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家历史
早在曼尼克思伪造《李鸿章回忆录》之前，伦敦《泰晤士报》的著名记者濮兰德就有过伪造慈禧传记的历史。在他的伪史书中中，慈禧不仅是个女独裁者，还是个堕落的性变态，后来人们所耳熟能详的那些慈禧的丑闻，几乎都是发端于此。
这是一位传奇的记者，在美国的大牢中闭门造车，却成为李鸿章的知音；这是一部疯狂的作品，令美国新闻界蒙羞，却造就了文学史的奇观；在普遍撒谎的年代，一个比真相还要真实的谎言，令自身也成为一页凝重的历史……
1913年，一本洋洋17万字的新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轰动欧美。这便是号称从多达160万字的李鸿章手稿和日记中节选编译而成的《李鸿章回忆录》（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该书的主编曼尼克思（William Francis Mannix）在前言中介绍说，李鸿章并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日记，当他去世后，他的一个侄子多方努力，从汉口、广东、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收集在一起，并存放到李鸿章在广东的旧居中。1911年，经过大清帝国政府的许可和李鸿章后人的同意，由李鸿章的秘书罗伯斯（R. Emmet Roberts）上尉担任翻译，在北京的王某（Drs Wang）和广东的“老秀才”（Hsiu-Tsai the Elder）协助下，曼尼克思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翻译，编纂出版了这套《李鸿章回忆录》。
此书的一些章节，此前已经在纽约的《太阳报》和伦敦的《观察家报》刊登过。美国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对曼尼克思并不熟悉。为了审慎起见，他们将书稿交由科士达（John W. Foster）审阅，并请他为美国读者写篇书评。科士达在1892-1893年间，曾任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1897年中日谈判期间，他曾经受中国政府邀请担任李鸿章的顾问，与李鸿章有很密切的接触，并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科士达兴致勃勃地读完这本《李鸿章回忆录》，包括那些他所了解和熟悉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其谈判的章节，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信的。他热情洋溢地写道：“在过去的百年内，这个世界涌现出了很多学者、将领、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但没有一个人能像李鸿章那样将这许多身份集于一身。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表现，这本从他的日记中摘引编纂的回忆录，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性格和他的生涯。”
在专家们的首肯下，本书顺利出版。美国各大报纷纷报道，《芝加哥每日论坛》、《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用大版面进行选载。这本定价3美元的书迅速热销，据《纽约时报》1914年5月24日报道，该书已开始了第七次印刷。全美上下继 1896年李鸿章访美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和李鸿章热。该书主编曼尼克思迅速成为美国当红的中国问题专家。
监狱中的“李鸿章”
曼尼克思的中国情缘其实很短。
1900年，作为美国第九步兵团的一名普通士兵，他随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的行动，在中国呆了短短的几个月。 1901年4月，曼尼克思回国后退伍，之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国。
半年后，李鸿章走完了充满争议的一生。不久，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也因病去世。毕德格跟随李鸿章20多年，保存了李鸿章大量的官方和私人文件，装了整整一大箱。但这只珍贵的文件箱却在毕德格死后突然失踪。
若干年后，当曼尼克思的《李鸿章回忆录》引起巨大的轰动和争议时，不少人都怀疑正是他偷走了毕德格的那箱文件。但曼尼克思于1901年4月退伍后，5 月份就有人在旧金山见过他。而当毕德格去世文件神秘失踪时，曼尼克思早已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根本不具备偷窃文件的“作案条件”。
曼尼克思的短暂中国行，似乎并没有立即引起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退伍后，他到处流浪。1911年11月，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广告者报》(Advertiser)出任记者。此时，距离李鸿章逝世，正好十周年。
