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长城》2005年第6期
“80后”自前些年涌现出来之后，就一直成为近年文坛持续不衰的一个热点。这个现象的陡然发生就很出人意料，而它的持续火暴就更加让人意外。但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它预示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人好好关注和研究。我接触到这个现象之后，深感我们既不能对它视而不见，更不能对它无动于衷，它其实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文学映像和文化投影，它的发生和发展，连缀着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谈谈我所了解的“80后”以及对他们的现状与未来的初步思考。
一、“80后”的悄然崛起 我们这里所说的“80后”，指的是1980年－1989年间出生的学生写手，有时候它与其他一些概念相互交叉或相互替代使用，如“青春写作”、“新概念写作”。“80后”这个概念现在看并不十分准确，包括“80后”的作者自己也很不满意，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概念来替换，因为“80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只能先用这样一种年龄和年代的概念来概括。
我对“80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和“80后”作者接触还是比较早的，在1998年的时候，我被春风文艺出版社聘为“布老虎丛书”北京编辑部主任，两年间做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图书，包括铁凝的《大浴女》、皮皮的《比如女人》、王朔的《无知者无畏》等。其间曾经做过一本《我爱阳光》，是上海一个女中学生许佳写的，她就属于“80后”。那个时候，也注意过韩寒，但是当时都没有什么概念。“80后”作为一种概念被认识，还是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我的儿子白亮大学毕业后在“新浪·读书频道“做编辑，他的一个同学写了一本书，想通过他找我看看，他的同学叫孙睿，书名叫《草样年华》。当时我一方面比较繁忙，一方面也有些不屑，拖了半年没看。白亮对我提意见了，说我观念上有问题，瞧不起“80后”，骨子里其实是怕新人成长起来取代我们，这些话让我心里很有些触动，于是抽空看了看他同学的书，看完以后觉得还不错，虽然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没有太多的文学性，但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有意思，比如对大学生现在的那种无聊、冗懒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中的激情无处释放的矛盾困惑等等，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因为当时对“80后”没有什么印象和期待，所以感觉也就是这些。
而随后不久，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找到我，说要借着2003年的图书订货会开一个“青春写作”的研讨会，与会的大都是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能参加，我答应了下来。然后我就找来了郭敬明、张悦然、韩寒他们的书，包括《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葵花走失在1890》、《三重门》等等都看了。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心里就有了底。在开会的时候，我发言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中学生、大学生都喜欢郭敬明的小说，确实感觉灵动，语言漂亮。他的语言有些王朔的味道，常常用很宏大的话语来描述一个很细小的事物，开始让人觉得大而无当，但仔细想来非常妙到。我印象里他的作品中写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学，许多男生喜欢，但她谁都不理，写到这里时，郭敬明笔下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一个战士倒下来，千万个战士冲上去”。就是用这种方式既写出了这位女生的矜持程度，又写出了众多男生的追求热度，这种铺张又夸张的用语，有他独特的感觉在里头。张悦然给我印象也不错，我看了她的《葵花走失在1890》，还有其他几个短篇，也是感觉很微妙，语言很到位，有着淡中见浓的文学品味。韩寒的作品，在《三重门》之后，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作品主要是表达自己的一些叛逆性观念，比如对现行教育和现在的学校的体制性问题的系列批判等。
