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青：善与时间捉迷藏

善与时间捉迷藏

朱小棣

那些被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放置到关键位置，从而可以看清一切的人无疑是幸运的，同时也就有了某种历史的责任，要将其看到的、听到的全都侧记下来，对历史有所交代。
  ■杨桂青
  光阴可以慢下来吗？
  当“一卷在握，便能宁静致远”的时候，当边边角角的材料、漫不经心的话语，能让人读出“心态用意、人物嘴脸、高风亮节以及世态人情”的时候，光阴似乎真的慢了下来。就像《地老天荒读书闲》封面上说的：“读好书，光阴慢。”
  朱小棣先生的《地老天荒读书闲》，和时间捉了一次迷藏。里面主要写人，尤其是现代和当代的文化人。朱小棣看人，我们则在看他“看人”，这情形用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断章》来形容极恰：“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有心者细细把玩，会从这种“看”与“被看”中勘破多少历史迷雾和人生感慨。
  让时间做最后的审判
  历史总是青睐名人，青史留名者，都成了后人回望的山峰。
  但时间总在和人开玩笑，又特别爱和名家捉迷藏。朱小棣先生悟道：“能否把握历史赋予的契机，适时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进一步超越功成名就的自我，是对进入古稀之年所有名家的无言挑战。”
  “凡·高活了三十七岁，画了十年画，留下许多作品。陆志庠活了八十多岁，画了近七十年画，留下多少作品呢？”“世上最多只有十幅陆志庠的原作了。”这是画家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儿》中对陆志庠艺术人生的叹惋。黄永玉写到另一位比他老的“老头儿”丁井文时则这样说，丁井文虽然画得一手好麻雀，却从不自吹，“处理‘党务’时，是位出名严正认事不认人的人”。“如果年岁可以捐献的话，老丁！拿我的年岁去吧！他活得比我有价值，我高山仰止！”黄永玉这番话，带着调侃，带着佩服。
  于光远与时间的故事，则另有一种味道。女作家韦君宜生前最后一篇散文是《杂家于光远》，文中说：“老熟人于光远最近好像挺出风头，一会儿给这个报题字，一会儿给那个刊物取名，有人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人说他是经济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科学家。他到底是什么家啊？”1993年得了癌症之后，于光远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作散文，打电话给韦君宜时竟“不无得意”地说：“哈哈，看我算不算个文坛新秀？”
  在这样的故事里，不知道是人在雕刻时光，还是时光在雕刻人。或乐观，或悲观，人总要到时间的尽头，听候最后的审判。
  游荡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人生活在时间里，无法更改一丝一毫的刻度。
  朱小棣为现代女作家萧红写下一篇《萧萧红叶，满山遍红》，其中提到了鲁迅先生和萧红的相遇。文中说，年长萧红31岁的鲁迅先生，无疑让她有一种找到父爱的感觉。两人见面前的通信过程中，就因为鲁迅先生使用了“女士”这一称呼而遭致她“直率地、孩子气地‘抗议’”。《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中收入了鲁迅先生写给萧军、萧红的回信，信中对称呼问题是这样说的：“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指萧红，曾用笔名“悄吟”——作者注）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这封信用“俪安”结尾，鲁迅先生还在旁边注道：“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当萧红终于和鲁迅先生见面时，没想到“年仅五十三岁的鲁迅先生会是如此的衰弱和苍老。”她竟又给鲁迅先生写信，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倒是鲁迅先生反过来安慰她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接下来，鲁迅先生讲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古国做人的艰难。
  鲁迅先生逝世时，萧红身在日本而不能扶棺，朱小棣说：“这是萧红心头的痛中之痛。”永生的痛苦似乎使时间延长了。
  湖南省博物馆陈列的一个长沙窑唐代青釉褐采诗文瓷壶上有这样一首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与（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诗可以写忘年之交，也可以写忘年之恋。其中那种因为时间而造成的遗憾，让人惋惜，更觉世道沧桑。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以另一种方式感受着时间带给她的无奈。朱小棣在《长恨当歌，旧时安忆》中说，这位昔日上海滩“三小姐”，“分明恰恰需要等到徐娘半老之后，才如那文火炖熟的猪肉，开始浓香扑鼻，令人垂涎三尺……浑身上下渗透着十足女人味的她，此时就等待着适时出现的、小她几十岁的年轻男人来品尝了”。在朱小棣眼里，《长恨歌》中的上海不是过去的，反倒是未来的。他说：“有没有这样的未来，或者说这样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则取决于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态度。可以扼杀它，也可以放弃它，这都很容易做到，一如书中的两位男人最后的所为。而想要得到它，则不是很容易。追求得太过热烈，反而会被拒绝；到手了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不是那种理想中苦苦追求的王琦瑶。嗨，追求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原来竟是那样的难。”
  在他笔下，时间总是这样游荡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泛起沉落于历史深处的碎屑
  一个人的时间，总是融合在历史长河之中。
  朱小棣笔下一个一个形象，特别是文人形象，串起的不仅是某个人的命运，也有时运、国运和历史变迁。书中借用袁鹰《风云侧记》中的一段话说：“老来回首，才发现水流花谢，积淀下的岂止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几十年风云激荡中的社会变迁、民族命运，其中是非荣辱、明晦恩仇，反复思量，一言难尽。”
