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西医之争里,有人抬出孙中山的案例。我想这位网友并不了解历史,孙中山本人就是给西医误诊,把胆管腺癌诊断成肝癌死的。孙中山在生病状况恶化时有看过中医。他坚持不用中药,实在有政治目的在里面。提倡西医打倒中医,想象一下,这在100年前民国刚成立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认为这样才能把国内一些旧有的势力打倒,铲除掉。同样的案例送命的还有梁启超。我很尊敬这两位伟人,很好~~~~为了理想,可以连命都搭上。
QVEGd"WvvO 不过呢,到今时今日,不明就里的人要以他们为榜样,要我们只信西医不要中医,我就不得不呵呵呵的笑,你不要命不要紧,不要搭上我们啊?对不对?
|-vc/t2k>T 转载一下以下孙中山的病案。还有梁启超的。其实在凤凰卫视关于中医的一个兴衰电视节目里,都有提到孙中山的病例,梁启超给误诊之后他私下跟家人的谈话,我都曾在书上看到,不好意思,现在有实在太多事,就不一一找出来了。有兴趣的以后自己留意一下就好。
~r%
>x Fqr}zR) 转载部分:
uIeD.I'@{5 http://forum.yidaba.com/thread-2175004-1-1.html孙中山死因之谜:弥留之际低呼“救中国”
ItLP&S= 车上的贵宾是孙中山,他是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赴京的。他的病情正在恶化之中。当时并未查明他患的是癌症。而在半年之前,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宣布,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经病逝。当时北京方面对孙中山患病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时任北京警备司令的鹿钟麟,奉冯玉祥的命令,去接孙中山入京。鹿钟麟先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中山在那里下车,以免发生意外。鹿钟麟回忆孙中山躺在车中,面容憔悴,病得很重。但是孙中山不同意提前下车。持续加重的肝部疼痛,使孙中山面色蜡黄。凛冽寒风中,孙中山执意步行下车,向欢迎的人群致意。随后,乘车来到了北京饭店。
6xfG`7Az A08b=S 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表达了他的愿望:“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孙中山为什么会抱病来到北京?他从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到北方军阀盘踞的北京来,是要做什么呢?这还得从冯玉祥“北京政变”说起。 1924年10月22日的晚间,北京城在沉睡。距北京312公里的山海关外,曹锟直系军队和东北张作霖奉军,猛烈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战场离首都很遥远,没有人预料到北京城里,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整个战局的事变。第二天凌晨,从睡梦中醒来的北京市民惊奇地发现,满城尽是国民军士兵,大总统曹锟已经被囚禁在延庆楼。3天以后,《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次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发动这场政变的是这位高大魁梧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冯玉祥。他把自己的举动称为“首都革命”。回师北京前,他是北京政府的左翼作战军第三军司令,受吴佩孚将军的指挥,任务是进驻古北口。当部队走到半途,冯玉祥乘后方空虚,挥师入京,成功占领了北京城。冯玉祥掌握北京政局以后,采取了两个重大行动。一是于11月1日,成立了以黄郛任国务总理,王正廷等人任各部部长的摄政内阁。二是在11月5日这天,从故宫中将满清皇室赶出宫门,并宣布废止“清室优待条例。”而在这两个行动之前,冯玉祥即向孙中山发出了北上北京,共商全国统一大计的邀请。
bi=IIVlH j)A$%xUo 此时的孙中山,正在赣南进行“北伐”。而广州由于“商团叛乱”,革命的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前景似乎意外的黯淡。这时接到冯玉祥的邀请,当然是个意外的好消息。10月27日,孙中山就发出两封电报,表示有意北上。10月30日,他迅即返回广州,11月1日,他正式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到11月4日,他就把北上的意图完全公开了。孙中山回到广州以后,“商团叛乱”被平息下来,广州的局势开始恢复。而在北京,冯玉祥政变成功的当天,王正廷代表摄政内阁,赴东交民巷拜会美国驻北京代理大使,通知他将邀请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召开一次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圆桌会议,新一届的中国政府,也将在此基础上产生。孙中山接到邀请后,力主北上。但他的主张,却遭到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心,国民党内部才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孙中山认为,北上是于中国大局有利的事情,个人的成败,可不予计较。为此,他曾与蒋介石等人恳谈,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讲。他重申:三民主义是解决国家问题的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一个最高的目标。现时的最低纲领必须包括: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孙中山还同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建设。然而,就在孙中山发表演讲的同一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和卢永祥等人,在天津聚首并拟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在华中的吴佩孚直系主要军事指挥官,也发表联合通电,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政府执政。孙中山还没有出发,北京的形势已急转直下。冯玉祥本是想等孙中山来北京主持大局的,但段祺瑞与直系联合,又取得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冯玉祥的意见也就不占主导了。
