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行为艺术
冬烘
按照因果说，我的遭遇要同我很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说起。这个朋友叫刘希，曾经是个流行诗人，我和他相识在一个文学社，那时文学社很时髦。坦白地讲，我当时是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加入的。有人告诉我文学社里的女孩子颇有些姿色，并拿来一些《致槐树》一类的诗让我看，我心动了。
事实证明像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通常都是傻瓜。当我发现上当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他们封了个理事的差事于我，就是给活动筹钱的那一种角色。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确是一个傻瓜。筹钱倒不是件困难的事，改革开放初期傻瓜很多，而我并不是其中出类拔萃者。我手握着骗来不久还有些热乎乎的十元钞票，语重心长地教导面有菜色的女诗人们：作一个文学工作者难，作一个女文学工作者更难，首先长得要对得起人民群众，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再用亚非拉的面孔来糊弄老百姓已经是行不通的了；其次要有好身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身体怎么革命？最不成了，也得蒙着脸，学几句汪国真，诸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内裤更短的裤。我这话被某个有心计的女文学青年记在了格言录里，过了大概十年，中国就出现了美女作家，还有一个为了纪念我的名言，把名字印在了内裤上搞了个内衣秀，当然名字用的是她自己的（至于为什么不用我的，后文会有解释）。这件事又充分证明了一件事：有些人因为祖坟冒过青烟而天生愚蠢，比如我和央视导演；有些人则是通过后天自身不懈努力才变愚蠢。这令我不禁感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当然，我也在写诗，一个人在长青春痘的时候不写诗是不正常的。起初我的笔名叫“残花”，为的是模糊性别多骗些稿费。社员们不同意，一致认为这个笔名含有性虐待的意味，同社会主义精神文建设背道而驰。刘希打了个折中，既尊重了群众的意见，又保护了我的工作热情，把我的笔名改作“败柳”。这总能使人联系点什么病来。后来我写不出好诗，究其根源就是这个可怕的笔名。刘希的笔名叫“是非”。他有一些令人赞不绝口的诗句，诸如：“拉开拉链，太阳跑了出来。”、“我们在正午时分集体呕吐。”
１９８７年夏末的一段时间，刘希似乎放弃了写诗，或座在角落里目光呆滞如丧栲妣作沉思状，或幽灵般飘来飘去一言不发，偶尔也会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某位正陷入美好暇思中的女诗人面前，让大家欣赏解放后已绝迹的渣滓洞惨叫。一天吃饭的时候，我正同唯一稍有气质的女孩子讨论人生和理想问题。突然刘希飘了过来，问了我一句话，把我难住了。他说：“你手淫么？”我对这种在不当的时候问出不当的问题非常恼怒。由于笔名的原故，我在诗的内容上差点事，所以立志要当个偶像派诗人，这个问题会使我的形象大打折扣。然而刘希并没等我回答，自己又说了一句：“语言，真没劲。”起身飘然而去。几个诗人大笑：“肯定行动去了。”
这顿饭之后，刘希突然失踪了。后来有人说在新疆的监狱见过他，有人说是在“六/四”的时候被抹掉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就在北京的滚石。最后一条我不太相信，因为他那体格当鸭差了点，而且形象也不太整齐。
之后几年，我的生活乏善可陈，可一笔带过，直到某个罪恶的夜晚。那天我带着女朋友李晓红去一个酒吧喝酒，打算酒后共享甜蜜的爱情。那个酒吧里很热闹，曾涌现过很多名誉北京的大尾巴狼。正喝酒看狼的时候，一块排骨走了过来：“败柳？多年不见了。”听到这个称呼，我险些崩溃。是刘希！我兴奋地向李晓红介绍：“刘希，失踪诗人。”
刘希翻了翻白眼，“我现在搞行为艺术。”
说实在的，我对大多数艺术还是有些了解的，行为艺术也知道一二，比如裸一身横肉，在大庭广众中行走什么的。所以我惊讶地看着刘希：“你……这肌肉成么？”显然刘希同前些年一样，对我的学识非常不屑一顾，目光越过我对李晓红说。“一会儿我们要在这里搞几个小小的行为，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正说着，另一块排骨爬上了吧台，用一个红色的女式内裤把头包住，然后开始挣扎。我大惊失色，准备救人。刘希拉住了我，眼看着这人死去活来。
“主题叫红色的窒息，表达了一种对民主的渴望。”他解释道，“刚才你的恐惧，说明这个行为已经触动了你的灵魂。”
