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三日记
瑞冬
前不久回上海探亲，去了一次哈尔滨。
能去哈尔滨，说来也是机缘。那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收到哈尔滨一位素不相识的博士生的来信，她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我们科研组的课题有关，来信问我要一点抗体。那时全世界只有我们组有这种抗体，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去年春天她突然寄来一篇文章，是她科研的结果。文章已投到德国一家杂志去了，寄给我的是一份拷贝。我读了，感到研究确有所发现，但论文却写得不好，重点不突出，推测也太多。二个月后，她来信告诉我文章被编辑部拒了。她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因为哈医大规定，博士论文必须在国际杂志发表，不发表就不能毕业。不能毕业就找不到工作。而且，她已和男友说定等找到工作后结婚呢。一时间，似乎她的事业和家庭都系在这一篇文章上了。她向我求助，我深知国内科研的状况和年轻学子的苦恼，于是在她导师同意的前提下，我对她那文章动了大手术。将整个文章的 思路都推翻重写了，连给编辑部的信和后来对审稿人意见的回答，都帮他们拟了稿。我鼓励她不要沮丧，得诺贝尔奖的人的文章也被拒绝过呢。同时也告诉她，作科研必须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能过头。后来文章终于被接收发表了，她于是顺利答辩，顺利找到工作。当她来信高兴地告诉我“我结婚了！”时，我感受到她的天真，高兴和孩子气。她现在颇得重用，单位还分给了她房子。一家人，包括她母亲和丈夫，都感谢我。去年冬天还万里迢迢寄来一条羊绒围巾。这次听说我要回国探亲，她导师和学院就热情邀请我去讲学。哈尔滨没去过，当年听郑绪岚那首歌“太阳岛上”时，就很向往那北国江城，于是决定挤出三天时间去一次。她听了极高兴，兴冲冲说要和她丈夫一起到上海来接我。慌得我连忙叫他们别来接，我平生最怕惊师动众。只要她在哈尔滨机场接我就行了。
我一出机场，就听到有人大声叫我。原来她已从我们大学网站上看过我的照片。她在机场接我，我不意外，令我意外的是她竟向我献了一大束鲜花！过去我也曾应邀访问过几个单位，但被人献花，还是第一次。我不是国家首脑，不是官场权贵，不是影界巨星，我只是一所西方大学的几百个教授中极不惹眼的一名，面对这一大束鲜花，机场出口处人又那么多，真有点窘。但这是她对我热情欢迎的表示，我感谢她的热情。当我三天后要离开时，那束花还在旅馆盛开着，还芳香扑鼻。我只得拍了一张照，遗憾地把它留在旅馆里了。
第一天晚上，她导师，也是副院长，请我吃饭。一见面就向我道歉，说不能到机场接我，因为要开会，学习科学发展观。后来才知道，这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国家的领导继“和谐社会”后新提出来的口号。学习这五个字，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他对我摇头，说最怕开这种会。科学发展能靠飞唾沫星搞起来吗？当晚餐桌上见面的还有他教研组的同事。几位教授和副教授，都显得年轻，和我当年读书时不同。那时教授必然都是“老教授”，好像不老不成教授似的。年轻人能当教授，是一件好事。那晚上菜自然丰盛，很多都有东北特色,似以炖为主。我最爱的是那生的三纹鱼，很嫩，很新鲜。记得有一年我去香港，朋友特为带我到那旋转餐厅去吃这生三纹鱼，一入口，好大一股鱼腥味，那鱼显然是不够新鲜的。但哈尔滨这鱼极好，一点都不腥，佐以芥末，非常可口。
