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逝世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逝世，享年81岁。

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型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引起广泛关注。　　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

亨廷顿曾在1977至1978年卡特政府任内，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政策。

来源：多维新闻网

哈佛大学网站12月27日消息，曾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日前在哈佛逝世，享年81岁。在哈佛大学网站发布的亨廷顿逝世的讣告说，亨廷顿于12月24日在麻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小岛去世。它没有说明杭亭顿去世的原因。

纽约时报报导，哈佛大学网站27日宣布，美国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已于24日去世，享年81岁。他有关“文明的冲突”的论述，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一个基本政策。

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后，2007年退休。哈佛大学说，亨廷顿是在本月24日在麻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小岛去世。它没有说明杭亭顿去世的原因。亨廷顿曾与人共同合写或编过17本书，大部份是有关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军民关系和政治发展等。

亨廷顿最著名的是他相信，冷战后的世界暴力冲突将来自于文化和宗教的歧异，而不是国家间的意识型态差异。1996杭亭顿所出版的书「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充份解释了他的这项看法。这本书曾被翻译成39种语言。

亨廷顿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

亨廷顿人物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哈维•莫里斯(Harvey Morris)
2008-12-31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逝世时享年81岁。在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之前，亨廷顿在公共政策领域以外相对不为人知。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未来的冲突是否将建立在文化差异，而非民族国家的划分上。

到了1996年，亨廷顿去掉了题目中的的问号，把文章扩展为一本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共产主义战败之后，美国的理论学者纷纷尝试着对冷战后的世界进行审视，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亨廷顿的文章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采取了类似的质问语气，并在1992年以更为肯定的语气更名再次出版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该书认为，西方的胜利代表着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全面胜利。

随后发生的事件，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似乎为亨廷顿的理论增加了更多砝码。然而，批评家指责这位哈佛教授在鼓励文化差异，而不是构建对话来弥合分歧。

尽管亨廷顿指的是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之间的分歧，但人们的普遍兴趣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信奉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上。

已故的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将亨廷顿的文章嘲讽为“无知的冲突”。 他认为，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与伊斯兰等复杂实体的鲁莽化身，“好像身份和文化之类极度复杂的主体都存在于卡通世界中似的：大力水手和布鲁托残忍地相互殴打，总是其中那个更为善良的拳手占据上风，打倒对手”。

然而，事实证明亨廷顿是正确的。他预言，对热衷于强化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军事打击的美国政府来说，输出西方民主观念要比他们估计的更为艰难。正是这样的世界观促使他反对伊拉克战争。可以说，他的观点激励了其他人努力在不同文明间建立对话，以帮助弥合他所指出的裂痕。

这种对话的支持者包括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哈塔米自己曾在联合国(UN)发起动议，作为对亨廷顿论点的回应。

亨廷顿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再次引发争议，他在文中断言，大规模的拉美移民构成一种威胁，可能“将美国分裂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拉美社区领袖表示，他们已驳斥了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或移民孤立主义者的类似观点，但是面对一位曾在国家安全界享有声望的公众人物提出的这种论断，他们表示忧虑。

亨廷顿曾于1977年至1978年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麾下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安全计划事务协调员。

亨廷顿身后留下妻子南希(Nancy)和两个儿子。

译者/君悦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3971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陈之岳

亨廷顿长期研究军人与政治的互动，著作已成经典。九三年，他提出「文明衝突论」，认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九一一事件后，「文明衝突论」被认为获得了血淋淋的印证。
提倡「文明衝突论」而名扬世界的美国政治学泰斗塞缪．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十二月二十四日因心脏病与糖尿病併发症辞世于麻州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终年八十一岁。亨廷顿是半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已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包括新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的中文简体字版。

亨廷顿于一九二七年出生于纽约市，父亲是出版家兼编辑，母亲则是作家。高中毕业于曼哈顿的明星学校史塔维森（Stuyvesant）高中。在五年之内（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才华洋溢的亨廷顿「过五关斩六将」：一九四六年十八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当兵、获芝加哥大学硕士、一九五零年二十三岁以哈佛博士候选人身份开始任教哈佛、一九五一年获哈佛博士学位。亨廷顿从一九五零年起在哈佛执教直至二零零七年退休，他说他在哈佛五十七年的时间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其中每一年都是值得怀念的」。

