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 令人难忘——美国使团在延安

听美国人讲述延安生活:点点滴滴 令人难忘——美国使团在延安

作者：[美]卡萝尔·卡特
来源：搜狐文化频道

延安以其坐落在高耸的宝塔山顶的古塔而闻名。它山势险峻，与世隔绝。1941年7月，它的飞机场不过是平原上的一块空地。飞行员和乘客坐在前往延安的飞机上能俯看到宝塔和著名 的延安窑洞。飞行员利用宝塔作为着陆参照物。窑洞是温暖的住所，许多店铺就设在窑洞中 。

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这里的天气很理想。夏天炎热潮湿，冬天则大雪纷纷。春天融雪后，黄土地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小镇平静地立于山脚下，它的沉静与中国南方城市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延安的街道狭窄，因为缺乏木材，房屋通常都是土制的。当暴雨来袭，水流汹涌的河岸旁挤满了人。人们涉水去捞木柴。他们常常被湍急的水流冲开好几百码后才能爬回岸上。

延安有一个嘈杂而有趣的集市和几个书店，购物者能在书店里买到各种出版物，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文章。共产党定期发行的用过时的印刷机印制的报纸。他们将这些印刷机放置在城外清凉山的万佛洞中。离此不远处有一家地毯厂，出产手织地毯，地毯厂有时也会接到特殊定单。一个艺术学院坐落在以前的天主教堂中，以其木版画闻名， 1945年4月9日的《生活》杂志对其进行了描述。

听美国人讲述延安生活

　　尽管这样，延安还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数个世纪来，这里的人们一成不变地在此生活和劳作 。任何一个开车进入小镇的陌生人都会引起大群人围观。人们会带着善意的好奇心把头探进 汽车窗户。骡子和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车和卡车都不常见。

　　"迪克西使团"居住区距离延安半英里。以美国人的标准，那里的生活很原始。人们住在他们称之为"窑洞"的地方，实际上就是15英尺长的地道，它挖开山侧的土，砌以石块。每个窑洞都是一间房，窑洞前部是一扇门和一扇窗。窗户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纸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铺的是用沙子填缝的灰砖。每扇门前都挂有一条门帘，强烈的北风刮起来时就放下来挡风。

　　每个窑洞里都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没刷过油漆的椅子、一个放搪瓷脸盆的架子和一个毛巾架，还有为每个居住者准备的用木板和锯木架支起来的架子床。照明用的是动物油脂做 成的蜡烛和煤油灯。窑洞里没有自来水管，也没铺设室内管道。厕所设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在火盆里烧木炭取暖，但木炭燃烧时释放的一氧化碳气味让住在里面的人不舒服。卡斯伯格医生不断地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时地将包瑞德、谢伟思和戴维 斯从烟雾中解救出来。

　　下雨时窑洞变得潮湿。观察组成员的鞋和其他皮革制品都起霉了。在干燥的天气里，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有时是从露天厕所里飞出来的。观察员们用烟雾剂除飞蛾、蚊蚋和蜈蚣。在最潮湿的夜里，如果将窑洞的门紧闭，一些昆虫就进不去。如果门没关，有时大老鼠也 会跑进去。

　　每天早上，中国勤务兵就会把每个窑洞门口的大陶瓮里装满热水。观察员们再将水舀进他们的脸盆里。饮用水有时候被储存在缴获的日本清酒酒瓶里。八路军的勤务兵照料这些美国人，并为他们清扫屋子。美国人很注意避免使用西方人通常称呼亚洲人的贬义词，于是他们称这些勤务员为"招待员"，意思是"招待客人的官员"。

　　在伊万·伊顿上校任使团团长期间，他住在有两个房间的干打垒屋子里。他有一个起居室和 一个卧室，没有浴室和厕所，但这并没能难倒伊顿，他在冬天无论如何也不洗澡。气象塔就在上校屋子旁边。气象员大声报告数据，因此伊顿从来不用定闹钟。

　　浴室里有两个巨大的热水桶，水是在外面烧好的。招待员把桶里装满热水，把他们带到一个小一些的屋子里，这个屋子里的炭炉里总是生着火。他们将热水倒入一些带喷头的小铁罐中，然后将铁罐升到天花板处，这样水喷下来就可以洗个淋浴了。水在下午2点半烧开，5点就凉下来，所以人们通常在下午洗澡。军队规定一星期至少洗一次澡，冬天大部分人都在周五洗澡。伊顿任团长时并不推行这一规定，尽管他坚持每个周六早上巡视。在使团将要按计划离开之前不久，朱德将军被邀请来参加周六的巡视，美国人住所的整齐有序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美国人走后共产党军队居住在这里。

　　尽管除了早上的咖啡时间外，共产党负责他们所有的起居饮食，"迪克西使团"成员还是每 天得到七美元，作为定量配给。包瑞德提出要对这种服务付费，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把为使团提供食宿当成他们的义务。食物主要是简单的中国式饭菜。大家用筷子吃饭，很快地连初学者都能熟练地使用这些用具了。每顿饭的最后都有西瓜（一种普通而受欢迎的水果）和热茶。每次"迪克西使团"参观一个工厂、兵工厂或是学校后，他们也都提供西瓜、热茶和香烟。一个或几个中共领导人经常会在被邀请"吃饭"后，前来拜访美国人。一次，当朱德将军与使团的人吃饭时，他问这些食物是中式还是西式的。包瑞德回答道，他认为这更像是中式的，而不是西式的，他很喜欢吃。朱德回答说，他觉得这既非中式，也非西式，意思是他并不喜欢这些食物。