曼尼克思搬到了檀香山，租了一座小别墅，还参加了“中央联合教会”，生活似乎稳定了下来。但不久曼尼克思和报社老板瑟斯顿（Lorrin Thurston）搞僵，只好辞职，并开始酗酒。他冒用瑟斯顿名义给自己开了张数额仅几美元支票，虽然瑟斯顿并不想追究，但银行却毫不客气地报了警。
蹉跎了半辈子的曼尼克思锒铛入狱，被判了一年监禁，人生到了最低谷。然而，他却并不气馁，甚至兴致勃勃地计划利用好这段时间，用自己的写作天赋赚点钱。他请朋友们从夏威夷图书馆和中央联合教会借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书籍，飞快地读完后，他宣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写文章赚大钱了。监狱长对曼尼克思很关照，专门给曼尼克思配了一张书桌。夏威夷总督福瑞尔（Frear）与他有点老交情，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也送来了一台旧打字机。
曼尼克思便在安宁的牢房中，将自己想象成伟大的东方政治家李鸿章，开始了“回忆录”的创作。每写完一部分，他就将稿件寄给一些报刊。
轰动和虚构
曼尼克思的出色才华，令他创作的“李鸿章日记”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纽约《太阳报》请专家对这些“日记”进行了鉴定，确认为真品，便迅速为曼尼克思开设了专栏，名为《李鸿章日记：根据中国广东的原始资料编译》。随后，伦敦的《观察家报》主动来信，希望能在他们报纸上开专栏，并保证将提供比《太阳报》专栏大一倍的版面以及高达1000美元的稿费。
曼尼克思欣然接受。于是，“李鸿章”同时在大西洋两岸畅谈他的人生、事业，评论当世的伟大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
曼尼克思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夏威夷总督福瑞尔干脆下令给他减刑，他实际只在监狱中呆了8个月。出狱后，经济上大为宽裕的曼尼克思，在著名的马诺阿山谷（Manoa Valley）安了家，专心写作。
但曼尼克思并不满足现状，又“组建”了一个“太平洋联合通讯社“（The Pacific Associated Press），亲自出任主席。此外，这家“通讯社”的总经理利昂纳德（Wm. G.. Leonard）、秘书瑞桑乐（Carl von Ressengler）和司库等人，虽然都堂皇地在公司信笺中印了大名，但实际上都是曼尼克思虚构出来的人员。这家“通讯社”给美国的各家报刊总编辑写信，推销他们的新闻服务。这些信的落款则为奉天、新加坡或悉尼，以显示通讯社在亚太地区的庞大网络。但在新闻圈内，“太平洋联合通讯社”并不如预想中受欢迎，曼尼克思便只好关闭了他那些子虚乌有的北京、东京和海参崴“分社”。
就在曼尼克思在和自己的想象纠缠不清时，《李鸿章回忆录》开始遭到严峻的挑战。
质疑
问题出在书中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
该书在英国出版后，一些英国汉学家就发现了李鸿章访问欧美的一些细节有问题，但真正的致命挑战发生在美国。挑战者是大名鼎鼎的波士顿人杜维德（E.B. Drew）。他在大清海关任职多年，精通中文，与李鸿章关系很深。李鸿章1896年访美期间，他全程陪同。
引起杜维德怀疑的，是曼尼克思的《李鸿章回忆录》中所载李鸿章在美国最后一天的日记。书中，李鸿章在返回中国的前一晚，在旧金山写道：
“今天，我的朋友们带我参观金门湾，这是我第一次从世界的这一边看到辽阔的太平洋。真难以相信它如此辽阔万里。当我登上旧金山海湾入口处的高高悬崖，举目眺望，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美丽的祖国。那些有关我的非议和责难，我一概不予理睬——我只有一颗中国心。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皇上，我屈膝向他下跪；我也仿佛看到了天津、广东和汉口，这些我曾经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地方。我回到住处后，良久无言，这几个月来我走遍了世界，现在唯一期盼的，就是能亲吻到祖国的土地！”
这段声情并茂的文字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动。但问题是，李鸿章在美时，为了表示对美国排华政策的不满，拒绝访问排华严重的美国西部，为此，李鸿章辗转取道加拿大温哥华登上回国的邮轮。作为“全陪”的杜维德，与李鸿章一起在温哥华的酒店中度过了美洲大陆的最后一天，李鸿章怎么可能跑到遥远的旧金山金门湾去眺望祖国、大发感慨呢？
杜维德由此生疑，并对这本书做了细致地勘对，又发现了很多问题。他断言，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杜维德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并交给了美国《国家》杂志。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质疑纷涌而来。倍受压力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决心彻查。但他们坚信，即使该书有重大错误，但绝不可能是完全伪造的。他们希望与曼尼克思亲自沟通，以便澄清种种传言，给读者一个交代。
这时，曼尼克思却“不见”了。
“代理人”
据他的“代理人”莱昂纳德（William G. Leonard）说，曼尼克思正在中国访问，与李鸿章的继承人们商谈要事。当然，这位“代理人”莱昂纳德依然是曼尼克思虚构团队中的新成员。曼尼克思此时定居加州，忙于为很多报纸写专栏，没时间、更没办法应对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质疑，只好杜撰一个“代理人”出来挡驾。