亨廷顿说他最喜欢教大学部本科生，班上学生不能太多，他要和每位学生对话。因此，他的政治学课程总是一开学即「客满」，不提早登记就没有位子。他在哈佛先后作过两次政府系主任，在五十七年中，只有两次暂离哈佛，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到哥伦比亚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当副所长；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应哈佛学弟兼好友布热津斯基之邀，出任卡特政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安全计划协调人，布氏其时为国安顾问。亨廷顿去年荣休时的头衔为艾伯特．韦瑞赫德三世大学讲座教授，这个荣誉使他可以在任何一系开讲任何一门课，而且不受退休年龄限制。

亨廷顿在学界初试啼声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一年四月韩战期间，素有「美国凯撒大帝」之称得麦克阿瑟将军因不服从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的命令，擅自主张轰炸中国东北而遭杜鲁门解除其韩战盟军兼美军总司令职务，亨廷顿有感而发，写了一本学术著作《军人与政治：文职与军职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他赞成文官控制武官。但该书出版后，书评并不佳，有人批评他是意大利二战头子墨索里尼。不过，这本书却影响深远，目前已出了十五刷，去年西点军校曾为《军人与政治》这本书出版五十週年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

亨廷顿是保守的民主党员，政治思想中间偏右，晚年更右，二零零四年发表一本痛批移民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大声谴责新移民（尤其是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拉丁裔）不爱美国、不喜美国文化、不愿讲英语、拒绝融入美国社会，甚至企图分裂美国。《纽约时报》首席书评家角谷美智子批评亨廷顿的论点都是八、九十年代谈了又谈、辩了又辩的老掉牙东西，全书不仅没有新意，连分析和结论亦嫌简单、空洞，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怒气」。连保守派的《纽约邮报》也说该书「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对新移民的不实指控，只会提供读者错误的信息。

亨廷顿在一九五六年曾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逊（Adlai Stevenson）的讲稿撰述员，史氏选输了（继一九五二年之后再度败给共和党的艾森豪），但亨廷顿却在选战中与同为讲稿撰述员的南丝（Nancy）相恋而结婚。南丝仍健在，他们有两个儿子。亨廷顿曾创办《外交政策》杂志，并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就在此期间，亨廷顿两度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却两度落选，原因是有些院士指责他在阐释其政治理论时，使用「伪数学」和「假科学」，而使亨廷顿的学术生涯受到一点挫折。

亨廷顿虽未能当上国家科学院院士，但他仍继续勤奋研究学问。他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一九九一年面世的《第三波：二十世纪末期的民主化》被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然其名声却是因一篇在一九九三年夏季号《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明的衝突？》而显扬全球。三年后，他把这片论文扩充成书《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使亨廷顿「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讚扬他和批评他就像潮水一样不停地涌现，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媒体纷纷召开研讨会讨论这部书，而否定亨廷顿思想的文章和专书亦陆续在各国出现。

早在亨廷顿一九九三年发表文明衝突论之后，时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王缉思即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论文集，收录中国学者对亨氏观点的评论。亨廷顿本人在《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亦提到：「中国学者对我一九九三年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所作的评论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消失后，国际舞台上的衝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之争为主，而是以不同文明之间（或内部）的争斗为导火线。亨氏把世界分成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包括中、韩、越）、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等八个文明。亨氏指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如中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

又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亨氏强调，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动，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力中所佔的比重正日益缩小；反之，亚洲文明（中、日、印）却正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邻国的平衡关系。

亨氏表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衝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衝突。文明衝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衝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衝突。中国学者对亨氏理论的不满，在于他把儒家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文明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预言中国的掘起将导致全球文明衝突。

亨廷顿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接受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教授兼媒体评论家大卫．戈根（David Gergan）访问时指出，美国应让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主要的演员，否则将会发生战争；但亨氏却主张围堵（contain，又译为遏制）中国，限制中国对亚洲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不过他怀疑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否愿意联手围堵中国。二零零一年一月，亨廷顿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时则坦言，日本最后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不然日本将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国家」。

