着好看。有一次他在北京市面上碰见一种春秋上衣，认为很不错，因为没钱买就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件衣服的样子，还附上正面、反面图样。在他看来大众化的衣服没有多大意思，穿衣服一定要有垄断性，自己穿的别人很少穿，才能显示个性。

　　我所处的工厂、学校是在乡间，教师要为人师表，我不敢走得过远。所以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说归他说，做归我做。这使他有些恼火，说我思想僵化，不能欣赏美，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有时候措辞十分尖刻，我不由的感到委屈，感到伤心。

　　我这样地爱他，为了他能上学有所作为，我甘愿一个人尝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他在学校里生活得好，在同学的面前不显得紧巴、寒酸，我倾我所有，而他却刺伤我，我隐隐感到他似乎对我正在失去兴趣，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我为自己的处境流泪了，我在给他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谁知，他却大发雷霆，说我的多疑影响了他的情绪，指责我不理解他，是个需要别人安慰的“小孩子”。像这样的“小磨擦”，时有发生，很折磨人。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九七九年暑假，我决心去一回北京。我约了两个与他与我都认识的女朋友一块去，放假之前先去信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不同意，马上就给我写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你做事太欠考虑，一听说有假期就兴奋得忘乎所以，太简单化了！你们三人来京，若一同住在肖娜家，正值暑期，住宿非常不便，这尚且不谈，我要同你们一道出去，但我却在城里没地方住，难道我大热天每天往返百里不成？再说几个人一同去玩，我根本就没此兴致，跟你单独一起是我的愉快、舒适，但除此而外简直是负担！到头来撇给我一大堆没完没了的纪念照，还要忙个不停。这对我从精神到体力没有什么兴致与刺激，也根本没有激情！我们本可以安安静静地度过几十天时间，干嘛又要舍弃这些，而去追求“进行曲”呢？……

　　他还在信中说：我回西安除了爬华山外，唯一的安慰与向往就是同你一起过几天安静日子，写点东西享受天伦之乐。我希望你能理解，不要因为我阻拦你来北京而生气。我所渴望的并不高，但却是我在繁忙中藉以安慰自己的一点清泉，希望我的这点愿望不要落空！！我这次回西安主要有两个目的：①写作兼休息，这只有同你相处方可适宜。②爬一趟华山，搞几张作品。看来光凭过去的一点老本恐怕将来无立足之地，除了学习还要抓紧时间搞几张创作，这些都是将来工作的本钱。

　　他有他的道理，但语气的生硬和不愿为他人付出一点牺牲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他的将来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照办了。从此，我不知不觉地在他面前失去了自己，事事由着他，直到后来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十年还乡泥泞路

　　一九八一年六月份，张艺谋的奶奶去世了，当时他因为课忙没有回来。暑假期间我们一块到老人家的坟上去烧纸。回来的路上我们谈了许多，由奶奶的一生谈到人的生生死死，生出不少感慨来。张艺谋告诉我，他想去插队的地方走一趟，为将来创作找一个生活基地。我当然太高兴了，当下就决定过两天动身前往。

　　那天，一大早我们来到西安市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开车时间还没到，我们来到饭馆门前，看见炸油条的摊子前，围着许多人，我正想进去买，张艺谋拦住了我，示意让他去，还神秘地指了指胸前别着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我会意了，就让他去试试。

　　那个卖油条的姑娘看见了他的校徽，竟隔着几个人把油条递到他手里。他为此十分得意，一边吃着，一边问我：“怎么样，灵不灵”。我被他那副赖样子给逗乐了，故意气他说：“如果那个卖油条的不是个姑娘而是个老师傅，就不一定会买你的帐。碰你一鼻子灰，看你还得意什么！”他抽着鼻子白了我一眼，看着他那白我的眼神，我开心极了。

　　车还没到乾县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下车后，眼看着雨越下越大，只好先在车站的房下避一避雨。旁边有两个小男孩，看见张艺谋胳膊上带的电子表，电子表盘上数字显示一闪一闪的，感到非常新奇，“噢，碎碎的颗颗（小小的点点）。”听到了这有十年没听到的当地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不由相视而笑。雨稍小我们就赶路了。雨天风很大，走在田间的土路上有些滑，张艺谋跑前跑后为我挡风遮雨，可是没一会儿工夫我俩还是被淋透了，天灰蒙蒙的，和庄稼的颜色混在一起，空气中有一种青草气，很清新，很舒畅。四周那样静，只有雨打在庄稼上的“沙沙”声。张艺谋滑倒了，我不由得尖叫了一声，由于太静，这一声传得又高又远，惊的我和张艺谋都不相信这竟是我发出来的声音。

　　到了村头，路就更泥泞了，走一步鞋子就被拔掉一次。我的鞋被拔得脱帮，只好提着鞋光着脚丫走。雨还在不停地下，雨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张艺谋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过头来和我说话，突然他停住话，眼睛盯在我的身上直发愣，嘴里连声说着：“位置不对，位置不对。”

　　“什么不对？”我疑惑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发现腰间鼓鼓囊囊的，就不由得撩起上衣一看，原来是胸罩里面的那层薄海绵浸饱了雨水，下沉垂到了腰间，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这笑声夹杂着雨声在田野里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一进村就看见我们村饲养室的大黑漆门。那门特别大，原来上面有张艺谋画的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现在毛主席像不见了，只有两个大红圈。村子比原来大了许多，原来饲养室离村子还有一截路，现在都快连在一起了，我们正在端详着曾住了三年的饲养室大院，村头上住的几户人家看到了我们。他们喊：“艺谋和肖华回来了”。因为是雨天，大伙儿都没出工，一会就来了许多人，我们换上农民给我们拿来的干衣服，大家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

　　张艺谋告诉大家，他现在在北京上学，学怎样拍电影。将来学成之后，要拍电影就到咱们这个村上来拍，大家连声说：“行，行，好得很”。

　　曾经和张艺谋一块浇过地的那个九叔，关心地问我们结婚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九叔说：“还等啥哩，赶快结婚，老了就没意思了。”大家都善意地笑了。

　　还有个五叔，他年轻时曾在外面干过几天事，我们在队上时，他给张艺谋看相，说张艺谋是个当大官的料。这次我们去看他，他得意地对大家说：“看我当年说到了没有？”这个老头有一颗童心，很爱表现自己，大家也爱取笑他，开他的玩笑，说他满口牙掉的一个不剩，是因为他年轻时天天刷牙捅掉的。大家一直说到天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天放晴了。我们用带来的小相机，挨门挨户给全村四五十户人家，每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有的要求给家中的老人单照一张，以备后用；有的托人来说，儿子要相对象、说媳妇，想单独照一张给对方看，我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第三天我们准备走了，我才想起我们脱下的湿衣服和我那双脱帮的鞋，不知随手丢在谁家了。这时队长提着一个包来找我们，接过包打开一看，竟是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那双脱帮的鞋也用一块新黑布垫着，密密麻麻地缝好了，我俩不知怎样感谢乡亲们才好！

