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氣不如人---

中國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氣不如人

著名華裔作家哈金新澤西演講摘要（1）

特約記者季思聰和記者心遠

　[　華裔作家哈金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榮獲美國最重要的文學獎“全國圖書獎”的作家，被美國筆會稱為“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9月20日來到新澤西用中文演講並答問。多維時報特約記者季思聰和記者心遠整理了他的演講摘要，從今天開始連載如下（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 ]

●“留學生文學”這一提法體現邊緣靠攏母國文化中心的心態

　　原來以為只是幾個愛好文學的朋友一起聊聊，沒想到弄得這麼隆重，謝謝大家。

　　我想從“留學生文學”這個概念談起。我印象裏，這個概念是近年才提出的。留學生已經存在了好多年、好多輩了，49年以後，大量留學生去蘇聯留學，那時侯沒人提過“留學生文學”；更早時有些大文豪像魯迅、冰心、老舍，都留過學，但他們都沒寫過“留學生文學”。為什麼他們都沒有把“留學生文學”作為一個門類，而現在卻興盛起來呢？

　　我認為，第一，現在來北美的人越來越多，讀者需要了解這方面情況，在國內出現了商業需要，就形成了潮流；第二，是我們個人的需要。我們離開了一個國家，跟國家的文化中心便產生了一種現實的距離，但是內心裏還是想把這個距離拉近一點，便產生從“邊緣”向“中心”靠近的心態。我記得“留學生文學”概念好像是北美華人作家提出來的，後來就是雙向了：大陸現在出了很多這方面的書，甚至出文學大系，也有一類是“留學生文學”。

　　當代留學生與50、60年代留學生有一個本質不同： 50、60年代留學生是一定要回去的，“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不存在什麼問題；而現在許多人在海外定居。“留學生文學”這個詞，意味著強調“中心”對“邊緣”的一種控制，這種控制不是官方的、有意識的，是文化中自然而然產生的一種掌握和控制──當然，每個人都是自由人，你也可以不認為有某個“中心”，我們這裏是假定如果你認為用漢語寫作有一個中心的話。這個詞，也可以看成是“邊緣”向“中心”靠近的心態。

　　寫作實際上不光是“我喜歡我就寫”，在某種程度上，與搞科研相近：一些大作家都明白，一部作品一旦寫成了之後，會對別人有什麼影響。文學是個網，你的作品進入這個網，每寫一部作品，對與其它作品有什麼聯繫，要有一種本能的直覺。

　　我們離開了故土，我們的參照系自然而然地就要改變了。你可能會回到大陸或臺灣，也可能你就留下，成為邊緣人，個人和“中心”的關係不得不重新來構鑄，這是很痛苦的事。鄉愁啊，對故土文化的留戀啊，都是因為原有參照系被破壞了，而我們個人又沒有足夠能力完全構造自己新的參照系。

　　作家需要擺正幾個關係：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個人與傳統的關係，不能被框死，對於海外作家來說，“留學生文學”這個概念很可能是一種束縛。海外作家應認清自己的長處和弱點──弱點很明顯，因為你在邊緣，如果作品寫得不是很好，你就自然而然地變得無足輕重了；心理上也往往受到來自中心的作家的壓力──譬如說吧，我們不論怎麼寫，很難產生莫言、王安憶這些國內好作家的效果，他們的作品自然而然地會對你形成心理上的壓力。

　　但海外作家也有強項：不受題材的限制，寫什麼都可以；站在一個“中心”之外，可以看到其他“中心”，眼界能夠更開闊。不要只想著“留學生文學”，“留學生文學”意味著只盯著原有的“中心” 。我總認為，中國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氣不如人，胸懷和眼界不如人。

　　很多作家彼此可能是朋友關係，但是還有一層是競爭對手的關係──當然，不是敵對關係。我認為作家不應該只去與同代人競爭，你看看大作家，都不是將同代人作為趕超對手的。海外作家有一種機遇，可以重新打造自己，重新計劃自己應該作什麼、能夠作什麼。

