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语、酷语和秽语：流氓叙事的三大元素
朱大可
（原载《天涯》2004年第一期）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在历史学家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流氓永远是社会的少数者，但在我们看来，流氓社会的成员就是流氓话语的言说者，他们永远是全社会的大多数。这个话语空间远远溢出了统计表格、语言辞典和语文教科书的边界。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经过漫长的角逐，终于坚硬地屹立在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它是一个庞大的话语织体，它包含着色语、酷语、秽语以及各种形式的文本。所有的流氓社会及其流氓主义都是在话语的温床中诞生和发育的，并且还要在各种话语喧嚣中发出自己的犀利声音。
一个著名历史文本成功地表达了这些。吴承恩魔幻小说《西游记》里的猴子，是一个灵巧的动词、也是暴力之神，代表着流氓的剧烈的反叛。他的棍子“金箍棒”像阳具一样可以自由伸缩，喻指着所有那些粗暴的阳性事物：怨嗔、暴戾和仇恨 。不可思议的是，孙悟空仇视女人，尤其仇视那些企图引诱和染指唐三藏的女人（如占据“盘丝洞” 的女妖“白骨精”），他的妒忌的激情使他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同性恋者。而皮肤白皙和性情温和的圣徒唐僧，则扮演了一个B角同志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管束性情暴躁的情人，并要让一个天庭反叛者和江湖流氓跟他一起成为圣人。猴子和唐僧的组合，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文化对偶关系，在他们背后，掩藏着流氓和圣徒之间的秘密的灵肉亲昵。
而在猴子的身影以外，一头猪，一个肥胖而慵懒的动词，和他的钉耙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且触发了我们的笑声。这就是猪八戒，一个在天堂里负责卷放帘子的仙人和异性恋者，因为对仙女作性骚扰而遭到贬窜，投胎成为小猪，又被唐僧收伏，成为取经四人帮中的成员，从而开始了一场被天帝逼迫的游走。这是中国特有的喜剧，也是唯一的土地喜剧，据此他受到了长达500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和猴子的古怪对抗是反讽与正谕的较量，但他却是无限可爱的，跨越数百年的话语时空，成了500年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 。这究竟是为什么？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变化的？
我们看到，毛时代受宠的造反猴子遭到了冷遇，而慵懒的猪却越过经文里沉重的教义，甚至越过他自己管辖的帘子，成了新时代的话语宠物。 猪八戒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身份反讽。他的钉耙示意他是个纯粹的农民，但他却拒绝耕作，懒惰和贪欲（贪色和贪财），与农民的美德（勤劳、节俭、以及欲望的有限性）形成讽刺性的对比。他的“猪性格”反讽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是乡村欲望（永无止境的食欲、贪欲和情欲等各种欲望的复合体）的一个反讽性寓言。另一方面，他曾经拥有的卷帘身份，则暗示着他与闺房和女色的暧昧关系。帘子是通往性密室的脆弱的门。这半明半昧的帘子被守帘人自己急切地揭开了，并且不幸地看见了帘后的事物――女人。猪就这样破坏了农民的操守，成为土地伦理的叛徒。
猪八戒就是农民和流氓的关系的寓言。他是一个天庭的武官，在性侵犯女人的意义上成为流氓，或者说是流氓和农夫身份的混合物，国家主义（玉皇大帝）藉此嘲笑了他，并判决它拥有一个猪的形貌。这责罚是奇妙的，它不仅意味着他应当是丑陋的，而且应当接受行走（取经）的苦难。这行走就是流氓的特征。猪八戒首先在性行为方面出现了流氓的征兆，而后又在前往“西天”的行走中获得了流氓的更多特征（这就是他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他注定要在在历经磨难的行走中成为一个纯粹的流氓，被各种身体的欲望所纠缠和支配。这正是他可爱的方面。他没有像唐僧那样自我压抑，也没有像猴子那样沉浸在病态的嫉恨之中，而是坦然言说着他的全部欲望，并且为这种细琐的欲望而奋斗。
《西游记》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它几乎成了两种话语的象征。猪是欲望解放的代表，他不仅标定了由农夫向近代市民变形的历程，而且成为小说的情色叙事的化身；与此同时，猴子则开启了近代暴力叙事的先河。这两个半人半神的生灵像两座雕像，分别代表着色语和酷语，喜剧性地屹立在了我们展开话语探险的入口。
