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章调后楼研究室参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很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户”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他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把你调到办公厅后楼参加《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了。调后楼时，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太年轻，到后楼参加研究员开会，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不跟正研究员坐一起。

对于这个调动，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有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别喜欢特殊化的领导总是坐卧不安的。杨尚昆调开我，其实是代表了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这股势力。田家英是从来不委过于下属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那时主张三自一包，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现在有人说，1957 年戚本禹参加了“八司马事件”， 犯了错误；1962 年，戚本禹又犯了错误。可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语焉不详。当时，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的确有一个原来 “八司马”中的人，马上就是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但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那是不算什么错误的。可能杨尚昆、龚子荣、田家英一起把我调离《群众反映》，在一些人看来是因为我又犯了错误。这些人还说，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拦下，向毛主席申诉冤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这送那，经常会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远远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墙边，以免弄出相声惊扰了毛主席，等主席过去了我再走。“八司马事件”之后，主席对我印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 1961 年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对后一个报告主席还批示 “戚本禹是好同志”。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时候看到我了，就会主动跟我打个招呼。就是这个情况，哪里有什么路遇主席，把主席拦下伸冤这种事？

《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我听林克说，主席不大看了。

15.2 关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困难期内全国就在做，叶子龙就是那个时期到河南信阳搞调查，大吃大喝，还在晚上找姑娘开舞会，违反组织纪律遭到处分的。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读简报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细致。中央办公厅后楼实际上是个研究室，是全党最权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级别的干部任职，总共有三、四十人。它没有主任，只有一个个独立的组：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各组统统直接向杨尚昆、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1963 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是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原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 年杨尚昆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实事求是，杨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后，陈麒章还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当时综合组正在汇总全国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陈麒章具体负责，一个管农业方面的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是协助王青林做这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是个老干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这个事情又是特别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调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的数据也实了。安徽都实，其他地方的数据也会实起来，整个数据都会实起来。所以，1963 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统计不到，是估计的，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

我们得到的实际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 600 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要把没报的、隐报的再增加一些。我们接受他的建议，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到，有些地方则是估计的，数字有点混乱，我们就在 600 万的基础上，加 20%作为修正，即虚增 120 万。这样就达到 720 万。那时气氛变了，谁都怕瞒报受处分，有人就说再增一增。再增顶多也就 800 万，最后决定上报总数 800 万。800 万那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代大灾荒，几十年，死了 2000 万；抗日战争总死人是 3000 多万。现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人 800 万，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心里能好受吗？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综合组集体搞的，研究是很严格的，数据是差不多的。要说不准，那 800 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的边缘地区，人烟稀少，可以当食物的自然生长的动物、植物又很多，饿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个 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虚增了 80 万。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文革前夕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要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在我 2011 年动念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还在的，可惜现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句话。

【这里我是把包括孟繁华材料都综合进来的。各次材料的最高限数据是 800 万，最底限是 400 万。数据的汇总方式、修正方法，各个材料的说法，彼此之间有些不同，但内在依据是一致的。所以，我把所有材料统统加以分析综合后，整理出现在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说法。先保留，待戚老再回忆后修正】。

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把困难时期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么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 年，解放军进攻苏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 175 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罪恶滔天”；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说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 400 万，或者 800 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么没有人去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

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数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文革刚过，胡耀邦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 1960 年、 1961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62 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 1958 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统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61、62 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一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 20 年后还活着的就比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有人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人。办食堂是不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1959 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粮，了解四川粮食产量实情，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骑车到过了。我采访农民，他们都说，58 年好啊，58 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谁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至少有三件。就是说，大跃进撑死人还不是个别现象。

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这是实际，在当时也造成浪费和许多的不方面，这也是事实。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那是当时田家英唯一的一个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问他对食堂是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粮食让干部贪污了，还不如让食堂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庐山会议上，我的《四川粮食产量报告》，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报告，都批给了大会。食堂不食堂，不是饿死人的原因。这一点必须要清楚。

