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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当年的中科大少年班为什么那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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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5-08-04   

当年的中科大少年班为什么那么“火”?

作者:赵平波
来源:新语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
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作者手记

  记得读过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的是人的年龄,除了有实际年龄、心理年龄
之外,还应当有一个新的年龄概念:记忆年龄。因为许多人到了晚年,占据其一
生记忆一半的,大多是21岁以前的经历,也就是说,从记忆年龄的角度来看,21
岁的人,就已经度过了人生的一半了。笔者随着年龄增长,一天天地变老,深感
此说言之有理。大学毕业以来,虽然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但似乎都没有留下多
少值得怀念的记忆,反倒是自己从读书开始,直到21岁(1983年)从中科大毕业
的那段相对平淡的、没有起伏的日子,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而这当中给我留
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科大少年班同学的一些交往。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本人虽然当年参加了中科大少年班的考试,但录取时
却直接被编入了普通班,没有经过少年班这一过渡。可能的原因是本人出生于
1962年底,在78年少年班招生时,要求的年龄是不超过15岁,而我的年龄属于擦
边球,已经接近16岁了,年龄优势不再。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在后来与少年班同学
仍有密切的交往,这是因为我所在的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是当年科大最热
门的专业,许多少年班的同学,包括当年少年班的名人,如宁铂、谢彦波、干政
等,都选择了近代物理系。而我在科大5年里,同宿舍的同学一直都有多位来自
少年班的,头一年是宁铂、李剑芒,后来在理论物理专业则有郭震、熊明和徐建
军。

  记得在当年全中国媒体热捧科大少年班的那段日子里,笔者这位非少年班的
外人,也随之沾了少许光,现在回忆起来还颇为有趣。一件事是本人每年寒暑假
坐火车探亲回家和返校,一路共有30多个小时的车程,通常是没有座位的,颇为
痛苦。那时本人一上火车,就巴不得与占有座位的乘客聊上天,而聊天的主题就
尽量往本人所在的学校,中科大上引,这一引,就自然要谈到少年班,接下来当
然就是本人与宁铂同宿舍了。话只要说到这份上,我的好运也就来了:通常,就
会有乘客主动让我,这位本来绝对轮不上被让座的后生,稍座一会儿。或者,三
人座的长椅也会挤出一点空间,让我凑上半个屁股,而我付出的,便是尽量详细
地透露出一些少年班同学的名人轶事。另一件趣事则波及到了我的伯父,他当时
在武汉师院,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教书。听说我与名人宁铂同一宿舍,他立马
来信,要我与宁铂的合照。我只好花5毛钱,专程跑到安徽省博物馆门前(这是
当时距离科大最近的外景照相点),与宁铂照了个合照给他寄去。岂知,马上又
收到伯父的来函,要底片!后来,我的这位伯父把这张底片请人放大成为大幅照
片,并配以镜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把这张大幅照片悬挂在家中的显眼之
处:每每有客人到家来,我的伯父都要炫耀一番。大概,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个
个都知道了他有一位“争气”的侄子居然与宁铂是同班同学,还同宿舍!

  20多年过去了,我和当年的少年班同学都已经人到中年。看到前不久《南方
周末》刊登的《“神童”到中年》一文,谈到这些当年知名的神童,今天却远远
没有像人们预期地那样成功,我们当年78级近代物理系(这是科大前两届少年班
同学最集中的)的同学感触很多。在我们的E-mail List上,许多人都发出了感
叹:当年的少年班里,那些默默无闻者,目前还真有几位有些建树。但当年的名
人,现在却多少有些失落。是啊,少年得志乃人生之一大不幸,这一古训在当年
我们年少之时,完全被当成了耳边风,但今天却不幸地被现实所验证了。

  一个人,其少年的得志为何会给他以后成年的心理造成障碍,这或许是一个
心理学当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本人对心理学毫无研究,对此不敢妄评。倒是这
些天来,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直盘踞在笔者脑海:当年,是甚么原因导致了
国人对科大少年班的疯狂追捧?为此,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思
考,虽然这是对2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的回味,但愿这当中也有些现实
意义。