一、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色语即情色话语的一种简称，它是所有话语中比较隐秘的那种，它从一开始就是身体欲望和密室生涯的组成部分，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它的私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流氓的介入，它最终被转换成普遍的公共事件。它把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变成了床帷偷窥者。国家主义的道德禁忌并不能阻止它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这种蔓延。《金瓶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流氓文人是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实施“文化泄密”的。这场叙事政变更改了色语的命运，令它最终成为流氓话语的主要专利。如今，散布在手机短信和网络笑话中的民间色语（此外还应加上政治幽默），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智慧的最高代表。
古典色语
古典色语是宫廷色语和士大夫色语的混合物、皇帝、贵族和士大夫的话语专利。在唐宋诗歌和明清小说里，它们始终以诗歌、隐语和谜语的方式出现，狎妓的风情被知识分子的典雅话语所掩盖，拥有一个由纱窗、珠帘、画屏、红烛、鸾镜、绮帐、玉钩、香衫、罗带、锦衾、玉枕等大量床帷物事构的香艳语境，但它又是如此的优雅，与梦幻、愁苦、相思与恨泣等灵魂情语互相缠绕，弥漫着忧伤的诗意。
基于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中国古典色语充满了语词的机智，并且总是被包裹在一些微妙的谜语之中，成为一个散布着各种隐喻、讽喻和象征的话语织体。“吹箫”和“弄玉”是一个范例，它的广泛存在证实了经过隐喻处理的色语是如何大肆流行的。李商隐的诗歌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用大量隐喻堆积成一个中级官僚的情欲叙事。在《无题》中，他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李商隐的另一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也充满了床帷性爱的暗示。其中“巴山夜雨”就是“巫山云雨”的二度转喻。但这些精妙隐喻却由于其多义性和歧义性而遭到长期误读 。这是知识份子隐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古典色语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书房－卧房游戏。它的机智阻挡了它与人民的对话。
明代的孔子第64代后裔孔尚任的作品《桃花扇》，对色语作了进一步“人文”改造：女主人公李香君为了政治贞操以头颅撞墙，鲜血溅落在团扇上，被改绘成一株艳丽的桃花 ，成为民族－国家主义操守的象征。但这其实是一个微妙的性行为转喻。“香君之血”的真正来源并非头颅而是生殖器，它起源于对处女破瓜初夜的床帷记忆。颅血是对“初夜之血”的一种镜像式仿写，它不仅暗示着对头颅（灵魂与精神）的处女权（气节）的自卫，而且也暗示对肉体贞操的捍卫。儒学家就这样成利用被彻底雅化的色语，成功地题写了“爱国主义”和“爱身主义”的凛然大义。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无法对这个汉人怀旧的政治文本有所物议。古典色语终于随着文人戏曲的胜利而征服了15～16世纪的中国。
知识份子（士大夫）对民间话语的围剿与征用是一个历史传统。明代士大夫夺走了戏曲的话语权，把它变成知识份子话语的专用容器。民间话语直到清代才开始复兴，并挑战文人戏曲，形成激烈的“花雅之争” 。徽班进京显示了民间话语的力量，但“花部”戏曲最终还是被乾隆皇帝所征用，经过再度雅化，成为极权国家主义的内廷艺术。
作为当代色语作家，毛泽东写给夫人江青的诗歌《题庐山仙人洞》提供了雅化的最新范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官方学者企图掩蔽它的真实语义。郭沫若宣称，这首诗隐喻了**与苏共交恶之后的险峻政局和**的豪迈无惧的气慨。作为一种权威性释义，这一解说在文革期间曾经大肆流行。但文革后期，某些北京高级知识份子举行新婚大典（主要是二度婚姻），其婚房多悬挂毛的这首诗的书法作品，作为对圆房者的一次亲密而高雅的祝福。这不仅表达了对官方释义的蔑视，也体现了还原毛诗本义的反讽性努力。
民间色语
只有民间色语才真正解放了情欲叙事。从元代开始，基于古典知识份子话语的衰败 ，说书人、戏子和下层知识份子（落第文人）建立起话语联盟，企图从一个全新的方向拯救汉文化，并寻求话语的民间出路。城市戏剧（杂剧）开始迅速繁荣起来。元朝政府下级官员王德信撰写的《西厢记》剧本 ，无疑就是这种合谋妥协的结果。一对男女在丫鬟的安排下翻墙幽会，上床做爱，随后又大胆私奔。其唱词融合了传统的古典知识份子话语和民间口语，成为一个爱情的浪漫样板，照亮了此后七百年的中国舞台。尽管它仅仅是一种美学反叛的开端，却遭到国家主义的严厉追杀。明清两代都把它当做“淫词”而列为禁书，乾隆甚至亲自主持了对《西厢记》的批判，向民众颁发训诫，严禁该剧的刊印、演出和传播。