美国人经常作为中国的客人参加晚宴。不管食物可不可口，酒总是很糟糕。包瑞德认为他喝到的最好的是当地人仿造绍兴酒酿制的酒。绍兴酒是浙江的名酒，有些像干雪利酒。他们喝 得最多的是"白干"，这种传统的中国酒是从粟米中提炼出来的透明酒液。在重庆的美国士兵将白干称为"警报果汁"或是"白色闪电"。他们通常喝的是盛在小杯子里的温热的白干。 白干的酒劲儿很大。美国人在延安尝到的另一种酒是"虎骨"酒。按字面意思推测，这是把真正的老虎骨头浸在白干里泡成的酒，它能给饮酒的人以野兽一般的力量、胆识和勇猛。由于边境上的老虎稀少，有时候人们用并不新鲜的牛骨入酒。用包瑞德的话说，虎骨酒会让人 毛发竖起。而每周五会有真正的毛发竖起，因为理发师来了。

　　尽管共产党人在招待他们时温和亲切，但见惯世面的使团成员认为他们尚显粗糙。欢迎使团的第一次重要宴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当时没有提供食物，也没有饮料。欢迎仪式仅限于一些讲话和男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迪克西使团"成员在延安时看了许多话剧。话剧 多为娱乐性的，还配有宣传海报，演出很精彩。事实上，演出质量之高，连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这位长年担任《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和战时该报驻华记者的美国人都被打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附近创办了一所戏剧学校，这也许提高了这些话剧的演出质量。在戏剧学校进修 的学生在那里学习以唱为主的中国传统戏剧。

　　政治也不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1945年6月，叶剑英将军举行午宴，为几个离开使团的成员饯行。几杯白酒下肚后，叶开始批评使团，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时还继续支持中国法西斯。双方并没有公开交换意见，但这件事表明，在使团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但归根结底，这些衣衫简朴的共产党人在他们诚挚的谈话中并没有警告美国人。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 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舞会是另一个普遍的娱乐形式。舞会要么在居住区的果园里，要么在会议室里举行。最初有一个旧的留声机放音乐，因为共产党人和使团成员都没有乐器。后来中方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乐器有口琴、破损的小提琴、笛子和一些五弦琴。他们演奏美国老歌、华尔兹舞曲和中国乐曲。中国人会为美国人跳起民族舞蹈，作为回报，美国人也会跳起美国当时流行的舞蹈，如康加舞。有时中国人也会跳一种类似于康加舞的舞蹈，叫"秧歌"舞，里面有弯腰和挥手动作。朱德几乎参加所有的舞会，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也经常参加。毛不穿外套，只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出现在其他客人中间，与那些邀请他的女孩儿一起跳舞。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名义上来执行联络任务的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也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娱乐活动中，受到 极为有礼的招待。

　　美国联合服务组织（USO-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的部队或士兵舞蹈团从未访问过延安观察组。但其他人来过。有时他们成群结队地来。一次，一些从重庆来到这里参观的官员带来一部用汽油发电的电影放映机和一部电影。电影在一间挤得水泄不通的屋子里被反复播放。最后作战情报处的官员送了一台放映机给中国人。"迪克西使团"借了这台放映机，为每周乘飞机前来参观的人放映电影。最终，共产党人也要求获得一部新的留声机和新 唱片，他们通过同样的渠道获得了酒、香烟和美国式食品。

　　很多中共领导人定期去观看电影，但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很少去。但1946年春天，毛夫人开始经常地去看电影。当时的使团指挥官杨照辉将此看做一个信号，认为尽管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们还是很重视使团的。当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要来时，他们努力放映一些音乐片，而不是复杂的故事片，因为故事片镜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很难翻译。有时在电影放映前，叶剑英将军会通过一个翻译谈论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将一部电影 翻来覆去地看，以此填补夜晚的空虚。

　　1945年7月，战略情报局派到"迪克西使团"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名为《延安使团》，是关于使团的日常生活和战略情报局要向共产党人展示的东西。就在阿尔伯特·C. 魏德迈将军向包括战略情报局在内的全战区下达指示时，他将制作完的电影送到重庆的战略 情报局总部。魏德迈的新政策中包括指示延安的观察组与共产党人保持距离，不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供应，也不对他们许诺。因为有这一指示，重庆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理查德· P.赫普纳（Richard P. Heppner）上校决定将高林的电影剧本呈给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 ·J.赫尔利。赫普纳担心，尽管从事实角度来看，电影剧本并不令人反感，它没有涉及重要政治事件，也没有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但剧中一些部分对正在延安进行的计划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尽管大使非常渴望这部电影能上映，但他坚持先看过剧本再说。在电影完成后的 50年里，它其中的一些片段还被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的纪录片使用。

　　在没有电影或舞会的夜晚，来到延安的人们就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战争的消息。他们很快就发现，新闻里很少提到有关中国的消息。通常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上午11点收听夏威夷檀香山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它打出来并粘贴到公告栏上。有时从敌人那里能获得比盟军还多的新闻报纸。东京的《朝日新闻》在出版后十天就能在延安看到，包瑞德觉得这样非常好，而且是体现共产党效率的实例。他相信他们从《朝日新闻》上能够梳理出关于战争的情报。

　　总之，因为有任务要完成，有当地景点和重要地方要参观，有舞会和其他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这些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可以一直忙碌下去。当他们有空余时间或是想打垒球时，就打乒乓球或是排球，有时与中国人对打，还有一次他们与日军战俘打垒球，因为传统意义的 安全在延安几乎不存在。

　　打野鸡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消遣。山上好像有无穷无尽的野鸟，但没有人监督狩猎。有时打猎和探路合并进行。就像布鲁克·多兰和他的朋友戴维·R.加斯科因（David R. Gascoy ne）少校所说的，他们要去西藏边界的乾鹿(ChienLu)去"探路"。他们实际上是打野山 羊去了。

