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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去世前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但毛去世后，老婆被判死刑自杀，唯一的侄子毛新远被抓进秦城监狱，从此不知音讯和死活（他的罪行那么大吗？不过在毛泽东耳边说过一次“坏话”罢了），毛的子女成为高干子女中最可怜的一批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而其他老干部子女不是从政就是经商，成了太子党。这些也实在做的过分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应该说是非常宽容的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毛泽东1966年语），书记处的总书记这么多年不找党的主席汇报请示工作，这不是独立王国是什么？如果你是中央主席会怎么想？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对邓留有余地。1976年毛并不想打倒邓，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这样写道当时的情况：“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很明显，刚树起来的人怎么会乐意去免掉他呢？免掉他也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何况毛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免掉他对于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因为那个政治安排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没有办法，毛担心自己死后其他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才下决心免掉他，免掉以后毛泽东专门叮嘱汪东兴给邓安排秘密住处，避免“四人帮”找他的麻烦，江青找不到邓，说邓小平失踪了。因此这次邓的一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是受到周密的保护。无论如何，毛是重用过邓的，1956年提议他当总书记，1975年其职务和权力更居党内第二，成为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一把手，大大超过他文革以前的地位。不是这次重用，以后邓是无法取得那么引人注目的地位的。毛仅仅因为路线的问题免掉了他。而在毛去世以后，邓却这样对待毛的一家人，实在寒心。叶剑英、陈云费劲地使邓复出以后，却再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到了后期，陈云和邓连见面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三、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从理论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运动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两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极端做法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永远的笑话。其实中国整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虽然思想大批判和文革理论仍然实行）。文革以各单位的业余政治学习为主要形式。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里面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取代了少先队）。有对双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从1980年到1983年，被犯罪分子杀害的人民就有上十万，因此1983年才搞了第一次严打斗争。后来又有“两王”闹中国。不过90年代社会治安的恶化又和80年代的犯罪没法比了，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刑事犯罪与毛时代无法相比，每年死于刑事案件的人数以几十万计。造反派一般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各派造反组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属于纯粹的政治狂热。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军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和苏联军人斗嘴仗开始的，然后身体碰撞（就象孩子打架），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70年代初期也叫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他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四、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
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具体可见报表），十年平均是7%，仅比最近十年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大部分工人下岗，国有工业基本倒闭），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文革期间发展了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电力、化工、橡胶、化肥、农药、钢铁、仪器仪表、军工雷达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文革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近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有人污蔑说文革10年就是8个样板戏电影轮流放映。这是笑话，从那个时代长大的人都清楚，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至少1970年以后不是这样）。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和小人书是很多的。文革期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器乐、声乐作品，如王酩的“南海音画”、小提琴四重奏等等。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运十”(70年代初期研制，仅仅比“空中客车”研制晚两年)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成功（后来取消此项目，是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实现的伟大成就。中国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以）。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经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文革时代中国是大国，毛以后20多年中国在联合国连象样的提案都没有一个。否决权也不敢使用，外交态度也不敢表达，成为世界大国耻笑的对象。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是的，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满街都是妓女，连拥有几千万会员的邪教都有了，还有什么言论不能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宪法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72年11月在—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没有失业现象；二十年来物价没有上涨；没有所得税；没有赌博，没有色情文学。人们充满信心，工人努力，更重要的是人们有共同的目的感和为共同事业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重视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他们重视协作精神，而不是竞争。多么地美妙啊!”当然，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20年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不能因此贬低以前的成就，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有功劳，但是如果说其错误也是多多。知道整个80年代的民怨吗？6.4的历史悬案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有所谓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