　　离开村口时，我回头望了又望。啊，北倪村，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我的爱、我的青春都在你那里。


短暂的幸福时光

　　1982年5月份，张艺谋即将毕业，他来信叫我去北京结婚。我按他的吩咐做了细致的准备，并给学校领导打了招呼。学校领导挺照顾我的，批准我教的英语课提前考试。

　　到北京的时间是我事先在信中和张艺谋约好的。买好火车票我又给他拍了电报。上火车，我心里就描绘着他接我的情景。火车进了北京站，我伸着头往车外看，寻找他的身影，可是没有。我非常失望，也非常扫兴。

　　北京站的广场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又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还是没有。我感到特别委屈，就跳上公共汽车，去了姐姐家。

　　见到姐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亲热之情，但对张艺谋的气还没有消，坐下来就愤愤地说：“说好的他来接我，结果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姐姐见我不高兴，连忙说：“张艺谋来过了．专门来打了招呼。你看，给你的东西都放任那里。”我这才发现，张艺谋那个大提包就放在旁边，心里倒也泛起一阵暖意。

　　晚上张艺谋才从学校赶来，进门就忙不迭声地给我解释：“我是早上八九点才看到电报，时间已误，赶到火车站也来不及，知道你一定会先到姐姐家来的，所以就把手头的事办完才赶来。”
　　看着他那副忙乎乎的样子，还一个劲地向我道歉，我还能说什么呢？反倒觉得像欠了他什么似的，直劝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吃完晚饭，大家聊了一会儿后，姐姐突然站起来说：“对了，我得给你们去搭床。”一下子，张艺谋和我都显得不好意思。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将要开始的那种庄严与迷茫的特殊感觉……

　　张艺谋给我讲了他们毕业分配的大致情况。他们摄影系共有二十六名同学，其中就有十四五个是北京人，而留在北京的名额只有十个，这就是说，家在北京的同学都得有几个去外地，家在外地的学生想留北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张艺谋本来想留北京工作，因为他认为，搞电影处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好处很多，信息交流快，容易干成事。可是面对这种局面，留北京显然没有希望，这使他非常难过。我建议他回西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他向我解释说，西安只有一个名额，而从西安来的则有六个人，先不说争取会有多大困难，就是争取到了，他在西影也不一定会被重用。而且他比别人大近十岁，需要马上投入工作，如果再耽误时间，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时间不等人，岁月不留情。再者，他是他们家中的长子，如果回到西安，家中的大小事毫无疑问地会先找他。他不想陷入家庭琐事中去，只渴望一心一意地工作。最后这一条理由，除了反映出张艺谋的工作热情很高外，不难看出，张艺谋已经具有了不愿承担家庭责任的倾向，只是我当时并没有能感到其中的严重性。

　　这段时间，张艺谋的情绪似乎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偌大的床上只有我一个人，不觉吃了一惊。四下里一张望，黑暗中看到沙发那边有个红点一闪一闪的，是他坐在那里抽烟。我心头一紧，意识到他心里一定有什么巨大的痛苦，这痛苦会是什么呢？是不愿和我结婚吗？是分配工作不理想吗？我跳下床，蹲下身子，抱着他的腿，轻声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事心里烦？是为了分配的事，还是……”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学校已经风传让张艺谋他们去广西厂。由于广西比较偏远，同学们都视若畏途，认为就像发配去西伯利亚一样。张艺谋曾经联络了几个同学争取去潇湘厂，他们认为潇湘厂虽是新建，但毕竟在内地，实力也比广西厂强些，加上分配到那里的名额多，同学们在一起容易形成一股力量，容易干成事。谁知这一努力也失败了，这使张艺谋十分痛苦。他对我说：“只有去广西厂了，这可能还是入学时和学校的不愉快，使他们始终对我抱有成见。去广西厂后，我一定要奋发努力，干出样子来，让学校请我回来，证明他们错了。”

　　除了广西厂别无选择，张艺谋也就死了心，准备提前往广西托运行李。我也天天跟他上街，筹办这一切。张艺谋其实没有多少东西，除了一套铺盖，一箱衣物外，最值钱的就算那一大纸箱子书！这是他上学四年一本一本积攒起来的。他特别重视这只箱子的包装。除把书用细绳捆扎之外，还在纸箱上捆了好几根铁丝，为的是即使遇上野蛮装卸，纸箱破了书也不至于散失。

　　就这样忙乱了近一个月时间，事情才稍稍有了头绪：毕业证已发，行李书箱已托运，学校也正式放假了。姐姐一家三口要到西安探亲度假，他们便把房子留给我俩使用。

　　直到这个时候，张艺谋的心、才算安静下来，才有了心思陪我玩。这是我们在一起很少有的时间，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我才能找回我自己，才能感受到夫妻恩爱的真正乐趣。我们去了圆明园、八达岭、颐和园、北海，照了一大批照片，这是我们在一起拍照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此后再也没遇上这样的机会。

　　到了后来一段时间，我明显地开始挑剔饭食，特别想吃酸东西，每次去饭馆吃饭，总要一盘酸黄瓜，还没等饭菜上来，酸黄瓜早就一扫而光。开始还不介意，后来细细一想，不由得脸红心跳，莫非是有了？我把这话告诉张艺谋，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酸儿辣女，一定是个儿子！”“这几天要好好看球赛，培养儿子的兴趣，长大了让小子踢足球！”当时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我们沉浸在对未来家庭生活无限美好的憧憬之中。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后，张艺谋的学校生活和我们的蜜月同时结束了。

　　回西安途中，张艺谋谈了他以后的打算，他动情地对我说：“学校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拼搏开始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闲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小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说到这里，他停了停，深情地望着我，说：“说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无能为力……”他的话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拉着他的手摇了摇，表示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也许是为了排解忧虑，他笑了笑，继续说：“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事业心强。想干什么，一门心思都用上了，就是在身边也不一定能照顾好你。”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同行作妻子，这样她就能和你一块干，对事业有好处！”他说，“从表面道理上似乎是这样，但我不愿意。首先，现在的女孩子我不了解她们，就拿我们班上那三个女同学来说，我和她们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生活、环境、经历都不一样，思想感觉也不一样，这个差距很难弥补。而咱们相处了十几年，我极了解你，你虽在事业上直接帮不了忙，但你在其它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多，这就够了。再说夫妻之间怎能整天谈什么艺术、事业，在外面谈已经够累了，在家里我需要的是温顺的妻子，安逸的家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

　　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汽车站而去。

　　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女儿出世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三十二岁，这在医生眼里已列入高危产妇，医生几次试图给我做剖腹手术，可妈妈总是认为自然生产顺乎自然规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剖腹。就这样，我在一切听其自然的心情下，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后来张艺谋告诉我，他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当别人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代表青年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