  朱小棣在《上哪儿再找比我老的老头》中写“大见识、大手笔、博闻风雅，慷慨大方”的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那么多国宝都献给了国家，却“月入八十元与潘素夫人相依为命”。朱小棣提到，“张伯驹临终半个月前，孤寂一人来至北京西郊的莫斯科餐厅，点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及果酱黄油。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带回去与夫人共食。”“情深若是，发人哀思。”
  这样一位张伯驹，却为别人一句话而饮恨至死。朱小棣在写梨园旧事的《闲读拾偶（二）》中写道：“张伯驹除热爱古玩绘画以外还是著名票友，热捧余叔岩，可是在五七年‘反右’时被不幸打成右派，而令他最为耿耿于怀的还不是这政治上的打击，却是在批判会上谭富英在发言中指称他向以名票自居，其实嗓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一般。”“慷慨大方”的张伯驹，竟因被人指为嗓音小而耿耿于怀。敢有大爱，亦存小恨，寥寥数笔，勾出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文人形象。
  在《地老天荒读书闲》中，像写张伯驹一样，朱小棣写文人主要是写“既让人感慨往日之不可追，也让人更加贴近历史人物，看到那些不常为人所见的方方面面”。
  借吴祖光之口，朱小棣写出了书画大师齐白石不常为人所知的“高人怪癖”。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有一次在家请客，客人包括梅兰芳、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于伶、陈白尘、黄苗子、郁风和前辈书画家齐白石。据吴祖光回忆，齐老“看见凤霞之后便目不转睛地被吸引住了，坐在一张大沙发里看着”，陪他来的看护“在旁边推了他一下说：‘不要老看着人家，不好。’齐老生气了，说：‘她生得好看，我就要看！’”后来，齐白石认新凤霞为干女儿，不仅热心教画，还常用身上挂着的钥匙打开常年紧锁的大柜，要她吃里面的点心、随意取用里面的大捆钞票。吴文里记载，“凤霞看见点心已经发霉生毛仍吃下一些，钞票从来不拿。”后面还写了吴祖光带陈毅去看齐白石，陈毅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白石当场画了三尺螃蟹，吴祖光按规矩代陈毅付了30元，齐白石悉数收下，毫无谦让。陈毅出门后操着川音说：“还要给钱的啊？”
  在《女人的一半是智慧》中，朱小棣赞赏女作家九丹的洞察力，说“她准确把握住了王小波作为普通人的那种渴望被社会承认接纳和称颂的心态。并用作曲家布鲁克纳的例子证明，这种卑微的态度又恰恰是大师们所常有的，而我们当今社会的所谓知识精英们，却从不会这样卑微自谦，或曰有自知之明”。
  这就是时间的妙处，当时间之河不断向前流去的时候，总有一些沉落在历史深处的碎屑被扬长而去的水波从幽暗的河底泛起来，显露在水面上，慢慢地“浮游”。人们借着这些碎屑，看到了那些历史名人头顶光环之下鲜为人知的故事，重新认识了别人，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枕藉历史的温馨和吊诡
  朱小棣一边读书，一边在历史人物的时间里游走，巧得很，竟然“他乡”遇故知。时间的背影里，蕴藏着历史的温馨。
  写到不久前仙逝的翻译大家杨宪益，他想起杨宪益在南京的小妹杨苡（原名杨静如）。杨苡是朱小棣的恩师，他在上大学期间和毕业后的近十年里，直到出国，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去她家一次，差不多每回都要被她提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哥哥杨宪益，一个是她的老友巴金。杨宪益与朱小棣的父亲同庚，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南京算是共过事。
  看到《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他又自然而然地想起外祖父和外祖母来，因为他们各自的家里都是清末民初金陵城内有名的缎商，“当年顶有名气的几家绸缎业商号是魏广兴、于启泰、杨义隆，还有一个张茂丰。杨家的大闺女嫁给了于家，张茂丰铺子里的三小姐嫁给了杨义隆商行里的三公子（也就是我的外婆外公），而魏家的一位小姐则嫁给了我外婆的弟弟。几家中只有魏家有人当过翰林，在朝中为官，算是红顶商人。这些缎商的经济地位有点类似《红楼梦》当年的江宁织造府，并且由于通婚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柳鸣九所著的《“翰林院”内外》，不仅让朱小棣读出对钱钟书先生的独到评价，也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身影。“忽然发现作者的太太竟是我多年来相识的朱虹老师。老太太在波士顿某大学执教中文怕有一二十年了，数年前她退休以后我还在哈佛校园外的大街上邂逅寒暄过几分钟。”
  这样温暖的纸上“邂逅”，在历史的褶皱中随时会与人不期而遇。在时间的皱纹里，蕴藏着人世的温馨。往事再现，时光似乎回转。
  但时间的背影里，也永远隐藏着历史的吊诡。时间，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玩具，这在春树的故事里露出了马脚。朱小棣在《是青春在召唤，还是在召唤青春》中分析了“北京娃娃”春树等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的出名秘诀。从“棉棉写《糖》时已近而立之年，可是春树写《北京娃娃》时还不满十八”这样一句别人的话里，朱小棣看出，“原来这根本就是媒体和出版业在召唤青春，徐娘半老似乎已经不够卖座了，十八佳人才是招财进宝的不二法门”。在名利场上，青春这一最美妙的“时间”，成了换取金钱的商品。当自己的成长时间被“出卖”了，历史在和这个人开着什么玩笑呢？
  这样的问题有答案吗？
  朱小棣在书中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们：“选取好观察的位置往往是得出正确结论的重要基石和保障，可惜这样的位置向来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于是那些被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放置到关键位置，从而可以看清一切的人无疑是幸运的，同时也就有了某种历史的责任，要将其看到的、听到的全都侧记下来，对历史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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