困难时期的饥荒也不是在大跃进中立即出现的，而是在 1959 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 年开春时节到四川新繁县大风公社种粮，我们下去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是一个队这样，是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开始出现了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拔了粮食给工作队，我们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中队里面吃饭，还是都没怎么吃饱过。工作队规定不能带饼干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有些农民小青年，没什么文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历史知识不错，讲历史故事，比他们听过的说书可能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就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每次都带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我们也不忍心吃她的。

我们去了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还告诉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59 年夏季收获后，全国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风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交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再到春天农民种子粮没有了，生产不能维持。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专门对付粮荒的。我们到大风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 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胡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卖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们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我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你一来，我们就看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吃过的东西，他们还要喝汤，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着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们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走了。这事儿是在 59 年大饥荒开始初期。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于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么困难。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各个地方看到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这样说。

我见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粮食这样紧张，自己吃不饱，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去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援全国，都没有一点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东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主席了。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毛主席还对自己进行了肉体惩罚，节约饮食，以身作则，领导全党与群众共渡困难。1959 年国庆节前夕我从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边参加劳动，边搞调查（参见第 12 章）。我就是在这里劳动时回中南海汇报工作，听秘书室人说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毛主席看了他探亲回来从家乡带来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团子，就自己拿了吃。那东西很难下咽，毛主席就和着开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团很伤心，眼睛就湿润了。主席说，我们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农民支持我们革命，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主席决定惩罚自己，不吃肉了，让把配给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说：“看见农民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不下肉，我们没把工作做好，什么时候等农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警卫战士说：“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规定好给你的。”但主席还是坚决不吃肉，一段时间下来，营养不够，人就消瘦了。这事让总理着急了，总理过来研究办法。总理说：“中南海里不是有鱼吗？把那个鱼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让主席吃”。主席开始也不吃，总理告诉他那是中南海战士自己养的鱼，主席才答应吃，不久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主席后来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到河里去喂鱼，就是因为他觉得生前吃了很多的鱼。

我在二七机车厂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的。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饿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粮，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就是教我种粮的那个老农，问他四川饿死人的事。他说：“别的地方有死人，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在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 1959 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进工厂大炼钢去了，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田里地里了。这个情况我 1964 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参见第 17 章）。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就是浮夸风。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但不承认没有关系，当时大干旱、大水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刘少奇不是也承认有三份天灾吗？三分天灾也是天灾嘛！客观存在就还是要承认。浮夸风就是刘少奇说的那“七分人祸”！而他自己和邓小平都是这个人祸的主要制造者。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 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很对的，1959 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我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那个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是我们工作队传达的，别的地方根本不传达，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我们工作队在新繁县传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广播，连到公社。开始是田家英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就马上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实际只有五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粮不够了，他就派人去抢从四川经武汉运去上海的粮食。事发后上海就告状到中央去了。我现在想，说不定王任重抢的那粮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农民自己舍不得吃，却用鸡公车推到车站、码头去交给国家的呢！王任重决不是一个好人。当年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绝不仅仅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个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

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1960 年。1961 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当然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联逼债，我们要还债，没有钱还，就拿鸡蛋、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还。现在不但总有人夸大饿死人的数字，把困难时期写得过于凄凄惨惨，而且总是有人对于毛主席搞的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不以为然。如果毛主席没有果断从第二线走出来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而是让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再胡搞两年、三年，那后果又会怎么样？真正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去追究，尽了最大力量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人，反而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污蔑、攻击。这真是咄咄怪事。刘少奇是已经死了，邓小平后来搞的那些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邓小平从极左跳到极右了，而且搞极右的改革开放还是搞极端、搞浮夸。结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镇压，调动野战军到北京，用坦克、机枪杀了那么多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在大一点、步子在快一点”，和他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 20%是“乌龟爬”是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搞得后来的朱镕基手忙脚乱了好几年，才基本收拾那个烂摊子。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难、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邓小平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

