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消息源：亚洲周刊
亚洲周刊编者按：《江泽民传》中英文版最近同时在海内外推出，媒体广为宣传，中文版在中国各大城市反响热烈。《江泽民传》作者库恩是金融专家，而非为毛泽东、邓小平立传的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那样的记者、作家，他究竟凭怎样的“实力”写出洋洋洒洒五十万言的“大传”？其实，《江泽民传》一书的奠基者是中国传记作家叶永烈，以他为此书付出的劳动、投入的心血之多来看，完全是对等的合作者。他曾建议：该传记的英文版署名“库恩、叶永烈”，中文版署名“叶永烈、库恩”。叶永烈坚持作家的尊严、拒绝当“枪手”，与库恩的合作因而中止。叶永烈做了大量工作，没得到一分钱报酬，而书中长达四页的“鸣谢”向六十九人、十三个机构致意，当中竟没有“叶永烈”的名字！经叶永烈指出这一点后，库恩表示歉意，并赠送大字版精装本，扉页上堆砌许多致敬的好话。中方联系人朱亚当也告诉叶永烈，该传记再版时会加入一行字： “对于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本书初期提供的设想与资料，表示感谢。”以下是叶永烈关于策划《江泽民传》内情的披露，由本刊独家发表。
一本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以下简称《江泽民传》）的新书，正在中国畅销。据说印数突破一百万册。
《他改变了中国》，原本是五十多年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的书名，如今被借来作为江泽民传记的书名。
这本书的作者，一个美国犹太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也成为中国官方媒体追捧的明星。光是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他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传》新书发布会的翌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在显著地位发表记者对他的专访，都用一个整版摘载《江泽民传》。其中一篇报道称他为“新时期的斯诺”，一语道出了内中的玄机：当年毛泽东借助美国记者斯诺的笔，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毛泽东自传；江青也一脉相承，借助于美国维特克夫人的笔，出版了传记《江青同志》；库恩则成了“新时期的斯诺”。
不过，斯诺曾经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一次又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维特克夫人也对江青有过多次采访；然而，库恩只在三次公开场合见过江泽民，没有与江泽民谈过一句话，所以这位“新时期的斯诺”其实根本不能与斯诺相提并论。就连库恩本人也对笔者说，他的《江泽民传》“太浅了”！
库恩是美国的企业家，并非文史类作家。他也不懂汉语，不识中文。他究竟是怎样写出《江泽民传》的呢？为什么要由这么一个人出面写《江泽民传》？
我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有著多次“神秘”经历的人：在毛泽东晚年，我曾经担任一个有五十多人的摄制组的导演，专为毛泽东拍摄“内片”；在一九七九年，我居然能够深入“绝密”的中国宇航员训练基地拍摄影片《载人航天》；在一九八零年，我奉命深入国防重地——新疆罗布泊，寻找失踪了的上海科学家彭加木……这些 “绝密”的经历随著时间的推移，终于可以公之于众。四年前，我又有幸成为库恩的合作者，秘密从事“零零一号工程”（即《江泽民传》）的写作，深知其中内情。现在，《江泽民传》已经问世，当时神秘的“零零一号工程”公开曝光，也到了“现在可以说了”的时候。本文是我以自己的亲历，记述当年与库恩的合作经过。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时光景，我正在书房用电脑写作。突然，从北京打来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方面某办公室，Y先生（很抱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里我只能用“某”与“Y”代替，敬请读者原谅）。他问我最近有空否，能不能去北京？如果我没有时间，他可以飞上海。我问什么事？他说，关于写传记。我再问，他说见面再谈。
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这一办公室与我素无交往。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他说是从你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的。他问我地址，说是给我买好飞京机票，派人送来。
中午，中央电视台上海办事处庄先生给我来电，告知受北京方面Y局长（这时我才知道上午来电者是局长）委托，买明天下午上海航空公司十五点二十分飞北京的机票，头等舱。他说，下午会派人送来。
以为要写华国锋传记
下午五时，庄先生派弟弟给我送票来。我的老朋友、剧作家孙雄飞跟他一起来。孙并不知道北京来电何意。