出版社无奈，只好把杜维德提供的质疑资料寄给莱昂纳德，并敦促这位“代理人”及时将信件转给曼尼克思，以便回应杜维德的质疑。
当然，“代理人”是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去惊动百忙之中的曼尼克思的。在给出版社的回信中，这位忠诚的“代理人”对杜维德进行了嘲讽，认为杜维德虽然在中国服务了20多年，但他显然并不熟悉李鸿章的很多活动。这位代理人说他已经请曼尼克思做三件事，以便澄清谣传：一是从李鸿章家族手中获得一份相关的声明；二是提供中国政府批准查阅和翻译李鸿章日记的批文；三是从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里取得对全书的认可。他在信中还自豪地宣布，《李鸿章回忆录》被回译为中文后，得到了中国高级官员们的一致赞赏，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还准备给曼尼克思授以勋章。“代理人”莱昂纳德讥讽道：“袁世凯总比杜维德更了解李鸿章吧！”
信中称，有很多出版商在争夺李鸿章残存的手稿，但都没有成功。正是这些家伙，怀着嫉妒的心理，大肆攻击《李鸿章回忆录》。最后，莱昂纳德请出版社转告杜维德，他愿意拿出5000美金、同时希望杜维德拿出2500美金，双方各自证实自己的观点，胜者通吃。
出版社对打赌毫无兴趣，他们希望看到曼尼克思本人对书中基本事实的错误做出解释。
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曼尼克思以“代理人”莱昂纳德的名义，给出版社发出了第二封信，他将全部责任推给又一个臆造出来的人物——檀香山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威勒（R.W.Wheeler）博士，说书中有关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因报刊连载时曼尼克思不在国内，委托“威勒博士”修改，不知道他为什么将温哥华换成了旧金山。
“代理人”还通报了一个好消息，曼尼克思正在抓紧《李鸿章回忆录》第二卷的写作，已完成了6.5万字。虽然美国和英国各有两家出版社争先抢购版权，但曼尼克思还是愿意先给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出版。
李家人的表态
《李鸿章回忆录》的真实性在西方沸沸扬扬时，遥远的中国正处于民国初肇的混乱中。
对于这本《李鸿章回忆录》，李家一直保持着沉默。至少，在民国各色政治人物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将李鸿章妖魔化为“卖国贼”的时候，这本有着赝品嫌疑的书，却很好地描绘了李鸿章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李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该书做任何公开评论，只有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一封写给自己的英文教师、原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北洋大学总教习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博士的私人函件中提及。他透露，父亲的秘书班子中，从来没有一位“罗伯斯上尉”，而且父亲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坚信，这整本书都是伪造的。他说，坊间有关他父亲的各种传记中，没有一位作者曾经见过李鸿章本人。
从现有的史料，我们难以断定李经迈为什么会向丁家立提及此事，估计是丁家立向自己的学生主动查证这本轰动的《李鸿章回忆录》。
我们有理由相信，霍敦•密夫林出版社一定能从某种渠道，了解到李经迈透露给丁家立的重要信息。但在曼尼克思花招百出的应对中，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调查还是陷入了一片迷雾。
研究中国问题的“哥哥”
曼尼克思在檀香山一位狱友，曾在旧金山与曼尼克思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当年，就是这位一起坐牢的哥们，鼓励曼尼克思在狱中花点时间研究中国和日本，并向他推荐了不少书籍，其中就有包括有关李鸿章的书籍。面对这位自以为了解内幕的“难友”，曼尼克思的新解释，令笼罩在这本畅销书上的迷雾更为浓厚。
曼尼克思承认，自己的确从监狱的阅读中受益不浅，但写作《李鸿章回忆录》一书，主要参考了他哥哥约瑟夫（Joseph T. Mannix）的著作。他说，在义和团动乱期间，约瑟夫是《评论回顾》的编辑，写了一系列有关李鸿章的文章，还因此获得麦金利总统的赏识，准备任命他出任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最后约瑟夫没能当成外交官，而是被美国国务院派到中国进行一些调查工作。约瑟夫在广东呆了六星期，多次见到李鸿章，在《评论回顾》发表了15篇有关李鸿章的报道。在约瑟夫写给他的私信中，介绍了许多李鸿章家庭的情况。这些为他编写《李鸿章回忆录》提供了有力地帮助。
曼尼克思还向这位“难友”说，他在中国服役期间，曾经和毕德格深谈过几次，但毕德格从未提供任何文件给他，只是安排他亲自采访了李鸿章一小时。