第 16 章 1963 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的风波
(这一章相比于最早的稿子，骨架没有变动，但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前后章内容进行了呼应，请戚老留意)

16.1 关于文章的写作过程

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就是在《编辑群众》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刘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假投降也不能那么个降法，就是假的也成真了。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要那么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1963 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鲁迅有“遵命文学”一说，后来有人看到我写这篇文章得到了主席的赞赏，就说我写的是“遵命文学”。我跟主席是有点缘分，我初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任见习秘书期间，先是负责处理给主席的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不久，田家英看我喜欢读书，就让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我还因此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居。主席喜欢历史，我就跟着主席读过的书学习历史。后来，田家英又让我给他做助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这些早期在中南海的经历，的确很大程度上为我写出《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文字基础。我学太平天国史，也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不是主席叫写的，不是“遵命文学，也不是江青或者其他什么人叫写的，都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自然而然的行动。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的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背景。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批判，这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因为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我文章写了后，打算向《历史研究》投稿，在投稿前想和秘书室的人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讨论的人。没有人对历史有兴趣，就像现在公司里谁对历史有兴趣？我投稿前把文章拿给田家英看，田家英没有时间看，只问了我的基本观点。就因为我投稿前是报告了田家英的，田家英没有反对，后来就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没有给我任何指导。

16.2 关于中宣部针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组织的两场批判会

1963 年中我就调到了后楼研究室综合组了，刚去的时候，是参加他们搞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情况调查。1963 年八月上旬，我作为后楼研究室综合组副研究员，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工作去了。去之前，《历史研究》还没有发表我的文章。去的地方是抚宁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小广告”，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但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会批判我了。

九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我的朋友朱固、田崇琤、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告诉我北京各地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也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分别召开会议批判了我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还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

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出来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第一时间（1963 年 8 月 22 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北京的很多读者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机关也是这样。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就干预争论了。

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会上有人责备和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 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也请田家英看过。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各地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发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 “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

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虽然我当时已经因为是 1958 年 “八司马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又因为 1961 年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劳动期间写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批示了“戚本禹是好同志”，所以就在党内一个小范围内有点小名气。但是，由于我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内部刊物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学术研究，在写《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学术界是毫无声响，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连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与黎澍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不是领导人、不是学者、不是教授，当时又在冀东搞调查，自然而然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流对我搞大规模围攻，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

所幸我九月回来后，我在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关心我，把批判我的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使我得以管中规豹，略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黎澍当时还说过：“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黎澍后来也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这同文革后他对我的批判如有天壤之别。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时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后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传到了中宣部，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就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 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 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更多了解批判会的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内容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的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 6554）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握手。

本禹

10 月 2 日

丁守和接信后约我到近代历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去了。他告诉了我周扬和刘大年两个批判会的情况，还悄悄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 1958 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对付斗争的经验了。1958 年到 1963 年已经 5 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又知道了田家英的态度，心理很坦然。田家英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当然事情牵涉到周总理那里，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表示自己对文章本身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在东厂胡同，我从那里回中南海，走过北海大桥，可以看到中海边上的紫光阁，那里是周总理办公的地方；再往前是坐落在南海边上的勤政殿，那旁边是毛主席办公的地方。我边走还边想，我一个年轻人，一篇微不足道的文章，能在中海、南海引起波澜，牵动中国革命两大领袖人物的关注，无论我将来的命运如何，都值了。