●語言不是關鍵，眼界才是關鍵

　　（下面轉入答問）

　　聽衆問：您提到作家與“中心”的關係，我想請您就與出版商的關係具體解說一下。

　　哈金答：與出版商的關係？那完全是一種商業上的關係，出版商是可以換的，而剛才說的作家與“中心”的關係是內心體驗到的……（問：不，我指的是他們有沒有給你一些壓力……或“指示”？）我想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以前我也想過這個問題，我頭五本書全是小出版社出的，第一次與出版社主編見面吃午飯，我也問過：你想叫我寫什麼？他吃了一驚：怎麼會提這種問題？他告訴我：“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馬上認識到我犯了一個大錯誤！所有題材都應該是從自己內心出來的，醞釀了很長時間，而不是別人要你寫的。

　　當然，如果你想寫暢銷書，那是有模式的；但寫嚴肅文學，作家要自重，不能什麼都賣。我的第一本詩集，寄給很多出版社都不收，有的出版社回信說：你要寫自傳，我們就給你出。但是我從來沒有寫，今後也不會寫。

　　問：你構思的時候，是用中文還是英文？

　　答：我是用英語寫作，與漢語比，英語是另一套思路。自然而然地，就得用英語想，不然的話，不中不英，就亂套了。但我的小說大部分取材中國的生活，書中人物是說漢語的，所以寫對話難免漢語就冒出來了，我就要想辦法來將之轉換成英語，還得讓讀者信服。這不完全是壞事：中文也會熔匯進英語、補充和豐富英語。

　　問：你做夢也是用英語作嗎？（眾笑）

　　答：做夢時中英文一半對一半，夢到吵架時自然而然就用漢語了。（眾笑）

　　問：你開始寫詩，後來寫小說，詩歌的語言對小說的語言有什麼影響？你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說過：漢語詩歌沒有形成傳統，你現在是否還持這種看法？

　　答：首先我要糾正一下：我說的是現代漢語詩歌沒有形成傳統，而不是說古代漢語詩歌，古代漢語詩歌有非常偉大的傳統。

　　寫詩歌對寫小說當然很有幫助。詩歌的語言更富有表現力，更富有色彩。詩歌的語言對小說的語言的影響是在兩個層次上：第一是講究情境，第二是常寫詩的人對語言會比較仔細推敲。但是詩人寫小說的毛病是，語言過於追求華麗，同時對情節注重不夠。

　　問：中文寫作與英文寫作有什麼區別？你認為你掌握的中國語言對你用英文寫作幫助是什麼？你研究過中文和英文對於表達思想的優、劣勢嗎？

　　答：英語作品流暢性比較好，詞匯量非常大，分得很精細，刀叉齊備，各有各的名稱；但中文有中文的妙處，有四聲，詞匯很有伸縮彈性，一雙筷子就全拿下來了。我在構思中雖然用英語，但是常常蹦出中文成語，漢語的節奏已經在我的血液中了。畢竟是母語，所以用英文想不通的時候我就退到中文慢慢摸索，要達到的目標是：既是英語的耳朵能聽得懂的，又是英語的耳朵感到新鮮的。當然，怎麼樣恰到好處，這要靠作家去細細揣摩和把握。

　　對於表達思想而言，語言是不重要的，眼界和功底才是重要的。

　　（未完待續）

美國國家圖書獎是怎麼“等待”來的？

－－華裔作家哈金新澤西演講摘要（2）

特約記者季思聰、記者心遠

　　華裔作家哈金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榮獲美國最重要的文學獎“全國圖書獎”的作家，被美國筆會稱為“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9月20日來到新澤西用中文演講並答問。《多維時報》特約記者季思聰和記者心遠整理了他的演講摘要，繼續刊載如下（未經本人審閱）。

（續前）

●編輯打電話通知：我進了“NBA決賽圈”

　　問：您是怎麼爭取美國國家圖書獎的？

　　答：得獎不是我自己爭取的。是出版商選送參選的。我的編輯打電話告訴我一個“good news”說我進了“NBA決賽圈”，我還以為是籃球協會呢。（眾笑）《等待》得獎，大概是因為其風格。

　　問：您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僅次於諾貝爾獎，是經過了與很多優秀作家競爭。你認為得獎是以你的英文文學造詣本身取勝，還是以你寫的情節內容取勝？如果您寫美國題材，是否能夠達到同樣水平？

