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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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说：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的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都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副官”，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那个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的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夏书林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声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他那时也喜欢演戏，还演过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的那个“蓝眼睛的白军军官”，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出台演戏，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
五零年，姐姐在育才小学，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求参加刚刚开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当时，廖承志是团中央书记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所以常来青艺和大家见面聊天。姐姐和青艺的领导吴雪、任虹、雷平等早就很熟，一直是叔叔、阿姨地叫。他们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徵求家长的意见。看爸爸拿姐姐也没办法，姐姐顺理成章地就成了这里的小演员。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也跟着叔叔、阿姨的叫。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你想想延安来的土八路在北京上演一出苏联老大哥的洋戏，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又由她的新婚丈夫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还由金山的前妻张瑞芳（后来演电影《母亲》、《聂耳》、《李双双》而名声大噪）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夥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就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时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就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有人小声议论：孙维世现在真够大度的，也不在乎舞台上的保尔和冬尼娅已经进入热恋状况啦。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记录，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大夥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而任意自由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回家睡到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个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涅伯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上海剧团、蓝苹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本人扮演过《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轰动全国，是当时第一部中国恐怖片，广告上说：已经吓死了一个女郎，怕死的不要来看。越这么说观众更疯狂地要来看。
主题歌《热血》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州。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出我们的热血。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窜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因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就无理取闹；同时她一会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一会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蓝苹寂寞的时候，找小李琳聊天，没想到小李琳也应付了两句，就借故离开。这大明星可动了肝火：连这小孩子居然也敢冷落我。
后来有人说：江青有“记仇特异功能”。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一来，也没熟人介绍，二来，嫌他们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孙维世不肯走，就站在门口哭。正好周恩来从外边回来，周恩来问明情况就说：
“你年纪也太小了，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
“我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孙维世说。
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孙炳文。”周恩来一听愣了，说：
“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一下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失声……。他们兄妹二人就这样被批准到了延安。
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她俩在延安成了最亮丽的两朵花。
◆延安“大小姐”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由于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叫江青的绰号：“二姨太太”，叫孙维世的绰号：“大小姐”。
当时抗大校长林彪就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她年纪太小，她只是觉得这是长者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
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中国从来没有那种“独立检察官”。
这类事情属于隐私范围，除非“小超妈妈”非得对簿公堂不可，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
当时在延安，“革命”就意味着破坏旧制度，和旧习俗彻底决裂。所以在男女交往方面空前地开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大为感慨，中国妇女性观念解放的速度使她震惊。
邓颖超主动提出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最好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乾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很自然地作为周的女儿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朱德为让兄弟在天之灵安心，把孙泱调来做自己的秘书。连毛泽东都很喜欢孙维世，似乎也当成自己的女儿。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莫斯科、林彪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孙维世转头上马，去找毛泽东。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又能好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是林彪，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
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战斗故事，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林彪的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县人，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林彪当时娶了个当地的美人，应该很满意了。可是到莫斯科，张梅和孙维世一比就土得掉渣。张梅虽然文化不高，也相当忍让，一看林彪不高兴就打电话请孙维世来玩，孙维世一来，林彪什么毛病都好了。
据说有一天，孙维世来看林彪，张梅去看她自己的朋友了。林彪请孙维世吃了饭，然后两人就出去散步。在白桦树林里，林彪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表白心迹，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你不必急于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二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孙维世说：是毛主席、周恩来送我来上学的，我还得在这里学四年，现在半途而废算怎么回事，现在我不想别的，就想继续学习。