几年前，一个喜欢造谣生事又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此处可直接点名穆欣？】说我听说中宣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赶紧检讨。这可真是想当然了。在“八司马事件”中，支持何载的人地位也很高，我也没有屈打成招，目前这个事不过是个学术批判，比“八司马事件” 中的“反党右派”罪名小多了，我又何必惶恐不安地去检讨呢？我想这一点丁守和也是会有记忆的。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 11 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不难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可是，不送田家英就稳妥吗？毛主席这个人，哲学、史学、文学水平都很高，又没有框框，谁也把不了他的脉，周扬讲的就是终极真理了吗？而且，别看毛主席从延安以来就批判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口号是虚伪的，可他自己是最不讲身份、地位，最讲平等的。周扬和戚某，将军和小卒，教授和学生，官家和平民，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10 年前，在《“ 红楼梦》批判事件”中，毛主席关于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批示，言犹在耳，刘大年他怎敢忘记？【加注红楼梦批判事件】。

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谄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简直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的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送给我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 ‘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我最后写道：“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

16.3 毛主席的十六字批示

1964 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在此之前，江青派人三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顺便说一句，我来机关的时候，就听说江青脾气不好，可我多次开会见她，也没有看到她发过脾气，反倒觉得她像个大姐。在“八司马事件”中，她知情后也是支持我们的）。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十六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江青当时说主席的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批示她始终没有拿给我看，因此我也无从得知哪些中央领导看过了。不过，我知道总理看了、康生看了、彭真看了、田家英看了。总理看了，是总理自己告诉我的。1966 年 5 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 8 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 30 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康生看了是邓力群告诉我的，邓力群从康生那里看到批件了。我原以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因为我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邓力群告诉我是“忠王不终”，意思是晚节不保。我知道彭真看了，是因为 1964 年冬天彭真请我和关锋吃饭时，对我说过：“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田家英看了，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前几年听说主席的这个批件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人要掩盖历史的真相，要淹没真理的声音。

16.4 李秀成学术大论战的淡出过程

1964 年夏天，我写了批判李秀成自述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文章初稿写好后，江青与康老商量，让钓鱼台的反修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得到了康老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欢迎，记得王力当时还说，我的文章对他们写国际反修文章有所启发，最近广播的他的反修文章中的名句“倾伏尔加河之水，难以洗刷赫鲁晓夫背叛革命之耻辱”，就是从我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中“化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李秀成背叛革命之耻辱”的话移植而来的。在讨论修改我的文章时，吴冷西、姚溱讲的意见最多，他们认为我这第二篇文章气势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着对手的调子来申辩自己，好像是理亏似的，要知道不是我们理亏，是他们理亏。康生提出连带汪精卫好好批，汪精卫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后来当了汉奸，连上汪精卫，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化解了。我虚心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出来的文章果然气势大增，江青看了也说好，还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有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

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在发表前，又送总理、康老、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增、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我回话，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关锋等对文章作了最后的修改。这之前，李秀成问题的论战是按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生拟定的计划进行的：重发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批判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这期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的会议上，周总理和康老分别在讲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我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他们的发言要点如下：

周总理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的……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康老说：现在报纸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明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1964 年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历史研究》也在 1964 年第四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钓鱼台本来是决定先由《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发文，各地报刊转载，但《光明日报》的领导人找我要清样，争取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我请示康老，康老和此人关系很好，同意文章在两报同时见报。这篇经过钓鱼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气势恢宏的文章见报后在各地迅速被转载，很快就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场大讨论。本来在我第二篇文章没有发表时，支持和反对我观点的文章都有，折中于两者之间的也有，现在大家听到了周总理和康老的讲话，又看到中央报刊未表态的表态了，于是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大增，反对我观点的文章大减，慢慢的就不大见了。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或者我愿意看到的。我始终是希望它是一场学术争论，但和第一篇文章一样，它一出来就演变成了政治风云，不过只是两篇文章测到的政治风向是相反的。反对的人不写文章了，我就无战可斗了，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淡出历史。我起草过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

16.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了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

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 189 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 “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主席知道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61 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61 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61 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我是后来知道，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 1966 年 3 月 30 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的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61 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评<前线>和< 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日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老、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他等等无稽之谈。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 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 “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

警惕呀，人们！

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第 17 章调《红旗》杂志社，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调《红旗》杂志社

