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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教授陈丹青[博导]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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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03-23   

教授陈丹青[博导]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

消息源:北京科技

5年前,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3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对画家陈丹青来说,这是烦不胜烦的季节。

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5 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郑重用毛笔为类似的考生写过多次“申诉”,均“没有任何商量,被拒绝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华研究生院请求,答复是:跟你情况类似的有好多,录取你一个,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陈丹青私下对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和外语,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开场合,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27 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理解中国的现实。而当网友问他:“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他答道:“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但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这种矛盾的处境促使他到处“胡说八道”,批评体制。他多次向院校领导当面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 “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 “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事实上,陈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

他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几百个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你不说假话,你连画画的资格都没有,你画着虚假的主题,你的处境却是真实的。”他解释道,“中国人的言行向来难分真假,‘文革’一代的言行则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

他坦率承认: “我们谁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 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知青、盲流、个体,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体制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陈丹青说。这一长期经历“重新塑造”了他。他今天的选择,就是做回他做惯的个体画家。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几个月。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出于自己的性格。为此在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图片:d_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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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5-03-23   
陈丹清的悲哀
送交者: 朝天辣 2005年3月23日12:05:25 于 [天下论坛]

我是在1995年认识陈丹清的.当时国内>杂志社让我写一篇有关中国画家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的文章. 我特意赶到了NY见到了陈丹青和其它几为住在NY的画家.

陈将我带到了他在曼哈顿的画室.也看了一些他当时的新作.其中包括64民运组画和他的一些新老作品.能看到久违多年陈的作品自然是很高兴, 但照实里说: 当我看到他来美国后画的画时, 那个心里凉啊就别提了.我从小学画时陈就是我和所有中国向往当画家青年人心中的楷模.人们一句一个陈丹清.画素描要参考他,画色彩要临摹他, 画创作要想到他.
说穿了,当时似乎中国的绘画就只有他.他当时因为他的[西藏组画]算是顶天立地啊.人们说他是中国绘画界的一个里程碑.是他的组画使人们从单一的歌颂共产党的中国政治性绘画题材转变到歌颂生活,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绘画中来.

摆在我眼前的一堆画里.我最喜欢的仍然是他的旧画[翻身农奴想念毛主席](?). 这张画我小时候在杂志上见到过.画的是藏民手里拿这收音机听北京的声音.画虽然旧了,颜色也脱落了,但画家的那种灵气,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提炼都在画里交代了.遗憾的是在他的一大堆新画就看不到这种才气了.人体画的如同僵尸一般, 花卉既没有颜色也没有生命.但是64组画我还是喜欢的.场面很大,油画味道也很浓,但是画家因没有生活.画面不够生动.我上大学时赶上了六四.也参加了游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人们说是美国把陈给毁了,而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只觉得自己在美国不在有当时[画西藏组]画时的那种状态了.他讲了自己在美国的苦难经历.生活多是靠夫人画花布维持.自己偶尔也卖一些画.我当时看上了他的一幅小油画景物写生,画的是一双皮鞋. 我想买这张画.
他说那张画是一张很具有纪念意义的画.想自己留着.

当时和他同时期来美的画家都在美国找到了自己不同的出路.有的已经过上了很富裕的生活.而他仍然还沉浸在他从前的理论和从前的辉煌之中.他骄傲,骄傲他的过去,他悲哀,悲哀他的现在.他想前卫.可冲不出他的陈旧的大陆观念.他想复古,可又生不逢时.....

陈丹青形象高大,外观标致.是绝对的中国帅哥.但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他敏捷的思维,和渊博的知识以及他那风趣的谈吐.虽然他的画让我失望,而本他还是很让我钦佩的.他诚实,客观,冷静.让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流落在美国而不成功的中国艺术家形象.

很多人都说他出国是个错误.应该回中国.

因为他,文章我没有写.别的画家情况比他好的多.会有一种对比.这种对比会破坏他在很多崇拜他的中国画家心目中的形象.我当时很为难.最后我只好给>杂志写了两篇美国当代写实主义画家的介绍.