  原因之一:中国在那个时代树立典型的需要

  笔者移民到加国以来,要说感受到的重要文化差别之一,那就是在加拿大这
里,从来就没有树立过什么模范人物,用来号召全国人民、全省人民或者全市人
民向这位模范人物学习,而这在中国,往往是隔几年就要树立一批模范人物、典
型形象用于改造国人的思想、振奋国人的精神,如五、六十年代的焦裕禄、雷锋,
文革时期的年四旺、张铁生、黄帅,八、九十年代的朱伯儒、李素丽等等。

  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20多年以前,“科大少年班”红片全国大江南北的那个
时代。七十年代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主政初期喊出的嘹亮口号是,
要“大干快上,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
效”。为此,为配合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从1976
年底到1978年,中共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76年底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77年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单从这三个会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共宣传机器对科技界宣传的尴尬。农
业有了典型:大寨。从虎头山上俯瞰拍下的层层梯田,和当年的大寨大队党支部
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那张农民脸,大寨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鲜活的
时代图像;工业也有了典型:大庆。铁人王进喜的艰苦创业之口号:“天当房、
地当床,没有水泥搅拌机就跳下去用我们的身体上”,以及刘秉义当年演唱的那
一曲“天不怕、地不怕”,“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之歌声,大庆的形象,
也有效地转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声音。但科技界的宣传典型在那里?如何让一位科
技界的典型变成图像、化作声音,以一种通俗、简洁的形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
受?当年的中共宣传部门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也没有造出一个恰当的典型出来,
以至于与农业、工业并行的科技界的盛会,只能称作为“全国科学大会”,而不
是“科技界学XX大会”。

  在1978年的3月,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召开的这唯一的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落下
帷幕,这次大会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无疑,开会之前,
典型没有造出来,会开完了,配合会议的新提法,也没有相应的典型形象出现,
中共宣传机器当时的压力,实在是无比巨大:象征着“科学的春天”的、具有勃
勃生机的典型人物,到哪里去找?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也就是这一年的3月,伴随着文革后恢
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的入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首期少年班闪亮登场。一群
天真的少年,恰好构成了“科学的春天”之绝妙的宣传画。看看当年全国所有报
纸都大幅刊登的照片吧:

  星光下,数位少年大学生簇拥着宁铂仰望夜空、宁铂在为同伴们指点星象;

  黑板前,以数学公式为背景,立着一位戴着红领巾的、11岁的少年谢彦波。

  这群天真活泼的孩子的照片,让人们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岂能不引发人
们心灵的震撼?比起大寨梯田的曲线,比起石油工人跳进坑中,用人体作搅拌机
的豪情,这群孩子显然更加能激发人们的联想:中国要现代化,要向神秘的科学
进军,这群年幼的孩子,就成了中国人向科学进军的象征图像。

  不过,为何当年中共的宣传机器选中了中科大少年班,这还得多做一些分析。

  作为“科学的春天”的配套宣传,挑选出来的典型最好来自科研机构,这应
当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当年中宣部也是这么做的,来自中科院的数学家陈景润
先生,就是原本宣传机器要刻意树立的典型:1977年,也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自
57年反右以来,连续受气了近20年之后,陈景润在这一年里,被破格提拔成了研
究员。此举当时在神州大地引发的轰动效应,绝不比陈永贵大叔和王进喜大哥的
效应来得差。既然引起了如此轰动,把他在树成典型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陈景
润的人物形象,也有许多特点:他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属于新中国培养出来
的知识分子,比起其他从“美帝苏修”那边毕业的旧知识分子,陈景润的根要红
得多。同时,其“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工作发表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还比较
新,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当时文革不但没有否定,当时中共的口号是,还要巩固
文革之胜利成果呢。更何况,该猜想之研究虽然在数学上深不可测,但这个问题
本身,任何一个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却是小学生也可以理解的,符合典型人
物之典型事迹,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理解的要求。所以,对于这样一位数学家
的宣传,无疑很容易地就在老百姓中张扬开来了。种种因素表明,这原本是一个
很恰当的科技界的典型人物。