　　答：美國國家圖書獎與諾貝爾獎並不一樣，諾貝爾獎是對一個作家一輩子文學成就的褒獎，而美國國家圖書獎是每年一評的，評的就是一本書，那一年誰出書了誰才有機會。這個獎之所以有權威，有評委的因素評委一定得是內行：評小說是五個小說家，評詩是五個詩人，評委每年一換，不像瑞典文學院院士那樣搞終身制；獲獎當然也有運氣因素。我後來知道，我獲選那年五個評委中，兩位投了我的票，兩位沒有反對我，但是投了另外一本書的票，最後評委會主任投了我的票，三比二。不過，擊敗當年的幾個候選人，我還是有自信的。這一點其他候選人也有過同感，有一位候選人就說過，敗給哈金等兩人她服氣，敗給其他人她就跳樓去了。（眾笑）

　　至於說如果寫美國題材是否能獲獎，這就不好說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失敗的可能，但是我認為：高水平的、大規模的失敗，比低水平、小規模的成功有意義，所以，值得將眼光放大一些，冒冒風險。

　　問：得獎對你有什麼影響？

　　答：第一，今後出書是沒問題了，但是第二，文學追求上要提高就難度大了，第三，工作飯碗就穩了，第一代移民需要的安穩感有了。我到了波士頓大學，這裏傳統上就是美國小說的營地。

　　沒得獎的作品並不是不好，得獎的作品也並非一定那麼完美，不要把獎項看得太重，獎項不過是一種“噪音”，重要的是把作品用心做好、盡自己的能力寫好。

●《等待》從生活到作品

　　問：《等待》這部小說有真實的人物故事基礎嗎？

　　答：有真人真事的原型。1985年，我與太太去山東曲阜的岳父母家，岳父母是軍醫。太太指給我看遠遠的一個人說，那人等現在的太太等了18年，結婚以後卻相處得不好，現在他太太得了嚴重的心臟病，快要死了，他讓孩子捎信要前妻等著他，他的前妻還是小腳呢。雖然就是那麼遠遠看了幾眼，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在想：一個好人，等了十八年才好不容易到了一塊，怎麼就過不好，不知道怎樣去愛人，又讓前妻等他呢？這是一個很好的小說素材。不過，我當時沒有打算寫成小說。

　　問：你用中文出過書嗎？談談你出第一本書的甘苦？

　　答：我沒有出版過直接用中文寫的書。第一本詩集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的，當時遇到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讀了我的這些詩覺得不錯，就推薦給他們大學的出版社出了，輕而易舉，我也沒當回事，但這本書實際上並沒賣出去幾冊。後來得了工作之後，原來願意幫我的人一下子都成了對手，以前的路都被堵死了。我把第二本詩集寄往好多家出版社，都被退稿。

　　問：你怎麼想起來要寫《等待》呢？

　　答：我動念寫這部小說，是因為只有長篇小說才可能被商業性的大出版社看中，出了長篇才能保住教職。當時有家小出版社願意出版我的第二本詩集，但有個條件，需要加一百頁小說合在一起出。我就匆匆用這個原型寫成了一百頁小說，但心中有些惋惜，覺得這應該是寫長篇的題材。正巧這時，又有一家小出版社願意出我那本詩集，而不要別的條件，於是我趕快從前一家出版社把稿子撤了回來，重新構思充實寫成長篇。

　　問：你對當事人作過採訪嗎？你請美國人幫你改稿嗎？

　　答：沒有採訪，我對北方農村比較熟悉，只是在細節和人物心理方面充實一下。

　　《等待》是經過編輯的。美國出書有這麼兩步：編輯和copy editor。比較好的編輯會在一開始就一步步指導你如何去寫，寫完全書又有copy editor來編輯。《等待》一書的編輯過忙，沒做什麼，只有第二步的copy editor。這是每本書都會有的過程。寫《Under the Red Flag》（中文版譯為“光天化日”）的時候，編輯是一個南方小說家Charles East，他寫了兩頁半的修改意見，我後來給他打電話道歉，說有這麼多錯，他卻說，他編這個系列十五六年了，這是頭一次寫了少於10頁的編輯意見呢。那次是個轉折，從那以後我的信心就提高了。

