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挨罚单》
1。
高烧103度(华氏,要不我就成蒸汽了)在高速上开80迈的时候,我可不知道自己在发烧,更不知道烧的温度都快把我变成蒸汽了,就知道特难受,头疼愈裂的感觉是身临其境了。
虽然昏昏沉沉的,但有一点特清醒,女儿发烧103度,一夜都在咳嗽,呕吐,得赶快去看医生。小脸儿折腾得都变青了,眼圈也黑了,大眼睛也睁不开了,半睁半闭的,看着就知道肯定难受的不行,要不早就这崩那跳了。平时让她蹦哒的心忙,人家不蹦哒了又心慌。
以前孩子们的儿科医生就在家附近,开车10分钟就可以到达,也不需要走高速。前两天刚收到的信,说吴医师搬家了,搬得还挺远,开车走高速也得30分钟。
吴,是我给他的姓,他是个意大利裔老头儿,姓里有wu什么的,挺像吴的,我就说,以后称呼你吴医师,他说好,所以就这样了。
他人特好,经验也丰富,据说有20多年儿科的经验了。最主要是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我换了好几个医生了,以前的医生,孩子一进诊所就哭,别说看病了。
吴医生不同,每次孩子打防疫针什么的,他都能把孩子哄的特合作。一般的体检,他还帮孩子挖耳朵,这个我特中意,我就见不得人家耳朵赃兮兮,一见到个脏的,恨不得把那耳朵拿下来,放到漂白水里泡它个三天三夜。每次吴医师也送给孩子很多玩具,其实别的医生也送,但好像孩子们更喜欢他送的。他自己有五个孩子,这可能是他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他的缘故。换到吴医生这里以后,反而是孩子们总催着我去看医生。
孩子小的时候,总要定期去体检打防疫针,所以离家近些也是满重要的。现在想,又不需要总跑医生那里,吴医生又很好,所以虽然收到了医生换地址的通知也没打算换医生。
这不,没两天的工夫,又得看医生了。
晕晕忽忽进了诊所,医生说,无大碍,心里放心了许多。晕晕忽忽出来去取药,晕晕忽忽办完了所有的事儿,终于可以回家了,一看表,已经出来跑了半天了。下了高速,快到家了,头越发疼的厉害。我以为是夜里孩子吵闹没睡好的缘故,回家忙完了以后试了体温才知道,原来我也103度了,这是后话,对于这个故事也是闲话,就不表了。
开到LOCAL,马路上没什么车,我把车子放慢了速度,估计也是晕的,车子也就15到20迈,这也是后来收到罚单才知道的。这段路实际限速45迈。搁往常,我肯定是40-50迈的速度,特遵纪守法。
孩子在后面坐着,我担心她发烧呕吐脱水,不断的给她水喝。到家最后一个红绿灯路口了,我又把水瓶子给她向后递过去。
其实她也没喝,这一天一夜的折腾,她已经累得够呛了,我跟她说什么她也不怎么回答,何况是自己喝水。估计我就是晕的,也不想想她一个5岁的孩子能在这时候自己喝水吗?可我还是不断的跟她说:宝宝,听话,喝点水。当然还得不断地回头。
谁知道这个时候,车子已经开到路中间了,闪光灯霹雳跋啦的闪了起来,得,我心说,完蛋了,闯红灯了。其实那时候四个路口就我一辆车。这也是我后来在罚单上照片上看到的。
果然,没过几天,就收到一封信,是警察局的Agency公司通过警察局寄出的一封通知,上面有四张黑白照片,一张是车后的牌照,一张是红灯亮的时候我车子的位置(当然还没过白线,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一张是车子在路中央时候红灯闪亮着照片,一张是我在驾驶座上疲惫的面容,其实女儿在我后面车座上也被照在我驾驶的那张照片里,但他们把我后面位置通通马赛克了。
据说,洛杉矶那嘎瘩有个男的跟小密出去鬼混,闯了红灯,被照下来,照片寄到家里,不巧被老婆第一个打开信封。老公和那女人的容貌清晰的活灵活现,就此,家庭战争的导火索点燃,大战小站不断,最后双方从人民内部矛盾急转而上升为阶级矛盾,最后以彻底决裂告罄。
美国人特会化悲痛为力量。劳燕分手,但没有分飞,两人合伙一状告上法庭,理由是这张照片是剥夺他们幸福和谐的罪魁。人家要讨回公道,要赔偿精神物质肉体灵魂一揽子损失,一共几百万美元。
这美国真是个法制法律法度的国家。也是据说:每三十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当律师的。
所以人家前夫妇二人没费吹灰之力请到大律师,案子历经两年,最后胜诉,几百万赔得个尘埃落定。这个婚离的也不算太赔,两年几百万,比开餐馆划算,虽然还比不了硅谷一个小型准备上市的公司,但比较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合适。
所以我的照片里的马赛克估计是警察局吃了一大堑长了一小智的缘故。收信人是我老公的名字,这辆车注册是老公的名字,打开信才晓得,人家可能觉得照片和他的档案照不一样,故首先来信询问车主:照片里的人是谁?