十三日上午八时一刻，Y先生来电。他说，下午他在机场接我。他在书上看过我的照片，会认出我。他说，他五十来岁，手中举一个“叶”字。我问写什么传记？他说，来了再说，是一个敏感的人物，是你一定有兴趣的。他说，晚上一起吃饭，谈一下，安排你与一个人见面。在北京大约需要两天时间。接下去的工作，另外安排。
当时我估计，这“敏感人物”很可能是华国锋。过去，我与华国锋的秘书有过多次联系。华国锋知道我。另外，也有可能是赵紫阳。但是采访赵，似乎不会由官方出面。当然，张玉凤也可能。但是也不会由官方这样专程请我去。
究竟是谁？这谜底要到去北京之后才明白。我作了准备，带上我过去写的《华国锋年谱》以及关于华国锋的诸多书面资料。
四十八小时闪电会谈
十三日下午，我在上海虹桥机场乘上海航空公司一零五航班于三时二十分起飞。五时多到达北京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我刚打开手机，就接到Y先生电话，说是在出口处等候，手中举著「叶先生”三个字。
一出机场，就见到Y先生和朱亚当。Y先生五十多岁，朱亚当三十几岁。在车上，Y先生告诉我，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一九九零年回国。他说起读过我的许多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陈伯达传》，因为他当时就住在陈伯达家相邻的一幢楼里。一路上闲聊，仍未谈及邀我到北京的目的。
路上车子开了近一小时，到达紫竹院，住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二一零六房。那里从二十一层起，属于“豪华阁”。刚刚到达，在二十一楼的会客厅里，Y先生才告知，邀请我来京，是与美国库恩博士一起，共同写作《江泽民传》！
这消息当然很出乎我的意外，但是也正中下怀：我在多年前就已经著手《江泽民传》的写作准备，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中国大陆的纪实文学“主力队员”之一的我，应当写出一部扎扎实实的《江泽民传》。对于江泽民来说，上海是与他休戚相关的城市：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大学、做地下工作、入党、担任基层领导，度过漫长的时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派往上海。后来他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理所当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江泽民。我曾经到江泽民家乡江西婺源、江都、扬州作了采访，上海有关部门也作了许多采访。我曾经在海外发表了关于江泽民身世考证的长篇文章以及有关江泽民生平的文章。那篇关于江泽民身世的文章，甚至引起中共婺源县委书记的注意，特地从婺源来上海要我介绍有关依据。我收集了海外关于江泽民的七、八本专著，也收集了大量关于江泽民的报道。只是考虑到那时候江泽民正在“台上”，而我又是他属下的作家，不便于著手写……
先生才跟我说了几句，库恩博士就在他的助手朱亚当陪同下来了。于是，从晚上六时多开始，我与库恩、Y先生、朱亚当讨论《江泽民传》写作计划，直到十时半。我们还一起合影。库恩博士五十八岁，是一位爽朗、健谈的人，兴趣、知识广泛，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
翌日即十四日上午，继续与库恩、朱亚当讨论《江泽民传》的计划。下午休息，我草拟《江泽民传》写作提纲以及采访名单。
十五日上午，第三次与库恩、Y先生、朱亚当讨论《江泽民传》写作计划，达成诸多共识，拟定了初步计划。十五日下午，我乘上海航空公司一零二航班，在十六时二十分飞往上海。
在北京的四十八小时闪电式会谈之中，库恩博士表示非常满意。他再三地说，“叶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
要打击反共反华逆流
Y先生跟我说起了写作《江泽民传》的起因，是随著江泽民的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海外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江泽民传》越来越多。在中共官方看来，这些《江泽民传》大都有两大“特色”：一是内容东拼西凑，胡说八道甚多；二是反华反共。目前，这些《江泽民传》在海外占领了市场，起著极坏的政治影响。为了反击这股反华反共的逆流，必须在海外出版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一部《江泽民传》。
北京方面的这一办公室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但是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也不能向海外推出官方色彩的《江泽民传》。正好，美国库恩作为中国的友好人士，主动提出写一部英文的《江泽民传》，由美国的出版社出版。库恩博士在美国出版过二十多部经济著作。由他来写《江泽民传》，是一部非官方的书，非常适合海外图书市场。但是，库恩毕竟是美国人，他又不懂中文，所以他提出要与一位中国传记作家合作。Y先生对我说，他在考虑库恩的这一问题时，“第一人选就是你”！
