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 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

作者：郭飞熊
来源：倍可亲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时刻：由于信息遭受严酷封锁，或者在传播中产生变异，一名小丑却被广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

　　对于这样的“英雄”，我可以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但是，当他为了迎合某种势力、企图靠践踏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而朝“上”攀登的时候，我不能不站出来发言。

　　一周前，近年来着名的“英雄”焦国标在美国发表了《伟大的美国为何不像满清那样进军北京……》（经查，原标题为《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观察》首发，Sunday， March 20， 2005）一文，文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在这段话中，焦国标肯定了美军拥有“直捣北京城”的道义合法性。如是而来，性质变了，焦的话语已直接践踏了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至此，“英雄”焦国标已将自己降低到了“人”的底线以下。

　　观察焦国标的成长是一件饶有兴致的事。在2003年春夏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网络争论中，焦国标十分躁动地写下了《致美国兵》一诗，用口号语言对美军进行了充分的道德美化，疾呼：“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我想，焦国标事后一定会为自己的诗人冲动而感到后悔，它足以令自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而流传千古。04年4月底揭露的美军虐待战俘一事证明，那些亲爱的美国“brother”，虽久处于自由民主国度，却未能洗清种族主义、弱肉强食的劣根性，除了在伊拉克滥杀无辜，还对战俘进行有组织的虐待，包括极为下流的性虐待！这与《致美国兵》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讽！

　　我猜想，洗刷作为历史符号的污点，可能是焦国标在04年初发动进攻行动的主要动因之一，而那个国人十分厌恶的、其所作所为同样也将流传万古的思想警察部充当了他的垫脚石。焦国标是聪明而机警的，可能有特殊的内压、也可能是不断报导的美军滥杀无辜事件提醒了他（当然也可能是“崇高的”反极权意识推动了他），令他幸运地赶在“虐俘门”问世的前面。《讨伐》一文甫出，立即通过网络传遍海内海外，引起了万众欢呼。这时候，即便被攻击者再炒作什么《致美国兵》，也已没有说服力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极权体制所作的火力十足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地帮焦国标暂时摆脱了因一时冲动所造成的巨大丑陋。

　　但是，《致美国兵》的作者的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在各色海外媒体不均衡的鼓吹下，在极权者隐形打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连番拉拢下（《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文后注明，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目前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访问学者；另据《亚洲周刊》05年第14期报导，焦近日已被北京大学除名），焦国标的思维再度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虫急速膨胀，终于用铁写的文字，证明了自己不过是一个违背天理人伦的怪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

　　焦国标现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的思维不是孤立的一己思维，在经过极左势力长期窒息性的管制后，中国社会业已诞生了一股偏执的极右势力，正借助于自由的网络世界迅猛地膨胀。这股极右势力一个主要的特徵，乃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观上，公然主张美国本位的历史观，而践踏中国本位历史观，蔑视中国正当的地缘安全考量和国家利益，将复杂的历史运动加以道德性简化，把中国人抗击侵略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全盘作恶史，连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样黑白分明的事件，都描成为中国邪恶、美国正义的事件。由于极左势力的恶性控制，具有说服力的真相档案在中国大陆无法面世，大批网友在片面信息的熏陶下不自觉地接受了极右思维对历史的解说，一元化、独断主义的极端情绪在民间无边地发酵、扩散。

　　我们已经看到，极左与极右正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改革时代相互作为理由而生存，一个正在中国大行其道，一个正计划在中国未来大行其道。苏联崩溃的历史证明了，这两股力量的拉锯，足以将一个转型社会推向倾覆。

　　在极右思维的背后，站立着冷酷的铁血威权主义倾向。焦国标的言行便透露出，他是一位铁血威权的崇拜者。04年的《讨伐》一文表面力道十足，但在权宜之计下潜藏着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性思维，以及一种不敢直言公民与公仆的主次地位的怯懦。在一次接受采访中，焦曾这样向采访者炫耀自己的冷静：“记得当时学生老师在大街上游行，我和女友迎面碰上。我正边走边吃胡辣羊蹄儿──开封的胡辣羊蹄儿特别好吃，有机会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冷静人士“在国际政治这个市场上对中国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杨小凯语）诞生后，翻然表现为另一种躁动模态。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了，那几名在伊战中过分美化美国军队的人士，当年那个特殊时刻大都有着“火线入党”的光荣记录，这些光荣记录有力地见证了这种人骨子里崇拜铁血威权的倾向；1999年后，新的强权者美国佬作为替代满足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渴求。这种人不仅在网络上大有市场，而且还有像《亚洲周刊》这样好心的自由媒体，正不遗余力地以其缺乏多元和均衡的偏执思维，为他们推波助澜，而完全无视其所推动的极右思维对中国未来的破坏力。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认识到，同对待极左势力一样，对待极右势力，不能过于绅士，要即时予以揭露；对于那些鼓吹和宣扬违背天理人伦的谬论的家伙，要步步追打，不到他们放弃，绝不停止。如果任其泛滥成灾，发生在当年俄罗斯民主派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将同样发生在中国这一代人身上。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民间社会而言，现在不是团结的前夜，而可能是分裂的前夜。在纯粹思想意义上，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应该和那些极右思维主动分裂。作为本土奋斗者，作为信仰者，作为用肉体承担信仰者，作为知行合一者，对于各种崩溃论者，对于那些连台独、藏独、疆独都不愿反对的人，对于那些把神圣的事业当作游戏的人，不能不与之渐行渐远。

