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中国青年报
[导读]农村回不去了，城市又不能很好地融入，没有良性的交际圈，缺乏情绪倾诉渠道，这是大部分随进城务工父母生活的‘农二代’的状况。
5月17日晚，几个青年在台州市葭芷街上走过。
这几天，阿友（化名）的QQ签名一直是：“身上的皮肉之痛怎么比得过内心的痛”。 这是因为，在半个月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死亡。
5月4日晚，阿友和他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个朋友、同样是“90后”、同样跟随在浙江台州务工的父母生活的陈建和星子（化名）服毒自杀，地点在台州椒江区葭芷大转盘中心花园的草坪上。 阿友被抢救过来了，而陈建和星子却永远长眠。家人问阿友为何做傻事，他的回答很简单：“好累，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
相约自杀
台州市椒江区葭芷大转盘的中心花园是附近居民常去的休闲场所。天气好的晚上，一般会有上百人在大转盘跳舞、遛狗、散步。 出事前，阿友、陈建和星子也喜欢坐在这里聊天，但一般都是在深夜。 5月4日下午，阿友在网吧碰到星子，对方说在网上看到陈建，想约定一起去自杀。“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三个人的勇气就大了。”
“先是陈建，后是星子，然后再是我。”阿友说，加入死亡约定他是自愿的。
当天下午5点22分，阿友从网吧出来时更新了QQ签名：“自杀式告终……”
上网出来，三人发现身上还有几十元钱没用完，认为钱不花掉死了就浪费了，就网吧外的小摊买了五瓶啤酒，一瓶二锅头。“陈建说喝了酒才能壮胆，白酒我没喝，他们喝了一点儿。” 他们开始约定跳楼，最好是“大楼，要死得轰轰烈烈”，还打算买一条麻绳把彼此的腿绑在一起，这样就不怕有人不敢跳了。
但当晚他们没找到上天台的楼梯，爬到4楼，上不了5楼，正打算放弃时，星子说自己家里有药，三人临时决定服药自杀。 晚上10点多，阿友三人来到大转盘。星子从家里带来了一袋可以致死的化学防腐剂——亚硝酸钠，带着酒气的三个人用从附近公厕接来的自来水有次序地服下毒，“没有一点犹豫”。
三个人静静地躺在草坪上等待死亡，此时草坪外的空地上，还有不少人在跳舞或遛弯儿，转盘外的行车道上车流滚滚。 不一会儿，毒性开始发作，痛苦开始在躯体内蔓延，意识还算清醒的阿友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急救车很快开到了大转盘。赶到现场的出诊医生发现陈建瞳孔已经放大，心跳停止，星子和阿友被送到医院急救，但最终活过来的只有阿友一个人。
“哥、星子，你们快回来，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深夜谁陪我到大转盘谈心！”这是阿友被救活后更新的第一个QQ签名。阿友现在不愿回家，暂住在亲戚家，每天泡在网上，对任何人都很少说话，包括他的母亲。 在阿友看来，他的世界只有陈建和星子能懂，这缘于他们三人出身和经历的相似：跟随父母在台州生活、年少辍学、希望过上像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关怀。
父母忙于生计，没时间跟孩子沟通
台州地处沿海，加工贸易企业众多，当地有很多富人。一名出租车司机骄傲地对记者称：“在台州开宝马奔驰的人比开桑塔纳的都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更为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数据显示，近年台州市的流动人口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2007年全市登记发证的流动人口总数近110万人，加上尚未登记的，实际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5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1／4以上。 宝马奔驰和繁华的市区与阿友们无关，离他们租住地很近的一条名为葭芷街的地方才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出事之前，陈建、星子和阿友留着长发、贴着纹身，经常穿梭在这条街道上。
这条不足两公里的街道被低矮破旧的楼房包围着，街上到处是贩卖蔬菜、水果和海鲜的地摊，摊主们用带着浓重的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口音的普通话叫卖着。 一名在葭芷街上的理发店做了四年洗头工的安徽小伙儿称，在这条街附近居住和做营生的人超过八成都是外地的，“本地人没有人会来这个穷地方”。
