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到《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
为只是对历史事实的一个简单归纳与叙述。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它所隐含的“物极则反”的观念，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既深且巨。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听天由命甚至逆来顺受的种种消极心态(看你能横行到几时！)，怕都多少同它有关。
在台湾，多年来我们看到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社会上功利思想弥漫，色情暴力泛滥，文化被物化、商品化、庸俗化。而我们听到的，却是“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后现代征候”以及诸如此类的辩解。有一年我回台北，亲耳听到一位也在台北的旅美诗人提到有人批评台湾的空气污染严重，连台北西门町下的雨都是黑的．他说：“So What?黑雨又有什么不好?”而另一位台北诗人则说：“我们不都长得白白胖胖的?”虽然也有人知道问题严重，但总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而且个人的能力有限，担心也没用。
最近读到《香港文学》上潘耀明先生写的一篇谈到世纪末的华人文化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我一向敬爱的作家朋友阿城的几句话：“许多人担心，世俗的空间越来越大，终必泛滥成灾，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的想法是，泛滥好啊，烂臭了之后，其他的东西才会收，才会达到生态的平衡，这其中会有自然调整，人为的干预反而适得其反。”我宁可相信熟读历史的阿城说这些话是出于一时的悲愤和对现状的无可奈何，而不是真有一切从头来过的消极念头。由彻底破坏而达到新的生态平衡，将是漫长且代价高昂。也许我们可用近年来一些有心人士对拯救热带雨林的呼吁来作例子。如果我们坐视对雨林的继续滥伐与破坏，则将来达到的，必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生态平衡(死态平衡?)。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同时进行经济及文化的建设，正如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一边发展工业一边防治污染一样。过去许多发展工业的国家(包括日本及台湾在内)，在工业化过程中忽略了适当的环境保护，只一心一意想把经济搞起来再说。结果虽付出了多倍的代价去治理本可预防的环境污染，却无法完全弥补对环境所造成的永久性伤害，这应该是最好的历史教训。最低限度，在把经济搞好的同时，不该让文化去自生自灭去烂掉、去全盘崩溃。重建一个灵性价值观荡然无存的社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事倍功半。
这几年大陆社会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大有全民皆商之势。但一个社会里不可能每个机构都去做生意每个人都去赚钱，总得有一些非牟利的机构，去从事教育及学术研究这类对社会看起来是消费，其实是最佳投资的事业。要这些机构自想办法自找经费来源只会使工作人员不安于位，是短视也是浪费人才的作法。试想一个晚上摆地摊的老师，如何能在白天教导出一批认真学习的学生?从前由于政治的原因造成断层及整代失落的悲剧，今天难道还要为了经济的原因而重复?
最近几年大陆的出版界以自负盈亏为借口，大量出版赚钱的武侠小说及低俗的色情小说，纯文学作品几乎被挤入死巷，不少作家纷纷下海，或借后现代主义之名，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为钱写作。听说有许多图书馆一年没添购过一本新书。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无人问津，书店不是关门就是兼营他业。这样下去，文学将很快成为恐龙。这种以不完整的市场经济去支配文化发展，将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我个人对文学的前途其实并不太悲观。一个人对物质的需求只能到某个程度，超过这个程度，他必会回过头来寻找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属于灵性上的东西，而文学就是这一类东西。但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让年轻人接触并培养一点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使他们将来有所回归有所依傍，我们将会看到另一个失落彷徨的一代。
正如不是所有人都是精英分子，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社会里的文化都是精英文化。但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通俗文化大行其道的美国，我们仍能看到有不少人为他们的理想在那里孜孜默默从事精英的文化工作。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仍是古典音乐而不是流行曲；莎士比亚的戏剧仍经常在各地上演；艺术馆图书馆里仍到处可看到一双双寻美求知的眼神；严肃的作者们仍在那里写卖不掉的十四行诗或实验小说。后现代主义也许真如骄阳当空，却仍有许多人宁愿并坚持站在风雨飘摇的现代。
不久前我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读到一则读者投书，说一个现代公民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他的意见来启迪舆论，并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与行动。在目前的中国，我们可能无法以此来要求每个国民，但对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这也许不算是个太过份的要求吧?
原载: 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1月号, 《合港文学迭刊》1995年 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