　　飞往延安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也总是想去打野鸡。他们经常与"迪克西使团"的人和共产党领导人，如朱德将军一起去打猎。朱德极其喜爱这项运动。他们在朱德的警卫的陪伴下，将车尽可能远地开进山里面，然后换为骑马。中国士兵礼貌地帮助他们上下马，在下山的路上，帮他们牵住缰绳，防止马上的人摔下来。士兵们还帮他们拿着枪，直到他们要射击为止。在这种探险中，美国人总是请朱德放第一枪。

在延安，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事件就是飞机的到来，尤其是大约每两周从上海飞来一次 的送信的飞机。当人们听到空中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时，就都奔向机场。如果期待中的飞机 并没有出现，人们一下子就会泄气。

　　当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时，延安机场要事先得到电报通知，以便打开无线电射束，引导飞机着陆。但有许多时候机场得不到飞机到来的通知，或是电报在飞机到来前一小会儿才收到。有时，预定航班的通知在飞机抵达又已离开的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收到。这一混乱状况有时候意味着需要的物资没有送到。据使团执行官杨照辉说，令伊顿非常痛苦的是，感恩节的火鸡没有在12月10日运达，他们只得吃罐装火鸡和午餐肉过感恩节。

　　观察组需要外面的世界提供物资，这样生活才可以忍受下去。当然有些东西是完成指定的任务所必需的。比如说，他们需要自行车的零部件、汽车的汽油，尽管观察组只有非常少的机械化交通工具--两辆载重250公斤的吉普车、四辆载重750公斤的战车和一些自行车。冬天，他们用酒精充当防冻液，或是每晚将车的水箱抽干，以防冻裂。发动机裂开或是车上的零件脱落或磨损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使团与外界隔绝，很难找到替代品。有时使团成 员要买到新衣服和熨衣服用的木炭和熨斗都成问题。

　　包瑞德的继任者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希望飞机多来几次。他也抱怨，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太拥挤，新到的物资必须放在两英里外的中国人的宾馆里。在彼得金看来，住的地方太小了 ，以至于所有的工作空间都被睡觉的地方先行占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工作和睡觉。连使团团长都不得不与另外两个官员睡上下铺。这样的环境使得人很难集中精力，会议也很难安排。有时候，三个人共用一台打字机，第四个人就只有手写报告了。这里 没有隐私，也没有个人空间。这也使彼得金要求有一个保险柜，以便安全地存放文件和钱。

　　尽管情况开始时很糟糕，但使团逐渐变得像一个小型军事组织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新的飞机跑道，它足够长而且很结实，能供轻装的C-46、B-25、B-24和B- 29飞机起飞。他们还建了一个厨房和杂物间，并用"弹簧"绳将木架床改造成了上下铺的床。当然，建新房子和机场跑道的建筑材料需要空运过来。新建的房子里容纳了气象设备和气象员、一个发电机、收音机、一个密室、一个作战室和一个暗室。美国人在那里冲洗他们旅行时或在延安各处参观时拍的照片，这些拍照都是不受限制的。共产党负责拍照的吴先生也使用"迪克西使团"的暗室，有时是为他自己洗照片，有时也为美国人洗。他的工作并不收 费，但他会得到胶卷作为礼物，或是其他难得的照相器材。

　　"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例如，他们不像其他军事组织一样做早间的汇报。当他们向使团团长汇报时，他们也同时向将其派往延安的原来的组织汇报。从包瑞德开始，使团就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使团成员都认为他很精明。他们尤其佩服包瑞德会说好些中国方言，这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本领。像使团中其他人，尤其是最初的参加者们一样，包瑞德有长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几人是老"中国通"，而且也是传教士 家庭的孩子。

　　但使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事问题。一些问题相对较小，容易解决。例如有一次，瓦尔特·格雷斯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个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共产党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女子与美国观察员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就得离开使团。没有证据显示这 样的事情再发生过。

　　其他一些问题与使团的内部工作有关。彼得金抱怨说，应该派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人到延安来 训练新来的人，"迪克西"毕竟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使团。使团只有两个人懂战斗序列的这 一事实也让彼得金担心不已（应该有三个）。

　　他们有时饮酒过度。团长发现如果喝酒的人是一个军官时，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军官与士兵打得火热。例如，彼得金就认为斯特尔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酒鬼"。空地救援组的詹姆斯·伊顿上尉则以另一种方式令彼得金头疼，他怀有空地救援组的人所特有的"领土扩张 "的想法。彼得金也不喜欢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Army Airways Communication S ystem），认为他们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不断制造麻烦的懒人。杨照辉不满意他的炊事兵威 廉·英格（William Eng）下士，他好像总是学不会如何把伙食账弄清楚。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例如，雷·克劳姆莱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克劳姆莱在战争爆发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他被日军抓获，被封闭监禁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每天能得到一杯水，这杯水随他使用。据查尔斯·多尔说，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克劳姆莱洗澡的习惯。据说克劳姆莱在延安时，用手指就着一个杯子洗澡。克劳姆莱定期收到从家里寄来的一 瓶瓶除臭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他的窗台上。

　　另一个不那么无辜的特殊习惯发生在布鲁克·多兰身上，他喜欢在窑洞里玩弄装满子弹的手 枪。一次枪走火了，子弹弹到窑洞里，吓坏了他的室友查尔斯·多尔。多兰很聪明，但情绪 不稳定，他在战后自杀。

　　有几个人在延安孤独的环境里都情绪低落。1946年4月，使团只剩下了三个人。英格下士变得非常忧郁，他的指挥官都考虑要将他送走。当时使团停止了活动，由于没有配给、汽油和电影，英格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了。但相对而言，严重的情绪低落或怪异行为还是不多的-- 可以说非常少，而且那些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多为年轻的单身汉，他们本来就不如结了 婚的老兵们那么稳定。