　　德高望重的民主战士于浩成先生曾在《民主、和平、统一，三者缺一不可》演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一些民运分子或异议人士由于对中共的不满和仇恨，因而转而支持台独。他们之所以走入误区，一是没有想明白民主、和平、统一这三者不可偏废的道理，二是他们把国家和政府混淆起来，正像白桦的《苦恋》（电影叫《太阳和人》）中有一句对话，作品主人翁（在文章中曾受打击的一位知识份子，据说其原型为画家黄永玉）的女儿问说：‘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这是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批评、指责政府（以及执政党），但是绝不应该伤害自己的国家。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命运共同体，至少在世界大同、国家灭亡以前是如此。一个民主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爱国主义者，这是毫无疑义的，所谓‘民族大义’并非一句空话，也并没有过时。希望那些支持台独的人，特别是那些极少数并非认识不清，而是见利忘义，卖身投靠的人，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才好。”

　　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适当引伸，可充作对焦国标之流的警示；而对于那些迄今仍将焦国标的“大节有亏”视为“小节无害”、心中全无底线概念的温良之士，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提醒。

　　2005年3月29日晨

作者：焦国标
来源：新世纪

河南最有名的两位老太太，一个是常香玉，一个是高耀洁。常香玉是豫剧大师，高耀洁是抗爱滋病大师。作为河南人，我很尊敬这两位老太，可是他们都有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缺点。常老太香玉的缺点是她抗美援朝时捐献一架军用飞机。全国人民都说这是她的荣誉所在，不喜欢豫剧的也知道唱豫剧的常香玉捐献一架飞机，可是我却认为这是她老人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抗美援朝是个大错误。第一，抗美援朝“救下来”一个北朝。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美援朝实际上是救援了一个姓金的世袭独裁政府。这是一个对北朝鲜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政权。因而所谓抗美援朝，实际上是对几千万北朝鲜人民的犯罪。第二，抗美援朝“救下来”一个毛泽东独裁政权。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里，从一化三改造到反右，从大炼钢铁、大跃进到人民公社，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被饿死和折腾死的中国老百姓有四五千万。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可以说，一个抗美援朝，害了中、朝两国人民。我这么说，可能有人说我不爱国。是的，我宁肯华盛顿那样的美国政府来统治我，也不愿秦始皇那样的中国政府来统治我。这决不只是我个人的选择，那么多中国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移民欧美，还有不要命的偷渡，本质上不就是这样的选择吗？还说常香玉捐飞机吧。抗美援朝的最后结局当然不是常香玉一架飞机确定的，可是这架飞机对于常香玉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件绝大的事，因而也就是她一生一个绝大的污点。对此，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过我承认你有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权利。这个就不多说了。

至于高耀洁老太太，我本来一直没有发现她老人家有什么缺点。最近2004年度华语传媒大奖评选揭晓，高老太的《一万封信》被评为头奖。2005年3月7日《新京报》刊载老太太的获奖感言，其中一句话我认为很不得体。她说：“书的出版，赢得社会好评，有报刊转载，有网站摘编，还有外国人找我商谈以优厚的稿酬翻译在国外发行。国内媒体转载、摘编扩大了宣传，唤起了人们的良知和对疫病的警觉。国外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翻译出版，我不会为钱所动，一概回绝。”对此我很不理解，你高老太钱多得没处放了，还是嫌钱扎手了，不然怎么会“不为钱所动，一概回绝”呢？国外翻译出版有什么不好啊？且不说钱的因素，就是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爱滋病，也是应该同意译成外文出版的呀。出书不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爱滋病吗？难道你只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爱滋病，不希望更多的外国人也能了解吗？难道中国人得爱滋病惹你心疼，外国人得爱滋病你就不心疼吗？外国人到底怎么得罪你高老太了？国外哪一点对不起你呀？你在国内和在地方被打压的时候，不正是外国舆论帮了你，给你道义上的支持吗？你的国际大奖不正是国外社会给你的吗？你抗爱环境的改善，中国政府转而对抗爱的支持，不都是得益于世界舆论吗？你这“一概回绝”，好像外国人给你设置什么陷阱一样，而你高老太好像是心明眼亮、立场坚定，就是不上他们当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吗？真想不通高老太怎么会说这种糊涂话！您是太老了吧？