我去哈尔滨前，就有朋友关照我，说东北人特爱劝酒，非把人劝醉不可，叫我得当心。所以，一开始斟酒时，我就说出朋友那话，说我酒力不行，你们别灌我。他们都笑了。后来他们来敬酒时，就都对我说“我干了，你随意”。我于是就“随意“，以一口对付一杯，自然游刃有余。被人敬酒，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中国特色，我还得应付。凡来一人，我都得站起来。他们一手持杯，一手虚托着杯底，像唱京剧似的，颇有功架。我摆不出那架式，一律就一手持杯和他们碰。那天我只喝了啤酒，哈尔滨的啤酒确实好，好在纯和爽。比丹麦的Carlsberg好，也比荷兰的Heineken好，喝多了不感到苦，只感到清爽可口。后来从网上得知，啤酒是哈尔滨的一大特产。那天我喝了一瓶多，他们教研组的一位教授席终时终于忍不住说，“我看您还是挺能喝的，酒量一定不小。”她说得没错。我当年在大学读书时，正值文革，懒于内战，当了逍遥派。知识没学到，酒量倒长了。后来醉过一次，吐了，醒后头疼了好几天，才知道醉酒的痛苦，从此自我控制，再不敢过量多喝了。
晚上回到旅馆，已十点过了，上网回了几封信，正想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提起一听，是一个女人软软的声音:“先生要按摩吗？”我一愣，说：“不要”。对方立刻冷冷地说：“打扰了”。电话也就挂了。电话是挂了，我倒有点狐疑起来。从女人软软的声音里，这按摩大概是别有意味的。但是她从哪儿得来这电话号码，她又怎么知道今夜我是单身一人呢？这夜幕下的哈尔滨，看来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在悄 悄进行着呢。
第二天一早就醒了，不是自然醒的，是被窗外一二三四的吼声吵醒的。站到窗前一看，下面有个操场，驻了兵，战士们在晨练。稍息、立正、开步走！这种操练我很熟悉。当年在毛泽东时代，全民皆兵，不知练过多少次。然而今天，这清晨响亮的操练声，却给北国的哈尔滨平添了一份威武和雄壮。也许因为黑龙江是边疆省份，边陲重地，就格外的军事化了。
早餐后副院长就来了，带我去参观哈医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字。那学院的门面大，大到两辆火车都可以开进去。那大楼进门后的大厅也大，大到可停放一艘巨论。如林般招展的红旗，贯穿东西的大幅标语，给人一种夸张、炫耀和宏伟。然而一进实验楼，就感到冷清。宽敞的过道里几乎不见人来人往。偌大的实验室里，也就那么一二人而已。设备不落后，但很多都用塑料布盖住。同样的情形我在国内其他的大学也看到过。就是说，有设备，但没有充分利用。中国很多实验室，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不差钱，但常缺少一个较长久的深入的课题。人们搞科研，大都还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其结果就是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深度，就成不了大气候。
那天下午我作了个报告。来听的有老师，更有不少研究生。他们认真地听，认真地记。但当我报告完了后，除了几位年资高的老师问了几个问题外，没有一个年轻的学生站起来提个问题。我鼓励再三也未见成效。这是中国和外国的一大不同。国内开会，对报告人提问题常常被看成是刁难，是找茬，或者是出风头。殊不知在国外，做报告的人，总是很希望引起讨论。讨论越热烈，心里越舒坦。因为有人提问，说明别人对此感兴趣了。在国际会议上做完一个报告，没有一个人提问，那可是最叫人没趣，最叫人难堪的事。 前年有位国内的主治医生，在我们这儿进修，谈起这事，他就说，在他们医院，只要是主任说的，哪怕错了，也没人敢当场指出。
