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侯卫东博客
外地人对合肥的印象总有一些漫不经心或先入为主。
第一印象往往来自语言交流。合肥方言中,不大分得清j、q、x， z、c、s，n、l，因此给别人提供了嘲弄的口实。经典又老套的说法是“从肥东到肥丝（西），买一只老母资（鸡），到河里死（洗）一死（洗），净是皮。”流传甚广。
看来合肥之“土”，多半是开口惹的祸。当地有庐剧，俗称“小刀四（戏）”，在民间很有市场，老合肥更是如痴如醉，自我评价“真得味”，一副卡拉OK自娱自乐的满足感。
但合肥人对“土的掉渣”的本地保留节目“敝帚自珍”是一码事，对“洋”东西不便怠慢又是一码事。
普通话在合肥流行值得玩味。大抵中国城市市民之间的沟通，有意无意中爱用地方口音并引以为荣，像彰显其财大气粗的粤语，自视甚高的上海话，总透出些指点江山意思的京腔京调……合肥则不然，一口合肥话在当地虽然不至于遭人白眼，但显得不怎么上“档次”——据此，能不能说合肥人天性中就保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合肥不排外，有许多事情可以证明。原因之一，在于今天的大多数合肥人并不“正宗”。这些外籍人多来自江淮流域，带着各自的乡音汇聚成一个移民城市的新口语 ——包括对普通话的追随，对合肥方言的限制，对家乡话的改造。各种口音混为一谈，越想说普通话却越是说得不怎么标准，人称“精（北京）搭肥（合肥）”，有肥有瘦不偏食，这便是独树一帜的“江淮普通话”。
江淮普通话的特点是“江淮有余，普通不足”，在外地人看来还是脱不了一个“地方话”，脱不了一个“土”。这个评价，市民不答应，知识人士更是愤愤不平：回想李中堂（李鸿章）在京那会，江淮话可是官话，谁敢小觑？但这话显然离题太远。
合肥居皖之中，史称庐阳、庐州，近几十年来在安徽算得上是城市新贵。眼下的城市布局，始于半个世纪前，不用说，不是作省会不可能这么发展。这一点，从合肥对街道的命名可以看出些端倪——以长江路、淮河路为参照，安徽的市、县名称在城区一一排定成路名。地图上的合肥，一派气吞江淮的景象。
关起门来，合肥足以在省内称雄；走出去，走的多了，不由你不说天外有天。许多区域性大中城市的这番失落，都来自城际间的频繁交流，不比不知道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一种极端的说法是，从上海到合肥，如果乘航班，感觉就是从繁华都市一脚迈向农村。加速度和交通新媒介为这种比较提供了效能——乘长途汽车不太可能产生这样悬殊的对比，因为拉长的时间和沿途渐变的景物，会消解对上海完整、连续的记忆和对合肥突如其来的印象。
开放的节奏，在给城市带来走出深闺的少女式兴奋同时，也可能在交往之中给城市带来人贫色衰的怨妇式情绪。在今天，开放不再是一种标签，而更像一种力量。一个不得不参与的合作环境，使诸多城市联系成一个开放性的交际系统。每个城市都要凭借实力、特色、气质和品位，进入相互平衡的社交圈。对于国际关系，“落后就要挨打”早成我们的训诫；而对于城际关系，落伍会被人看不起，则是欠发达城市的一块心病。
在目前还不可能成为大都会之际（不是没有想过），合肥其实很顾及自己的面子。机场通向市区的路被修整得笔直，路上杨柳依依有情有调，树影婆娑有声有色。只不过作为省会城市，或作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合肥尚没有来得及为来访者准备林立比肩的高楼大厦——偏偏，这些高楼大厦对急于显示家底的城市来说，显得多么重要！
城市看相不会毫无由来，它的背后，资本和信心竞相邀宠。在市际合作的舞台上，总是笼罩着一句意味深长的潜台词，这就是经济地位决定着不同角色的命运和悲欢。有形的参照，无形的压力，过度的敏感，使城市的失落情绪不像一幢高楼那样来历分明。这份情绪的弥漫，自然会影响一个城市，影响市民和政府的心态和行为。它在城市建设的举手投足间会有怎样焦虑或不安？它怎样在不甘落伍和不太自信的双重心理作用下，去布局一个城市的文章？
“形象工程”一词的出现，是由这一时期的独特语境决定的。在合肥表现为一座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落成的城市立交桥，合肥的公共舆论为它的诞生作了许多铺垫。它是以“华东第一桥”的面目出现的。这个“第一”是指它的规模、跨度还是其它？城市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对此准确的记忆。而当年轰动效应依稀在目，那盛况，与其说它是现代交通建设的设施，不如说它是一尊显示自信的城市雕塑。
当年挥霍激情的庆典，如今凝固成沉默的标志景观；所谓“第一”的提法，被时间冲淡，被爬上桥梁的植物巧妙地遮掩，被重新鼓动的新话题替代。现在桥和合肥的晨昏同在，大桥向城市腹地的俯冲倒也有几分壮观，但这景象仍然有些粗糙、慌乱——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个俯冲地带对人行道的威胁：没有人行天桥，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红绿灯也被一并省略。每每上下班的高峰时节，当巨大的车流和人流在此集聚，会有多少人在琐屑的生活中平生一份隐忧？可见，一座桥的建设，不会完成从城市到都市质的飞跃，更不会加速人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本在情理之中。可谁又能保证一个城市从此会收敛它跃跃一试的冲动？