　　会后，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起名字。提了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军钊说：“今天是四月一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三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说也奇怪，从打末末出生以后，张艺谋在事业上就开始步步上升，连连获得成功。

　　末末四十天时，张艺谋回来了。他是趁《一个和八个》从河北外景地转往宁厦外景地的途中下车来看我们的。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多日来的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会抱，想模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傻样子，我心里真是惬意极了。

　　没想到第二天末末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急忙将她抱到医院去看，大夫怀疑小孩有心脏病，还问我们双方家里有无心脏病史，建议住院观察。我和张艺谋一听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办了住院手续。

　　张艺谋在西安只能呆五天时间，遇上了这事，他非常着急。每到下午探视时间，他早早就来了，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过了两天，末末的烧退了。医生也确诊她不是心脏病，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末末这次住院给张艺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之后，他再次回家之前，都要在来信中嘱咐我：“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他越来越自信

　　张艺谋要去陕北拍《黄土地》了。定时告诉我，西影要放《一个和八个》，他已和张子良（《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编剧）说好，到时通知我。我心里高兴极了，为自己终于能看到丈夫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自豪。这两年他在外面风风雨雨，艰难奔波，不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吗？我早一天看到他的作品，就能早一天体会到他的苦乐。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张子良来告诉我说，晚上西影放映《一个和八个》并说好他在厂门口等我，带我进去看。我随张子良顺着楼梯往三楼放映室走，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一个和八个》，因为那天下午厂里已放映过了一场。

　　张子良把我领到放映室的座位上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我坐在椅子上，虽然竭力作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耳朵去听别人的议论。

　　“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有人问。

　　“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应当刮目相看了。”另一个人说。

　　“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那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我后面的—个人激动地说着。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不知不觉就放映完了。放映室的灯刚—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大家对影片的肯定，因为营业影院里没有这种习惯，还以为西影的人都文明，对每部片子都采取这样礼貌的态度。

　　那天晚上，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脑子里老出现那—幅幅油画似的电影画面，似乎感觉到了张艺谋拍这个电影时憋的那股劲，下的那些工夫。我虽然说不出这个电影好在哪里，但我喜欢它，由衷地喜欢它。

　　张艺谋拍完《一个和八个》回家来时，带了一个剧本，我看到了就随手翻了翻。

　　“你看了这个剧本后，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问。我一时答不上来。

　　“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说完他自己笑了。

　　“噢，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的分镜头剧本是四个人共同讨论的，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何群、肖风他们困得去睡了，他和张军钊还在谈。一会儿张军钊也支持不住了，就说：“艺谋你把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些记一记。”往往是他们三个都熬不住，去睡了，他却还在苦思冥想，写着分镜头剧本，这个剧本他付出的最多。有好多后来大家评论有新意的场次转换等等，都是他提议的。通过这次验证，他对自己在电影方面的能力建立了信心。

　　我也感到，张艺谋在任何事上都越来越自信。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默默地有了要当出色导演的想法。



三色气球

　　一九八四年春节，张艺谋因拍《黄土地》要去北京。当时末末只有几个月，我不能远送，就陪他到汽车站。一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保养好身体，把末末带好，孩子有病要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去医院看，等等。我心中不免有些凄凉，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知道他也是为了事业去拼搏。在这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谁不愿意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

　　走出胡同口，远远看见一辆汽车就要到站，他赶快跑去是能赶上的。我心里更是一紧，他立刻就要离我而去了，真不愿意让他走，但又怕他误了时间，犹豫了一刹那，还是强忍着说：“你赶这趟车还能来得及。”他没有动，还是和我并肩缓步往前走，说：“不急，等下一辆吧”。我欣慰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的心情也和我一样。

　　走到车站，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嘱咐我。每次他走都是这样，出门时一定要把嘱咐过的话再反复叮嘱一番，似乎不这样他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喜欢他这样，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太少了，能多听听他说话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突然，他把肩上的背包交给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干什么，他已跑到马路上了。我极力在猜想他去干什么，是看到了熟人？还是想买什么东西？车到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提着他的包往后退了几步。等车开走，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三个色彩鲜艳的氢气球，已走到马路中间了。他跑过来对我说：“给末末买的。”

　　“你真是的，末末还不到一岁，哪会玩气球呢！”

　　我一边笑着，一边接过气球说。

　　“当然不能给她抱在手里，那样我还怕崩着她呢。把这三个气球拴在一起，松开手它们就会飞到天花板上，让末末躺在床上看色彩和形状”。

　　他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气球往家走，一路上我不停地抬头看这三个气球：红、黄、蓝，如果这个红色的是我，这黄色的是末末，把这蓝色的就是他，这三色气球正好象征着我们三口之家，他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想的。想到这些，因分离而凄凉的心情也就好多了。

　　末末果然很喜欢这三色气球。没过几天，氢气渐渐跑光了，气球再也飞不到房顶上去了，我就把它们拴在末末的小童车上，让她随时都能看到它们。

　　以后，每到过年，看到路边卖氢气球的，我就会想起那属于我也属于我们的三色气球。然而，那只不过是记忆罢了。

　　我上班后，仍然代三个班的英语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只好把末末托管在别人家里。每天早上由那位阿姨来接，末末一见她就嚎啕大哭。我坐在屋里听着末末的哭声从三楼到二楼，又从二楼到一楼，响彻整个教师楼，随后横穿校园，渐渐微弱下去……我的心整个儿都碎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让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过了四十天，我和未末都支持不住，病了。我形如枯槁，末末严重的营养不良，小脸蜡黄，牙床因充血而肿胀起来，嘴都张不开。正巧张艺谋的母亲来看我们，一见我们俩这样大吃一惊，连连叫着：“这样还行，孩子都失了形，人都成这样还上什么班，快跟我回去。”不由分说，去校长那里请了假，我带着末末又回到了西安，去医院一检查，末末的血色素只有7克。

　　我们回西安没多久，张艺谋他们也到西安来给《黄土地》录音乐。尽管大多数的时间他还是忙他的事，不回家，但我总觉得有了主心骨，心里踏实多了。



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份，我带着末末同作曲家赵季平一起去了北京，在这之前，张艺谋来信说，《黄土地》已在北京放映了几场，反映强烈，震动很大，他们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做，所以还需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带着末末去北京与他相聚。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北京。

　　这时，张艺谋、陈凯歌、何群正忙着拍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强行起飞》。这是给空军拍的一部片子，反映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上，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为了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空军的实力、接受党中央的检阅，在天气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危险强行起飞的经过。

　　在这次工作中，张艺谋认识了空军高政季的女儿高力力，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力力是个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带点男孩子味道的女子，她与人谈话、交往表现出来的豪爽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和可爱。她从陈凯歌和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没地方住，就把甘家口她家原来住的两间房子借给了我们。我们就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那天要从姐姐家里搬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到甘家口，陈凯歌带着《黄土地》组的几个人来帮忙。他们从五楼上一件件往下搬东西，上上下下许多趟。当时我姐姐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很清苦，没有闲署的被褥，就从床上抽出两条被子、褥子给我们。这些干净而破旧的被褥和用具，对我们过日子是再适用不过了，可在外人面前我又怕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凯歌似乎理解这一点，说：“俗话讲，‘破家值万贯’，置个家不容易呀。”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