  可惜的是,两个原因导致了陈景润这个典型不太成功。首先,书呆子陈景润
同志本人太不争气,太不识抬举,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实现从数学家到社会活动
家的转变:各地邀请陈景润同志去谈理想、去谈如何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邀请函,
曾经像雪片一样飞来,但陈景润同志居然无动于衷。一个树立起来的典型人物不
能把他的“事迹”转化成为通俗、生动的语言在全国传播,实在是一件让人着急
的事情。其次,更糟糕的是,徐迟先生撰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又
为中宣部帮了个大倒忙,此文最为轰动的,似乎不是陈景润同志是如何攻克难关、
攀登科学高峰的,而是让人们了解到,这位数学家当时40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
这样,“陈景润热”马上就变了味。这使得当年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为知识分子
书呆子找媳妇忽然成了热门的主题,如作家戴.晴当年发表的成名作《眼镜》,
描写的就是一位只会搞技术不会讨女人欢喜的、戴着眼镜的书呆子。中宣部当年
刻意去发掘的典型人物,结果演变成了“为书呆子找媳妇”的全民庸俗话题,这
实在是料所未及的。

  这样,原来树立的科技界典型人物陈景润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此时此刻,
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又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典型,怎么办?还能再找一位科技界的
人物作为替代典型吗?显然不妥,民间的“陈景润热”还没有退烧,哪能树立两
个完全同类的典型“打架”?再说,当年刚刚结束文革,中国科技界在那个年代,
几乎没有几项能拿得出手的成果,替代典型也不好找吧……

  此时此刻,正在中宣部苦于找不到科技界的典型人物之际,一封人民来信扭
转了乾坤。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
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了一位来自江西赣州的少年天才宁铂,这导致了后来中国
科大不仅破格录取了宁铂,还进而张罗了一批天才少年,在1978年初,组成了少
年班。这批准备破格培养的、将来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人才,当然立即就得到了求
之不得的中共宣传机器的注意。

  中科大少年班作为宣传典型,就是在这一大气候背景下出笼的。一群朝气蓬
勃的娃娃,作为“科学的春天”的象征,虽然少了科研成果的光环,但毕竟来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嘹亮的大学名称多少有些弥补;而当时又恰逢恢复
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把这批少年大学生作为代表推出来,又是一个亮点;
还有,当时社会上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关于人才问题,下面还要谈
及),培养这群少年,当然极为吻合“早出人才”的思路。这样,中科大少年班
就立马扬名神州大地,成了当时那个年代的典型。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点,要想成为中共宣传机器的宠儿,把握时机真的是十
分关键。中国科大这次推出少年班的时机,如前文所述,的确把握得很好,赶上
了“科学的春天”和首批大学生入学这两大时机。当然,这令其他高校十分眼馋。
也就是在那一年,1978年,复旦大学亦推出了一个数学尖子班。科大少年班不是
得益于“早出人才”的“早”字吗?复旦这次转而利用“快出人才”的“快”字,
号称要让这个数学尖子班在大学四年就学完研究生课程!考虑到中国科大当时是
学制5年,复旦的这一“快”字,可真是“快”了不少啊!另外,科大少年班的
宁铂、谢彦波等都是后来记者们炒出名的,而复旦的数学尖子班却收录了一位当
年的明星级人物,全国数学竞赛冠军李峻。这样,位于大都市上海的复旦的数学
尖子班,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应当比位于二流城市合肥的中科大少年班来得
差。但问题就出在复旦大学晚推了半年,错过了时机,没有抢到第一波风头。在
舆论的浪潮下,想后来者居上,这太难了。这样,复旦的这个数学尖子班,始终
就未能提起中国大众的兴致。笔者刚刚在Google中搜索,居然数学竞赛冠军李峻
和复旦数学尖子班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结果:它们已经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地
剔除了。

