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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走近大巴山“高山部落”——少女妈妈王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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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9-01-16   

走近大巴山“高山部落”——少女妈妈王可见

来源: 重庆晚报

  让我们关注:一种卑微的生活,一群顽强的生命    

    大巴山脉、海拔1700米的狮子包山顶,住着一个18岁少女,她的名叫王可见。

    鹅蛋脸,大眼睛,挺挺的鼻梁,白皙的皮肤……真是位美丽而满脸稚气的姑娘。

    可是,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1岁,女儿3岁。面对外人,她毫无羞涩撩起衣服,露出一对小小的乳房,将乳头塞进儿子嘴里。

    13岁那年她“过门”,14岁就圆了房。“丈夫”比她大12岁。

    王可见的家在狮子包山顶的金竹坪,属城口县咸宜乡明月村20组,位于该县最南端,整个山头就剩下两户人,到山下最近的公路要走3个多小时。

    雪越下越大,通往山下的小路被积雪覆盖,看不到了。

    11月18日清晨,天微微亮。

    有雪花从四面透风的墙上飘进屋里。

    又硬又重的棉被无法隔离冬日的严寒,王可见搂着1岁的儿子,睡了一个整晚,全身仍是冷冰冰的。一堆雪花已在屋角凝结成冰。

    她开始想老公陈云安了,如果他在家,还可以暖被窝,但老公长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待几天。

    王可见至今说不清他在哪打工,陈云安写信回家,家里也没人能看懂。王可见决定安电话。去年,她和婆婆在山里采了20多天蕨菜,卖了200多元,终于安了一部无线座机。从此,这部电话成了她的寄托。

    想到老公,王可见笑得很幸福。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山上,对“爱情”的甜蜜回忆是王可见重要的精神生活。

    “吱嘎”,开门声将王可见怀中幼儿惊醒,“哇”一声哭起来。

    62岁的公爹陈显云出门挑水了。下雪以来,胶水管被冻成冰棍,全家用水就只能到獐子山小河沟挑,途中要翻两座山梁,来回要两个小时。如果再冷些,小河沟结冰了,挑水得带上铁镐。每到冬天,水就变得金贵起来:淘菜水洗脸,洗脸水洗脚,洗脚水喂猪……即便这样,一挑水也只够全家五口人和两头猪用一天。

    孩子仍在哭,冰冷的小手到处乱抓,含到妈妈的乳头后,才渐渐平息下来。

    这边哭声刚停,另一间屋里又传来女孩的哭叫——被弟弟一闹,姐姐也醒了。

    “莫哭,哭了肚子要痛。”王可见一边给儿子喂奶,一边隔墙吓唬女儿。

    将已露出棉絮的旧棉衣罩在儿子身上,身材矮小的王可见跳下床,去给女儿穿衣服。

    推开木门,一阵裹着雪花的寒风扑面而来,王可见打了个冷颤。发现昨晚刚淹过足背的积雪,现已齐膝,门口那条通往山下的陡峭山路也被积雪覆盖,看不到了。

    新婚那天,陈云安带她去赶场,还给她买了件白毛衣

    王可见用力关上那无法关严的门,向里屋的火炕走去,她必须在公爹挑水回来之前煮好猪食,腾出盆和锅装水。一只小猫从床底慢慢钻出来烤火,右前腿仅剩一根白森森的骨头。两天前,这只猫被山上的捕猎夹子夹断了腿,王可见不知它能否挺过这个冬天。

    她娘家就在明月村二藤坪深山里,虽然是同一个村,但到金竹坪要走4小时。她记忆中没有妈妈的模样——王可见2岁那年,妈妈忍受不了贫穷,离开她和爸爸。

    王可见没进过一天学校,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数数只能数到10,更别说算账。

    婆婆唐成玉穿好衣服坐在火坑前,把黑黢黢的头巾裹到头上,点燃叶子烟,每“叭嗒”一下,就露出那口像霉玉米一样的黄牙。“刚来时,她才13岁,只到我肩膀高,还喜欢在我身上耍嗲……”唐成玉对儿媳妇很满意。

    这门亲事是当地一村民介绍的,当时,儿子陈云安已在外打工。第二年,陈云安回家,嫌王可见太小,要另外找。父母坚决制止——如果另找,岂不是白养了王可见一年多?

    新婚那天,陈云安带她去了趟咸宜乡场。在街上,他们奢侈地进了馆子,花8块钱每人吃了一碗抄手,买了两包8块钱一公斤的水果糖。陈云安又给她买了两条20元的黑裤子,一件30元的白毛衣,这也是王可见到陈家后唯一一次买衣服。整个“婚礼”开销86元。

    圆房后,王可见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陈云安最终没有“重新找一个”。

   王可见15岁那年,女儿陈发琼出生了。婆婆唐成玉接的生:“我用剪刀剪的脐带,生了之后抓了点草药吃。”

    几天后,有村民捎信让陈家人去趟乡政府——因非婚生育,罚款6000元。

    唐成玉歪着头,一脸迷惑,她至今搞不懂乡计生办是怎么晓得这消息的——金竹坪山高路陡,平时少有外人上来。乡里驻村干部,也只有检查盗伐才会来。6年前山上的人不再砍树烧炭,干部就再没来过。

    罚款是借高利贷缴的,每1000元一个月就要30元利息!到现在,还有1000多元没还。

    2007年10月,儿子又呱呱坠地,依旧是唐成玉接生。陈显云为孙子取名叫陈发进,喻意发财进宝。

    两次生孩子的疼痛和恐怖让王可见“再不想生孩子”,她想去安节育环,可听说要200多元钱,只好放弃。“反正他一般不在家。”王可见喃喃自语。

    踩着大雪下山,婆媳卖掉长发,背回四件娃哈哈

    8点10分,陈显云挑水回来,王可见已备好一家人的早饭。

    早饭很简单,只有一盆洋芋。女儿瞥了一眼,就倒在地上打滚哭起来:“天天都吃洋芋,我不干。我要吃白米饭!”

