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译业「土鳖」打败「海龟」

中国口译业「土鳖」打败「海龟」

消息源：新京报

「I don’t give it a shit」!这句话在英文的意思大约相当于中文的「我才不鸟他」，实际上难登大雅之堂的口白，却出自于今年中国两会一次中外记者会上的同步翻译者之口，令在场人士无不错愕。

这位来自外交部翻译司的同步翻译事后受到了批评，也在圈内引起极多的议论。认识他的人说他其实语言水平极高，替他感到惋惜，他本人则承受很大的压力。 中国时报指出，这种错误并不常见，事实上，更多时候大陆同步翻译人员的表现不俗，特别是他们几乎全部是土生土长，大陆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像今年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担任英文同步翻译的戴庆利，就毕业于外交学院英语系高级翻译培训班；还有多位担任大陆国家领导人高级翻译者如朱彤、吕江及秦敏，同样没喝过洋墨水，在大场合优异的表现却令各界刮目相看。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外交学院」的四楼电化教室，王燕教授正在给十八位同学讲授英文口译课程，这堂课由老师以中文口述一段新闻，随即指定一位同学即时口译，王燕教授没有给同学太多思考的时间，问题与回答的间隔只有不到三秒钟。最短的一道题目是：「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飞机、动力设备、电子机械、化工产品、通讯设备、粮食与棉花等，有力地推动两国的贸易发展。」被指定的同学可说立即做出了口译，虽然不是那么完善，但也很准确表述了文句的主旨，随后王燕教授开始指导同学口译的缺失与可以加强的部分。

中国时报记者坐在教室的后排亲身体验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没有同学们上课承受的压力，但也为同学们能否及时反应有点紧张，深怕万一同学表现不好，老师开骂起来，记者也要遭受池鱼之殃。对口译班的同学来说，这样的场景每天如此，一日复一日，没有人敢松懈。口译班的一位男同学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不论是在同学的聊天中，或是在听新闻的时候，在脑海里随时随地想的就是如何将接受的讯息译出来，至于这样的生活累不累，记者的观察，他们似乎甘之如饴。 同学们说的很自然也渗出了一丝丝的自信，其实对课堂上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应该是艺高人胆大，他们几乎都是大陆各省选拔出来的精英，多数人由于特殊的语文表现由外交学院教授亲自挑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辉煌的高中生涯或大学生涯，有的来自吉林、有的来自湖南、有的来自浙江等，也有北京本地生。在这个外交学院「高级外事口译培训班」里，招收的是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学生可说是天之骄子。

与其他大陆大学的学生比较起来，他们很少需要担心出路的问题，口译人才已经成为大陆在快速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过程中，急需的人力资源之一。王燕教授说，学校以语文专才为主，毕业同学的就业率几近于百分之百。对于比较熟悉大陆就业状况的记者而言，这样的记录可说相当惊人，去年北大还出现了毕业生卖猪肉的个案，并成为大陆媒体报导与讨论的焦点。而在近来年，由于每年近三百万大学或研究所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这么庞大的数量，使谋职已成为绝大多数大陆大学毕业生的噩梦，不论在北京、广州或上海，每一场人才招募会，人潮汹涌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万青年学子争取几百或上千个职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王燕教授还有点开玩笑的说，不要说大陆本地学生的生存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过去在大陆深受求才单位青睐的「海归」人士（由海外求学归来的留学生），如今已有不少成为「海带」（海外归来的待业人士），还有人说，因为本土人才素质迅速提高，「土鳖」（本土学子）打败了「海龟」（海归）。另一个变化则是，除了较特殊的专业人才外，大陆就业的平均人力成本日益下降，甚至有些「海归」，每月的工资只要有两千元人民币左右，「海归」就接受了。不过，外交学院的学生就不需要为那样的低薪烦恼，只要学习得好，而且拥有一流的口译本领，一天少则一、两千人民币，多则三、四千人民币的国际会议口译收入，恐怕连「海归」的专业人士都会钦□，更不用说那些「海带」了。

外交学院领导们对学生能力的肯定、对「土鳖」打败「海龟」的自信，当然也不是凭空而来。或许台湾民众曾经注意到，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在记者会或会见外宾时，陪同口译的一位外形亮丽的口译人员朱彤，流利的英语让外界赞誉有加，朱彤立时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而朱彤就是外交学院的毕业生，但是让外界更难置信的是，朱彤竟然是纯正的「土鳖」，完全在大陆自学成才而且从未出国学过英语。而台湾民众比较熟悉的中共国台办副主任、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也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毕业的高材生。

随着北京国际化脚步越来越快，对同步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物以稀为贵，在北京就有二、三十位顶级的同步翻译人才，每个月只要工作几天，就有大笔收入进帐，也让对语言有兴趣的学子纷纷抢修高级翻译课程。