  原因之二: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人才的渴望

  在中国,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要“火”起来,中共宣传机器之大力度地宣传
当然是必要的前提,但同时还需要另一个前提,那就是还要得到民间百姓的共鸣,
两者缺一不可。如雷锋的形象,就一直比较成功,尽管不同年代的雷锋精神之含
义略有区别,但这一形象从60年代一直“火”到了90年代,这是因为行善、做好
事对民间百姓而言,总是积德的事情,不会有多大抵触。相反,70年代的那几个
“反潮流”的英雄典型,就怎么也“火”不起来,因为如此交白卷、与老师抗衡
般地“反潮流”,实在是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样的道理,40多岁了还没有娶
妻生子的陈景润,也让百姓感觉有些不妙,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要这么个“攀登”
法,也太没有人情了吧!这也是陈景润的典型形象在当年很快就衰败了的原因。

  但为何当年的少年班能“火”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
的共鸣呢?初看起来,其原因似乎是满足了普通中国家庭望子成龙的心态。当年,
中国的家长把宁铂、谢彦波当作了榜样,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为与之一样
的人物。这种心态当然是有的。事实上,当年笔者与宁铂同一宿舍,发现每天他
都要收到几十封来信,而宁铂本人习惯于把这些人民来信都压在他的床垫底下。
我们同宿舍的同学则经常掀开他的床垫,阅读这些来信取乐:这些来信,绝大部
分都是来讨教学习经验的,并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孩子的家长。

  不过,笔者认为,以上原因还不是主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
宁铂、谢彦波当年盛名在外,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却并没有因此获得过多
少媒体的曝光度,当时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的家长、老师是如何培养神童的报道。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某种望子成龙的心态而导致了宁铂、谢彦波成了当年中国
的偶像的话,那么,一定会衍生出来某种关于教育得法不得法的争议,某种是不
是炒作的争议,就像近年来,哈佛女孩刘亦亭引发了人们的许多争议一样。而在
当年,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报道却完全是一边倒地热捧,当时没有什么人对少
年班的这种做法提出过丝毫的怀疑或者质疑。顺便说一句,可能正是这种当年媒
体对少年班的一边倒的热捧,而害了宁铂、谢彦波、干政这些少年班的名人。如
果他们是在人们的争议之中成长起来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加有利一
些。

  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当年的少年班这一典型形象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
的共鸣呢?笔者认为,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茫和对人才的渴望,可能是更加深
层的原因。

  先谈谈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的迷茫。这个时期,华国锋刚刚当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老华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要在上个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现代化的标准是,全面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在夺取
政权初期的一段语录,在当时亦被反复引用,大意是,如果我们建设五、六十年
还敢不上美国,我们中国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毛的这段话大概是在1950年左
右说的,到了当时的70年代后期,五、六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但当时
的中国依然贫穷落后:当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急了。人一急,往往想出来的,不
是巧办法而是蛮办法。如当年流行的冒进口号:“大干快上,有条件要上,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更有华国锋为“工业学大庆会议”所题写的那一首最缺
乏水平的题词:“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

  中国果真能通过以上的“蛮干”、“拼命”,来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吗?显然,当时的中国人心里对此没有信心,这就是中国人在70年代后期的迷
茫。而这段时期随着中国的国门向世界逐渐敞开,使得国人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中
国当时与世界的差距,这种迷茫还愈发放大了:开放的正面作用是开阔眼见,但
负面作用却是感受到了落后而自卑。以下的两个例子,或许能更加生动地说明这
一点。

  记得笔者刚进科大时,听过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本校的一位教师作为中国
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后回国的观感,谈到了美国的先进:美国马路十字路口
的交通居然都是电子控制的,而路上又没有任何行人,全是小汽车。中国代表团
一行人走在美国的马路上,居然不懂如何过马路,因为马路对面的指示灯总是显
示一直红色的“手”,拦着。他们等了20多分钟,拦着的红“手”也一直不变,
怎么办?代表中国的这一行人,只好找了个空档,猛跑过去。后来,他们才获悉,
过马路前,要先按一下绑在电线杆子上的电钮……这是多么地可悲可叹,代表中
国的知识精英,当年到了美国以后,居然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另一个报告是
安徽省工业厅的一位厅长访日归来,在科大礼堂给全体师生做的,其中一个场景
更绝:他向当时的全校师生展示了从兜里掏出来的、一只在访问日本期间购买的
一个钥匙圈:“你们知道吗?手电筒可以做在钥匙圈上?”说着,便按了一下,
于是,全体科大师生看到了一丝从主席台上发出的红光,大家才看了一眼,显然
不过瘾,许多同学在台下高呼口号: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接下来的场景就是,
台上又闪了几下,台下为之爆发出一片片啧啧称奇声,后排的同学为了看清,要
起立,甚至了站到凳子上。这一切,都是一只纽扣电池加一只发光二极管惹的祸:
日本商店里的一个普通钥匙圈,迷倒了中国一所高校的全体师生。