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言以后，许多人知道我在关注“80后”的写作，于是开始有人找我。在2004年初，以“80后”为主体的苹果树网站编选“80后”的作品集《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请我写序。打印稿有100多万字，收了76个作者的作品，我看了两个多月才大致看完。这些作者本身水平不一，编选者也未必把作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选了出来。但可以说，这个选本把“80后”比较突出的作者差不多都一网打尽了。书出来以后，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频道一起做了一期节目，请来各地共二三十多位“80后”作者，在北京聚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和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我越发觉得这个现象很值得关注。但主流文坛、传统文坛并没有真正而切实地关注过他们。但在实际的书业市场上，他们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北京的一个图书研究所在2003——2004年间做过一个市场调查，大概的情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占文学类书市场的10％，而“80后”作者作品加上引进的少量日韩的类似青春写作的作品也占到文学类书市场的10％。当时我看到这个统计就非常吃惊，至少作为市场现象或文化现象来看，“80后”是不能不加以关注和研究的。然后我在一些场合开始提“80后”，包括接受《文汇报》采访，我说“80后”“走上了市场，但没有走上文坛”，许多人认为判断比较客观和准确。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作者，都是直接通过出版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按部就班的文学演练，因而文坛对他们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一些媒体也包括一些评论家只是通过媒体上传播的一些信息就对“80后”作品和作者品头论足，这是“80后”作者最为不满的。所以，我主张通过阅读走近他们，了解和理解“80后”。去年11月份，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组织了一次“走近‘80后’研讨会”，会上请来一些学者和作者，包括曹文轩、梁晓声等，会上也请来12个“80后”作者，以相互对话的方式来与他们交流。会前我们要求与会者必须认真阅读一些“80后”作品，有所准备；而一些人看了他们的作品之后，都觉得其实“80后”并非想象中的“小儿科”，而是有他们的比较严肃的追求和鲜明的特点的。
“80后”写作者走向社会应该是在1998年前后，陆续每年都有新人涌现。1999年，和《我爱阳光》的作者许佳一起聊天，她对我们那代人过去的那种超常的政治热情十分反感，认过于虚妄。我跟她说：在我们那个时侯，没有别的前途，只有这样一条出路。在你看来很可笑的政治热情其实表现了我们那代人自己的真诚。但显而易见，彼此的价值观已经很不一样了。事实上，从创作上来看，几个不同年代的差异也很明显。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5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有不同，个人化写作倾向就更为凸显，社会、历史的东西在淡化，个体、个性的东西在上升。70年代人出来后，比60年代人走得还远，包括卫慧、绵绵在内的这样一批作者，青春期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环境度过的，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因而给文学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比较而言，“50人”和“60人”之间，“60人”和“70人”之间，虽有差异但差距还不是非常大，但到了“80人”这一代，差异就特别的大，简直就是一条鸿沟了。
我有一个预感，就是“80后”这批作者如果真正走上了文坛，带来的变化可能是超出我们预想的。去年在西单图书大厦，几个“80后”作家签名售书，一位记者向他们提问：文学和市场总是存在很难克服的矛盾，你们在写作中是如何看待和克服这个矛盾的？几乎所有这些作者把头抬起来反问道：有矛盾吗？我们觉得没什么矛盾。然后有个记者就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他们的回答也出乎我的意料，做出这种回答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文学大师，大师名气大、水平高，已经超越了文学和市场的矛盾；第二种是还在外部游弋，尚未深入接触到这种矛盾，第三种就是接触到了一定的矛盾，但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应该不是第一种情况，我希望他们是第二种而不是第三种，但看来很可能他们是第三种情况。比如郭敬明，他现在我看来已很难出市场的包围了。几乎所有的出版社和出版商都盯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稿子，有的甚至不惜重金。对于还是一个大学生的作者来说，要走出这样的诱惑是很难的。但如果他就这样总被市场的魔圈套住的话，他文学的才情将很难得到真正的发挥。除去郭敬明外，“80后”作者也都普遍具有市场头脑，与他们的前辈比，他们差不多都有半个书商的素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形，是以前所没有的。
80后作为一种整体的现象为世人所关注，应该是在2003年。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十数位，最耀眼的就是郭敬明。这一年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幻城》都以印数逾百万取得了这一年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的一、二名，排在后面的书印数与这两本差距很大。这一年张悦然、李傻傻等作者也开始受人关注。方式上也都是先由图书打市场，然后不断扩大影响。