{Kdr-aC e/S^Rx4W 北京的局势,在孙中山未能及时参与的情势下,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然而孙中山还是坚持北上,11月12日,是孙中山58岁的生日。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动身,广州的各团体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孙中山向两万多游行群众讲话。第二天,在他启行离开之前,各机关学校都停止办公和上课,来向他送别。孙中山和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向在码头上的军政官员告别。孙中山这一走,等于是永远告别了广州。他不知道,他只剩下4个月生命了。在他身后,都留下了什么呢?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已经开始强化的党以及一批献身于实现他理想的老同志和新人。孙中山留下的是一个既没有控制军权,也没有控制财权的政府,不过基础还是打下来了。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始组建。一个正在营业的中央银行,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都建立了起来。关键是,联俄联共的政策,已经见到明显的效果。
A]x'!qa@= s"jNS1B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他在上海度过了繁忙的4天。孙中山在上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明北方的局势。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之下,去天津和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谈判。11月19日,江苏都督齐燮元在南京与一批直系督军发布第二次通电,要求段祺瑞出任政府执政。第二天,段祺瑞正式宣布,他将至北京就任,以便组织起一个临时政府。并将于一个月之内,召开一次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由善后会议再产生国民会议。善后会议和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有什么不同呢?段祺瑞所宣布的政见,尤其召开善后会议的举措,对孙中山是一个打击。因为他先在北京开这么一个会,形式上与孙中山倡议的国民会议相同,内容也没什么区别。那孙中山来北京再开一个类似的会,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冯玉祥要说,段祺瑞是以善后会议来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相对抗,使得孙中山即使来到北京,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但是孙中山仍然坚持北上,他在上海以激烈的言词告诉记者:他北方之行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并要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这一对罪恶的双胞胎,废除不平等条约。
>n!,KUu] 85fv] )\y 11月22日,孙中山取道日本去天津。这是他在船上同宋子文、戴季陶、李烈钧等人的合影。他在船上发表谈话说:他到北京去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以便召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民会议。11月24日至30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度过了6天时间。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演说,以进一步宣传他的主张。在一次为学生听众举行的集会上,孙中山描述了关于新的国民会议的计划。他鼓励听众们,为了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必须用电报的形式,向政府发出连珠炮似的痛责。这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在离开日本去天津时的留影。著名美国学者韦慕庭,描写孙中山此时的情景说:“孙中山精神饱满,这是他的聪明才智,在生命火花开始明灭闪烁之前,最后一次强大的迸发。”
+0&SXhy%y Wu:@+~J.h 孙中山为什么来日本?因为他想在进入北京之前,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并希望说服日本朝野,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是对日本有利的。但日本政府显然很冷淡,并没有邀请他到东京去。相反,段祺瑞的代表却受到了日本首相和外相的接见。这样的规格,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未来可能的总统的接待,是不相符合的。孙中山很明显想寻求日本官方的支持,但是他失败了。天津张园,孙中山进北京之前住过的地方。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他终于到了北方,但他立刻就病倒了。孙中山所得的病,是一种只会日趋恶化的不治之症。但他并不知道,他仍然一如往常的接见各方代表,发表谈话。但这次不同往常,病魔来势凶猛,他感觉再也难以支持了。实际上孙中山到天津当天就感到了肝部疼痛。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到天津后,在寒冷气候中脱下帽子与欢迎的人见面,导致发冷发热,引起肝部疼痛。而另一种说法,是说孙中山在与张作霖会面时,罹患感冒引起的。持这种说法的是张学良。
4I %/}+Q ;`p!/9il 1993年,92岁的张学良以肯定的语气,告诉采访他的台湾学者郭冠英和周玉蔻说:孙中山的病,是在与他父亲张作霖见面时,受冻受冷而引发的。孙中山抵达天津美昌码头时,的确是在寒冷的天气中,脱帽向欢迎者致意。如此,则因受风引发病症,就是确实的了。只不过,这时谁也没想到,他的病会那么严重。开始为他看病的德国医生只以为是重感冒,致使病给拖了,但更重要的,还是险恶的政治环境一直压迫他的身体神经,导致他最后难以支持,这才是引发他肝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孙中山在天津就开始卧病在床了,就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政治问题仍一如既往的缠绕着他。他和张作霖进行过几次讨论,也接待了冯玉祥和段祺瑞的代表,孙中山是应他们的邀请北上的。他满心希望能够通过政治协商而把国家统一起来。可是北方的军阀们,正在深刻的互相猜忌怀疑。