　　《强》剧完成后，张艺谋没什么事了。而这时《黄土地》的反响很大，他和陈凯歌合计着想趁这个热乎劲儿，再拍一个情节片。为了工作方便，张艺谋让陈凯歌天天来我们临时的家里商讨剧本。我当时最发愁的就是给客人做什么吃？我和张艺谋每天都随便煮点面条下肚，对客人这样怎么能行？可陈凯歌并不在乎，碰上什么吃什么，吃得也很高兴。张艺谋爱吃面，为了不单调，我只好在面条上下工夫。今天是麻辣面，明天是炸酱面。那天我做卤面，陈凯歌看我把生切面放在炒好的菜上焖，很新鲜说：“面还可以这样做”。面熟后，他吃着连说：“好吃，好吃。”有一次包饺子，只准备了两个人的，没想到陈凯歌要来。他进门看见案板上摆着的饺子，说：“哎呀，肖华这饺子包得好。”我不好意思笑笑，知道这是客气话，没想到他还对他妈妈说了，后来我去他家，他妈妈还说：“听说你饺子包得不错，过年来我家过吧，帮我包饺子。”

　　在甘家口住的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个新朋友罗雪莹经常来。张艺谋告诉我说，罗雪莹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他们通过陈凯歌相识。罗雪莹给我的印象很好，她对人亲切，既没有电影圈里的那股高傲味，又不失文雅大度。她每次来总是评论电影，谈电影界中的事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一些电影圈内的事。

　　有一大晚上，罗雪莹来访，说某作家有一个写好的本子，是写对越反击战的，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热情地把该剧的大致内容讲述了一遍，并说她向这位作家推荐了张艺谋，希望张艺谋接下这个本子。张艺谋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戏我拍不一定能拍好，这个本子不太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苍劲，浑厚的东西。我建议让吴子牛来拍，他一定会喜欢这个本子，我了解他，他喜欢人情味的东西。”我觉得张艺谋还有另外两点想法没有说出来。一、那时他认为自己改导演时机还不成熟；二、对越反击战这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题材，张艺谋由于家庭问题，对沾政治边的事情一向很谨慎。

　　我们在甘家口住时，正赶上北京举办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他对我说：“我本来买了两套票，后来一想，如果咱俩个都去看，末末谁管呢？就退掉一套，这一套咱们换着去看。”于是，第一天吃过午饭，张艺谋很自然、很轻松地说：“我去看电影了。”第二天他似乎想起说过两人换着看的诺言，他试探地说：“今天你看怎么办，谁去呢？”见我没有吭声又说：“你一去三四个小时，末末肯定要哭，她一哭我真没办法！”他真鬼，很会钻我的空子。我心里的确是放心不下末末，也看出他非常想去，就说：“算了，还是你去吧！”他高兴了，说：“这也对，你是看故事，我去是工作，我需要多看电影。”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孩子，自私的孩子。如今，对我和张艺谋都有所了解的一些人，说是我惯坏了张艺谋，惯得他总以自己为中心，不知道去关心对方，体谅对方，我觉得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在这段日子里我与张艺谋的感情是相当融洽的。每次他晚上回来，不管多晚，我都要给他等门。他经常是进门来不及脱掉外衣就奔到床前，吻吻我，亲亲睡着了的女儿。然后就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事，看的是什么电影，内容是什么，影片好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我记得他特别欣赏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说这部影片在色彩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作者敢大胆地把自然色根据内容需要而“戏剧”化，把本来是黄色的沙漠拍成红色的，让人们认可。这些将来都可以借鉴。

　　一天，张艺谋回来说，他的同学吕越要来，已讲好让他晚上来家里吃饭。早就听张艺谋说过吕越，说这孩子很有出息，在学校时特别好学、特别用功。无论什么时候，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书，有空就掏出书来看，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上街玩，另的同学逛商店，他竟能坐在马路边上看书等同学们。这使我没见面就对这位同学颇有好感了。听说要来吃饭，我有点着急，家里什么也没有，请人家吃什么呢？人家是第一次来，太简单过意不去。我和张艺谋商量，他出去买了只烧鸡回来。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这样奢侈。

　　吕越来了，平头、布鞋，一身朴实的学生打扮。他和张艺谋寒喧过后，极自然、极热情地把手向我伸了过来，我稍稍一怔，因为以往张艺谋的朋友来访，不管男女都是对我亲切地问候一声，我也只报以微笑、点头和相应的问候。今天吕越以对张艺谋同样的礼貌待我。使我感激至深，立刻被他那热情和真诚的表情感染，果断地伸出我的手与他那大而有力的手握了握。饭间，他谈笑随和自然，没有拘谨之感，使人很愉快，他和张艺谋谈起毕业两年来的感慨；谈到当前赚钱、经商的风气；谈到他恋爱的波折。张艺谋问道：“在金钱和女人面前你能超脱吗？”吕越十分诚挚地摇摇头，说：“不能。”张艺谋自我标榜地说：“那你不如我。”我在一旁只觉得张艺谋的话虽使我心安，而吕越的话更诚实坦率，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

　　吕越现在在法国留学，曾来信给张艺谋，说“……当年实习时你、我、侯咏（张艺谋的同班同学）咱们三个在一起谈理想，你想当导演，侯咏想当摄影师，我想出国，现在都实现了，只是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罢了……”的确，也许人就是如此。追求的时候，向往的情感是那样强烈，可当达到目标时，却又觉得不过如此，那时的感受远不如没达到目标时那样强烈。


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元且前后，张艺谋去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青年导演、摄影研讨会。甘家口的家中只剩下我和末末，实在冷清寂寞，我就带着孩子去到姐姐家住两天。谁知张艺谋一天晚上特别想末末，赶回甘家口来，结果扑了个空。我们只有一把钥匙，由我带在身上，他那天晚上连门也没能进，还差点没赶上末班车。研讨会一完，他就急忙赶了回来。那天下着雪，他进门带进一股寒气和雪花，浑身的雪也顾不上打扫，直奔到我们跟前，连连亲吻着未末和我。他身上的雪花沾到了我的脸上，化成点点水珠我却感到特别温暖，张艺谋也动情她说：“真想你们啊，以后我有了资历，有了条件，一定要把你们常带在身边。”他的话使我心热脸烧，就像喝醉了酒，还能埋怨他什么呢？

