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儒学大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及其夫人艾蓓女士（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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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exue.net/8167539/ShowThread.html作者: 永恒之爱
前些日子山东大学网站上有这样一条新闻：朱正昌部长会见杜维明教授及其夫人
2004-9-30
2004年9月30日晚，中共山东省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正昌同志在山东大厦鲁能厅会见杜维明教授及其夫人艾蓓女士。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教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全新同志、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张华教授、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珑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大钧教授、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姜生教授、山东大学国际处处长刘永波同志等十余位参加了会见。会见结束后，朱正昌部长在山东大厦小宴会厅宴请杜维明教授及其夫人等。
我对杜教授其人不甚了解，身居国外，回国来推动儒学，高层会见，迎来送往，可见现在的大学依附成风啊，既来之，且安之，看看其人有什么真风格真学问．
但于杜夫人，我还是有一点知道的，此人姓张名爱培，前些年以艾蓓为笔名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在香港出版，自称是周恩来总理的私生女儿。也就是梁衡在《大有大无周恩来》一文中提到的那个厚脸皮的女人：“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
艾蓓不是一般的厚脸皮女人，更不是一般的学者夫人，她的所作所为是有其政治目的！正如香港大公报社论《造谣者可恶可耻可悲》一文指出的－－艾蓓等人编造谎言诋毁周总理，其政治目的，已由造谣团伙成员之一的孔捷生讲明，他写文章称这是“本世纪最后一个‘黑匣子’”，揭开它让人“看到中共党内高层权争的波谲云诡”。造谣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呢？他们就是要通过污辱中国领导人，丑诋中国政府，达致否定中国现行制度、破坏政局稳定的目的。艾蓓等人的谎言是一次突出的实例。在港、台经常看到其他大量的谣言和假消息，除了一部分是大意出错外，许多都是出于同样丑恶的政治企图。看看这一类媒介的报道，里面完全要隐没中国大陆蒸蒸日上的建设实貌，而集中丑化，描绘得一无是处，说得几乎令中国人都抬不起头来了，令港、台的同胞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没有信心。
所谓造谣者可耻可悲可怜。杜教授“一介名士”，怎么中途娶了这么一个无耻的女人，竟然还带回国来招摇过市！难道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艾蓓这个女人真是无耻，在其谣言不攻自破，沉寂了数年之后，又不甘流落异国的落魄之苦，竟然死灰复燃、借尸还魂，还有脸回来！
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不仅为这样的无耻女人发放签证，放其回来，而且又是会见，又是宴请，奉为上宾！难道一点原则也没有么？山大校长展涛教授还在致词中称“尊敬的艾蓓女士”！如果这样的人也值得他尊敬，我真的是怀疑他的人格了！我真为中国海关、为山东省委省政府、为山东大学感到深切的悲哀！
现在这个“厚脸皮女人”依然风光的跟着其有名的儒学教授丈夫在国内各大名校四处讲学，所到之处均受礼待，我不得不为我们的名牌大学治学之无德，上级部门督管之不力感到悲哀！
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 按：新华社1994年8月9日发表一篇三千八百多字的报道，标题为《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就《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艾蓓的身世访问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该负责人认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谎言。
以下为该报道全文：
