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很值得回味的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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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第二次郑州会议 @Jr:+|v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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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Qh3BI?GZ'3
从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这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1959年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是纠“左”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ZW7z[,tk<.
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 nHyqfd<V>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举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并不是预先就决定在郑州召开的。2月23日晨，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他是带着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和解决当时农村中闹瞒产私分等问题南下的。他想到一些省去实际地了解情况，并将自己思想上酝酿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同这些省的负责人交换意见，然后三月到上海开会，作出决定。可是，毛泽东走到河南就停下来，并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这一改变是怎样作出的呢？毛泽东离开北京的前一天（2月22日），批转了赵紫阳在广东湛江地区雷南县（后并入雷州市）指导反瞒产私分粮食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毛泽东的触动相当不小，促使他思考很多问题。他思想上酝酿的解决瞒产私分问题、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的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现阶段应当是以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有制为基础，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队所有。一路上，在天津、济南、郑州，他都提出这个方案分别同河北、山东、河南省委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这样，毛泽东增加了自信，决定提前在郑州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出提前在郑州召开会议这个决定的时间，最早只能是在2月27日凌晨，因为他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四人的谈话延续到27日晨零时20分才结束。由于决定仓促，参加会议的人是急急忙忙赶往郑州的。《杨尚昆日记》2月27日记载：下午“1时，少奇、小平、彭真、乔木，奉主席之约，飞郑州”。王任重的日记说：“二十七日下午接到叶子龙同志电话，要我二十八日到郑州。” Q #IlUo
毛泽东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和期望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他希望能尽早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以利春耕生产。按照他原来的安排，会议只开三天：2月27日同长江以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2月28日同长江以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3月1日集中起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了。会议要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决议草案，为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准备文件。但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得并不像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不仅是一些省市委书记的思想阻力较大，连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x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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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2月27日）的会议，参加者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以外，就是刘子厚、舒同、吴芝圃、陶鲁笳、张德生这五位长江以北地区的省委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围绕同农民的关系紧张这个矛盾，讲了几个问题，重点是所有制问题。他指出，农民瞒产私分粮食，“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我们过去设想，一下子就是公社所有了，没有想到现在基本上还不是公社所有，而是生产队所有。”他提出要起草一个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决议案，“要以所有制为中心，讲一下积累问题和分配问题，包括粮食的差等”【指同一个公社内，富队、中等队、贫队的社员在口粮标准上应当有差别】。第一天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9X/]O<i,Es
2月28日晚，毛泽东召集当天到达郑州的长江以南地区的七位省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曾希圣、江华、周小舟开会，他们中间有几位还是协作区的主任，参加会议的还有谭震林、胡乔木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毛泽东讲的还是昨天那几个问题。但今天的会议同昨天不一样，在毛泽东讲话中不断有人插话，谈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农民瞒产私分还是错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有的说还是要一点集中的观念，有一个究竟怎样带领农民更快地进到全民所有制的问题，等等。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毛泽东纠“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难贯彻。在2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Kjzo>fIC{
鉴于2月28日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决定改变会议的安排，扩大会议的规模，延长会期。他决定请在北京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萧华、陆定一、康生九人3月2日到郑州参加会议，他说是请他们来共同审定他的讲话稿和拟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同时，又通知没有参加会议的12位省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于3月3日到达郑州，参加会议。由于与会人员的范围扩大了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多数和全国（除西藏外）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个别的省是第二书记）都参加了会议，所以在3月2日将这次会议确定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PUcxlD/a}
在3月1日、2日、5日又举行了三次会议。1日会议上讨论邓小平主持拟定的12句话（在“郑州会议纪要”中成为14句话）时，仍有一些意见不一致。2日的会议，到会人数较多，近30人，包括周恩来等九人。会上，刘少奇说：他们【指1959年2月28日开始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长江以南地区的一些省市委书记】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记录》。5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到的12位省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这些话表明了毛泽东纠‘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进行得不大顺利的一面。 &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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