　　那时，我们的生活挺紧，张艺谋拍片没有任何酬金，只有少许的外景地补贴费。他的工资又在广西厂里，不回厂就拿不到。我由于带孩子请了长假、只能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每月不到三十元。有一天，张艺谋拿回来一个手工捣食物的捣罐说，别人告诉他，黄豆的营养成份很高，每天给孩子吃些黄豆，不亚于牛奶和鸡蛋。他借这个罐子是准备每天给末末捣豆浆喝。我们从自由市场买了两斤黄豆，每天晚上抓一小把泡上，放在暖气上温着，第二天用捣罐捣碎，加糖煮开给末未当牛奶喝，末末很爱喝，我们都很欣慰。剩下的小半碗豆浆渣，我俩你推我让地都想让对方补点营养。我们每人为末末的营养忙碌着。精心地给她做饭，尽量变换花样，让她吃好。末末眼看着就胖起来，身体也好了，整个冬天没有得过病。

　　有一天张艺谋回来，声不吭地在房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来到厨房，看我做饭，一直不说话。我觉得有点反常，抬头看了看他，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兴奋，极立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神秘地看了我一眼，坐在凳子上，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真的？！”我惊喜得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他看我那高兴劲儿，就说：“不过还没有正式宣布，只是评委会评委们通过了。你先不要对别人讲，这是别人悄悄告诉我的。”
　
　“嗯。”我点点头．这么大的喜事突然降临，我真料想不到。但这毕竟没有正式宣布，心里很不踏实，于是，我便问：“会不会变呢？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张艺谋会心地笑笑，他很知道我当时的心情，说：“我认为是不会变的．等正式宣布了，你就会相信是真的了．”

　　第二天，罗雪莹来了，张艺谋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她，她笑着对我说：“不会变，评委会上决定的事一般不会随便更改，除非再召开一次评委会，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你就放心吧！”我心里这才踏实了。我为张艺谋高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从此他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底，张艺谋和陈凯歇去香港参加第九届香港男际电影节（3月29日—4月13日）。他回来情绪很亢奋，讲了一些电影节的情况。他说，当最后一场《黄土地》放映完，他和凯歌随片登台，电影散场竟然没有人肯走，他们整整在台上站了一个钟头，接受观众和记者的提问，在国内还没有过如此热烈的场面。

　　张艺谋从香港回来，末末两岁生日刚过不久，他拿出在香港为末未买的玩具、画板、小头饰、胸花等给末末补生日礼物，嫁凯歇把头饰和胸花给末末别在头上、身上，末来高兴的什么似的。她举着画板让我教她画画儿。我边和张艺谋、陈凯歌说着话，一边随手两三笔画了个猫。陈凯歌见了说：“肖华的画儿，画得很不错嘛。”张艺谋接茬说：“在中学里她就比我画得好。”后来陈凯歌在他写的《森国人》中还提过这事。

　　张艺谋还告诉我说，他这次理了个平头，到香港后好多人把他当成日本人。有一个记者干脆说地像三岛由纪夫。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有趣的，从此张艺谋总是理平头。尤其是出国前五六天定要去理发店理成平头。我家的书架上也渐渐有了三岛由纪夫的书了。

　　紧接着，五月份他又去了法国，参加在戛纳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他到戛纳就寄来张明信片。

　　小蓉：你好1

　　明信片上是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地方，这是戛的城最引人注
　　目的地方。由于历届的国际电影节。使这个只有六万人的法国南部小城举
　　世闻名！我们曾在巴黎通留三天，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在戛纳我们将住
　　七余天，二十三日经瑞士苏黎世回国。回北京后即要去抽《大阅兵》，只
　　有待影片完成后再回家看你们了。举好末末，祝她健康愉快，快快长大！

　　问候爸、妈好！

　　谋谋85、5、9、

　　看着明信片上的那些异国风格的建筑，我的心也好像随他一起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他。一星期后。他只寄来一张明信片。

　　蓉子，你好！

　　上次的明信片不如收到否？这张是戛纳的夜景。我们看电影常常到深夜，
　　为不量多看片，一天到晚乱跑，很累。这个小城很美丽，风景宜人，在地
　　中海边。你和末末都好吗？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希望尽量照顺好孩子，
　　使她吃她睡好。要慢慢对她建行教育了。我大的在八月底才能拍定《大阅
　　兵》而后田家。忙乱之余很想念你们。问使爸、妈好！

　　谋谋85、5、16

　　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这两张明信片散发着爱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同年十二月他又与陈凯歌一起去了美国夏威夷。他们的《黄土地》在这次夏威夷电影节上获得了摄影最佳奖。

　　张艺谋又要去忙他的第三部片子《大阅兵》了。临走前，他告诉我说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有意把他调到两影来。他虽然同意，但知通广西厂不会轻易放人，一时半会儿也调不来。建议把我先调到西影，吴天明答应了。

　　《大阅兵》拍完，张艺谋回家来，带广许多鱼、肉罐头。在湖北外景地拍摄的时候，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大，在作现场不时有人中暑、昏倒，摄制组每顿饭给大家发一个罐头，补充营养。他没舍得吃，都给末末带回来了。我听了后，心疼得鼻子直发酸，说：“你自已应该吃，孩子需要，可你更需要，那么消耗体力的工作，营养跟不上，身体会垮的。你身体坏了，可就什么都完了。”

　　就在这时，我得到通知，我调西影的事办妥了。厂里破例分给我们一套一间半的房子，我们搬到西影。后来我才知道，是张艺谋对厂里说，他在岳父岳母家住得不顺心，经常发生口角，不能再继续住下去，要求立刻能分一间房子。自从末末出生以后，我们一直在我父母家中住。父母帮助我照料末末，对张艺谋也极好，很赞赏他的事业心，而张艺谋却这样胡诌，也太不应该了。

　　搬家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这张床还是我姐姐一九七七年在北京给我买的。厂里借给我们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我把那间小屋作为卧室，放上那张床和装被褥衣物的大纸箱，大房子作为起居室，摆上写字台和书架，还有一把椅子。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空空荡荡，显得特别大。末末可高兴了，在房子里骑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朋友或同事来家里，我都很尴尬，因为只有一把骑子，让来让去，最后总是大家站着说话。所有我家里人都说：“你们这个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临时的。”但这些在我的眼中却是那么完美。我和张艺谋经历了十几年的磨难和分离以后，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多么值得庆贺啊！这个家虽然清贫、简陋，却是一个温暖的家。我精神十分愉快，夜里常常睡不着觉，看着身边熟睡的丈夫和女儿，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拥有一个有事业心的丈夫，还有一个漂亮、听话、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清贫而温馨的家，我已心满意足了。

　　当然，我决不会心满意足得忘掉了过去。

　　从张艺谋给我写第一封信起，到一九八二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止，整整十四年，其中三年的农村生活，七年的工厂生活，四年的学校生活，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书信大捆。搬家到西影厂的时候张艺谋见儿还保存着这么多的信，就让我把信全部都烧掉，还索回了他在一九七二年写给我的一封血书。记得当年我收到他的血书后，约他回西安，见面时，我发现他的右手中指上裹着胶布，立刻明白了血的出处。我查看他的伤势，他告诉我：他下决心后，先拿针扎了两次，出血不多，写一两个字就凝了。后来他用木刻刀使劲捅了一下，这才血出如注，写这封三张纸的血书，他在手指上共捅了三次……。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发誓，再不使他流血，不管是心录上的还是躯体上的。