晚上是正院长请吃饭，饭店也就更豪华一些。同桌还有科研处的几位干部。干部大都不说话，院长却健谈，也很坦率。谈了他当前最大的苦恼，就是国外发文章的事。以前的中华牌的杂志，科学院的杂志，很多现在都不吃香了。国际上人家将杂志的阅读率，引用率都排了榜，打了分。国内那些只有零点多到一点多分的杂志和人家一比， 立刻就相形见拙了。现在国内评职称，评基金要看你发表文章的分数了。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国内搞科研的人，向国外投稿，有几大难处。一是不熟悉人家的杂志，不知道该往哪家投。二是对自己的成果缺乏自知之明，稍有发现，就以为石破天惊，大功告成，铁还没有练成钢，就冒冒失失地去敲国际第一流杂志的大门。三是不会投，不知道如何写投稿信，如何回答审稿人的意见，如何心平气和却又一清二楚地反驳人家不正确的看法。我只能对那院长说，万事开头难，积以时日，总会慢慢熟悉起来的。
晚饭后，学院原来派了一辆车，带我去看哈尔滨的夜景。我帮助过的博士生说她丈夫的朋友有车，还是让她和她丈夫带我去玩吧。我表示这样更好，学校也就同意了。博士生极高兴，一个手机过去，一会儿她丈夫和一个他们称张哥的司机，就把车开来了。她丈夫一看就是老实人，张哥却豪爽，说先去看索菲娅教堂。时间大约是九点，在国外多年，教堂看得也多了，但这是在中国本土上看外国风格的大教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教堂建于1907年，是俄国侵略军造的随军教堂。侵略者还忘不了祈求上帝，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教堂初建时是个帐篷，后来改成全木结构，再后来在木结构外加了砖，规模也日渐宏大，现在可容2000 多人了。四九年建国后，据说曾长期作为仓库用。1997年才修复，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个东正教教堂，如蟠桃一样的圆顶，使我想起芬兰赫尔辛基的东正教大教堂。正是夜晚，望上看，那蓝色的穹顶，金色的十字架，棕红的砖墙，配上地灯的照耀，给人一种天国的神秘。但巡视周遭，很多人在打羽毛球，在散步，显得闲散和安宁，却又是一派人间的风景了。
离开教堂后，张哥叫我们去逛中央大街。他把车开到路的另一头等我们。并大声关照：不慌，你们慢慢逛。中央大街是哈尔滨最热闹的商业街。这儿就像上海的外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巴黎的凯旋门，是游人的必访之地。中央大街有一段血泪史，当初它是根据中俄条约修建中东铁路时，中国劳工聚居的地方，被叫做“中国大街”。铁路修好后，引来了大批俄国人，这儿才日见繁荣起来。现在的中央大街，是中国的第一条步行街。两旁楼房的建筑风格，集欧洲之大成，有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各种风格的建筑。可惜是夜晚，不能细细欣赏。我那博士生特别喜欢楼房临街处那突出在外的小阳台，说使她想起很多外国电影中的王子和公主们。中央大街两边商店林立，卖的大都是带有俄国色彩的东西，最多的要数那俄罗斯套娃，大下不等，价格也不菲。我没有买，因为家中有。那是几年前去圣彼得堡时买的。这东西看多了，也就是从大到小一层层地套人，有一套足矣。但在一家商店里，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生铁雕就的雕像，雕的是一位俄罗斯少妇，穿着长裙，戴着遮阳帽，苗条优雅。最叫人叫绝的是这妇人手上挽着长鍊，牵了两条活泼的小狗。这雕凿的小狗赋于了这艺术品灵气和生命，使它立刻生动起来。我告诉那博士生，俄国作家契柯夫有篇小说，叫《带小狗的女人》。用这雕像去配那小说，真是再好不过了。店里最叫我吃惊的，是那大包小包鼓鼓地包着的烘干的蚂蚁。初看还以为是黑芝麻。一闻，有一股冲鼻的酸和腥。营业员极力推荐，说蚂蚁如何含有蛋白质，如何大补身体。现在中国，好像越是古怪的东西，越补人。尿不是都有人在喝吗？而牛奶却有人极力主张不能喝，说因为那东西原来是给牛喝的！