几年过去了.听说丹青回国了.我一方面为他高兴,另外也为他捏把汗.我高兴的是他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壤里,希望他能够找回自己已经失去多年的心理状态.耽心的是, 他在美国已经形成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风.还有他那种随意言论骂骂列列艺术家特有的言谈方式.再回头去过有组织有体制的生活我知道会是件难事.

我回到大陆几次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言论.多是贬义的.也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现在,作为美国公民,中国绿卡的陈丹青.在美国无法生存立足,在中国又难以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体制.他应该到那里去呢? 他的前景又在那里呢? 他的生存空间又何在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陈丹青的问题,也是无数个海归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很多海归回国都觉得无法适应.但也无法走回来了.这是生活啊,不是说走一步算一步吗?不是说适者生存吗?

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国人到了美国来目的是淘金,其结果是英语还没学好而汉语却忘光了.金子没淘到而自身那仅有的一点闪光的东西也被那带有金子的河水冲没了.这是什么现象呢? 无疑是一种悲哀.

陈丹青就是这种悲哀.....
图片:chendanqi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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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5-03-23   
陈丹青——一个矛盾的杂多体
2002年4月8日 Tom网站 杜曦云文章也写道,陈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智的青年油画家,甚至许多人直至现在仍有“陈丹青情结”。陈当年的崛起与文革结束后,人们想竭力“摆脱”所谓的“苏联模式”,向欧洲传统油画溯源不无关系。陈描绘藏民日常生活的《西藏组画》对当时画坛的文学性和主题性创作模式是一种冲击,而陈相对熟练的写实能力及向欧洲溯源的油画语言令沉醉于技法的同道们佩服不已。陈1978年以初中学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1982年即赴美的生活经历又有一种传奇色彩。

如陈所言,他出国的初衷是看西方古典油画原作,没想到一看看了二十年,而且看的远远不止古典油画。身处当代艺术中心历经二十年的观看,使陈的眼界大为开阔,各方面的素养都有了很大提高,从陈这么多年来发表的文字及访谈即可看出——他相对而言是拥有系统的知识与广博的学养的。但这并不能代替敏锐的感知力与强烈的表达欲,笔者认为,是否拥有后者是艺术家与艺术学者的根本区别所在。

杜曦云文章说: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陈行文生动流畅,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渊博的学识与开阔的文化胸襟让我十分佩服,但感真知灼见不时闪耀。然而看陈的画作,则令我摇头不已,无法叹服。

陈的作品中,或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挪用过来稍加改变、或把当代大众消费品与古典杰作并置、或把西方绘画的印刷品当作静物再度写生出来、或把政治家不同时期的图像综合、或把东方美术作品的材质与语言转换……。这些画作,在我们感受其熟练的写实技巧的同时,对其所透露出的观念、意蕴不以为然。尽管陈提示观者以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式的眼光与思路观看这些作品,笔者依然认为,这些只是一种观念方面的小打小闹,一种文人的小游戏、微末智慧,在多元的艺术格局中散发着些许幽光。尤其陈近期用油画的材料临摹中国传统绘画、书法的作品,给人“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感觉,并多少有点贵族化。一位评论家更认为其作品是一位“职业”艺术家的手淫。

陈一方面是对“前卫小子”们坐在中国“草船”上向西方“借箭”的溢美之辞,另一方面是对“油画后生投身观念艺术,扔掉画笔做‘装置’,弄‘行为’” 和对 “来自红色中国”“凑到西方去”“争取进步,重新做人”的“识时务”的“中国同行”“有模有样,以西方的形式闹”的冷语相向。种种复杂的感情和矛盾的心理剪不断,理还乱。

文章说,历经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十年文革和拨乱反正的洗礼、经济发达国家的冲击;从写实绘画一统天下的中国到后现代艺术全面登场的美国,再从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美国到发展中的中国; 从学院教师成为自由艺术家,再从自由艺术家成为学院教师;在外国人眼里从中国来,在中国人眼里从外国来;……。诸般矛盾集于一身,使陈丹青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矛盾的杂多体。