平时很多人都说我和老公长的很像,常有人笑嘻嘻地说:Hai 你俩夫妻像呢。哼,原来这是鲁迅笔下的“好了好了好了”啊。看人家警察同志果然火眼金睛,一眼就认出了不同。
得,我规规矩矩填上我的大名,出生年月,驾照号码,把老公叫过来签字。人家一边签字还一边罗嗦:这种签字不好,把你卖了,不但没钱进来,还得赔钱出去,不划算啊。
我能做的,就是对着他咬牙加切齿。无他计可施。
信出去,没几天,又收到寄给我的信,里面原来那四张黑白照片,原封不动地改成彩色的了。还有351美元的罚金,限时付出。
我还得上交通学校才能把我的那个点消去,算下来,四百多,有点心疼。但没有办法,去指定的法院付款。
2。
一大早来到法院,豁,我说平时在大街上看不到人呢,原来全美国人民都拿到了罚单嘛,这个对排的,S形以后还蜿蜒曲折地绕了好几个弯。我在蟒龙之尾找到个位置,打算拿出本《读者文摘》来读,亏得我有先见之明,就想到了会有一大断空白时间等着我浪费。环顾四周,可恶,就三条长凳,一杆老弱病残已经挤满。看来被罚的还不紧紧是款,还得罚站。气。
举着书,找个墙根倚着,开始了漫长白昼。
腿也没知觉了,读者文摘都快被我翻成碎纸片了,终于,一个世纪过去了。小窗口里胖胖的黑阿姨冲我招手。并说:next in line。
这有点像掉到深坑里,见到了地面上滑下来营救你的绳子,这阿姨真让我有大救星的感觉。
迅速冲向窗口,一边准备交钱,一边自语:唉,这得买多少衣服,多少化妆品。都是发烧烧的糊涂了。要不然。。。“你可以上法庭解释,你有这个权利和选择。。。” 黑阿姨还没说完,我说:“什么。。。你说。。。我可以怎样?” 我当时一定双目大睁。
黑阿姨如此这般一番。我明白了,我可以上法庭和法官解释当时的状况,从而给自己创造个可以减少罚金的可能。谢谢,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我说。
这时候觉得这个黑阿姨形象比较高大了,胖胖的黑色皮肤泛着光芒。“法庭上,你也可以要你的母语翻译,免费的。你要吗?当然,你英文很好,我只是告诉你,你有你的权利。” 前面说了,美国人的大脑很法制化,他们绝对不会有任何言词触及法律,比如这个黑阿姨,她可能怕被带上“语言歧视”的帽子。“好吧。我想这样最好。” 我觉得新奇,再想,有很多法律术语我也不清楚,有免费,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哟,还挺细。“普通话”我说。心说:我要广东话,我可得听得懂啊,还不如直接上英文呢。
黑阿姨在电脑上打了一堆字,约了个具体时间,地点,下面就等着上交通法庭了。
3。
时间到。跑到指定的地点,是当地的高级法院。不知道美国为什么把这等小事情也放到高级法院,不懂,但觉得很肃穆。于是着装整齐,就等着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从电梯口一出来,吓了一跳,满大厅密密麻麻的人,比我上次排队的人只多不少。以为有什么活动,一问才知道,和我一样,来交通法庭的。不同的是,有的人是自愿来的,比如我,有的人是收到传单来的。
大伙儿呼拉拉地进了法庭。法庭里面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前面一排,像法官啊,审判官等人坐的位置,面朝观众。下面是听众,分三个区域,中间一个区,旁边一边一个区,整个大厅不是很大,但容纳二百人应该没有问题。
一会儿法官来了,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穿着一个大大的黑袍子,但看上去很合体。他精神很好,脸看上去不像他的头发那么老。亚裔,后来听说是韩国裔。但他一开口,就听出来是从很小就在美国生活的,而且是美国西部长大的。后来才听说他就是在旧金山湾区出生并一直生活在这里的。
只有他一个人坐下了,其他的两个看上去是助手的一男一女站着,不停的忙着把不同的文件送到法官的手里,并处理法官刚刚处理完的案件。
有一部分是罚款过期不付,或无照驾驶,也有类似我的情况,他都酌情要么延长缴纳罚金的时间,要么适度降低了罚款额,像是无照驾驶他好像也无能为力,只告诉当事人按照哪条哪条法律条文,作如下判决等。总之给人的感觉他是个和善的老头儿。