高老太接下去的感言似乎间接地解释她为什么“一概回绝”的原因。她说：“这两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爱滋病问题高度重视，地方政府也将其列入议事日程，爱滋病病人以及不幸去世的爱滋病人的遗孤得到了救助，令人欣慰；我的防爱之路不再有更多的艰难坎坷，曾经协助我宣传防爱而被抓的一位疫区干部，现在成了当地为遭遇爱滋病之祸的人‘招来’好政策备受尊重的人。这更让我看到中国防爱的希望，坚定我矢志防爱的信心。”读了这一段，我似乎明白，原来这里面有个政治立场问题。现在中央和地方都重视了，高老太不需要外国人“帮忙”了！我从这里看到了老人的狭隘。这是一种与那些狭隘的中国政府官员同一根源的狭隘，或者这是在那些狭隘的官方意识形态逼迫下不得不做出的狭隘选择！我相信，就老太的本意，她是希望自己的这部书能被国外翻译出版的；之所以“一概拒绝”国外翻译出版，其背后是愚昧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施压，在作怪。高老太过去的抗爱，实际上是既抗爱又抗官（官方一直竭力捂着爱滋病的盖子），抗官比抗爱更难。因而，高耀洁这近十年，与其说是抗爱的近十年，不如说是抗官的近十年。问题是，过去高老太能做到抗官，而今天怎么竟这样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官方的意志，官方意识形态僵化而反动，老太太也跟着“僵化反动”起来了呢？

想来想去，想起了梁山泊好汉造反。高老太大概现在“造反”造出了成就，可以接受朝廷招安了。2003年中央台评老太太为年度风云人物，2004年又获得图书大奖，中央领导和地方大员都去拜访她。在目前总体上顺风顺水的情况下，想必老太不愿再过分违拗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或暗示，自己迁就一下算了。这大概就是“不为钱所动，一概拒绝”外国人翻译出版《一万封信》的真正原因。当初官方不许高老太到美国领奖，如今不许《一万封信》翻译出版，前后的行为逻辑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所谓国家形象之类的愚昧说辞。名义上是为了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嫉妒贤才。那些“管”高老太的官员，可能自己就没有去过美国，更不用说去领奖，怎么可以顺顺当当给你办一应手续呢？当初不许老太去美国领奖，又要她对外说是自己不想去领奖，被老太严词拒绝；而今老太却对外亲口说“不为钱所动，一概拒绝”，足见其抗爱的坚定性和追求正义的坚定性，已今非昔比，大为退化。违背自己的专业良心而屈从于官方僵化反动的意识形态，或者拿自己的专业成就换取僵化反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配合、支持、首肯和赞誉，一百个中国人一百个逃不出这个可诅咒的宿命。当你汲汲无名时，官方意识形态挤压笼罩窒息你；当你取得成就，挤压笼罩窒息不了你时，它又巧立各种名目限制你。在当今社会，独立不依的好人与地方官的关系多半如此。

高耀洁抗爱需要不需要钱？那些爱滋病人及其家属遗孤需要不需要钱？当然是多多益善。外国读者需要不需要读这本书？当然需要。如果需要钱，为什么不卖版权？如果需要读，为什么不许翻译？原因无非是书中的一些事实“对中国形象不利”。僵化反动的官方意识形态历来在“中国形象”问题是颠倒黑白的：它认为有利的，实际上是十足的祸国殃民；它认为不利的，才正是对中国有利的。高耀洁老太太最清楚这一点。当初官方认为暴露爱滋病的存在于国家形象不利，结果是爱滋病没人管，肆无忌惮风行了许多年。当初高老太光荣而孤立地对抗着僵化愚昧的官方意识形态，现在高老太则开始与这种僵化愚昧的意识形态合流了；因为她有资格合流了，她有资格接受愚昧僵化的意识形态招安了。她铿锵有力的所谓“不为所动，一概拒绝”预示着，她将开始受制于僵化愚昧冷血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时开始背离自己的专业良心和慈悲情怀。这是最为可悲的。

我原觉得高老太值得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现在看来尚有距离。诺贝尔和平奖的情怀是人类的，而高老太的“不为钱所动，一概回绝”之举，不仅不是人类的，简直不是中国人民的，而是僵化愚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她不能彻底挣脱狭隘、僵化、愚昧、冷血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掌控，他/她就永远休想走向世界！我为老太太悲哀。我希望老太太能活到老，与僵化、愚昧、自私、狭隘、害人的那些意识形态官员战斗到老。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目前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访问学者）

作者：焦国标

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天，
战场卷来沙尘暴。
前线出现胶著状态，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风搅天撼地，
你背负著小山一样的军包，
趔趔趄趄，顶著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疼！