  是的,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
差距,竞有如此之大。对于如此之大的差距,中国的国民不得不思考:中华民族
要振兴,需要的是什么?

  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在那个年代出现了,魏.jing.生先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民主的现代化之口号也孕育在那个时期。但可惜,民主墙运动随后很快被瓦
解了,这一瓦解的直接原因可以被认为是专政的残酷,但实际上,更本质的原因
还是在于,在当时,70年代的后期,整个中华民族的觉悟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有时,思想的超前者和落后者一样,都是会被时代所抛弃的。在那个时代,绝大
多数人的觉悟都还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中国要发展,不能单靠“苦干”、“蛮干”
和“拼命”,在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急需要培养人才,这就是那
个时代的中国人所思考出的结论。

  关于人才这两个字眼在中文里的恢复使用,还有必要多说几句。在文革的岁
月里,“人才”这两个字,实际上是禁用的,无人敢用。因为有毛主席的语录在: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您若胆敢自称为人才,岂不是个等着挨批的蠢才?
后来,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当时中共并没有说是为邓平反,而只是援引了毛泽
东的一段话,说邓是“人才难得”。既然老毛都亲自用了“人才”二字,所以人
才这两个字,才终于得以恢复使用,并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从77年中期开始,
人才两个字,逐渐出现在当时报刊文章中,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龚自珍《己
亥杂诗》中的两句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了当时中华大地民
间的强烈呼唤:它隐含着这样一层意义,中华民族被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折腾
了这么多年,已经不成样子了,但愿天公保佑,能有人才降临神州大地。

  现在回忆起来,在近30年前的77、78年的那段日子,中国民间虽然没有经济
改革的呼唤,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却以盼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呐喊,在间接地抵制着当年华国锋倡导的“蛮干”和“拼命”——这当然是具
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事实上,距离当时20年前的1958年,中国大地已经犯过了
一次疯,因为“蛮干”和“拼命”已经付出了一次沉痛的代价,历史容不得我们
这个民族再重复犯一次。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呼唤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
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中国终于重新得以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在今天看来,高
考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当时,高考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大的震撼,
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吧。通过高考的选拔而跨入大学门槛的大学生,
在当时所受到的社会尊重,大概也是中国的历史之最。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
子”,亦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罗罗嗦嗦写到这里,就不难分析出,中科大少年班当时 “火”遍中国的大
江南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之原因了——这是因为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迷
茫: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每个成年人都痛感自己耽误自己美好的光阴
而身心疲惫,人们对于通过“蛮干”和“拼命”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完全
没有信心。这样,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人身上,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这
群少年大学生当作还处在学习阶段的、单纯的孩子,而是把他们看作了人才,或
者说,至少是能够在未来振兴中华的人才——这如同经历了一生坎坷之后而陷入
绝境的父母亲,他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自己这辈子还有什么翻身之日,所以就只好
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科大少年班的这群孩子们,就是人们当时希望
的象征。

  再补充几句题外话。如同中文里“小姐”这个概念在近年来已被糟蹋了一样,
“人才”这个概念,在这几十年来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中科大少年班火红的那
个年代,人才的概念是内涵某种使命感的,它虽不及救星那么伟大,但人才至少
也应当是精英,天降大任于斯人——人才,乃天公降下来振兴我们这个民族的超
人。所以,在70年代末期,甚至有一位叫雷祯孝者,要创立一门学科,叫做人才
学,在当时曾轰动一时。但很快,汉语中人才这个概念的使命含义开始下降了,
功利的含义却开始上升:八、九十年代,从原单位跳槽下海者,在把档案往人才
交流中心投放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个人才!如今,一个巴掌大的
公司,可能只有一个老板加一个女秘书,招人时也胆敢号称是在“招聘人才”……
无怪乎,电影《天下无贼》里的那位贼头都可以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人才”这个概念,也被彻底糟蹋了。