    王可见无奈地看了一眼婆婆,唐成玉将一小勺泡辣椒端到满身是灰的孙女面前,大声训斥:“白米饭哪个不想吃?去年的30斤米,过年时就吃完了。”

    小女孩含着泪水不敢再哭闹,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3岁的她面黄肌瘦,体重不到10公斤。两行鼻涕挂在嘴唇上,她不时用衣袖抹一下。

    王可见把一小块辣椒夹进女儿碗里,自己端着一碗洋芋蹲到火坑边吃:“我最讨厌冬天!”

    这意味着未来4个多月,一家五口的餐桌上,将只有泡辣椒或霉豆腐。就是这简陋的咸菜,每顿也只能有一小勺,否则,捱不到明年春天积雪融化。

    顿顿吃洋芋、包谷,王可见的奶水越来越少,但因找不到其他食物代替母乳,她不敢给儿子断奶。

    这几天,每到吃饭,她就为儿子煮一小碗面,那是几月前一个山下的远房亲戚送的。对这来之不易的细粮,儿子并不珍惜,吃了几口就开始哭。

    王可见烦躁地看着一对哭闹的儿女,再也吃不下去。

    两年前女儿断奶时,也是大雪封山的冬天。没菜吃,女儿天天望着洋芋哭。眼看孩子一天天瘦下去,王可见和婆婆商量了好几天,最后拄着棍子踩着大雪下山,两人在一家理发店剪下蓄了多年的长发,卖了100多元钱换回4件娃哈哈饮料——王可见不知道婴儿该吃奶粉,她以为这饮料就是最好的营养品。

    “儿子断奶时……”王可见摸了摸自己短短的头发,“想卖也没头发卖了。”

  一张5元的、一张1元的,这是所有家当

    “哪天出太阳雪稍微化些,我怎么也得下趟山。” 孩子哭声中,陈显云打量着阁楼上的包谷堆,作了个重要决定。

    他摸摸怀里那个硬硬邦邦的东西,还在。那是一个裹了很多层塑料口袋的东西,最里面装了两张皱巴巴的钱,一张5元的、一张1元的——这是所有家当。

    陈显云必须在春节前背些包谷下山,换点盐和米回来。一背篼包谷40公斤,可换一袋15公斤的大米和3包盐,这就是他们的年货。

    “过年还是给娃儿买几颗糖嘛,最便宜的那种。”王可见说。

    陈显云应承下来——平时,家里的包谷也不是想卖就卖的,不然,吃的都不够了。听说就快有白米饭吃了,3岁的陈发琼终于破涕为笑,没笑几声又哭了:“我还要吃嗄嗄(肉)!”

    王可见说,今年喂了3头猪,可8月间,一场瘟病将最大一头给“瘟死了”。“200多斤哩!”王可见长长叹口气,稚嫩的脸上布满忧愁。

    陈显云说:“我下山去请兽医,都嫌太远不来。”

    “人都造孽,还说猪!”王可见嘀咕着,去年10月,公爹在家取包谷时从梯子上摔下来,左手腕断了,肋骨也断了两根。没钱上医院,也没医生愿上来。王可见和婆婆用背孩子的背带将他断了肋骨的地方死死缠住。整整两个月,他翘起的骨头才变平,直到现在都是畸形的。

    瘟死的猪肉丢了可惜,婆婆将肉腌成腊肉,天太热,肉臭了都没风干。而就是这臭了的肉,却要管上一年——余下两头猪得全部卖了还债。王可见还是明白,臭腊肉是不能给孩子吃的。

    丧歌当成儿歌唱,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歌,都一样

    “麻绳杠子响叮当,麻绳杠子抬我娘……风吹白花落孝衣,你看凄惨不凄惨……丧家今把亡人哭,从今往后成陌路……”

    外面天已经漆黑,屋里柴火燃得噼啪作响。王可见一边缝补那件重叠了3层补丁的裤子,一边看着女儿哈哈大笑。3岁的陈发琼正手舞足蹈地跟着爷爷边唱边跳。

    这是办丧事守灵为死者唱的歌。虽然听了好多次,王可见也不懂歌里唱的什么。陈显云其实也不完全懂,他也是帮村民办丧时听来的。一家大小,除了在外打工的陈云安上过小学,其他人都不识字,孝歌是他们唯一会唱的歌。而空闲时教孩子唱歌,是全家人最大的乐趣——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歌,都一样!