《西厢记》是利用唱词进行虚拟做爱表演的范本，崔莺莺的独唱细致描述了整个性爱过程，从“绣鞋半拆”，“将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经过“软玉温香抱满怀”，直到“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 ，其中“花心”、“牡丹”、“嫩蕊”、（暗喻女阴）“露”、“水” (暗喻女阴之水)和“鱼”（暗喻阳具）等都是有关性器的公共隐语，这是古典色语在经过民间改造之后的一种全新语体，在中世纪城市的街巷中散发着半俗半雅的古怪光芒。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 里，传统的性符码经过强化，构成了少女怀春传奇的话语核心。故事叙述少女杜丽娘游园时做了一个春梦，梦见在柳树下与一位青年调情和性交，醒来后郁郁寡欢，思念成疾，竟然伤春而死，葬在梅树下，其鬼魂说服阴曹判官放回阳世，继而找到那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教他开坟救人，少女还魂而起，与柳梦梅结为秦晋之好。整部戏剧充满了有关各种性隐喻的符码，其中花卉（牡丹、梅花、芍药、杜鹃等）多是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而柳枝、毛笔、箫管和雨伞则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柳梦梅”这个名字，无非就是男根梦想女阴的意思。为了强化情欲的语义，剧中还出现了一个有性交障碍症的“石女”石道姑，藉此作为杜丽娘的反转镜像。在开棺之后，石道姑用壮男的内裤烧成灰烬，调和热酒，灌入杜丽娘口中，使她得以重生。这种被称之为“烧裆散”的还魂药，就是男性精液的转喻。我们看到，在《牡丹亭》里，导致女人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男人的性器和性爱。
色语的粗鄙化
隐喻是士大夫从事情欲书写的一个基本策略，它推动了文人和市民在淫趣上的妥协。但在另一面，但王实甫和汤显祖唤起的不仅仅是一种叙事伦理学 的妥协，而且是色语公开走向粗俗化的重大开端。除了色语，《西厢记》和《牡丹亭》中还出现了大量粗鄙的口语，俚语和市井之语，并且满含着酷语的暴力趣味。这种风气由说书人和戏子推波助澜，在明清渐次达到高潮，出现了大批以《金瓶梅》、《玉蒲团》等为代表的淫艳小说，而在民国期间仍然可以窥见它的俗丽风采。而在中国东北，“二人转”至今仍然保留着以民间色语为主体的传统，粗鄙、淫荡、幽默、刻毒地针砭弊政，其叙事和表演都已趋于完美。这是民间色语在**建政后五十年的重大复活，并且以一种放浪的方式，汇入了现代流氓话语的洪流。
叙事伦理学的让步
我们无法在这里详尽地历数色语的历史进程。民间色语在知识份子（国家）叙事伦理的包围中涨落，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危机四伏的线索。经过毛时代的禁欲主义的清洗，色语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但九十年代却成为色语全面复辟的时代。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赞助下，色语卷土重来，成为流行话语的中坚。它在文学和时尚两个向度上茁壮生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是公共叙事伦理发生全面“厚黑”的信号。作家开始日益放肆地使用色语来传递意识形态转换的消息，或者利用情欲叙事来谋求图书市场的大宗份额。叙事伦理学最终向不可遏制的情欲做出了重大让步。
身体符码的扩展
刺青(纹身)、鹰犬、鸟笼和铁球，这些更为古老的语码显示了流氓百科全书的另一些特色。刺青是书写在皮肤上的魔法，它不仅是一种痛苦耐受力的炫示 ，而且是一种神秘的谜样的言说体系，紧密地分布在某个人的肌肤上，像一种难以辨识的地图，或是一些正在爬行的欲望的动词，闪烁着暧昧而性感的语义。而架在手臂上的猎鹰和奔行在地的獒犬，则更倾向于一种酷语，也就是倾向于暴力的表述。鹰－人－狗这三个运动着的“名词”，构成了空间的多层面的征服。它们是中世纪霸权的活的标记。
清代的北京满族贵族男人，更喜欢左手托着鸟笼，右手在掌心把玩旋转着一对铁球。其中“鸟”和男性生殖器“吊”谐音，成为后者的一种借喻，而铁球则暗示睾丸的坚硬性，它们在掌心中发出金属般清脆的摩擦声，以及一种微弱的闪光。有的铁球内部安装金属簧片，甚至能够在旋转把玩中发出悦耳的声音。它们不仅是一种身体符码的外延和扩展，而且是一种奇妙的文化发明 。晚清以来，满族贵族日益没落和退化之后，色语开始粗俗地浮现在世俗生活的表层。“鸟－球”色语起初要暗示一种闲适的生活，而且还要传达一种贵族所独有的性主权。但随着贵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这种交际性色语逐渐转向江湖，进入中国流氓话语体系，成为市霸、街痞和混混儿的浮夸标记，提示着城市流氓的“身份”和性霸权。
色语的意识形态
色语在当代中国正在日益政治化，变作民间进行政治讽喻的利器。我们看到，大量用色语编织起来的政治笑话迅速传播，成为八十年～九十年代中国民间色语的隐形主流。政治幽默和色语的结盟，构筑了一种轻松的“酒桌话语”，它们的主人公通常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等人，这些前革命领袖遭到了人们放肆的嘲笑。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语境中，这种政治色语成了精神压力的缓释剂。九十年代末第五媒体“手机短信”出现后，色语又以“短信话语”的方式甚嚣尘上，继续维系着一个针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态势。