  原因之三:媒体的误导——一场造神的宣传

  中科大少年班之所以成了那个时代的典型,除了中共宣传机器的需要和那个
时代人们的心态期望以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当年媒
体的误导,尽管这种误导并不带有任何恶意的成分。

  在科大少年班中,媒体报道的最多的神童,大概非宁铂莫属。为此,过去这
些年来,宁铂在很多场合下都表示过,当年记者的报道有某种夸大的成分。但是,
似乎没有任何记者有兴趣去把这些陈年旧事的夸大之词细细纪录下来再整理成文
字发表,原因是,如今的公众对这位20多年前的名人,已经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了。
不过,在本篇严肃地探讨中科大少年班的文章中,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当年对公
众误导的部分忠实地记录下来。我始终觉得,如果当年对少年班学生的报道更客
观一些,可能就不会导致当年人们对这几个孩子如此疯狂地追捧,他们本人也不
会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心理压力。

  为何宁铂当年没有参加高考就直接进入了科大?当年的报纸似乎都是这样报
道的:中科大负责招生的老师专门给宁铂出了一份难度不亚于高考的考卷,结果
发现,13岁的宁铂居然全部解答正确,可以得满分!

  我刚到科大时,就向宁铂求证过这种说法。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宁铂给我解
释时,所露出的那一脸无奈:当年科大老师给宁铂的考题实际上有两份,一份是
很基础的数学题,记得宁铂当时还给我描述过几道题目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
完全记不得了,但记忆中其难度大概与1977年高考的数学题难度大概差不多,这
一份他宁铂的确是基本都答对了。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份试卷,是奥林匹克
数学竞赛题,宁铂当时告诉我,这套奥林匹克竞赛的试卷他连风都没有摸到,一
道也没有做出来,交了白卷。考完以后,他自我感觉是没戏了,才考了一门数学,
两份卷子就只答出来一份,别的科目都还没有考呢,怎么可能被录取?但实际情
况是,宁铂被破格录取了。在所有媒体报道的时候,那一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
试卷,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是的,媒体透露的倒是真话,只是没有说全,另外一
部分同样也应当阐述的事实没有说。犹如描述一个女孩,说她皮肤白、眼睛大就
打住了,还有身高只有1米5、三围一样粗却没有说,这是不是误导呢?

  媒体多次报道的宁铂之另一神奇之处是,他的围棋水平奇高,居然连赢了时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科院院长方毅同志两盘。这当然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方
毅同志官位虽高,但棋艺是不是也同样高?宁铂和方毅下棋的那天应该没有逃课,
是下午下完课以后才开始下的,而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
还碰到过宁铂:这样,大概只花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就连下了两盘。高手对高手,
岂能一个多钟头连下两盘?事实上,宁铂的围棋水平,也就是能够参加校内比赛
的业余棋手水平。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和前面描述的一样,被媒体所忽略了:
宁铂告诉过我,他与当时在安徽的围棋国手王汝南下过一盘,我不记得宁铂说的
是被王汝南让四子还是让八子了,反正是让了这么多子以后,还输得个一塌糊涂。

  宁铂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还有就是上通天文,下通中医中药,尤其是有天文知
识,被人们认为是了不得的事情:天上的星星叫什么名字都认得?的确,宁铂有
一次也给我们几个同学介绍过几个星座的名称,但他的天文学知识似乎也就这么
多,认得星星叫啥名字。事实上,这当中到底有多大的学问,可能是普通公众没
有细究的。当年,笔者曾经在图书馆借来看过一本书《怎样识星星》,参考一下
四季星象的变化,发现记住一个星星的名字和位置,大概不比记住一个外语单词
要难。而宁铂同学的中医中药知识大概也和他的天文知识掌握的程度差不多,知
道人体的常见穴位名称,以及常见中草药的功能。记得有一次我不舒服,要求宁
铂给我号一下脉,但他却一个劲地推辞,说是他的中医知识仅仅是看过一本中医
的书,也忘得差不多了,还从来没有实践过给人号脉,大概这是真的。