1964 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钓鱼台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诉我，他想要我到他们的写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但是，陈伯达抢在康老之前给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老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1964 年底，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大讨论结束了，我也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我们一起在天津搞工业调查的时候，陈伯达是组长，田家英是副组长，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有体会的。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由自主，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虑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了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时说要给我副总编的待遇，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 192 去报到，他也不见我，是邓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个办公室办公。报到后我到陈伯达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不谈具体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康老没有要到我，就跟我说，毛主席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增一样，经常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中央写文章。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1964 年入冬我们十几个文化战士去了北京通县宋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邓力群带队任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成员还有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队。

根据我这个时期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就应该是批走资派。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藏私分粮食，群众反映非常激烈，我们调查掌握证据后，就请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员一贫如洗，没有吃的，邓庆福家里却几房子都是东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太超出普通农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社员是按工分分粮食，他们是分了该得的粮食还私藏私分。他们怎么私分呢？就是队上交公粮后社员再分粮，分完都会剩下一些，这些不在统计之内，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粮食是农民最保贵的财产，一个普通的干部，就居然私分得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么多其他财产。

上有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反映他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东西了。他贪污钱，贪污粮多，家里东西就多，光是这些他也是个贪污犯。当然，就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人有点成绩，在公社里有名，上下关系都好。所以，贪污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上面的人听他的。关锋对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气，就是要拔这个钉子。这个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很多，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关锋很仔细，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关锋倒霉之后，北京市马上就给这个人平反了，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 XXX 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不服气。当时他搞那个小册子时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翻案也翻不了。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内部材料，人家不给他发行。“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打成走资派的那个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的，我倒霉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利用这个权力和粮食紧张，采用 “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让秤杆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不结婚，喜欢谁，谁给她一点东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欢谁，谁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把她强奸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样一个坏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给平反了。只要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连坏人也平反，理由是我们迫害群众。看看今天农村的村霸，是不是与邓小平的乱平反有关？

对比之下，有个老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死了，对他的死，我是遗憾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了邓庆福之后，有人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现在是贫农，解放前当过土匪，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盗亦有道”，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绑过村里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欢他。我们在运动中不搞土匪，没有这个任务。再说他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再当土匪， 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积极。但是，社员反映了，我就要应着。我说，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队员小周去找他谈。结果他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又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是自杀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难。人不死，怎么对待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都觉得我过分了。我没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责任，我为这事检讨过。我要将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才好，后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国家工作，让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终归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清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还是烂掉了。58 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贪污，欺压社员。四清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很清廉，工作队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说，生产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 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让我卷入高层漩涡

四清运动要发动群众起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发动群众，对贪污的干部的斗争，也不是搞喷气式什么的，叫走资派站在那里就行了。可是，当时王光美已经发明的“桃源经验”，是搞秘密串联，搞“小台湾”，神秘兮兮。而且斗争走资派搞喷气式，很残酷。刘少奇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刘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学“桃园经验”。群众和那些走资派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群众也掰不开面子，所以就抵制。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刘仁看到下面的群众一时间不起来，都抵制那个搞法，就认为是下面干部搞四清不积极。他发了个讲话，说你们不搞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下去后，我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还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讲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批评说那样对待群众是老爷作风。群众不觉悟，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要训斥、要撤走工作队。当时后楼主办的内部刊物《情况反映》是给中央领导看的，经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况。研究室的领导之一陈麒章当时是负责这个刊物的。他们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沟通，报告报告。所以，我离开后楼研究室之后，还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出来了，因为是私人通信，也写得就比较激烈。那位同志觉得内容不错，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样的通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很难说是完全的私人性质。陈麒章看后认为我对刘仁讲话的批评意见是有点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登出来了，还从办公厅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刘仁的讲话，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主席向来很反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见，把我的意见批给彭真看，好像还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不该那样讲话，让彭真去处理。这之后刘仁就检讨了，还生病了，不过很快就治好了。我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点过火，主席又过问了，彭真就很紧张，意见也很大。这下北京市的领导就反感我、攻击我，说我吹毛求疵，说我以势压人，弄得主席 196 批评刘仁了。彭真先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刘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线的，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就等于是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而且彭真这个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北京市对我有意见了，彭真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说实话，我这个信也的确是给他造成了困难。不过，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彭真更怕跟我们起矛盾，因为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们：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你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你是《红旗》的人，这影响很多人，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

