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评论］人人都有写文章的理由和权利，任的文章也不见得都是恶意，恰相反，我觉得其中道理不少。如果余杰愿意接受批评的话，任寰的文章对余杰应有启迪作用。任的话能使余杰更看得清自己和更内敛些。的确，在我的印象里，余杰总是高估自己所看到的事实，经他传扬的事实常常显得张扬、刻意，一点都不自然。
当然，任的文章也把自己有些失衡的心理表露了出来，但也绝不象楼下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妒嫉、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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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女人嫉妒起男人来，比男人相互仇恨还要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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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 于 2003-8-5 16:08:01 加贴在 经济人俱乐部 ↑
这个小任同学，中学时就是小名人（基本与俺同年吧，当时在下狂爱文学女青，常在《中学生作文选刊》一类上看到她）；不过，一进北大，小天鹅们一般都统统变做乌鸡，无奈消失；现在北美又沾了海外华人的酸气。乖乖，小余无论如何也是她的同学啊。。。。
（注：下面那“本报”是美国“侨报”）
再见余杰
本报记者 任寰
那天在报社编版编个昏天黑地，到下午三点半才想起没吃午饭。下楼买个曼哈顿街头小贩烧的鸡肉咖喱饭，回来在采访组那张报纸狼籍的桌子上吃，剔出一块鸡骨头，正砸在报纸上一个人脸上—感觉不对，这人似曾相识，仔细瞧瞧，原来是我大学四年的同窗，如今发迹了的余杰同学，前段时间在文学城网站上看到过他得了个万人杰新闻大奖，现在这里说他应哪里哪里邀请来美访问，一副荣幸之至的样子。看看报名，是两天前的星岛日报。照片照得不好，没天没地的二寸标准像，余杰模样没变，还像极了一颗架了眼镜的花生米。
看到自己的同学大红大紫，是真的替他高兴，也是真的有点酸溜溜。这酸的感觉不是因为嫉妒，倒实在像黛玉哭花一样，不过是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感慨。
我们进燕园的时间恰巧是１０年前。那是北大校园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年—光本科就有五个年级：从８９到９３。那是由于８９过后增加一年军训的原因，结果到了９３年，８９级还没毕业，９２级训完一年从军校回来了，９３级开始不必再军训，也直接入了校。那真是盛世啊，每天图书馆、食堂人潮汹涌，宿舍空前紧张，连湖边谈情说爱的长椅都不够用了。这喧闹对年轻的学子来说倒也无所谓，反正正是爱热闹的年纪，校领导可紧张了，抓紧修建昌平园区，到了第二年，把９４级文科新生统统发配到那里去了，那时侯８９级也毕了业，暑假回来突然觉得燕园空空荡荡，仿佛大观园遭了清点。那是后话。
我和余杰是同学，但他是９２级，我是９３级，同班不同级，只有那年的北大有这样的怪事。９３级因为不军训了，招的条件苛刻，新生也少，但９２级人不少，很多人还穿着军校发的服装，刚解放似地一脸老辣，到处流窜，仿佛一群散兵游勇。９２级女生因为军训被要求剪发，我高中三年留起来的长发在女生里颇遭恨，走在校园里倒常有陌生男孩来搭话：“同学是９３的吧？”在北大作女新生是件极其幸福的事，总有不少男生热心地来帮助你解决各种问题。一天中午，又有高年级的师哥跑来，带我去见“五四文学社”的同志们，说大家很希望我能尽快加入组织。
我和他来到４２楼９１级中文系男生宿舍，宿舍里坐着躺着现任的社领导们。我一去大家就纷纷从各自的蚊帐里钻了出来，他们让我找个地方坐，我就嚣张地坐到了他们的桌子上。大家也不介意，一起说说笑笑，我不象来“拜码头”，倒象来检查工作。正热闹着，有人敲门。“进来！”他们中有人粗声大气地吼，很是凶猛。门轻轻推开，先进来个男生脑袋，光亮的面孔上架副眼镜，紧张得额头上的青春痘通红，“请问五四文学社报名是在这里吗？”声音怯怯的。“是。”屋里人懒洋洋地回答。“我很希望加入我们这个社团，我很喜欢写作，这些是我发表的作品…”来人结结巴巴说着，举出厚厚一本剪贴集来，可一下就被无情打断了：“下午再来吧，现在是午休时间！”男生走后，我都有点忿忿不平，“你们怎么对人家这个态度？”“谁让他是男生呢，还一脸功利相！”我那些师哥们诚实地回答。那个倒霉的男生就是余杰，这就是我和余杰的第一次见面。