主张限制中国影响力

一般保守派或中间偏右学者都同意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并认为是继美国外交官兼学者乔治．肯楠（George F. Kennan）于一九四七年倡议对共产国家实施「围堵政策」以来，最具震撼力的一项外交观点。但批判亨氏论调的学者为数更多，他们指出文明衝突论为西方（以美国为首）对抗中国「製造理论上的正当性」；并称亨氏的理论「太过简单和武断」。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拉登所领导的盖达组织突袭纽约与华府，许多人认为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得到了血淋淋的印证，伊斯兰文明向基督教文明作出了中世纪以来所仅见的挑战。但是，以基督教文明领导者自居的美国，为什麽会遭到盖达组织的攻击，美国是否也应作反省？诚如亨氏在《文明的衝突》中文版序言所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衝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来源：北京晚报

塞缪尔・亨廷顿，过去的2008年离开我们的最后一位智者。

2008年12月24日，这位性格温和谦逊的政治学者停止了思考。三天后，哈佛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布了讣告。但是次日美国各大媒体的版面上，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报道占据了主要位置。对于亨廷顿去世的消息，《纽约时报》和《时代》只刊登了美联社的同一条新闻稿件，《华盛顿邮报》则没有进行任何报道。

但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些网民却通过书写博客、论坛发帖等多种形式，自发地悼念这位思想家；甚至还有人设置话题，请网友盘点在世的思想家还有哪些。人们不禁反思:当那些昔日曾经影响过我们心灵的大师一一告别之后，又还有多少睿智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聆听？


纪念

从批判到接纳

用搜索引擎检索“亨廷顿”，在过去的10天中，大约有500多篇关于他的中文博客出现在网上。作者中有知名学者、学院教师、媒体从业者，更多的还是一些普通读者。当然在互联网的海量汪洋中，这样的悼念者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与15年前亨廷顿在思想界掀起的轩然大波相比，未免有些清冷。

1993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的《文明的冲突》，使得亨廷顿被置于学术批评的风口浪尖。按照他的观点，冷战后决定世界格局的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的差异，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文明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如亨廷顿所言，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特别在中国，其观点几乎招致来自读者的一致反驳。争论的重心则集中在“中国霸权”这一焦点问题，他甚至虚拟了一场2010年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世界战争。从随后十多年的国际形势来看，这的确是亨廷顿所犯下的一个关键性错误。

然而当这位备受争议的大师离去之后，今天的读者正在用更加客观公允的眼光评价他的思想。特别是近期在网上涌现的缅怀文章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初对于他的批判，确实存在部分“误读”的成分。哪怕即使对于谬误的成分，读者们也能够从中解读出有益的智慧。

“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997年12月6日，亨廷顿在其特别为中国读者撰写的著作序言中的一段文字，屡屡被人提及，“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

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程亚文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正视了亨廷顿的警示，将更有助于建构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它会使各种宗教、族群、文化和文明群体，各自尊重彼此珍视的价值观，并寻求制约冲突之道，而不是一味捍卫某种价值的“普世性”。

“中国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我们的和谐观充满着包容与宽厚的待人之道与处世哲学，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足以证明亨廷顿观点中的错误成分，同时也验证了‘文明的对话’的可行与意义。”一位年轻读者这样评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文明的冲突”。

中国的变化确实曾经改变了亨廷顿的观念。十年前，这位学者还在作品中咄咄逼人地讨论着美国应当如何遏制中国；有人转贴了他于2006年接受韩国《朝鲜日报》专访时的新看法:“美国无法阻挡中国前进的脚步，要适应这种情况，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对中美关系的评价是:“目前找不到任何敌对感。”


老经典遭遇新读者

阅读

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人们对于经济话题格外关注，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正在被一些读者反复提及，这其中既有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也有先后于2006年去世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只不过对于新老两代大师的思想，人们的获取方式已经在悄然改变。

在很多网上书店中，保罗・克鲁格曼的一系列著作都被列在了经济类图书的畅销书目中。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克鲁格曼那种天马行空的思考方式和毫无遮拦的犀利言辞显然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事实上这位经济学家本身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因此也更懂得如何深入浅出地讨好读者的阅读口味。

正是在这样的专栏写作中，克鲁格曼早已预见到了今天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兆；自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的名字几乎每隔几天便会出现在网络新闻中，而他对于金融危机的演变与未来形势的判断以及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每每都会引起关心经济话题的读者的浓厚兴趣。