二、“80后”崛起的原因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思考“80后”崛起背后的原因。难道是郭敬明等人的作品真的那么好看，他们的个人魅力真的那么巨大吗？这认为问题不那么简单，也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原因造就和形成的。我经过初步思考，觉得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写手。
“新概念”作文大赛对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在没有这个比赛之前，在大学、中学几乎都是“数理化”的天下，文科好像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但“新概念”大赛使得爱好文学和有文学追求的学生找到了一条出路，通过这个比赛满足自己的爱好与追求，并经由获奖为更多的人们所知道。参与比赛尤其是获奖，可以让他们满足许多愿望，一个是满足了文学写作的愿望，获奖之后又可以实现一定的成就感，而且在第一、二届比赛的时候，得第一名的上名牌大学是免试的，这几个方面对参赛者的促动和诱惑都很大。这个比赛也和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产生了互动，学校、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获奖，所以在教学中会引导学生更好的写作作文。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新概念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所以说“新概念”大赛推出了一批“80后”作家，可以说这个比赛是许多“80后”得以涌现出来的助推火箭。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的推动。
这几年图书出版不断市场化，尤其是长篇作品的出版已经走向了比较系统的市场化。以前出长篇都是名家的事，先在杂志上连载然后由出版社出书。那个时候出版长篇小说作品，和一般的不知名作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长篇小说在90年代前期前时大概每年才三百部左右，到了90年代后期的时候，长篇小说数量就达到了七百部，差不多比1993年翻了一倍多。到1999年以后，每年长篇小说创作量就基本保持在一千部左右了。当今的文坛，可以说是三分天下，一个是以期刊和文学杂志为阵地的纯文学写作，一个是以商业或者说市场化出版为依托的长篇小说写作，还有一块就是以网络问媒介的网络写作。长篇小说在三分天下中占其一，是以前所想不到的。长篇小说运作起来有优势，而且不少长篇小说都是书商做的，书商做书更加遵循市场规律运作了。“80后”作者一上来，就遇到了这样的环境，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市场。现在郭敬明的书一印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张悦然的书也是印十万册，而我们许多著名的尤其是实力派作家，作品也就印几万册而已。有的可能就万把册，两相比较，反差很大。
第三个原因，“80”后写手的作品适应了广大学生读者的需要。
“80后”作者主要是学生写手，学生写手的作品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适应了学生的需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学生读者，包括初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内，是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不久前去西安，听我的一个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学生说，西安因为高校集中，光大学生就近百万，四百万的西安市民差不多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大学生。其他城市也大致如此，学生差不多都占了城市人口的半数。处在求知阶段的他们，经常要阅读大量作品；而由于他们又都是独生子和独生女，又最有购买欲和购买力。在这和群体里边，初中生、高中生又是最大量、最忠实和重要的一群。去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郭敬明与中学生的一个互动谈话节目，那些学生说起郭敬明的小说来，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叙述、语言，都头头是道，如数家珍，那种熟悉程度、喜爱程度都很让人吃惊。也是在去年年底，首都师大文学院的老师做过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调查，虽然只是抽样调查，但提供的信息却令人震惊，在中学生对他们最喜欢的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中，第一是金庸，第二是郭敬明，第三是韩寒，第四才是鲁迅。这反映了文学阅读和语文教育中的一些倾向和问题，说明现在的学生更愿意读那些贴近自己生活的，表达方式和自己接近的那些作品，不爱看那些和自己的生活距离较远并带有说教意味的作品。