彼得金继任观察组指挥官前，与其他几人前往日军后方的阜平（Fuping），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旅程。包瑞德教彼得金如何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武器和装备，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食物、衣服、士气和潜能。他需要注意共产党的武器类型、型号和状况，并判 断有多少武器 是国民党丢弃后被捡回来的，多少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多少是从友好的军队处获得的，多少是共产党人自己制造的。彼得金还需要从根本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力度，并对共产党的突出能力和缺点给出一个大体评价。彼得金需要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要留意他们的训练设备，要对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能 力做一个判断。包瑞德希望彼得金和他的下属们能带回报纸和刊物。

　　延安距阜平大约有1000英里路程。观察员们坐在骡子的木鞍子上，在1200～1500人左右的共产党士兵的护送下前进。一队人马护送他们走一段路后就有另一队人马接替。沿途的村民为他们提供热水和粥。彼得金上校带着证明其身份的文件，上面称敲拦?特别使团的官员，请沿途的军事或民间组织尽可能地予以关照。

　　当日军就在附近时，观察组就夜间行进，主要是在山里。他们在行进中碰到了无人监管的伪军战俘。他们参观了医院，那里的医疗人员用红丹、大蒜和鸦片治疗有毒瘾的病人，病人需要从医院走两英里去拍X光。观察组考察机场、军事学院和一个培训教师的学校。中国人为他们进行军事演习和操练，并在每一站接待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有一次约翰·高林还给主人演示如何使用当地人自制的地雷。观察组见到了民兵，也看到他们埋地雷。他们看到农民买粮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他们经过一些村子时，也看到日军过后的一片狼藉。美国人在所到之处，都有孩子们围观。一天他们碰到一个四处演出的戏班子，他们的行头放在箱子里，驮在骡子上，摇摇欲坠。戏班子里的女人也骑着骡子，一些骡子还驮一只或几只哈巴狗，这些狗看来也是行李的一部分。

　　在观察组过夜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把门卸下来，放在木架上，上面垫上充气床垫，为旅行 者搭起临时的床。有时候中国人会给他们诸如小块的本地丝织品作为礼物。他们有时在村子 里的饭馆吃饭，坐在只有六英寸高的小凳子上，吃着放在一英尺高的桌子上的食物。

　　在这些旅途中，美国人看到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他们将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一块假石头下，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美国人钻进地道，那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的头。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 些小洞，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处。有一个陷阱是将8 英尺的木板横放在一个30英尺深的洞口。如果日本人来了，木板就会被抽开。有时共产党在地道口放一口磨，或是用很重的木头堵住地道口，防止日军进入。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消失，躲进地道。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地道的建 造就像井一样，最初是以一些新挖的井筒为基础建起来的。当一个井筒的一端向前伸展到另一处时，比如说150米远的地方，地道的一部分就建起来了，它穿过井筒，连接两端。最初的洞就被填满了。因为地道是挖在泥土里的，所以尽管人们挖地道时不用柱子，但地道也很少有坍塌的。地道里没有通风设施，也没有卫生设备。当日军进入一个废弃的村子时，他们总试图找到这些地道。他们一找到地道，就向地道里扔 催泪弹和手榴弹。

　　彼得金一直在阜平这一中共游击队在敌后的总部待到1944年12月28日。他和他的使团成员参观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他们还考察了平汉铁路。日军在这一铁路每三分之一英里设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派哨兵把守，监视附近村庄。一次，一个碉堡中的十个日本人试图拦截美国人，但他们快跑逃脱了。幸好他们逃离了，因为捉拿彼得金的通告已经张贴 出来，不论死活，悬赏5000美元。

　　在这些旅行中，美国人穿着中式的棉袄。羊皮大衣可以帮他们抵挡大风。陕西省的大部分农民都住在没有家具而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家人睡在炕上。炕是一种泥土或砖砌成的台子，下面有弯曲的暖气管道连通，用来取暖。一个炉子上面放着半圆形铁锅并与炕相连接。家里用锅烧饭做菜。他们的食物仅限于大米和粟米、一些大白菜，有时也有其他蔬菜和一点儿肉。人们通常都吃一瓣瓣的生蒜。

　　共产党人通常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社区中心，交由它看管。有时一个月只看见孩子一次或两次。每个家庭都有织布机，每人都有一个碗、一双筷子、四到五个盛食物的罐子。家里没有橱柜或是椅子。在冬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将他们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三四件棉衣服，一件套在另一件上。在北方，男人和女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大多数人都剪着短发，戴着旧的蓝色棉帽，穿着夹衣和长裤。男人和女人都几乎分辨不出来，有好几次，美国大兵们在梨树园里参加舞会，当他们打断正在跳舞的两个女子后，才发现他们自己正在与男士跳舞。 北方的女人远离化妆品，但在南方，一支口红可以卖到15美元的价格。南方的女人则穿裙子。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自织土布做的。在中国所有地方，农民都从初冬起 就穿上土布内衣裤，直到春天才脱下。

　　"迪克西使团"在阜平度过了圣诞节。尽管主人们都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反对所有的宗教，但他们还是待之以礼，为美国人准备了一顿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他们送给彼得金的礼物是 熏烤的鸡、土布帽子和围巾、白兰地、一件日本军官大衣和中国人概念中的美国蛋糕。

事实上，共产党人非常细心地对待圣诞节，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很重视它。圣诞前夜，中国人没有忘记送上正式的祝福。1945年的圣诞夜，使团邀请最重要的一些共产党人出席他们的晚宴，并请他们看电影。他们还交换了礼物，尽管这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现存的物品里挑选出来的。


1946 年的中国新年，伊顿上校收到了一只羊和一只鸡。战区总部努力不忽视这些远离他们的人。魏德迈将军通过信使的飞机送了一棵挂着装饰品的圣诞树和特别的食物，并 送给每人一夸特苏格兰威士忌。共产党人非常严肃，总是彬彬有礼，和善友好，他们也爱笑和开玩笑。但美国人认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和他们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是与普通中国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使命"。书店老板、工人和农民都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从来没有见到过上层统治者们拿着的沉重的黑色手杖。

