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新周刊》访谈：民国范儿

陈丹青：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时间:2010-09-01 17:42 作者:陈丹青、胡赳赳

原题：《新周刊》访谈：民国范儿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１９５３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４９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５７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４９年后，尤其是７９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１９４９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１９４９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１９５０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来源:《新周刊》2010年0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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