    “把娘送到青山里,青山为娘穿孝衣……”一老一少带着几分愉悦与兴奋的声音传出破旧的木板房……

    山上一天只吃两顿,晚饭是下午4时吃的,到晚上8时许,1岁的陈发进已饿得哇哇叫。王可见娴熟地掀起衣服给孩子喂奶。孩子吸了几口,就没奶水了,却不愿松口。

    “你吃就吃,不要揪我的奶子。”王可见惊叫着骂孩子,一边神情自若地撩高衣服,让记者看她乳房上被孩子抓出的痕迹。

    王可见永远记得,结婚那天丈夫对她说过“我爱你”

    唐成玉拿来张黑黢黢的湿毛巾给孩子洗脸,而孩子的脸早被山风吹出一道道口子,每次洗脸都要哭很久。

    王可见一直想给孩子买瓶宝宝霜,但又舍不得花钱。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再冷的冬天,王可见也只穿3件衣服:秋衫、毛衣和一件冬夏通穿的单层布衣。除此之外,就是那件已起满毛球、结婚时丈夫花30元给她买的白毛衣。

    平日,她舍不得穿白毛衣,总是仔细挂在床头,哪怕再冷。只有每隔一两个月的大太阳天,身上3件衣服需换洗时,她才拿出来穿一下。

    把孩子哄睡后,寒气更重了。王可见从筐里翻出两块棕树皮包到脚上——没有袜子,“包棕”是他们最好的抗寒方式。

    把包好棕皮的脚塞进解放鞋,王可见满足地笑了:“现在的生活比在娘家好多了——洋芋包谷总能吃饱,做啥都有公公婆婆教,娃儿也慢慢在长大……”

    王可见最满足的,还是老公对她的好:“我们从没吵过架。虽然他在外打工从没拿过钱回来,但他给娃儿买衣服哩,喜欢娃儿得很。他在外面也恼火,去年刚买个摩托就被偷了,今年……”

    “今年还找屋头寄钱去,简直搞反了。他还好意思!”陈显云打断儿媳的话,有些愠怒。

    “他工资低,今年不是生了场大病么?”王可见帮着丈夫说好话。其实,每次想起丈夫不拿钱回来,她心里也有气,不过,只要电话里一听到丈夫的声音,她就会立刻消气。

    “我们感情很好,他还说爱我哩!”王可见永远记得,结婚那天丈夫对她说过“我爱你”。

  小花狗随公爹下山后再没回来,是不是它也不愿在山上

    这些年,山上的村民越来越少,有时有山下的人上来采草药,不管认不认识,王可见一家总会像来了稀客,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客人走时,一家人总会目送很远,看着那条下山路的眼神,充满羡慕与渴望。

    让这家人羡慕的,还有那些以前的老邻居。如今站在陈家院坝,依稀能看到半山腰一些废弃的土房。

    五六年前,这个山头还住着12户人,现在只剩两户,离他们最近的一家人在下山的路上,有20分钟路程,他们并不常往来。陈显云也想过搬下山,但修房子要五六万:“我两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

    陈显云和妻子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城口县城。2005年,陈显云嫁女儿办喜酒,他走了好几个山头才借齐桌椅。喜事办完,帮忙的人都散了,桌椅、碗筷、被子这些借来的物什,半个月才还完。

    王可见第一次走出大巴山是2005年,打工的父亲出事死亡,她去湖南奔丧。那时,她刚15岁。那些城里人得知王可见的故事,更多的是惊讶。王可见却很坦然:“这有什么奇怪的,山上像我这样的很多嘛。10多年前李家坪刘兴海的媳妇嫁过来时才12岁,现在娃儿都14岁,上初中了;另一个姓刘的媳妇嫁过来时也只14岁……”

    爸爸生前工作的砖瓦厂赔了近4万元,老板七扣八扣,王可见拿到手的只1万元,除去丧葬费,所剩无几。

    奔丧回到大山,王可见也曾想过进城打工,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有了两个娃娃,更不敢轻易动外出打工的念头,但此次进城让她坚定了一个想法——让娃儿多读书!

    夜越来越深,雪花飘进屋里。蔑席围成的蚊帐内,王可见紧紧搂着儿子,对着记者灿烂地笑着:“记者姐姐,我经常梦见老公找钱回来了……我们都搬下山住了。”

    她又说,去年,家里的小花狗随公爹下山后就再没回来,是不是小花狗也不愿在山上?她仿佛是自言自语,接着又是一个灿烂的笑。

    那笑容,在她依然稚气的脸上漾开……


    (首席记者 周立 记者 张一叶\文    首席记者 史宗伟\摄)
[ 此贴被卡拉在01-16-2009 11:15重新编辑 ]
描述:18岁的王可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图片:xin_4931205250903812260353.jpg
描述:孩子吸了几口,就没奶水了,却不愿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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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背着孩子到玉米地里弄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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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孩子在地上爬,公爹说:“山里的孩子带得都很随便。”
图片:xin_5131205250903343111186.jpg
描述:寒冬里,用棕叶包裹脚掌抵御严寒。
图片:xin_523120525090314042057.jpg
描述:王可见和她的两个孩子 首席记者 史宗伟 摄
图片:xin_3331205260857125287038 (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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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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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9-01-16   
走近大巴山“高山部落” 少女妈妈让人感动落泪
来源:重庆晚报