大学四年一晃就过，中文系同级男女生之间向来来往少，互相瞧不起是老传统了，男生说女生又丑又矜持，女生说男生酸文假醋形象委琐。大家互相的评价如此不堪，各自在外系或其他年级中却都有不少拥趸者。但到大四时，余杰却确实引起了女生的集体不满，原因是他写了一篇叫《丑陋的大学生》的文章，尽述大学校园中种种他认为丑陋的现象，用词尖刻，观点偏激，其中关于校园舞会和北大女生的章节占了很大篇幅，在他眼中，当时风行的周末校园舞会是校外大款（特指中关村小老板们）到校园猎艳的场地，更是校园女生傍大款的温床。在他看来，女生在舞会后和舞伴出去喝杯咖啡就是被钓上钩了，而若有人开车送女孩子回宿舍就简直为他所不齿。其实那些中关村小老板未必真的有钱，但工作了，肯定比大学男生腰包鼓些，我也曾去跳舞，也曾和不止一位舞伴出去喝咖啡，再被送回来，但那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彼此颇有好感，至于能成为什么关系，几乎是谈不上的，作为那个年纪的女孩子，喜欢成熟稳重些的男人，希望了解大学外面的社会，有何值得厚非的呢？难道大学女生只有和男同学在一起才算正常、正经？余杰片面偏激的论调立刻引起了女生们的震怒，大家没想到他会用这样阴暗的心理来揣度自己的异性同学，大家也觉得他卫道士的形象十分可笑，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有言语尖刻的女生这样描述他的形象：象学校里那些爱看热闹的民工一样，在学校食堂的玻璃窗外压扁了鼻子看舞会的热闹景象，也许他还在暗恋某个女孩子，看到人家和舞伴跳得高兴，气得额头上的青春痘都爆涨起来，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杜撰出一个个傍大款的故事……女生们仿佛看到了余杰那副委琐形象，一个个笑翻在床上—可怜的余杰因为此文实在难招女生们待见。
所有的恩恩怨怨在大学毕业后都烟消云散，走向社会的恐慌感让同学间感觉特殊和亲密起来，这就象兄弟姐妹，家里打打闹闹，出来还是亲。毕业前余杰送给我一本他自己打印装订的文集《斯人》，取李太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义，我记得一个无眠焦躁的夏夜，我带着些怀疑态度翻读，竟然被真的感动了，为那些相近的想法被用凌利得稍嫌粗糙的文字记录下来而感动，为那些在校园生活中困扰过我们每个思考过的人的鲜活思想而感动。
那时我在北京电视台作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节目《我们》的编导，正赶上策划“五四”特别节目，上面让我撰稿，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余杰，我希望他富有冲击力的文字能像打动我一样打动观众。那时余杰还没什么名气，我从上面疑惑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推荐我的同学来作撰稿有些想法，大概认为我“走私”。我心地坦荡，大大方方约了余杰来台里谈。余杰很有热情，讲话依旧结结巴巴，额头上的青春痘一激动还是格外地红。不久稿子出来了，说实话对于电视节目来说不理想，被要求删改过很多次，越改离节目要求越远，开始的几处光辉也越来越黯淡。那个节目并不是我负责，但余杰有一次来台里送稿子，我又看到他，被我们那个领导的意见折磨得不成样子，脸灰灰的，“有才华和锐气的人未必都能写得好我们这种电视解说词，又要小心谨慎，又要犀利，不是两难吗？！”我很生气地替他打抱不平，并非因为他是我介绍来的，余杰的灰头土脸仿佛正是我走进电视台这个社会主义嘴脸资本主义本质的机构之后所受磨难的写照。
之后不久，在一个出版商聚会的场所，突然听到余杰的名字，他摇身一变成为被书商成功包装上市的样板。什么抽屉文学，私下争相传阅如何如何，听起来连宣传词都不高明，颇似文革过后宣传“手抄本”那些话语的盗版。询问余杰，他假装不好意思，但还是不无得意地送给了我终于被印成正经铅字的第一本大作《火与冰》。