夜幕降临，葭芷街就用低矮乱扯的电灯照亮，每隔几步，就有卖光碟，摊位上摆满了贴着色情封面的光盘，打扮时髦的外地年轻人开始三五成群地在洗发店、网吧、游戏厅和台球厅里享受他们的夜生活。
阿友的爸爸前几年一直没有工作，经常在外面打牌喝酒，最近才开始打零工，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家仅靠妈妈踩缝纫机维持生活；陈建的爸爸在船厂是个小包工头，妈妈蹬三轮车；而星子的爸妈则在葭芷街上摆摊卖猪头肉。 迫于生活压力，三人的父母都在连轴转地挣钱，虽然生活在一起，但亲情比较淡漠，他们与孩子间的沟通都非常少。 与星子家相邻租住的一位邻居称：“他爸爸有时候会把他锁在屋里，一关就是好几天，但趁家里没人时，他的朋友就过来把门锁撬开将他放出来继续去玩。” 自杀时，星子手中的亚硝酸钠是从家里拿来的。当晚10点多，星子突然回家向母亲索要存放肉制品房间的钥匙，这并没有引起他父母的警惕。
阿友称，星子现在的父亲是继父，以前经常打骂星子。星子家的邻居也称，他们家对星子的死并不感到悲伤，直到现在，星子的骨灰盒还放出租房的角落里，“他们说什么时候回家了再把骨灰盒带回去”。 阿友的母亲罗某坦言，她和阿友的父亲都在外面打工，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有什么想法也从不告诉他们。
在最底层打工
阿友2007年开始打工，2009年时曾被家人强行送到山东打工，但他非常抵触，没过多久就又回到台州。 后来，阿友在台州的一家KTV当服务生，这份工作是家人花了1000多元钱托关系给他找的。可阿友说这份工作他并不喜欢，只是为了“尊重爸爸的决定才去的”。阿友的爸爸曾交代阿友要“放开一点、嘴巴会说一点”，但这些圆滑的东西显然不是性格“诚实谦虚”的阿友能做到的，仅两个月，阿友就辞掉了KTV的工作。
阿友也曾为了学理发到理发店里做洗头工。一开始，阿友还兴奋地邀请QQ好友来店里洗头，但后来经常“洗头洗到麻木”，他所在的理发店每天最少要洗500个头，但店里只有3个洗头工，阿友一个人每天最少要洗100个头。
不到半个月，他的双手就裂口了，QQ签名也改成了：“一个头，两个大”。
“到底学美发是对还是错，好担心自己把时间浪费了又没学好。”阿友经常为自己作出的选择独自苦恼。 而这个时候，能理解和安慰他的只有陈建和星子。星子曾以一个美好的愿望鼓励阿友：你要好好学美发，以后回到四川，哥开个小饭店，你开个美发店，你肚子饿了就到哥这里免费吃饭，哥也可以到你那里免费洗头。可仅过了一个多月，阿友就离开了理发店。 陈建和星子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相约自杀前，陈建正在学厨艺，星子在送外卖。
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
阿友QQ空间的相册里保存三人的合影。三人都是白净的皮肤，略显稚嫩的脸庞，而且都留着爆炸蓬松的发型，刘海垂遮到一边脸颊。 像城里人一样，阿友是个特别注意外在形象、非常爱美的男孩儿。 阿友曾经有点儿胖，但为了保持好身材，他每天只吃一个苹果、一个馒头，并坚持跑步，两个月下来体重减轻了22公斤，代价是饿昏被送进医院住了16天。
到KTV工作时，老板让阿友将长头发剪掉，留成平头，这一要求让阿友感到很痛苦，他在QQ空间中写道：“8月21日上午11点前，我就必须剪掉头发了，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痛，心真的好痛，头发没了，那样我就是没有灵魂的人了，我很在乎我的头发，以后不跟任何人开视频了。” 翻开阿友QQ空间，相册中几乎所有照片都是他和陈建、星子的视频截图。上网聊天是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他们也会通过网络寻找感情慰藉以填补现实生活的空虚和不如意。
阿友有过网恋并又失恋的经历，感情受挫的阿友在QQ空间上曾写道：“整天想爱情的人会痛苦，想面包的人会辛苦，什么都不想的人会一无所有。” 陈建也是如此，他和一名女孩儿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名女孩儿是个发廊女，而且这名女孩儿的姐姐也是“出来混的”。
阿友说：“其实在外面混，都是被逼出来的，女人对我来说不重要，在我眼里只有兄弟。”
三人渴望“混”成像城里人一样的潇洒。阿友理发店的同事说，阿友头脑聪明，自尊心很强，不喜欢被呼来唤去，喜欢抽烟上网，每次出去玩，会把头发吹得很漂亮，偶尔也会打车。 但潇洒是需要金钱支撑的。因为自己没有好工作挣不到什么钱，阿友他们就管家里要，但父母舍不得将辛苦打工挣来的钱让他们拿去消费，希望存钱为他们盖房子、讨老婆。“经常因为钱和家人闹情绪。”阿友说。
阿友也曾试图回四川老家生活，但仅生活了两个月，外婆就让他回台州，“怕我在家里出了事，不好跟我父母交代。” 在台州生活了9年，虽然阿友无法像台州当地人一样的生活，但这座城市已深深地在他心中留下印记。
