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浏阳河》的诞生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湖南省湘江文工团土改工作队奉命来到长沙市东郊浏阳河畔的黎托乡,一边帮助农民土改分田,一边创作反映农民新生活的文艺作品。
19岁的文工团员徐叔华一年前还是长邵中学学生,有一副好嗓子,爱唱民歌。来农村土改每天劳动,文工团的小伙子喜欢在傍晚跳进浏阳河洗个澡。浏阳河水清澈柔滑,徐叔华突然有所领悟,说:“浏阳河不晓得弯了多少弯,才把这么好的水送给我们洗澡哩!”这是他对浏阳河的最初感受。
很快就秋收了,分到了田地的农民有了种粮积极性,交公粮也畅快,送粮路上,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味道。徐叔华受到启发,打算编一个小歌舞剧“送粮路上”:爷爷和孙子推着小车送公粮,在路上和一位青年人你追我赶,一不小心车陷水沟。因为粮食装得多,爷孙两人力气小抬不动,请青年人帮忙。青年农民有意逗乐,对小孩说:你答得出我的问题就帮你抬,于是引出如下的唱词: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呐,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
接下来的构思酣畅淋漓,徐叔华几天就写出了剧本《双送粮》。文工团领导慧眼识珠,拍板排演,马上赢得如潮掌声。
一年后的1951年,招收了一批新人后,湘江歌剧团成立。15岁的女歌唱演员龚业珩崭露头角,接替了《双送粮》中的拉车小演员。这年春天,全国调集歌舞作品去北京参加选拔,入选者前往世界青年联欢节参加表演。《双送粮》是湖南省送选作品,晋京前自然还要打磨一遍。
5月,《双送粮》演出小组来到武汉,参加中南区选拔顺利入选。但是主持者要求,将《浏阳河》曲调由原先套用的京剧曲调《小放牛》改换成湖南民歌的调子,因为剧中其他两个唱段用的是湖南花鼓戏腔调,《小放牛》夹在其中显得不协调。
当时徐叔华另有任务没有参与演出,领队储声虹将临阵换曲的任务交给了乐队指挥兼打鼓的朱立奇。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朱立奇灵机一动,想到自己一年前演过一个湖南花鼓戏《田寡妇看瓜》,其中有一个《送瓜调》用的是湖南祁阳小调音乐。作曲是长沙市工人文工团的唐璧光。
能不能将这个曲子套用到《双送粮》上来?朱立奇决心一试。他改动了原曲节奏,将原曲的慢四拍改为快二拍,表现出欢快的情绪。几个演员试唱试演,认为很成功。民乐伴奏齐芝田灵感一动,拉出欢乐的过门,完成了乐曲的衔接。中南文化局的领导审看时心花怒放,这个总共15分钟的小歌舞节目通过了。
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浏阳河》曲作者是唐璧光。朱立奇、齐芝田配器。
从领袖喜爱到反右悲剧
《双送粮》晋京演出大受欢迎。1951年5月22日关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谈判成功,在北京中南海签字。签字仪式后要演出几个节目助兴,《双送粮》也入选了,到怀仁堂为政治局委员们表演,毛泽东主席也来看戏。
演出大受欢迎。第二天讲评,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周巍峙对大家说:昨晚上毛主席看了《双送粮》,很喜欢,起立鼓掌,点头微笑。这下子《双送粮》一炮打响,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第51205号,在全国发行。
领袖毛泽东确实爱上了《浏阳河》。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海春耦斋每星期六晚上总要举行舞会,毛泽东是经常来的。他到场后总会在沙发上坐一会儿。通常情况下,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就是《浏阳河》。一位多次参加春耦斋舞会的人说:“毛泽东喜欢听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
1952年10月,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陈迪找到徐叔华,联系出版《双送粮》文学剧本和乐谱。徐拿出了文字稿,又找朱立奇要音乐资料,涉及曲作者署名。朱立奇有气度,成人之美,将曲作者写为唐璧光。
此后不久,“反右”开始了,曲作者唐璧光和原曲改编者朱立奇、齐芝田均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强迫劳动。徐叔华稍轻,划为“中右”,开除党籍。
荒谬和悲惨交融的命运使《浏阳河》的创作者们失去了署名权。1959年,阿尔巴尼亚艺术家代表团到湖南访问,提出联欢时唱一支湖南民歌,请接待方提供歌谱。结果《双送粮》插曲入选。《双送粮》是剧目名,其中的插曲该叫什么呢?干脆以第一句歌词作了歌名,就叫《浏阳河》。因作者全是“右派”没有著作权,故署名“湖南民歌”。
谁来修改《浏阳河》歌词
20世纪70年代初,《浏阳河》又打了一个弯儿。
1971年8月,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于下旬到长沙停留数日,下榻于蓉园宾馆。湖南省“革委会”为毛泽东组织了一次专场电视演出。调集了“移植样板戏”花鼓戏《沙家浜》、还有湖南当地传统祁剧、巴陵戏的小片断,歌曲《浏阳河》也在其中,所有演员来到湖南省水利厅4楼的大会议室演出,毛泽东在蓉园宾馆内观看电视转播。
浓浓乡情触动了毛泽东的情怀,他听完了《浏阳河》后,情不自禁地说:“再来一遍。”
转播现场完全靠电话指挥,听得指令传来,独唱演员赵海兰马上再唱了一遍《浏阳河》。当时,她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在观看演出。
毛泽东看过演出后离开长沙去南昌。华国锋于领袖离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观感,提到了毛泽东听不够《浏阳河》的情节。
毛泽东听不够《浏阳河》,是不是说明《浏阳河》短了一些?于是湖南省文工团负责人决定扩展《浏阳河》。当时的军队“支左”负责人、文工团长崔文耀将任务交给了原先曾在同一个部队服役的乐手,又找来一位歌唱演员协助,由前者将原歌词新写出几段。
谁知新上手的作者将歌词换了韵,与原先的“江阳”韵不一致。文工团负责创作的领导胡书锷向崔文耀和副团长王尽才指出,新词非但走韵,词中有“运粮到湘潭”之句,存在常识性差错。
以当时的气氛,赞颂领袖的歌词中出现了“常识差错”,使文工团负责人紧张起来。王尽才对胡书锷说,干脆老将出马,你来改吧。
胡书锷说,我改不合适,这支歌的作者就在我们团嘛,还是应该由他来改。这个提议实际上已在无形中楔入了版权意识,词作者本来就是徐叔华,不和他商量就指令他人改动徐叔华的作品总归不妥吧!