简历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

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

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

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定居北京。

因两度进藏,作《西藏组画》等油画创作。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

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

2002年出版随笔集《陈丹青音乐笔记》。

2003年出版文集《多余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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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05-03-23   
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
作者:陈丹青
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象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象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凡,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 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要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我与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交谈过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九十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八十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安徽的齐白石、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连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要是在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还是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象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九十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

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已经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尔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迄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26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份,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

外语考试制的另一理由倒是出于纯粹“中国国情”。据说国内教育界“关系学”猖獗,有鉴于此,乃特设外语难关遏止之,以正“学术尊严”云。惜乎此举貌似上策,实属下策:如所周知,“国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语考试制的严厉实施,无非继续催生更恶劣更精致的应景对付与弄虚作假,亦必先为教条之辈、功利之徒所舞弄。最近北大教授揭一丑闻:该校外语试题制定者的苛酷,达于病态,以至测试美国学生,也竟难倒,译成中文,同样无法解答……而因外语分数是艺术学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门砖,全程通行证,多少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索性与外语巧修“关系学”,独以外语高分昂然入学翩然毕业者,在艺术学院司空见惯:“学术”既因“关系学”贬值,又遭投机者公然戏耍,何“尊严”之有?

要之: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流弊,非在外语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据与制定。回看外语教育的历史,清末民国实属正常而优异,惟尔后独尊俄语,继之一概废除,再是八十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广,此一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乃发为我们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从的文化心理併发症。我们且旁看奉英语为“国文”的美国,尚且因各族裔团体持续反对“英语霸权”,至今未敢在国会悍然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却可能拜普及外语教育之赐而朗朗上口说外语,其“学贯中西”之状,或犹胜于殖民时期吧,然而殖民者何曾稍作语言同化之梦,以外语教育作教育大纲之一,强加中国人文艺术学院的炎黄子孙?外语教育的定位,终取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中国人文教育百年劫难,已有公论,而今外语教育的政策思路,依然是人文教育迭遭污损的后遗症综合症之一端,其病根,即行政掌管学术,罔顾教育规律,其恶果,是人文状况将继续承受压抑,难以振拔。五十年来,我们有导弹飞弹原子弹,我们的文化巨擘在那里?

外语教育不等于人文水准,已如上述,而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酷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其一,十多年前,教育界人士即直指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项“汰优制度”,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尤使此一“劣胜优败”的过程行之有效:前三名前五名优秀考生因外语落榜者,届届有之,无校无之,“择优录取”既难落实,“精英培育”自亦空谈,在校生专业品质连年下降,“博”不如“硕”,“硕”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认的事态;其二,可造之才别无出路,惟搁置专业苦攻外语,及至通过,艺技荒疏。我认识几位投靠五至八九次而因外语分数落榜的“老生”,其境遇较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尤为可哀,因范进毕竟考得是中文;其三,为外语考试制所逼,硕士博士名额索性听任外语学院次等生滥竽充数、顶替冒充者,无校无之,此亦中国式“政策”与“对策”闹剧的绝佳双簧。然以上症状虽也难堪,尚可维持各校门面,其遗患艺术教育致深且巨者,犹在以下方面:其一,为外语过关,学生从成年到而立之岁,光阴耗费,精力涣散,智能受挫,内心惧憎,学院的办学宗旨,学生的求学意志,为之不伦不类:艺术,已削弱为艺术学院次要而暧昧的点缀。其二,外语教育贻误殃及的学业之一,正是外语,当初制定政策的那点刚愎之心与良好目标,为之淹没,因外语的工具性蜕变为升学的工具,外语,不折不扣成为交还校方以备上报的一纸学分。至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究竟是否因此提升,无人过问,因所有教条的实质,无非向上负责。其三,尤有甚者,不少院校对外语落榜者网开一面的筹码,是交付数倍的高额学费,近年已窜升到五六万元之谱:既是收钱,何谈考试权威?收钱,又何必非考外语?教育产业与学术招牌造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使“外语”早就沦为“应试”和“过关”的同义词。其四,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吴晓帆说:“你知道吗?有人说今天的艺术学院是白痴收容所!”不,校园青苗绝不是白痴,今日艺术教育倒仿佛存心要将活蹦乱跳的生命一个个养成“白痴”:说来也是常识,外语水准的高下,必取决于中文的良好根基,我在各校讲演中收到的数百张字条,十之八九文理不通,随处出现常用词语的错别字,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说,中文,正在大专院校全面沦丧,中文教育,才是迫在眉睫而追之已晚的头等大事!外语考试制还想继续盘剥、离间、侵蚀新青年起码的中文思维与表达方式么?有一天,这外语考试制阳谋若是果然逼出艺术学生普遍的外语水准——天晓得那是怎样的怪物:一群在中国本土满口英文或日语的中国艺术家?——那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福音,而是一场荒诞剧。但我不相信那是可能实现的胜景:教条的果实,只能是教条,今之国家的专业中文与外文本尚且错误百出,艺术学生的外语水准可想而知,至于怎样对付四方八面包围而来的“世界”,希望或在于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外语教育,艺术学院,则招生规模倒是越来越大,收取学费越来越高,更兼以上教条的捆绑勒紧之效,艺术学院的学位,艺术学院的艺术,艺术学院的声誉,已经大幅度贬值,并将继续贬值。