去年阿友离开台州到山东工作时曾这样动情地写道： “站在马路边，最后一次环视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心里酸酸的，看到街上每一个人都觉得像亲人。我知道这一次离开就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踏上这座呆了好几年的城市。打电话给朋友告别，说好不哭的，眼泪还是掉下了。9年里我在那座城市种下太多的思念，不管人或物都已牢牢印在心里，而现在我又到了另外一座城市……总是不停地更换生存地点，不停地认识新人，不停地放弃一些朋友。即便我不是太乐意，却也不得不如此。”
相似悲剧一个月前曾出现
5月18日，台州市椒江区葭芷街一家网吧的二楼，上了一通宵网的李强（化名）一个人靠在座椅上边抽着烟，边听着MP3中播放的动感网络歌曲。
李强今年19岁，老家在江西，因“实在读不下去了”，初中没有毕业就随父母到各地打工，从今年春节后开始在台州市黄岩区一家电子厂工作，“通宵上网、打台球、喝酒”几乎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生活。一个多月前，他失去了在厂里认识的两个湖南来的“拜把”兄弟。“我们结拜的时候还摆了一桌酒席，王晓刚（音）和王晓路（音）都比我小，还端着酒对我说，‘我认了你这个哥，我们都出门在外，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们兄弟’，可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了。”李强说。
今年4月的一天，李强下班回到宿舍，发现王晓刚和王晓路已经服毒死在宿舍的床上。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王晓刚请李强到葭芷街的一家网吧包夜，“我在玩游戏，他们两个一整晚都在和女孩聊QQ。”李强说。第二天早上7点多，三人回到宿舍，“我催他们两个去上班，可王晓刚说，‘你去吧我不去了，上班没意思’。”李强问王晓刚发生了什么事，可他从拜把兄弟那儿得到的是非常不耐烦的一句：“你管我干嘛，我的事儿不要你管。”吃中午饭的间歇，李强回宿舍换鞋时发现两个人都不在宿舍，给他们打电话，均是关机。
李强晚上再回到宿舍时，看到躺在床上的王晓刚和王晓路已经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在网上谈恋爱失败才想不开服毒自杀的。”李强想翻阅王晓刚手机上的名片夹给王家打电话，但发现王晓刚的手机上连家里人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存，只存了很多女孩子的号码。
“他性格内向，有什么事就憋在心里，和家里人的关系不怎么好，平时很少见他和家里人通电话，一般只打电话给一些异性朋友聊天。”李强说。后来李强在王晓刚行李包内的一个卡片上找到了王家的电话，他拨通电话告知王的父母发生的事情后，“他父母认为我在搞恶作剧，还说我儿子两个多月前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自杀呢？”李强所在的电子厂有很多像他这样的“90后”青年农民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上网和打台球，交际范围非常狭窄，只限于几个老乡和同宿舍谈得来的工友。
给穷孩子创造更多上升渠道
来自河南驻马店、在台州务工7年的姜鹏（化名）近来每隔几天就要到台州市华夏心理辅导站接受心理医生的辅导。这位刚刚30岁的年轻人，相貌比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和记者交谈时眼神迷离迟钝、话语断续、逻辑混乱。
工作受挫、婚姻失败的他近来一直想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农药都买好了，要不是想到儿子没人照顾，我可能早就不在了。”姜鹏说。姜鹏初中没毕业就到广东的一家表演团打工，后回老家学了厨艺后到北京做厨师。在北京期间，他和一个在餐馆打工的河北承德的姑娘相恋，并迅速结婚生子。7年前，他又跟随父母在台州打工，每天需要连续站着工作十多个小时。去年，姜鹏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并因此失业，妻子也离他而去。现在姜鹏一家的生活只能靠父母拾破烂维持，但尽管如此，姜鹏一家也不愿意回河南老家，“地没了，回去比现在的收入还低。”
姜鹏说：“我有个姐姐，以前同样在台州打工，在年前自杀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怎样。”
台州市华夏心理辅导站接触最多的人群就是在台州务工人员，这其中更以“80后”、“90后”年轻一代的务工人员为主。台州市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的主任医师杨伯泉说：“现在很多青年农民工都存在心理问题，常见的症状是：忧郁、焦虑和社会交际障碍，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自制机制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这个群体太缺乏关注了。”