　　彼得金的使团离开阜平回延安时走的是一条更直的路。尽管如此，路程仍有600英里，他们直到1945年1月23日才回到延安。大部分人步行，因为骑在骡子上太冷了。旅行回来的人们带了许多礼物和手工制品。其中一件是一枝7.9毫米的步枪，是当地仿造毛瑟枪造的，毛瑟枪在南方被称为"总司令"。它是用平汉铁路的铁轨制造的。他们把铁轨放到机床里加工，机床由四五个人在一间"松鼠笼子"里拉动，他们要操作一分钟，之后由其他人接替。这样 一枝枪的制造总共需要16个人参与进来。

　　他们带回来的另一种武器叫 "游击队"，是一种制造得有些像7.9毫米步枪的一发子弹的 枪。因为枪经常打不准，所以它主要是作为奖励赠给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还有"碎土豆机" ，一种小的手榴弹，是专门为妇女和儿童使用设计的。

　　一回到延安，彼得金就写了好几份报告，详细描述他的考察结果。他提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民众，很多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只需要给一点儿钱就会充当情报员。让彼得金很吃惊的是，共产党可以在离日军封锁线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将铁轨制造成步枪和手枪。在这个地方的考察和以前对国民党的了解之间鲜明的对比也深深打动了他。中国共产党几乎不付钱给它的士兵，这些人可以在闲余时间做其他工作，他们的收入尽管不太多，但足够生存。共产党的制服很不错，他们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他们的官员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 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 都在进行买卖。

　　人们痛恨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他们被用绳子绑着，赶到征兵入伍的中心。有时候他们被押在监狱里，防止逃跑。"迪克西使团"中没有一个人报道说，他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有人拒绝服兵役。他们也没看到有军官打入伍的士兵的情况，而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寻常的事。但有时候，包瑞德有理由怀疑，共产党没将所有的事情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次他和周恩来穿过一个村子时，那个村子出乎意料地干净，让他联想起波特金习惯把凯瑟 琳大帝任何时候经过的俄罗斯的村庄都弄得井然有序。

　　当使团在阜平旅行时，包瑞德到了离延安约八英里的绥德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营。从延安到绥德的路非常差。接下来是一条宽阔的河，几乎贯穿始终。河上没有桥。在中国很多地方因为没有森林覆盖，大部分降雨很快流入附近的溪水中，河上没有桥是很寻常的。一条干枯的溪流确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条湍急的河流。因此桥必须建得很高，有结实的桥墩和长长的桥道，否则它很快就会被冲毁。包瑞德一路到绥德碰到的河中心大约有三英尺深，河水里隐藏着许多岩石，会把车撞翻。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包瑞德有一个中国司机，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有时候他的吉普车 吓着了拉车或是驮着农民的骡子。由于路况不好，这次旅途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包瑞德就睡在炕上。

　　在对大学进行考察之前，包瑞德参观了绥德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参观了他。当他和共产党的领路人在镇里走时，人们在领路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近地围着他看。包瑞德发现，大多数在街上卖的东西都是自家制造的，非常实用。大学让他很失望。他期望看到一个军事学院，但却看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人、官员和入伍士兵的类似于娱乐和休息的场所。那里没有特别的建筑。共产党在城市郊区占用了一个小村庄，用村里的房子作为军营和教室。学校的人们像军队一样展示着体操表演和操练，并进行战斗演习。好像没有什么可供学 习的教室。回到延安后，叶剑英将军问包瑞德对学校的印象。包瑞德答道，有一个主要问题 ：它是一所军事学院，却没有提供军事训练。

　　使团在延安期间，没有一个成员看到警察或是类似的法律执行人员，而这是外界的人通常将其与压迫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知道，在离他们总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共产党将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关押在那里。美国人是从一个高个子年轻南斯拉夫人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一天他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出现在他们的住所。他告诉使团，他叫迪米特里·叶拉济 奇（Dimitri Yellacich），在珍珠港事件前，他在北平的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处工作。之后他离开了北平，开始旅行。大部分时间他是走着去的。他经过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来到延安，在那里共产党把他关押起来，一直到他见到美国人之前才被释放。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使团的人相处融洽，但他从来不谈与共产党生活在一起时的经历。显然他来延安时身体状况很好，并没有被虐待。叶拉济奇很快就开始工作，成为共产党的机械师。他负责维修他们的两辆卡车（其中一辆过于老化，只能用一个烧柴的火炉加热释放的热气来发动它）和同样老的载人的汽车。叶拉济奇也照料美国人的吉普车，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机械师。包瑞德很喜欢叶拉济奇，建议审查他的背景，这样就可以让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务了，但这个建议再没有了下文。当彼得金和几个美国工程师到距离延安四五十英里的一个油田考察时，他也 带上叶拉济奇一起去。

　　叶拉济奇担心他的护照的有效性，因为他的国家被德国占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在重庆时，他请求彼得金去苏联使馆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新他的护照。彼得金照办了，向苏联 大使解释这件事情，并把护照交给他。但大使说因为他个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护照必须要送到莫斯科去。彼得金三四个星期后又来到使馆，再次试图完成护照的处理，但他再也没拿回叶拉济奇的护照，也没有就为什么拿不回护照得到过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

　　在约翰·戴维斯在"迪克西使团"考察的16天里，他非常重视从叶拉济奇那里得到他关于共产党的看法。戴维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是南斯拉夫人，妈妈是俄国人。他看上去像一个欧亚人，因为他有蒙古人种的眼睛和不易分辨的肤色。他戴着一顶中国北方赶牲口的人戴的灰色毡帽，帽子的边长长地垂在脖子后面，前面有一个尖尖的帽舌，两耳也有帽子边遮盖，这些边都被翻起来，绑在帽子上部。他的外套已经破旧不堪，但戴维斯认为这件衣服曾经是很时髦的。他穿着棉裤。戴维斯认为叶拉济奇对两种文化都颇为了解。