　　说实话，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情，我一直认为血书这种形式不一定必要，尤其是一个真正的的男子汉，本身的自信和能力就足够了！所以当他向我索要血书时，我很理解地还给了他。但他要我烧掉十四年间全部的信件时，我却痛苦了。

　　“为什么不能再保留这些信件呢？”我问。

　　“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听到“离婚“两字，我感到屈辱和陌生，我决心把信烧掉。可最后烧信时。我还是没有舍得把信全部毁掉。只烧了在农村和工厂时的信，他上北京电影学院那四年的信我仍保留至今。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回亿的、无论是苦难的回忆还是美好的回忆。

　　一九八五年底，张艺谋来西影厂报到，他和广西厂签了一年合同，给西影厂干一年，与吴天明合作拍《老井》。

　　调进西影后，厂里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既安静又可以看书读报。看的东西越多，越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又勾起想上学的念头。我满怀希望地和张艺谋商量，想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没想到，他听完我的打算，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去上学，那末末怎么办？”

　　“放在你家里，让你妈妈帮忙带。”我建议道。

　　“那不行，我妈还要上班，再说弟弟他们的孩子已经在我妈那里，哪能再看末末。”

　　“那就雇个保姆”我说。

　　“说的好听，哪来的钱，再说我长期不在家，你去上学，把这个家和末末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你能放心？”他连连摇头摆手地说。

　　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争了起来，我很生气。他说的那些话，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对他的态度生气。他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你是女人，你不能去上学，只能在家里管家看孩子。

　　这一次我没听他的，还是坚持报了名，自己开始复习。可惜的是，临到考试那几天，末末突然生病，张艺谋又不在家，我只好又一次地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这段时间我突然感觉身觉强烈的不适，仔细一想，不禁叫苦连天，我怀孕了。没办法，只得决定做人流手术。

　　那天下午，张艺谋去托儿所接末末，回来后忍着笑告诉我，他一去托儿所，末末和他们班的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老师叫：“张末，你爸爸接你来了。”末末抬头看了看张艺谋没有动。老师又说了一句：“你爸接你来了，还不跟着回去？”末末说了声：“我让妈妈接，每天都是妈妈接我。”就仍然玩她的。张艺谋走过去拉她，她扭身就跑和张艺谋在托儿所的院子里转起圈子来，不肯跟张艺谋回家。托儿所的阿姨们都捂着嘴笑。我听完张艺谋的叙述也不由地笑了。

　　晚上我吃了一顿张艺谋做的饭，这是我在病床上唯一的一次吃他做的饭。吃完晚饭，楼下有人叫。说厂长找他，他慌慌忙忙地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告诉我：“厂长让我明天去山西选演员，我想说你的情况，没好意想说出来，就这样定下来了。明天中午两点的飞机，一点钟到厂门口等车。”我听后心里很感凄然，组里的工作固然不应该因个人的私事受到影响，但我在他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一个女人在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可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生末末时，他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没有办法；这次他在身边，却又要走，我心里委屈极了，怨恨他不把我放在心上，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女人一生中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时候能有几次！我不禁伤心地想，假如有一天我病得快死了，而这时又正好有一个显示他才能、让他成功的机会，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机会，把我这个快断气的人扔到边的。我越想越伤心，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能说什么呢？他已决定了，再说有什么用，只是默默地流泪。他见我情绪不好，就说：“要不，我去告诉我妈，让她来照顾你两天。”我一摇头，说：“算了，你妈妈家里也有一大堆事情。”他也没有勉强。第二天早上出去买了一堆吃的东西塞进冰箱，中午就抽身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既要照顾自已，还要照顾末末，那种凄凉现在想起来还难受。


发现《红高粱》

　　半个月后，我上班了。在一大堆新杂志中发现了《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红高梁》，我喜出望外。年初张艺谋曾嘱咐过，要我注意一下莫言的小说，说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很感兴趣。这回发现这一篇，怎能不高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连忙拿回去给张艺谋看，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张艺谋看完后很兴奋，连声叫道：“好东西，好东西。”打这起，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搞这个戏。从此，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

　　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去北京找莫言。上公共汽车时把大脚趾夹伤了。当时挤车人很多，他是最后一个挤上去的，关车门时只觉脚上一阵发麻，但由于人多没顾上想那么多。中途一位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阶梯往外流。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脚板底下有一层粘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拇脚趾头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就拖着伤脚去见莫言了。

　　张艺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惊人的。他从山西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了一包农民衣服，说是从农民身上买下来的，带回西安穿，以便找找感觉。那是一条发白的蓝卡叽裤子，一件白布衬衣。还有一条红腰带。我担心衣服上有虱子，就放在脸盆里煮。煮了一会儿，过去一看，两人都傻了眼，由于红腰带掉颜色，脸盆里的水都成了红色。我赶紧用凉水冲，结果蓝裤子还可以，那件白衬衣一块红，一块白的成了花衬衣，衣服干了以后，张艺谋真大摇大摆地穿了出去，晚上他买了两个西瓜回来，对我讲：“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谁都要问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吃的都不穿。你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下这苦？”

　　“你怎么对农民说的？”

　　“我对他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他们根本不信，说我骗他们。”第二天他干脆不穿上衣了，光着脊梁，只穿着那条旧蓝布裤在外面转。女儿末末逢人便说：“爸爸像个济公”边说还边学着张艺谋的样子，逗得大家直乐。

　　这年夏天，张艺谋几乎是光着脊梁过来的，简直成了习惯，有一次我们带末末去公园玩，出来天已近中午，张艺谋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们母女俩，中途他突然停下车来，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急忙跳下来。谁知他把上身仅穿的一件汗衫又脱了，光着脊梁骑车。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简直有碍观瞻。”“这怕什么，在东大街（西安最繁华的街道）我也敢。”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光着身子在街上走，警察举着警棍威胁他，他竟然捡了一块煤，在身上画了一件汗衫，气得警察干瞪眼。当我们骑到大雁塔十字路口时，我跳下车领着末末走便道，一直拿眼睛盯着马路当中的警察，担心他会干涉光身子的张艺谋。还好这位警察并没有说什么，张艺谋居然光着身子在他眼皮底下转过来了。

　　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张艺谋表现得特别恋家，他让我与他一起上街挑选窗帘布，买地板革等，还对我说，家里该做几件家具了。我们家里一无所有。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要做一套家具要花许多钱，还要费不少神，我不敢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他主动提出，我自然很高兴，一连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灯下画家具图，一画就画到夜里两三点。常常我和女儿已经睡了，他画到兴头上，就把我拉起来和他一起丈量房子，研究尺寸，讨论式样。为了准确无误，我们用报纸裁剪贴成家具的模型，在房子里摆布，他声称对绘制家具图样有极大的乐趣。经过几次修改，他画的图纸就相当像样了，在他妈妈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我们的图纸也很快被别人要光了。