伊拉克沙漠盘亘无际，
沙梁上，你从镜头远处跋涉而来。
恶人和恶人的朋友诬你是入侵者，
对的，你的确是“入侵者”，
迷彩装的你，
是万古死寂荒漠里第一株先锋植物，
是万里无垠沙海里第一抹绿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里，
骆驼就是轻舟。
阿拉伯文化里，
骆驼是最受爱戴的生灵。
如果这个古老民族还有救，
那就从心底把骆驼置换成，
伊拉克沙漠里行军跋涉的美国兵。

于今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国征伐之苦。
美国号称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里的孩子却在代全球的同龄人，
从军远行，自陷地狱，与战邪恶。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先生说：
“战斧”巡航导弹带不来民主。
我说这要看什么时代：
给法国带来民主的是攻克巴士底狱的炮火，
给英国带来民主的是英王查理的断头台，
给美国带来民主的是来克星屯的枪声，
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
只有靠“战斧”巡航导弹呼啸携来。

你的笨重的军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
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
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
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

丑陋的嘴脸在电视屏幕里评点战争，
实乃一帮号称专家的巫婆神汉胡批乱侃。
彻底的陈词滥调，全心全意的愚民，
是我逃不脱的声音聒噪。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次呼喊：
“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写于伊拉克战争第十五天，2003年4月5日

(2005年4月02日)

（编者按：以下内容仍无法核实是否由高耀洁女士发出）

当国外的朋友从邮件上转来----《观察》首发，（Boxun.com）刊出:《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2005年3月21日）一文。署名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目前为美国民主基金会访问学者---焦国标。

首先声明，我并不认识焦国标先生，已年逾古稀的我这么多年来也未听说过其人其名其事。如果他对新闻负责，那么应当核实情况尊重事实，至少应该直接征询我对艾滋病现状的观点和看法。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我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本人既老且病，为了向媒体公布现在还有非法血站夜间抽血，在2004年11月份我请有关记者前往这些“黑血站”拍了多张照片。另外还有不少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和孤儿未被发现，我称这些地区为"黑洞"。自2004年5月至今，我一直在忙着“打黑洞”。2005年三八节以来，我又请人揭开了两个“黑洞”。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真相，我不得不从医院病床上起来，带着自费聘请的医生和药品器械赴北京参加3月5日"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之2004年度图书大奖"的颁奖大会。

在大会期间，《新京报》记者参访我，我提及有位日本商人要求在他那儿翻译我的《一万封信》，我未答应。我不能只为了稿费，我坦言中日战争时期我家是受害者，我第五个小妹妹尚在襁褓之中就被日军飞机轰炸冲击波震死的！3月7日《新京报》发出的原文大家有目共睹，该报能够刊登揭示多个黑血站的存在和危害，本人非常感谢。也可能有人不满或难过，我特此声明：焦国标教授文章立论多处与事实不符。

特此声明。

高耀洁

2005年3月31日



高耀洁 医生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email protected] _(自由发稿区发稿)

来源：新世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3月28日采访报导)最近互联网上出现报道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因为撰写《讨伐中宣部》而遭受官方不公待遇的焦国标已经被北大校方除名，以六四学生领袖为首的一些北大海外校友发表公开信，谴责北大校方的这种做法，并呼吁恢复焦国标授课的权利。

为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专访了刚到华盛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作访问学者的焦国标，他说事实并非如此。

焦国标谴责中国当今的意识形态官员与中世纪宗教改革人士马丁路德所面对的罗马教廷极其相似，他说这些官员是乌云、小丑、罪人、恶棍，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记者：最近在网上有文章说您已经被北大除名了，您现在人在美国华盛顿，您是不是已经被北大除名？

焦国标：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公函，但是好像已经送到我们家去了。

记者：那据您家人讲是怎么写的？

焦国标：就是以“自动离职”处理这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自动离职？就是说还不是被北大开除，而是您离开北大？

焦国标：自动离职和开除可能还不太一样吧！我不知道最后在学校管理层面上讲这中间有什么区别。

记者：就是您离开北大是因为您想到美国来作访问学者？

焦国标：那也不能简单这么说，我的逻辑就是说从去年九月初停我的课，到九月中旬不让我作硕士研究生导师，后来全国出版社不能出我的书，媒体不能发我的文章，一直到去年年底学校又让我不能在新闻学院待下去，今年年初又不让我出国，我觉得这是一系列对我的迫害，我觉得如果我再不抗争的话，我不知道终点在哪？最近两三个月学校一直想把我从新闻传播学院调到学校的一个文学研究中心去，我不想去因为我觉得他是在处分我吧。

记者：沈从文先生(音)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也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被迫放弃他所喜爱的工作而转行做其他研究，您的意思就是不愿做沈从文第二是吧？