“这些年轻人渴望找到好工作，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但因为学历低、掌握的技术少，在现实中不得不经历很多挫折和坎坷，一旦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受挫就容易走极端。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卫生亟须被关注。”杨伯泉说。“农村回不去了，城市又不能很好地融入，没有良性的交际圈，缺乏情绪倾诉渠道，这是大部分随进城务工父母生活的‘农二代’的状况。”杨伯泉说。
杨伯泉认为，很多青年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之所以出现心理问题，贫富差距扩大、贫困家庭出身的子女上升途径狭窄等社会因素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充分关注这个群体，并力所能及地完善社会自制系统，给穷人的孩子创造更多的上升渠道，并健全心理危机干预制度。”
让"农二代"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如果不改变社会结构，仅仅依靠心理辅导很难改变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消极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90后”农民工的自杀现象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题。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
“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9位学者在倡议书中提到：“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
“有些人将这些青年人的自杀行为归结到他们的年轻和吃不了苦，我非常不同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目前流行的这种观点提出异议。郭于华认为，导致进城务工的“农二代”走上轻生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
“他们是无根的一代”，郭于华这样形容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故土难离，她认为第二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生活。“他们渴望摘掉‘农民工’的帽子，在城市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卢晖临认为。 “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这是倡议书中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剖析。
在倡议书中，学者将目前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称作“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
他们提到，应该立即停止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呼吁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 “现在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很多工厂的最高工资，一个月1000多元怎么够生存？”谈到如何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卢晖临认为一定要给予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家的物质保障和希望，给他们尊严。
“应该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帮助”。郭于华认为，外出打工的“农二代”被分割成了个体，社会感的缺失会让他们感到孤独、变得脆弱，无形中增加了自杀事件发生的几率。“工会和社会团体应积极地帮助他们，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