看过《老井》样片之后

　　这年深秋，《老井》摄制组出发了。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很快就拍回来一批样片。样片洗出来后，我带末末去看，也许是由于我太熟悉张艺谋了，总觉得他不像孙旺泉，而只是张艺谋自己，连看了几次，才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我看《老井》时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愿意在银幕上看到他演的那些镜头，另一方面又为他能演好角色而高兴。

　　张艺谋一当演员，厂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一天，一个朋友问我：“你带末末去看《老井》的样片了？”

　　“是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答说。

　　“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末末喊叫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

　　“胡说，这完全是造谣。”我生气了。末末才三岁，这些话是一个孩子的话吗？再说，末末是个很内向的孩子，在公共场合从来不乱出声的，而且几次看样片末末都在我身边，说没说话我心里清清楚楚。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我对张艺谋还是理解和支持的，看过两次样片后，我给他去过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送回来的样片我看了，也带末末看了。你演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只是还有些拘谨、不自然，应该再放松一些，既然承担了这个角色，就要演好。我希望你演好，我也觉得你能演好，让别人看看，我的丈夫不但摄影是一流的，其它方面也是一流的……”

　　张艺谋托人捎来了回信，称赞说：“你的信，关于“床上戏”写得很好，真是我的好女人，明事理、通大义。吴天明打算将其中几段话在摄制组大会上宣讲呢！关于这方面的传闻，你大可不去管它，中国人都太无聊。我们是在认真搞创作。”

　　他的信使我心里最后一点点因各种流言蜚语造成的不快也消失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一心在搞创作、干事业。听说他们那里很艰苦，又从样片里看到他背石板、挑水、打石槽，瘦了许多，我非常心疼。默默地想，等他回来一定好好昭顾他。

　　这时，陈凯歌为《孩子王》来西影厂，带来了美国朋友送给我们的四把塑料折叠椅。他笑着对我说：“我可是用张艺谋背石板的精神把这四把椅子从北京给你们带过来，又从招待所给你们带到家的”。我感激地连声向陈凯歌道谢。陈凯歌和我攀谈起来，他说：“末末现在一天天大了，你也应该放开手脚，把生活的圈子扩大一些，否则总是家里——孩子——图书室，生活太枯燥了。”我非常感谢陈凯歌，他看到了我内心的寂寞。

　　张艺谋终于从山西回来了。一天晚上末末睡了，我和张艺谋聊了起来。

　　“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

　　“这是剧情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张艺谋挥了挥手说。

　　“你们演床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我的问话里充满了醋味。

　　“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他笑着说，他的话虽然无可挑剔，可我还是觉得，连身上的味都能闻到，离得太近了，叫人心里不舒服，他接着问我：“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你说的很对，真是知夫莫如妻，我的目标无止境，我永远也不会停下来把精力用到别处，所以你就放心吧！”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的确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觉得踏实、愉快。其实生活往往就是从人们最放心的地方开始发生变化的。



希望我理解他的一切心理

　　一九八七年八月份，张艺谋他们的《红高梁》组在山东高密县外景地进入了拍摄后期，恰好我有半个月的假期，就给张艺谋写信，告诉他我想带着末末去山东。信中写了三点理由，一、想看看他们摄制组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我到电影厂工作两年了没有下过组，二是自七月初他们摄制组大队人马走后，直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一个多月了，这炎炎的夏日他们怎样过的，生病了没有，我很放心不下；三、我也想带末末去见识见识，顺便还可到离他们外景地高密不远的青岛去看看海。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大海！哪怕只呆两三天也好。

　　没过多久就接到张艺谋的回信：

　　小蓉妻：你好！吻你！

　　接到了你托小周捎来的信及衣服。衣服很好，正用得上，我前几天刚
　　给你发了信收到否？

　　……工作很紧张，当导演，事无巨细都要去干。我现在还年轻，没有
　　那份权威，动口不动手不行，所以事事要带头。总之，无非是多费点力，
　　好在我吃苦惯了，身体顶得住。

　　你同末末去北京，我很同意，只是要提前托人买票，钱如不够先借着。
　　说来也是，我干的这份差事挣不了许多钱，让你跟末末享不上什么福。你
　　如果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在北京的话，我届时要从山东转宁夏，可以到北京
　　去看你们。你们还是不要来了，天气热，这里条件不好，工作也紧张，无
　　法照顾你们，而且我也不愿意别人有什么看法，想看我怎样工作，以后还
　　有机会，待我具有一定权威时，这都不成问题。你看好吗？

　　很想你，想末末，想你们。在家虽然时间少，但那毕竟还是我的家啊！
　　一天到晚东跑西颠的，在家中毕竟还是很幸福的，那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是我的窝，你跟孩子是我的精神寄托。希望理解我的一切心理，我没有什
　　么其它意思。……

　　吻你，吻你们！

　　谋谋7月19日

　　我知道张艺谋是个很注意影响、很好面子的人，一丝一毫有沾光之嫌的事他都不去做，也不让我去做，我这次提出来也实在是想了解他在外面的生活。既然他说得这样动情，我只有理解和体谅的份了。可我的心里很委屈，也有一些不平，只要求我理解他，他却不理解和体谅我！

　　八月十七日我带末末去北京看姐姐，这难得的半个月假，不该白白浪费掉。姐姐很喜欢末末，她第一次见末末时，还是一九八四年底我们来北京住在甘家口的时候，那时末末还是一个男女不辨的小毛头，而这次却长成一个一走一甩辫子的小姑娘了。

　　一天，我带着她去雍和宫玩。车到了宽街，她说有点难受，我知道是晕车，就赶紧带她下来，那天是阴天，还时不时地下点毛毛雨，街上行人不多。我与末末正漫步走着，只听末末喊了声“爸爸”。我一愣，怎么回事，前后左右都看了看，没有人，刚想问她，只见路边竖着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画的是《老井》里孙旺泉和巧英在井下的镜头广告，画得有几分像张艺谋。我心里顿时觉得不是滋味，本来演《老井》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什么总把这些抱在一起的镜头当广告，难道别的镜头就代表不了《老井》吗？再说这次假期完全有条件一家人在一起呆几天，可他偏不，让孩子对着广告牌叫爸爸，想着这些，我逛景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

　　九月二日，张艺谋结束了山东外景地的拍摄，转点宁夏，中途来到姐姐家，一同来的还有顾长卫、杨凤良、张大维。他们声高个大，又活泼好逗，末末一下子被这四条大汉给震住了，无论他们怎么逗也不说一句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叔叔。坐了一会儿，他们三人走了，末末才活跃起来。