 “我要亲自给她送衣物”   

14岁结婚,17岁就有了两个孩子的少女妈妈;所有家当只有6元钱的5口之家……昨日,本报推出的《新闻故事》年终巨献《走近大巴山“高山部落”》吸引了众多市民关注。少女妈妈王可见的身世更是让人感叹不已,纷纷打进本报966988热线,希望帮扶少女妈妈,关注“高山部落”。 

  少女妈妈让人落泪

    “连基本的大米饭都吃不上,下雪的冬天袜子也没有穿的……”昨上午,家住江北阳光100的刘女士打进记者电话,说起王可见的身世,她心酸地哭了:“从没想到世上还会有这么贫穷的人。”刘女士说,她用了整整2个小时仔细阅读了本报关于“高山部落”的报道,然后又推荐给办公室的同事看。一上午,同事们都在讨论少女妈妈。最后,大家决定发动亲友,先为少女妈妈和孩子捐些衣物,以后定期给予资助。    到重庆出差的广东人杨先生在宾馆看到本报报道后,也当即打进本报热线。他说,少女妈妈虽然贫穷,但卖掉头发为孩子买营养品,拳拳母爱让人敬佩又心酸,希望捐点钱能让她给孩子买奶粉。   

在九龙工业园区打工的杨明,是来自綦江的一名民工。他说,自己每月收入也只有一千多元,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了,但看了”高山部落“的生存状态,才知道自己生活得多么幸福。他和工友希望知道王可见的账号,能献上绵薄的爱心。

  热心市民要去探访

    热心读者电话源源不断打进本报热线,得知王可见一家因太过偏远,寄去的衣物没有专人送上山时,驾驶员贺勇自告奋勇表示,他和朋友愿意开车去城口,亲自将衣物送给王可见一家。    贺勇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也跑货运。昨日,看到本报报道后,这个七尺男儿“心里堵了一天”,最后,和两个同样做驾驶员的朋友决定亲自开车去城口,将捐献的衣物送给少女妈妈一家。    在货运公司工作的张女士也希望能前往城口看望少女妈妈。“城里的人少打一次的,他们就能吃上几顿大米饭”,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张女士说,将利用工作便利,希望联系车辆将捐助的衣物送给“高山部落”。   

  “高山部落”引来关注   

得知很多城里人想帮助少女妈妈,却又担心无法将钱物送到时,城口县咸宜乡党委书记徐尚义当即联系了当地邮政三农配送中心,确保收到的钱物会安全及时交到少女妈妈手上。    看到许多市民对“高山部落”的关注,市扶贫办负责高山移民工作的计划项目处处长张正刚非常高兴。他说,少女妈妈王可见只是一个个案,像这样贫穷、无奈、无知,而又顽强、善良的生命,在“高山部落”里还有很多很多。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高山部落”,为彻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而努力。   

记者 张一叶 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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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9-01-16   
走近大巴山“高山部落”(中)----上白岩,十个人的“部落”
来源:重庆晚报

  让我们关注:一种卑微的生活,一群顽强的生命

    上白岩,十个人的“部落”


  11月17日晚,海拔1600米的上白岩迎来今冬第一场雪。一夜之间,远山近岭银妆素裹。

  这里是城口县东安乡黄金村4社,住着6户人家共10人。这个“高山部落”迎来每年最难熬的几个月——这场雪,要待到次年4月才会融化。

  上白岩的最后六户人

  上白岩在山顶,从山脚步行上山要近4小时。从山下看,6家人很近,不过,从离山下最近的孙绍年家走到最远的范昌明屋头,得花三四个小时。
  

  孙绍年:“懂医术”的明白人  

  上白岩人不懂什么叫“高山部落”,他们习惯称上白岩是“屙屎都不生蛆”的地方。

  “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山上地瘦,二是说这儿掉角得连苍蝇也不愿来这里屙蛆。”年过花甲、读过两年书的孙绍年,一直被村民公认为“最有见识、最会说话、说话最文明”的人,同时也是山上唯一“懂医术”的明白人。

  11月13日,近邻游久明的老婆谢祖碧干活时将左腕摔脱了臼,连忙向孙绍年求医,孙绍年还真将她受伤的手接上了,还教她用枕巾将左手吊在脖子上,不过,他忘了用块硬木板固定。

  孙绍年还是唯一一个搬下山又回到山上的人,妻子去世多年,5年前,他下山和女儿住,今年,儿子意外死亡,不知什么原因“女儿也靠不住”,今年8月,他只得回来。

  游久明:上白岩的“大户人家”

  游久明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离孙家只有一根田坎远。游久明40岁,全身痛了4年,至今不知是什么病,瘦得只有30多公斤。游家是上白岩的“大户人家”,现在有3个人住在山上。

  这两天游久明很烦恼,老婆谢祖碧受伤的手痛得越来越厉害。再找孙绍年想办法,孙绍年却没辙了。15日天还未亮,游久明准备下山买药。

  谢祖碧想起在高观镇上初一的女儿。女儿13年前掉到火炕里,现左手有3个手指是连在一起的,动手术要好几千元。她为自己要花钱治病心痛起来:“算了吧,两个娃儿一年学费要1000多,每月生活费还要300多……”