但色语不仅只是一种颠覆行性力量，而且也与国家主义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它时常闪现在城市“现代性建筑”的现场，并借助立面的阳具化来表达权力欲望。这种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政治霸权的语义。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但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征用了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政治的色语符码），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无论如何，色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政治意识。
二、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酷语就是暴力话语的一种简写，它与色语一起构成了流氓话语的主体。酷语是中国流氓话语中唯一能够风行两千年而没有遭到围剿的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酷语系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共用话语。它最初产生于民间，而后就被国家所征用，成为极权国家主义主要叙事工具。但流氓拒绝放弃酷语的话语权，这导致了酷语成为一种逾越了“阶级”界限的超级话语。这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进行对话的唯一用语。由于这种共用性，对话完全无须进行转译，也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读。另一方面，流氓和流氓之间的对抗也变得简洁而明快起来，仿佛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恳谈。
酷语的恳谈
中国历史最著名的酷语恳谈发生在刘邦和项羽之间。根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项羽派人痛斥刘邦不义，并以刘邦的父亲为人质，威胁要将其烹煮。刘邦回应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请不要忘记分我一碗羹汤。” 这段经典性对话似乎显示了流氓的话语风格：残忍、血腥、无情无义，对亲人被置于危机完全无动于衷。依据传统伦理学的立场，这应当就是流氓的无耻化的话语风格 。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酷语公案是传说中的关羽和张飞互杀家眷案。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叙述了一个被《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忽略”的细节，该段落记载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姜子牙庙王塑像前对天盟誓，决定共举大事。但刘备担忧关、张二人有家庭牵挂。关羽当即宣称要杀掉自己全家。张飞说，你怎下得手杀自自己家小，不如我杀你的，你杀我的。结果关羽杀死了张飞全家，而张飞则前往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全家18人，只放走了关羽的怀孕妻子胡金定。
有关刘邦和花关索的叙事都指涉了血腥的亲属残杀。流氓的暴力首先延伸到了家族的内部，它成为流氓展示其道德反叛力度和深度的空间。它展示了流氓暴力所能企及的令人震骇的深度。尽管第二个故事不是一个确切的史实，或者说，它散发着野史和“小说”的“传奇”气味，却准确地表述了流氓的逻辑。它是所有酷语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种。
以“梁山泊叙事”为核心的民间酷语，在元代就已经进入了剧作家和戏子们的视野。与王实甫的色语改革风潮遥相呼应。一些以李逵、鲁智深和宋江为主角的话本开始上演，这种话语变革为明清说书人提供了素材和美学方向。李逵作为流氓暴力的化身，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代言人的特征，他把杀戮和流血当作日常起居生活的一部分。在元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出于一场戏剧式的误会，李逵甚至要对宋江和鲁智深用斧头进行正义审判15。在这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无情超越了兄弟和帮会的情谊。板斧成了两个凶猛的正义符码，它们飞舞高蹈起来，要对所有非正义的事物进行血腥判决。板斧和民间的正义诉求之间从一开始就已建立了紧密的语义关联。这种成功的叙事伦理学策略，令酷语得以毫无阻力地生长。这与色语饱受打压的历史命运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
