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自杀引发的沉思
当人们还在议论中国的诗歌是否已走向沦落时，又有一位青年诗人余地于十月四日无情地选择了割脉自杀．在亲人为之悲切时，诗人们却为之惋惜，而人们却把责备留给他，因为诗人余地走了，却留下两个呱呱待哺的孩子和身患绝症的妻子。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
中国是个泱泱诗国，诗歌这颗艺苑瑰花开遍了几千年，到了唐代几乎达到鼎盛期。然而，随着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已驱向多元化的今天，诗歌这颗常青树虽在傲立但却淡出了社会舞台和人们视线，人们常用那句话来概括：穷人是没时间赏诗，因为他们忙于生计；富人没兴趣看诗，因为他们忙于赚钱。诗歌只能留给无病自吟、潦倒却而酸醋的诗人自已了。
把追求诗歌与人权生存相比，人权生存自然是人类社会最根本需求，而诗人却背叛生存，选择自杀它给人们留下的是无尽的猜测，而剖析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要说到一个人。
战国时代有位腰挟长剑，飘零独行，悲吟诗句而上下求索的诗人屈原，被贬官流放后亲眼目睹这大好河山将要易名，百姓深陷绝境，不免忧心愁悴，仰天长叹，愤世之下投入汩罗江。他走了，却把对祖国的满腔热情留给人间，而诗人投江当天便成了一个民俗“五·五”的端阳节，那是后人对他最好的追思和悼念。他的那句“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不朽诗篇光照万代。
二、诗歌将走向何方
中国古今诗人，可谓群星璀璨，尽管诗人有着各自不同经历、人生波折，但真正被传颂于世的大多还是那些颠沛困苦、不满现实；或是在动荡年代，受到压制和迫害；或是沉沦下层，困顿终身的诗人，许是天意还是他们愤世之诗篇感召了世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元好问如是说。在他们饱尝各类磨难，甘忍凄苦，最后在困苦无助中死去，而把盖世的诗篇留在人间，你说诗人冤不冤。
诗歌作为最浓缩的语言艺术精品，断然离不开生活，而现实生活却往往无情地抛弃着诗人，特别是现在处于一种生存成本日益高涨的时代，残酷的现实摆在诗人前面：到底是选择生存重要还是选择写诗重要？而且生活苛刻地把这当着熊掌与鱼不能同时兼得的残忍法则供诗人选择。
南方一座县城，有位县长有所感慨，便一气呵成写了一首现代县官诗组，顿时诗坛便轩然大波，褒贬双方可谓泾渭分明，挺方认为这是当代最具影响的县长诗篇，捧者此言一出，立马遭到反击，并将捧者也当作斥骂对象，视其为吹捧高手和御用文人。反方则认为中国诗歌史上，别说一个小小七品芝麻官爱诗写诗，就连堂堂的皇帝也都爱诗写诗，乾隆皇帝一生就写下万首诗篇，弦外之音能写一首诗的县长能称不上诗人。
诗人们自我分类，把诗歌门槛拔高，同时有的人还把一种特殊的使命交给诗人，要他们具有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要他们具有忠于艺术的耿耿丹心、要他们抒发百姓之心声、要他们喊出时代之呼唤。诗人本已被生活重荷压得喘不过气来，何来这么大的神力来左右社会改变世俗？有位叫李舫的记者就这样剖析诗歌沉沦现状：“不关心人民痛痒，不触及现实生活，更难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就是很长一个时期诗坛现状”。摆出一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样子，过多把社会责任强加在诗人身上极显不公，难怪此言一出，又遭诗人们挞伐，有人还直骂他为“吃皇粮长大的文化特务”。
三、关注诗歌兴旺不如关注诗人生存现状
在探讨诗歌如何走向兴旺时，孙文涛愤笔写下了《呼吁民间诗人生存困境－给全国大校长信》一文，他在文中写，诗人“生存空间比过去严重狭窄，漂泊城市，游移不定，陷于困境中的诗人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实生活当中诗人要选择先吃面包还是先写诗，而自古以来的例子告诉我们，愤世出好诗。我有位写诗朋友，过去生活平淡时常写诗，到了潦倒时便说，环境不好不能安心写作，再后来他的生活稳定富足了，但他又说现在已不允许他再写诗了。生活能让诗人蛀变，是诗人无法适应环境，还是社会在改变着诗人？当物质丰盛时，诗心是否贫乏了？于是有人便把清高的诗人看成了精神丐乞。清代也确实有这么样个诗丐，因潦倒、饥寒而死，在死前便愤愤写下：“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让人想来都有几分凄凉和忧伤。