  游久明坚持下山去了。走时,没有忘记背着空酒壶,顺便给80多岁的父亲赊点酒回来。

  谢祖碧也起来用一只手做早饭,也是午饭。黑黢黢的灶房里,除了几块木板搭起的操作台,就剩下一个仅有两条腿、一面破旧的彩条布当门的碗柜。其他3间屋跟灶房一样简陋,家具是桌子、板凳和床。没衣柜,不多的衣物,胡乱堆在床上。所有窗户都没玻璃,用一层塑料糊在上面。堂屋和厨房之间的门也糊着塑料薄膜,门的下半截已没了,门楣上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院内招财财运来,门前接福福星照。”

  家里堆得最多的便是洋芋,按大、中、小分类——小洋芋喂猪,中洋芋自己吃,大洋芋挑下山去卖。洋芋,是山里人的主食。

  山民对洋芋有特殊感情,并“研究”出20多种吃法——光煮汤就有6种煮法。“我们一家人一年吃不到100斤米,过年过节才舍得吃。”山上没水田,吃米得到山下买。
  

  田大理:不知一分钟多长的孤老  

  66岁的田大理是山上唯一没结过婚的男人。8岁时,田大理得了怪病,全身不自觉颤抖,当地称“风病”。他按孙绍年的建议,自己上山采来玉兆龙、四毛根、阴笋子、明桃子、葛麻根等草药治病,效果并不理想,直到现在,他吃饭端碗手都要发抖。

  每天天未黑,田大理会爬上那张藏在一块黝黑的编织袋后的、用木板搭成的、没有枕头的床,再盖上那床“国家发的高级铺盖”睡觉:“这样节约用电。我们这里电要块多两块钱一度。”一个人躺在床上要深夜十一二点才能入睡,他就听屋外虫子叫,越听越新鲜。晚上起夜,田大理点煤油灯,因为煤油比电便宜。

  通电9年来,田大理每月电费都控制在3块钱以内,是6户人中最节约用电的。但他那床“国家发的”踏花被,别人家都没有,这是他最得意的东西。

  “周召清家近得很,1分钟就到了。”次日清晨,田大理站在自家门前给记者指路。可记者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40分钟,才走到目的地——这个老人全然没有时间概念,他从未用过表。
  

  周召清:有洗衣机的“富贵人家”  

  去年,42岁的周召清花800多块钱买了台洗衣机,请了3个人,花4个多小时才抬回家。那天,其他5户村民都跑到周家来看这新鲜玩意,可周召清至今都不太会用,干脆闲置在一边。“等堂客回来教我。”

  去年山上通无线座机时,周召清在屋外安了部电话,便于和长年在外打工的妻子联系:“拿进屋就没信号了”。今年7月才通的手机信号也如此,在屋外也时有时无。

  “这里1999年就通电了,可现在十天中至少有7天停电。”周召清说,山上风大,经常将木电杆吹断。

  去年,上白岩实施农网改造,原计划所有木电杆都换成水泥杆。从下白岩牵电线到上白岩,需15根水泥电杆,要村民自己投劳抬。可一根6米长的水泥电杆,要8个人才能抬上山。“6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没法抬,没改造成。”大家一致认为,常停电就是因为没水泥电杆。
  

  周兴福:指望儿子发财的人  

  和田大理一样,上白岩多数家的电灯几乎都成了摆设,周兴福家的灯泡15瓦,有尊贵客人来了,他才会换一个40瓦的。

  13年前儿子出生时,周兴福想了很久,最终确定不按字辈惯例,给儿子取名周发富。

  “希望你将来发财富有,不像你老汉一样穷一辈子。”周兴福没事就这样反复对儿子说着他名字的深奥内含。

  “你这话都说十几年了,我们还不是住在山上,住在这烂房子里。”周发富一边咕噜,一边蹲在屋檐下一大木桩上做作业。

  “格老子,你还顶嘴。跟你说,老汉这辈子就指望你发财了,各人给我好好读书。”周兴福提高了嗓门。他最看不惯儿子的地方就是学习差:“6岁起就读1年级,现在13岁了,还在读5年级——留过3次级!”51岁的周兴福一般羞于对别人说此事。

  周兴福32岁才娶了个双腿残疾的女子。全家3口一年吃米不到40公斤,只在儿子回家时,舀半碗米和着洋芋或包谷一起煮,再割一小块腊肉。不过,这是给儿子专享的,他和老婆仍吃洋芋和包谷。

  儿子从前年起开始住校,以前,每天早上得4点过起床,5点准时出发去山下上学,傍晚才回家。“我每天早上都打着火把送他下山,你说娃儿成绩不好是不是因为路上走累了,上课没精神?”周兴福问记者。
  

  范昌明:碗筷最多的人  

  第六户就是范昌明,住的地方最远,从周兴福家走去,还得两个小时。67岁的范昌明和妻子育有两女三儿,儿女全都结婚到了山下。

  范昌明住的是上白岩唯一的茅草房,茅草房里却奢侈地摆放着电视机,他家的碗筷也“多得很”,可以摆一桌。

  因为有电视机和很多碗筷,在村民们眼中,范昌明是上白岩条件很好的人家,就是住得远了些。

 
  谢祖碧居然买了瓶香水  

  因一瓶香水,谢祖碧突然让其他人另眼相看——从没用过护肤用品的她,居然花18元钱买了瓶香水!