林彪说：好吧，我先回去了，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同时回来的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和林伯渠的女儿林莉，到了哈尔滨，孙维世自然住在南岗的李立三家。她听说林彪就住在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言，他一九四三年就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孙维世这时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初她也没有给过他确切的允诺，现在只是来看看老朋友而已。林彪执意要设宴给她接风。
李莎、林莉都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家宴。当时林彪是中共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这个宴会比当时党中央宴会的规格不知高了多少倍。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活泼、开朗女郎谈笑风生，叶群当时身体不太好，就黄着个小脸静静坐在一旁。对比如此鲜明，沉静的林彪又心情不好了。叶群讨好的挟了一块鹿肉放在林彪碗里，林彪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手。”叶群说不出的委屈。
可她也不是傻子，什么都明白了。三朵花走了以后林彪接着大发脾气，叶群说了句暗示林依然喜欢孙的话，林彪就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板凳。
孙维世离开哈尔滨去河北看周爸爸、小超妈妈。叶群越想越气，就用李莎的名义给孙维世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家不欢迎你，你不能再回哈尔滨。孙维世莫名其妙。后来，她见到李莎时问起这件事，才弄清楚这是叶群的移花接木之计。
孙维世一笑了之。
◆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在西柏坡周恩来见到孙维世，非常高兴，连毛泽东也说：这孩子大了。当领袖们去开会了的时候，邓颖超就对孙维世说：你也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孙维世说：我不着急，等全国胜利以后再说吧。
江青见孙维世就问：过得怎么样？还对她说：回来你就知道了，这里坏人很多，对我们母女都坏极了。你是周恩来的女儿，我是毛主席的夫人，咱们要团结起来好好收拾他们。
孙维世觉得她心理一直有问题，就有意回避她，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江青很气，说：
“孙维世人小架子大。”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
“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这个传闻是不可能验证的，但当时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在北京，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孙维世都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个茬儿。于是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中国是古国，古话全在理。孙维世留学没学过这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啦，什么“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啦，等等。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克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其它众多阿哥、格格无人能出其右。孙维世以后最有才华的应是叶剑英的女儿凌子，但似乎只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原野》；再有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录，还是不错的；至于邓榕的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只能说是一本好女儿写的书；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写过感人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少人写了《我的爸爸……》，但都谈不上“才华横溢”四个字。唯有轰动一时的叶剑英义女戴晴，曾经在中国诧叱风云，但属于新闻界的名记者，还不是正宗的艺术家。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都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当时这样微妙的情感关系明明布满了定时炸弹，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她真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江青后来刺她一句：说到底你还是个草包。意思是说，这么多名相大将都围着你的石榴裙转，你怎么糊涂成这样，下嫁一个戏子？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照样学样，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可是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他几乎同时参加上海最有势力的两大帮派：青红帮和共产党。上海青红帮老大杜月笙认他为义子，共产党也需要这样能“混”的人，一九三二年就发展他入党。
后来人们给他的小老弟赵丹取个外号叫“混世魔王”，可比起金山“混”的本事，赵丹就差了行市了。
金山入党后，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田汉、阳翰生策划、夏衍编剧的《赛金花》，洪琛导演，金山演李鸿章，王莹演赛金花，蓝苹只能演小妓女。这戏一炮而红，从上海演到南京，场场爆满。金山成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他很快又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也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在这桂系军阀重金邀请下，率团南下广西。在桂林盛大出演，宣传抗日。金山得风借水，继续南下，先后到了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南洋巡回演出”。
虽然一路异国情调大开了眼界，可是也被外国当局多方刁难，使演出不如金山希望的那样辉煌，使他扬威天下。可是他成功地向南洋富豪陈嘉庚等各地华侨为抗日募集了巨额款项。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对这次巡回给予大大的表扬，认为把抗日的风火点到了南洋。
王莹知道金山风流倜傥，又混迹江湖，早晚也不是她的归宿之地，毅然和金山分手，自去美国留学。她心比天高，不甘心就此沉沦在演艺圈里，一心想当读书人，于是和地下党员谢和庚先生，一起远走高飞。据说，金山为此也伤心了一段，但他决不可能长久的寂寞。
郭沫若的新剧《屈原》已经杀青，郭才子指定非要金山主演不可，王莹已经远渡，陈波儿、蓝苹等北上延安，于是选中了张瑞芳，由她扮演屈原的丫环婵娟。
第二幕是郭沫若的得意之作《雷电颂》，纵观郭沫若全集，资料不少，研究不少，真正如闪电般才华的光芒第一次闪现于他的长诗《女神》，第二次就在这个当年的绝唱──《雷电颂》中闪烁出夺目的华彩。
郭沫若有如此豪迈之文采，却没有同样豪迈的表述能力，只有通过金山浑厚的嗓音、激情的肢体语言，慑人的精神力量，才把郭沫若的梦想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屈原》的演出，造成了更大的轰动，金山成了不可动摇的话剧皇帝。小报上又大肆渲染王莹出走的花边新闻，金山周围一下围满了各种女性崇拜者……据报导有一位有脸蛋没脑子电影明星因为追不上金山而自杀……。
金山的感情模式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第一个有记录的女朋友易小姐，似乎是邻居；第一任太太王莹是和他同一剧团的女一号。现在他又自然地和张瑞芳坠入情网……他们闪电结婚。
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国民党派出众多“接收大员”从投降的日伪手中接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著名导演蔡楚生拍了部经典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描述一个原来向往革命者，后来因为混迹官场，腐化堕落，更当上了接收大员，一时得意非凡，数不尽的金钱、美女，他摇身一变，变成当代陈世美，电影结尾处白杨扮演的女主角伤心透顶，先是含泪托孤，然后就投江自尽……
很多人说，这就是金山啊。
原来金山真地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雄、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总导演孙维世又是众所周知的红色公主；另一播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今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隐藏了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这是金山名利双收，一生中春风得意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名星，真是麻秸杆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没有人会去弄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当时一切都在变化中，都在更新中，都在欢乐中，就连离婚也不被认为是难过的事，也是吐故纳新嘛。