酷语的雅化
尽管酷语是一种不受政治伦理限定的通用话语，但雅化仍然是知识份子（士大夫）内在的美学欲望。它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早在宋代，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强烈的嗜血性不仅和民族主义的凛然大义一起进行了组装，而且被压入对仗的精巧模式，呈现为更加优雅的面貌。甚至民间话本《忠义水浒传》都要由说书人亲自予以雅化。武松谋杀张都监一家十五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女眷、随从、厨师、丫鬟，但这简洁的喋血事件却被投放在月光普照的空间，从而点亮了一种连金圣叹都大加赞叹的残忍诗意 。《水浒》利用月光开辟了一条轻度雅化的道路，从此，明清话本小说（包括“三言两拍”）都要面对雅化的淬火处理。所有那些雅化的酷语堆积在历史里，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芬芳，并在二十世纪的红色文艺里发生大爆炸，成为政治革命的话语先锋。
三、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秽语（脏词）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它拥有一个色语的外貌，同时又具备了酷语的暴力性。它是肮脏和粗鄙的，同时又散发出亲切而恶毒的气息，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份子的话语词典。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脏词系统。北京建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话语经过严厉清洗，长期保持了洁净的状态，直到毛泽东亲手将其“弄脏”了为止。1974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其中出现了“不须**，试看天地翻覆”的句子。这是粗鄙的脏词首次以国家主义话语的面目亮相。这枚小小的毛式脏词犹如一个细小而勇猛的战士，经过数十年的埋伏，突然闪现在了国家意识形态革命的前线。像一次出乎意料的宣告，引发了来自新官僚集团和全体人民的惊叹。这是粗俗美学正在走向其顶峰的标志。如果不是毛的逝世和文革的终结，这种美学无疑演变为国家主义话语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在所有的秽语中，被誉为“国骂”的“????”和“操（你妈）”，是简单有力的短语，它们直指着血缘关联的深部，也就是血缘身份的本质。这种“国骂”显然拥有令人吃惊的漫长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充满性暴力的口号，必定起源于母系社会向男系社会转型的时代。它要借助一种强大的咒语来瓦解母亲的威权，把她下降到性受虐的卑微地位，并为父权的确立开辟道路。寻根，就是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展开父权对母权的战争。“国骂”是曾经发生过强烈话语政变的证据，记录了当年母权败落的杳远踪迹。
“骂的寻根学”至今仍然扮演着古怪的角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忠实伴音，却在２１世纪零年代里被逐渐雅化为来自粤语的近音词“靠”。在省略了宾词“你妈”之后，它萎缩成了一个简洁的叹词，并且逐渐远离原有的色情意味，在“小资” 手中变得日益纯净起来。与此同时，“傻逼”却在平民阶层中古怪地盛行起来，变成了第二代“国骂”的代表。
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各地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上，人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上万观众一起冲着输球的队员高喊――“傻逼!”声势惊天动地，仿佛是平地一声春雷。“傻逼”是一个集体魔法中的文化咒语，解构着那些令人痛心的景象，为它们盖上话语的羞辱标记。“傻”和女性生殖器“逼” 的组合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语效。它是高度男权化的，粗鄙而有力，和赞美性脏词“牛逼”彼此呼应，成为革命修辞的最新范例。这是流氓话语渗入日常话语的一个证据。声势浩大的脏词运动修改了平铺直叙的世界秩序。但与犀利的动词“操”相比，形容词“傻”的革命性无疑已经遭到削弱。它需要在一种集体呐喊中才能重新聚起批判的能量 。
以色语、酷语和秽语为三大主要元素的流氓叙事，是中国流氓社会自我更新和维护的基本程序。在流氓文化的生产线上，流氓话语汹涌地呈现着，仿佛是一些大规模上市的话语罐头，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言说和书写的工具。如果没有这种完备的民间叙事元素，流氓社会的发育、维系和壮大是不可思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