　　（未完待續）

我寫作，只是為了要謀生－－著名華裔作家哈金新澤西演講摘要（3）

（續前）

●被生存壓力逼上文學不歸路

問：你成為一個英文作家的原因是什麼？

答：為找一個工作職位（眾笑）。其實我的英語底子並不好，報考黑龍江大學英語系是我高考時的最後一個志願，我第一志願報的是北大哲學系，後來才明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北大哲學系在整個黑龍江省只有一個招生名額。學了兩年英語，都提不起興趣，後來才慢慢入門了。

到美國來我讀博士，主攻方向是詩歌研究，博士論文寫“現代英美詩歌的宇宙化”。我一直都有回大陸的願望，直到八九年六四後才考慮留下來，九○年，大約化了一年的時間來思考和選擇寫作方向。拿到學位後想在英語系找教職，就是找不到。看到有些朋友出了兩三本詩集，終於在英語任教了，我就想，我出四五本詩集總可以找到教詩歌創作的飯碗了吧？（眾笑）後來在兩百多個申請者當中，很走運被Emory大學聘雇了，不寫作也不行了，得認真教課、出成果，來保住飯碗了。

問：你在中國大陸的出身、教育背景，對你有什麼影響？選擇用英文寫作，放棄了中文認同，不可惜嗎？

答：我出生在軍人家庭，軍人四海為家，我們家人也跟著到處走。小時候常住在鄉下，與鄉下孩子一起玩。由於到處走，中國人關於“根”的傳統概念在我心中也就淡漠一些。過去在大陸，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很清楚的“契約”──人們從小被教育要“為人民服務”要“報效國家”，國家照管你的一切。但是到美國來了，這些都完全不存在了，在餐館打工的時候，怎麼可能去想到“國家”？

選擇用英語寫作有當時的不得已，但是英語是一個強大的語種，有深厚的傳統，尤其是不少英語非母語的作家，像康拉德、納博科夫（康拉德為波蘭裔，納博科夫為俄裔整理者注）這樣的作家，後來改用英語寫作，也能在英語文學中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一個傳統，這在漢語文學中是難以想像的──你能想像一個日本人、法國人用中文寫出為中國讀者公認傑出的作品嗎？但是英語文學中就可以。許多別的族裔的作家用英語寫作，成為了一代大家。他們做到了，我也應該可以做到。路已經有了，問題是你敢不敢走了。

問：你認為今天文學有用嗎？柏拉圖就非常貶斥詩人。


答：柏拉圖“把詩人趕出理想國”這話有一半是對的，詩歌有非常強烈的主觀色彩，對政治統治、思想探尋是無用的；但被這話所忽略了的一面是，詩人對語言的貢獻，是政治家、思想家無法取代的。

讀者群和市場從來不是我考慮的。一首詩、一篇小說，有“直接讀者”，有“間接讀者”，作家的“直接讀者”就是你最想寫出來給他讀的那個人或那些人──在你的作品裏能夠體現出來的──其他讀者只是“間接讀者”。說“不考慮間接讀者”，那不是實話，真要是不考慮，你出版你的書幹什麼？但是作家畢竟更主要的是想著你的“直接讀者”。你的“直接讀者”是嚴肅的、嚴厲的，你寫的時候就不敢掉以輕心。你的“直接讀者”可能是個偉大的作家，你崇拜的作家讀多了，就可能成為你的“直接讀者”。

問：人們感覺你在創作、發表和出版的道路上走得很順，你認為是不是這樣？請你談談甘苦。

答：實際上，我接到退稿多了。剛才說了詩集，出版並不順利，小說出版也經過很多波折。像短篇小說集《Ocean of Words》（中文版書名《好兵》整理者注）好不容易才被一個現在已經破產的出版公司給出了。後來我寄給海明威獎評委會，因為這個獎不管作者是不是公民身份，結果獲獎了。但是第二本短篇小說集還是到處都沒人要，後來在喬治亞州的一個小出版公司出了。