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尽管中国共产党都不带识别职位的徽章，但官员与民众是有差别的， 官员吃住条件都更好些。不像中国其他军队，这里红军的士兵不会挨打。军队为人民着想 --他认为是过分为人民着想了。在关于军民纠纷的政策里，民众总是对的。叶拉济奇告 诉戴维斯，日军让整个村子的人为铁路的安全负责，以防止铁路被破坏。当破坏还是发生时 ，附近村子的人就会受到残暴的惩罚。叶拉济奇被八路军和山东游击队的能力深深打动。他 认为如果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和民兵有足够的弹药，他们可以切断日军的通讯。

　　20世纪50年代，1945年加入"迪克西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Alfred Harding)在香港遇 到了叶拉济奇，后者说他正要回南斯拉夫，要帮助中国人建造一口油井。他声称他为此从包 瑞德那里得到了绳索和合成材料C，但哈丁从来没有证实此事。

　　许多"局外人"都对美国派遣团在延安的工作很感兴趣。结果，使团总有许多造访者，多得让彼得金抱怨不已。一些客人是新闻记者或作家，如哈里森·富尔曼（Harrison Forman） 和 白修德（Theodore White）。来访的记者可以在美国人住所内自由走动，自由拍照，也可以在日军后方旅行。他们需要遵守规矩，如不让政治介入社会活动中。当美联社记者约翰·罗 德里克（John Roderick）借用新年晚宴的机会询问朱德将军对蒋介石"三点建议"的看法时，伊顿上校感到厌烦，而后就发火了。大部分记者在延安待十天到两个星期，这也是通常飞机前后两次来延安的时间。但罗德里克1945年12月3日到达延安，做一次"短期访问"，却一直待到第二年4月。这让伊顿和他的执行官杨照辉非常不满。

　　新闻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也惹恼了伊顿，因为她要别人迎合她。在她到达的当天下午，中国共产党的秘书长杨先生（译者注：杨尚昆）来到她的窑洞，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谈完后，她指挥杨尚昆和杨照辉少校一起搬家具。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尽管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在她的意念里，还是把中国人当成苦力 。杨少校发现，斯特朗在延安的20天里只洗了一次澡。

　　除了那些到延安参观者的女朋友外，像安娜·路易斯这样的女作家是这个地方惟一的非中共妇女。共产党对他们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即使是对像弗雷达·阿特利（Freda Utley）这样一位供职于《读者文摘》并写过文章批评共产党的人，他们一样以礼相待。另一位女士，坎贝尔夫人从重庆飞过来，就坐在周恩来旁边。她不知道周恩来是谁，就评论说，"这些 共产党人是一群笨蛋"。

　　那些前来参观的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在延安各景点游玩，打野鸡，或是像第312 蜘蛛飞行大队（312th Spider Wing）的兰道尔将军那样，取悦自己的女朋友。不论 他们是 什么样的身份，彼得金总是发现他们的到访是麻烦事。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军事重要性的人打乱了他的常规生活。他们要带着客人们参观这个城市及各个景点，客人们通常还要去商店购物。不一会儿，彼得金就会安排非常详细的巡视活动。参观者们对军事活动越是不感兴趣 ，彼得金的参观计划里这些活动就越多。

　　尽管延安的地形限制了参观者，而骡子又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国人并不限制这些参观者 和上述记者的活动。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富尔曼在此给人极深刻的印象。这位大 约300磅重的记者的确把骡子都压垮了。

　　有时，派到使团的人也像前来参观的人一样，让指挥官感到厌烦。其中一个是与英国首相有 亲戚关系的温斯顿·丘吉尔·格斯特（Winston Churchill Guest），空地救援组的一个美 国人。格斯特非常渴望越过日军封锁线去看看，但彼得金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而他天生随随便便的性格使他不那么适合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 。

　　后来被称为伯克勋爵的林迈可（Lord Lindsey of Birker）博士并不是使团的成员，但他经常与使团一起活动。林迈可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位贸易经济学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他与他的中国妻子一起生活，一直在燕京大学教书。另外，他还教游击队如何炸铁路。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通讯技术主要顾问。林迈可并不声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公开表达对共产党纲领的极大认同。

　　另一个与"迪克西使团"相处融洽的有趣的人是马海德。马医生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原名乔治·海特姆（George Hatem）。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查佩尔山（Chapel Hill）的一所医学院上学，后来他遇到麻烦，去了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德加·斯诺，并跟他一起来到中国。他遇到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并与她结婚。尽管他从来没有完成过正式的医学课程，但他开始行医。"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期间，马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总是充当"迪克西使团"的翻译，尽管使团中许多成员都能说流利的汉语，共产党人总还是需要一名翻译在场。马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但中国人接受了他，并把他当成自己人。

　　马医生与记者和乘飞机出入延安的外交官都亲切交谈，并为他们和其他美国人提供了关于共产党思想的有趣的观点。例如他告诉约翰·戴维斯和白修德，共产党人害怕英国人。他说他们担心英国人会利用蒋介石把中国南方分割成旧的势力范围。在马看来，共产党希望逐步发展，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妥协，以此阻止把中国一分为二的可能性。白修德和戴维斯在延安期 间，马被派过来帮助他们，周末才回家。戴维斯猜测，与美国语言和美国式的活跃气氛、香烟、夹克衫和美国大兵的靴子的亲密接触，使马医生想美国了。