中央大街的尽头，就是松花江。江边矗立着一个纪念碑，纪念1957年哈尔滨的一场防洪的斗争。碑座上刻着当年洪水的水位，和现在的江面相距不下二十米，可见当年的险情。据说，为了保哈尔滨，后来决堤淹了一大片农村。建国初期，东北是新政府的工业重地，恐怕是不能不保的。但当国家有难时，为国作出牺牲最大的，总还是农民，总有点叫人唏嘘。纪念碑后面就是宽阔的松花江，此刻习习凉风，正吹起江面汩汩的水声。不远处一脉灯火，横江而过，就是江上的大桥了。桥对面，就是那闻名的太阳岛。朋友说明天带我去看太阳岛。此刻正是夜晚，没有太阳的太阳岛，隐在浓重的夜幕里，只是一团黑影。
时间都十点过了，我想该回去了。夜晚的哈尔滨，虽说是六月初，还是有阵阵寒意。但开车的张哥和博士生的丈夫都感到地主之谊未尽，提议找个地方坐坐。我同意后，他俩一商量，就把车开到了一个酒吧。一进去，立刻听到铿锵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告诉人们这儿是另一个世界。张哥似乎是常客，熟练地将我们带到二楼正对舞台的桌上。要了个水果拼盘。因为知道我喜欢哈尔滨的啤酒，又要了好几瓶，真花了他们不少钱。他兴致很高地问我，在国外周末是不是也经常去酒吧看看歌舞。我说：不太经常。其实我说的是谎话，我该说：从没去过。我只是感到他的热情，怕扫他的兴，才说得这么婉转。他一定以为我在国外夜生活也很丰富，所以才特为带我来看看哈尔滨的歌舞。那舞台上此刻有三位姑娘在唱歌，间以婉约的舞步。姑娘都很美，眉清目秀，一点也不俗。她们化着淡妆，穿着短裙。修长的腿，配上长皮靴，高跟鞋，特显北国少女的婀娜和高挑。她们拿着话筒轻歌曼舞，但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声音却分贝极高，响得以致刺耳，以致使人无法交谈。我怀疑她们是假唱，几位朋友立刻一致否认。他们告诉我到这儿来唱歌的很多是黑龙江大学的学生，“来此练练场子，希望将来成名”。还说某某某就是从这儿唱红全国的。这某某某，我其实并不熟悉，所以名字也没有记住。但是大学生来此走穴唱歌，以求成名，可见现在名利是多么诱人，学识又是怎样不值钱了。应该说，这酒吧还是很正经的，姑娘们的穿着也不带太大的诱惑。虽然也有一位俄国姑娘跳了一段钢管舞，穿着肉色的内衣，遮盖着三点，但没有引起任何的骚动。在歌舞表演过程中，常有观众买玫瑰花，点名让服务小姐送上去。被人献鲜花越多，反映这演员的人气越旺，将来走红的机会恐怕也就越多了。然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买花送给这位最为裸露的俄国姑娘。是因为爱国？排外？害羞？还是真不喜欢呢？
第三天是我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天，下午得回上海。刚吃了早餐，朋友们的车子就到了，要带我去太阳岛。车里除博士生和她丈夫外，另有两位她丈夫的朋友。请了假，来为我开车。和昨天一样，博士生称他们哥，“哥儿们”之间笑谈不断，也常和我拉话，对我都非常尊敬，执以师礼。车子开到江边，小伙子们叫那博士生陪我去太阳岛，他们在江边等。去太阳岛，可以乘渡船，也可以乘索道缆车。他们建议我们乘缆车去，乘渡船回来。分手时，我看到博士生的丈夫悄悄塞给博士生一把钱。所以一走到索道买票处，我就抢先买了票。30元一张，比从上海到苏州的直达火车票还贵！难怪那些来往的缆车大都空着。我们一上那缆车，博士生就惊呼起来，她说她有恐高症，怕，还问我，这吊车怎么在晃呀？可见她从没有乘过这缆车，这次也算舍命陪君子了。这索道车是有点晃，因为车顶只有一根钢缆。我叫她别怕，尽量坐在车的中央就行。还说，掉下去，下面都是船，也有人救，淹不死。坐缆车的好处，是可以看远景。车到半空，风声和涛声，一起传进来。眼前大江如练，蜿蜒而去，显得那么开阔。然而缆车滑得太快，过江时间仅13分钟，还没有看够风景，就到对岸了。
从索道下来，就是太阳岛了。太阳岛其实就是一个绿色公园，因临江，自然就成了消夏的好地方。那天是六月初，真正的炎夏还没有来。风吹过，细细地，蕴藏的还是春天的气息；那路边的垂柳都还在飞着柳絮呢。我们在岛上漫步，我的思绪却回到好多年以前，想起郑绪岚唱的“太阳岛上”那歌的歌词：
“带上垂钓的鱼杆，
带着露营的蓬帐，
我们来到太阳岛上……
小伙子背上六弦琴，
姑娘们换好游泳装，