我们当年是学生的时候，可以去看《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而且尽量地用少儿的眼光去解读这些成人作品。而现在这些学生读者不愿迁就我们成人，更不愿意委屈他们自己。而我们成人或主流的文学写作中，也没有人能写和会写郭敬明他们这样的作品，因而没有能够适应这些口味变化了的中学生读的作品。为什么前些年琼瑶、三毛那么火，跟学生读者的喜欢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琼瑶、三毛等，被郭敬明、张悦然他们代替了。学生读者发现，郭敬明的作品离他们更近，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而那些代用读物就被无情地淘汰了。郭敬明的语言，在表达感觉和宣泄情感上，更能代表现在的青少年一代，比如写到大学生活，有学校，有社会，有读书，有恋爱，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比如说写到那些痞顽的人喜欢夜晚，他的作品就这样来表述：“一到晚上精神好得跟贼似的，一双眼睛亮得连狼见了都怕”。这样的生活画面和这样的文字表达，是比那些一本正经和煞有介事的作品，更能满足青少年的反观自身的需要和情感发泄的需求的，他的作品的吸引力和他这种有活力的语言非常有关系。而这些方面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学不能够为现在的学生读者所提供的，这是我们文坛的欠缺所在。我们的文坛只有“儿童文学“，而那是针对低龄儿童读者也就是为小学生服务的；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这一块，实在没有相对应的。而郭敬明他们，正是提供了这种需要，因而在当下的写作与阅读关系中，与学生读者达到了一种供需的平衡与彼此的互动。所以，我们这些人喜欢不喜欢郭敬明他们，阅读不阅读郭敬明他们，关系并不大，有广大学生读者作后盾，他们的作品照样畅销。
梁晓声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反问我，你说“80后”“走上了市场，没走上文坛”，也许这些“80后”作者、作品和读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另外的文坛。这话对我也有启发，他们也许还够不成一个文坛，但至少它构成了属于学生阶层所独有的一个自足的文化现象。“80后”的悄然崛起和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密切相关，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反省很多东西。
三、对“80后”作者的简要分析 在2003－2004年的时候，有关如何看待“80后”和“80后”如何看自己，也开始有了一些争议。已成名的“80后”作者中，作品卖得好的和作品卖得不好的有争论，书卖得不太好的说书卖得好的作品与文学无关，是偶像派写作，而他们自己是实力派写作。而还有一些尚未成名的，也看不起已成名的，认为他们都是商业化的明星。去年《羊城晚报》搞了个“80后”排行榜，郭敬明、韩寒、春树、李傻傻、张悦然这么往下排，不同媒体出来的排名版本还各有不同。
我认为这些进入排名的代表人物本身就代表了“80后”内部不同的倾向。比如郭敬明代表了“80后”写作中的大众化乃至商业化倾向，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观念去要求他们，这种倾向本当然无可厚非。（插一句，包括我们很多评论说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体现人生厚度和责任感，其实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人生追求和责任意识，不能硬拿我们的价值观念去规范他们。）韩寒则大致代表了对主流社会的某些方面（如僵滞的教育体制、学校秩序等）的反叛倾向，这种倾向在他那里越来越极端，他去年出版的《2004通稿》，我看了之后很吃惊，里面把他在中学所有开设的课程都大贬一通，很极端，把整个教育制度、学校现状描述得一团漆黑，把所有的老师都写成是误人子弟的蠢材和十恶不赦的坏蛋。这种反叛姿态做得过分了，就带有一种为反叛而反叛的表演性了。他从也许是有道理的起点出发，走向了“打倒一切”的歧路，所以他的作品现在恐怕只有一种观念的意义，和文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他写《三重门》的时候，那种语言和感觉还是具有着相当的文学性的。
“80后”作者群中我比较看好张悦然，她自身很聪慧，又受到了良好的影响，父亲是搞文学研究的，把她带大的姥姥（或者奶奶）信基督教，对她产生了很大了影响，所以她与“80后”其他写手不一样，作品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她的一些作品写到人和小动物之间、和小植物之间的那种微妙的情感感应，是一般人不易觉察或不屑注意的。去年作家出版社给她出版了部作品集《十爱》，我给她写了篇书评，题目叫《张悦然长大了》，说她把以前的那种主要体现在人和动物、人和自然间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放大到了对于社会生活、对于人际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之中，显示出了以前所少有的力度。比如少女沉溺于痴恋造成的身心的自我伤害，父母离异后对孩子的冷漠和由此产生的隔阂等等，这些问题都比较沉重，而且她也表现出了对于悲剧题旨的较好处理能力。最近她又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我看后觉得她已大步走出了青春期写作，进入了成人的境界，她会是很有前途的一个。