他说明了原因：作为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当然喜欢读中国的政治性传记。最初，他读了我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非常喜欢，以为不仅文笔流畅，而且史实准确，非常严谨。他说，也看过中国其他传记作者的作品，最喜欢的是你的作品。特别是读了你的《陈伯达传》，以为写得很不错。另外，还考虑到你和你的作品在海外拥有广泛影响。由你与库恩博士合作，使书具有很浓厚的民间色彩。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作家，他还是确定了我作为库恩博士的合作者，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从上海前往北京商谈。
他告诫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写作任务。我建议把这一任务以“零一”为代号。他说，再加一个“零”，以“零零一”为代号。从此，我们之间在电话中、文件、电子邮件（E-mail）中，就用“零零一工程”作为《江泽民传》的代号。
一起商定初步设想
尽管我事先毫无准备，但由于我在多年中已经收集了许多江泽民的资料，并进行了一些相关采访，所以我能够在北京侃侃而谈。库恩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如此熟悉江泽民的情况，非常高兴，Y先生也为自己选准了作家而欣喜。
我说，历史是由无数人的传记所组成，而江泽民的传记却折射了中国当代史——这是值得为江泽民写传的原因，也是写作《江泽民传》的出发点。不是单单写江泽民的个人经历，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中国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写江泽民，通过江泽民走过的道路让海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
我还说，中国有个习惯，不能给在位的领导人写传记。这恰恰给海外提供了机会——你不写，他们就胡编乱造。这次，我们必须写出有份量、严肃、扎实、富有可读性的《江泽民传》，以压倒海外那些胡说八道的关于江泽民的传记。我提出，重点放在“从上海市长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也写他的家世、家庭以及早年经历。
库恩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他提出，重点放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这与我主张的重点放在“从上海市长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一致的。库恩提出“关节点”的概念。他认为，写江泽民，要抓住他的人生“关节点”。
我说，江泽民的人生“关节点”有四个：
第一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二十岁，经同学王嘉猷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红色人生；
第二是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时作为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十四名成员之一，在上海工作了一年，为他后来成为上海市长作了铺垫；
第三是一九八五年出任上海市市长；
第四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库恩完全同意我的分析。
我说，很欣赏美国作家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本是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认为，《江泽民传》应该起著《西行漫记》那样让西方了解中国的作用，却又吸取《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那样通过大量“花絮”——细节描写深深打动读者。库恩也很赞同我的这一意见。
先易后难广泛采访
库恩说，他从来没有写过传记，缺少经验，他知道我是美国传记研究所的顾问，希望我能够介绍写作传记的方法。
我说，写作传记，每个作家的习惯都不一样，我的写作习惯只供你参考。我写作传记的第一步，就是根据手头的资料，先排出传主的年谱，以求理清传主一生的脉络。比如，我手头就有一份《华国锋年谱》，是我为了写作《华国锋传》作准备的。我写作《陈云全传》之前，也是先写《陈云年谱》。后来经过修改，这份《陈云年谱》收入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全传》。我写《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胡乔木传》，都是这么做的。
库恩一听，十分赞同。他希望我尽可能迅速写出《江泽民年谱》，以便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基础。