今年二月以来，港台一些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报道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已故周恩来总理有个“私生女儿”叫艾蓓，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书，披露其身世。一贯以造谣为生的香港《争鸣》杂志今年三月号刊登孔捷生文章，详细介绍《叫》书内容梗概，指明道姓地恶毒诽谤、污辱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个多月后，台湾园神出版社出版了艾蓓的《叫》书，艾蓓去台北参加首发式。据报道，当台湾记者问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儿”时，艾蓓闪烁其辞，不作肯定回答，故意制造迷团。于是，关于“艾蓓身世”众说纷纭，闹得沸沸扬扬。
本社记者就此事专门造访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指出，周恩来总理的崇高道德和伟大品格在中国和世界上享有盛誉，绝非艾蓓的一本《叫》书和孔捷生之流的几篇文章所能诋毁。这位负责人说：我们通过有关部门对艾蓓的身世进行了核查，现已真相大白。所谓“周恩来的私生女儿”的谎言，彻底暴露出艾蓓丑恶的灵魂。这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核查的有关情况。
艾蓓原名是“张爱培” 根据艾蓓在书中描写的她生活经历的一些情况，核查人员找到了她一九七七年大学毕业时填写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鉴定表》、一九八二年填写的《安徽省卫生技术人员职称定职呈报表》、一九八四年调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政治部文工团时填写的《干部履历书》、一九八八年七月申请出国的《中国公民因私出境申请表》。这些表中有两张照片与《叫》书中的艾蓓照片完全相同。经她的亲人、老师、同学认证，她原名叫“张爱培”，在蚌埠医学院时，曾以“艾培”为笔名发表作品。调到武警政治部文工团时填表，把名字改为“张艾蓓”。
张爱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安徽省五河县园集乡园集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原籍农村上小学、中学，后进入安徽蚌埠医学院读书。一九七七年在蚌埠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本校附属医院当医生。后调到北京，在武警政治部所属的一个文工团工作。一九八八年赴美探亲。张爱培去美后曾于一九九二年回安徽农村探望过其母。她给家人寄过钱，写过信，通过电话，在《叫》书出版后，还与家里保持联系。
张爱培生母是农村妇女黄菊兰 张爱培的父亲张兆方，解放前后做过小商贩，合作化后回原籍农业生产合作社任会计，一九六零年病逝。张爱培的母亲黄菊兰已年过八十，农村妇女，现仍健在，一生未出过安徽省，根本不是《叫》书中那个叫“安然”的“志愿军宣传人员”。张爱培的外婆家在园集乡郭庙村（又名黄庄），外祖父黄凡在解放前病故，外祖母一九六○年病故，他们都是农民，一生没有离开过本县，也不是《叫》书中所说的什么“上海大资本家”。
黄菊兰嫁给张兆方后，生育九个儿女，其中一个幼年夭折。张爱培是最小的女儿，排行“老八”。黄菊兰老人说：“爱培是我亲生的。”问她是否收养过别人的女儿，她说：“我生养这么多儿女，够苦够累的了，把老七都送了人（送给了本村无儿无女的李家），我还会收养别人的女儿吗？”
张爱培的哥哥、姐姐都证实：张爱培是妈妈黄菊兰亲生的。张爱培的四姐张凤培说：“我妈是四十二岁生爱培的，我比爱培大十一岁。她生下来后，父亲闹病，哥哥姐姐在外上学、做工，弟弟很小，我妈下地干活时，就由我背着爱培。”针对《叫》书中关于“小八子调包”的说法，核查人员问张凤培，可不可能有人用别的女孩调换她的小妹爱培？她笑道“绝对不可能！我自己背大的小妹，若有人来调包，我会分辨不出吗？”
张爱培在原籍农村上小学、中学 为查明张爱培是否象《叫》书描述的那样在上海念小学，核查人员分别走访了她的母亲、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和邻居，他们一致说：张爱培是一九六二年秋季在家乡农村上小学一年级的。核查人员找到了张爱培的七位同学，他们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毕业始终与张爱培同窗就读的。这七位同学中有的还与张爱培一同上安口子中学。他们都说，张爱培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都在本县，从未去过外地读书。
张爱培在国内屡次填写履历表，都以王道华老师作她小学、中学时期的证明人。核查人员拜访了王道华。他现年六十九岁，已退休，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在五河县农村教书，一九六○年在本乡园集小学任教。他说：“张爱培一九六二年到园集小学上一年级，我教她们那个班的语文课，直到她们小学毕业。后来我到安口子中学任教，她也到安口子中学上学，我教她一直到中学（初中）毕业。小学、中学期间，张爱培从来没有去过外地读书。我这一辈子都在五河县当教师，从没到五河县以外任过教。” 张爱培上大学、调北京、去美国并无“特殊”
