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斤白糖的故事
一九六○年五月，我们的孩子出生了。当时妻子在北师大读书，为了完成学业，不能给孩子哺乳。因此，五天后母子正常，一出产院，便把孩子送到了母亲那里。妻子住到了岳母家，由岳母照料她休了一个月的产假便回校复课了。
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市场供应形势紧张得很。一切食品都是凭证定量供应的。牛奶和奶粉列为“特需品”，供应的范围和条件更是极严格的，只有无母乳喂养的婴儿、不能进食的病号和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外籍专家以及高级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当时称为“高脑”）凭医院或单位的证明，经物资供应部门批准后，发给“特需证”才能买到。
妻子住院后，便向大夫讲了分娩后不能给孩子喂奶而必须返校的情况。医院给开了一个证明，买好了一听从荷兰进口的奶粉预备着。孩子出生五天后送到母亲手里时，我把医院又出具的一张订牛奶的证明给了母亲。母亲接过证明，赶忙把心爱的孙子交给了一旁的父亲，笑呵呵地说：“我得赶紧去街道盖章，别耽误了孩子喝奶。”工夫不大，母亲高兴地拿着鲜奶供应证回来了，滔滔不绝地对满屋子来看“大孙子”的邻居们说，街道主任二话没说就在医院的证明上盖了街道的公章；奶站的老头儿打了保票说：“明天一大早您就来取奶吧，大人都好说，孩子没奶吃可不行，那是他的饭啊！”……就这样，我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母亲和退了休的父亲。十五天的假期很快就满了。在妻子返校前，我先返回了我的工作地——河南郑州。孩子的一切情况，都是妻子复课后，乘假日到母亲家看看，然后写信告诉我。
一天，接到妻子的来信说，母亲总是感到每月供应给孩子的几两白糖不够他吃，于是，把自己和父亲每月供应的一点儿糖也给小家伙吃了。妻子叫我把自己的白糖省下来寄给母亲。
看着妻子的信，我沉吟了起来，父母亲都是已登花甲的老人了，每人每月只有26斤口粮，再把这一点点营养品也给了孙子，我心何忍？
这个情况，很快被同处的同志们知道了，大家说：这有什么为难的，大伙都给小家伙凑一点儿不就得了？那时，大家都年轻，单身同志不少，平时除了在食堂吃糖包，都很少吃糖。因此，虽然供应得不多，但是都有点儿积攒，无非也是为了攒多了支援家里吧。几天的功夫，同志们给我凑了五斤多糖票，加上我自己攒的，足足凑够了六斤 ——这是五个人整整一年的供应量啊！
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了郑州市德化街当年最大的一家副食品商店。我必须把糖票变成白糖，因为白糖是由地方组织货源供应的，糖票只能在本地使用，拿到外地无效。站在柜台前，我神气地一下子掏出来六斤糖票，女售货员惊奇地笑着问我：“你家几口人，怎么有这么多票？”我自豪地把同志们给儿子凑糖票的经过对她讲了一遍。然后我对她说：请你给我多包几层纸，包结实点，我要把糖寄回老家去。听了我的话，女售货员迟疑了起来。她说：“你要寄到外地去，用纸包装可不中，万一纸破了，撒出来多可惜？我给你想想办法。”说着，她在几个货架子下面的柜子里翻腾起来，却什么她认为合适的东西也没有找到。这时，我指着货架上一种四边宽不到20 公分、高有20多公分的“宝塔糖”（一种小儿驱蛔虫的糖块）的盒子问她：“那种糖盒子有多余的吗？”她笑着告诉我：“这种盒子不卖，制药厂回收，每天的空盒子都要按时送回库房的。”说完这话，她却像想起了什么，又痛快地对我说：“好！我给你找一个。完了，我去跟我们领导说一说，大伙给你凑了这么多糖票不容易，你算个特殊情况吧！……”说着，她从自己负责的柜台走到别人负责的柜台，把几个糖盒子里的余糖合到一起，终于腾出来一只盒子。她把六斤白糖装进去，又用绳子捆扎好，笑着递给了我。那时，没有“把顾客当上帝”这种虚伪的生意经，但我分明感到她就是我的姐姐……。
我急忙赶到了邮局，想争分夺秒地寄出去。可是，邮局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上级规定：寄食品必须严密包装，以防变质、泄露，造成污染。我的糖盒子必须装在木箱里，并且要用填充物塞满、钉严。我到哪里去找木板钉箱子呢？这真把我难住了。邮局的女营业员看我站在那里为难，也很同情，便问我：“你不能找个同志给你带回去吗？”我摇了摇头。我们单位没有人出差到北京。可是，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到火车站想想办法？我想到了解放军。
于是，我提着糖盒子跑到了火车站，找到了“军人候车室”。进去一看，候车的军人不少，有聊天的，有吃东西的，有打瞌睡的，有打扑克牌的……我找个地方站下来，高声喊着：“哪位同志去北京？”“哪位同志去北京？”人们一时都停了下来望着我。有几处传来问话：“干什么？”“有什么事？”……这时，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我到北京。”这是一位带着黑色肩章的海军上尉。我走到他面前，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一遍。他很平静地说：“把东西交给我吧，我给你带到北京去。”说罢，他写下了他在北京的住址，我记得是北京公主坟海军大院×楼×号，以及他的姓名（可惜，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然后告诉我，把他的条子寄给我的妻子，由妻子拿着他的条子去找他。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几天后，妻子来信说，糖已经拿到了，并且及时给母亲送了去。母亲高兴地说，有了这六斤糖，足够贴补到孩子断奶了。
妻子在信里十分动情地说，那位上尉两口非常热情，他们也有一个不满一岁正在喂奶的儿子，妻子要把糖留一些给孩子，他们却拉扯着说什么也不答应。当提着糖从他们家走出来的时候，妻子实在忍不住了自己的泪水……
这个故事已经过去整整44年了，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奶站的大爷，那位商店的售货员大姐，那位邮局的女营业员，那位说话严肃而平静的海军上尉……他们的话，他们的笑，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如今他们都在哪里？他们能看到我此时对于他们的这种难以名状的思念吗？……
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子？当举国面临着巨大灾难的时候，党、国家和人民是怎样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地走过来的？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民不聊生，那样冷漠、恐怖吗？为什么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正直的人们又是那么怀念着那个时代呢？……
我和我的家庭的这个小小的故事，像大海中的一滴水，而一切没有偏见、富有智慧的人们透过这一滴水，难道不就可以了解那无边的大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