　　战后马医生留在中国，成为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之一，并成为民族英雄。他在战后事业中 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一个计划，使中国战胜了麻风病和性病。

　　马医生并不是作为医生前来帮助"迪克西使团"的。他更多是作为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个与美国人有共通之处的非正式的联络人。使团最初的医生是梅尔文·卡斯伯格。卡斯伯格 在 1944年5月遇到当时在重庆的医院治疗肝炎的包瑞德。两人成了朋友。包瑞德问卡斯伯格是否愿意参加由他带队去延安的团队。卡斯伯格觉得这可能会是有趣的任务，于是同意去。使团一建立起来，包瑞德就告诉卡斯伯格，他在满足使团的医疗需要之余，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卡斯伯格很快就发现延安的中国医生非常出色，于是将他的医疗工作交给了马医生 。他还帮助马医生照料患有支气管炎的毛夫人。卡斯伯格送给马医生一套军队的医生制服， 后来马将这套制服放在一个博物馆里。

　　卡斯伯格向包瑞德要求更多的任务。包瑞德允许他考察附近中国人的医疗情况。指挥官让他观察当地人的医疗设备，并判断如果美国设备可以被带进来，他们是否可以使用。

首先，卡斯伯格考察了延安附近的地区。他到了医学院，见到了医护人员，并尽力评判当地的医疗水平。之后，他告诉包瑞德，他完全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诊断他们的病人的，也不知道光坐在延安的椅子上，是怎么处理军队的医疗问题的。要弄清楚这些，他需要跟随共产党 的军队一起上战场。包瑞德很喜欢这个想法，他告诉卡斯伯格，因为他正在做这个工作，他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关于士气和其他他感兴趣的事情的答案。于是，卡斯伯格带着一名翻译和一名赶骡子的人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日军占领区时，他们又增加了两到三个熟知地形的人。有一次，一些蒙古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蒙古人穿着平底凉鞋，骑着小马。如果他们有时骑着马跑在前面，他们会在马上转过身，两腿悬空晃动。蒙古人的这种冒险让卡斯伯 格很担心，因为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悬赏捉拿他。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卡斯伯格走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地区。他有时感到心理上的孤立和孤独。他帮助撤退伤员并照料他们，也给中国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对病人进行护理。卡斯伯格也同一些记者交友，如毛里斯·沃塔（Maurice Votaw）、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 stein）和在他之前几天来到日军封锁线后的哈里森·富尔曼。

　　当卡斯伯格回到延安时，他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由包瑞德将它送到中缅印战区总部。报告中除了卡斯伯格关于医疗情况的专业考察外，还有一份中共军队进攻一个日军占领的村庄 的记录。卡斯伯格还向马医生和八路军指挥将领叶剑英阐述了他的观点。当他说到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医疗系统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时，他们都被逗乐了。卡斯伯格认为，他所看到的医护水平有巨大差异，因为一些医生是在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接受训练的，而其他的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因此就很一般了。当医学院的教授离开时，他随 身带走他的设备，因此有时候一所医院里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剩下。

　　卡斯伯格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将伤员一起撤走，甚至包括那些明显无法救活的伤员。他希望他们将一些受到更好训练的医生安排到离前线近的地方，这样他们可以对治疗提出建议，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药物，只能靠医生使用鸦片来治疗。他也建议增设一些特别的救济医院，少数有专长的医生就可以为更广地区的人服务。卡斯伯格看到，当这样的医院建立起来时，医生们在一些窑洞里工作。一个设在战场附近的小型战地医院会占用大约12个窑洞，伤员就可以在至多三到四天内被送到医院里。门很容易被搬动，在危急情况下，门被卸下来放平，病人就可以躺在上面，被转往山里躲藏。护士们拿起枪，埋好地雷，骑上马，开始上路 撤离。护士们也会架起大炮，藏在战壕里，从那里她们可以控制公路。

　　在卡斯伯格离开后，朱利叶斯·伯米朗兹（Julius Pomeranze）替代了他的位置。彼得金团长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医生，因为他很快就改善了伙食和卫生条件，与中国人友好相处，并对他的职业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彼得金写信给迪奇说，伯米朗兹计划为当地医院做一些事，他认为这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而且美国人有时候也需要使用当地医院。使团中的一些人害怕生病和到当地医院去接受治疗。这就是1945年3月，野村患急性阑尾炎时的情况。彼得金总 结说，使团的人在美国医生面前会感觉好一些。

　　美国人在延安期间，在多次医疗危机中帮助了中国人。例如，1946年1月爆发了一次传染性脊膜炎。当地医疗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迪克西使团"当时也没有常驻于此的医生了，因为卡斯伯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已经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杨照辉作为伊顿不在时的执行指挥官，提供了磺胺嘧啶，并向上海发电报，要求送100单位的盘尼西林过来。他还把所有在延安的使团成员都隔离起来，因为当地中国人中已经有18例病例，其中两人死亡。杨照辉请求美国医药帮助共产党并不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经常通过美国飞机运过 来。

　　卡斯伯格和马医生并不是延安惟一的外国医生。那里还有汉斯·米勒（Hans Mueller）、一位名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阿洛夫（Andre Yakovlevich Orloff）的俄罗斯人，以及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傅莱（Fry）。傅莱于1942年从天津飞过来，为共产党工作。这些人都没有药，但傅莱非常有创造力，他发展了盘尼西林文化，将它用在严重感染的伤口上，尽管这些 药并不纯。傅莱相信针灸的功效，不论是预防性还是救治性的，他声称用针灸治好过疟疾。尽管卡斯伯格并不与傅莱一样对针灸充满信心，但傅莱非常渴望获得卡斯伯格的医学知识。卡斯伯格送给傅莱一件军用雨衣和几双行军时穿的靴子以替换下他的手工编织的草鞋，这让傅莱很高兴。但让那些欧洲医生最为高兴的是卡斯伯格带来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副本。