這些個波折其實並不壞，讓人鍛煉得有了耐心，臉皮厚了。那時天天收到退稿，太太便說“吃飯前不看信”──免得影響胃口。（眾笑）

問：你平時是如何修改作品的？

答：所有的作品，我都先用手寫一遍草稿，再輸入電腦，一邊打字一邊修改，相當於再寫一遍；然後在熒幕上改，改到不能再改為止。這時，再把文稿打印出來，用不同顏色的筆改了又改，直到再也改不動了。《等待》這本書，我前後改了五十遍之多，到後來連看也不想再多看一眼。（眾笑）


●作家要“斜縱向”超越：超越語種、族裔和文化

問：你有無設想寫來寫“留學生文學”？

答：我對構思寫美國生活體驗的題材是非常慎重的，不想跟風，那是短命的。當留學生就寫留學生？不是這麼簡單的。作家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作家”，不是暢銷寫手。在大陸的時候，我讀到海明威給他朋友的信，說“我已經把屠格涅夫打倒了，把我和托爾斯泰放在一個場地，我也可以跟他打幾拳了”。當時覺得跟小孩子似的。但書讀多了，寫作經驗豐富了，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有雄心壯志，不以福克納、納博科夫這些同代作家為目標，而是把眼光放在托爾斯泰這樣的前輩大師身上。競爭不要只是“橫向”，跟本民族的作家競爭，也不僅是“縱向”，與中國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家競爭，重點應該放在“斜縱向”──要超越自己的語種，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到全人類最高的層次去競爭。

當托爾斯泰寫完《安娜‧卡列尼娜》，他在日記上寫：現在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比莎士比亞還偉大。下一步該怎麼做？可見他當時寫書，就打算著要超越莎士比亞這座人類文學、文化的巔峰。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卡拉瑪佐夫兄弟》最後一頁上非常豪邁地寫著：他們有哈姆雷特，我們有卡拉瑪佐夫！

儘管每個人的能力有限，但有了追求，境界就大不同了。不單是技巧問題，還是“氣”的問題。　

問：哪兩本小說對你影響最深？

答：寫不同作品的時候受不同書的影響。我寫《等待》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對我影響最大。

　　（未完待續）

《多維時報》：背叛了一次不能再背叛第二次──華裔作家哈金新澤西演講摘要（4）


多維時報特約記者季思聰、記者心遠

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榮獲美國最重要的文學獎“全國圖書獎”的華裔作家哈金，被美國筆會稱為“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9月20日來到新澤西用中文演講並答問。《多維時報》特約記者季思聰和記者心遠整理了他的演講摘要，現繼續刊載如下（未經本人審閱）。

（續前）問：《等待》這樣的題材獲獎，難免讓人聯想到《靈山》、《紅高粱》、《臥虎藏龍》在西方的走紅，是不是寫中國落後、愚昧、獵奇的題材，寫中國的過去容易得獎？你的小說會不會讓中國人認為你迎合西方人對東方的審美心態之嫌，給你帶來負面影響？你如何利用自己的影響去糾正偏見？

答：得獎不應是標準。我寫《等待》，是有話要說，中國的故事只是小說的背景，我並不想展現、渲染中國的落後，真要說，不少地方我還美化了中國農村呢，有懷舊的情緒。我是想揭示人物的心理層次。在寫作過程中我一直在揣摩主人公的心理，很長時間也解不開這個謎。《等待》使美國人更好地理解了他們自己，他們才喜歡《等待》，他們讀了以後，對“期待”的內涵更理解了。小說出版後，我才慢慢悟出來，主人公孔林錯在那裏？錯在心理，不懂得怎麼去愛別人──孔林缺少的是一種愛人的能力。這不僅是社會造成的，不僅是中國當時的現實造成的，這種不會投入感情，是人類普遍現象。

●背叛了一次不能再背叛第二次

問：你成長的時候也是你的祖國最困難的時候，你是否想過回到祖國，報效生你養你的土地？

答：1969年我參軍在中蘇邊境服役，那時與蘇聯還有小規模作戰。那時我抱著“報效祖國”的念頭，心裏明白打不過蘇聯，武器裝備跟蘇聯沒法比，但心裏一點不怕死，只怕被俘，因為我們看到了那些被俘回來的人的遭遇。但是長大了，對國家與個人關係的體會就改變了。每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每個人也有自己作出貢獻的方式，我認為我對祖國作出貢獻的方式，就是努力寫好作品。

