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ZT

by 林洙



一、初识梁思成夫妇

1948年，我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考上了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可当时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昂贵，我的哥哥已经在一个私立大学就读，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学，对我们这样公职人员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恰巧，这时我的男朋友程应铨要北上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父亲决定让我和哥哥都随程北上求学。他听说清华设有先修班，因此写信给清华的同乡林徽因，请她帮助我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

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他们还说：梁思成、陈寅恪与翁文灏3人被誉为中国的3位国宝。


林徽因

我终于到了北平，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城市，并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故宫，然后又游览了三海、天坛和太庙。我从没见过这样伟大壮丽的建筑，当我站在太和殿前，多么希望自己能长久地留在那里，哪怕做一名清洁工我也愿意。当我走在天坛笔直的长长的神道上，远望圜丘时，感到自己也仿佛飘飘然地接近上天。而太庙却又是另—番情景，它那大片的古柏，那般肃穆，连轻轻咳嗽一声都怕惊动了祖先。天啊！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领教过，一个人可以从建筑物上得到这么多的感受。在昆明，我爱它美丽的湖光山色；在上海，我只看到它的商业繁荣；然而北平，只有北平，这成群宏伟的古建筑，加上人们那彬彬有礼的北京话，使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使我长期在上海形成的、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理受到谴责。北平啊！祖国的明珠，祖国的瑰宝，你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第一次进清华是从西校门进去的。从西校门到二校门，乘汽车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我却走了半个多小时。路沿着一条清冽的小溪延伸，在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路上不见一个行人。路旁的大树缓缓从我眼前掠过，多么幽静的清华园。我到清华时，朱自清先生刚刚逝世不久，那天上午刚开过他的追悼会，清华园笼罩着黯然的悲哀。朱自清先生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爱国者，使清华园里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就是1948年清华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给我的印象。

我到清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应该去拜访林徽因先生。但我听到一个坏消息，她不久前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肺部结核也已到了晚期，医生告诉梁思成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反复地考虑着去不去拜见她。我不断听到人们对她超人才智的赞扬，及对他们夫妇渊博的学问的敬佩。我更害怕了，我这个没被清华录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面前将多么尴尬。我一直拖延着去拜见她的日期，直到她听到我已到清华的消息，召见我时，我才去见她。

在一个初秋的早上，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我的注意力被书架上的一张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长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双凝神的眼睛里深深蕴藏着的美。当我正在注视这张照片时，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我回转身来，见到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她边和我握手边说：“对不起，早上总是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她后面一句话说得那么自然诙谐，使我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这句话包含着她这一辈子所受的病痛的折磨与苦难。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们都坐下后，她就开始问我报考大学的情况。这是我最怕的事，只得羞怯怯地告诉她，我自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和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对它简直是一筹莫展。她笑了笑说：

“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再冰、从诫梁思成的女儿和儿子　他们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

“我怕文法，”我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课本，儿童读物语法简单，故事也吸引人，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着她又问起我的食宿情况。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工字厅食堂入伙。系里的美术教师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厅的宿舍暂时借给我住，因为他城里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厅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让我借住在吴柳生教授家，并说要亲自去和吴夫人商量。然后她又问我对北平有什么印象，当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回答她时，她已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北京的历史。

“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她看出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便又接着解释说：

“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3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8000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言，‘左祖’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右社’是宫室右边的社稷坛（现在是中山公园）。‘旁三门’是指东、西、南、北城墙的4面各有3个城门。”
“不过北京只是南面有3个城门。东、西、北面各有两个城门。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南面是天坛。‘九经九纬’，是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9条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经涂九轨’。”

“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很宽的，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得越来越狭窄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京，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蒙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我们都笑了，她接着说：

“一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皇帝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因此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街和鼓楼大街是北京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京城外，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元大都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那时从旧都来做买卖的商人，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门外有好几条斜街，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来的道路，开始是路旁搭起的棚户，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人就往城里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

她一口气说着，一个封建社会宏伟的北京城地图，在我眼前勾画了出来。接着我们又谈起颐和园，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那时到颐和园没有公共汽车，我虽然有一辆自行车，却还不会骑，所以一直没有去。我听说颐和园的长廊特别有趣。