一会儿,来了个中文翻译,她用中文叫每个她手里的名单上的名字。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广东话,真厉害。我由衷佩服了半天,没我的名字。眼看着同胞们跟着翻译到大厅外面说事去了。
我悄悄地跑到前面,问了一下法官的助手,我的名字怎么不在中文翻译里呢?我有要中文翻译呀。助手忙察看名单,说:你的名字在西班牙语的翻译里。我差点没晕过去。这时候我又想起那个黑阿姨了,估计是她把我的名字偷梁换柱或干脆就是猴吃麻花了(满拧)。做事情真是马马虎虎,黑阿姨原本高大的形象,轰然倒下。
那个助手看来比我着急,他要冲出去帮我查。我说算了,我在这等着吧,翻译不翻译的都无所谓了,只要不是西班牙文就好了。他说:我还是去问问。
他还是冲出去了,隔着窗玻璃,我看到他在跟中文翻译嘀咕了一会儿。然后冲我招手,示意我出去。
4。
中文翻译我还是用上了。后来发现用翻译很好,翻译确实给我们解释了许多即使你很熟悉英文,但你不懂法律也无法知晓的权利。比如她说:若你对违反交通规则的指控无异议,你可以有三种选择被处罚,一,你缴纳罚金按照法官指定的期限或要求延长期限。二,你可以要求减少罚金额,但必须有使人相信的理由。三,你如果属于学生或低收入人士可以要求做义工替代你的罚款。
我又想起黑阿姨的话,我应该跟法官解释一下我闯红灯时候的情况。我想。
一切就序,终于叫到我的名字。我对自己闯红灯表示没有异议,刚要解释,法官却问我,你是右转闯红灯,还是直行?若是右转我可以把罚款降到70美金。我很无奈,我说:对不起我是直行的。法官抬起头,冲着我笑了笑,也有点无奈。“根据什么什么条例,直行闯红灯不能减免罚款额。所以你要付351美金的罚金。” “我想解释一下,”我补充到。“情况是这样的。。。”于是我就开始讲解我上面的那个故事。“很抱歉,无论怎样,直行闯红灯是很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不能减少你的罚款。”
我几乎不想说什么了,又想起那个黑阿姨,这不是让我瞎耽误工夫吗?我说:“那就只好这样了,我以为美国的法律是有同情心的。” 我自己直接讲的,我发现等翻译员翻译自己本可以说的话的时候挺着急的。半秒钟的时间,法庭上没有声音。翻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法官
“你做过义工吗?” 法官问我。“做过,我现在一直在做,有孩子的学校,图书馆和我们社区的服务” 我回答。“那你愿意考虑做义工来付你的罚金吗?你可以做36个小时的义工,我可以给你4个月的时间完成,很抱歉,跟据你的情况,法律无法降低你的罚款额。”
我能说什么呢,犯错误是自己在先,虽然有值得被原谅的理由,但法律就是法律。做义工是我乐意的,反正我也是一直在做。我说:好吧。我乐意接受这个裁决。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处罚是美国法律的同情心,我也觉得这和罚款351美元从金额上没有差别。可能法官觉得这个裁决似乎比起直接罚款来的要轻些或许他觉得这样处理能给当事人不同的感受。
但我还是很感谢这位法官,不紧紧是源于他因为我的一句话愿意缓和裁决,而是让我体会出美国法律的人情味,更重要的,我计划去一家老人院或红十字会或别的什么以前我没有做过的非牟利机构服务,这样我不是又可以积累一些不同的人生经验吗?
还可以再写一篇《在美国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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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化腐朽为神奇了吧!
[ 此贴被小平在04-19-2006 18:03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