《叫》书中为了表明主人公的“特殊身分”，故弄玄虚地写道：“我的后台硬，各类学校随我选择，大哥偏偏选中了贝城医学院。”
究竟张爱培是怎样进入大学校门的，她大哥张育培（现年五十五岁）最清楚。张育培说：“爱培从中学毕业回家，不愿务农。一九七三年，我听说她要到南方去工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独自去南方，我这当大哥的怎能放心？当时我正在五河县城郊公社当党委副书记，就把爱培叫到城郊公社来，安排在永红大队劳动。几个月后，蚌埠医学院来五河县招生。她作为下乡知青，被推荐进了蚌埠医学院。”
一九七七年张爱培从蚌埠医学院毕业，留在本校附属医院当医生。她于一九八四年结婚，其夫在北京工作，为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她被调到北京武警政治部的一个文工团工作。
一九八六年，张爱培的丈夫去美国学习。一九八八年七月，张爱培申请去美国探望丈夫，从此就留居美国。
张爱培曾几次编造自己的履历 张爱培一九七七年从蚌埠医学院毕业时填写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鉴定表》，基本符合实际。她填的是：籍贯安徽省五河县，出生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七年在五河县元小（园集小学）读书，一九六七至七○年在五河县安口子中学毕业，证明人都是王道华，父亲张兆方已病故，母亲黄菊兰（病休）。
一九八四年五月，张爱培被调到北京工作。她在填写《干部履历书》时，把姓名改为“张艾蓓”，出生时间改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把上小学的地点改为“上海、蚌埠”，证明人仍是老师王道华，而王道华却从未到五河县以外任教过。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爱培申请去美国探亲。她在填写《中国公民因私出境申请表》时，把籍贯改为“北京”，出生地也改为“北京”，“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八在上海小学毕业。”
《叫》书满纸谎言 记者走访了周恩来总理生前警卫成元功、张树迎和高振普。成元功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他的警卫秘书、卫士长。张树迎、高振普两位，一个从一九四九年起，一个从一九六一年起，直到周恩来总理去世，一直在他身旁。
他们说：我们同周总理朝夕相处数十年，可说是形影不离。我们最有发言权。《叫》书中关于周总理同所谓“安然”、“爱蕾”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虚构的，满纸谎言。
他们说，这根本不值得一一对证，只举几个例子来说说：
书中编造了“总理”在深夜一个人看访“安然”的谎言。在我国，对国家主要领导人有严密的安全制度。周总理的活动必须有警卫人员跟随。我们在周总理身边时，历来严格执行这个规定，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从不离开他。周总理一向模范遵守纪律，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即使是临时决定的，他都先通知我们作准备。
书中写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爱蕾”八岁生日时，“总理”和“大姐”专程到上海为她庆祝生日。查一下历史资料便可知道，周总理这一天正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天，又刚好是毛泽东主席七十一岁的生日。当晚，周总理在毛泽东主席处吃饭。饭后和刘少奇主席一起同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谈话，怎么能同一时间又在上海呢？
书中描写“总理”住院后，把“安然”找到医院里见了一面，并且在“生离死别”之前说了几段“至为重要的话”。周总理住院后，我们其中的两个人（张树迎、高振普）一直守护在他身旁，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从不离开。从未出现过“安然”这样的人。
《叫》书绝不是一般的小说 《叫》书的出笼引人深思。这本书正式出版前，第一个抛出这个谎言的是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她在香港《星期天周刊》上以《周恩来的女儿－－艾蓓》为题，刊出《叫》书的部分内容。这本书由台湾园神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是台湾女作家曹又方。曹又方除写文章介绍《叫》书外，还与艾蓓一起从旧金山去台湾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争鸣》连篇累牍地刊登孔捷生等人诬蔑周恩来总理的文章，大肆宣扬。有人说，他们就是要打_倒共产党的老一代偶象，一语道破了《叫》书的政治目的。