林先生却摆手说：

“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我们谈着谈着，实际上是她谈着我听着，不知怎么搞的竟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完全忘了她是个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辞。她笑笑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4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我从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交往过，但不知怎么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初到清华时的林洙


我从梁家出来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和热情。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那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衔去了。

我初到清华时，建筑系开办才2年，全系师生加起来只有30多人。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设计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生对教师不论老少都称“公”。那时的建筑系真是富有民主精神，而且朝气蓬勃，我也常常到系里去看李宗津作画。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筑系的楼道里，迎面来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更增加了他那学者的风度。他看起来和蔼可亲，诙谐风趣。他向我伸出手，笑着点了点头，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虽然我搜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但立刻就断定这位亲切的长者是梁公。

汪季琦先生回忆他第一次和梁公见面时，梁公的头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叫你一个好听的，叫你一声小叔叔。”因为汪有一个比他大30多岁的哥哥是梁启超的好朋友。汪季琦回忆说：“梁公是个很风趣的人，他几句话一说，立刻就能使对方消除生疏感，而与之亲切地交谈起来。”

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访了吴柳生夫人，并和她谈好让我借住的事，我便搬到吴家去了。那年因为时局的动荡，清华校方为迁校的问题斗争得非常激烈，因此没有办先修班，我也就只好自己复习课程，还跑去听了几门名教授讲授的中外通史和梁公讲的中西方建筑史。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的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毫不留情，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3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沦。

梁家每天4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知唱中穴朱畅中雪。”引起哄堂大笑。

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罗！”(原来她是云南罗！）逗得我们都笑了。

她的知识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桃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又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的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桃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扑哧一笑。

接着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四川调查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他们的老明友费慰梅穴WilmaCailllOnFair鄄bank，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雪曾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林先生的病却明显一天天地加重了，我的英语课也只好断断续续地进行。直至完全停止。但我仍常常去看林先生，她只要略有好转仍是谈笑风生。

一天，我们又谈起北京的古建筑，她问我是否都游览过了。我说城里的古建筑算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还都没有去。她又问我最喜欢哪一处。当她听我说到天坛、故宫给我的感受，及太庙那大片的古柏给我的印象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问我：“听过我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吗？”

我摇摇头。

她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梁先生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先生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想起医生对林先生病情的诊断，心中不免一阵酸楚。

其实，他们的现实生活十分艰辛。解放前清华的教工宿舍还没有暖气，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3、4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暖和。这些炉子很难伺候，煤质不好时更是易灭，对付这几个大炉子的添煤倒炉渣等活儿，简直需要一个强劳力才行。那时梁再冰和梁从诫都在城内就学，这个沉重的担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直接关系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轻易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他常带着笑说：“这是粗活。”是的，他还有更重要的“细活”：每天定时为林先生注射各种药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的技术；为病人配餐，为使林先生能坐得舒服些，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为林先生朗读各种读物，他是个一流的护士。除了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务是领导建筑系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学与学术研究。

1912年，梁思成随父母回国，先住在天津，后来到北京，他曾在北京汇文学校及崇德高小读书。1914年开始，梁启超逐渐脱离政界，应清华校长的聘请到清华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北院住宅区西北角，一栋小小的二层楼房便是梁启超当年在清华讲学时的住处。

1915年，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他除了学业优秀外，兴趣十分广泛，爱好体育运动，并擅长音乐及美术。

梁公常带笑对学生们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当年是马约翰穴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雪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

“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8年，最多5年就够了。”

他的老同学陈植先生回忆说：

“在清华的8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在清华年报穴1922一1923年雪任美术编辑，酷爱音乐，与其弟梁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却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4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华校史组的黄延复先生撰文说：

“学生时期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的小领袖之—，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

为什么这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1924年至1949年没有走政治活动家的道路，不问政治却专心于学术研究？也许是在梁思成的天平上，政治与艺术相比，还是艺术要重得多。

梁启超十分担心孩子们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他在假期为子女讲学，先讲《国学源流》，后讲《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等。梁思成回忆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清华8年的教育和梁启超的影响，对梁思成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的自信心、学术上严谨的作风、广泛的兴趣与爱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梁思成成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张锐老先生用“自强不息”4个字来概括清华对梁思成的影响。

