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宫的殿堂及券上的壁面满覆着几何纹样和阿拉伯文字的图案,以蓝色为主。石榴院的殿堂间杂着金、黄和红色。整个宫殿给人的印象,并非富丽,并非堂皇,而是飘散着淡淡的忧郁。
建造阿尔罕布拉宫的时候,格兰纳达王国已臣服于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屈辱求存,并面临着不可挽回的没落,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笼罩着宫廷。但当时它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繁荣,宫廷还能以奢侈而精巧的手工艺,来装点他们最后的岁月。这就造成了阿尔罕布拉宫的艺术风格:精致而柔糜,绚丽而忧郁,亲切而倘恍。
他们在这空无一人的宫殿中游荡着,欣赏着,体会着,真是如醉如痴。最后他们不得不告别了热心的管理员,乘上马车返回格兰纳达。月光泻满大地,树影婆娑,听着马蹄声,他们回头向阿宫望去,那些高高低低的方塔耸立在蜿蜒的红色围墙上,在蓝色月光的笼罩下,清晰却又迷茫,依然飘散着淡淡的忧郁。不由得令他们想起李后主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
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梁思成、林徽因在欧洲旅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为他们设计的顺序。在欧洲,他们参观了过去只在书本上看到的古建筑,其兴奋可想而知,他们对之摄影、速写及画水彩。可惜这些作品现在只保留下一张水彩画了。
林徽因曾气恼地对我说:“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标尺呀。”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这样概括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受的教育:
“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他们尚没有全部完成游欧的计划,突然接到梁启超病危的电报,便匆匆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回国。
车到沈阳时,比思成高几班的清华同学高惜冰已在车站等候。原来他已是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他说梁思成已被任命为建筑系主任,建筑系已招收了一班学生,但一个专业教师都没有,也不知该开些什么课,一切都等思成回来进行。
在他们欧游之时,梁启超已经在安排思成回国后的工作。当时基泰建筑公司也通过杨廷宝和梁思成联系,希望他到基泰去。当然基泰拉他去是看中了他的社会关系。那个时代想搞到大的设计任务,政府里没有人是不行的。梁启超则希望他到东北大学任教,当时张学良继任父职,东北时局在多方面表现出进取的精神。梁启超认为东北有发展的希望,梁思成也觉得教学工作比较自由,可以有时间研究古建筑和《营造法式》,实现他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理想。
他没有考虑自己开业,虽然他不愁找不到设计任务,但是他不善于官场应酬这一套。去基泰虽然可以专心搞设计,但也许会失去做研究工作的时间。
在东大的第一学期,他既是系主任又是主力教师,还要办理不少勤杂事务。林徽因是他能找到的惟一教师,她教美术课和建筑设计。第二学期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些,请到了陈植、童寓、蔡方荫等人任教。
林徽因曾和我谈起在东北那短暂的时日。她说:“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当地人称为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她轻松地笑了。
刘致平告诉我说,梁、林两位先生在东北任教时,几乎每天都辅导学生到深夜。林徽因已经怀孕,过度的工作几乎把她累垮。这可不那么“罗曼蒂克”。
东北大学建筑系——我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仅仅存在了3年,就因“九一八”事变而夭折了。但是这个只办了3年的建筑系,却培养了一批像刘致平、刘鸿典、张傅、赵正之、陈绎勤等卓有成就的建筑学者和大师。当我准备写这本书时,在思成的遗物中,想找一些关于东北大学时期的资料,但除了一张照片外一无所获。
我面前的这张照片,在东大教职员宿舍楼前,坐着一排年轻人,他们都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东大任教的人。这些人后来全部成为知名的学者和专家,他们是傅鹰、蔡方荫、陈檀、梁思成、陈雪屏、徐宗漱、刘崇乐。
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梁思成来说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继续研究建筑史,一是去创办—个建筑系。
梁思成虽然从1930年至1945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但他的视野从没有局限于古建筑的研究。他始终关注我国新建筑的创作及城市规划这一新学科的进展。这是他与我国其他建筑史学家所不同的。
他注意到二次大战刚开始时,英国、苏联已经着手研究战后的复兴计划,而我国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不但没有任何复兴计划,而且缺少人才。梁思成认为在各大学中增设建筑系培养建设方面的人才已是燃眉之急。
如果继续研究古建筑,以营造学社的形式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了,只有干脆把学社的人员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他认为虽然中国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从中国建筑发展史的角度看,已基本上理清各个时期的体系沿革、历史源流,看出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告一段落。两相比较他认为对国家来说,更需要培养建设人才,特别是建筑师。因此他向梅贻琦(193l一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建议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首先在工学院开办建筑系。梅贻琦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聘任他为建筑系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他同时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1946至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参加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赞扬了梁思成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坚持对中国建筑史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的顽强毅力。他战前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战时出版的两期《营造学社汇刊》赢得了赞扬。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作为两所权威大学的嘉宾去美国,也使他此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1947年2月梁思成被外交部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汇集了许多现代建筑的权威人物,如勒·柯布西埃、尼迈亚等。
1946年梁思成在纽约美国建筑师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