酒吧里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听着其它的排骨们解释，然后呆傻地点着头。几个外国人却疯狂地鼓掌。
“好，妈妈的，就是我也要投降行为艺术了。”我笑着说，“可这有什么用？还不如贴大字报呢。”
“在没有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人们就用行为来表达感情，后来虽然有了语方和文字，但还是达不到行为所起到的作用。毛主席写完《炮打司令部》不还得到天安门城楼上挥舞巨手吗。说深了你可能不会明白，给你举几个浅显的例子。”刘希端起我的杯子喝了一口酒说，“比如，你和你女朋友做爱，目的不是为了要孩子，只是为了表达什么。当你们不停地说着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候是不是感到特别没劲，特别需要一种行为来进一步表达？再比如你要发泄青春期的烦恼，于是就写诗，但时间一长你是不是又觉得特没劲，需要一种行为来进一步地发泄？，于是手淫。”
我找到他失踪的答案了
“可以这么说，行为能起到语言和文字所起不到的作用。如果文章是匕首和投枪的话，那么行为就是原子弹。”
“对，是个蛋”我说。那天喝了许多酒，看了许多行为，回家的路上我就吐了。我女朋友不停地说，这个人真有意思，这个人真有意思。我不停地吐不停地吐，想起了刘希十几年前的诗，觉得特别的亲切。
那天晚上，刘希还透露要搞一个行为艺术社，并许给我一个理事的职务，我拒绝了，人一辈子做一件蠢事没什么，难就难在一辈子做蠢事，我显然不够这个标准。从这方面来讲，李晓红倒是个可造之才。她是搞摄影的，先是应刘希的邀请和他一起拍行为，后来干脆就一块行为了。
应该说，对此我早有精神准备。我记得有一次同李晓红疲惫地躺在床上探讨爱的问题。
“我爱你”她说，“但我更爱艺术，如果可能的话，我会为我爱的艺术而献身。”在黑暗中，我看到她眼里闪烁着刘胡兰式的光芒。她注定不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也爱艺术，但我更喜欢搞艺术的女人。我会献身给我爱的女人。”我注定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但并不影响我爱她。她对一切光和影都有浓厚的兴趣，喜欢围着一间间破房子转着选角度。每当她弯下腰支三角架的时候，我便会盯着她纤细的腰和圆圆的臀部垂涎欲滴。除此之外，我的兴趣是文字。和她走在就要被拆的破胡同里，我经常对着墙上的一些字句发呆。上面写着：小强是个大王八、禁止大小便等等。我觉得每一行文字里都可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每当她看见我发呆就会说我的表情像一头驴子。这个可爱的称谓有时候会出现在另一个场景里，就是做刘希说的那种行为时，她会说，你这头可爱的驴子。
她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家后，有一次回来看我，边帮我打扫屋子边用学术黑话谈论她的新的艺术生涯。在她扫地的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曾经熟悉的身体，她的腰和其它的部位。这时我感到我没救了。后来我们说起刘希，她只谈到这位前诗人在那方面一点艺术感也没有，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属于“天天跟我做，每次五分钟”那种。
你是个傻瓜，她吻了我一下说，但是很棒。
这两个优点我都知道，但是我装作聪明，没有和她亲热。我深深地为自己的高尚情操而感动，深夜回忆起来甚至热泪盈眶。
我从来不肯承认是刘希钩引了我李晓红，她只是为艺术献身而已。当然，我想这同我困窘的生活也有些关系，困窘得甚至需要女朋友送我帽子戴。她真是个好人。后来我还听说她和其他几个男女在京郊的一块荒地上，全裸激情展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十个洞”行为。
由于这顶帽子的原因，使我对行为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有一个叫麦塞尔·杜桑的外国家伙，在展览会上向观众扔小便池，主题是完成了当代艺术的反艺术任务。但我觉得还不够好，他应该直接对着观众小便。还有一个把死婴煮了，放在盘子里，然后把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吃掉，这个行为也有些缺陷，生吃可能会更震撼一些。中国也有一些搞得不错，要么把自己五花大绑示众，要么就是做一个塑料大子宫，自己脱光了衣服钻进去。还有一爷们胸前放两枣糕，穿着旗袍扮人妖，听说都受到了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