从此之后余杰同学捷报频传，越来越有争议，越有争议越火，只见报刊上他由外邦骂到同宗，忙得不亦乐乎，包装他的书商都越来越富贵起来。直到２０００年他研究生毕业。人连档案都送到现代文学研究所了，却好端端地被打了退条。
想想他刚刚初道社会就遭此打击，怕是脸比上次改四遍解说词还灰，打个电话慰问一下，安慰的话都想好了，却听到一个亢奋的声音。果然人一出名，底气都不一样了。不久碰到中文系“愤青教授”韩毓海，惺惺相惜，他也很关心余杰动向。“余杰说，没工作好啊，正好在家自由写作。”我不动声色地转述。
“自由写作？”韩老师一口茶差点儿没笑喷出来。我心里冷笑道，到底不行吧，您那愤青只能给自己惹一身麻烦，人家余杰就能转化成生产力！
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又见余杰。他的演讲令人昏昏欲睡，依旧片面偏激，拿些极端的例子加上自己的加工杜撰，让我又一次联想到他处女秀中关于北大女生的诽谤言论。现在他攻击的是海龟们，他痛斥他们的不关心下层人民疾苦，他的话语里充满了痛苦绝望僵死这些激烈的词汇，赢得了稀薄的掌声。
现在已经很明白这种偏激其实是余杰同学的卖点，仿佛天桥卖药的往胳膊上砍的刀口，他自己大概是没有看得人那么痛的，也就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似听非听，只是听到他自己自称“先生”才觉得有些刺耳—北大的人都知道，只有那些德高才学深厚的老师，才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此时距余杰回家自由写作已有三年时间。三年里申奥也成功了，世贸也炸了，ＳＡＲＳ也肆虐了，新领导人也上台了，余杰同学额头上的标志物青春痘儿也消了。
新包装的余杰有了些中年男人的沉稳，连谈笑都是有刻度的了，到了那一个横杠儿处就不再向前推进。此次的新形象还包括有了和睦感情家庭生活的好男人 。娶了个热爱文学、重要是热爱他的文字的外企白领女青年作太太，在望京小区买了房，买了车，但因为ＳＡＲＳ的缘故推迟了学车的进度，终于得到了机会，来他对其社会制度推崇倍至的美利坚周游。心情舒畅，荷尔蒙分泌正常，新陈代谢加快，难怪青春痘扫光光，说话虽然依旧含混，也仿佛含混得有理，含混出深义了。
余杰同学在美国政府的指引下，参观了大大小小的城市、教堂、大学，连农场和他进行亲切会谈的农场主都是博士毕业。他深刻地将农场主的才识与我国边远地区农民的知识水平进行了对比，非常沉痛。在美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让他觉得和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基督教联系更加密切了，当然，这和他想念他那基督教徒身份的妻子也分不开。妻子不光给他带来了新的精神支持，更给他带来了小资的生活方式，（小资，即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仰望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的生活阶层），如果你认为我们余杰同学是清教徒似的理想主义者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前辈是屠格涅夫，百万富翁，却比农奴们自己还更同情农奴的命运。人家余杰也是人，再说，这年头谁和钱有仇啊？
余杰的嘴巴里美国虽好，但人家却坚决要在中国写作，因为“用汉语写作离不开自己的土壤”。是啊，那些海龟不去北京周边几十里的贫困山区，我们余杰同学学好了车，还要去了解民生疾苦呢！而且他每天还要翻找北京青年报，搜集“亲生母亲从楼上抛下亲子”“副处长杀死正处长”等等新闻，那才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况且，和恋爱的道理相同，余杰不要和他爱的美国厮守，美国大概就如同他大学四年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初恋女友照片一样—距离产生美。
教育了我们这些海外不争气不奋争也不懂得学习与传播先进生产力，目光短浅生活麻木的人士一番之后，余杰同学离开了，皮箱里有新闻奖，还有照单子在Ｍａｃｙ＇ｓ给老婆买的大堆国际名牌化妆品，虽然贵得让我们打工族咋舌，但据余太说比国内还可省下一半的差价。
余杰同学行程很紧，他还要赶着去香港讲２３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