这位“难友”将这次会谈的情况，整理出来交给了霍敦•密夫林出版社。但这次，曼尼克思又将所有的人狠狠地忽悠了一把，他压根就没有一位因研究中国问题受到总统重视的哥哥。出版社把那几年的《评论回顾》查了个遍，既没找到一位叫“约瑟夫•曼尼克思”的编辑，也没那一系列研究李鸿章的文章。而且，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中，忙于应对列强的李鸿章，怎么可能抽空接见一位普通的美国士兵、并且畅谈一小时呢？
从史实到小说
无奈之下，出版社只好用了最笨的一招：将《李鸿章回忆录》与曼尼克思坐牢时借阅的所借书籍进行比对。他们专门聘请了夏威夷图书馆的伊丽莎百及中央联合教会的露丝，根据曼尼克思当年从这两家机构所借阅的书籍清单，一一进行比对。
两位图书管理员惊讶地发现，曼尼克思的大作，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那些书籍，但都做了十分巧妙的编辑处理，用李鸿章的口气进行了精心的改写。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李鸿章回忆录》的确是一本伪造的历史书。而换个角度看的话，曼尼克思本人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和最有天才的历史小说作家。《李鸿章回忆录》是一本堪称伟大的历史小说，它的整个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页传奇。至今还有一些懒惰的历史研究者将它当作史实进行引用，给历史研究带来黑色的玩笑。
费劲心机发掘出真相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并没有吃亏。这本书在被当作真实史料时，为他们赚进了大量的美元；待到这本书被确定为小说后，他们只是增加了几十页有关该书真实性调查的文字，照样热卖，而且因为增加了曼尼克思伪造《李鸿章回忆录》的传奇过程，这本“小说”更为畅销了。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即使这是一部小说，它也比任何其它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地写出了李鸿章：一个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关于中国的想象
如同中国人很久不愿意“睁眼看世界”一样，西方人虽然一直瞪大了双眼关注着这条东方巨龙，但却将种种虚构的镜像当作了真实，成了“睁眼瞎”。在那些被广泛误读为真实史料的“中国学”经典中，《李鸿章回忆录》既非空前，也非绝后。
早在曼尼克思伪造《李鸿章回忆录》之前，伦敦《泰晤士报》的著名记者濮兰德（J O Bland）就与有“北京隐士”之称的巴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合作，写了两本畅销至今的“史书”：《慈禧外传》（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太后治下的中国》，1910年）及《清室外记》（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1914年）。这两本今书已被西方学者确证为虚构“小说”。
在这两本书中，慈禧不仅是个女独裁者，还是个堕落的性变态，后来人们所耳熟能详的那些慈禧的丑闻，几乎都是发端于此。巴克斯甚至到处写文章描绘他与慈禧太后的性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英国混混，却俨然成了西方的汉学家，并且得到了爵位。直到 197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经详细分析，才揭露出巴克斯伯爵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尽管有不少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夫人、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莎拉康格、英国使馆一等秘书夫人苏珊唐莉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等，出版了有关中国及慈禧的著作或文章，而且这些著作十分严肃、可考，但西方读者似乎更乐意于传播濮兰德和巴克斯关于慈禧性变态、谋杀、投毒和阴谋的描述，这些伪造的“史书”将中国的话题演变为西方的一种大众娱乐。
西方这些有关中国的“梦幻”式“史书”，最早的当属《马可•波罗游记》。在它问世以来的 700多年间，围绕它的争议就没停止过。学者们甚至质疑，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整本书都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而编排的故事，用以激发西方人对传教和通商的热情。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写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汇总了历史上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所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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