6.4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北京的学者都说“盼这个讲话盼了三年”，作家都搁笔了。只有邓能够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帘听政，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邓家里开会,声色俱厉地斥责总书记，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其专制比毛泽东厉害多了。毛泽东毕竟是身在其位。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毛有什么区别吗？连“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都是他安排的。1977年邓支持西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
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十几年只叫喊“和平、发展”的主“旋律”，绝口不提帝国主义。“六四”一来，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垄断资本”、“和平演变”等等文革语言都出来了，作为理由。算了，这里不评价他了。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我很佩服邓，他绝顶聪明，很有毅力和能力，也没有私心，也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也是为了国家好。我说的意思是，谁都有错误，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的，以前的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完整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哪些资料有真实的成分了。五、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
，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要知道，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飞机），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在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1978年后，中央认为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欠债太多，国家开始还债，首先是加工资，为什么人们喊出：邓小平让我们富了？这是拣了毛泽东的便宜（因为毛泽东反对单纯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的高积累，就没有中国的现代经济。再说，轻工业见效快，有市场就可以搞。当时降低积累率时，一些领导人就说：“分光吃光，没有希望。”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从文革后第一次普调工资起，中国社会就开始真正改变了，“向钱看”从此开始，而且当时普调工资并没有取得调动积极性的效果，按照邓小平的话说：“花了20亿，买了个不团结”。军转民时，军工企业受到空前打击，研制飞机导弹的企业甚至去烧砖来维持职工的生活。但是
总的来说，降低积累率必然会使得人民生活提高起来。这也是取得人心的一个最好手段。二是过左的经济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意识形态的斗争绝对化、普遍化了。对中国人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严重阻碍作用。那时的经济政策，现在看起来谁都知道左，但当时是没人看的出来的。这是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是全新的制度，共产党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再去建立有剥削制度的社会，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把“剥削根子全拔掉”，所以，即使毛泽东在1950年去世，任何领导人所建立的制度都会是那样的，正如当时的苏联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差不多，公有制，而中国还算是警惕的，没有走苏联的弯路。邓小平也承认两点：对大跃进的错误，毛主席发现的最早，纠正得最快。庐山会议就是纠左的，可惜历史弄人，出了个彭德怀的信，变成反右。人们记得毛泽东要15年赶上英国的话，但是忘记了刘少奇说“二、三年就可以赶上英国”的话了。邓小平自己也说，我们这些人当时脑子都发热，至于怎么发热，他当然不会去说具体例子。但是他说：没有建国28年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说明，即使50年代是邓小平掌权，也同样会犯左的错误。因此，邓的成就也是毛做的铺垫。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通过假设，可以做出合理的推理。总之，考察过去左的经济政策，必须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当9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以前的一切看起来都会是错误，但是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美好理想探索的火炬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前的理论，只是留了个社会主义的招牌，这个招牌他们是不会丢的，那是为了实现一党专政的需要，是既要社会主义的专制，又要资本主义的金钱，这也算一个探索吧。可是要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是相适应的。因此，经济制度的变化，必然带动政治制度的变化。毛泽东预言的“修正主义”危险，不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了吗？现在看起来，毛真是神了，他没有错，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也没有错，只是他当时的理论太极端了，手段太激烈了，而且荒唐。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8年中国有6亿人口，18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2亿。当然，再过20年，也就是1996年中国就有了13亿人口，净增5亿。从绝对值上讲，后者增长更多。不过建国以后人口的增长有很多是战争以后的现象（战争以后人口通常急剧膨胀），人口政策的失误不到10年时间。当然，有些人的比较方法也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上网，有电话，有电冰箱、复印机等等。这些真是不值得一驳，猪脑袋才这样比。网络、手机这些是90年代才有的。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的逐步普及也仅仅是6、70年代的事情（中国在70年代前期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各单位了，我1972年就看到上海生产的彩电了，当然色彩一般）。复印机在80年代也是很稀罕的东西，论
物质条件和科技水平，整个世界90年代和80时代也是没法相比的，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没有这些东西的，你怎么不说邓时代落后呢？时代不可能完全相比，中国人掌握电视机的生产也是90年代以后了（芯片和显象管仍然是外国的产品或者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80年代新科技浪潮带来的，怎么能够把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东西拿来比呢？何况我们现在真正掌握多少核心技术呢？六、文革真的出现“全面内战”吗？真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吗？“全面内战”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晚年的语言特点就是浪漫加实质，有时比较离谱。全面内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全面较量”。如果想打倒走资派，只需要发个免职文件就可以了，何须发动文革，费那么大的事。又比如毛泽东多次说感谢蒋介石、感谢杜勒斯做反面教员等等，也说感谢日本侵略，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取得胜利。这些意思其实很清楚的，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事物的反作用。稍微有头脑的人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可是这句话