文学高于生活但也缘于生活，这是艺术法则。诗歌溶入生活是不是意味着诗人在尘世污染下会随波逐流，在功名、焦忧、浮躁以及利欲风起的时代，诗人如何面对这一切呢？一位叫苏非舒的诗人在护诗诗会上演就了一场裸体朗诵，目的是让诗人脱下一切枷锁，此举未完就被驱出了会场，然而不久，他又做出了一个创举，将自己的诗作以每斤１００元在卖。这让耀眼如明珠般的诗歌顿然化着一堆贱卖的烂白菜，诗人在尘世中并未能引领生活，反倒被生活引向媚俗。这是诗歌的沉沦还是诗人的无奈？
过去人们常把诗人看成社会精英，是道德的领袖，而妓女是腐化的化身，如果说谁要把他们划上等号，自然天理不容。但当诗歌走向风雨飘零时，就有一个叫黄辉的诗人公然上演一剧被人包养的闹剧，他说：“被人包养着，享受一定的文化和时尚生活，可以去喝上一杯咖啡，能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衣食无忧地进行我的文学创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赤诚坦率的话语让诗歌蒙羞，妓女为钱出卖的是肉体，诗人为了舒适的生活让人包养是出卖灵魂，若按诗祖的祖训“诗如其人”来衡量，这种诗还不沾污了诗洁。黄辉还在赤裸裸标榜“我有丰富的性经验，获得就必须付出，如果需要，我会尽一个被包养对象责任，包括性”。这种为写作而卖“淫”写出来的诗会不会有二奶的风骚味呢？谁沾上了不怕得上精神性病吗？
诗圣杜甫颠沛到了四川成都，已是朝廷三品高官的彭州刺史高适来草堂看望昔日的诗弟杜甫，高适的手下王抡看到杜甫的清寒无不同情，便好心地对杜甫说：“你既然不愿意出来作官，但也得把家里搞得宽裕些，倘若有人求你到官府办些什么事，只要有酬谢，你统统接下来，我与长官（高适，笔者注）替你去办”。上有高官撑腰，下有其手下代劳，杜甫若肯趋炎时势话，起码该为一家老少的生计作想的话，这也不失一条既不违背本性又能生财之路。但是，生性秉直的杜甫并没有这样做。若是换到现在，一些媚俗的诗人遇到，他们还不死死抱着人家裤角天天喊爷爷了，更有甚者连人家的屁眼说不定都会去舔。
显然，诗人余地既没有权贵诗兄，也没有被好心人资助，但他宁肯选择一条背弃生存也不做出卖灵魂的事，唯有这点我们都应该佩服他。看来诗人们的生存压力与精神孤僻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社会用什么可以拯救他们：改善他们生活，安抚他们心灵。不要让更多的诗人再像余地一样，去步顾城，海子等诗人的后尘。
四、诗歌在世尘中风化
诗歌是圣洁的，然而，曾几时诗歌也转进了物欲横流下的滚滚红尘，成为极其低俗的媚品，一批诗人钻营为了豪夺名气甘用下半身写作，让意淫强奸他人。我在网上一与网友聊天，网友便把“诗人”当嘲讽的笑饼，你真“诗人”；再加上去年一场“犁花教”事件把诗歌与诗人推到网络唾骂的浪尖。
一只蚂蚁
两只蚂蚁
三只蚂蚁
一群群蚂蚁
——选自赵丽华《我终于在一颗树下发现》
于是，打开网站，通俗如语句的摩仿诗大量拷贝，而此前，一蹶不振的诗坛，到处充泄着女人的脸蛋、乳房、甚至是下阴描绘诗，连性都成了“诗人”笔下发泄物了，这诗歌岂不是已穷途末路了。连诗人写给女诗人的诗都充满意念。
我爱看她的诗
每次看
都有一种
想操她的冲动
想得厉害
把我的鸡巴
一头扎进去
——沈浩波《女诗人》
这种意淫性很强的诗也无须怪诗人媚俗，现在世尘中利欲薰染着人心，用色、淫等字眼换来更多眼球以谋求名气，从而达到一本万利之企望。一位网友跟我聊天写道：“看到现代的露骨诗，就让我想到我走进发廊屋，发廊妹还没容你开口，她便大胆脱下裤子，以此勾引着你的色心。”现代诗人是否也在把诗当武器，淫秽着或是强奸着人们眼球，难怪不少诗人喊出要脱光衣服来拯救诗歌。
五、物质换精神，诗歌这份期待还远吗？
当被人们看成超脱、典雅、崇高、伟大汇聚一身的诗人已是成历史时，诗歌也就成了空气中的尘土，到处飞撒着恶俗，令人生厌。社会在进步，人却在物质生活中变得异常贪婪、空虚和浮躁。所幸的是，东北有群诗人们自定了《天问诗歌公约》，要求诗人们自律，让诗歌重新回到原来的尊严上，把恶搞、炒作、自我诋毁、哗众取宠抛开。唯有这样，诗歌才能真正走向希望的春天。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物质丰厚了，人心与精神却空虚和贫乏了，当我们把精神与物质放上天平的两端时，我们不难发现，物欲横流的现代，精神变得轻浮，利欲却变得厚重了，但光有物质并不是生活，只有两者结合，才可谓生活完美。国际诗人大会主席露丝玛丽·Ｃ·威文金斯一语道破：“二十世纪是把精神变成物质，二十一世纪的使命是物质再变精神”。我们要扭正世人的观念，其实还有一种财富更宝贵，那就是精神，还有一种鲜花很艳丽，它是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