焦国标：我觉得那不是我个人命运的问题，我觉得是中国五十年、六十年历史有没有改变的问题。如果中国社会在意识型态方面、在言论自由和人的精神思想自由的层面上、学术自由的层面上，五十年、六十年没有改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如果接受了，我觉得对我自己当然是一种耻辱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太可耻。

记者：在您这次来美国之前，北大校方是不是有过要您自己辞职或者是有把您除名的威胁？

焦国标：这个一直是有。从去年十二月到我离开的时候，这三、四个月一直都在谈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第一、我不去文学研究中心；第二、我不辞职，我认为我没有什么错。

记者：最近您的校友包括其他一些海外的北大校友，呼吁北大校方能改变他们对您一系列的迫害措施，恢复您上课的权利，您对北大校友的这种作法怎么看？

焦国标：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我那时候很感谢他们。而且我准备最近要写一个给全世界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就是要呼吁大学在学术交流的同时推进学术自由。

记者：我看了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您说您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人士马丁路德的身上寻找精神支持，我是想问您一下，您觉得现今的中国意识型态官员与几百年前的罗马教廷是不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焦国标：我觉得太相似了。

记者：哪些方面相似呢？

焦国标：就是一元化，更重要的是这种一元化不是原教主主义的一元化。你比如说中世纪的教会学校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基本上可以说是教皇和教会的控制，并不是圣经的控制。那现在中国对意识型态的控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里的控制，而是说完全是眼下活着的人也就是一些意识型态官员临时规定的一些东西。现在对新闻自由的人控制是马克思主义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吗？完全不是，是反马克思的。

记者：您这一切的遭遇就是源于您写的那篇文章《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民间及海外的反响，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焦国标：比如说那些上访者，他们不上电脑也不会上网路，但是他们会呼应传阅。至于说在国外，去年八月份的样子已翻译成二十种语言，还有好多种版本。

记者：在北大的学生中间有什么样的反应？

焦国标：像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有读到过，他们也都用不同的形式给我做了一些鼓励肯定。但是现在的学生不是像过去八十年代那样的状态，学生也是谨小慎微的，比较恐惧吧！

记者：最近教育部对中国校园的BBS有实行严加控制，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作法？

焦国标：事实上这种作法是最糟糕的，他们大概是想把中国人搞到像周历王那时候，周历王的时候国人不能谈国王的事、在路上使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在往这个路上整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上大学生在这之前，我认为他们生来就是在这个不自由的环境当中，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去感觉自由或不自由，但要BBS一下给他封锁了，他们就知道什么叫讯息自由、什么叫讯息不自由了，所以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得罪了这一代大学生。

记者：您讨伐中宣部，从来没有讨伐过中国的这种专制制度，您不觉得中宣部只是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吗？

焦国标：是这样的，但是你总得找一个具体的人吧？我觉得简单的说讨伐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用力？我是一个新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我认为我这样说是站得住脚的。

记者：有人说控制言论自由是中国政府维持他一党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您觉不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这方面有所放松呢？

焦国标：我觉得能够看到。

记者：您还是很乐观的。

焦国标：过去我们学习的时候学习“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我认为他们这些都是乌云、都是小草、都是罪人、都是恶人、都是恶棍，新闻自由、人类政治文明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东西。

记者：您是一个非常大胆、敢言，而且敢于为捍卫中国言论自由做出自我牺牲的人，您还在您的文章说您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做自杀殉道，这个在当今中国的知识份子中是不多见的，到底是什么给了您这种力量呢？

焦国标：我觉得这个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新闻自由是人类的未来”，比较浅层次的信仰就是我的努力会被历史记住，如果说像过去有什么列传的时候，也许将来会有一篇叫“焦国标列传”。当然我曾经说我希望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不过就是向好人学习的一个提法而已。

记者：那么您来到美国以后是到国家民主基金会作访问学者是吧？

焦国标：对。

记者：大概作多长时间呢？

焦国标：半年。

记者：半年以后呢？

焦国标：我会回去。

记者：回国以后还能回北大吗？

焦国标：我就争取嘛！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您如果被北大除名的话，您想去台湾大学任教，您现在还有这种打算吗？

焦国标：我这是在国内的瞎想，我也不知道。

记者：您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作的是哪方面的研究？

焦国标：就是中国新闻界的历史和现实。我现在初步的想法就是关于宣传部系统，就是从国民党的宣传部、纳粹的宣传部、苏联的宣传部贯通起来去考虑和思考。

记者：从历史来讲自由精神和民主理念得以成为北大的精神基础，这是在他的公开信中所说的。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北大和这种自由民主的理念是不是相差的很远？

焦国标：有多少光荣就有多少耻辱，这一点特别对北大包括清华，因为他毕竟在历史上的地位，都被宣传部盯的很紧不敢乱说乱动。作为大学的品格、作为思想的摇篮那这个地位就没有了，那是他的耻辱。


(3/30/2005 3:26)