  “当时听说有干部上来看我们,山上湿气重,铺盖有霉味了,我怕他们万一要在山上住,闻不惯。”谢祖碧的担心完全多余,干部只走到山脚,根本没上来。一气之下,谢祖碧将香水喷在铺盖上自己享用。

  现在,村民们已记不清哪一年有干部上来过。对记者的到访,周兴福很吃惊,也很兴奋。他对着照相机看了又看,试探着用手摸了又摸:“今年是2008年,我们这里二千零八年都没县级以上的干部来过。”

  从山下看去,上白岩长年笼罩在云雾中,很有种张家界的意境。但上白岩人从没这种闲情逸致。对大山,他们充满了敬畏。

  在大家记忆中,20年来,上白岩有5人被活活摔死,还有10多人摔伤。5年前,山上一个叫薛成兰的村民头痛,丈夫周帮兴背她下山去医院,走到半途,妻子就断气了。不久,周帮兴也摔死了。

  游久明算幸运的。2004年的一天,他突发急病,谢祖碧背他下山看医生:“那时,他有100多斤,我们吃了早饭就开始走,走走停停,擦黑才背下山。”

  “我们见的野猪都比见的外面来的人多。野猪凶得很,今年还跑到我家门口来了。”周召清说,他家今年1/3的包谷洋芋都给野猪糟蹋了。

  游久明家的黄狗儿腰部有一个碗大的疤,那是今年7月被野猪咬的。“他听见野猪在地里叫,就去追——狗儿啷个整得赢野猪?”

  几年前,一名叫王正华的村民在山上挖草药,还遇到黑熊。“鼻子都被抓烂完了,只好忍着痛装死不出气,黑熊才走了。”游久明说,不久,王正华“死个舅子”也借钱搬下山了。

  山上多蛇,多野猫。周召清家喂了不少鸡,今年被野猫吃了6只。他心疼得很,却不敢打:“听说打了要坐牢。”

  “鸟和山耗子都敢欺负我们。”周兴福今年种的板栗让鸟吃完了,地里萝卜被山耗子啃了一半:“那些板栗要是背下山卖,够娃儿一学期的住读费了……”

  30年来,上白岩曾出了个高中生,但他们都不记得哪一年了。现在,山上的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大家都明白这道理,要想走出大山,只有拼死拼活送孩子下山读书。

  和苍蝇也能耍上十分钟

  前不久,周兴福家的母猫生下两只小猫,母猫不喂奶,两天前饿死一只,剩下一只没完没了地叫。周兴福便开始研究小猫的叫声,观察母猫听见叫声后的反应。但他很失望。

  上白岩家家有狗,家家有猫。周召清说:“山上人少,有狗热闹点。以前没猫时,人烤火,耗子都敢在板凳下跑。”

  周召清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在外打工,儿子在山下念小学,要放月假才回来,平时就他一人。3天前,他杀了年猪,狠心将所有猪肝都喂了家里那只黄猫,猫吃了3天也没吃完,周召清就观察了3天,观察猫怎么狼吞虎咽吃猪肝——他从没这么奢侈过。

  居然有只苍蝇飞过来,周召清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冬天怎么会有苍蝇?”他边咕噜,边跟着苍蝇转换视线,从洋芋堆,到屋梁上挂着的腊肉,再到桌子上……整整盯了10分钟。突然,苍蝇飞到他眼前,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头也没转一下,就在离自己右耳约10厘米远的地方,娴熟地将其夹住。只听“叭”一声,这只倒霉的苍蝇就被他两根手指挤破肚皮。随后,周召清将手在板凳上抹了抹。

  记者的到来让山民很兴奋,17日晚,大家都跑到游久明家摆龙门阵。

  孙绍年是山上唯一不抽烟的男人。“我以前烟瘾大,手指都熏黄了。文革期间造反派要我加入,我坚决不参加,他们就递我一支烟,我一吃就昏了,3个小时才抢救过来,从此再不抽烟了。”孙绍年神秘地对记者说:“后来查明……”“那是个特务组织吧?”周兴福抢过话头。孙绍年这个早年的“传奇故事”,他们显然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

  山上人长年不出门,难得有新鲜的谈资,但聚在一起更多的是沉默。长久的沉默后,孙绍年一边用火钳夹起块木炭,一边跟游久明打起赌来:“我一拳打昏你家黄狗了,你给我50元,没昏,我给你50元!”游久明不敢和他赌,但两人为一拳下去狗儿到底会不会昏争论起来。

  田大理已孤独地过了4个除夕,他本来有个邻居,可4年前也搬下山了。现在,离田大理最近的人家就是那个他说“一分钟就到了”、记者却走了40分钟的周召清家。

  “以后老了,我就到敬老院去。”备受孤独折磨的田大理说自己现在还动得了,不想给政府增加麻烦。

  偶尔,山民们也一起打牌,没赌资,输了的贴纸胡子。逢过年,才每家出几颗糖当赌资。

  只有周兴福从不打牌:“国家政策不允许打牌赌博,我看都不得看。”