艾蓓称《叫》书只是一本小说，其实她自己从来就没有把它作为小说写，不然为什么要收入周恩来总理的照片？台湾出版商也没有把《叫》书作为小说出版，不然为什么在书的腰封上印着周恩来、艾蓓的头像，并写上“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子／周恩来私生女身世解谜／一个亿万人崇拜的偶像／却是一个可怜的父亲”的醒目大字？！不少读者恐怕也没有把《叫》书当作小说去读，不然为什么一再追问艾蓓到底是不是私生女，有什么证据？！
此间评论家指出，机关算尽太聪明，但谎言毕竟是谎言，最终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编造弥天大谎的艾蓓，到为之摇唇鼓舌的孔捷生、陈若曦、曹又方，以及一贯造谣的《争鸣》杂志，必将被世人所唾弃。
刊载香港《明报》1994年8月10日
艾蓓谎言及其背景 最近，台湾和香港有人掀起了一股吹捧叫父亲太沉重那本书的浊浪。这本书由台湾出版，书的腰封印了周恩来、艾蓓的头像。书内也收入了周恩来的照片，腰封以“周恩来私生女身世解谜”来招徕读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借题发挥，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宣称要“xxxxx的老一代偶像”。他们配合了某些西方大国的需要，认为中国难免要象苏联那样瓦解，所以要在中国内部发起心战攻势，涣散人心，某些“民运份子”在美国领到了经费，也从匆匆忙忙奉命“回国搞民运”。要搞“民运”自然要制造舆论，丑话中国的社会制度，诬蔑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把中国人民最尊敬的领导人也攻击得一钱不值。于是，制造中国领导人私生活堕落的谎言，无中生有地捏造出“私生女儿”的天方夜谭，乃成为了反华势力蛊惑人心的伎俩。
艾蓓开记者招待会制造自己是周恩来私生女的谜团，帮腔者又连篇累牍地加以诠释，无非是要欺骗世人，妄图使世人相信周恩来总理有一个私生女，私生女是艾蓓。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逝世了，已经逝世的人不会再出来驳斥这些摇言了，招摇撞骗者便借小说来冒充名人之后，在外国土地肆意地向中国抹黑，挑拨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民敌视中国的社会制度，好像无论怎样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经济制裁，都是合乎人情道理的。
然而，无论艾蓓及其幕后主使者如何精心安排，如何巧计编制故事，都不可能经受事实的考验。假的就是假的。艾蓓的亲生父母不可能改变，艾蓓的兄弟姊妹也不可能改变，艾蓓的出生地邻里、老师也不可能不记得真实的往事。
艾蓓说外祖父是“上海大资本家”，母亲是叫“安然”的“志愿军宣传人员”，她自己“在上海念小学”，“而且后台硬，什么学校也可以随便挑选”。现在经过查核，艾蓓出生于在安徽省五河县的农民家庭。她没有“上海大资本家”的背景，也没有一个叫做“安然”的妈妈，也没有在上海读过书。她的生母叫黄菊兰，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生没有离开过安徽省。艾蓓是改写自己历史的能手，一九八四年五月调到北京工作时，把自己的姓名由张爱培改为张艾蓓，把上小学地点改为“上海、蚌埠”，到一九八八年申请去美国会夫时，又把籍贯和出生地由安徽改为北京，进一步说自己在“上海小学毕业”。她为了说谎，不顾人伦观念，不顾生母的声誉，居然说自己是私生女，即是说，生母搞了婚外情，怀了私生女。然而，她写成了《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之后，她仍然同安徽家人保持联系。九二年她回过安徽农村探母，寄过钱，写过信，通过电话，还说接生母赴美。如果“安然”就是生母，艾蓓怎么仍把黄菊兰当成生母，仍同安徽的兄弟姊妹保持联系？如果确有“安然”其人，“安然”又在何方？
最荒唐的是，艾蓓说八岁生日时，“总理”和“大姐”专程到上海为她祝贺生日，但历史资料证明，周总理这一天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在毛泽东主席处吃饭，祝毛主席生日。如此说来，书中那个“总理”完全是艾蓓编造的。
谎言是必然破产的。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的杰出政治家，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为了新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为了中国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他赴汤蹈火，废寝忘餐，竭能殚智，毫无私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造谣丑化周总理的人，无损周总理光辉形象一丝一毫，但是，他们的卑污手段和丑陋灵魂，却公开暴露在世人面前，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香港文汇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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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社论《造谣者可恶可耻可悲》