还有一个北影的学生彭扬，现在也已出了三部小说，其中一部叫《天黑了，我们去哪》，描写80年代中的“问题少年”的生存现状。这些“问题少年”，或者是由于家庭破裂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或是教育方法不当又打又骂造成性格扭曲，或是写有极强的虚荣心，想早点进入社会赚钱发财却被坏人诱导去吸毒或者卖[***]，大概写了十个这样的少年男女。他这部作品的关注点明显和一般的“80后”作品不同，一般的“80后”写手多写自我，很少关注他人，彭杨作品是关心别人的痛苦，关注边缘状态的人生。这种生活取向以及内含的人文关怀，是其他“80后”作者的作品所没有的。另外他的文笔把握得也很好，这样的题材写不好就可能成为对恶的渲染，但彭杨的分寸感把握得当，描述得体，让人读了会去同情、关心那些问题少年，而不是厌恶他们或者模仿他们。我给这本书写推荐的话时，曾说到这些“问题少年”其实是“问题社会”的产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背后，看到“问题学校”、“问题老师”、“问题家长”的存在与危害，从而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警觉。我觉得在他的写作中表现出的这种积极的倾向，是在“80后”写作中值得倡扬的；而这也表明，“80后”的写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本身就是丰富的和发展的。
在“80后”的作者群体中，与两年前就广为人知的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等等比，吉林的小女生董晓磊声名并不怎么显赫，但自写出了《我不是聪明女生》的小说之后，她成为了许多学生读者的“最爱”之一。在看了她的《我不是聪明女生》和《别走，我爱你》之后，我也对她开始刮目相看。之所以比较看好这个小女生，有这样两个缘由：一是她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成长小说。我们通常看到的一些青春小说，大都局限于校园生活，同学关系，恋爱体验，代际矛盾，格局比较狭小，内蕴也相对淡薄；而董晓磊的《我不是聪明女生》和《别走，我爱你》，既通过主人公恋爱之中的不同追求，写出了青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又通过走出学校、试当模特等社会性活动，把艺术的触角伸向新鲜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深处，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以当下的大学校园为主，辐射变动着的社会、演进着的时代的广阔生活画面。这样。作品就在“塑造自我”和“融入社会”两个方面，写出了主人公和她的学友们在情感上的历练和在人生上的成长，真正而全面地揭示了“青春成长”这样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主题。二是她的写作，表现出了可贵而独特的文学潜能。这种文学潜能，一方面表现在她善于讲故事并以事写人和写人的个性上，她的故事以其鲜活、真切而很能抓人，人物性格也因顽皮而机智很能引人，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她的语言的有趣和有味，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作品里的人物对话，无不具有着由俏皮、嘲讽和性感混合构成的一种独特韵味，这种几乎是自然天成的幽默表达，有王朔的味道，有徐坤的味道，还有一些卫慧的味道，准确地说，是一种东北二人转和青春荷尔蒙的巧妙融合，这种在率性而辛辣的自嘲中嘲人的语言，表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戏噱与诙谐，以及内在精神上的乐观与达观，它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凝神深思，因为那不仅是快意的的宣泄，而且常常还是感觉的评判与观念的批判。
对“80后”作者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文化现象有丰富的内容，其中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倾向、不同内涵的追求。
四、从文学角度看“80后”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他们现在爱好写作，所以就来写作，将来怎样还很难讲，因为他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学生，以后毕业了是不是还会坚持写作，还会热爱文学，那就不一定了，至少目前还是未知数。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已经很有名的写手外，“80后”中还有一些名气虽然不大、但很有文学造诣和文学追求的作者，很值得人们关注。我在这里想提到几个。一个是四川大学的学生颜歌（网名），这个写手很有文学天分，语言极有表现力，感觉也很独到。她有一篇作品叫《蜂王》，写的是一个乡镇旁边的养蜂人，这个养蜂人非常奇怪，他就养了一只蜂，通过养蜂还形成了他的一套独特的人生见解；另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很顽皮又很聪明，老去看养蜂人并和他聊天。书中描写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小女孩的心灵对话，充满了暗示性，通过语言来反映他们独特的性格和相互欣赏的交往，写得十分出色。颜歌的作品不多，但几乎篇篇作品有感而发，充满灵气和巫气，不少“80后”写手都拿她做榜样，说自己写得有出息了，就说离颜歌的距离拉近了。我知道的以前好像是北京二中的，现在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写手杨哲，是个非常桀骜不驯的人，但在写作中就很服颜歌。