也就是差不多的时候，戏剧界的神童吴组光和演员吕恩也离了婚。吕恩到我们住的小院去散心，我们后院就住着当年上海滩的大漫画家张光宇，那时经常有北上的新知故雨在这里聚会。
五零年八月八号，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孙维世才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可同时也知道她必有所求。
原来，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
这时候，周终于明白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这是孙维世第一个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同时，张瑞芳却飞向上海，离开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金山一看，就尴尬的笑了。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正在这时候，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来了三辆汽车。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它人她都不认得。那时，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孩子们在中南海憋得够呛，哪儿见过这么热闹的晚会，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只有江青继续独自坐在沙发上冷落别人，自然被众人冷落。
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大喜的日子，俗话说：不打送礼的人。她就走过去陪江青说话。江青问：
“你怎么不去看我？”
“有什么事吗？”
“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
孙维世脸也变色了，但勉强忍住，一辈子一次的大喜日子，决不能为此扫兴。就顾左右而言它。
没人知道江青刺她这一招，是得到了快意，还是更难受？
江青临走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讲究的钩花被套。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面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金山一激动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美貌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金日成勃然大怒说：我们在洒鲜血保家卫国，你们却在这里腐化堕落。一怒之下，枪毙了那个女秘书。
碍于金山是中国人，把他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请示北京，要借金山之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金山关在北影隔离审查，先拉回青艺批判，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觉得感情被他伤害的人，都义愤填膺……。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人们都愣了，金山的命太好了。如果换了江青或者什么别人，金山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一般人的天性，都会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如果因为金山伤透了孙维世的心，她要出这一口恶气，周恩来决不会袖手旁观。
金山被押回北影，孙维世给丈夫准备换洗衣服送去。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上级也明白孙维世的心意，可能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她的所作所为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了，最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回到了家里，向孙维世负荆请罪。他死里逃生，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夹着尾巴做人”。
等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里的古建筑里，这个大院也住着雷平等青艺的领导。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总理有时候也问：金山怎么不来了？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
孙维世用心良苦。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文艺界还是拿苏联专家当圣人看，来了一位名导演维斯里，要在中国排一场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找了许多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就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金山。在他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学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虽然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像过去那样辉煌。在艺术上他还在不断探索，自编、自演、自导了话剧《红色风暴》，他主演了施洋大律师，又一次轰动了话剧界，并被搬上银幕。但他只是一个演员了。
周恩来一反常态，“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线，毅然决绝，她可能在政治上步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党内要员基本看不上眼，觉得他们改不掉农民习气，都变成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似乎跟她在莫斯科所受的熏陶格格不入。她宁愿和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其艺术才能。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说：她第一眼没认出来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大黑斗蓬。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
“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我准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准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孙维世的婉言谢绝，等于说，你江青对话剧根本就是外行。这更深地得罪了江青。江青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瞧不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
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物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
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吞声。这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 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
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的精神紧张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终于查清了孙维世的下落。江青乾脆以攻为守，先发制人。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迫害。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没有能将她救出生天。
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
“和周恩来说过什么‘xxxx的话’？”
如果他们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周恩来的这次反攻也被他们轻轻给化解掉了。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当然，这主要是为象吴晗那样的高干，或为象孙维世那样的格格或阿哥们招魂。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的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
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更为有趣：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亡妻的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偿。
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明。
[ 此贴被卡拉在2006-01-04 19:5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