造谣者可恶可耻可悲 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经过深入缜密的调查，昨天详细报道披露了那个以“艾蓓”为名讹词招摇撞骗的女人的身世。艾蓓写了一本题为《叫父亲太沉重》的书，经《争鸣》杂志等香港和台湾传媒推介，宣称艾蓓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私生女”，她写书内容就讲述这身世经历。艾蓓本人无论是口头答复记者询问或是在杂志上撰文，都闪烁其词，故意要人相信其著作里有“纪实”。但是，谎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如今真相展现，艾蓓、《争鸣》的编者作者，以及港、台一批蓄意制造如此弥天大谎的骗子们，终于都无所遁形。
在香港和台湾，关于中国大陆的谣言，可谓无日无之；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是港、台一些品流低下的传媒中人的惯用手法。读者和听众、观众习以为常，逐渐懂得分辨真伪，对于许多无中生有的报道，已不值一哂。假消息和谣言讲得太多了，既难以而且也不值得去为其一一辟谣、澄清。但是，艾蓓这一群人炮制诬蔑周恩来总理的谎言，实在太可恶了。他们或许以为周总理已经辞世，死无对证；又或许以为大陆对境外各类谣言多数不吭声，于是便为所欲为，凭空捏造，把广大公众都当作可以任意瞒骗的愚民、阿斗。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敬爱的总理，也是受世界人民推崇的革命领袖和政治家、外交家。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是风范长存，他的骨灰撒布于中华大地，他的光辉形象水远活在我们中华儿女心中。回忆当年周总理灵车徐徐驶离时，十里长街，人民噙泪向人民的总理辞别，真切悲恸的隋景，是这一代人不会忘却的。时光的流逝，并不消磨周总理的伟大榜样。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以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不朽功业，成为我们宝贵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一部分。谁不知道周总理毕生贡献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同邓颖超大姐没有生下子女，而“俯首甘为孺子牛”，把广大的老百姓都视为心心相连的骨肉同胞？对周总理英名的污辱，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故，尽管过去对许多谣言都会任其自行破灭，对于艾蓓及其同伙们的可耻行径，则必须予以严厉驳斥和谴责。
无论孙悟空怎样神通广大，他的伪装也总竖出尾巴。艾蓓的冒充身份，也不能不露出马脚。他装作是周总理的“私生女”，从大陆去到美国，就总有纪录可查。新闻界在内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由北京采访追踪至安徽，查清了原名张爱培此人的身世。她的母亲仍健在，还有哥哥、姐姐，以及亲属、邻里、老师等作证。艾蓓的真正身份隐瞒不了，她竟硬去编造母亲一段“私情”，其人格的卑劣可耻，非一般中国人道德观念所能见容的。
艾蓓等人编造谎言诋毁周总理，其政治目的，已由造谣团伙成员之一的孔捷生讲明，他写文章称这是“本世纪最后一个‘黑匣子’”，揭开它让人“看到中共党内高层权争的波谲云诡”。造谣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呢？他们就是要通过污辱中国领导人，丑诋中国政府，达致否定中国现行制度、破坏政局稳定的目的。艾蓓等人的谎言是一次突出的实例。在港、台经常看到其他大量的谣言和假消息，除了一部分是大意出错外，许多都是出于同样丑恶的政治企图。看看这一类媒介的报道，里面完全要隐没中国大陆蒸蒸日上的建设实貌，而集中丑化，描绘得一无是处，说得几乎令中国人都抬不起头来了，令港、台的同胞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没有信心。这对于香港和台湾本身又有何好处呢？若果对这些谣言和污蔑作出反击，造谣者又会打着“新闻自由”的大旗作掩护。广大公众难道甘愿受欺骗？难道能同意骗子有讹词蒙混的自由？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人靠造谣遂其目的，说明真理不在他们一边，终日作伪心劳日绌，其被揭穿了，也实在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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