Qx{[#[Da ICbT{Mla 12月19日,病卧在床的孙中山,仍然指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人,充任国民会议计划的宣传者。但是,在此以后不久,段祺瑞就宣布了由北京政府邀请的军事领袖、政治家和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善后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段祺瑞这份名单,包括了孙中山和六七十位国民党的知名人物,但也包括了像陈炯明、叶举、洪兆麟、林虎和邓本殷等人。这些人都是孙中山在广东军事方面的对手,参加会议最多的,仍然是军人和政客。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已愈加渺茫。孙中山到达天津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各国外交使团向新就任的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提出,如果北京临时政府承认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现存条约的合法性,各国将对新的临时政府予以承认和支持。段祺瑞同意了这个交换的条件,当这个消息被公布的时候,孙中山情绪异常激动,这无疑更加重了他日益严重的病情。据有关文献记载,孙中山在听到段祺瑞与各国外交使团做这个交易的时候,气得是“暴跳如雷”,他并“声色俱厉”的痛斥,但他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重病人,这样只有更加重他的病情。在天津的医疗条件也不是很好,当时在天津为他看病的,是一位叫施密特的德国大夫,此外还有一位日本大夫。但孙中山的病愈来愈重,因此决定把他转到北京来。
aM2[<m} <Oyxzs
北京是孙中山此行的目的地,他来了,但他却是以一个病人的身份来的。在北京饭店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此时孙中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请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为他治病;第二,治疗的费用完全自理,不花政府一分钱。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很快来到北京饭店,与从天津过来的德国大夫施密特会同诊治,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肝病。
v8PH(d2{@ +xGz~~iNh 到1月5号,又请了美国大夫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再加上协和医院自己的医生,还有俄国医生一共7个人会诊,克礼为主任。开始想要施行手术,但孙中山不同意,他只允许克礼以内科的方法治疗。他这样做一可能是考虑政治的局势还需要他做努力,二可能觉得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医生们也认为病虽严重,但不是绝症,只要安心静养,避免操劳,康复是有希望的。因此也表示尊重他的意见。1月5日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在起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孙中山的病情似乎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月左右,至1月中旬,又突起风云。在孙中山的病情转为危急之前,他仍然尝试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
>R&=mo~ E]opA$JQ 1月17日,孙中山口授了一个致段祺瑞的复电。他在无可奈何之下,想对善后会议做一点修正。但他的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段祺瑞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大概是孙中山在政治上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也失败了。但是这个时候显示了一种迹象,即从孙中山北上以来,他的声望不断的上升。尤其从他进入北京开始,他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平、结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他要“挽救中国,”这是埋藏在中国人心中很强烈的呼声。 半个月过去了,孙中山的病情仍然未见好转。体温忽升忽降,脉搏也快慢失常。
Adyv>T9 cbHb!Lbg 1月21日,孙中山的病情开始恶化。23日,德国克礼医生忽然观察到,孙中山的眼球内出现黄晕,这是肝脏疾病转危的先兆,必须马上施行手术。德国和美国的医生共同商定手术的方案,但却感到难以遽然施行,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孙中山有约在先,采取内科方法治疗,手术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第二是考虑到他身体承受的情况,孙中山自北上以来,一路操劳,患病后由于仍有政治活动,探访的人一直未断,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决定暂时还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疗法,继续注射治疗。负责给孙中山注射治疗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法国医生。孙中山此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无法吃东西,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孙中山病情恶化的这段时间,一位来自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中国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孙中山先生。
B%~D`[~? uoX] #<1J 31年后的10月28日,这位名叫何芬的护士在《工人日报》上回忆:“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孙中山病重以来,就一直有人劝他请中医来看病。
Tw)"#Y!T ~-dL #; 1月24日,有人推荐著名中医葛廉夫给孙中山治病。《孙中山全集》第11册,收录了孙中山与葛廉夫的谈话。孙中山问葛廉夫:“我的病还有救吗?” 葛廉夫回答:“要戒之在怒,不要过于劳累。”孙中山问:“如果这些我都做不到,该怎么办?”葛廉夫回答:“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孙中山说:“ 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葛廉夫曰:“可,”随即拟出药方一付。葛开的药方有去姜、桂枝,改用安南(即越南)肉桂、麻仁、改用炒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等等。孙中山问他:“你这个方子那么多药,哪种药为主啊?”葛答:“知柏枣仁是滋水养肝的,用肉桂是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熄灭你的内火,让精灵之气得应时令,占主导。服了这付药,你的烦恼心悸不眠等症状,都可以消除了。孙中山说:“我平生的习惯,是不吃中药的。可以把你的药方拿给西医,让他们学习你的方法,将你的药方改为西药吗?”葛廉夫回答:“我不知道西医西药是不是能代替中药?”说完即告辞而去。葛廉夫到底是什么人?他对孙中山病情的诊断,与西医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