作者：冼岩
来源：多維新聞

圍繞郭飛熊《焦國標的言論越出了人倫底線》一文，海內外掀起了針對“焦國標現象”的大討論。但奇怪的是，除焦國標本人拋出了“自豪八百輩子”的回應、張三一言撰文為焦辯護外，素來活躍于海內外媒體、網絡的自由民主精英大都對此諱莫如深、沉默如金。人們不禁要問，那個一會兒淚流滿面問“為什麼一個幅員那麼大、歷史那麼悠久的國家，卻容不下一個自己的兒女，為什麼要讓他傷心、永遠地離開？”一會兒又豪言壯語“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買給美國作他的第五十一個州”的蹩脚演員，有什麼本領令這麼多的自由民主精英“失語”？


顯然，導致“失語”的其實不是焦國標此人，而是“焦國標現象”背後所凝聚的問題：在張揚人權的目標下，美軍是否有直搗北京的權利？——這一問題將許多自由民主精英置于了尷尬之中，迴避成了“最可行”的選擇。顯然，一些自由民主精英縱然內心認同焦國標“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的觀點，也不願意公開表露出來；更多的人或許既不願意公開否認“在張揚人權的目標下，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又不敢公開承認“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這倒確實成了“獨立知識分子必須經過的一道考題”。

答不出就只好迴避。郭飛熊捅破了窗戶紙，令許多自由民主的大腕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國際處境的惡化及國內民族意識的覺醒，自由派知識分子也開始分出一支，試圖爭奪民族主義的大旗，例如王思睿、何家棟就打出了“民族民主主義”的旗號；其他大師雖仍然沒有忘記對民族主義作口誅筆伐，但態度已是諄諄善誘，不再直斥為洪水猛獸；甚至就連遠在海外的精英，也學會了聯名致信聯合國安南，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但是，這些人再怎麼努力與民族主義攀親、“聯姻”，也無非就是論述一下“哥倆好”、搬弄一下“不民主，就不能民族”之類的自圓其說而已。

“焦國標現象”所帶來的煩腦是：它打破了這種僅僅存在於觀念世界的自圓其說，揭示了民主與民族之間除精英們所津津樂道的共榮共損關係外，還可能發生尖銳的衝突。當在自由民主的觀念世界看起來交相莫逆的一對東西在現實世界突然表現為怒目相向時，自由民主的精英怎麼辦？他們該怎麼交待這種緊張關係，他們又怎麼公開對待他們心目中的“民主大義”與“民族小義”的衝突？

從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出發，答案不言而喻，但卻不易宣之于口。恐怕只有象焦國標這樣的楞頭青，才會大聲吆喝“我就是要直接踐踏了[你們]社會的基本價值──對國家、對民族、對主權的認同，對人格、對尊嚴、對大節的持守”吧；按照王思睿、何家棟的說法“大眾不拒絕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義便是依托于大眾自發的強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義者過於潔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與民族主義聯姻，便很容易成為一種遠離民眾的[陽春白雪]，曲高而和寡”（王思睿、何家棟《民族民主主義在中國》）--真正虔心致力于自由民主事業的精英們，怎麼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將自由民主置于與民眾樸素的民族、國家認同相對立的位置？但是，現在問題已經提出來了、窗戶紙已經捅破了，再也不能侃侃而談什麼“民主與民族的高度一致性”了，怎麼辦？——怎麼辦都難辦，只好視如不見，寄希望于事過境遷後，公眾的記性比不上忘性吧？

硬著頭皮裝沒看見，這應該就是自由民主精英們大面積“失語”、放任其他人“誤導”民心、置“思想啟蒙”歷史重任于不顧的心底乾坤。

張三一言在為焦國標辯護時，說筆者“把[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及其言論歸入[焦國標現象]內”，在此筆者作一澄清：筆者並未將“自由知識分子言論受到歡迎的現象”等同于“焦國標現象”，“自由主義傾向”也不等於“極右”。事實上，自由主義思想中包含了很多溫和元素，自由主義者也有不少人主張溫和漸進。但是，自由主義思想又與“焦國標現象”、與“極右語境”有著一定關聯。一方面，“極右”一系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自由主義，例如焦國標及其支持者所謂的“在張揚人權的目標下，美軍有直搗北京的權利”的觀點，無疑就脫胎于自由主義的“自由至上”、“民主先行”、“人權高于主權”等理念；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思想在當代中國民間成為主流，也是孕育出“極右語境”和“焦國標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右”成為主流時，分歧就主要在“溫右”和“極右”之間展開。

焦國標被官方打壓，並不能否定自由主義已成為當代中國民間思想的主流、極右勢力早已迅猛膨脹的事實。1949年以前，馬列主義雖然迭遭當時的官方打壓，但無疑它仍然是當時民間思想的主流，李慎之先生的回憶文章《革命壓倒民主》，生動地記錄了那一段歷史。何況，今天的思想鉗制遠不如六十年前，自由主義大師們的著作在市面上俯首即是。現在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會否認：當前真正能夠“掌握人心”的強勢話語，首推自由主義話語。