居然引起好多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所以，认识毛泽东，特别要认识他晚年的一些语言特点（他还说投了尼克松一票）。文革当中造反派曾经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那时夺权以后分“旧市委”和“新市委”，共产党的威信不仅没有丝毫受损，实际上因为一系列文革的所谓“胜利”，党更加神圣了，因为文革本身就是党领导的。文革取得胜利，当然党就更加伟大了。大家从九大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来。入党是当时人们追求的最终政治生命。踢开党委是指踢开走资派，而且也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内造反派说过这个话，以后就没有这样说了。到处都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党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认为原来的党委是走资派。解放军支左，也只是毛泽东对各种政治力量的运用罢了。70年代以后，造反派和红卫兵处于被整的地位，至少地方上的老干部基本上都“复辟”了，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打砸抢份子。因此，根本不存在全国失控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独立的政权体系，“乱”是毛泽东追求的效果，不乱他
还不满意呢。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认为是乱了敌人，实际上是乱了自己。有人把80年代以后的学潮和文革时不要党委等同起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怕党变色，一个是要党变色。一个是左一个是右。我没有看见过老师地位低下或者受批判的情况，老师一直还是很受人尊重的，至于什么“臭老九”的说法，只是在以后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其实也是文革中部分造反派的说法，中央是反对这样说的）。我认为文革就是1966到1969年，以后我认为文革实际上已经结束，只是其理论还在引用。70年代上学的人可以回想一下，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不能够把文革出现的负面情况说成是中央提倡的，比如打砸抢（和现在的打砸抢是两个概念）、破坏文物、武斗等等。这些在中央很多文件中都是禁止的，有的还专门发出文件制止这些现象。现在的人们都以为这些就是文革，这是不正确的。就象不能够把卖淫、腐败、失业、治安恶化等等丑恶现象说成是改革开放提倡的东西一样，文革中那些现象也不是提倡的，而是中央坚决反对的。七、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文革宣传的结果吗？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毛泽东从来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从来没有失去过人民的支持。哪怕是搞文革，也是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毛泽东的威信从“朱毛红军”开始就建立了。“朱毛”这个说法是国民党报纸首先提出来的，后来成了习惯，而并不是指朱德的官比毛大，或者影响比毛大才排在前面的。实际上，从30年代初打长沙起（虽然毛泽东反对打长沙，但是打长沙却使毛中外闻名），外界就一直认为共产党的首领是毛泽东。毛在遵义会议不久就掌握了党和军队的绝对控制。据周恩来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见周恩来选集）。”于是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交了权。1936年斯诺到保安采访(斯诺当然不知道一年前开过遵义会议，也完全不知道党内的情况)，主要就是采访毛。当时被毛扶上去的“总负责”张闻天就告诉斯诺：“我们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是毛主席”（见《西行漫记》1970年版的作者注释）。实际上这个“总负责”不是一个职务，只是一个临时分工，既没有任命，也就没有罢免，而后就没有提了。有人说这个“总负责”直到1942年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时才正式完结，甚至编造出“交权”的情节，完全是胡说。这些人肯定连《西行漫记》都没看过。如果张是领袖的话，西行漫记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当时张闻天是何许人外界还不知道呢，知名度很小，连红军里面也不太认识他。《西行漫记》中斯诺就预测到毛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
人,一直到他1972年在瑞士去世，卧室里还是贴着毛主席在陕北的那张著名照片。苏联医生在延安给中央领导人看病，深深感到毛泽东是强有力的当之无愧的领袖，是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对毛的崇拜是从军队和民间开始的，当时国统区人民痛苦不堪，民不聊生，到处充满特务统治。而解放区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土匪，没有失业，也没有妓女，官兵一致，村民用数豆子来选村长。陕北老百姓就自动送“人民救星”的牌匾给毛泽东，农民自发唱出的“东方红”就诞生了。而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都是对共产党的谩骂。党内也从来没有搞过个人宣传。根据吴吉清的回忆，30年代初期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群众集会就高喊：“保卫苏维埃，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了，1935年到陕北后，就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了，只不过没有那么普遍。因此，毛泽东的威信首先是从军队和老百姓当中取得的。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不承认他的伟大。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
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去了延安后个个被毛泽东所倾倒，连驻延安的美国观察团的绝大部分成员也为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从而使他们失去美国政府的信任，回国后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因此，对毛的崇拜是历史自然产生的。而且，树立毛主席的权威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当时蒋是国民党的领袖），否则党就没有一个核心，无法凝聚党心、民心。但是领袖不是自封的（王明就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我们知道，老百姓对当政者出自内心的歌功颂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骂当官的，就和我们现在这样。所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不是那么容易的。随便问一个老人，他们对毛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一个留学生去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西藏农牧民家里最显著的位置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这些难道是宣传能够得来的吗？现在我们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你会去崇拜他们吗？越宣传越恶心。又有人说，个人崇拜是封建残余。那就更荒诞了，综观世界各国，个人崇拜还少吗？最普遍的就是明星崇拜。因此，不能够简单的下结论。文革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庸俗化了，并没有增多人们对毛的崇拜，只是更集中地表现出这样的崇拜来了。由于极度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但是不等于说毛的威信是宣传的结果，也不等于人民把毛当作神，而是对领袖的热爱。去年一个老军人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毛主席对于他们是不是象神一样的崇拜心理？他回答说：“怎么会呢？他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最亲的人，老百姓都有心里话都想和他说。怎么会当作神呢？”什么“走下神坛”的