我又说，我写作名人传记，作品必须建立在大量的采访的基础上。比如，我写《陈伯达传》，直接、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以及陈伯达亲属、多位秘书、警卫员和相关人员，复印了陈伯达在秦城监狱所写的各种交代的手稿，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收集了陈伯达的各种著作。只有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好《江泽民传》。海外作者所用的，基本上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所以他们的书东拼西抄。
库恩希望我开列采访名单。我开列了初步的采访名单。我把被采访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容易著手的，第二类是要通过一定组织手续的。我提出一个原则，即“先易后难”，库恩完全赞同。
在我看来，陪同库恩博士去江泽民的故乡、母校，先有一些感受，这比较容易做到。如扬州琼观街田家巷、江都仙女庙、扬州市东关中心小学、扬州育才小学、扬州中学，可以拜访江都老人杜明甫。也可以走访江泽民父亲江上青在泗洪县青阳镇墓地以及江上青工作过的泗洪县泗荪镇。此外还有江泽民母校——南京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可以参观江泽民工作过和居住过的地方：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曹杨新村五村、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
第一类采访名单包括江泽民的亲友，如江泽仁（江泽民堂弟，上海一所大学的历史系退休教师）、江泽芬（江泽民胞姐，小学教师，江苏省泰县）、曹树仁（江泽芬丈夫，上海财政局退休干部）、江泽玲（江泽民妹妹，扬州教师）、江泽慧（江泽民妹妹，林业专家）、彭镇华（江泽慧丈夫，长女彭红明）以及王冶坪亲属。还有王嘉猷（江泽民入党介绍人，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陈元元（江泽民地下工作时战友陈震东﹝本名厉恩虞?{的女儿，陈震东后来任南京萨家湾中学校长，一九七八年死于肺癌）、高步洲（即小福保，江泽民姨妈之子）、潘田（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贺崇寅（江泽民的地下党领导，上海一家出版公司总编辑）、杨峻岭（原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曾经在中南海做过十几年警卫工作）、陈修良（江泽民的老上级）。
第二类的采访名单，包括芮杏文（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爱萍、周瑞金（原《解放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皇甫平”）、陈锦华（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赴沪工作组成员）、倪志福（原赴沪工作组成员）、刘振元（前上海市副市长）、刘吉、赵启正、刘延东、王兆国、薄一波、刘鸿儒（第一任证监会主席）、陈毛弟（新华社上海记者）、江泽民的翻译、李道豫（原驻美大使）、李肇星、毛毛（邓小平女儿）、卓琳（邓小平夫人）、陈希同专案组、江绵恒（江泽民长子，原名江民康）、江绵康（江泽民次子）。
当然，也有第三类，即最困难、尽量争取的采访人物，即陈至立、黄菊、吴邦国、王冶坪、曾庆红。
还有最后尽量争取的采访人物，即胡锦涛、朱镕基、江泽民。争取直接采访江泽民本人，是《江泽民传》努力的目标。
我认为，这只是初步名单，在采访过程中，这名单会逐步扩大的。库恩博士同意我的意见。他说，采访名单应该在一百人以上！
制订工作计划
当然，进行第二类采访，是很艰难的。我以为，没有官方的帮助，是几乎无法进行的。Y先生充分理解这一点。他提出，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纯民间的，即由库恩博士和我，以作为中美两位作家的身份进行采访，这是谁也无法干涉的。能够采访多少，就采访多少。
第二步则是取得官方默许，即进行半官方的采访。确实，这是很敏感的采访工作。如果没有官方的默许以及暗中的帮助，是无法进行第二类采访的。不管怎么样，第一步先做起来。Y先生说，他会通过有关途径向上报告，以便能进入第二步。
从Y先生的谈话中，我明白，写作《江泽民传》的始作俑者，并非江泽民本人，也非江泽民授意，而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这一对外宣传机构。他们“自下而上”进行操作。当时的最大期望，也只是企求得到“江办”的默许。这与当年毛泽东直接与斯诺谈话、江青直接接受维特克夫人采访全然不同。Y先生所谓“通过有关途径向上报告，以便能够进入第二步”，清楚表明了这种“自下而上”的操作。
按照工作步骤，我把《江泽民传》的创作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立项”。库恩、Y先生和我三方的这次见面，就是“立项”。
第二阶段——准备。我整理有关资料，写出《江泽民年谱》、采访名单以及全书提纲。库恩写出工作计划。Y先生负责上报。另外，组成一个工作班子。
第三阶段——采访。广泛进行采访，先易后难。
第四阶段——写作初稿。我先写中文稿，库恩再写英文稿。
第五阶段——补充采访。这时的采访，著重于“攻坚”，偏重于第二类。
第六阶段——修改补充。完成定稿。
第七阶段——出版。选择合适时机，先在美国出英文版，然后在中国大陆、港台分别出简体、繁体中文版。