“焦國標現象”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使自由主義的強勢話語與民族主義的次強勢話語正式發生了難以迴避的碰撞。圍繞伊拉克戰爭的大辯論算是第一次，但那次“考題”還沒有這麼尖銳，還存在不少可以模棱兩可的迂迴，卻已經使自由主義失分不少了。這次的“焦國標現象”，更加凸顯了根源于個人主義的自由民主價值對立足于集體主義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消解性、顛覆性作用。於是，自由主義“聯姻”（其實是“整合”）民族主義的努力遭遇了難題；在難題沒有解法之前，眾多自由民主精英只好“失語”。

作者：焦国标
来源：博讯－－观察

有一叫郭飞熊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初看之下，我心里咕咚一下：我说什么不检点的话让人家逮住了这么指名道姓地骂？待看完郭氏大作，我心里不禁刮起十二级的蔑视和嘲弄的台风：“哈哈，郭飞熊，瞧你那‘熊’样，还教猴子爬树，教鱼游泳，教关羽耍大刀，教孔夫子读书哩！你给我爬一边儿去吧。”

  我哪点儿“越出人伦底线”了？原来是我在《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中的一句话惹的祸。我说：“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郭子认为我“的话语已直接践踏了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至此，‘英雄’焦国标已将自己降低到了‘人’的底线以下”。

  熊，你说的真对！我就是要直接践踏了“你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我就是要把自己“降低到‘人’的底线以下”。我下地狱，你这只熊有本事就别在地上爬，你往云彩眼儿里飞！耶稣说，人类的家园在天国，尘世的国家是罪恶的渊薮，他不仅不寄希望于他的祖国以色列，也不寄希望于当时的美国——罗马帝国，按你“熊瞎子”的逻辑，是不是耶稣比我更等而下之，把自己不仅降低到“人”的底线以下，而且降低到熊的底线以下？嗯？

  在“熊瞎子”的眼里，我最不像人的言论是《致美国兵》。据他“猜想”，这首诗是我“一时冲动造成”的；２００４年我之所以写《讨伐中宣部》，“可能”是为了“洗刷作为历史符号（写作《《致美国兵》）的污点”。

  我真为“熊瞎子”的瞎想感到可气：人心与人心的差别，简直比人心与狼心狗肺还要隔膜。我写作的历史已经有将近２０年，回想这２０年，我没有写过哪怕一个让我感到羞耻的字，而最令我自豪的还不是《讨伐中宣部》，而是这篇不朽的《致美国兵》！

  当初我就说，如果《讨伐中宣部》让我不朽十年八年，《致美国兵》则最起码让我５０年到１００年伟大！“熊瞎子”继续瞎想：“我想，焦国标事后一定会为自己的诗人冲动而感到后悔。”大错特错！我不仅不后悔，我为我的《致美国兵》自豪八百辈子。美军的虐囚事件不仅无损于美国的荣誉，恰恰证明美国的伟大。人类虐待囚犯的历史有几千年，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和国防部长为自己的士兵虐待战俘而道歉。谁？美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郭飞熊说我是 “一个违背天理人伦的怪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由于信息遭受严酷封锁，或者在传播中产生变异，一名小丑却被广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是的，我是“小丑”，是“怪物”，你熊瞎子是“小美”，是“正物”，行了吧？你敢指我这“被广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的人为“小丑”，足见你比我更牛，比我更英雄，可是你问问“广大的温良之士”把你当英雄还是当狗熊？你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我为访问学者这是美国政府对我的“连番拉拢”，我说你太高看我了，我哪配伟大的美国政府拉拢啊，我连给美国政府提鞋后跟都不配！不过话说过来，尽管我这么不堪，可是说出“那个国人十分厌恶的、其所做所为同样也将流传万古的某某部门（指中宣部）”的郭飞熊，如果想给我提鞋，除非呈上中宣部和中组部联合出具的证明。你说我“04年的《讨伐》一文表面力道十足，但在权宜之计下潜藏着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性思维”。是的，我是“奴性思维”，我是“权宜之计”，可是你所谓的狗日的“大节”见鬼去吧！在我焦国标的词典里，没有大节小节，只有民主与专制。民主，哪怕在她美国，万岁！专制，即使是在咱中国，该死！