1923年，梁思成正准备毕业考试，并在做赴美留学的准备。5月7日那天，他和思永乘一辆摩托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车到南长街口，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思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因为是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北京各报都大加渲染。李夫人见金某不来赔礼，直找到总统府去闹了一场。

梁思成受伤后，被送入协和医院治疗。但是腿没有接好，致使右腿比左腿略短1厘米。过去他的鞋子要专门定做，后来为了省事，只在左脚的鞋后跟处加一个小垫子。

他对自己推迟一年赴美、比同学落后一年感到焦急。但父亲认为利用这一年时间，多读些国学是有用的。父亲信中说：“父示思成：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各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句，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古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

这一年他确实对国学下了工夫。梁思成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没想到在协和养伤期间，他的婚姻成了恼人的问题。1920年他初识林徽因是她刚随父从英国回来时，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任公的挚友，两家有意结成儿女亲家，因此梁思成初次对林徽因的拜访就不是一般的访问，而是以一个求婚者的身份去的。但是李夫人不大喜欢林徽因，她讨厌“现代女性”。但一开始她没有表示明显的反对。


1927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温哥华结婚

在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常去看他，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梁思成有时热得只穿一件背心，林徽因去了就坐在床边，有时还为梁思成拧手巾擦汗。李夫人知道后简直就不能容忍，在她看来，他们正是应当回避的时候。她激烈地反对这桩婚事。后来李夫人去世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到了美国，他们才举行订婚仪式，那是由双方家长在北京举行的。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但是那时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也和一些美国女学生一样报的是美术系，但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她是我国第一个女建筑师。

宾大教建筑设计的是斯敦凡尔特和Paul—Cret两位著名教授。他们都曾在巴黎美院深造，是当时欧美最有影响的“学院派”的主流人物，很受学生崇拜。

20世纪20年代，整个美国建筑界在建筑设计方面还是折衷主义的(折衷主义建筑是19—20世纪在欧美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它在建筑外形上模仿历史上各时代的建筑风格，注重纯形式美。由于建筑师没有考虑到当时不断出现的新建筑材料和新技术去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建筑形式，因而总的来说折衷主义建筑思潮是保守的)，一切建筑外形的设计必须采用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不得有多大改动，所谓设计也就是在平面上重新划分。梁思成对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外形只能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产生了怀疑，觉得长此下去自己也许会变成一个画匠，而不是建筑师，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父亲，父亲回信说：

“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业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象征，我听到欢喜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才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以此为教，以此为学、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况且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关于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你所学太专门了，我愿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过于单调。”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职有成皆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我这两年来对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会有异兆的感觉，怕他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意你的专业，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必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

陈植先生回忆思成在宾大时的学习说：

“在宾大，思成兄就学期间全神以赴、好学不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在交图前夕彻宵绘图或渲染，他是精益求精，我则在弥补因经常欣赏歌剧和交响乐而失去的时间。在当时‘现代古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思成兄在建筑设计方面鲜落窠臼，成绩斐然，几次评为一级。他的设计构图简洁，朴实无华，亦曾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则色泽雅淡，明净脱俗。”

“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幽情。宾校的博物馆与建筑系近在咫尺，规模不大，但闻名遐迩，藏有我国古代铜、陶、瓷等文物，其中最令人感叹的是唐太宗陵墓的‘六骏’之一，竟被盗卖而存于异邦的博物馆。成兄、徽因与我每往必对这一浑厚雄壮的浮雕凝视默赏。思成兄本人又常徘徊于佛像与汉唐冥器之间。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他对我国雕塑的鉴赏力是以后对石窟的壁画、造像、寺院佛像等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鉴别而不断加强成为专家的。1947年他从耶鲁大学返国时，曾言在考虑撰写中国雕塑史，惜终未如愿以偿。由于钦佩他在这方面的深邃，在他50岁的生日时我曾以隋代造像为赠。”

梁公常常向朋友们谈起他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并成了中国建筑史专家的。他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在宾大学习时，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在学习西方建筑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

1925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但是在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我想既然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就有这样系统完整的建筑技术方面的巨著，可见我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强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这本巨著的决心。

