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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少普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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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普:沟口雄三教授,您好。您与小岛教授主编的《中国的思维世界》被翻译成中文,去年在中国出版。此前,先生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等专著,已先后在中国出版,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先生的视野很开阔,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例如您为《中国的思维世界》所写的序,就不仅涉及历史领域,也涉及国际关系领域。我今天受《文汇报》委托,想就以下问题,向您请教: W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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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了“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的重要观点,您能否说明一下中国近代道路的独特性? R0=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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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例如,我提出了以16—17世纪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立足点的看法。因为,16—17世纪,在中国发生了大的历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其后不久,为中国带来了辛亥革命。但是,我所说的变化,不是侯外庐先生曾提出过的、早期启蒙思想等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类西洋型的近代化变动。我所说的变动,是指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乡里公论”,即“地方的公事地方办”的所谓民间主导的“乡治空间”的成立、成长过程所显示的东西。 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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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一再被用“地方自治”的词汇说明,但是我不使用这个词汇,而使用“乡治”这一词汇,因为“地方自治”这样的词汇充满西洋风味,我想避开。在西方,如果说到“地方自治”,包含有民间的通行自由等城市市民的政治自由,指的是作为权利被获得的东西。而“乡治空间”,是绅、民交错的空间,其由来也不是权利的获得,而是来自于以相互扶助为主轴的、道德性的公共活动。这种活动,产生于16—17世纪,即明末,最初是作为救济饥民、弃儿,抚养老人、病人等个人的善行开始的。到了清代,扩大到修路、架桥、疏浚运河等公共事业,活动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这样的民间公共活动,是中国的特殊的东西。其后,经过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变动,达到了蓄积武装力量(团练)的程度,势力增强。“乡治空间”蓄积的力量,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支撑起了“为了地方的军队”(即湘军等),以后发展为军事上的“省的力量”。不久,带来了辛亥革命。 2G~{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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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特点有三:(1)终止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2)各省各自发扬“省的力量”,形成独立状态;(3)中央集权制崩坏,国内陷入分裂割据状态。 w8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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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白,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权化的道路。中国的这种分权化道路,与当时欧洲和日本所经历的“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欧洲与日本等国的历史学家,把“由分权到集权”的道路,视为普遍的近代化道路,而认为“从集权到分权”的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落后的。 *5P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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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普:您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认识是“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存在“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那么,您认为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把握中国?也就是说请您介绍一下您研究中国的方法。 c6[m'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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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其实,上述中国与欧洲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区别,显示的是近代化过程与结构的区别,不应被理解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当然,两者间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的区别是必须注意的。欧洲与日本,在近代以前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封建领地的划分使通行不自由,还有不平等的世袭身份制。因此,其近代革命主张废止领地制,主张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由此产生了自由与权利等主张。而在中国,从宋代开始,便没有世袭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形成了以实力为本位的社会,通行与商业是自由的。因此,也就没有类似欧洲与日本那样的争取自由与权利的斗争。 %k#+n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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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着眼于以上历史脉络的区别,就可以明白,以欧洲基准,即按照欧洲的历史脉络制定的标准,来观察中国历史,是多么的没有意义。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呢?简单地说,应该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与欧洲不同为前提,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为标准,观察中国的历史。例如,从探索中国历史中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进一步探索善堂、善会等,探索实行公共事业的集团与商业网络组织的行会,探索作为自卫组织的保甲组织和团练组织,探索作为由血缘联系的相互扶助组织的宗族制度,探索充实“乡治空间”的各组织的历史足迹。 {}$r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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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我不希望将我的工作简单化为“与西洋对抗”的东西,要感觉到中国历史的脉动,必须与封闭的“文化本质主义”诀别。但是,在“普遍化”的名义下,将中国的历史嵌入出自欧美的框架,也是我反对的。说到今天我们以怎样的框架观察中国,就会直面思维方法上的问题。历史分析,不能成为原封不动地解释现实的工具,但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方法,是会影响到面向现实的应有的思考的。 H=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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