猎手们忘不了心爱的猎枪……”。
多么美丽流畅的歌词！多么动听悠扬的歌声！我当年非常喜欢这首歌。那时四人帮刚打倒不久，中国的文艺界刚从文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展现了一派崭新的生机。这歌带给人们的就是那种宽松和优美，那种开放和浪漫，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那天在太阳岛上，也许因为夏天还没来临，又不是周末，岛上人不多，给人感觉更多的却是闲散。闲散很好。我在国外经常处在压力之中。今天来到这一方绿洲，不必想细胞培养，不必想基金申请，不必想杂志改稿，不必去记那些deadline, 尽可以舒展胸怀，漫步在画舫，小桥，垂柳，池塘之间，何尝不是人生极好的调剂？就像赵朴初先生一首词说的：平生难得闲里趣，闲山闲水闲寻。岛上有不少新建筑，如展览馆，仿造的俄罗斯小镇，游乐场所等，都得另外买票。由于没有时间，我都没有进去。岛上还有不少雕像，有一组群雕，雕的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驰马杀敌的雄姿。栩栩如生。还有不少白色的仿冰雕。使得那博士生说了好多次，叫我下次一定冬天来，好欣赏哈尔滨的冰雕。另外，在一个池塘里我们看到很多黑色的蝌蚪，可见这岛上生态不错。我小时候都以为，这黑色的蝌蚪将来要变青蛙，后来才知道它只变蛤蟆。变青蛙的蝌蚪不是这种黑色的。蝌蚪长到后来，尾巴会慢慢萎缩掉。我告诉陪我的博士生，这一过程就是我们作科研时常说的细胞凋亡（Apoptosis）。世界上人们正在想法，如果能让恶性肿瘤，也像蝌蚪的尾巴那样自身凋亡掉，该有多好。
眼看已近中午，我们乘渡船回城。那渡船飞檐走阁，有如画船，很有特色。船票仅2元，人人都有座位，比缆车划算多了。船快临岸时，就看到在岸边树荫下静静等我们的朋友，都站起来跑到岸边，和我们会合。因为下午我得赶飞机，得快去吃饭。他们已在一家海鲜馆定了座位。我想到博士生的这几位朋友，与我素不相识，昨晚今天，轮流着开车陪我，热情地安排一切，很过意不去，所以吃饭前，我说这一顿我来买单，算我请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我话音刚落，他们立刻大哗，大手一挥，说不行。说他们这是帮朋友，说我帮了他们的朋友，他们都得谢我。如果这顿饭让我花钱，他们这一天，这一辈子都不自在。博士生的丈夫，诚恳地拉着我手说：您不知道您对我们的帮助，意味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您，这样的身份，素不相识，肯帮我爱人，和我们一起玩，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不太善言，话说得断断续续，但心却敞着。这时，我真正体会到北方儿女的豪爽，坦率，那种对朋友的真心，那种涓滴之恩，涌泉相报的性格。我后来写过一组《吟于哈尔滨》的诗，其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人参木耳并猴头，珍贵还推友意稠。
北国男儿能沥胆，与君一饮结朋俦。
后来饭吃到一大半，他们借口说抽烟，出去将帐都结了。他们不在时，我和那博士生说，你丈夫是一个很笃实很真诚的人。博士生告诉我，她结婚较晚，以前交过几个城里人，都感到飘，不踏实。后来遇到他，因为都来自农村，心思和想法都容易走到一起，觉得信得过，才定了下来。虽然他们有些朋友发了，成了大款，他们不羡慕，过自己的日子。我说，是啊，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饭后，他们把我一直送到机场，帮我托运了行李，我们依依地拍照留念。我到上海后，一进家门，我老伴就告诉我，那博士生已打来几次电话了，问我平安到达没有。关切之情，令人感动。（完）
转载于瑞东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