  如果说,宁铂真有何神奇之处的话,可能还是他的文史知识方面。记得刚入
学不久,一次,有个同学站在后排的凳子上观看当时电视里播放的电影《桃花
扇》,我回宿舍后奚落了一句,大意是这婊子这么好看么。当时宁铂的插话,令
我大吃一惊。他说,可不能说明末年间的艺妓是婊子,那时候卖艺者是不卖身的,
在女性中的地位还很高,这一艺妓制度后来还传到了日本……我当时听完这番话
后,几乎是目瞪口呆。要知道,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何等封闭的年代,何况
那一年我才16岁,宁铂才14岁,我们都只长了淡淡的胡须。还有一次,因同宿舍
的同学施亮被教育部公派留学到荷兰,我买了一幅宣传画(价格大概是1毛钱)
给施亮送行,回宿舍时发现宁铂一个人在蚊帐里看书。忽然想到了宁铂不是会写
诗么,我立马前去,让他在这幅画上题个词。宁铂当时丝毫没有拒绝,我把画摊
在他床边的桌子上,他则从蚊帐里伸出一颗头,一只胳膊,欣然题词了一首七言
绝句。当时我十分感叹,因为这首绝句对我还有两个生字。可惜,如今我只记得
其中的一句了,是“各奔前程四海家”。果不其然,我们当年同宿舍的7位同学,
目前两位在国内(其中宁铂出了家),两位在北美,两位在欧洲,还有一位不知
道去向,果然是“各奔前程四海家”呢。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笔者丝毫也没有抬高或者贬低老同学宁铂的意思,我只
是想还原宁铂的本来面目。应当说,宁铂虽然没有当年宣传的那么神奇,但也绝
对属于高智商的那一类人。他的优点是兴趣广泛,接受新知识快,但缺点是思维
不太严密,精确的演算能力差了些。这一缺点的后果是,考试得高分不太容易。
事实上,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和笔者本人很相似:笔者在科大那几年学习成绩平平,
从来没有得过什么高分,但也从来没有过不及格要补考的担忧。宁铂在大学的学
习成绩大概也和我差不多,既谈不上当年吹捧的那么优秀,也不是最近一篇文章
所讲,他有太多的不及格。但显而易见,他作为名人,比我当时的压力大得多。
科大当时是5年制,1982年和1983年,我们有两次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我是连考
两年,屡战屡败(毕业工作后第三次报考才成功)。而宁铂则是两次报考,两次
都临阵脱逃,不敢进考场,而且还要为自己编一个借口,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
犹如一位赛跑的落后者,没有这样的气概,即便落后了依然要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但却要故意走一下花步,做一下轻松的怪动作,给人造成的感觉是,好像自己是
没有认真在跑或者没有把比赛名次当回事……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在想,如果当年的媒体不是把中科大少年班作为神
童,而是仅仅把他们当作智力较高的普通人来描写以展示给国人,情况会是如何?
可惜过去了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不成立。中共宣传部门在树立
典型的时候,其思考问题的逻辑实际上是逆向的:并不因为你是神童,所以我们
就把你树成了典型;而是因为宣传机器需要典型,我们才造出了神童。当神童的
帽子扣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实际上到底是神还是不神,这个问题就已经不重要
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的使命是用来鼓舞人们为四化而奋斗,所以,我们
就把你包装成了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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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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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5-08-04   
从神童宁铂出家看最早一代神童命运
来源:南方周末


宁铂、谢彦波、干政等这些当年最为耀眼的神童今归何处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宽阔的草坪边互相拍照。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类似事例决非个案。宁铂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响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后,有人把他与张华、朱伯儒并列为当年的“时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当时聪慧的孩子并非只有宁铂一个。“在赣州八中,当时就有许晋、潘辛菱和陈英3人与他不相上下。”当时的班主任余深贵回忆说。在中科大特别组织的考试中,排名第一的是许晋,宁铂只考了第二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宁铂被公众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从举荐信发出的那一刻起,这命运就注定无法逆转。1978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而其后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这一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是,13岁的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报刊上发表了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这个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来客必须参观的地方。在纪录片里,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人们对宁铂的兴趣之浓厚,已使报纸的传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为了手抄本的题材。