我跟陈伯达解释：“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讲得随便，有点上纲上线，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登出了，有些话就是过分了。请彭真给刘仁打个招呼。我说他是老爷，他也不会超过王光美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老爷呢？我们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陈伯达说，你别这样写了，赶紧到彭真那里去检讨，认个错。由于我的文章里面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比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关锋一起去。

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检讨，彭真也找我们了。彭真看了我写的情况简报，怕我再直接给主席写信，找他麻烦，就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他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会（要关锋也去是因为我那个信也提到关锋了）。那天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听了四个小时，冻了四个小时，底下的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听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个请留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要不去问题就大了。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从头衔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有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就像现在很豪华的装修，比现在的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木桌。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有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是很气派的，但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没有见过。在团校、在中央办公厅我都没有见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是两重天，暖气不暖，常在屋里呆要穿棉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林彪的家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彭真是个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知道主席重视这事，就在向陈伯达做过交涉之后，又亲自和我们交涉。他实际是希望我们别再告他，想与我们缓和关系。我们去了他那里之后，他不但不批评我们，好像还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不是，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主动提起我评李秀成的文章，当然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作为铺垫。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我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彭真说他支持陈玉成，反对李秀成，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陈伯达说彭真是副书记。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和主席一样支持我，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起来了。乘此机会，我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来之前，邓力群也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过彭真要见我们。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主席批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要提陈伯达撇清楚）。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参加北京的会议。但是，他又说，刘仁这个人呢，讲话就是怪，喜欢讲反话，我体会，他那个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说，下面再不积极的话，他就不管了，这是激发他们积极起来。他说不管了，意思还是要管。你们就当成他的真话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反对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我跟关锋讲，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席批评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这些话，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细的饭，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是通吃、同住、同劳动吗？】，都在社员家吃饭，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在这里大吃了一吨。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不错，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都是天差地别。

走的时候彭真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这一点我不反感，因为当时彭真党内很有威望，中央会上常是他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也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来了就说我的文章好，我批评刘仁的事也不在乎，态度和蔼，又请吃，又唠家常，还问寒问暖，问我看什么书，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我能不感觉他是自己同志吗？我那时 30 多岁，也没有经过复杂的事，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比较简单，不知道有那么多矛盾，就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首长。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首长关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为毛主席挺重视我。

我回来以后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回来一想，觉得是我们自己对事情没弄得很清楚，就批评起来了，是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点，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吨饭，也该说声感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写过信。

文革后彭真隔离审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给康老了，那里面就有我的这封信，那时候彭真好像是反党集团一样，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要怀疑、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陈伯达、江青都看了。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有点怀疑，问我：“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还好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说人家。”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老这么一解释，这封信就不算事了。陈伯达说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后，开始是陈伯达整我，后来是总理、康老、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陈伯达的遗稿才知道，把我抓起来，他们都赞成，就是康老说了“要谨慎，戚本禹在群众中有影响，这个事情……恐怕要请示主席”。康老那时病了几天，不知道其实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之后，为了撇清，就又说我早就投靠彭真了，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说可见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总理 315 讲话也说【具体内容？来源】，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做最后的声辩：写信是 1964 年的事，当时彭真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位置仅次于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叫他副书记，可见他是实实在在的中央领导，他请我吃饭，我就写了那个信表示一下感谢，算不算罪状？怎么是投靠？那时候总理还三天两头跟彭真一起开会哩，难道总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我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