　　阿洛夫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于1938年被召入俄罗斯军队。他在诺门汉（Nomanhan）湖工作过，并参加了芬兰战役，1942年他被批准离开三年，之后飞抵延安。他并不与"迪克西使团" 的人接触，但卡斯伯格能在医院见到他。一次卡斯伯格问他觉得穿着军靴在外国的感觉如何 ，阿洛夫回答说，在延安要比在芬兰好。

　　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延安有两名代表。人们知道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柯立（Kuo Li）和孙平（Sheng 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罗申科（Proshenko）。孙平的真名是彼 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1944年时，他们分别大约为26岁和40岁。他们在两年前接替了原来派到延安的记者。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只通过重庆发送新闻，但他们雇用了中文翻译。他们好像收集了许多东西，像要去走私一样。中共的通讯顾问林迈可曾参观过俄 罗斯人的住所，他说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有一台接收器。

　　对于约翰·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来说，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罗申科是否对毛泽东有特殊的联络任务好像并不重要。谢伟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罗斯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中国通"的称号，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好像也并不亲近。谢伟思后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派来监视的人，但他在很多年里都对中共当时做的一些事一无所知。例如，共产党在延安北部种鸦片，拿到日军占领区的城 市进行交易，以换取药品和其他中共所需的东西。谢伟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听到这种商贸往来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在冈野进（Okano Susumu）看来，俄罗斯人并没被给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这段时间里大都在延安。俄国人只在重大的社交场合才出现，那时他们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从其他城市，如天津来的白俄罗斯难民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当成可疑的日本间谍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其他俄 罗斯人会在延安出现。

当杨照辉任"迪克西"团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穿过已经涨水的河，回到美国人的住所。结果他毫无准备地参加了俄罗斯人晚上的聚会。他们吃着精美的食物，有俄式的 茶炊和白兰地酒。当杨照辉小口啜饮酒时，俄国人笑了起来，并通过一个翻译告诉他，他所 做的不是苏维埃式的。他们解释说，苏维埃式的意思就是一口干掉杯中所有的酒。杨照辉说："那好吧，为了保持美国政府的荣誉，我就以苏维埃方式喝酒。"他照办了。接下来是白酒，还是用平底酒杯，以苏维埃方式喝掉。后来还有法国白兰地。然后下起雨来，杨照辉和杨尚昆来到后者的窑洞。杨照辉觉得自己证明了美国人也不是娘娘腔的。

　　1946年1月7日，两架俄国飞机飞抵延安。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向美国人做出解释。美国人猜测飞行员住在共产党人的宾馆里。飞行员身上挂着漂亮的勋章，他们断然拒绝了让"迪克西" 的成员给他们拍照或是给他们的飞机拍照。他们的飞机就停在前来接伊顿赴重庆与马歇尔见面的C-47的旁边。但当俄国人准备要走时，伊顿命令杨照辉到C-47里，透过一扇窗户把俄国人的飞机照了下来。

　　一次，一名厌倦了内战的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他的轰炸机叛逃到了延安，在机场着陆。共产党人用人力把他的飞机推拽到了一个山谷，试图把它藏起来。但几天后，一架战机飞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次，对飞机进行了猛烈轰炸。第二天一架轰炸机出现，绕延安飞行了几周，最后一次扔下了一串炸弹，但并没能成功摧毁飞机。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合适的武器来回击这样的空袭。最后，中国人把叛逃者的飞机拆卸下来，以对它进行部分修理。

　　并不是每个来访的国民党人都不友好。1945年12月，一架载着国民党物资的C-47飞机带来了三个信箱。飞行员在中共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晚上他们拜访了美国人的住处，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一架国民党飞机从西安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了欢迎。第二个月，一架国民党的P-40飞机轰鸣着飞到延安上空。当它经过居住区时，投下了由蒋介石签名的和平条款的宣传单。这些小册子就扔在居住区外面，在河边的空地上。人们蜂拥而至，去捡 传单。

　　尽管关于"迪克西使团"的许多行动都尚在公开讨论中，但所有使团成员都认为它的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日本人杀害了空地救援组的亨利·惠特塞上尉。惠特塞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营救坠落的飞机的系统。他在共产党的一个摄影师的陪同下，前往一个靠近敌人封锁线的地区。但当他们进入城镇后，发现日军的狙击手还在那里。狙击手杀害了惠特塞和摄影师。共产党试图找回他们的遗体，但没能成功，还为此牺牲了许多人员。共产党感到极度沮丧，不仅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和对惠特塞的崇高敬意，也是因为他们感到没面子，因为惠特塞是在共产党向他保证村子里没有日军时才过去的。卡斯伯格建议惠特塞绝不要在村子里住宿或休息，如果惠特塞听从了他的建议，本来是可以避免被杀害的。"迪克西使团"成员满怀悲痛地 将他们的新食堂命名为惠特塞堂。

　　除了失去惠特塞和美国与中共关系恶化之后带来的不便外，"迪克西使团"很少经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苦难。对于一个战时被派遣到遥远地方的使团来说，延安观察组的工作相对而言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有趣的任务。然而1946年5月杨照辉来到北平时却发现，尽管有"迪克西使团"驻在延安，北平的总部获得有关延安发生事情的情报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军事地图上显示延安的机场有20架中共的飞机，但事实上一架都没有。其他机场上也显示着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飞机。北平的军方人士甚至不知道杨照辉驻在延安，这让杨照辉感到吃惊。当他们被告知他的任务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像并不在意。杨照辉给他妻子写信说，北平满是大腹便便的上校们，他更愿意留在延安，在那里他是重要人物，远胜于在北平过奢华和便利的生活。那些参加过"迪克西使团"的人似乎都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人与中共接触时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他们曾经预料到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以一种他们没有选择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