問：今後是否願意用中文寫作？未來在文學創作追求上有什麼打算？

答：不是願不願意用中文寫作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機會做的問題。原來認為，將中國的生活體驗寫成文學，是一輩子也寫不完的，但是現在不同了，真正從心裏出來的題材開始是在美國的生活了──我教英語寫作，自己不搞英語寫作也不行。已經在英文寫作的路上走了十五年，如果這個時候再回到中文寫作，等於已經打了15年的一場戰役，撤了兵去打另一場戰役。當年決定了用英文寫作，意味著一次“背叛”，我不能再回頭去用中文寫作，那意味著要再一次“背叛”。回去用中文寫作就要重新開始，時間、工夫、能量、生命，有多少能花在上面？

中國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用中文寫作的人才很多，空間已經不大，我就別來爭了。我們這些在漢語文化邊緣的人，不可能產生像王安憶、余華那些作家的影響力，去爭什麼呢？

人類文學的主流已經在那裏了，我們要去學習、去借鑒、去競爭。要努力與優秀作家同步，不要只是“跟”。蘇俄作家給我的感覺非常親切，美國作家談到英法作家時覺得可以平起平坐，對蘇俄作家則是甘拜下風。文學大道已經擺在那裏了。大道旁邊，有許多有強烈創作個性的作家像博爾赫斯、大川健三郎，開闢了小道，形成了他自己非常獨特的風格，但不必去學小道風格，那些小道只屬於那些作家自己，我們還是應該走在大道上。寫小說的，應該認真鑽研契訶夫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個“坎兒”，不容易超越。

問：你寫小說期待什麼反饋？

答：期待達到自己內心的要求，因為寫的時候能不能出都還不知道呢。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大出版社不出，就找小出版社。我的導師曾經說過，只要書好，總是有人出的──好書不斷在放射電波，總會有人收到信號的。

問：你昨天晚上用英語向美國聽眾演講，與今天相比較，華人讀者提的問題與英文讀者提的問題，角度有沒有什麼不同？

答：區別當然是有的。美國讀者的提問是不大一樣，我在（美國）南方喬治亞州時，那裏的聽眾會問我：“你怎麼找到出版經紀人的？”──南方很多家庭婦女很有空閒時間，每個人都在寫小說（眾笑）；就像洛杉磯那裏每個人都在寫電影劇本一樣。他們會問些更具體更實用的問題。

問：我是從事出版的，你覺得作家參加一些簽名售書等促銷活動，是否有意義？

答：作家可以更直接地聽到讀者的反應。不過，我實在太忙，像剛應聘到波士頓大學任教時，每天要備課寫講義──來到這個北美主流文學的基地，更要認真教學。但這時，書商安排了我到全美十五個州（市）作圖書促銷，我就推辭說不能去了，出版商大為驚奇，專門派人來探望，看我出了什麼事，以為我是臥病不起了。

問：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作家？作家應具備什麼素質？

答：寫《包法利夫人》的福樓拜說過一句話：天才就是一個長長的耐心。

福樓拜天份其實並不是很高，有一個周末朋友們約他出去玩，他說他不能去。朋友們回來說那地方真好玩，玩得很開心。這位作家說：“我也很開心，做了很重要的事情：星期六把一個分號放進文章裏，星期天又把它從文章裏拿出來了。”

作家要有獻身精神，要有韌勁，要有這“分號精神”。

問：你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答：這不好說，每一部作品都花了很多功夫，《等待》在語言上很美──雖然中文翻譯上體現不出來，因為整個翻譯過程比較倉促。《好兵》很難翻譯，是與太太合作的作品。而《瘋狂》則是對自己寫作技巧的新挑戰，很難寫，但題材不及《等待》能吸引人。

問：你的下一部作品是寫什麼？

答：《War Trash》，這是個關於韓戰的長篇，明年秋天出版。寫一個韓戰俘虜的故事，被俘後在一個個俘虜營轉來轉去，後來到了美國，最後又回中國……有五百多頁，涉及美國的情景多些。這是一個轉折──從寫中國向寫美國生活的轉折。因為自己在美國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今後的作品會有更多的美國素材，希望能盡自己最大努力，寫出美國題材的好作品。

　　（全文完）

没抓住病根儿。好作家不是量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