  一个村庄的衰落

  上白岩的村民也说不清何时起,山上人就少了,只记得10年前,有20多户、100余口人,六七年前还有19户80多人。

  也有很多年没新媳妇嫁上山来。游久明的妻子谢祖碧是最后一个嫁上山的女人。

  “办了六七桌,13年前的事了。”周兴福说,那次是他帮忙做的饭菜,还得了1.5元钱红包。

  “我们杀了头猪,把山上所有人的碗筷都借完了。”谢祖碧说,那次一共收了400多块钱的礼,大多送5元、3元,最多的送10元。

  谢祖碧的娘家在山脚公路边,16岁时经介绍认识游久明。最初,她不愿上山,父母说“山上有核桃树,自带收入”,让两人订了婚。交往三四年后,岳父岳母嫌游久明太老实,想退婚,可谢祖碧觉得游久明当时已27岁,耽误了这么多年,如果退婚就是害了他。20岁刚满,她还是嫁上来了。

  山上的姑娘也没有谁愿在当地找婆家,而且年纪很小就“交割”(嫁人)了。当年游久明的姐姐20岁嫁人,已是年纪最大的了。周兴福的大女儿今年5月嫁到其他村,婚后3个月,她才满19岁。

  “山上女人越来越少,人怎么多得起来?”孙绍年摇头叹道。稍有办法的男人,也不愿留在山上。4年前,田大理的二弟就是倒插门到巫溪了,幺弟宁愿下山做苦力也不愿回来。剩余的都是些没门路,没钱搬迁的人:“到山下买块屋基都要一万多,每平方米要200块!”

  上白岩的人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团结。谁家要是有什么事,全都会来帮忙。谁有事出去几天,就请另一家帮忙喂猪喂狗,只需打个招呼就成。遇农忙,大家就“转活路”,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

  这回周召清杀年猪,将上白岩的人全请去吃刨汤,田大理和游久明当天有事没来,周召清第二天专门给他们补上。周召清还特意准备了两块肉,一块给孙绍年,因为他才回来没养猪;一块给田大理,因为他家困难。

  最让他们得意的是这里的民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几十年来,山上只被偷过一次。”周兴福说,5年前,有几家人共被偷了20多公斤腊肉。但当他们打听到小偷是山下一个很穷的人时,大家一致决定算了。

  留过3次级的周发富唯独语文成绩不差,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家在高山上》的作文中写道:“我的家在高山上,我们的地里种的是玉米和土豆,这就是我们的食物……高山上的路很难走,我到学校要走很久很久。我的梦想是搬到低山去……”

  首席记者 周立 记者 张一叶\文 首席记者 史宗伟\摄
描述:山里的生活枯燥乏味。寒冬聚会,村民在山野空地点起篝火,这不是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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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山上的村民每天要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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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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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9-01-16   
走近大巴山“高山部落”(下)----下山,下山……
来源:重庆晚报

    让我们关注:一种卑微的生活,一群顽强的生命

  下山,下山……


  王可见的梦是搬到山下,上白岩村民们的愿望也是下山。

  来自市扶贫办的数据——目前,全市急需迁建的高山贫困人口有40万。另一个数据是,2004年以来,成功搬迁的高山移民不到9万人。

  连绵的高山,阻挡着山民与外界的联系。阻止山民搬下山的,绝不只有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山。

  想搬不能搬:

  土地和资金是最大障碍


  “耕地是个大问题!”城口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乔兴红列了一串数字:全县23万人,农村人口就占了21万,水田只有2万多亩,其中最少的厚坪乡全乡只有1.5亩水田,全县90%的大米靠外购;耕地也不多,全县一共34万多亩,其中70%是处于25度以上的贫瘠坡地。

  该县有组织的高山移民工作从2003年开始。按市里政策,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寒偏远山区或深山陡坡峡谷地带的贫困农户就属于搬迁范围,但城口县城海拔就有780米,很多乡场镇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因此,该县将高山移民的海拔门槛调整成1500米。尽管如此,到去年底,需要搬迁的高山移民的还有9642户、39036人,是全市需要搬迁移民比例最高的县。

  因土地紧张,县里想尽办法利用低山河边滩涂进行国土整治增加耕地,目前可安置地也只有6329.5亩,按搬迁移民每户一亩地算,土地缺口高达5000亩,是全市土地条件最差的县。

  除了土地,资金短缺也是高山移民搬迁的一大难题。从2003年开始,县里按政策对自愿搬迁的高山移民每户补偿7000元鼓励他们搬迁,2004年上升到12000元,2007年达到20000元(其中8000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的补偿标准,对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去年,该县财政收入超过1亿,用于高山移民的扶贫资金有384万,占整个扶贫资金的13%。但仍有许多排着队的高山村民无法及时享受搬迁补偿。

  并不是享受到补偿,就能搬下山!按每户一楼一底120平方米计算,在山下修幢房要五六万,大多数需要搬迁的贫困户根本没有积蓄。“村民不是不愿搬,是不敢搬。”乔兴红说,就算很多村民借钱在山下修了房子,因没耕地可种,外出打工又没有文化和手艺,完全没有收入来源。

  黄金村上白岩所在的东安乡党委书记游开斌说,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所有人不能随便进入国家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但事实上因耕地紧张、资金短缺,东安乡1万余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大巴山自然保护区内,其中核心区就有近1000户,约3000人。