在宾大毕业后我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当时所有能查找到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我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依靠这些书本不可能完成我的论文。我必须回国去实地调查，我和导师说好，回国收集资料，两年后交博士论文。徽因也结束了她在耶鲁大学舞台美术方面的研究工作。1927年我们到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因为我的姐夫周希哲在那里任中国驻加领事，父亲就托姐姐，姐夫帮忙料理我们的婚事。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照


我们结婚后立即动身去欧洲参观游历了半年。在赴欧以前，我父亲已经为我们拟了具体计划。他来信说，‘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城市，建筑上最有新意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一游，次则北欧更可观），必须一往。”

“先是去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回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到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艺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


    初为人母

他们在欧洲游历的观感没有留下文字的记录，但20年后林徽因和她的学生关肇邺，谈起去西班牙参观阿尔罕布拉宫的情景，却是饶有趣味。

阿尔罕布拉宫位于西班牙格兰纳达的郊外，是伊斯兰世界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所宫殿。当梁、林到达格兰纳达市时已是午后4时，待他们在旅店中安顿下来，已是5时以后了，开往阿尔罕布拉宫的末班旅游车早已发出，但是他们已没有等待到第二天的耐心，于是自己包了一辆马车向阿尔罕布拉宫飞驰而去。到了阿宫，宫门已经关闭，游人早已散去。他们只好去央求守门人放他们进去，管理人员看到这两个东方青年自己包车前来，被他们的激情所感动，因此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陪同他们入宫参观。

阿宫坐落在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上，有一圈红石围墙蜿蜒于浓荫之中，沿墙耸立起高高低低的方塔。围墙的大门叫公正门，君主在这里审理诉讼。整个宫殿以两个互相垂直的长方形殿堂组成，南北向的叫石榴院，以朝觐仪式为主，比较肃穆。东西向的叫狮子院，比较奢华，是后妃们住的地方。

石榴院南北两端有纤细的券廊，正殿在北端券廊的后面，厚厚的几乎全封闭的墙，沉重地立在券廊背后，更突出了廊的轻快。院子中央一长条水池，晶莹澄澈，在月光下映出天空的星光，闪闪烁烁，如若梦幻，如入仙境。

狮子院的北侧是后妃的卧室，后面有一个小花园，从山上引来的泉水分成几路流经各个卧室，又在院子中央汇成小池，池周栏板上雕着12头雄狮，院子由此得名。狮子院有一圈柱廊，但柱子却不规则地或单，或双，或三个并列。这些装饰纤丽、精巧的券廊，给狮子院以娇媚的性格，同时又给狮子院造成不安定的、强烈的光影变化，使庭园洋溢着摇曳迷离的气氛，似乎象征着帝王对后妃那不稳定的爱情和变动着的心。当他们进入狮子院时，月亮已高高挂起，月光下的柱廓，加强了狮子院的神秘气氛，月光赋予了那12个雄狮生命，使它们栩栩如生，它们是后妃们宫廷生活悲欢离合的见证。

阿宫的殿堂及券上的壁面满覆着几何纹样和阿拉伯文字的图案，以蓝色为主。石榴院的殿堂间杂着金、黄和红色。整个宫殿给人的印象，并非富丽，并非堂皇，而是飘散着淡淡的忧郁。

建造阿尔罕布拉宫的时候，格兰纳达王国已臣服于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屈辱求存，并面临着不可挽回的没落，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笼罩着宫廷。但当时它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繁荣，宫廷还能以奢侈而精巧的手工艺，来装点他们最后的岁月。这就造成了阿尔罕布拉宫的艺术风格：精致而柔糜，绚丽而忧郁，亲切而倘恍。

他们在这空无一人的宫殿中游荡着，欣赏着，体会着，真是如醉如痴。最后他们不得不告别了热心的管理员，乘上马车返回格兰纳达。月光泻满大地，树影婆娑，听着马蹄声，他们回头向阿宫望去，那些高高低低的方塔耸立在蜿蜒的红色围墙上，在蓝色月光的笼罩下，清晰却又迷茫，依然飘散着淡淡的忧郁。不由得令他们想起李后主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

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梁思成、林徽因在欧洲旅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为他们设计的顺序。在欧洲，他们参观了过去只在书本上看到的古建筑，其兴奋可想而知，他们对之摄影、速写及画水彩。可惜这些作品现在只保留下一张水彩画了。