不过，成为「人上人」必须先下一番功夫。以目前正在外交学院就读的学生来说，每周上课的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其余都用来不断地练习。由于同步翻译需要应付各种场合，他们平常就得随时留意各方面知识，勤读报章杂志，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更不忘时时把周遭所见、在脑海里用英文覆诵一遍。问他们学习英文有没有秘诀，几人不约而同地说，勤能补拙，就是不断地背、不断地练习而已。

当然，使用者付费也是大陆求学的原则之一。以外交学院高级外事口译培训班而言，招收大学毕业生学制一年，一年的学费一万八千元人民币，也就是一个月一千五百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食宿费用，大学部的本地生则便宜些，台生则与研究生费用大致相当。对有意就读外交学院的台湾学子，除了需先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外，也不能回避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台湾的学子顺利入学后，除学费外，台湾学生还要支付每天六美元的海外学生宿舍住宿费用，再加上其他的生活费用、零用钱等，应该与台湾读大学的费用不相上下。若再加上每年一到两次，甚至更多次数的返乡交通费用，那就还要再准备五、六万元新台币。统计下来，每年约要准备二十万新台币。

于慧坚在中国时报上撰文指出，两岸外交战打得你死我活，在台湾提到大陆的外交官，脑海里就算没出现「青面獠牙」的恐怖形象，至少也会是「凶神恶煞」、要把台湾吃掉的「狠角色」。不过，第一次见到大陆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他所流露文质彬彬的气质与平和亲切的态度，立刻推翻了我的想像。

也许是曾派驻欧洲长达十五年，又长期浸淫于法国文化有关，吴建民一身得体合宜的穿着，加上举手投足间流露的自在，让人很自然留下好印象，而我们的话题也就从「形象」聊起。 尽管近年来大陆发展得十分快速，但中国领导人或高官，还没有请专人来替他们「形象顾问」的概念，也因此在国际场合出现一些小动作，像是在大庭广众下从口袋里拿出梳子就梳理头发、或一身深色的西服搭配白色袜子，在在让老外感到意外别扭。

四十二年半的外交生涯，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吴建民想必感触良多。今年，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开了一门「交流学」课程，因为他发现，中国人还不太会交流。从握手怎么握、衣服怎么穿、西餐怎么吃，到谈话礼仪，把自己从外交场合观察到的许多实例，传授给未来有志投入外交工作的学子。

中国有一段特殊时期，人民以当个「大老粗」为荣，遗留了不少后遗症，像是语言的使用不够精确、和人交谈时习惯以手直指对方。吴建民认为，现在中国每年超过两千万人出国，而同时则有一千多万外国人赴大陆旅游，不懂得交流社会将很难向上提升。

形象之外，吴建民还特别重视「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认为时时刻刻养成观察的习惯，可以学习别人的优点、或警惕自己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他年轻时曾经给当年的总理周恩来当过翻译，透过几次近距离观察，让他获益良多。吴建民透露，周恩来接见外宾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要等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才把外宾请进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国代表团来访，礼宾司的人向周恩来报告，「中方的人都齐了，现在是不是叫外宾？」结果遭周恩来眼睛一瞪，说「什么『叫』？要用『请』！」一句话，让吴建民一辈子忘不了。

善于观察的特质，吴建民不管是担任外交部发言人、还是外放当大使，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去年六月他任满离开驻法国大使职位时，法国总统席哈克特别颁赠「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表达对他的感谢。更奇特的是，吴建民的夫人施燕华也是大使，他们俩是大陆外交部着名的大使「夫妻档」，一九九四年他派驻为荷兰大使时，施燕华是大陆驻卢森堡大使，夫妻两人一有机会就相互探视，谱出了不少的外交佳话。

卡拉曾經作過戴慶利的老師﹖
厲害呀﹗

视频: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 200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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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非典”记者招待会的一点感受

作者：戴庆利

(戴庆利简介: 安徽人，今年32岁，1989年进入安徽大学学习英语，1993年进入外交学院学习，1994年毕业于外交学院英语系，获硕士学位. 1996年到外交部翻译室从事翻译工作现任二秘. 曾随朱总理(2001年5月)、胡副主席(2002年1月)、江主席(2002年4月)、温总理(2003年7月)及李部长(2003年7月)等出国访问.)


