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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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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7-05-13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

口述◎罗久芳  记者◎李菁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①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正好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第l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意气风发的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父亲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等。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

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②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

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我绝不是这样褊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对他的待遇也格外关照,两人自此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格先生说:“志希(父亲的字)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③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

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父亲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他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父亲见到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④我的父亲、母亲

1927年11月,父亲与母亲张维桢在上海结婚。当时曾经有一个流传很盛的说法:“罗家伦百封情书追了8年才把北大校花追到手。”百封情书倒是真的,但母亲并不是什么“北大校花”。

母亲与父亲结识时,她还没有进大学。父亲是1920年去上海开全国学生联合大会时认识的母亲。此后,父亲与母亲开始了通信。不久后,父亲便出国留学。而母亲在1922年考进沪江大学,两人各忙各的学业和生活。1926年,母亲申请到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这年夏天,她与回国的父亲在上海相处了一个月,这是他们分隔6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等1927年母亲获得学位回国后,他们终于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

1947年,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还没有从英殖民地独立出来,父亲是到任的第一个外国使节。父亲在印度的工作,最耿耿于怀的,便是他为西藏问题所做的交涉。

在中印边界所画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入侵中国西部的策略之一。但印度不愿遵守1943年英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承诺。父亲非常敏感,他经常交涉,收集了许多老地图,仔细看中印边境的部分。为此他还在1948年两次照会印度总理,却未得到回应。

1969年12月25日,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故乡大陆。
图片:470bf25702000smz.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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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does not keep pace with his companio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he hears a different drummer. Let him step to the music which he hears, however measured or far away.”  -----  Henry David Tho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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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7-05-14   
en ,喜欢老大翻出来的这些文章. 最喜欢看了...    8过老大好久没搬了, 今天的两个我一顿就看完了.   
Ling1984 离线
级别: 论坛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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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07-05-14   
中学时的国文课本就收录了罗家伦先生新人生观中的一篇文章  年代久远具体的课文内容
已不太记得  好像是论述运动家的精神  当时只知道应付考试猛背课本上寥寥数语有关作者
的字与号  并不知道罗先生丰功伟绩  今日见此贴  很有感触  改日应该读读罗久芳的著作
再找找新人生观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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