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头说了,我家猪贝是我们威州麦校的中国学生会的副主席。话说这中国学生会,可是个大组织,在我们这种大的公立学校,每年都有几百个新来的中国学生学者,一般都是老生帮新生,一代一代传下去。出国之前,就去学生会的 mailing list 上报到,短期租房,买二手东西,信息丰富极了。所以,刚开始,真的觉得这副主席很伟岸很了不起,这手底下,得管多少人呐?!
慢慢熟了才发现,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学生会原来是个松散的机构,头儿们就是几个 volunteer!到了猪贝他们这一届,竟是惨淡得不能再惨淡了,组织接人什么的,大都是他们同系的几个哥们儿卖苦力。
本来,这每个学校的 CSSA (Chinese Scholar and Student Association)是可以从使馆领馆拿钱的。学潮之后,很多大学都改名叫中国自制同盟 CIU (Chinese Independent Union),改了名,就没钱拿了。我们那疙瘩,虽然很农村,但是民风纯朴,以热爱自由颇有名声,硬是挺了多少年不把名字改回去,于是乎,除了学校可以给学生团体免费租场地等便利,没有一点儿的活动经费,迎新 party 什么的,都是猪贝和几个哥们儿做义工。
转眼到了春节,春节晚会是学生会必须准备的节目。猪贝哥儿几个一商量,这巧妇,不是,巧男也难为无米之炊是不?于是给芝加哥领馆去信一封,说我们愿意改名,愿意接受祖国和党的关怀,人家那头那个热情啊——我们是最后一所改名的学校,这硬骨头啃下了,他们能不开心么?什么什么长反正亲自来了,在台上——好大一个台啊,有钱了,租了个气派的大厂子,哈哈——激昂了半天。当时我和猪贝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和他坐在一起,我说:如果我有鸡蛋真想扔他呀。猪贝儿压着嗓门说:看在他给的那张 fat check 的份儿上,鸡蛋留下吧,我炒了给你吃。