库恩说，他在三月十九日回美国。回去之后半个月内完成计划书，用特快专递寄来。然后他安排时间从美国回到中国，和我开展最初的采访。他预计在两年内完成《江泽民传》的写作。
他说，采访主要由我进行，他将参加一部分重要的采访。
他说，全部费用由他负担。他会在计划书中写明如何支付给我报酬——他强调说，这是按照美国的工作习惯。另外，还要商定双方的署名方式。他的计划书，实际上也就是双方的一种工作契约，即合同。
工作班子“小而精”
为了进行这一工作，必须建立一个工作班子。我以为班子必须“小而精”，应该以四人为宜，以便外出采访时正好坐一辆轿车。
我和库恩博士是当然成员。Y先生负责向上联系，但是不可能参加采访以及写作。他又暗示，在工作进行了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人帮助你们联系第二批采访人物。
Y先生问我是否需要党史专家参加？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说，写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但是大可不必请一个党史专家作为小组成员。
Y先生和库恩都以为我应该配备一个助手。翻译是必不可少的。这位翻译必须政治可靠。
考虑到工作方便，翻译在上海比较方便。这样，Y先生又建议由我确定。我答应回沪之后，经过联系再告知。
我握别库恩、Y先生、朱亚当，在三月十五日下午乘上海航空公司一零二航班，在四时十分离开北京回上海。仍是头等舱。
我在回沪之后，著手完成《江泽民传》的准备工作：
整理了手头的江泽民资料和已经进行的有关采访笔记，总共六大本。
传真《〈江泽民传〉设想》给Y先生，征求他的意见。《〈江泽民传〉设想》约三千字，分为“起因”、“构想”、“采访”、“计划”、“班子”五部分。Y 先生说，这一阶段，你们属于民间往来，不必都经过他。你尽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与库恩联系。他会在合适的机会、场合、环节上，向上反映，取得同意，以使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
根据Y先生的意见，我用电邮把《〈江泽民传〉设想》发给在美国的朱亚当，由他转给库恩。朱亚当从美国来电，说库恩博士看了《〈江泽民传〉设想》，很高兴。下周他会写好计划书，通过电邮寄来。由于彼此用电邮联络，所以即便隔著大洋，也很方便。库恩和朱亚当还不时给我打电话，交换意见。即使我出差青岛等地方，我们也通过手机交换意见。
我写出《江泽民传》提纲，共分六部分，用电邮发出。我写出《〈江泽民传〉采访通讯录》，开列了一百零九人采访名单：一，故乡、母校、工作过的单位；二，亲属；三，入党介绍人、战友、老师、同事；四，中央工作组；五，高层；六，最高层。
我写出《〈江泽民传〉参考文献目录》，列出十六本有关江泽民生平的书目。
我最为用心的是，赶写《江泽民年谱》。我写出长达十五页的《江泽民年谱》，并请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位中共干部译成英文，用电邮发给库恩。库恩对如此详尽、准确的《江泽民年谱》非常满意。
与库恩最初的合作是很顺利的。他把《江泽民传》的《“零零一工程”计划书》用电邮发给我。后来又根据我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度发给我，并期待从美国前来上海与我签订这一计划书。
库恩计划先出英文版，然后再根据英文版出版中文版。他在计划书中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写作、出版《江泽民传》的七个阶段，按照七个阶段安排计划。
精确的出书时间表
库恩在计划书中要求我先写出《江泽民传》中文稿，然后把中文稿译成英文，他在这一基础上写出《江泽民传》英文版。他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江泽民传》书稿。至于何时推出《江泽民传》，则看当时的情况而定。库恩说，最好选择在江泽民刚刚辞去一切职务的时候出版。
他在计划书里除了专门用了一节“赞誉”，高度评价我在传记写作方面的能力之外，还用一节详细写明给予我的相当丰厚的报酬，甚至写明付款方式以及途径。尽管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重要的。库恩又一次说，这是美国人的工作习惯。
然而，也就在起草计划书的过程中，我与库恩之间产生了分歧。
库恩在计划书初稿中，把我定位为“总采访”兼“总研究员”。我不明白这“总采访”和“总研究员”何意？他解释说，“总采访”即担负所有的采访任务，而他只参与一小部分最重要的采访。“总研究员”则是整理采访资料和有关资料，写出《江泽民传》中文稿。
库恩要我当“枪手”
我在一开始参加这一工作，就很明确，我与库恩是对等的合作者。我明白，库恩的意思是要我做“枪手”，然后给你一笔钱。也就是说，他是“雇主”。我毕竟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人的“枪手”。我向库恩建议：英文版署“库恩、叶永烈”，中文版署“叶永烈、库恩”。
然而，库恩在计划书的第二稿中，写明“库恩是单独的作者”，“叶永烈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
有关人员告诉我，这其实不完全是库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见”，因为由一个外国人出面写《江泽民传》比较合适，希望我不要再坚持两人共同署名。