合肥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一座野心勃勃的城市，它还没有那种和大都市一决雌雄的失态和不自重。近一点看，合肥是在省域政治生活构架中发展起来的内陆新兴城市，它无法像上海那样新出潮流，海派十足，也没法新得像深圳那样少年气盛；远一点看，合肥历史悠久，因为其襟江带淮的自然区位早早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埠都会，但这一份悠久，也无法和近邻南京六朝金粉、金陵王气的底蕴相提并论。
从生活方式显示的文化象征意义上看，合肥并没有市民生活和中产阶级生活的明显界限。同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要说什么不同的话，主要取决于公众对生活的态度：是世俗式的市民态度，还是批判性的文化态度（事实上这两种态度有时也是复合叠加的）？有一句话在市民阶层中非常流行，叫“好大事”，意思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对任何事情满不在乎的表达很有市场，多少显示了这一部分人对流氓无产者行为方式的某种迷恋——自然，他们完全可能对城市的某些失落浑然不觉。换言之，是少数人和少数群体，承受着合肥可能的失落甚至被夸大的失落。
在今天，一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和自信心的建设，都可以演变成城市运作的政府行为。由此引发的结果，会不会使城市的历史、风俗、气质面临被营销或叫卖的可能？而围绕现代化的城市功能的自我完善，会不会变成城市之间相互竞技、叫板的举措？一旦这种思维发展到思想模式，久而久之，它就会以极端地方主义的方式得到更广泛的市民认同；而城市资源就可能在这种认同中被加速功利化甚至庸俗化。
如果问起市民，合肥有哪些去处？十之八九，人们会提起包公祠、曹操点兵的教驽台和李府（李鸿章故居）。所谓“三国故地，包拯故乡”，是合肥旅游策略中常常出手的一张王牌。其“三国故地”的说法，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三国演义》中“张辽大战逍遥津”。古战场早已灰飞烟灭，所幸，合肥没有造出虚假民俗的“三国城”出来，倒使城市少了些贩制古董的折腾。
其实合肥人本身对访古话题没有太多的雅致，大家更热衷茶余饭后的神聊。合肥是一个生活而现实的城市，相比沿海重镇，它有内陆城市的节奏和从容；相比大都会，它有中等城市的许多便利，也保留着富于亲和力的人际关系。
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兴许合肥并不需要包括游客在内的太多流动人口，也并不需要急于把一个城市扩建成大而无当的所谓都市。一个拥有水面、树木、开放公园的中等规模城市，它的任何大手笔规划都值得斟酌和推敲。城市的妙处说到底是一种氛围、一种体味和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招贴和摆设。比如说合肥接受教育的程度，合肥作为园林城市的恬静，完全是城市弥漫出来的气息，如果硬要让它放出孔雀开屏的异彩，就会显露出“为赋新诗”的捉襟见肘。
但竞争的紧迫感和刺激感官的流行时尚似乎正在剥夺合肥追求平和优雅的权利。消费主义的潮流，逼迫城市制造一个个卖点，以带来经济和文化趋同的表面繁荣。追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今天，是政府的口号，也是中等城市向都市看齐的需要。有如此共识，合肥人似乎都已接受经营城市的理念和推理：我们要共同营造美好的投资环境；我们要共同打造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发挥资源的优势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和游客，等等。和许多发展的城市一样，合肥以最大的能量在膨胀，在扩张，在勾勒明天的蓝图。这一进程中，媒体会不失时机地引导公众分享喜悦：合肥“长”高了，合肥变大了，合肥更靓了。
正像一个处于青春成长期的少年，要付出率真天性渐渐消逝的代价、要经历一个时期的苦闷一样，合肥的扩张也许伴随着文化同化的侵蚀。适宜在灯红酒绿间酝酿的财大气粗的梦想，悄悄地在一个又一个城市游荡，带动着一个个不同城市版本的暴富传奇此消彼长——合肥也不可能超凡脱俗。这时，对一个城市特色的坚守，对它气质、风俗、习惯的珍视，成为城市存在价值的理由。合肥仍然值得尊敬，那是因为它在同化的潮流中不时流露出真情和个性，它还没有让真切的生活变成生活方式的修辞。
吃在合肥，酒店的“档次”不比“口味”更重要。朋友聚会的场所，并没有森严的阶层和等级的约定。最壮观、最富农业大省特色和人情味的是吃龙虾，上百张餐桌在夜晚的街头，铺陈开食客如云、人声鼎沸的宏大场面。合肥人吃的龙虾并不是生猛海鲜，而是皖中河塘繁殖的土特产。其吃法生龙活虎，毫无小资作派。
行在合肥，出租车一直是五元起步。它更像这个城市当下的处境，让合肥人享受了一份真切的实惠，也给合肥人带来了一份现实的羞涩。
无论个人还是一个城市，总是会伴随着差距成长；所谓生活，更多的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它。是的，据说至今还有不少外地人表示不清楚合肥所处的省份，有些合肥人深感委屈和义愤——其实，对无知和卖弄的表现犯不着计较，这样说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