　　近些年来，为记者招待会做翻译成为外交部翻译室富有挑战性和倍受瞩目的重要工作内容，“两会”期间尤为如此。今年四月初到六月底非典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共举行了十四场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每场都由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我本人有幸承担了五场卫生部记者会的翻译工作，每次都是在疫情处于重要时刻时召开的，最后一场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场就是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裁尾身茂在北京宣布“双解除”。

　　做非典题材的记者会和做其它记者会乃至和我所从事的外交翻译的其它一些场合相比，有相通之处。要求的能力和技巧类似，都需要翻译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过硬的理解、表达和翻译能力，对翻译主题的全面熟悉，自如的应对技巧及在压力下的工作能力

　　记得4月2号我在上班的时候，处长突然告诉我，明天有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你去做翻译。而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了。记得那时侯还把非典翻译成atypical pneumonia。

　　所以，我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方面词汇和知识熟悉起来，形成理解力和“战斗力”。

　　记得2号当天的下午，我们几个同事就忙着从网上和各种资料里收集整理关于非典的词汇，这个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收集整理过程一直持续到非典后期。

　　一开始词汇主要是有关非典病原体，传播方式，及诊断标准。比如衣原体，副黏液病毒，肺鼠疫，冠状病毒，出血热等等，这些都是发现病原体的排查对象，还有飞沫传播，肺部浸润阴影，血清学检查等。

　　随着对非典认识的深化和媒体注意力的变化，又出现了很多其它的词汇。比如非典中期，记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主要涉及诊断标准，发病人数，发病率，死亡率，治疗方法，以及政府所采取的群防群控的措施等。到后期，中国和WHO的合作，北京何时从旅行警告和疫区名单中除名的问题，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综合的来说，非典词汇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跟非典作为一种传染病相关的医学词汇，即与非典病原学、病理学等有关的词汇。再是有关流行病学的词汇，尤其是发病人数，传染源，传播链，发病率等。

　　在为记者会准备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几个词和几种表达方法，争取不打无准备之仗，但不管我怎样努力，总不能该知道的都知道。

　　当然，非典翻译不象外交翻译那么敏感，政策性也不算太强，在用词和组织句子时，有很大灵活空间，这是非典翻译的一个好处，但即便如此，由于我们对非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非典词汇的含义中也不乏敏感之处。

　　记得非典初期用过“有效控制”一词。英文一般说(SARS has been put) under effective control。WHO的官员认为，非典还是一种新疾病，人们对它的认识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减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们建议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词，我听说后很受启发。当然非典后期，尤其是“双解除”后，用effective control也问题不大了。

　　在报告病例数时，我们还经常用“治愈出院”一词，我就照常翻成“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结果马上有记者追问，是通过药物治愈的，还是通过人体本身的免疫力恢复的。现在还没有治非典的特效药，因此，最好用象recovered这样中性一点的词。

　　我们习惯于说“确诊病例”confirmed case,而WHO出于对诊断标准的谨慎一般用probable case，为统一起见，我们后来也用probable case了，或是干脆用SARS case。

　　除了掌握好专有词之外，做非典记者会还需要经验和技巧。这和其它的记者会是有共性的。首先是要心理上正确对待。 　　李肇星部长曾说过，要“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也就是说对待重要的工作，不能过于紧张和拘束，从而影响发挥，要有自信和放松的正确心态，而即便是再小的事，也要认真地把它作好。我觉得，这对我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我们的一个通常的做法是，记者会前几分钟先去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气氛，以便能尽快静下心来工作。

　　再就是要了解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和提问意向。可以通过上网了解他们报道的重点，并向记者会组织单位询问等。这样可以心中有数，知己知彼。三就是要技术熟练，手眼都要快。记得我每次上场都要带几页纸的词汇放在一边，以备查看。 　　还有就是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总之，做好非典记者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快速的学习能力，很强的适应性和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好在非典时期已经过去，也许这些词汇以后用的机会不是很多了，但对一个翻译来说，这些工作没有白做，对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来说，每一段工作经历都会留下宝贵的经验。

本地的一些法庭翻譯﹐相對于大陸的口譯人員﹐境況可差多了。

我一個朋友曾經作過法庭翻譯﹐她說簡直是惡夢。
法庭上的原告﹑被告還有證人﹐什麼口音都有﹐
即使是廣東話﹐有經常帶有很濃的地方口音和大量的地方詞彙﹐很難辨認。
而因為是法庭﹐翻譯的時候一點也不可有偏差﹐不然會影響法官判斷﹐
而且有小小的詞不達意都會影響入罪。

律師和法官都是各國來的﹐
背景不同﹐所使用的語言習慣也各有不同﹐
翻譯要通曉幾乎是一切﹐才能順利翻譯。
更重要的是﹐
如果控方﹑辯方和法官有個脾氣不好的﹐
隨時都有可能讓你下不來臺。

她們要做這麼高難度的工作﹐
人工可並不高﹐和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員一樣﹐
沒什麼榮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