还有一个尹姗姗，现在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她去年写过一篇《美多琦》的短篇作品，给我印象很深。写的是在大学二年级时，教《西方戏剧史》的课的文琦老师，引起女学生张美多莫名的钟情，文琦老师是一个不怎么搭理学生、为人内向的人，平时打扮也很休闲，上课常常过分投入，也不顾学生反应；作品中的“我”——张美多，是个很内向的女生，正好就喜欢那个文老师那种类型的，对他很痴迷，但她从来不说，只是每次去上课，上课也不是专门听课，而是去观察和想象那个老师的衣着、言谈、举止，每一次听课都会有非常丰富的感受甚至享受。那个老师讲了几次课不来了，到别的地方上课了，“我”就追着他去听课，又不想被发现，于是每次都戴着口罩和眼镜去，同时又想引起老师的注意，然而那个老师对她视而不见。这篇作品就是讲这么个故事，一个小女生对一个大男人那种不能遏止又无法言传的情感，这边是翻江倒海、如火如荼，那边是心如止水，毫不知情。那种“热”与“冷”、“动”与“静”的比衬与反差，以及情节的张力和作者表现的细微、语言的精到，都在含而不露、威而不怒中给人很大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尹珊珊此前还写过《灰度18%》等作品，大概是由于在戏剧学院学习的关系，作品在音乐性、视角性等各方面都有精妙的感觉与表现。就综合性的文学素养来看，她的造诣较好，因而我很看好。
“80后”另有一位作者李傻傻（网名兼笔名，），他写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不久前又出了长篇小说，但我更看好他的散文。他是湖南湘西人，考到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工作。他本名叫蒲荔子，比较起来，李傻傻更像本名而蒲荔子更像笔名。去年《2004青春文学作品年选》收入他一篇散文名字叫《我最难忘的一双女人的手》，名字好像很暧昧，其实写的是一个11岁女孩的手。散文里面的男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常爱发冷，一发冷手就特别地冷。他有一个小表妹叫樱子，很单纯、善良，无意中碰到他的手，觉得很冷，就用她自己的手去捂他的手，女孩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第一次捂的时候让男孩觉得很温馨很舒服，这也是第一次一个“女人”来摸他的手，感觉很微妙。当男孩要离开的时候，女孩很关心又很担心的说，“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呢？我回去后，你怎么办？”这样一双手和这样一句话让“我”非常怀恋，非常难忘。作者几乎是用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之间很清纯又很温馨的感觉和情感描写出来，让人感觉很美好，很温暖。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以“小”见“大”的作品。李傻傻是“80后”中为数不多的出身于乡下的，这从作品里就看得出来，这种童年经验很重要，也必然会使他的写作和那些城市里出来的写手很不一样。
“80后”中，比较有文学追求的写手，还可以举出蒋峰、张佳玮、宋浩浩、苏德、塞宁、麻宁等人来。这样一些被商业炒作所遮蔽的、没有完全陷入商业写作的作者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近来，我一直呼吁文学期刊多来重视这些“80后”中不太出名的以短篇作品写作为主的作者，这些人因不大写长篇不容易出书，而主流的文学刊物又忽视他们，等于是双重缺席。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让他们至少不要在文学刊物缺席，因为他们才是“80后”中的文学后备军。
五、“80后”的未来和相关的启迪 从目前“80后”的发展趋势看，因为他们包含的因素的多元，走向也必然是多样的。但在大的倾向上，主要还是两个方面。
一种可能的取向是靠近市场、走向大众。像郭敬明这样的作者你可以认为他们是被迫的也可以认为是自愿的在走向市场，他们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市场的氛围里耳濡目染，对市场在感觉上比我们亲近，他们与市场的结合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者众口一词地认为文学和市场没有矛盾。有的写手更希望成名要早，获利要多，这在我们看来就有点急功近利了。“80后”的作者的商业素质普遍之高，超出了我的预料。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靠近商业化的写作，进而成为大众化的作家，是非常可能的。郭敬明本来有着非常出色的文学素质，他有向纯文学写作发展的本钱，但现在来看，他已成为一种商业文化的符号，已很难摆脱市场的影响，走回纯文学的写作了。
另一种就是象张悦然、李傻傻、颜歌这样一些作者，比较专一而潜心地从事写作，不大考虑市场因素，与商业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但他们可能一直会面临一个文学与市场的纠葛问题，而他们的成长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在处理这一矛盾时的能力。