我的生活也开始有了些变化，重新交了几个女朋友，最近的一个是警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会同样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我们倘佯在长安街头，探讨亲情和法律的问题。她给我讲了几个大义灭亲的故事，令我深受感动。正如你们所知，我并是不那种纯粹的傻瓜，只要和女孩子在一起也会非常渊博，所以我谈起了行为艺术：“我觉着吧，这法／*／功也不是邪教……”我说。她小心地躲在我后面，突然来了一个“锁劲摔”。在那一刹那，我知道我被灭了。
李所长显然对我非常失望，用一种寡妇的语气历数从看我穿开裆裤到把本所的最漂亮的女警介绍给我等种种恩情，让我非常惭愧。他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酒后别出门。
我异常愤怒地否定喝酒的事情，因为自打李晓红献身行为艺术后，我每顿只喝四瓶啤酒。“老李，我穿开裆裤的事并不能成为我的案底，那时你在干什么？你骑着自行车抢别人的军帽，挥舞腰带满胡同追杀4号院最老实的四和尚，就因为他爷爷是你爷爷的雇主。你高中没毕业，到现在却当了派出所所长，这和四和尚满头的大包是分不开的。四和尚全家下岗，你不帮着解决问题，天天泡到人家劝人别练法/轮/功，就因为四和尚叫李红斌。再说，这法/轮/功不就是他妈的一伙搞行为艺术的么，上吊，自焚，无论从主题上，还是从形式上，都透着一种反主流的意识。”
“我正而八经中央党校毕业，算知识分子。说到行为艺术，我可能还是宗师一辈的。”老李说，“上次有个糙爷们把身份证号码烙背上在街上走，以为是精神病，抓住一问是搞行为艺术的。我想这也艺术，我们年青的时候把毛主席像直接别在肉上。那算是行为艺术的祖宗了。还有上次ＸＸ区的张所，回家路上，经过一展览会，看到一主儿盘腿坐着，往头上浇颜料，边里还有几个老外在录像，以为又烧人呢，上去一脚就把丫踢晕过去了。后来老外咕哩咕噜了半天才搞明白，也是个行为艺术。我瞧你小子最近不对，熟归熟，你要是搞行为艺术我不管，要是练了法／轮／功，我保不住你，要不先写个保证书？”
语言和文字表达不了我对党对国家的忠心，于是把五个指头印直接按到女警察脑门上。我把这个行为叫国徽下的誓言。我想，我也许也会搞一些行为艺术了，不就是一个愚蠢的行为加一个更愚蠢的主题么？这同党员干部下乡搞三讲、美女作家内衣秀以及电影明星穿日本旗短裙在艺术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进了安定医院，被许多行为艺术大师接见，他们有很多的著名行为艺术作品：有一位每天满眼迷茫用额头撞墙，这个行为的主题叫“寻找生命之门”；有一位经常深夜流连街头，用一个大号弹弓打玻璃，主题叫“打开心灵之窗”；有一位在西单用针头扎人，主题叫“治病救人”；有一位缝制了上千个贞操裤，站在王府井街口向适龄女青年发放，主题叫“以德治国”；还有一位整天梳着背头，带着宽边眼镜，穿着没领花肩牌的军装，到北京的各大会场接见人，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他的主题叫“我即核心”，等等。大夫们很尊敬这些艺术家，让他们住单间，定期帮他们搞一种名为电击的行为。我对他们崇敬得五体投地，认为他们惊世骇俗地为所欲为，包涵着深层意蕴、崇高理想和终极关怀。我每天同大师们讨论行为艺术，因再次涉及法/轮/功的问题，又被送往昌平转化所。我不喜欢转化所，同安定医院的人相比，他们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人，行为苍白无力，只会做一种类似于《列宁在１９１８》那样的动作。但是由于我在对李某人及其先祖的声讨中，显示出优于常人的语言天赋，他们奖励了我，提前把我放了出来。
明媚的阳光，我多么想做一首诗呀。但一首诗怎么能表达我此时的喜悦之情呢？
我决定喝一瓶啤酒。
到第五瓶啤酒的时候，我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了，提着第六瓶啤酒，在大街上高歌：“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是的，正如你所知，这将接近故事的高潮了。在一个热闹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了刘希、送帽子的女朋友李晓红、其它著名行为艺术家、手执摄像机的国际友人、穿便衣的李所长和会锁颈摔的女警察。展台上有一只开了膛的草驴，刘希正血淋淋地从驴肚子里钻进钻出。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个以人和动物关系为主题的行为艺术。但我十分愤怒，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一头驴子，不应该如此对待一个完美的傻瓜，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礼貌地向每个人打了个招呼，把刘希拖了出来，用一只脚踩住他，把一肚子的啤酒倾泄他身上。当血污从拼命挣扎的刘希身上被冲下时，我俯下身对他说：“拉链拉开了，你看到太阳了么？”
我冲着台下的人喊到，中午到了，让我们集体呕吐吧。
你们知道，我就是那天成名的行为艺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