呜呼!三十年前的“文革”,“中央五七艺校”明令三代工农出身者始得入学;三十年后,炎黄子孙必须拿出六级外语分数才能上榜……吴晓帆在长达四页的信中最后问道:“我爱一切的美,我该如何自学?”说实话:我不知道,空话倒有一句,但也是大实话:“美”,不收你银钱,不考你外语,你“爱一切的美”,这“爱”,就会激励并引导你如何自学。我们古代的大画家王冕同志少年时穷得只能放牛,有一天,他在牛背上看见雨后美丽的晚霞,大为感动,从此画起画来——在我们五千年艺术史灿烂辉煌的记忆中,根本没有今天这样的所谓“艺术学院”。

以上所说,只是当今教育机体的局部“溃疡”:何必认真!我们的国家正在富强,国运,真是挡不住的好。人文教育艺术教育怎么办呢,不必惊怪:那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今日的所谓人文艺术学科,只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摆设与点缀,竞起高楼的艺术学院,说破了,只是众人的饭碗。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

于2001年11月11日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黑色情花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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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发表于: 2005-03-24   
那能怎么样,为了一张学位证书谁不背英语,谁不啃政治,虽然都很痛恨!
卡拉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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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05-04-07   
我心力交瘁——陈丹青喊辞的幕后真相
消息源:周末报

“在清华任教的5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同时,画画的业务也荒废了。其实,我只是希望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采访陈丹青是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他极度疲惫和沧桑的声音和这样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力所不及”让人不得不深思他出走清华的原因。事实上,记者获悉,他因为手上还有研究生的缘故,又不得不和清华续签了两年的合同。

有观点说,从某个意义上讲,“陈丹青出走清华”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结局。

陈丹青,52岁,画家。1980年他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日前,陈丹青以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为由,对现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发出质疑,“愤而辞职”。这让他再次成为了全国艺术教育界瞩目的焦点。

不少媒体认为,陈丹青的出走是他自身意义上的“败退”,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触及的问题——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这个因素是顽固的僵化的,陈丹青无力扭转,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改变不了。他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当他撞向这个体制时,已经注定了他要受到伤害,如果他要使自己不无谓“牺牲”,他只能选择“败退”。还有人说,陈丹青的“败退”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孤军作战”,力单势薄,没有人站出来声援他、响应他、支持他。大家都是“围城”内的,断然是要明哲保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沉默。


真相究竟如何?


    “目前我因为这个事情心力交瘁”

    《周末》:你提出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陈丹青:目前我因为这个事情心力交瘁。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完全出于自己的性格。请大家不要再去清华美术学院询问,我知道他们也很恼火。

    那是在1999年岁末,我还在纽约,我的两个老师袁运甫先生、刘巨德先生给我越洋电话,告诉我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要合并。他们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年2月我正式报到,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3年,到今年1月15日我的任期结束。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90天知会对方。所以,我在去年10月,就已经向院里正式递交了我的辞职申请。

    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再次表明我辞职的原因: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认为自己主动退出是最妥善的办法,最好的结果。

    在清华任教的5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同时,画画的业务也被荒废了。其实,我只是希望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周末》:能不能具体谈谈你“对体制的不适应”?