崔、王同意了胡的意见。崔文耀将徐叔华从楼下唤来,亲自交代任务。他甚至提示性地说,毛泽东经历了8次路线斗争,都胜利了,歌词也可以写8段。
徐叔华受命后不敢怠慢,赶紧铺纸命笔。他对那两人的新添词不满意,遂将韵脚改回“江阳韵”。最初他扩写了8段词,随后感觉不妥,逐渐改成了5段词。
徐叔华此时的创作心境,与当年最初创作《双送粮》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新写词与原词相比,叠加了对领袖的颂扬之语,至于这样会不会有加重个人崇拜之嫌,那时也顾不上了。
197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地新歌》第3集收录了新改写的《浏阳河》歌词和简谱,署名是“湖南民歌,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
《浏阳河》的版权纠纷
1976年10月,祸乱中华大地10年之久的“文革”结束了。《浏阳河》的词曲作者们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在自己作品上的署名权。
1990年,《浏阳河》作者向湖南省文化厅提出了《浏阳河》的著作权问题。湖南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室于1992年11月8日向国家文化部政策法规司递交报告: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
歌曲《浏阳河》的署名,从很早时候起,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一直称为“集体创作”或“湖南民歌”,文化部向广大公众推荐的曲目中,也将《浏阳河》署名称为“湖南民歌”。现在,有很多的音像出版社都以这一署名方式大量出版发行《浏阳河》这一创作歌曲,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为了结束这一侵权状况,根据当事人的申诉,我们查阅了部分历史资料,在走访和调查部分知情人后,确认《浏阳河》应以下列方式署名:作词:徐叔华,原曲:唐璧光,朱立奇、齐芝田等集体编配。
根据以上实际情况,请文化部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浏阳河》的创作者予以证明,并请公告。
湖南省文化厅政策法规室
1992年11月8日
不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光盘音像制品的出版者对《浏阳河》的侵权行为大量出现。《浏阳河》词曲作者的维权诉讼活动自然随之增加。词作者徐叔华经历的著作权纠纷更多一些。《光明日报》上曾有这样一则《致歉声明》,全文为:
我们于1991年联合出版的影碟《歌迷乐——难忘昨天》中,收录了歌曲《浏阳河》。当时因根据的版本有误,将此歌署名为“湖南民歌,唐璧光创作”。后经查实,上述署名是错误的,词作者应为徐叔华先生。为此,我们特此声明,予以纠正,并向词作者徐叔华先生表示歉意。
中国唱片总公司
深圳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998年3月9日
进入21世纪,徐叔华继续置身于《浏阳河》著作权诉讼的前端,问题还涉及“文革”期间原歌词从两段扩展到五段,徐叔华是否享有所谓“五段词”《浏阳河》的著作权?
徐叔华认为,根据自己保存的创作原稿,可以判断他本人就是新扩展歌词的作者。而在“文革”中曾奉命修改《浏阳河》的两人至今没有提供可信材料,来证明他们当时究竟写下了什么?
徐叔华认为,根据现行的著作权法的规定,只要本人不认可,他人改编原创作品即侵犯著作权。假如有人在原《浏阳河》歌词上进行扩展,而且是在原词格式、长短、节奏、音律上进行,那么显而易见,没有原作者的认可而扩展歌词属侵权行为。
到目前为止,徐叔华经历的《浏阳河》著作权诉讼案已胜诉13起,也有一些诉讼至今未了。
徐叔华要从这些诉讼中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吗?这无须否定。但已经清楚的是,即使有了13起案件的胜诉,过去十余年间,徐叔华获得的赔偿总数还不到2万元人民币。收支相抵,没有结余。用徐叔华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是为中国人的版权意识崛起而打官司。今天的徐叔华已经74岁,大部分法律诉讼事务要由儿子来处理了。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航行在这条河流上,人们加深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浏阳河》成歌历程和由此而来的故事,还将为中国的著作权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带来长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