  搬下山却住不稳:

  人在山下住,地到山上种


  城口咸宜乡金竹坪山下,有一排整齐的楼房。一楼一底的砖瓦结构,统一的黄色瓷砖,外墙还镶上了红边,跟山上的破旧土房比起来,显得非常气派。

  该安置点共规划了35户,虽修好一年多,但尚有10多户没搬进来。

  “他们也想下来,但下来活不了人啊。”咸宜乡李坪村10组的丁长富是去年腊月搬下山的。她说,要不是考虑到小孩读书,她已回山上住了——虽然搬下山曾是她最大的愿望。

  按政策,城口县的高山移民搬迁每户可享受国家扶贫资金2万元,但其中8000元要投入到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中,每户拿到手12000元,这点钱远不够修房子。丁长富说,去年全家搬下来时,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交了38000元房款,加上家具电器,一共花了五六万,其中一半是借的。

  但搬下山的日子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般美好。

  因没有土地,“一把小菜都要靠买”。下山后,丁长富在底楼开了个小卖部,一个月能挣两三百元,丈夫以房子作抵押买了长安货车,却没什么生意。两口子只好隔三差五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回山上种苞谷、洋芋。但山上野猪猖獗,辛苦种出的庄稼没人守,大部分都被糟蹋了。

  集中安置点的大多数村民都和丁长富一样,农忙时回山上种庄稼,没事时就在家里绣鞋垫打发时间。

  出路在哪里?

  多方推进无土安置


  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蒲奇军曾对高山移民问题进行过专题调查,并向相关部门提交报告。

  “仅靠有土安置,无法解决高山移民问题。”蒲奇军在这篇题为《三峡库区高山贫困人口异地扶贫安置模式研究》的报告中称,目前高山移民工作,有土安置占了3/4以上,而土地稀缺是三峡库区自然资源上难以克服的一个硬伤。

  三峡库区地处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交合地带,土地贫瘠,山地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74%,丘陵占21.7%,河谷平坝仅占4.3%,大于25度的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19.3%。与此同时,库区人口密度过大,人地矛盾异常突出。

  2005年,三峡库区常住人口达1228万人,人口密度为279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全国同类型山地丘陵的4倍以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0.71亩,不仅远低于1.4亩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已超过联合国最低土地承载力警戒线(即人均耕地最低不能少于0.8亩)。再加上目前农村土地均已划到农户,实行几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要解决大量异地搬迁农民的土地问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蒲奇军认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重庆可向云南、湖北等存在高山移民土地资源紧张问题的省份学习。“他们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建立一批具有扶贫功能的规模化现代农业产业化基地,组建和扶持一批大型农业综合开发企业,政府给以优惠政策,以一些大型企业为龙头、以农业产业化基地为依托,按政府的异地扶贫规划和要求,集体吸纳移民,进行上规模的无土安置。”

  提高移民生存技能,对移民进行产业化安置,组建、扶持大型扶贫农业企业,“以整体搬迁、梯度转移、无土安置为主,其他安置方式为辅,将异地扶贫与库区生态移民、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以蒲奇军为代表的社会学专家认为,这才是高山移民的最终出路。

  下山,下山……

  40万人梦圆2017年


  记者从市扶贫办了解到,全市涉及到高山移民的,共有巫山、巫溪、武隆、秀山等18个县,主要分布在原万州地区的大巴山和原黔江地区的武陵山。

  市扶贫办2005年的摸底调查显示,需要搬迁的高山群众有13万户、47万人。按平均每人5000元的补偿标准,需要资金20多亿。从2004年有专项资金以来,市扶贫办每年对此投入的资金都在不断增加,从2004年的5000多万到今年的7000多万,5年共投入约25000万余元。但仅仅实现9万人成功搬迁,如今还有近40万人等待搬迁。

  为保证搬下山的人住得稳,按政策,每户至少应保证半亩耕地,但事实上很多区县因耕地紧张无法满足。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外迁成了高山移民工作正在探索的两种办法。

  据了解,劳动保障系统的“阳光工程”、扶贫系统的“雨露计划”,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农民进行免费技能培训,其子女也可以免费就读中职学校,然后进行劳务输出,进行无土地安置。但2004年到2007年,全市靠这种方式仅搬迁了2790户。

  在集体外迁方面,政府此前也牵头联系过,因市内很多区县土地资源较紧张,难以整体接收安置移民,相关部门只好鼓励村民通过亲友自行联系合适地方外迁。今年,巫溪300多户通过这种方式整体搬迁到湖北,已是最成功的外迁个案。

  高山移民工作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今年3月,市政府办公厅专门下文,要求扶贫办、发改委、林业局三个部门联合,加大投入整合资金加快实施生态和扶贫移民工作。2012年之前,要完成35万人搬迁,到2017年,基本完成搬迁任务。市政府还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建房、闭路、户口转移等方面,对高山移民搬迁群众实行税费减免。

  也许,等不到那么久,王可见他们的下山梦就实现了……

  首席记者 周立 记者 张一叶\文  首席记者 史宗伟\摄
描述:高山村民的下山路并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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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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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09-01-16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在那片土地上很多很多

我们能做什么,能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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