正在攻读经济学的研究生黄俊承认，他早已不是从厚重的书本中学习大师的思想，而是通过浏览有关克鲁格曼的新闻来获知其观点。同样的，虽然他曾经购买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曼昆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却一直任由其“摆在书架上落灰”，反倒是曼昆的博客，成了他每次上网必会光临的网站。

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这样的重量级学者，其著作早已成为经济专业的经典必读书目，但是真正老老实实将其翻完的读者恐怕也已不多。一位大学生网民说，他更习惯阅读网上的著作摘要，通过这种一目十行的“速览”方式，有时几分钟便能对作者的观点认识个大概。


谁是大师各执一词

争议

“在你心目中，谁是当代的思想家？”在一个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论坛上，一位哲学专业的网友提议大家推举心目中的大师，唯一的要求是“必须在世”。虽然这位网友在发起帖中罗列了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大师的名号，但是在随后的跟帖中，多数网民却是各执一词。

有网民承认，自己所学专业与哲学并不沾边，因此榜单上的大师自己压根就不认识，而他提出了几个自己崇尚的经济学家，其他网友却是应者寥寥。还有人认为，“ 思想家”应当是具有开拓精神和启迪意义的人物，并不是各自领域的精英都能堪称思想家。而更多的声音却感慨这是个“大师逐渐缺失的年代”。

“如果没有‘在世’的限定条件，那答案肯定会很多。”一位网友举例，随便检索一下“十大思想家”，从孔子到鲁迅、钱穆，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都被列上过各种名目的大师榜单，其中就是没有目前在世的人物。也有人说，虽然平时经常能够听到“某某大师”的说法，但感觉更像是一种谄媚之词。

“都说文学界最容易出大师，可是你看现在有哪个能成为大师？”最偏激的一位网友说，“总不能指望着赛车手和娱乐明星吧？”不过也有人调侃说，这个浮躁的社会恐怕很难有人沉寂得下来思考，“与其做梦成为‘思想家’，不如照照镜子、洗洗干净，人模狗样地去上班！”


写在调查边上

大师们都到哪儿去了？

什么是思想家？我特地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这个词汇的解释:“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

但是很遗憾，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力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哪怕这样的想法再幼稚或者再离谱儿；而新兴媒体的发展也为这种平等表达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更急于倾诉，而总是忽略了倾听。

这个时代并不缺乏想法；恰恰相反，是“见解”太多了，其中充斥着喧嚣的噪音，还有大量的克隆与拼贴，唯独“独创”这个字眼被人忽略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当真能够有孔子或者黑格尔那样的大师，如果没有能耐在眼球和麦克风的大战中搏出位，恐怕也难逃被淹没的风险。

幸好我们或多或少还保留着甄别好赖的本能。比如那些在电视上眉飞色舞地吆喝的，贩卖的多半叫不上思想，充其量也就是廉价的噱头。不过我劝大伙别急着从乱哄哄的“菜市场”里打捞思想家，还是把检验的工作交给时间去解决。君不见哪个思想家不是几经筛选，才最终被后人认同为大师？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师一定是被历史总结出来的，不应该是现世册封的，更不可能是恭维或者自诩出来的。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看起来更睿智的道理吧。

推荐

还有哪些声音值得聆听

哲学----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这位80岁的老人至今仍然活跃在学术舞台的前沿，并且仍然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深邃的思想。当同时代的福柯、德里达等人相继离世之后，他便注定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句号。

文学----米兰・昆德拉:同样是一位80岁老人，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修辞模式。最重要的是，他是少数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作家，与他的境界相比，今天的一些畅销书作者恐怕欠缺的不仅是智慧。

音乐----尼尔・杨:身为民谣歌手，他的音乐总是表露出一种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嘲讽还有呐喊。当鲍勃・迪伦悄无声息、保罗・西蒙沉醉于各国曲风的时候，只有这个老战士还在一如既往地指责社会的荒谬。

电影----安哲罗・普洛斯:他的电影里没有娱乐，但是每一个慢镜头都会让你感动得浑身战栗。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希腊人探寻哲学意义的衣钵，在营造美学的极境之中，陈述有关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