　　张艺谋给我、姐姐和姐夫大致讲了一下山东外景地的情况，说这次来北京是为女主角的合同问题。这个女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要开学了，学校叫回去，可戏没拍完，摄制组不能等，要下本钱把人借出来，当时张艺谋神情疲惫，嗓子沙哑，我问他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喊的，一天到晚的在现场喊，很累。”“那你就早点睡吧。”我给他铺好床，他就自顾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说今天事很多就匆匆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打来电话说：“今天奔波了一天，现在才完事，你说我还回不回月坛了（我姐姐家在月坛）？我现在宾馆。”

　　“你太累就算了，现在都十点多了，跑回来恐怕已快半夜了，今晚你早些休息，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陪我和末末玩两天。”

　　第三天下午，张艺谋提了一兜儿吃的东西，来到我姐姐家，他情绪很好，说事情都办妥了。还对我说：“凯歌邀请咱们去他女朋友家作客，女朋友的母亲是章含之。”我一听吓了一跳，对于这些名人我一向很敬畏，况且，还要去别人家里做客，我真有点怯阵，不由地脱口道：“免了吧，我就不去了。这两天有点感冒，在人面前鼻涕眼泪的怪丢人的。”张艺谋说：“凯歌特别强调要让你带着末末一起去。”我听他这样一说心里热乎乎的，就答应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陈凯歌总是尽量使我和末末多接触外界事物，我很感激他，心想如果张艺谋是这样时时刻刻都想着我和末末该多好啊！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久，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比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

　　10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开柜子找出张艺谋的干净衣服，随手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在开动洗衣机之前，我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不少东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做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地做着什么，直到两点的闹钟铃响过。张艺谋起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

　　“看到我的信没有？”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夜没有合眼

　　录完台词大约一周光景。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火气也很大。“那个男的什么都知道了。她说肯定是你老婆说的，我也觉得别人不可能。”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说：“她说是我说的，你就认为是我说的？她算什么，我看说不定，还是她自己说的，玩弄把戏，给你施加压力。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听你这些臭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说：“我现在回家去问，是不是家里说出去的，以后我就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在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晚上张艺谋回来了，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凶，很忧郁，和白天不大一样。

　　“你回家了？是家里说的吗？”我问他。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们都沉默着，他点上烟，慢慢地抽着，好一会儿才说：“如果是你或家里人说的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感到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借这事给我好看，整垮我。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像我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一样惊奇，因为我给外人的印象是个很正派的人。在中国，这种事就能使个人身败名裂……。我不认为有这种事的人都是坏人。她说她男朋友扬言要来西安找我算帐，我告诉她，叫他不用来西安，我会去北京会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家里让我把事情都推净，躲起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坏人。作为我，现在有的荣誉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干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好久，他的情绪颓丧到了极点。看看他那削瘦、灰黄，几乎失形的脸，我心中不由地怜悯起他来，就劝他说：“别再说了，别再同自己较劲了，你先睡吧，这样熬下去，你身体会垮的。”他扬起头深深叹口气，掐掉烟头，说：“我也感到自己早晚会大病一场。”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嘟嘟嚷嚷，“……她说她不想再上学了，她想给我生个孩子，……”我很气愤，但又怕伤了他，没再说什么，熄了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他叹着气睡着了，而我却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末末睡熟了，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他不作声。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

　　十一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嘱女儿见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里一样亲热，不要怕周围那么多的人，想对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亲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应该。因为爸爸拍的电影得奖了，得了个很大很大的奖，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着眼睛听着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看得出孩子心里很自豪。


时间会证实一切

　　3月6日是个星期天，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张艺谋带着末末，一块回他妈妈家。走到汽车站，张艺谋说：“我们不坐车，走着回家吧，路上说说话。”我欣然同意了。我们顺着城外的马路走着，末末在一旁蹦着、走着，时而离我们近，时而离我们远。

　　看来他早已做了准备，打好了腹稿，他转着弯子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地说着。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干什么了，就一声不吭地等他这个过门曲奏完。足足五分钟了他还没有完的意思。我就说：“行了，你的铺垫也太长了，就直说吧！”

　　“我的感情已经是回不来了，我想和她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他说，“别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陈世美也罢，王八蛋也罢，我不是为别人活着。再说，别人说什么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关键是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后一条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请便，你爱去哪就去哪，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我既不愤怒，也不轻松地对他说。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张艺谋深深地叹着气说。

　　他不提这句话倒好，听他这样说，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满胸、满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难忍。我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

　　见我半天不说话，他又说道：“你怎么不明白，现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没感情就分手。”我心里在说，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谈论感情！

　　“再过五年、十年，那时社会潮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定会变的。”他继续说着。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会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二十岁，可能就会明白，可能比你还明白。我已三十七岁。你也三十八岁了，我们都不年轻，都不是小青年了，我们相爱了十几年才结婚，所以离婚也不能这样轻率。”

　　“你就非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张艺谋有些恼怒。

　　“哼，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到了自己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暴跳如雷？”我愤愤地说。

　　张艺谋沉默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只好背井离乡了。有人也劝过我说，这样做不值得，我现在感觉不到，如果我以后真落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活该。只是请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就成了仇人。”

　　“你用不着威胁我，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我对着他说。到了他家，我们俩都尽量装着没有发生任何事的样子，谁也没提路上的谈话内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这事。这次是换了个方式，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我们把事情办了，以后我会爱末末的，我要让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我不由得笑出了声：“算了吧，你别开空头支票了，你爱不爱孩子我太知道了。这五年来，你尽过多少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你竟能不顾对一个幼小心灵的伤害，还提什么以后！”他仍是那样低声下气：“人会变的，我一定会爱孩子，我要用我的影响为末末创造一切条件。”我什么都能忍受，但我永远不能原谅他对女儿末末的伤害，对孩子，心灵和感情的伤害，因为这将会影响她的一生啊！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牺牲女儿的感情；用我们母女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满足，还认为能用自己的影响来弥补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吗？我相信末末长大成人后，她一定会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颗做爸爸的心。”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虽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皆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个从年少时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和自恣。《红高梁》塑造了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颗曾经真诚过的心。在我与张艺谋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个悲剧人物，但我相信张艺谋也不会例外，时间会证实一切！

　　《红高梁》主题歌再鼓励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但愿这不是一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叫喊。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应该无所畏惧。我不会更多地表达自己，但我将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将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献着真诚、善良和纯洁，我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属于真诚与善良！

读完这个故事，只有一个感叹：“人啊人”！

合卷感叹  又是一首爱的变奏乐章 
主旋律在节拍里低沉缓慢 
突篡的变奏音阶快速高昂
悠悠过往悲怀满腔 
全音休止符还是将最后的空白补上 
问世间真情男女谁忍将这曲调再弹唱
痴儿女怎堪闻听如此半生凄凉变调情伤

引用

引用第5楼水做的鱼于08-18-2007 19:25发表的  :
读完这个故事，只有一个感叹：“人啊人”！

To be precise: man ah man.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真是寓意深刻.........

那个第三者是谁啊？
是巩丽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