17.4 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归宋庄公社管辖，宋庄的四清由上面统一管，上面经常让我们汇报，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很复杂，我们得派一个专人来应付。正好《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说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什么繁琐哲学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拿材料，比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他们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我就交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清样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跟你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他说，毛主席正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是文牍现象，但是提到了哲学高度讲这个问题。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抓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要解决，毛主席就说他是繁琐哲学。而我讲繁琐哲学是讲具体方法问题，跟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所以用了繁琐哲学的题目。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以为一定是听到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批繁琐哲学。他说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有时候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中央还没有公开，不要去赶这个热闹。他以为我是要乘机出风头。其实，我研究理论写文章真没有想投什么机，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后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也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人布置任务，也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再后来到文革中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是任务了，因为毛主席说要搞大批判，要研究历史写批判文章，但也没有给我规定题目。我跟邓力群说，我批判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相信我，说那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来，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他不愿意我反对刘少奇），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不好。这是中央上层的东西，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 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把文章撤了。因为这么一个情节，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传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还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注释 23 条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是一个说法问题，一个工作，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我和关锋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工作队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内腐败问题，要让农民多分粮食，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四清回来才看到“桃园经验”，当时还觉得不错。为什么主席后来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那时候仅仅知道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在这个封锁哲学的问题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说刘少奇不让主席开会，讲话，主席与刘少奇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注释刘少奇邓小平不让毛主席开会、讲话，给一般读者一些历史背景】

【关于批判繁琐哲学，我综合所有材料后，得到关于此事的以上表述，原来材料中有很多小冲突，我都抹平了，当然也许没有平。原来的材料有个说法与现在这个整理矛盾比较大，无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后来稿子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一趟。我去后康生说：‘这个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烦琐哲学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你这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别人就会以为要批判刘少奇了。’” — —根据后来的材料，我推测这该是戚老从邓力群嘴里得到的说法。如果是康老直接打电话给戚老，那以上关于邓力群的那些说法就要再调整了】


第二部分

亲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理中）

引用

引用第4楼卡拉于05-29-2016 10:09发表的  :

我认为戚文很有历史价值。 首先他本人是历史学家，再者，他写的东西他都是亲身经历的，学术上说，属于第一手资料。再说，他说的事都具有细节，所以真实感很强。

我同意卡总说的戚文"很有历史价值"的说法，毕竟做为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戚补充了那段历史中一般人不知道的某些细节。

不过，戚在文革中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文革，对毛的态度。这种态度和认识与更广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欺压甚至失去生命的那些人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看待文革，还是应该跳出个人的政治经历、国家的历史过程、政党利益的框框，从人性的善恶变化、人性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角度看问题，十年文革是不是浩劫？结论不难得出。

实际上，你说的也不完全对。戚本人也是文革的牺牲品，文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牢里。他不计个人恩怨，对毛死忠。尤其是受到江青的怀疑而受到迫害，难得他还能很客观地评论江青。

历史一般都是胜利者写出。戚作为失败者，他的文字也就特别富有价值。

从戚的回忆录中，写出 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李锐。他反毛可以，每个人都有他的观点。让我瞧不起的是 他却总是以毛的秘书自居，其实他根本算不上。戚文在庐山会议一节对李锐有精彩的描述（第11章第2，3节）。让我更瞧不起他。我相信戚不会说假话。

引用

引用第23楼鐡手于05-29-2016 14:32发表的  :


我同意卡总说的戚文"很有历史价值"的说法，毕竟做为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戚补充了那段历史中一般人不知道的某些细节。

不过，戚在文革中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文革，对毛的态度。这种态度和认识与更广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欺压甚至失去生命的那些人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

专门去找了有关李锐的章节看，很吃惊，和原来了解的判若两人。我同学还专门为他写过文字，当时看了挺景仰的。戚本禹是个没有话语权的人，这本回忆录应该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因为连迫害过他的江青，他也能客观地评价，所以，他的话更有可信度。正史野史对比着看看，人会变聪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