毛泽东，简直是扯淡。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毕竟是毛泽东让他们辉煌。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估价毛主席”。的确，这是个怪现象。绝大多数受到冲击和迫害的左中右各种人士（如老干部、老教授等），他们对毛泽东恨不起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没有变化。“四人帮”不会恨毛泽东，抓四人帮的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也不会恨毛泽东。师哲被关了那么多年，出来还是对毛泽东五体投地，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毛泽东说话。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就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样：“他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否定毛泽东的反倒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后人。世界各国对毛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世界对毛的尊崇是我们不敢想的。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临走送行的时候，毛泽东住处的全部苏联工作人员都哭得出不了门，他们私下说：“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见师哲回忆录）”。英国政
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我们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瑞典有个政治家从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汤姆·路奇是美国魏斯里安大学教授，1991年毛主席逝世15周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走进纪念堂，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里面拍摄，摄相机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这位正在哭泣的外国人。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没想到他才去世15年，世界仿佛变了个样，社会主义运动乱成一团……现在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难以弥补的损失。一想起这些。从心底里
感到难受。”世界各国的毛泽东纪念邮票，一直到现在还陆续发行，其中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发行的。至于毛泽东研究的书籍就更多了。在文革的初期，即1966年到1969年九大召开之前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现象，到处是语录歌，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的狂热崇拜，主要都是群众自发的崇拜，并非党中央的布置和策划。比如，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都是群众发明出来的东西。大家看看文革的各种中央文件，都是极力制止这些做法的，包括毛泽东本人多次批示，不要搞塑像，搞“红海洋”，包括反制止武斗。而在九大召开以后，就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活动大量地压缩。而在林彪事件之后，个人崇拜的宣传就少了。毛泽东自己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并预测自己将被打得粉碎。也就是说，毛泽东也不是天才。是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天才创造历史。 我是1970年上小学的，我记得很清楚，除了语文的第一课是认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以外(以后的课本也改了)，在我们课文里也没有几篇毛主席故事的课文，倒是毛主席去世以后，高中语文里倒是有怀念的课文。整个小学、中学我都没有佩带毛主席像章，老师、同学、家长都没有佩带，社会上佩带的也非常少。我父亲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我母亲是商业部门的领导，我也没看见他们戴过像章、拿过语录。他们也有过佩带像章以及手挥语录，但都是在“九大”以前。那时我看他们在文革中照片就象现在看文革照片一样，觉得十分希奇。引起崇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被崇拜的人确实有很大的功劳。比方说，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起到关键作用。另一种则是由包装和宣传造成。即由媒体的强力宣传造成。 再指出一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的。竞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建立个人崇拜的过程，一种策划的过程。任何候选人的竞选班子，绞尽脑汗所想的就是通过一种怎样的作秀，争取越来越多的人崇拜这个候选人。如果没有这种崇拜，投票的票数势必会造成分散到每次都无效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竞选期间，候选人的头像在电线杆上一个接一个地贴着，在车站，在商店，在电视，在广播，无所不在地宣传，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来崇拜自己。台湾歌曲吹捧蒋介石是“人类的救星”呢，到处树立“忠于领袖”的大型标语牌和蒋的塑像。为了树立国民党的形象。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把全国各个城市都建立一个中山公园、中山路和孙中山的塑像。还大肆修建了规模庞大的中山陵。这些又是什么？美国把首都取名华盛顿，建立林肯纪念馆，不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官方行为吗？难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个对立的
党存在，各个党努力争取对自己推出的政治代表人物的崇拜就是对，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党，搞个人崇拜就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努力抑制群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其它政治家都不敢这么做的。哪个政治领导人敢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80年代中央作了个《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规定领导人不再称呼职务，一律称呼同志，个人说话不再称呼“指示”，但是大家看看现在的报纸吧，都忘记这个准则了，只有称呼毛泽东的时候才叫“同志”。有人把对毛泽东的崇拜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现象加以对比，那是没有可比性的。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其他国家是大力培植和提倡个人崇拜的，而中共只是在文革三年中有过实质上的提倡；二是崇拜的对象不同。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有漫长的历史和伟大的功勋作为基础和积累，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如朝鲜、罗马尼亚）则是凭空吹捧出来的。当然，文革当中客观上对毛的盲目崇拜的确带来很大危害，民主决策被破坏，虽然有大民主”但现在看起来那都是些胡闹。邱吉尔为什么连任竞选失败？因为他太强大，怕没有力量反对他，所以没有选他了。毛泽东威信太高，所以民主就自然消失了。威信高，不是自己的错误，而是一种人类现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废除终身制。这在当时是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的。有个经济学家说：“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的错误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丰功伟绩，但是对新领导人的错误就不会那么宽容了，有一点错误都不能接受。因为，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经验给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