还有一些人可能随着兴趣转变或职业定位，会在文学（或艺术）与传媒（或大众娱乐）之间游走，比如从事影视创作，从事传播艺术等等；但学生时代的文学演练和作品写作，一定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发生积极的影响。不久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见到杨哲，会上发言和会下言谈，他都在一个劲地说韩剧如何如何好，作为走市场的榜样如何值得借鉴等等，估计以后他就会转向那一方面，而这也是整体的文化事业所需要的。
总体上看，“80”后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由他们现在从观念到手段的不一而足，预示了我们的文学在将来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我现在很难说清楚，但有这样的预感。因为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感觉到了一些与别的代别的作者完全不同的个人气质和共同特性。一个突出而共同的特点是率性，而且表现得相当自觉和充分，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相应的表达都不藏不掖，不像我们在社会上历练久了，处事“圆猾”了，考虑问题会反复掂量，缺少他们那种天然自在的率性。他们把他们的这种率性、原封不动地表现在作品之中，作品就会具有一种自然状态的真实性。另外的一个特点是“80后”这批写手，在艺术感觉上和文学语言上都很见个性，很有天分，几乎个个都有属于自己的别致之处。从文学是“我手写我心”的要义上看，他们的这样一些共性的特点，正相当直接的切近着文学写作的本义。随着他们的成长与成熟，他们必将给文学以他们应有的影响。
我以前说过 “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最近，又看了一些“80后”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尚未出版的作品，我感到还要再说另外一句话，那就是：还要关注那些被他们中的“明星”们所遮蔽的实力派写手，发现商业运作背后的文学追求。从目前的情况看，“80后”的情形相当纷纭，谁都难以代表谁，谁都不愿让别人去代表。已成名的相互不能代表，已成名的更不能代表那些还在默默奋斗的和尚未成名的。现在围绕在“80后”写手周围的，主要是一些出版社，而一般的出版社都是在寻找明星和制造商机，而不是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我们的文学期刊与杂志要走近“80后”，介入他们的写作，尤其是要发现和培养那些认认真真从短篇写起的文学写作者，既使那些踏踏实实又默默无闻的新人有破土而出的机会，也要让“80后”写作群体看到，写作的出路不只有走市场化的图书出版一条途径。
从我接触“80后”的情况看，我觉着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氛围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一些观念问题上，彼此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他们也需要理解我们，因而需要相互走近，相互沟通。作为他们的前辈，我想提请他们注意的也是“80后”所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警惕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当然，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有的人愿意在顺应商业写作中早收名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相当多的人都去迁就商业化的取向，那无疑既是一种悲哀，又是一种放弃。
现在正在成长着的学生读者，需要大量生动鲜活的文学读物。但仅仅依靠“80后”自己的作品，并不能真正满足他们多方面的需要；他们还需要有实力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名家切合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实际写作的更有分量和更具厚度的作品，而在这一方面，目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还有，对于“80后”的写作，主流文坛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相互的沟通和必要的交流，这使得他们除去在图书市场上自我操练甚至自生自灭之外，一时还没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出路；至于我们的文学出版的过于市场化，文学评论的相对上层化，文学教育的明显说教化，尤其是语文教学的程式化，都相当多地存在着需要调整的方面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在学生读者的阅读取向上还真的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显然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产物。现象在学生阅读，根子在文化环境。而如何改善社会环境和改良文化氛围，正是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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