  在这一年,就读于安徽省庐江中学的干政看到了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后,干政告诉老师,他是受宁铂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他记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传阅,纸张又破又旧,边缘卷了起来。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其后几年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与宁铂和谢彦波相比而已。在当时一本名为《神童的故事》的畅销书中,就写有“干政切瓜”的故事:当时少年班的招生老师提问干政,对一只西瓜横竖各切多少刀,那么会留下多少块西瓜——数字不断上升,12岁的干政却始终对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师惊其为天才。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个中原因,正是多年以来甚少公开过的事实:在那宁铂与谢彦波的时代,两个主人公自己却忍受着苦闷的煎熬。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直到毕业之后很久,宁铂还在不断地回忆自己赴中科大报到前一天的那个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里——一切因倪霖的举荐信而起。倪霖说,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心。这两点是:

  1.宁铂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够清醒认识;2.跟别的孩子不同,宁铂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尽管他的父母都还没觉察到这一点。倪霖警告说,如果宁铂去招惹女孩子的话,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他自己。

  宁铂在1994年说:“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几乎把这些话给忘了。”

  在宁铂自己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比当时大多数孩子早得多,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尽管如此,以当时中科大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别人更小的年纪,实现浪漫憧憬的机会还是相当渺茫。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并不高。

  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

  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不过,她相当欣赏宁铂的一点:尽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实际上他却相当绅士。

  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类似的问题并不典型。入学时谢彦波11岁,干政12岁,他们的青春期焦虑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出现。

  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展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然而外界的赞美仍在继续,公众意义上极具天赋的宁铂形象从来就没有被否定过。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尽管如此,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一直铺到了宁铂和谢彦波的面前。这座圣殿就是在当时中国科学界红极一时的理论物理。

  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CUSPEA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0年代后期,在科大天体物理系的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询问托福考试的情况。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宁铂参与了一次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探讨“神童教育”。当年的一则报道说:“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周围观众不时发出笑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第一神童”的倾诉已经无人倾听,属于他的时代彻底烟消云散了。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彭兴生于1963年1月,入学时16岁,是少数的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入学之后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看着”谢彦波。

  谢彦波年龄小,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入学时他刚刚11岁,此前只有小学5年级的人生经验。在中国科技大学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得以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沃德罗普的著作《复杂》中,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深邃而傲气的人。

  对安德森来说,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

  “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谢彦波说,“写的是他的理论的不对。”

  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

  本来,事情并非毫无转机,可是恰在这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这意味着后者的留学生涯的结束。这件事情后来在中科大内部争议颇多。

  此前有传闻说,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记者就此向谢彦波求证,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说:“那我没有,我没有。”

  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

  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

  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

  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其实他和谢彦波的情况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年纪都小,基础都不行,跟着课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较好。”他说,“他们俩的差别,就在于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3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秦禄昌说。

  当年的秦禄昌在那个著名班级里不受瞩目,如今则在美国北卡大学物理系和材料系担任教授,因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称为“纳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学聚会上,有些当年的少年班同学说,这也许是人生的宿命,因为3位面临问题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时期都曾经表现得比较孤僻。不过,立刻有人反驳说这不是问题,“就本来的性格来说,少年班里有几个开朗外向的?”

  当年的少年班同学,如今供职于旧金山议价金融机构的裴益川说,人生路上变量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宁铂等人的麻烦的真正制造者。

  “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说,“也许这是高智商群体中必然出现的宿命呢?”

  程陆华的看法与此接近。她是宁铂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宁铂等人的问题的因素是无限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反对矫枉过正,与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别的家长一样,要用约束的、规划的方式培养孩子。宁铂则坚持,决不应该设计孩子的未来,应任其自由发展,哪怕孩子最终只能做个普通的人。他对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真正地去爱人,关心人。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谢彦波和干政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
图片:1559490_965049.jpg
“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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