库恩告诉我，他打算从美国来上海，与我正式签署《江泽民传》计划书（也就是合同）。然后一起在上海作些采访，并去江泽民故乡参观。
毕竟我不是那种做“枪手”的人。我坚持中国作家的尊严。我无法在《江泽民传》计划书上签字，我们的合作也就此中止。
尽管我没有与库恩合作完成《江泽民传》，但是我为这本书做了奠基工作。
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库恩的助手朱亚当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他和库恩将去上海，约好二月三日晚上在上海与库恩先生见面。
二月三日，库恩在上海为《江泽民传》举行新书发布会。晚上，我和库恩、朱亚当在富豪东亚酒店见面。
彼此寒暄之后，他问起我的创作近况。他知道我是中国的“报审专业户”（我的很多书因为涉及中共高层，都必须报审），很详细问起中国的审查制度。他还很详细问及审查时间的长短、修改的幅度大不大。我就此问及《江泽民传》的审查，把话题转向《江泽民传》。
中文版删去约百分之五
他说，《江泽民传》的审查，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并不清楚，所以要向你问中国的图书审查制度。他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只管写英文版。英文版是在美国出版，不存在审查问题。在美国，只要出版商愿意出版你的书，那就行。怎么写，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江泽民传》中文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版是在中国出版，必须经过中国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据说，中文版删去的篇幅大约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他说，他不懂中文，不知道删了什么。不过，他明白，那是政治性的删节。至于韩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也要删，甚至删去百分之五十，不过，那是出于商业原因，因为太厚的书没人买。
我们谈起写作《江泽民传》最初的合作。库恩说，我们那时候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非常敬佩你，因为你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上富有经验，你的作品在中国广有影响。你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歧视中国作家？
《江泽民传》中有长达四页的《鸣谢》，提到向六十九人、十三个机构致谢，竟然没有“叶永烈”！本来，我并不在意人家是否向你“鸣谢”，也不计较我为《江泽民传》所做的大量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但《鸣谢》中对做了一点点事的美国人都要感谢一番，显然这是歧视一位中国作家！他们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用得著你的时候，以贵宾相待；用不著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我不客气地向库恩指出这一点，问他，难道这也是在“黑箱操作”？
库恩对于在《江泽民传》中没有向我致谢，深表歉意。他说，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文版要印第二版，一定补上。他会通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另外韩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尚在准备出版之中，可以补上。至于英文版，由于不会在短时间内重印，只能等以后有机会重印的时候补上。库恩赠我《江泽民传》大字版精装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堆砌许多对我致敬之类的好话。
库恩说，他在后天即二月五日回美国，朱亚当将去北京过春节，有事可以与朱亚当联系。二月六日，朱亚当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与库恩商议之后，将在书中加入这么一行字：
“对于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在本书初期提供的设想与资料，表示感谢。”
诚如库恩自己所说的，他的《江泽民传》写得“太浅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是供外国人了解中国之用的，但英文版的发行数量很有限。然而，中文版的发行数量却大得惊人。北京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样一本“太浅”的书，不知江泽民本人作何感想？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于上海“沉思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