    陈丹青:此前,我已经在2000—2004年的述职报告中提到,2000年我到任不久,学院就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这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2001年3月间成立了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我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其实心里是很惭愧的。

    第四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一开始是定在“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后来又改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当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的招生经验。在24位各地考生中,5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经研究生院领导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5位学生。

    后来,这5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而设的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22名考生,正式录取2名博士生、访问学者2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8人,无一通过政治和英语考试。

    我认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这就不多说了。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光有形式,又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看看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20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3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19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18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19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艺术学院充满教条”

    《周末》:有报道说,作为博导的你也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陈丹青:我觉得自己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27年前,当我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 “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我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了考场。

    我在述职报告的附件中提到,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周末》:你认为具备什么资格才能拿到美术学博士学位?

    陈丹青: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我自己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因为我理解中国的现实,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中国是一个绘画大国,在绘画上还有很多路要走。绘画是高度手工的艺术形式,手工的事情是没那么容易做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后的艺术家热衷于做装置影像,我想等我们这批60年代的艺术家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统形式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传统戏曲是跟着观众走的,西方歌剧百年长盛不衰跟家庭很有关系,是需要遗传基因的。

    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我可以这么说,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眼下的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

    《周末》:你的观点里一直提到了对现有艺术教育体制的不满。

    陈丹青: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领导坦率直陈。以“两课(政治和英语)”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艺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如不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其实是一种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我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我把想法讲出来。我有一些同事对我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我的表达。不过,每当我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周末》: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这种表面繁荣?

    陈丹青: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一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也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计算——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然而有目共睹的是,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周末》: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清华美院的角色?

    陈丹青: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我拿着国家发放的薪水,而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体制内的教育产业。

    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应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

    《周末》:你的请辞报告是否得到了批准?

    陈丹青:其实,我和清华大学又续签了两年合约,但这期间不会再担任其他职务的工作,只是负责把现在跟我的几个研究生带到毕业。我很累,一直在休息,估计我要把手边未完成的工作结束后才能功成身退。

    《周末》:那么,目前你又在忙些什么?陈丹青:4月8日至22日的一个展览,是在中国最大的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举行的“画妆:中国戏曲主题艺术大展”。它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策划的,我是惟一一个提供速写戏曲铅笔画去参加展览的。一共6张巴掌大的速写是我在1977年看戏时的速写铅笔画,忘记是《四郎探母》还是《十五贯》了,总之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看传统京剧,《三岔口》啊什么的,觉得很兴奋,所以就顺手画下了。

    《周末》:有一种观点说,你离开清华,是因为张铁林,他希望你去他任职的暨南大学?

    陈丹青:张铁林确实提过这个想法,但那只是私下聊天。我哪里都不会去了,清华都不做了,以后也不会接受任何艺术学院的邀请,我离开的是这个体制,而不只是离开学校。

    张铁林:陈丹青辞职不是突然

    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陈丹青的辞职与著名演员、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几次私谈有极大关系。该知情人说,张铁林与陈丹青私交甚好,早在去年,现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张铁林就曾与陈丹青私下交谈过多次,欲让陈丹青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就此记者迅速与张铁林取得联系,张铁林称:“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一直认为陈丹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在清华美术学院的时候就试图做过很多,我认为陈丹青辞职并不是一个突然,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就私下邀请陈丹青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一事,张铁林则澄清道:“我确实和陈丹青谈起过此事,不过不是让他当副院长,而是想让他当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科带头人,我觉得如果陈丹青要是肯来的话,院长的位置我也可以让给他。”( 本报记者 陈璐 特约记者 瞿劲)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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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05-04-07   
艺术家与教授其实很难相融为一致。混沌和感性的艺术家也是只有在单体的时候找到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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