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马先生：
您好!
非常抱歉，复信迟了（大札并赠书是 4 月中旬收到的），我原想在时间充裕时与先生从容作一笔谈，但困于杂务拖累一直不得便当，只好先写一短信谢罪，况且话是不会说完的，或可留待日后慢慢叙说?
感谢您送给我精美诗集，并写来热诚的信。感谢您荐举拙作给台湾同胞（您选的那些篇目我亦觉称心）。您说已将那些诗稿收编在“朦胧诗”部分了，我想，这也并无妨碍。总之，非常感谢！此书出版后深望寄我一册。
大著《路》我已偷闲早为阅读。这期间我又读了香港诗人犁青先生在 1987 年第12期《诗刊》发表的资料性文章《回归传统的台湾现代诗》。这里，海拔甚高，地也僻远，能够读到的台湾诗作还很少，台湾诗评家写的诗论则几乎还未见到过。此之前我仅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台湾诗选》(第二册。其中收有尊作二首）及友谊出版公司版的二三台湾诗人的个人选集，就出版的品种或数量说，台湾诗作在大陆的出版介绍自然远不及台湾情爱小说。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情感上对台湾诗作并无隔膜，并不像若干年前尚未接触到这些作品时对之所曾设想的那般神秘或陌生感。于今不无感慨：原来这一切还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啊!共同秉承的文化心理积淀且先不论优劣好坏，原来也是如此源远流长，不因关河阻隔、海峡分割而切断此种神韵的暗合，无论阔别多久，一举手、一投足就认得出来是“中国模式”。这种文化的凝聚力有多么强烈。这种感觉在我阅读您的“超短诗”（作品集《路》第一辑：《春》)时尤感明显。您的这些显示着人性与智性玩味的人生小品一下子使我联想到少年时期翻阅过的丰子恺《人生漫画》集里的写意之作，时代相去虽远，艺术品属虽不相类，然而我仍在两者之间见出中国文人超然的性灵流动，其睿智、豁达与冷凝之资质需以时细细咀嚼方得其隽永意蕴。这在二者无有不同。
就我个人气质（与人生经历）而言，我更推崇您收录在其他各辑的某些更贴近社会现实的作品，如《皱纹》、《床边故事》、《芝加哥之冬》、《广岛四十年》、《印章》诸篇，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及情感容量，流露其间的人道精神与对生命意志的崇尚都给我留下了完美印象：做人本当如此。而您的在我看来尤感亲切的《黄河》、《游牧民族》亦足令人情动：
什么时候
我们竟成了
无根的游牧民族
在自己肥沃的大地上
痴望着远方的海市蜃楼
思乡
一一摘自《游牧民族》
我乐于接受这样的作品，概源于我一贯乐于向人表白的：我定而无疑地对人生持悲壮之认识。我以为我们在这一点上至少有着某种近似。
您的某些诗章也写得很美丽，在您感于科技工作的“疲累困顿”之后，相信这样的写作真的是为您“提供了歇脚的驿站”。我甚欣赏《梦之图案》：“太阳一下山／潜伏林中的野兽／便推挤着涌向林边／把闪闪发光的眼睛／嵌入枝与叶间的空隙／美丽的／梦之图案／蠢蠢欲／腾空而去”。
我们的艺术趣味或个性也有不尽一致，譬如，我最是一个不善讽喻的人。我习于刚愎自用（固然难以说是美德)。因之，对于您诗集中的某些讽刺诗还不善欣赏，这种缺憾当然应该属于我，而不是您，我也就不妄下雌黄了。
您让我谈谈“读后感”，我就说了上面这些，言之不当处请海涵。
您提到愿意来青海观光，听了极为高兴。我已告知九三学社青海省委有关同志（我已由该社吸收为成员），在学社的安排下我相信会使您的访问更方便，您不会责怪我的多事吧？谨期待着您的来访，但盼提前示我首途日期。常联系。
握手!
昌 耀
1988.5.5
非马先生：
读到8月15日函及近作诗页很高兴。也为未能读到前信而懊丧，一一我的邮件让人感觉兴趣而时有遗失，奈何!
参加《西藏文学》举办的“太阳城诗会”才从拉萨返西宁。此系首次进藏，停日虽不多也算是遂了我平生心愿，颇觉意足。格尔木至拉萨 1200 余公里的青藏路段撼人心魄，尤其让我追怀。当车行昆仑、唐古拉，“屋脊意识”已极为强烈，煞白的冰山，凛然的大气，困顿的行旅，加之沿途时见的、仿佛出于宗教祭仪而铺陈一地的碎玻璃(我怀疑是天涯海客们聚饮抛掷的酒瓶之类），此时即便一声孩子的奶声细语，也会如同一声嚎啕令男儿家动容：能不感受到人生的悲怆！我称此行是一次生理与心理耐受强度的锻炼。是朝圣。圣者即大昆仑、大唐古拉。昆仑山口于黎明通过。抵唐古拉山口适值傍晚，司机曾特意停车让旅客稍作逗留，我也未失时机地从座舱爬出，刚一触地就觉下肢飘飘然已在作着“太空走步”，又觉煤气中毒似的(原就头疼)，有心呕吐。我与少数几个下车旅客勉力朝后走了二三十步，瞻仰路旁一座石碑，方形碑石上镌刻着：“唐古拉山口 海拔5231米”。其侧是一座以藏文镌刻的石碑，幡幢与哈达在风中嘶鸣，气氛森严。这是一个具有威慑力的高度。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高度。也有可能成为“人生极限”。回忆起此次“闯关”，我仍还感觉到那种异常，觉得山体那时是在脚底透射着一束束有魔力的光芒。那时我觉得自己就要晕厥了，但凭直觉又相信苦苦追求者可得超越。自有了这番体验，后来我也似乎就能理解僧人米拉日巴、莲花生等大师何以选择海拔 6714 米的冈底斯山脉主峰冈仁波齐作为苦修处所，他们此前几世纪以至十几个世纪留在那里的洞室至今还有迹可寻。
您是否游过西藏？我的记述或言过其实，但我窃喜唐古拉山神待我到底宽厚，第二次通过他的关隘时几乎是“不知不觉”，再无类似幻视或眩影。
谨期待您返国后在青藏高原实地走走!
赞同大札对授奖所持理解(“奖”是用来奖励年轻人的，对于有自觉与信心的作家并不那么重要)。实则我所不以为然者仅是：为事业设置的“奖”本具意义高尚，否则视作糖人小贩操持的“摇彩”博戏也无不可。我曾引刘叉诗句“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以抒郁悒。惭愧。
所示二首拜读。首章《艺术家的原罪》也许可以看作“用幽默取代讽刺”的尝试？诗以调侃出之，含蓄的寓意适与前引先生言论印证，可见先生“自觉自信”、恬然淡泊之心境，虽然，却又未必不是“含着泪写的”(诚如所言)。我甚感佩。
我不大喜爱讽刺肯定是气质造就，一一不善“解剖”。再者，我独爱正面迎取生活而不习于从旁“敲击”。另一定见是：讽刺佳品最不易得。您或视此为托辞？其实我是推崇幽默。我以为幽默的极致必是人性自嘲。那样的幽默必是一种自如状态，一种美善境界，一种韧的生命力。而况人生古往今来都有如此负重，幽默的选择其实也为智性所必须。不过，人类命运给予我人格的铸造，几已先天地让我成了一个悲观派，估计终究还是不会修炼得更为幽默一些。
您在新竹“海峡两岸文学研讨会”所作引言使我得附骥尾，幸甚。
昌 耀
1988.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