林徽因曾气恼地对我说：“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标尺呀。”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这样概括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受的教育：

“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他们尚没有全部完成游欧的计划，突然接到梁启超病危的电报，便匆匆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回国。

车到沈阳时，比思成高几班的清华同学高惜冰已在车站等候。原来他已是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他说梁思成已被任命为建筑系主任，建筑系已招收了一班学生，但一个专业教师都没有，也不知该开些什么课，一切都等思成回来进行。

在他们欧游之时，梁启超已经在安排思成回国后的工作。当时基泰建筑公司也通过杨廷宝和梁思成联系，希望他到基泰去。当然基泰拉他去是看中了他的社会关系。那个时代想搞到大的设计任务，政府里没有人是不行的。梁启超则希望他到东北大学任教，当时张学良继任父职，东北时局在多方面表现出进取的精神。梁启超认为东北有发展的希望，梁思成也觉得教学工作比较自由，可以有时间研究古建筑和《营造法式》，实现他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理想。

他没有考虑自己开业，虽然他不愁找不到设计任务，但是他不善于官场应酬这一套。去基泰虽然可以专心搞设计，但也许会失去做研究工作的时间。

在东大的第一学期，他既是系主任又是主力教师，还要办理不少勤杂事务。林徽因是他能找到的惟一教师，她教美术课和建筑设计。第二学期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些，请到了陈植、童寓、蔡方荫等人任教。

林徽因曾和我谈起在东北那短暂的时日。她说：“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当地人称为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她轻松地笑了。

刘致平告诉我说，梁、林两位先生在东北任教时，几乎每天都辅导学生到深夜。林徽因已经怀孕，过度的工作几乎把她累垮。这可不那么“罗曼蒂克”。

东北大学建筑系——我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仅仅存在了3年，就因“九一八”事变而夭折了。但是这个只办了3年的建筑系，却培养了一批像刘致平、刘鸿典、张傅、赵正之、陈绎勤等卓有成就的建筑学者和大师。当我准备写这本书时，在思成的遗物中，想找一些关于东北大学时期的资料，但除了一张照片外一无所获。

我面前的这张照片，在东大教职员宿舍楼前，坐着一排年轻人，他们都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东大任教的人。这些人后来全部成为知名的学者和专家，他们是傅鹰、蔡方荫、陈檀、梁思成、陈雪屏、徐宗漱、刘崇乐。


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梁思成来说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继续研究建筑史，一是去创办—个建筑系。

梁思成虽然从1930年至1945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但他的视野从没有局限于古建筑的研究。他始终关注我国新建筑的创作及城市规划这一新学科的进展。这是他与我国其他建筑史学家所不同的。

他注意到二次大战刚开始时，英国、苏联已经着手研究战后的复兴计划，而我国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不但没有任何复兴计划，而且缺少人才。梁思成认为在各大学中增设建筑系培养建设方面的人才已是燃眉之急。

如果继续研究古建筑，以营造学社的形式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了，只有干脆把学社的人员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他认为虽然中国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从中国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已基本上理清各个时期的体系沿革、历史源流，看出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告一段落。两相比较他认为对国家来说，更需要培养建设人才，特别是建筑师。因此他向梅贻琦(193l一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建议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在工学院开办建筑系。梅贻琦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聘任他为建筑系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他同时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1946至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参加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赞扬了梁思成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坚持对中国建筑史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的顽强毅力。他战前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战时出版的两期《营造学社汇刊》赢得了赞扬。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作为两所权威大学的嘉宾去美国，也使他此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1947年2月梁思成被外交部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汇集了许多现代建筑的权威人物，如勒·柯布西埃、尼迈亚等。


1946年梁思成在纽约美国建筑师学会

不知道《人间四月天》里对他们的描写是不是属实？
不过我心目中，这是郎才女貌的婚姻。

貌似没有贴完，还想看下文~~~对建筑、对这两人一直有着莫名的好感。
中学时第一次看到林的照片，也只可用两个字形容“惊艳”！集我想象中的民国大家闺秀的优点于一身：）

我注意到没徐志摩什么事。

          谢谢转贴，喜欢看

谢冰心、林徽因，庐隐（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

--呵呵， 俺家乡地的灵气都被她们吸走了， 所以俺是蠢婆娘那是有理可据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