  其实你“熊瞎子”并不确切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见利忘义，卖身投靠”，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买给美国作他的第五十一个州，决不像现在他们与俄罗斯做的边界交易，抠抠索索的。你奉劝那些“见利忘义，卖身投靠的人，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才好”；今生今世我最大的愿望和苦恼却正是你所禁忌的：我怎样才能在“见利忘义，卖身投靠”的路上走得更远呢？我怎样才能“堕落成为民族罪人”呢？一位叫吴大志的先生，替我鸣不平：“不管焦国标的言论有多不当，你用‘小丑’、‘之流’来形容他，是不妥当的。问题应该摆在理性的层面上，用说理的方式来进行。即使是对待敌手，也要尊重他的人格。”我谢谢吴先生。但是我的人格，我不需要别人把它当成不可触摸的老虎屁股来敬畏。在我看来，凡是蠢货，人人得而羞辱之。因而如果我蠢货得达到郭飞熊先生的程度，请同志们可着劲儿羞辱我，我一点不叫屈。同样，如果我看谁是蠢货，那我也不会给他来费厄泼赖的。请记住：在我焦国标的字典里，也没有收录风度二字。我不需要你给我讲风度，因为我不想让风度束缚了我对蠢货用词的力度。一言以蔽之，我不需要你对我讲风度，因为我压根不准备对你讲风度。这很公平。糟糕！讲公平不就是讲风度吗？看来我还不够不讲风度。在不讲风度的问题，我还需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熊瞎子”猜想我写《讨伐中宣部》可能是为了洗刷《致美国兵》的污点；我倒觉得这“熊瞎子”来者不善，恐怕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蠢货，而可能是被鲁迅先生骂过那种假充公允的企图带领民众走向专制屠场的头羊。

作者：赵四
来源：[天下论坛]

生物大体上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物中跟人关系最亲密的当属动物。因为人本身就属于灵长类，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由类人猿经过几十万年甚至更长时间进化而成；类人猿则由更低级的脊椎动物进化而来，以此类推，就会追至原生生物，直至PROTEIN 和DNA。动物界中有一类跟人类关系更加亲密，比如猪，狗，牛，羊，马，驴，骡，鸡，鸭，鹅以及骆驼，大象等等。这些动物由于人类长期的驯化和培育，已成为人类的朋友，数千年来对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这些动物也叫畜类或禽类。有些人喜欢把不喜欢的人骂作畜生，余以为是不公平的，一方面有的人所作所为不一定抵得上畜生，再则畜生对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人类有一种现象叫返祖现象，是指有的人在体貌或行为方式上，按照逆进化的方向返回到了某一动物阶段，有的返得近些只具备了猿猴的特征，有的达到了畜或禽的程度，有的退的或许更远些。

近日读了一叫郭飞熊的文章“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以及焦某的反驳文章，觉得郭先生还是太客气了。他只是讲了焦某的行为降到了“人”的底线以下，并没有讲到底降在什么水平上。余以为焦的行为已降至了生物伦底线以下，准确地讲是在禽畜伦底线以下。不相信者听我细细道来。

古人云，人有人伦，狗有狗道。关于人伦孔孟二贤哲所论甚多，过于复杂。但有一俗语比较确切，那就是“儿不嫌母丑”，这一点焦某人显然不够格。一个要“强奸我的老母，灭绝印第安人！”地上赶着去巴结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美国士兵BROTHER”；一个希望当年美军“越过鸭绿江，只捣北京城”；一个有一天执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他的第五十一个州”的中国人，显然他的行为已经降到了“人”的底线以下。他之所以这么无耻地巴结美国，无非是看到了美国目前的政经实力，想讨一勺残羹罢了。关于狗道或狗伦，也有一句俗语叫做“狗不嫌家贫”，这一点焦某还是不够格。就算焦不如狗，马呢？关云长的赤兔胭脂兽和秦叔宝的黄膘马，焦是比不得的。就算一般拉车耕地的马，焦也比不得。牛呢？牛讲究“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焦还是不够格。按照焦的年龄和出身来推断，应该是靠助学金完成的学业，不要小看当时的10几或20几元，它却省掉了万千学子的烦恼和家庭的负担。20年后的学子们哪有这样的福气？就算你与这个养了你40年国家有天大的仇，也犯不着天天盼着美国人打来，美国不是没来过，不光美国，近一百年来好多国家都打来过，他们都在中国干过什么，难道焦真的不知道？就算家养的禽畜比不得，野生的总有一比吧？非也。在广裘的非洲草原上栖息着众多生灵，比如野牛群在晚间歇息时，总是把老弱病残围在中间，强壮者在四周，遇有虎狮等强敌来侵，强壮者总是先与天敌拼杀一阵，以掩老弱者先撤，而不是焦某那样，盼着天敌来犯，甚至领着天敌来犯，以便分得些“老母”的骨肉。有一种很常见的蜂类叫马蜂，它们有个特点是轻易不蜇人，但如你一不小心或故意地破坏了它们的家园-马蜂窝，那它们将倾巢而出，直到把你蜇的面目皆非，甚至丧命，而马蜂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马蜂的血性，焦先生显然不具备这种血性。

可怜呀，可悲，一个人活到了这个份上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不知他的上一辈子作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一位现世活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